中國哲學史補 · 致《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

編輯先生左右： 貴刊於九期及二十七期中對於友蘭在《燕京學報》中所發表論文，俱有獎飾，甚感甚愧。於二十七期中又承指示二點，尤可感謝。惟愚意亦有可申言者，請分述之。 （一）論孔子本人，孟子有「聖之時者」之言。然所謂「聖之時者」，乃對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柳下惠「聖之和」而言。《論語》中亦載孔子論伯夷、柳下惠，而歸結於「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孟子所說正與《論語》此節同意。蓋俱謂孔子個人出處之態度，非指孔子對於禮教制度之意見也。顏淵問為邦，孔子所答，誠可為孔子不墨守周公舊典之證據。然「為邦」之道，經緯萬端，其什百倍重要於乘輅服冕者甚多，而孔子不之及。豈非以「文武之道，布在方策」，「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其所應改變者，僅小節而非大端歟？孔子又言「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亦可為孔子不墨守周公舊典之證據。然孔子知殷周對夏殷禮之「所損益」可也。「其或繼周者」，何以「百世可知」？豈孔子果如讖緯家所說，能預知來世歟？抑孔子以為「文武之道」百世可從，有「所損益」不過小節，故可知歟？愚意當以後者為較合理之解釋也，綜觀孔子一生，守禮惟謹。《鄉黨》一篇，描寫甚詳。此外《論語》所說，入太廟則每事問，陳恆弒君則請討，三家以《雍》徹則譏之，管仲樹塞門則譏之，季氏旅於泰山則譏之，此其所守之禮為周禮歟？為孔子所自製之禮歟？抑孔子「為東周」之後，對於上述諸端，俱將有所變更歟？愚意恐不然也。 （二）孔子以後儒家，「七十子後學」，派別紛歧，當然不能謂其對周禮有一致之見解。現在吾人之問題，只是儒家所理論化理想化之具體的禮教制度，如婚喪祭等禮，為周禮歟？為儒家所自製之禮歟？貴刊謂：「孔子及其後儒家之擁護周禮，只以周禮適應於當時之社會，非以為一成不可變者也。」是貴刊亦以「孔子及其後儒家」為「擁護周禮」，與愚意本無不同。至於儒家果以周禮為適應於當時之社會而擁護之，抑以為一成不可變而擁護之，則系另一問題。友蘭文中，並未討論。蓋儒家派別紛歧，對此問題之意見，亦有不同，當分別論之。愚意孔子以周禮為百世可從，即有損益，亦只在小節上。故道家述孔子故事，多在此點與孔子開玩笑。較後之儒家，有一部分，如《禮運》之作者等，乃退一步為如貴刊所說之主張。有人謂《禮運》受道家影響，非無故也。然此點出乎現在討論範圍之外。究竟如何，現不必論。 （三）友蘭所謂「儒家所理論化之喪祭禮所應有之涵義」，僅謂其應有耳，非謂古時儒家已自覺而知之也。然彼即未曾自覺而知之，亦無害應有者之為應有。例如水之一字，查現在字典中，除假借引申外，必有若干新義（如氫氣氧氣化合之液體之義），此新義乃水字所應有，不過前人未發現而後人發現之耳，後人豈能無端創造耶？又豈能謂因前人未發現此義，而此義即於相當時間內非此字所應有耶？又如昔時考試，近人謂系一種智力測驗，故考試雖以詩文取士，而所取之士卻亦不少能做事者。此種考試制度之涵義，豈前人所知？然前人即不知，又何害其為應有耶？友蘭以應有為應有，非以應有為古人以為有，與貴刊「或有」之說並不相違。不過貴刊以為若無人以為有，則某涵義即無有。友蘭則以為即無人以為有，而應有者仍應有。然此點轉為純粹哲學問題，不必於此討論矣。 馮友蘭 七月十七日 原載《大公報·文學副刊》第二九期（十七年七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