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 · 第十三章 韓非及其他法家
一 【法家之學與當時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之趨勢】
儒墨及《老》莊皆有其政治思想。此數家之政治思想，雖不相同，然皆從人民之觀點，以論政治。其專從君主或國家之觀點，以論政治者，當時稱為法術之士，（見《韓非子·孤憤篇》）漢人謂之為法家。法家之學說，以在齊及三晉為盛。蓋齊桓、晉文，皆為一代之霸主；齊、晉二國政治之革新進步，亦必有相當之成績。故能就當時現實政治之趨勢，理論化之而自成一派之政治思想者，以齊及三晉人為多也。
春秋、戰國時，貴族政治崩壞之結果，一方面為平民之解放，一方面為君主之集權。當時現實政治之一種趨勢，為由貴族政治趨於君主專制政治，由人治禮治趨於法治。蓋在原來封建政治之制度下，所謂一國之幅員，本已甚狹；而一國之內，又復分為若干「家」。一國內之貴族，「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即所謂禮者，以治其國及家之事。至於農奴，則惟服從其主人之命令，供其驅策而已。當時之貴族，極講究威儀。《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曰：
《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左傳》卷十九，《四部叢刊》本，頁十六至十七）
又成公十三年，劉定公曰：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以養神，篤在守業。（《左傳》卷十三頁四）
蓋當時所謂國家社會，範圍既小，組織又簡單。故人與人之關係，無論其為君臣主奴，皆是直接的。故貴族對於貴族，有禮即可維持其應有之關係。貴族對於農奴，只須「有威可畏，有儀可象」，即可為「草上之風」矣。及乎貴族政治漸破壞，一方面一國之君權漸重，故各國舊君，或一二貴族，漸集政權於一國之中央。一方面人民漸獨立自由，國家社會之範圍既廣，組織又日趨複雜，人與人之關係，亦日趨疏遠。則以前「以人治人」之方法，行之自有困難。故當時諸國，逐漸頒布法律。如鄭子產作刑書，（《左傳·襄公三十年》）晉作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皆此等趨勢之表現也。鄭作刑書，叔向反對之。（見第三章第五節引）子產曰：「吾為救世也。」蓋子產切見當時之需要矣。晉作刑鼎，孔子批評之，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左傳》卷二十六頁十）
叔向、孔子之言，代表當時比較守舊的人之意見。然此等守舊之意見，不能變當時現實政治之趨勢。蓋此趨勢乃社會經濟組織改變所生之結果，本非一部分人之意見所能遏止也。
孔子對於政治之意見，在當時雖為守舊的。然在別方面，孔子則為當時之新人物。自孔子開遊說講學之風，於是不治生產而只以遊說講學為事之人日益多。齊之稷下，即「數百千人」，此外如孟嘗、信陵等公子卿相，皆各養「士」數千人。此中所謂「混子」者，當然甚多。蓋貴族階級倒，而士階級興，此儒墨提倡尚賢之結果也。由君主或國家觀點觀之，此等好發議論，不負責任之智識階級，固已可厭。而一般人民之對於此等不生產而只消費之新貴族階級，亦必爭欲加入。其不能加入者，亦必有嫉惡之心。《老子》曰：「不尚賢，使民不爭。」（《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上篇頁三）荀子對於各家之辯，亦欲「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正名篇》，《荀子》卷十六，《四部叢刊》本，頁九）此等言論，雖各自有其前提，然亦皆系針對時弊而言也。
《商君書·開塞篇》曰：
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此三者，非事相反也。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商子》卷二，《四部叢刊》本，頁九。其脫誤處，依王時潤《商君書斠注》校改。）
此所說上世、中世、下世，自人類學及社會學之觀點觀之，雖不必盡當。然若以之說春秋戰國時代之歷史，則此段歷史，正可分為此三時期也。春秋之初期，為貴族政治時期，其時即「上世親親而愛私」之時也。及後平民階級得勢，儒墨皆主「尊賢使能」，「泛愛眾而親仁」，其時即「中世上賢而悅仁」之時也。國君或國中之一二貴族，以尚賢之故，得賢能之輔，削異己而定一尊。而「賢者」又復以材智互爭雄長，「以相出為道」。「久而相出為道則有亂」，君主惡而又制裁之。戰國之末期，即「下世貴貴而尊官」之時也。「立君者，使賢無用也」，此為尚賢之弊之反動，而戰國末期之現實政治，即依此趨勢進行也。
故尊君權、重法治、禁私學，乃當時現實政治之自然趨勢。法家之學，不過將其加以理論化而已。貴族政治破壞，人民在農商方面，皆自由競爭，而富豪起。此亦當時社會經濟之自然趨勢，法家亦以理論擁護之。
二 【法家之歷史觀】
法家之言，皆應當時現實政治及各方面之趨勢。當時各方面之趨勢為變古，法家亦擁護變古。其立論亦一掃自孔子以來托古立言之習慣。《商君書·更法篇》曰：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商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商子》卷一頁二）
《韓非子·五蠹篇》曰：
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韓非子》卷十九，《四部叢刊》本，頁一至二）
時勢常變，政治社會制度，亦須因之而變。此理一部分之道家，亦有言及之者。但法家為當時現實政治趨勢加以理論的根據，其反駁當時守舊者之言論，多根據於此歷史觀也。
三 【法家之三派】
法家中有三派，一重勢、一重術、一重法。慎到重勢。《韓非子》有《難勢篇》，引慎到曰：
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面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詘（原作缶，據俞校改）賢者也。（《韓非子》卷十七頁一）
《管子·明法解》曰：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群臣不敢為非。是故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管子》卷二十一，《四部叢刊》本，頁七）
《管子》此言，非必即慎到之說，要之亦系重勢者之言也。此派謂國君須有威勢，方能驅使臣下。
重術者以申不害為宗，重法者以商鞅為宗。《韓非子·定法篇》曰：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於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卷十七頁四至五）
術為君主御臣下之技藝；法為臣下所遵之憲令。申不害與商鞅二家之言，所注重各不同也。
四 【三派與韓非】
其能集此三派之大成，又以《老》學荀學為根據，而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則韓非是也。韓非以秦始皇十四年（西曆紀元前二三三年）死於秦。（《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曰：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老莊申韓列傳》，《史記》卷六十三，同文影殿刊本，頁五至六）
韓非以為勢、術、法，三者，皆「帝王之具」，不可偏廢。故曰：
勢者，勝眾之資也。……故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八經》，《韓非子》卷十八頁八）
「明主之行制也天」，言其依法而行，公而無私也。「其用人也鬼」，言其御人有術，密而不可測也。以賞罰之威，「一行其法」。勢、術、法，並用，則國無不治矣。
五 【法之重要】
自春秋至戰國之時，「法」之需要日亟，其原因上文已詳。法家更就理論上說明法之重要，《管子·明法解》曰：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誅之。故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為奸。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管子》卷二十一頁十）
《韓非子·用人篇》曰：
釋法術而任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賢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韓非子》卷八頁九）
又《難三篇》曰：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卷十六頁五至六）
「明主」製法以治國。法成則公布之，使一國之人皆遵守之。而明主之舉措設施，亦以法為規矩準繩。有此規矩準繩，則後雖有中庸之主，奉之亦足以為治矣。
法既立，則一國之君臣上下，皆須遵守，而不能以私意變更之。《管子·任法篇》曰：
法不一，則有國者不祥。……故曰，法者，不可恆也。（安井衡云：「恆上脫不字。」）存亡治亂之所從出，聖君所以為天下大儀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聖君之實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於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管子》卷十五頁五至六）
《韓非子·有度篇》曰：
故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韓非子》卷二頁三）
又《難二篇》曰：
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韓非子》卷十五頁九）
「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乃能「大治」。此法家最高之理想，而在中國歷史中，蓋未嘗實現者也。
法既已立，則一國之「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一切私人之學說，多以非議法令為事，故皆應禁止。《韓非子·問辯篇》曰：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是以儒服帶劍者眾，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韓非子》卷十七頁三至四）
蓋法既為國人言行最高之標準，故言行而不規於法令者，必禁也。故
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五蠹篇》，《韓非子》卷十九頁五）
六 【正名實】
法家所講之術，為君主駕御臣下之技藝。其中之較有哲學興趣之一端，為綜核名實。蓋應用辯者正名實之理論於實際政治者也。《管子·白心篇》曰：
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管子》卷十三頁七）
又《入國篇》曰：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管子》卷十八頁三）
《韓非子·揚權篇》曰：
用一之道，以名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不見其采，下故素正。因而任之，使自事之。因而予之，彼將自舉之。正與處之，使皆自定之，上以名舉之。不知其名，復修其形。形名參同，用其所生。二者誠信下乃貢情。……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也。（《韓非子》卷二頁六至七）
又《二柄篇》曰：
人主將欲禁奸，則審合刑名者，言與事也。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韓非子》卷二頁五）
儒家孔子之講正名，蓋欲使社會中各種人，皆為其所應該。法家之講正名，則示君主以駕御臣下之方法。辯者所講正名實，乃欲「慎其所謂」，使「是實也，必有是名也」。法家之正名實，乃欲「審合形名」，使是名也，必有是實也。如君主與人以位，則必按其位之名，以責其效。責其效，即使其實必副其名也。如其臣有所言，則「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責其功，即使其實必副其名也。如此則諸執事之臣，皆自然努力以求副其名，而君主只須執名以核諸臣之成績。所謂「君操其名，臣效其形」也。此以簡御繁，以一御萬之術也。所謂「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也。
七 【嚴賞罰】
觀上所說，亦可知法與術之皆為君主所必需，故《韓非子》曰：「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定法》，《韓非子》卷十七頁五）然只有法、術，而無勢，上仍不能制馭其下。專恃勢固不可以為治，然無勢君亦不能推行其法術。《韓非子·功名篇》曰：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而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韓非子》卷八頁十一）
又《人主篇》曰：
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韓非子》卷二十頁三）
君之勢之表現於外者為賞罰。賞罰為君之二柄，《韓非子·二柄篇》曰：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韓非子》卷二頁四）
人莫不畏誅罰而利慶賞，故君主利用人之此心理，而行其威勢。《韓非子·八經篇》曰：
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眾之資也。（《韓非子》卷十八頁八）
因「人情有好惡」而用賞罰，即順人心以治人。故曰，「逆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得人心，則不趣而自勸」（《功名篇》，《韓非子》卷八頁十一）也。
八 【性惡】
「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蓋人之性惟知趨利避害，故惟利害可以驅使之。法家多以為人之性惡。韓非為荀子弟子，對於此點，尤有明顯之主張。《韓非子·揚權篇》曰：
黃帝有言曰：上下一日百戰。下匿其私，用試其上。上操度量，以割其下。（《韓非子》卷二頁八至九）
《外儲說左上篇》曰：
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畤（顧云：「當衍二字。」）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雲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韓非子》卷十一頁六）
《六反篇》云：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韓非子》卷十八頁一至二）
韓非以為天下之人，皆自私自利，「皆挾自為心」，互「用計算之心以相待」。然正因其如此，故賞罰之道可用也。
在經濟方面，韓非以為人既各「挾自為心」，即宜聽其「自為」，使自由競爭。故反對儒者「平均地權」之主張。《韓非子·顯學篇》曰：
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征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韓非子》卷十九頁八）
聽人之自由競爭，則人皆疾作而節用，生產增加矣。
儒家謂古代風俗淳厚，且多聖人；韓非亦不認為完全不合事實。《韓非子·五蠹篇》曰：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飢歲之春，幼弟不餉。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韓非子》卷十九頁一至二）
古今人之行為不同，蓋因古今人之環境不同，非古今人之性異也。謂古者民俗淳厚可，但因此即謂人之性善則不可。
因人性如此，故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然後天下可以必治。若孔孟所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之政治，則不能必其有效。《韓非子·顯學篇》曰：
夫嚴家無悍勇，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國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括，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韓非子》卷十九頁九至十）
用法、用術、用勢，必可以為治，即「必然之道」也。
九 【無為】
若君主能用此道，則可以「無為而治」矣。《韓非子·揚權篇》曰：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左右既立，開門而當。勿變勿易，與二俱行。行之不已，是謂履理也。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上下無為。使雞司夜，令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上有所長，事乃不方。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韓非子》卷二頁六）
《大體篇》曰：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托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韓非子》卷八頁十一至十二）
君主任群臣之自為，而自執「二柄」以責其效。君主之職責，如大輪船上之掌舵者然。但高處深居，略舉手足，而船自能隨其意而運動。此所謂以一馭萬，以靜制動之道也。
一部分之道家，本已有此種學說。《莊子·天道篇》云：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凋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大平，治之至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莊子》卷五，《四部叢刊》本，頁二十五至二十八）
天下之事甚多，若君主必皆自為之，姑無論其不能有此萬能之全才，即令有之，而顧此則失彼，顧彼則失此。一人之精力時間有限，而天下之事無窮，此所以「有為」則「為天下用而不足」也。所以「古之王天下者，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故「帝王之德」，必以「無為為常」。一切事皆使人為之，則人盡其能而無廢事，此所以「無為」，則「用天下而有餘」也。此帝王「用人群之道」也。至於施行此道之詳細方法，則即以下所舉九變是也。分守者，設官分職，並明定其所應管之事也。分守已明，則即用某人以為某職。某人者，形也；某職者，名也。所謂「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也。既以某人為某職，則即任其自為而不可干涉之。此所謂「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也。君主雖不干涉其如何辦其職分內之事，但卻常考察其成效。所謂「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也。省讀為省察之省。既已考察其成效，則其成效佳者為是，不佳者為非。此所謂「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也。是非既明，則是者賞之，而非者罰之。此所謂「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也。如此則愚知仁賢不肖，各處其應處之地位，而天下治矣。《在宥篇》曰：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粗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辭，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莊子》卷四頁四十一至四十二）
韓非「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蓋法家之學，實大受道家之影響。道家謂道任萬物之自為，故無為而無不為。推之於政治哲學，則帝王應端拱於上，而任人民之自為。所謂「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然人民若各自為，果能皆相調和，而不致有衝突耶？一部分之道家，理想化天然，以為苟任人性之自然，自無所不可。此莊學正宗之見解，荀子所謂「蔽於天而不知人」者也。一部分之道家，謂若使人皆無知寡慾，亦自能相安於淳樸，此《老》學之見解也。一部分之道家，知「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事雖「匿」而不可不為，法雖「粗」而不可不陳。故亦講「分守」、「形名」、「因任」、「原省」、「是非」、「賞罰」，使人民皆「齊於法而不亂」。此部分之道家，亦受當時現實政治趨勢之暗示，異於別一部分道家之專談「烏托邦」矣。法家更就此點，徹底發揮。今《管子》書中，有《內業》、《白心》諸篇。《韓非子》書中，有《解老》、《喻老》諸篇。雖此等書皆後人所編輯，然可想知原來法家各派中，皆兼講道家之學也。不過此講形名賞罰之一部分道家，雖講形名賞罰，而又以其為「非所以先也」。講法而又以其為「粗」，以「物」為「不可不為」，而又以其為「莫足為」。仍未全離道家觀點，此其所以與法家終異也。
十 【法家與當時貴族】
當時現實政治之趨勢，為由貴族政治，趨於君主專制政治。法家與此趨勢以理論的根據，而其才智學力，又足以輔君主作徹底的改革。故此等人最為當時之大臣貴族所不喜。《韓非子·孤憤篇》曰：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奸。……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奸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以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韓非子》卷四頁一至二）
《問田篇》曰：
堂溪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為危於身而殆於軀。……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為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生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以為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眾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暗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為也。臣不忍向貪鄙之為，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韓非子》卷十七頁四）
蓋當時國家社會，範圍日趨廣大，組織日趨複雜。舊日「用人群之道」已不適用，而需要新者。韓非之徒，以為「立法術，設度數」，足以「利民萌，便眾庶」，不「避死亡之害」，鼓吹新「用人群之道」，亦積極救世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