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二十二章　梁啓超

第一節　身世與學術 梁啓超，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家於廣東新會熊子鄉，距崖山七里之一島也。祖先十世業農，至祖始學為儒。父寶瑛屢試不第，遂謝去，教授於鄉。任公生於同治十二年，卒於民國十八年。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 梁氏一生之活動，就大體言，約可分為四期：（1）自四五歲至光緒十六年為幼學及舉業時期。（2）自十八歲至宣統辛亥為維新及立憲運動時期。（3）自四十歲至民國八年為投身政治及維護共和時期。（4）自四十八歲至民國十八年病歿為致力學術及社會事業時期。 [1] 據梁氏自述，四五歲時受四子書及《詩經》於祖及母。 [2] 九歲下筆千言，有神童之譽。十二歲補博士子弟，治帖括詞章。十三歲始好訓詁之學。十五至十七歲入學海堂，曾著《漢學商兌跋》萬餘言。十七歲舉廣東鄉試第八名。翌年春入京會試，下第歸，道經上海，購得《瀛環志略》及製造局譯西書若干種，是為其知有新學之始。八月，以陳千秋之介，得識康有為於廣州。自此之後，任公盡棄訓詁、考據之學而成為維新「康黨」之一員。 夏曾佑嘗謂梁氏受《大同書》及《仁學》之影響至深。任公於康、譚既為師友，此誠意中之事。然吾人當注意，康、梁學術淵源，實有重要不同之處。康氏幼受經學薰陶，夙以聖人自期。雖亦講求西學，而終以中學為根本。梁氏幼所治者為帖括訓詁，本與康學異趣。康氏於其初見，「取其所挾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別「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 [3] 。當此除舊更新之際，流質易變。今昔挑戰之根苗，殆已潛種於此十餘歲青年之胸中。後日康梁分手之因緣，實由長素所自造也。不寧惟是。《長興學記》條目雖本諸論語志道、據德、依仁、遊藝之四言，以炳煥孔學、拯救生民為宗旨。而就梁氏自述觀之，似其所受最深刻之影響，不在康學之尊孔，而在其救民之宏願。梁氏謂其師每談國事杌隉，生民憔悴，或至欷歔流涕。「吾儕受其教，則振盪怵惕，懍然於匹夫之責而不敢自放棄，自暇逸，每出則舉所聞以語親戚朋舊，強聒而不舍。流俗駭怪指目之，諡曰康黨，吾儕亦居之不疑。」又謂「啟超治《偽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秘性說孔子。啟超亦不謂然」 [4] 。觀此直率之自白，可見任公思想，自始即非南海所能範圍。後此康梁分手，乃裂痕之逐漸增闊，而非突然背棄師說。蓋梁之所以為康黨，實在撥亂維新之一念。初以此投身門牆。繼以此奔走變法，鼓吹立憲。終亦以此脫離康黨，維護共和。康氏假維新之真象既逐漸顯明，梁氏勢不得不舍之而去。梁氏之主張屢易，其愛國維新之心情則到底如一也。 抑康、梁二人尚有性格上之差異。康氏富於自信心而「太有成見」，其性格略近於宗教家。梁氏則富於感情而「太無成見」 [5] ，其性格略似孔子所謂狂者，而兼含詩人與文學家之意味。此並非吾人臆測。任公嘗屢次自道之。如四十三歲時嘗謂：「吾富於感情之人也。自吾之始有智識既日與憂患為緣，一二年來，恫傷孤憤，益以日積。及今殆不復能自制。獨居深念則歌哭無端，嘯儔晤言則欷歔相對。」 [6] 夫以年逾不惑之人而猶歌哭不制，則其感情之濃郁真摯，誠可謂得天獨厚，大過尋常。有此充沛之感情以為其人格之基礎，故其一生奔走國事，無非出於愛國不能自己之熱忱。匪特無意功名，亦竟不計成敗。 [7] 而其生平言行，亦因此磊落坦明，使接之者動國士無雙之嘆。 [8] 雖然，感情之為物，「流質易變」。梁氏太無成見之特性，即托根於其豐富之感情。民國四年梁氏為自省之言曰：「吾之作政治談也，常為自身感情作用所刺激，而還以刺激他人之感情。故持論亦屢變。」 [9] 然則任公所謂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非出於有意矛盾，而亦有情不自禁之勢也。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二月，復入京會試。三月，中日和議成。梁氏從康，奔走變法，聯合廣東公車百九十人陳時事。此為任公參加政治運動之始。六月，與麥孺博編纂《中外公報》。七月任強學會書記。翌年七月開辦《時務報》於上海。《文集》中今為壓卷之《變法通議》十餘篇即當時報端所發表。在此時期中雖「亦時發民權論，但微針其緒，未敢昌言」。伍廷芳、張之洞慕其名，欲延攬之，皆謝不就。十月，乃應湖南巡撫陳寶箴聘，主講時務學堂，兼與黃遵憲、譚嗣同開南學會，發行《湘報》，於是提倡民權，放論平等大同，鼓吹保國、保種諸義，大為舊派葉德輝、王先謙等所痛惡。二十三年二月，發行《知新報》於澳門。二十四年春，助康氏開保國會於京師。五月，以徐致靖薦，賞六品銜，辦理大學堂譯書事務。八月，政變，與康氏先後亡命日本。 光緒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梁氏發行《清議報》。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發行《新民叢報》。在此兩報代謝交替之二十七年與二十八年中，梁氏政論與康梁關係，均曾發生變化。任公在辦《清議報》時立論，以宣揚立憲及攻擊朝政為中心。與其師之政見大致相合。及居東較久，與彼邦人士交接較多，讀西學書籍較廣，對康氏改制托古之假維新，漸感不滿。又以宮崎平山之介，得謁見孫中山先生，深有動於革命之義。 [10] 於是在其《新民叢報》中極力介紹西洋學術，兼倡民權革命諸說。雖眷戀師門，未能舍保皇黨而歸興中會。然而「徘徊於孫、康之間」 [11] ，已使始終反對民主之康長素幾乎興鳴鼓之責，而梁氏於其師尊孔之主張，亦不恤公然駁斥， [12] 與之立異。梁氏於事後追記之曰：「啟超既日倡革命排滿共和之論，而其師康有為深不謂然，屢責備之，繼以婉勸。」又曰：「啟超自三十以後， [13] 已絕口不談偽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為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配孔諸議。國中附和不乏，啟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 [14] 「康梁學派」雖自光緒二十八年起，永遠分歧，任公擁護康氏君憲之主張，則以翌年應美洲保皇會之請，游美東歸而重趨堅定，繼續維持，至於民國成立之前夕。二十九年所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一文 [15] 。可視為重返保皇壁壘之宣言。三十一年之《開明專制論》為君憲最巧妙最系統之辯護。乙巳十二月以後， [16] 《新民叢報》與《民報》立憲革命之爭，則保皇黨與同盟會聚精會神之一場筆戰。至此任公不復徘徊於孫、康之間，而徑擁康敵孫矣。光緒三十二年七月，清廷下詔，預備立憲。次年正月，保皇會改名憲政會。七月，《新民叢報》停刊。八月，下詔立資政院。九月，梁氏與蔣觀雲等設政聞社於日本， [17] 開始為立憲之實際運動。丙午至戊申之兩三年，殆為戊戌以後康梁最樂觀之時期。此後則清廷復采壓制手段，政聞社既遭查禁，國會請願團亦被彈壓。宣統三年八月，武昌革命軍起，任公猶不肯放棄希望。于堅辭袁世凱內閣法律副大臣命後，與康氏發表虛君共和之主張。距清帝遜位僅一月耳。 民國元年，任公正四十歲。其政治立場隨國體而完全改變。 [18] 九月，應朝野人士之邀歸國，旋辦《庸言報》於天津。次年春夏，入共和黨及由此與民主統一合併而成之進步黨。九月，任熊希齡內閣司法總長。是為任公投身政黨政治之始，而亦其出處大異康氏之一端。此後雖任袁政府之幣制局總裁，憲法起草員，及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阨於環境，鮮有治績。然而自其歸順民國，悃款效忠，筆舌宣揚，身心並獻。袁世凱帝制自為，則與蔡鍔起「護國軍」以覆之，張勳復辟露，則與段祺瑞等馬廠興兵以討之。此皆與保全民國，實有功勞。以視康長素之反共和，預復辟，儼然以滿洲遺老自居者，不啻兩極之相反背。 六年中從政之結果，使任公意興蕭索，深感其投身政治之徒勞而無功。丁巳冬，乃辭去財長，息影園林。翌年漫遊歐洲。九年一月返國後，一改前轍，專力於社會事業及學術工作。共學社、中國公學、中比輪船貿易公司等皆其所發起或手辦。自十年秋以後，先後講學於天津南開大學、北平清華大學、南京東南大學等校。《先秦政治思想史》即十一年秋東南大學之講稿也。其他具有學術價值之書文，多為此時期之作品。計其生平著述，殆逾千萬言，今所刊者猶七八百萬言， [19] 實為空前未有之宏富。倘使天假之年，能如黃梨洲之年登八秩， [20] 則其對吾國之學術，當亦有空前之貢獻。 第二節　世界大同與民族國家 康長素立大同、小康之義，以泯種界為最後理想，而以保國魂為當前要圖。梁氏深受其影響，故在辛亥以前，徘徊於大同主義、民族思想二者之間。雖有時攻擊《春秋》公羊，而卒不能堅持民族革命。吾人試略一稽考，即可見其議論變遷之跡。 戊戌以前，梁氏殆仍守《公羊》師法。光緒二十三年為其同門徐勤作《春秋中國夷狄辨·序》曰：「孔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首張三世之義，所傳聞世，治尚粗觕，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世治進昇平，則內諸夏而外夷狄。所見世治致太平，則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夷狄進至於爵。」「今論者持昇平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夷狄也。則亦何不持據亂世之義而謂春秋為攘諸夏也。」 [21] 及戊戌亡命，久居日本。梁氏於歐洲之歷史政治認識較深，其言論乃漸傾重於民族思想，而終至放棄《公羊》三世。光緒二十七年任公著論曰：「今日歐洲之世界，一草一木，何莫非食民族主義之賜。」又曰：「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 [22] 雖然，此正大之主義僅為政治進化之一過渡原理，而非人類之最後歸宿。今世之民族主義已轉為民族帝國主義。民族為過去帝國之化身，亦為將來大同之先導。 [23] 「蓋自有天演以來即有競爭，有競爭則有優劣，有優劣則有勝敗。於是強權之義，雖非公理，而不得不成為公理。民族主義發達之既極，其所以求增進本族之幸福者無有厭足。內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於外。」於是公平之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強權之「民族帝國主義」。及侵略兼併，世界各國文化增高，遠近若一，則民族帝國主義又將為「萬國大同主義」所取代矣。中國遭逢民族帝國主義之時代，斷不可浮慕萬國大同之理想。政治既尚淺演，惟當急起直追，以求臻於民族之境界。梁氏明之曰：「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今歐洲列強皆挾其方剛之膂力以與我競爭，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國將不國，可危孰甚。然則「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汲也」。 [24] 凡此所言，雖注重民族，而未駁斥大同。與康學尚無重要區別。至二十八年梁氏著《新民說》，乃棄大同之古學，本民族之新義，而發揮近代之國家思想。其言曰：「國家思想者何？一曰對於一身而知有國家，二曰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三曰對於外族而知有國家，四曰對於世界而知有國家。」「人之所以貴於他物者，以其能群耳。使以一身孑然孤立於大地，則飛不如禽，走不如獸，人類翦滅亦既久矣。故自其內界言之，則太平之時，通功易事，分業相助，必非一人之身而備百工也。自其外界言之，則急難之際，群策群力，捍城禦侮，尤非能以一身而保七尺也。於是乎國家起焉。國家之立，由於不得已也。即人人自知其恃一身之不可，而別求彼我相團結，相補助，相捍救，相利益之道也。而欲使其團結永不散，補助永不虧，捍救永不誤，利益永不窮，則必人人焉知吾一身之上更有大而要者存。」此國家思想之第一義也。「國家如一公司，朝廷則公司之事務所，而握朝廷之權者則事務所之總辦也。國家如一村市，朝廷則村市之會館，而握朝廷之權者則會館之值理也。夫事務所為公司而立乎？抑公司為事務所而立乎？會館為村市而設乎？抑村市為會館而設乎？不待辨而知矣。兩者性質不同，而其大小輕重自不可以相越。故法王路易第十四朕即國家也一語，至今以為大逆不道。歐美五尺童子聞之，莫不唾罵焉。以吾中國人之眼觀之，或以為無足怪乎？雖然，譬之有一公司之總辦而曰：我即公司。有一村市之值理而曰：我即村市。試思公司之股東，村市之居民，能受之否耶？」「故有國家思想者亦常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蟊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此為國家思想之第二義。國與國相峙而有我國。人類自千萬年以前，分孳各地，各自發達。自言語風俗以至思想法制，形質異，精神異，而有不得不自國其國者焉。循物競天擇之公例，則人與人不能不衝突，國與國不能不衝突。國家之名，立之以應他群者也。故真愛國者雖有外國之神聖大哲而必不願服從於其主權之下。寧使全國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遺，天必不肯以絲毫之權利讓於他族。蓋非是則其所以為國之具先亡也。」此國家思想之第三義也。「宗教家之論，動言天國，言大同，言一切眾生。所謂博愛主義，世界主義，抑豈不至德而深仁也哉？雖然，此等主義，其說離理想界而入於現實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萬數千年後，吾不敢知。若今日將安取之。夫競爭者文明之母也。競爭一日停，則文明之進步立止。由一人之競爭而為一家，由一家而為一鄉族，由一鄉族而為一國。一國者團體之最大圈而競爭之最高潮也。若曰並國界而破之，無論其事之不可成，即成矣，而競爭絕，毋乃文明亦與之俱絕乎？況人之性非能終無競爭者也。然則大同以後，不轉瞬而必復以他事起競爭於天國之中，而彼時則已返為部民之競爭，而非復國民之競爭。是率天下人而復歸於野蠻也。」故「國也者，私愛之本位，而博愛之極點。不及焉者野蠻也，過焉者亦野蠻也」 [25] 。此國家思想之第四義也。 梁氏所謂國家思想，乃19世紀歐美人士之所共喻。然而反觀吾國，則知者蓋寡。「以言乎第一義，則四萬萬人中眼光能及一身以上者幾人。私利獨善，國事遑恤。以言乎第二義，則二千年中之古訓，知忠君而不知愛國。臣為一姓之家奴走狗，君無忠德以報國事民。以言乎第三義，則計自漢末以迄日今凡一千七百餘年間，我中國全土為他族所占領者三百五十八年。其黃河以北乃至七百五十九年。」 [26] 遭此彌天之奇恥大辱，中國人士當為之痛心疾首。「而所謂黃帝子孫者，迎壺漿若崩厥角，紆青紫臣妾驕人。其自齧同類以為之盡力者，又不知幾何人也！」「以言乎第四義，則中國儒者動曰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 [27] 。橫渠西銘之作，視國家為渺小之一物而不屑措意。究其極也，所謂國家以上之一大團體，豈嘗因此等微妙之空言而有所補益，而國家則滋益衰矣。」 [28] 梁氏推原國人缺乏國家思想之故，而歸咎於知有天下不知有國，及知有一己不知有國之二端。蓋吾國地勢平衍，政教統一，與歐洲之山河綜錯，邦國分存者迥異其勢。中國人之國家思想發達甚難遠過歐洲，而二千年中遂以「天下」自視其國。不寧惟是。戰國紛爭，生民塗炭，學者憂之，乃立春秋一王之義以矯正其弊。及秦漢統一，列國之事跡已亡，「天下」之理想有據。先秦之國家思想遂隨之而絕滅。國人久受此環境與學說之薰陶，則今日不能有國家思想，又何怪焉。「雖然，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國家，此不過一時之謬見。其時變則其謬亦可自去。彼謬之由地理而起者，今則全球交通，列國比鄰。閉關一統之勢破而安知殷憂之不足以相啟也。謬之由學說而起者，今則新學輸入，古義調和。通變宜民之論昌，而安知王霸之不可以一途也。所最難變者，則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國家之弊」 [29] 而已。然則欲立國家思想以救中國，「新民之道，不可不講矣」。 [30] 梁氏新民之論，已隱含排滿之情緒，與其師頗相牴牾。至其以民族與民權相連，則尤為康氏所不喜。梁氏嘗分歐洲國家思想之變遷為三期。18世紀以前，君為貴，社稷次之，民為輕。此「獨夫帝國」之思想也。18世紀末至20世紀，社稷為貴，民次之，君為輕。此民族帝國思想也。中國既尚未具有近代國家之資格，則宜力仿貴民之民族國家，而不可留戀專制，或妄冀帝國。「頑固者流，墨守18世紀以前之思想，欲以與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勢，不足道也。吾尤恐乎他日之所謂政治學者，耳食新說，不審地位，貿然以19世紀末之思想為措治之極則。謂歐洲各國既行之而效矣，而遂欲以政府萬能之說移植於中國，則吾國將永無成國之日矣。」 [31] 「然則今日之中國，惟有實行歐洲18世紀革命高潮中流行之平權思想而已。平權派之言曰：人權者出於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之權，人人皆平等。國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結契約而成立者也。故人民當有無限之權，而政府不可不順從民意。此即民族主義之原動力也。」 [32] 雖然，梁氏究未與其師絕緣也。當其主編《新民叢報》之時，固嘗企圖與《民報》之民族革命思想相對敵，以伸保皇立憲之反民族思想。其議論大體不出康氏範圍，而詞氣或不及其師之堅決。例如光緒二十九年，梁氏論伯倫智理學說：「謂伯氏下民族之界說曰：同地同血統同面貌同言語同文字同宗教同風俗同生計，而以語言文字風俗為最要焉。由此言之，則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國外諸族是也。」 [33] 此論參酌時勢，遠較康氏滿洲為漢族，漢姓無純種之說為近情理。民元以後，「五族共和」之原則實與梁說相吻合。然而梁氏持大民族之義以抗同盟會之民族革命思想，則針鋒未能相對，豈容獨操勝算。蓋民族革命之目的在乎奪回自主之政權。若神州既已光復，則漢滿可以共和。且就同盟會觀之，滿洲政府變法圖強為絕不可能之事。康梁派之立憲運動不啻畫餅充飢，而其保皇主張則無殊認賊作父。故民族革命不徒有自身內在之意義，亦且為政治革命之條件也。康梁不明此理，誤認滿洲可與維新。故欲舍民族革命而專言政治革命。然而事實彰然，不容漠視。梁氏亦不免於此時對排滿主張為不自覺之讓步。梁氏嘗謂：「今日當以集全國之鋒刃向於惡政府為第一義，而排滿不過其戰術之一支線。認偏師為正文，大不可也。」 [34] 吾人當反詰任公曰：認偏為正，事誠不可。若按偏師而不動，是又豈戰術之所許乎？ 梁氏對民族之見解，入民國復有變遷。民元以後國內一部分人士醉心西俗，幾乎事事規摹。梁氏心不謂然，思有以矯正之，乃發揮民族文化之義。雖反對其師提倡孔教，而其保存國粹之用意則大略相同。民國元年之《國性篇》殆可代表此期之言論。梁氏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國之所以立者何？吾無以名之，名之曰國性。」「國性無具體可指也，亦不知其所自始也。人類共棲於一地域中，緣血統之聯合，群交之漸劘，共同利害之密切，言語思想之感通，積之不知其幾千百歲也，不知不識而養成各種無形之信條，深入乎人心。其信條具有大威德，如物理學上之攝力，摶捖全國民而不使離析也。如化學上之化合力，熔冶全國民，使自為一體而示異於其他也。」若「就其具象的事項言之，則一曰國語，二曰國教，三曰國俗。三者合而國性仿佛可得見矣」。「故國之有性，如人之有性然。人性不同，乃如其面。雖極相近，而終不能以相易也。失其本性，斯失其所以為人矣。惟國亦然。緣性之殊，乃各自為國以立於大地。苟本無國性者，則自始不能立國。國性未成熟具足，雖立焉而國不固。立國以後而國性流轉喪失，則國亡矣。」 [35] 征之往史，事跡昭然。國性有消長，則國運隨之為興廢。此誠萬古不磨之定理也。 國性固非一成而不變。時勢既殊，則語言教化風俗亦必有改進。然而「國性可助長而不可創進也，可改良而不可蔑棄也。蓋國性之為物，必涵濡數百年而長養於不識不知之間。雖有神聖奇哲，欲懸一理而咄嗟創造之，終不克致。」故國之教俗有不適順外界者，惟當逐漸為部分之矯正，斷不可魯莽滅裂，夷傷全體，以致國性於死亡。夫國性養成之艱難如彼，而其摧殘之容易如此。凡為國民者應如何愛護扶持之，以為安身立命之憑藉。然「當國性之衰落也，其國人對於本國之典章文物紀綱法度，乃至歷史上傳來之成績，無一不懷疑，無一不輕侮，甚則無一不厭棄。始焉少數人耳，繼則瀰漫於國中。及其橫流所極，欲求片詞只義足以維繫全國之人心者而渺不可得。公共信條失墜，個人對個人之行為，個人對社會之行為，無復標準。雖欲強立標準，而社會制裁力無所復施。馴至共同生活之基礎日薄弱以即於消滅。家族失其中心點，不復成家族。市府失其中心點，不復成市府。國家失其中心點，不復成國家。乃至社會一切有形無形之事物，皆失其中心點，不復成立社會。國中雖有人億兆，實則億兆之獨夫，偶集於一地耳。問所以綱維是而團結是者無有也。故一旦外界之強有力者臨之，則如摧枯拉朽，群帖伏於其下。古今之亡國者，未或不由是也。」 [36] 此亡國之現象，就任公觀之，已大著於民國紀元之始。故不禁為之慄然危懼而大聲疾呼也。 第三節　民權與君憲 梁氏對大同與民族問題之見解與其師初合中離而終趨於合。其對民權君憲之主張，則與之先若相異，繼轉相同，而最後復歸於相背。 梁氏在光緒二十三年至三十年之時期中，徘徊於民權君憲二者之間，與其師說大體相契，而不必一一相同。梁氏雖以倡共和革命致與其師發生爭辯，然其民權思想最初實因襲不同家法。觀其光緒丁酉所言，即可得明確之證據。梁氏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曰：「博矣哉《春秋》張三世之義也。治天下者三世。一曰多君為政之世，二曰一君為政之世，三曰民為政之世。多君世之別有二。一曰酋長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別有二。一曰有總統之世。二曰無總統之世。多君者據亂世之政也。一君者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 [37] 以此置之南海文集中，殆不至令讀者生不類之感。及光緒辛丑壬寅，則以居東較久，西學漸深，已不復宣揚三世。梁氏嘗「論自由」曰：「凡人群進化之階級皆有一定。其第一級則人人皆棲息於一小群之中，人人皆自由，無有上下尊卑之別者也。亦名為野蠻自由時代。其第二級因與他群競爭，不得不舉群中之有智勇者以為臨時酋長。於是所謂領袖團體者出以指揮其群。久之遂成為貴族封建之制度者也。亦名為貴族帝政時代。其第三級則競爭日烈，兼併盛行，久之遂將貴族封建一切削平而成為郡縣一統者也。名為君權極盛時代。其第四級則主權既定之後，人群秩序已鞏固，君主日以專制，人民日以開明。於是全群之人共起而執回政權。名為文明自由時代。此數種時代，無論何國何族，皆循一定之天則而遞進者也。」「而以吾中國史觀之，則自黃帝以前為第一級野蠻自由時代，自黃帝至秦始皇為第二級貴族帝政時代，自秦始皇至乾隆為第三級君權極盛時代，而自今以往，則將入於第四級文明自由時代者也。」 [38] 梁氏又綜合西洋古今學說以論人類政治進化，認為先後共分六級：一曰族制政體，二曰臨時酋長政體，三曰神權政體，四曰貴族封建政體，五曰專制政體，六曰立憲君主或革命民主政體。 [39] 此論視前者精詳有加，采西學之成分愈多，而離三世之師說益遠矣。 據上舉諸論觀之，足見梁氏思想中含蘊基本二義：其一為政治進化有一定之階段，其二為民權政治為最後之歸宿。自清末以迄於民元，梁氏時倡民權，時擁君憲，大致隨其對此二義態度之輕重為轉移。方其重視民權之歸宿，則認中國之進化久已脫後，專制之罪惡無可寬容，於是自由平等遂為救世之良藥。方其重視進化之等級，則認中國之程度尚未及格，革命之危險可致亂亡，於是君主立憲遂為適時之美政。 梁氏之民權觀念大體得自歐洲18、19世紀之民主學說。光緒辛壬間讚頌闡明自由之言，不一而足。如辛丑謂「自由民政者世界上最神聖榮貴之政體也」 [40] 。癸卯謂「民權自由之義放諸四海而准，俟諸百世而不惑」 [41] 。壬寅論自由所發則尤為透徹。其言曰：「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自十四五世紀以至19世紀，歐洲人民所受政治宗教民族生計之束縛，經奮起爭鬥之結果，十之八九，已歸消解。「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寧死之一語聳動之，鼓舞之，出諸壤而升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戲！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戲！莊嚴哉！自由之神。」夫自由之美，其見於歐洲者如此。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 [42] 蓋政府之所以成立，其原理在於民約。故國民主政，為政治自由之要義。然則「國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 [43] 。「准此以論中國之政治，則數千年中，或為家族之國，或為酋長之國，或為諸侯封建之國，或為一王專制之國。」「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 [44] 自由民權之治不立，一切之痛苦禍亂遂緣之以生。而秦漢以後之專制政體，尤為吾國政治多失，群治不進之厲階。故「為國民者當視專制政體為大眾之公敵」 [45] ，必去之而後能自安者也。 梁氏詆毀專制，不留餘地，其言頗含深刻之見解。中國積弱守舊之二弊，梁氏認為與專制均有因果之關係。而專制積弱不特暴政為然，即仁政亦有同樣之結局。中國論政者夙重仁君。殊不知仁君專制，根本與自由民權之精神相反背。「夫出吾仁以仁人者，雖非侵人自由，而待仁於人者則是放棄自由也。仁者多焉，則待仁於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趨於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體之至焉者也。」若專制流於暴政，則其摧殘人格之禍更為慘酷。「平昔之待其民也，鞭之撻之，敲之削之，戮之辱之，積千數百年霸者之餘威，以震盪摧鋤之。天下廉恥既殄既獼既夷，一旦敵國之艨艟麇集於海疆，寇讎之貔貅迫臨於城下，而欲借人民之力以捍衛是而綱維是，是何異不胎而求子，蒸沙而求飯也。」蓋以摧殘民眾之人格，實不啻摧殘國家之力量。「國民者一私人之所結集也。國權者一私人之權利所團成也。故欲求國民之思想之感覺之行為，舍其分子之各私人之思想感覺行為而終不可得見。其民強者謂之強國，其民弱者謂之弱國。其民富者謂之富國，其民貧者謂之貧國。其民有權者謂之有權國，其民無恥者謂之無恥國。夫至以無恥國三字成一名詞，而猶欲其國之立於天地，有是理耶？有是理耶！其能受閹宦差役之婪索一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國之割一省而亦安之者也。其能奴顏婢膝昏暮乞憐於權貴之門者，必其能懸順民之旂簞食壺漿以迎他族之師者也。」 [46] 抑專制政治不僅摧殘人格，且亦消滅人民之政治能力。梁氏引亞里士多德之言曰：「人也者政治之動物也 [47] 」。人既為政治動物，則政治能力，乃由天賦。何以吾中國人民缺乏能力至於數千年中「不能組織一合式有機，完全秩序，順理髮達之政府」乎？梁氏追究其原因，認為「其第一事即由於專制政體」。「進化學者論生物之公例，謂物體中無論何種官能，苟廢置不用之既久，則其本性遂日漸澌滅。」「專制之國，其民無可以用政治能力之餘地。苟有用之者，則必為強者所蹂躪，使之歸於劣敗之數而不復得傳其種於後者也。以故勾者不得出，萌者不得達。其天賦本能，隱伏不出。積之既久，遂為第二之天性。」 [48] 人民失政治能力，則國家無良善政治。是專制之為毒，至於戕伐國本，又不僅一時之衰弱而已也。 專制阻礙進步之理由亦顯而易見。「天生人而賦之以權利，且賦之以擴充此權利之智識，保護此權利之能力。故聽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則群治必蒸蒸日上。有桎梏之，戕賊之者，始焉窒其生機，繼焉失其本性，而人道乃幾乎息矣。故當野蠻時代，團體未固，人智未完，有一二豪傑起而代其責，任其勞，群之利也。過是以往，久假不歸，則利豈足以償其弊哉！？」「役之如奴隸，防之如盜賊，則彼亦以奴隸盜賊自居。有可以自逸，可以自利者，雖犧牲其家其廛之公益以為之，所不辭也。如是而不萎焉以衰，吾未之聞也。」彼立憲國之政黨，雖亦不免有私。然而朝黨野黨，各取「媚於庶人」，以增益民利相競爭。如是相競相軋，相增相長，以至無窮。其競愈烈者則其進愈速。以視專制國中求勢利而取媚於一人者，存心公私不必相異，其結果則迥不相同。故歐洲近代政治進步無已，中國「歷千百年而每下愈況也。」 [49] 梁氏攻詆中國專制政治，可謂至極。然而猶有疑焉。政治不自由不平等之制度有二：一曰君主專制，二曰貴族階級。中國專制始於秦漢，而貴族則消於秦漢。歐洲貴族至近代始漸絕跡。何以彼自由平等之政治轉能先我發端乎？梁氏釋之曰：「貴族政治者，雖為平民政治之蟊賊，然亦君主政治之悍敵也。試征諸西史，國民會議會之制度，殆無不由貴族起。」古之希臘、羅馬，今之匈牙利、英吉利，皆為顯明之例，足證貴族政治每為平民政治之媒介。「凡政治之發達，莫不由多數者與少數者之爭而勝之。貴族之對於平民，固少數也。其對於君主，則多數也。故貴族能裁抑君主而要求得相當之權利。於是國憲之根本，即已粗立。後此平民亦能以之為型，以之為楯。以彼之裁抑君主之術還裁抑之，而又得相當之權利。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一也。君主一人耳。既用愚民之術自尊曰聖曰神，則人民每不敢妄生異想。馴至視其專制為天賦之權利。若貴族之專制也，則以少數之芸芸者與多數之芸芸者相形見絀，自能觸其惡感，起一吾何畏彼之思想。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二也。一尊之下既有兩派，則疇昔君主與貴族相結以虐平民者，忽然亦可與平民相結以弱貴族。而君主專制之極，則貴族平民又可相結以同裁抑君主。三者相牽制、相監督，而莫得或自恣。是貴族政治之有助於民權者三也。有是三者，則泰西之有貴族而民權反伸，中國之無貴族而民權反縮，有由來矣。」論者不察，乃每以吾國專制下無階級之不平自豪。殊不知「彼泰西貴族平民之兩階級，權利義務，皆相去懸絕，誠哉其不平等也！君主壓制之下復重以貴族壓制，網羅重重，誠哉其不自由也！惟不平等之極，故渴望平等。惟不自由之極，故日祝自由。反動力之為用，豈不神哉！若吾中國則異是。謂其不平等耶，今歲蓽門一酸儒，來歲可以金馬玉堂矣。今日市門一駔儈，明日可以拖青紆紫矣。彼其受政府之朘削，官吏之笞辱也，不曰吾將以何術以相捍禦，而曰吾將歸而攻八股，吾將出而買彩票，苟幸而獲中，則今日人之所以朘削我笞辱我者，我旋可以還以朘削人笞辱人也。謂其不自由耶，吾欲為游手，政府不問也。吾欲為盜賊，政府不問也。吾欲為餓莩，政府不問也。聽吾自生自滅於大磈之上，而吾又誰怨而誰敵也。於是乎雖有千百盧梭，千百孟德斯鳩，而所以震撼我國民，開拓我國民之道，亦不得不窮。何以故？彼有形之專制而此無形之專制故，彼直接之專制而此間接之專制故。專制政體進化之極，其結果之盛大壯實而顛撲不破乃至若是。夫孰知乎我之可以自豪於世界者，用之不善，乃反以此而自弱於世界乎！噫！」 [50] 頃述梁氏之民權思想，大部發於光緒二十七八年間。前乎此則鼓吹君主立憲，後乎此則倡導開明專制。辛壬兩年之急進思想遂如曇花一現，旋歸消滅。庚子以前之君憲論原則上步趨其師，無庸於茲贅述。《立憲法議》一文殆可為此期言論之代表。梁氏認定，欲救亡圖存，非改君主專制，立民權憲法不可。「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典憲，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守之者也。」 [51] 梁氏恐人誤會其意，認立憲與保皇之宗旨不合，乃別著論明之曰：「夫民權與民主二者，其訓詁絕異。英國者，民權發達最早，而民政體段最完備者也。歐美諸國皆師效之。而其女皇安富尊榮，為天下第一有福人。」 [52] 故民權可以保國，亦即所以保皇。然則忠於清室者又何所顧忌而不行之乎？ 雖然，民權未可一蹴而及也。「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後能行之」。中國民智閉塞，若驟然立憲，必致欲速不達之譏。本此見解，梁氏建議於實行憲政之先，為逐漸進步之準備。一曰政府派員考察外國憲政。二曰擬定及研究憲法草案。三曰公布草案，任國民公開討論。四曰定二十年為預備立憲之期。 [53] 此建議提出之後，約及五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翌年下詔預備立憲，再越兩年發布召開國會之期限。其辦法與梁氏所論者略相近似。梁氏之用意本在促成憲政，而教猱升木，竟為清廷所利用以為延宕憲政之藉口。此雖出乎意外，而梁氏殆不能完全無責矣。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梁氏應美洲保皇會請，游新大陸。十月返日本後，其言論驟變。由18世紀之自由平等而急轉為19世紀之重國輕民。梁氏於是年著《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一文，申國家有用機體說以斥盧梭之自由民權。其意以為世界政治潮流既已趨向於民族之帝國主義，則個人自由之政治哲學亦為既陳芻狗，失其效用。「案天道循環，豈不然哉！無論為生計為政治，其胚胎時代必極放任，其前進時代必極干涉，其育成時代又極放任。由放任而復為干涉，再由干涉而復為放任，若螺旋焉，若波紋焉。若此者不知幾何次矣。及前世紀之末，物質文明發達之既極，地球上數十民族短兵相接，於是帝國主義大起，而16、17世紀之干涉論復活。盧梭、約翰·穆勒、斯賓塞諸賢之言無復過問矣。乃至以最愛自由之美國，亦不得不驟改其方針，集權中央，擴張政府之權力以競於外，而他國何論焉。」 [54] 反觀中國，其情形雖異於歐美，而不宜採用民權則一。「深察祖國之大患，莫痛乎有部民資格而無國民資格。以視歐洲各國承希臘、羅馬政治之團結，極中古近古政家之干涉者，其受病根源大有所異。故我中國今日所最缺點而急需者在有機之一統與有力之秩序，而自由平等，直其次耳。何也？必先鑄部民使成國民，然後國民之幸福乃可得言也。」抑缺乏國民資格之病不徒深中於「醉生夢死之舊學輩」，雖進取之青年亦不能免。「芸芸志士曾不能組織一鞏固之團體。或偶成矣，而旋集旋散。誠有如近人所謂無三人以上之法團，無能支一年之黨派。以此資格而欲創造一國以立於此物競最劇之世界，能耶否耶？」 [55] 於是梁氏乃坦白為自懺之詞曰：「吾醉心共和政體也有年」。「吾今讀伯、波兩博士之所論， [56] 不禁冷水澆背，一旦盡失其所據，皇皇然不知何途之從而可也。如兩博士所述共和國民應有之資格，我同胞雖一不具。且歷史上遺傳性習適與彼成反比例。此吾黨所不能為諱者也。今吾強欲行之，無論其行者不至也。即至矣，吾將學法蘭西乎？吾將學南美諸國乎？彼歷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嚴而可畏也。」「嗚呼！共和共和。吾愛汝也，然不如其愛祖國。吾愛汝也，然不如其愛自由。」「吾與汝長別矣。問者曰：然則子主張君主立憲者矣。答曰：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議，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銳退之疾也。吾自美國來而夢俄羅斯者也。」 [57] 俄羅斯夢境之內容在光緒三十一年《開明專制》一文中始完全揭出。保皇黨宣傳品中此殆為最有系統之文字。作者自謂其立論「用嚴正的論理法（演繹法、歸納法並用），不敢有一語憑任臆見」 [58] 。而其實全篇宗旨在為君主立憲張目。歸納演繹云云，殊不過形式上之規仿而已。 梁氏於第一章首立定義曰：「制者何？發表其權力於形式以束縛一部人之自由者也。」 [59] 權力之形式不一，故國家之制度有專制與非專制之分。「專制者一國中有制者被制者，制者全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以規定國家機關行動者也。以其立於被制者之外而專斷也，故謂之專。以其規定國家機關之行動也，故謂之制。」 [60] 專制之小別凡三：一曰君主，如清末之中國、土耳其、俄羅斯等；二曰貴族，如古之斯巴達、希臘、羅馬之寡人政府等；三曰民主，如克倫威爾時代之英國，馬拉、丹東、羅伯斯比爾時代之法國等。非專制者，「一國中人人皆為制者，同時皆為被制者是也」 [61] 。小別有三：一曰君主、貴族、人民合體；二曰君主、人民合體；三曰人民。 「由此觀之，專制者非必限於一人而已。或一人，或兩人以上純立於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為被制者，皆謂之專制。」 [62] 雖然，專制非必即為權力伸張無限之政府也。制之命脈在於形式。按固定之形式以發表權力，不得任意伸縮變更者為完全之制。以固定之專斷形式發表權力者為完全之專制，無固定之形式者則為不完全之制，為不完全之專制。 吾人既明專制之本義，則當知政體優劣之判，不專在權力之專制與否而在專制之完全與否。蓋以權力之制，起於競爭。內以調和對同類之衝突，外以助長對異類之優勝。故「有強制則社會存，無之則社會亡。就社會一方面言之，則雖曰強制者神聖也可也」 [63] 。夫一國之制「苟為不完全，則專與非專而皆同於無制。其比較之優劣，無可言者。苟完全矣，則專制與非專制之異點非在所發表之形式，而在發表之根本所從出。夫以形式論，則非專制者固能發表極良之形式，專制者亦能發表極良之形式。專制者固能發表極不良之形式，非專制者亦能發表極不良之形式。其優劣無可言也。惟究極之於發表之根本權所從出，則專制者雖有極良之形式，一旦破壞之，而被制者無如何也。雖有極不良之形式繼續保守之，而被制者無如何也。非專制者則反是。非專制之所以優於專制者在此點而已」 [64] 。 專制與非專制均以其形式「完全」或「不完全」判優劣，亦可依其「立制之精神」而別為「開明」與「野蠻」之兩類。頃已言之，「國家所貴乎有制者以其內之可以調和競爭，外之可以助長競爭也。二者實相因為用。故可以一貫之而命之曰國家立制之精神。其所發表之形式遵此精神者謂之良，其所發表之形式反此精神者謂之不良。更申言之，則其立制之精神在正定各個人之自由範圍，使有所限而不致生衝突者，良也。雖有所限而仍使之各綽綽然有自由競爭之餘地，而不妨害其正當的競爭者，良也。抑或雖甚妨害其正當的競爭，幾奪其自由之大部分，乃至全部分，而其立制之精神乃出於國家自衛，萬不容已，則亦良也。如是者謂之良。反是者謂之不良。於專制國家有然，於非專制國家亦有然」 [65] 。若就專制國家言之，則「凡專制者以能專制之主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野蠻專制，以所專制之不客體的利益為標準，謂之開明專制」 [66] 。 綜上所述觀之，足見梁氏所謂開明專制，包含兩義：一曰有固定之法度，二曰以公益為目的。其長處在利民而不責民之智力，強國而不致國於苛政。故當國家初成之時，久經紊亂之國，或久經不安全及野蠻專制之國， [67] 皆宜行之，以為撥亂之具。易詞言之，開明專制者，光緒三十一年時代中國天造地設之最良政體也。 [68] 蓋欲行共和立憲之制，則非先行革命不可。而行革命於缺乏自治習慣之人民，必終為梟雄所利用以復於專制。 [69] 欲行君主立憲之制，則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機關未整備， [70] 議會選舉諸事均不能行。然則舍採用開明專制，以為將來立憲之標準外，更無他道可循矣。梁氏此論，頗能持之有故，足以動人。然而吾人所不解者，則梁氏自謂欲行開明專制，非有管仲、商鞅、諸葛亮、王安石之臣，非有凱撒、克倫威爾、大彼得、腓特烈之君不能奏績。 [71] 而當光緒乙巳中國之朝野君臣，不知誰可「及格」以任「能專制之主體」。康梁雖不妨以管、樂自比，而幽囚之德宗決不足以上擬齊桓、秦孝、漢昭烈或宋神宗。專制云云，恐不免畫餅充飢之誚耳。 光緒三十二年清廷預備立憲詔下，梁氏之言論又為之一變。次年之《政聞社宣言書》 [72] ，宣統二年之《憲政淺說》 [73] 、《中國國會制度私議》 [74] 、《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 [75] ，宣統三年之《責任內閣釋義》等 [76] ，皆此期鼓吹君憲之重要文字。梁氏之主張大體附和南海，以英國之「虛君立憲」、責任內閣、兩院議會、政黨政治等為中國憲政之楷模。此皆吾人所習知，不勞於茲贅述。所可異者，梁氏在光緒三十一年著《開明專制論》時力辯人民程度未及格，斷不能遽行憲政，未逾五年，則又力辯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成為施行憲政之障礙。其言有曰：「程度不能為國會議員者果能為政府官吏乎？」又曰：「現在程度不適於開國會者果九年後而遂適乎？」 [77] 出爾反爾，此不僅為梁氏「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 [78] 之又一例，抑亦針對時事，有為言之。然而究其擁護君憲之苦心，固尚根本未變也。 梁氏對於政體之言論，至辛亥革命成功，乃發生最後之變化。宣統三年九月梁氏發表《新中國建設問題》一文。作者於原則上雖仍主張君憲，而事實則已承認共和。其言曰：「吾疇昔確信美法之民主共和制決不適於中國。欲躋國於治安，宜效英之存虛君。而事勢之最順者，似莫如就現皇統而虛存之。」「雖然，吾誤矣。今之皇室乃飲鴆以求速死，甘自取亡而更貽我中國之難題。」 [79] 吾謀不用，死無足惜。反觀民權革命之成功，更可見清祚之當斬。「十年來之中國若支破屋於淖澤之上，非大亂後不能大治。此五尺童子所能知也。武漢事起，舉國雲集響應。此實應於時勢之要求，冥契乎全國人民心理所同然。是故聲氣所感，不期而洽乎中外也。」 [80] 自此文發表之後，梁氏成為民國之忠臣，康氏儼然清室之遺老。師弟二人之政治思想，遂永判而不可複合矣。 第四節　民治理論 民國元年以後之飲冰室政論，一貫以共和國家為對象。然而綜其全部思想觀之，梁氏實自始為一溫和之民權主義者。三十餘年中之言論，雖若潮汐迴旋，晨昏相異，而江流不轉，固未嘗共波瀾以俱變也。居東以後，博覽新籍。於西洋學說，尤有會心。兼采折衷，發為文字。雖鮮自出心裁之創說，其對近代西洋民治理論之闡發，則不乏真知灼見。吾人不可不略述其要點。 梁氏民治理論要義之一，為群己之互賴而相成。光緒二十六年論「獨立與合群」曰：「獨立者何？不倚賴他力而常昂然獨往獨來於世界者也。《中庸》所謂中立而不倚，最其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此，文明人所以異於野蠻者以此。吾中國所以不成為獨立國者，以國民乏獨立之德而已。言學問則依賴古人，言政術則依賴外國。官吏依賴君主，君主依賴官吏。百姓依賴政府，政府依賴百姓。乃至一國人各各放棄其責任而惟依賴之是務。究其極也，實則無一人之可依賴者。譬猶群盲偕行，甲扶乙肩，乙牽丙袂。究其極也，實不過盲者依賴盲者。一國腐敗皆根於是。故今日救治之策，惟有提倡獨立，人人各斷絕依賴。如孤軍陷重圍，以人自為戰之心，作背城借一之舉。庶可以掃拔已往數千年奴性之壁壘，可以脫離此後四百兆奴種之沉淪。今世之言獨立者或曰拒列強之干涉而獨立，或曰脫滿洲之羈軛而獨立。吾以為不患中國不為獨立之國，特患中國今無獨立之民。故今日欲言獨立，當先言個人之獨立，乃能言全體之獨立。」雖然，獨立之可貴非欲使個人遺世離群，正欲以之助成合群之德。「合群之德者以一身對於一群常肯絀身而就群，以小群對大群，絀小群而就大群，夫然後能合內部固有之群以敵外部來侵之群。」故「獨與群，對待之名詞也」。「獨立之反面，依賴也，非合群也。合群之反面，營私也，非獨立也。」 [81] 梁氏引申群己相成之義，進論利己與愛他之對彼關係曰：「為我也，利己也，私也，中國古義以為惡德者也。是果惡德乎？曰：惡。是何言！天下之道德法律未有不自利己而立者也。對於禽獸而倡自貴知類之義，則利己而已，而人類之所以能主宰世界者賴是焉。對於他族而倡愛國保種之義，則利己而已，而國民之所以能進步繁榮者賴是焉。故人而無利己之思想者則必放棄其權利，弛擲其責任，而終至於無以自立。彼芸芸萬類，平等競爭於天演界中，能利己者必優而勝，其不利己者必劣而敗。此實有生之公例矣。西語曰：天助自助者。故生人之大患莫甚於不自助而望人之助我，不自利而欲人之利我。夫既謂人矣，則安有肯助我而利我者乎，又安有能助我而利我者乎？國不自強而望列強之為我保全，民不自治而望君相之為我興革，若是者皆缺利己之德而已。昔中國楊朱以為我立教曰：人人不拔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吾昔甚疑其言，甚惡其言。及解英德諸國哲學大家之書，又所標名義與楊朱吻合者不一而足。而其理論之完備實有足以助人群之發達，國民之文明者。蓋四國政治之基礎在於民權，而民權之鞏固由於國民競爭權利，寸步不肯稍讓。即以人人不拔一毫之心利天下。觀於此然後知中國人號稱利己心重者實則非真利己也。苟其真利己，何以他人剝奪己之權利，握制己之生命，而恬然安之，恬然讓之，曾不以為意也。」准此以論，楊朱之學固未可厚非矣。「問者曰：然則愛他之義可以吐棄乎？曰是不然。利己心與愛他心一而非二者也。近世哲學家謂人類皆有兩種愛己心。一本來之愛己心，二變相之愛己心。變相之愛己心者即愛他心是也。凡人不能以一身而獨立於世界也，於是乎有群。其處於一群之中而與儔侶共營生存也，勢不能獨享利益而不顧儔侶之有害與否。苟或爾爾，則己之利未見而害先睹矣。故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後己之利亦從而進焉。以一家論，則我之家興我必蒙其福，我之家替我必受其禍。以一國論，則國之強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強。國之亡也，生長於其國者罔不亡。故真能愛己者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愛國，不得不推此心以愛家人愛國人，於是乎愛他之義生焉。凡所愛他者亦為我而已。」 [82] 梁氏又論自由與制裁互相對待之理，以矯正當時輕視或誤解自由之失。梁氏論「自由之必要」曰：「自由者權利之表證也。凡人所以為人者有兩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權利。二者缺一，時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為其重也。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則交通之自由官吏不禁也，集會言論之自由官吏不禁也。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幾皆有之。雖然，吾不敢謂之為自由者，有自由之俗而無自由之德也。自由之德者非他人所能予奪，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其權非操諸官吏而常操諸國民。中國則不然。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恃官吏之不禁耳。一旦有禁之者，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亦非專重人權而不敢禁也。不過其政術拙劣，其事務廢弛，無暇及此雲耳。官吏無日不可以禁，自由無日不可以亡。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故欲救中國，必使國民有自得自享之自由也。自由之義既明，梁氏乃論制裁之必要曰：「制裁雲者，自由之對待也。有制裁之主體，則必有服從之客體，既曰服從，尚得為有自由乎？顧吾嘗觀萬國之成例，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恆即為最富於制裁力之民族。其故何哉？自由之公例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制裁者制此界也，服從者服此界也。故真自由之國民，其常服從之點有三：一曰服從公理，二曰服從本群所自定之法律，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是故文明人最自由，野蠻人亦最自由。自由寶也，而文野之別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無制裁之自由，群之賊也。有制裁之自由，群之寶也。童子未及年不許享有自由權者，為其不能自治也，無制裁也。國民亦然。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而文明程度愈高者，其法律常愈繁密，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幾於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而不知其一群之中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人。是乃所謂真自由也。」 [83] 梁氏不徒認定自由與制裁互相對待，且堅持政府與人民各有其權限。光緒二十八年《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一文，於專制與民治政體精神相異之處，剖析甚明。梁氏謂：「中國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兩者其形質同而精神迥異，其精神異而正鵠仍同者，何也？仁政必言保民，必言牧民。保之牧之者其權無限也。故言仁政者只能論其當如是，而無術以使之必如是。雖以孔孟之至聖大賢，曉音瘏口以道之，而不能禁二千年來暴君賊臣之繼出踵起，魚肉我民。何也？治人者有權而治於人者無權。其施仁也常有鞭長莫及，有名無實之憂，且不移時而熄焉。其行暴也，則窮凶極惡，無從限制，流惡及於全國，亘百年而未有艾也。聖君賢相既已千載不一遇，故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若夫貴自由，定權限者，一國之事其責任不專在一二人。分功而事易舉。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隨時隨事皆有所牽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復亂也。」 [84] 雖然，吾人知仁政不足恃而自由可久安，則何不抑政府之權而聽人民為治乎？梁氏釋之曰：「天下未有無人民而可稱之為國家者，亦未有無政府而可稱之為國家者。政府與人民皆構造國家之要具也。故謂政府為人民所有也不可，謂人民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蓋政府人民之上別有所謂人格之國家者以團之統之。國家握獨一最高之主權，而政府人民皆生息於其下者也。重視人民者謂國家不過人民之結集體，國家之主權即在個人。其說之極端，使人民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無政府黨，率國民而復歸於野蠻。重視政府者謂政府為國家之代表，活用國家之意志而使現諸事實者也。故國家之主權即在政府。其說之極端使政府之權無限。其弊也陷於專制主義，國民永不得進於文明。故構成一完全至善之國家，必以明政府與人民之權限為第一義。」 [85] 政府與人民權限之分疆不能永久固定，當隨民族文野之差而變動。蓋「當人群幼稚時代，其民之力未能自營，非有以督之，則散漫無紀，而利用厚生之道不興也，其民之德未能自治，非有以鉗之，則互相侵越而欺凌殺奪之禍無窮也。當是時也，政府之權限不可不強且大。及其由撥亂而進昇平也，民既能自營矣，而猶欲以野蠻時代之權以待之，則其俗強武者必將憤激思亂，使政府岌岌不可終日，其俗柔儒者必將消縮萎敗，毫無生氣，而他群且乘之而權其權，地其地，奴其民，而政府亦隨以成灰燼」 [86] 矣。 文明國家政府與人民之權限應如何劃定乎？梁氏立一原則曰：「凡人民之行事有侵他人之自由權者，則政府干涉之。苟非爾者，則一任人民之自由，政府宜勿過問也。」 [87] 此與英人約翰·穆勒所謂「任何人之行為，其惟一部分應受社會控制者為其關涉他人之行為。至於就其另一部分只關涉一己之行為言，則個人之獨立當屬絕對」 [88] 者，詞小異而意則相同。其不能圓滿解決權限之問題，自不待言。 梁氏別有政治上發動力與對抗力之說，頗能闡明西洋民主政治之傳統理論，似不妨於茲一述。梁氏謂：「百年以前各國之政治未有不出於專制者也。而千迴百折，卒乃或歸於君主立憲焉，或歸於民主立憲焉，皆發動力與對抗力相持之結果也。」蓋「強有力者恆喜濫用其力，自然之勢也。濫用焉而其鋒有所嬰而頓焉，則知斂。斂則其濫用之一部分適削減以去，而軌於正矣」。由此可知嬰頓之作用，乃立憲所以異於專制之最後關鍵。「苟一國而無強健實在之對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間，則雖有憲法而不為用。」 [89] 雖然，「強健正當之對抗力何自發生耶？曰：必國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之所信之真理（其果為真理與否且勿問，但一己所信為真理者而從之，斯可矣），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劫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勵，而復以號召其朋。朋聚眾則力弸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者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今代立憲各國之健全政黨，其所以成立發達者恃此也。夫既知對抗力之可貴，則於他人之對抗力亦必尊重之。故當其在野也常對抗在朝者而不為屈，即其在朝也，亦不肯濫施職權以屈彼與我對抗之人。知電之不能有正線而無負線也，知輪之不能有發機而無制機也，故時而自處於正線，自處於發機，時而自處於負線，自處於制機，皆自覺有莫大之天職，自信為有所貢獻於國家，而絲毫不改其度也。如此然後政治得踐於常軌。國有失政，不必流血革命而可以得救濟之道。立憲國之所以常久治安，胥是道也」 [90] 。 對抗力之妙用既如上述，梁氏乃斷之曰：「凡國民無政治上之對抗力，或不能明對抗力之作用者，其國必多革命。」抑吾人慎勿妄疑革命為「對抗力之積極發現」。蓋「國非專制，則斷不至釀成革命。人民稍有政治上之對抗力，則政象斷不至流於專制」。不寧惟是，「對抗力者對於發動力而得名者也。故必他方面有一強大之力與之對待而不為所屈撓，乃得曰對抗。若彼方面之力已就消滅而此方面起而與之易位，則不曰對抗」 [91] 而為革命矣。當專制盛時，政府具絕對之威，人民無對抗之力，執政者固沾沾自喜。然而其威既殺，潰滅隨之。始於不容人民對抗，終至政權易位。「及其革命後所演生之政象，則又仍視乎對抗力之發達如何，使能於革命前革命中醞釀成一種強健正當之對抗力而保持之，則緣革命之結果，專制可以永絕，而第二次革命可以永不發生。而不然者，以疇昔厭苦專制之人，一旦為革命之成功者，則還襲其專制之跡以自恣。」「若此者無論革命後仍為君主國體或變為民主國體，而於政象之革新，國運之進化，絲毫無與焉。其仍為君主國體者，則易姓之君主專制也。其變為民主國體者，則或少數之梟雄專制，或多數之暴民專制也。其易姓之君主專制，則中國二千餘年之史跡是也。其少數之梟雄專制，則克倫威爾之在英，迪亞斯之在墨，與夫中美、南美之武人迭僭，皆是也。其多數之暴民專制，則法蘭西大革命後十年間是也。其形式不同而其專制則同，其醞釀第二次革命則同。其經一兩次革命之後而漸能養成強健正當之對抗力者，則及其既養成焉，而革命隨而絕跡。如英法是也。」 [92] 雖然，政治上之對抗力何以不能養成乎？梁氏推索其因緣，以為：「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者什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者什而八九。夫真政治家未有畏人之對抗者也。彼本有所挾持以對抗人，即以待人之對抗我，而何畏之有？惟自審遵常軌不足與人對抗者始憚人之對抗我。由憚生嫉，乃不得不設法減削人之對抗力以圖自固。其所以減削之法，不出二途。一曰摧鋤窘僇之，務屏其人於政治活動之範圍外。即活動焉，亦使受種種妨害而不得立於平等競爭之地位。其在專制國，此手段公然直接行之而無憚者也。其在偽立憲國，則往往以極陰險極秘密之手段行焉。如迪亞斯之在墨西哥，最其顯例也。二曰浸潤腐蝕之，以爵位金錢移易其志操，傳所謂吾且柔之矣，使其對抗力自然消失而無復可憚。其在專制國，固慣用斯技。故曰：天下英雄，在吾彀中。其在偽立憲國，變其形而襲其實者，亦往往而有。如日本藩閥之待政黨，最其顯例也。」 [93] 梁氏所謂政治對抗力，易詞言之，即近代政黨政治之理想作用而已。梁氏嘗謂「非真立憲之國不能有真政黨，然非有真政黨之國亦不能立憲」 [94] 。其意直以政黨為民治之必需條件。然而政黨固非惟一之條件也。凡欲運用民治者其國中必「（1）有少數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其器量學識才能譽望皆優越而為國人所矜式（所謂少數者非單數也，勿誤會）。（2）有次多數能任事務官之人，分門別類，各有專長，執行一政，決無隕越。（3）有大多數能聽受政談之人，對於政策之適否略能了解而親切有味。（4）凡為政治活動者皆有相當之恆產，不至藉政治為衣食之資。（5）凡為政治活動者皆有水平線以上之道德，不至擲其良心之主張而無所惜。（6）養成一種政治習慣，使卑劣闒茸之人不能自存於政治社會。（7）在特別勢力行動軼出常軌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壓矯正之。（8）政治社會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當之實力，既能為政治家之後援，亦能使政治家嚴憚」 [95] 。此八項條件，就其要者綜括之，實不外政治上知識能力與道德品格二端，而國體政制之優劣尚不在考慮之內也。 梁氏重視人民之政治知識，遠在光緒二十二年，已曾為明白之申論。《變法通議》以興學校廣教育為新政之大端，而謂「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 [96] 。其後二年《論湖南應辦之事》亦謂：「今之策中國必曰興民權。興民權，斯固然矣。然民權非可旦夕而成也。權者生於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權。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權。」 [97] 凡此均極注意於人民之政治知識。然而梁氏固未嘗苛求，欲使全數人民悉成政治家，然後民治始行也。梁氏於民國二年著「中堅階級」之說，其大意在承認徒恃多數不足以為民治，故必有少數優秀之國民以為輿論之本原標榜。梁氏明之曰：「吾所謂中堅階級者，非必門第族姓之謂。要之，國民必須有少數優秀名貴之輩，成為無形之一團體。其在社會上公認為一種特別資格，而其人又真與國家同休戚者也。以之董率多數國民，夫然後信從者眾，而一舉手一投足皆足以為輕重。夫治道無古今中外，一而已。以智治愚，以賢治不肖，則其世治。反是則其世亂。無論何時何國皆賢智者少而愚不肖者多。此事實之無可逃避者也。是故理想上最圓滿之多數政治，其實際必歸宿於少數主政。然緣是而指其所謂多數者為虛偽，得乎？曰：不得也。主持者少數而信從者多數，謂之多數，名實副也。其在無中堅階級之國，國中無一人能為多數之所崇信者，國中亦無一人肯崇信他人者。國中無一人焉，其言論真足以為輕重於政治。雖然，無論若何無價值之人皆振振焉欲發言，無論若何無價值之言必有若干人附和之，而其言恆足生若干影響於政治。若而國者，其國中自稱為輿論者恆甚多，而足以代表絕對多數心理之輿論決無有也。其國中自稱為政黨者恆多，而足以代表絕對多數勢力之政黨決無有也。故群言淆亂，小黨分裂，實為此種國家自然之象，必至之符。」蓋多數之輿論必有兩界說以實之。一曰絕對，二曰有系。有絕對多數之言論而後問題可以取決，此理人所共喻。而言論有系之重要，亦不容吾人忽視。「凡各種政治問題必有聯帶之關係。以甲事為可者則乙丙等事必聯帶而可之。以甲事為否者則乙丙等事必聯帶而否之。夫然後施政有系統而不至互相衝突也。」然而絕對與有系之兩界說皆待中堅階級以實現。否則小黨分裂而絕對多數終不可期，群言淆亂而有系之多數終不得見。「若而國者，若猶必欲假多數之形式以行政治，其求得之法惟有三途。一曰餌誘。以金錢或其他之利益操縱分立之各派。於私昵者豢養之，其中立者歆動之，其反對者買收之。此得多數之一術也。二曰威逼。對於異己之黨以全力壓抑撲滅之，務使不能存在。即存矣，而亦不能活動。此又得多數之一術也。三曰煽惑。遇一問題足以刺激多數人之感情者，則攫而利用之，使人馳突於一極端，不復能見全局之利害而因以盲從己意。此又得多數之一術也。」 [98] 操此三術以求多數，雖每能得其形式，而其去多數政治之真精神則遼然遠矣。 梁氏對政治上之道德亦極重視，以為乃立憲之必要及最要條件。宣統二年之《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一文即專闡此義。梁氏曰：「今之設辭以撓憲政者輒鰓鰓然以程度不足為憂。唯吾固亦憂之。雖然，彼所憂者曰人民程度問題，吾所憂者則官吏與人民共通之程度問題也。彼所憂者曰智識程度問題，吾所憂者則道德程度問題也。夫使官吏之程度已足，惟人民之程度未足，則策勵陶冶以助之長，至易易耳。彼二十年前之日本，豈不然哉？若乃官吏之程度萬不能為立憲國之官吏，則吾真不知如何而可也。使道德之程度已足，惟智識之程度不足，則甘受和，白受采，稍傅益之，將日進而無疆焉。若乃道德之程度與立憲國所需者背道而馳，則朽木不可雕，糞牆不可圬，吾又安知其所終及也。」 [99] 梁氏於民國元年亦謂：「自民權之說昌，而歐西政治日以改良，論者輒以此為民權易於致治之顯證。殊不知政治無絕對之美。政在一人者，遇堯舜則治，遇桀紂則亂。政在民眾者，遇好善之民則治，遇好暴之民則亂，其理正同。」 [100] 夫政治美惡既繫於道德而不專在制度，吾人當具何種之道德然後可期立憲之成功乎？梁氏借鑑歐洲，以為其政治進步之原因非徒在其人民之智識，而實在人民之品性。彼歐人品性之助成進步者約有四端。一曰承中世貴族武士之遺風而國中有「士君子」 [101] 之階級以為人望。英國百年來有盛譽之政治家產自貴族者什而八九。自余德意志、匈牙利諸國之政治亦鮮不與貴族有因緣。「歐洲之貴族雖驕奢淫佚恆所不免。然皆以武士起家，故其人大率重名譽而輕生命，尚任俠而賤財利，抗骨鯁而惡諂佞，信然諾而恥欺詐，尊法紀而厭邪曲。既別自為一階級，互相觀摩激勸，薰染成風。其父兄之教不嚴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代代相襲，以 家聲為大羞。故其精神恆歷數百年不絕。故家喬木常為重於國中。其與國休戚之念亦較齊民為切，至其修學獲常識又較易，其明習政事之機會又較多也。國有外難則執干戈以為捍城，暴君非理之壓制則聯而抗之，使不得逞也。」 [102] 二曰襲宗教改革之嚴正精神而人民有共同之堅強信仰。「凡人之治一事而欲善其事，搏一群而欲毋渙其群也，必須有確守所信，不為威劫，不為利誘之精神，必須有百折不回，愈接愈厲之元氣。此其道責諸少數學道自得之君子且非易易，而矧以望諸一般之群眾者。歐人之倡宗教改革也，直指本心，上與天通，而又恆借帝力以自振拔。其義可以盡人共喻，其道可以盡人共由。夫吾心既有所階以與天通，則知自貴而無或暴棄矣。上帝臨汝而可借其力以掖我不逮，則隨所往而得大無畏矣。」國民於無形之中養成自覺自立不屈不撓之豪氣。「故每遇強御，輒生正當之反抗力。其從事於政治改革之運動，斷吭斷脰而不悔也。」 [103] 三曰借自由市府之習慣而養成人民之公德。歐洲古希臘即有市府政治。及十字軍興以後，威尼斯、佛羅倫薩等先興於南，漢薩同盟繼起於北。歐人自治之精神實托基於此。「而後此之立憲政治，則擴充之以施及全國者也。故今日歐人稱有公民權者猶曰市民。此市民觀念所由生，實緣人人認一市之利害即為一己身家之利害，故愛護其市也甚至。破壞所最憚也，而壓抑又最所不能受。人人尊重市之權利而自覺對於其市有應負之義務。」 [104] 推此愛市之公德以愛國，而從政善治之大本立矣。 返觀我國，則歐人所具之三長，國人皆所未具。故革命雖成而善政不立。抑「徐究其實，所革者除清命外，則革道德之命耳，革禮俗之命耳，革小民生計之命耳，革賢者自存之命耳，革郡縣相維之命耳，革藩屬面內之命耳，甚則革數千年國家所與立之大命耳。若夫仁人志士所欲革之惡政治，則何有焉」 [105] 。辛亥革命，一舉而清室崩頹，此人心之所同慶也。然而前代政治道德墮落之種種遺毒未加湔洗。開國之初，毫無開國氣象，而杌隉愁慘，直同衰亂之世。「歌風方思猛士，和事已見老人。舊君法堯舜之庥，上相慕曹隨之美。兩軍馳於冠蓋，百日息於風煙。塗炭之禍方懸，歌舞之聲旋作，遂使袞袞盈廷，易代尚稱元老。塵塵伏莽，攀龍盡化侯王。彼夫 壬鄙佞，竊魁柄而敗綱紀以陷前清於滅亡者，其泰半皆已共天祿以長子孫。其暫遭廢棄者亦戢戢然若敗筍之思茁也。其桀黠凶戾，愍不畏死以圖一逞者，至竟未得死所。遂乃有生之樂，無死之心，不旋踵而以富貴驕人。夫萃一國之螟螣蟊賊，前代所驅除淘汰然後以致治者，今則居要津，竊大名而系國家之命焉。舉國側目而莫敢誹也。此而可以去亂即治，橫盡虛空，豎盡萬劫，未之或聞」 [106] 也。 梁氏數年從政之經驗與留意之觀察，使其大失望於民國之政治，於是別有會心，認定政治之根本，不在政治之本身而在社會。論者痛心於惡政，多致力於制度之改建或政府中人物之臧否。殊不知制度與官吏之良否尚非政治之命脈。「彼帝制也，共和也，單一也，聯邦也，獨裁也，多決也，此各種政制中任舉其一，皆嘗有國焉，行之而善其治者。我國則此數年中此各種政制已一一經嘗試而無所遺。曷為善治終不可睹，則治本必有存乎政制之外者，從可推矣。蓋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均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 [107] 此制度非政本之說也。「凡一國之政象，則皆其國民思想品格之反映而已。」 [108] 蓋政治發自政府，而官吏來自民間。「無論以何人居政府，其人要之皆中國人民也。惡劣之政府惟惡劣之人民乃能產之，善良之政府亦惟善良之人民乃能產之。」 [109] 獨致苛責於官吏，不徒有違公道，實亦皮相之談，此官吏非政本之說也。 吾人既知政象善惡直接繫於人民，則當求所以培養人民之道。梁氏於民國四年自述其所見曰：「吾以二十年來幾度之閱歷，吾深覺政治之基礎恆在社會。」 [110] 「吾方欲稍輟其積年無用之政談而大致意於社會事業。」 [111] 然而久居京師，冷眼觀察，奔走皇皇，求官者眾。 [112] 「舉全國聰明才智之士悉輳集於政界，而社會方面空無人焉。」「則中國墮落窳敗，晦盲否塞之社會將無改進之時。在此等社會上而謀政治之建設，則雖歲變更其國體，日廢置其機關，法令高與山齊，廟堂日昃不食，其亦曷由致治。有蹙蹙以底於亡已耳。」 [113] 第五節　進步思想 梁任公受康學《春秋》三世及西學物競天演之影響，其思想中始終包含一進步之觀念。梁氏嘗有言曰：「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 [114] 又曰：「天演公例，不革則汰。」 [115] 觀此二語，可以窺知其根本態度，而亦足見其戊戌維新之主張實具哲學上之論據。然而吾人當注意，梁氏論維新雖與其師同宗旨，而其言則更為激越透闢。約言之，其要義有二：一曰徹底破壞，二曰根本變法。 梁氏深觀中外史實，認定英法諸國之所以有今日之大進步，由其在已往曾經一度之大破壞。中國所有今日閉塞老大之現象，由其受已往傳統政教風俗之束縛。故欲求中國之進步，勢非效彼為徹底之破壞不可。「蓋當夫破壞之運之相迫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破壞既終不可免，早一日則受一日之福，遲一日則重一日之害。早破壞者其所破壞可以較少而所保全者自多，遲破壞者其所破壞不得不益甚而所保全者彌寡。用人力以破壞者為有意識之破壞，則隨破壞隨建設。一度破壞而可以永絕二次破壞之根。故將來之樂利可以償目前之苦痛而有餘。聽自然而破壞者為無意識之破壞，則有破壞而無建設。一度破壞之不已而至於再，再度不已而至於三。如是者可以歷數百年千年而國與民交受其病，至於魚爛而自亡。」 [116]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渾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鮪，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腸盪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欲使吾於二者之外而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道，吾苦無以對也。」 [117] 維新進步之第二大義為徹底變法。梁氏認為變法必須洞明本原，通盤籌劃。故曰「今日之中國必非補苴掇拾一二小節，模擬歐美日本現時所謂改革者而遂可以善其後也。彼等皆曾經一度之大變革」 [118] ，而後有今日之政象，則吾中國豈能不「一一拆洗」，「一番重鑄」 [119] ，而得收百度維新之效。准此論之，則凡言維新而徒取西洋之物質文明者，皆不足語於真正之維新。「昔同治初年德相俾斯麥語人曰：三十年後，日本其興，中國其弱乎！日人之游歐洲者，討論學業，講求官制，歸而行之。中人之游歐洲者，詢某廠船炮之利，某廠價值之廉，購而用之。強弱之原，其在此乎。」 [120] 夫此變法不知本原之害，豈徒中於同治諸公。今之言者猶以練兵、開礦、通商為變法之大端。彼不知無人才、學術、政治以為之本，則三者皆失其效。「利徐以來西學始入中國，大率以天算格致為傳教之梯徑。」「互市以後，海隅士大夫怵念於敗衄，歸咎於武備，注意於船械，興想於製造，而推本于格致。」「然而舊習未滌，新見未瑩，則咸以吾中國之所以見弱於西人者，惟是武備之未講，船械之未精，製造之未嫻，而於西人所以立國之本末，其何以不戾於公理而合於吾聖人之義者，則瞠乎未始有見。」 [121] 無惑乎朝野人士呼號奔走於維新者數十年而卒無重大之成績也。 梁氏重視西政，其所見大異於張之洞等「中體西用」之主張。梁氏雖不以捨棄中國固有文化完全模仿西洋文化為然，而對堅持中西界限者則不憚加以辨正。《西政叢書·序》曰：「政無所謂中西也。列國並立，不能無約束，於是乎有公法。土地人民需人而治，於是乎有官制。民無恆產則國不可理，於是乎有農政礦政工政商政。逸居無教，近於禽獸，於是乎有學校。官民相處，秀莠匪一，於是乎有律例。各相猜忌，各自保護，於是有兵政。此古今中外之所同，有國者之通義也。」中國三代以上，政事修明。歐洲近百年來之政治煥然一新。「其所以立國之本末每合於公理，而不戾於吾三代聖人平天下之義。」 [122] 然則論維新者又何所嫌於西政而不加採用。夫政既無所謂中西，則變法者不必辨何者為中法，何者為西法。惟當權衡利弊，取其良者而用之耳。吾人苟知此理，則能中西一貫，擇善而從。「采西人之意，行中國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國之意。」 [123] 齗齗中西之辨，真成無謂之舉矣。 梁氏維新之義，略如上述。其論進步亦頗有直率明快之言，吾人似不妨舉其大概。梁氏雖嘗謂保守與進取為二者不可缺一之兩大主義。 [124] 且嘗致憾於國人毀棄「國性」，醉心西俗之行為。 [125] 然就其思想大體觀之，似其態度較傾重於進取之一義，而尤致意於文化及學術之進步。《獨立論》曰：「人有三等。一曰困縛於舊風氣中者，二曰跳出於舊風氣之中者，三曰跳出舊風氣而能造新風氣者。夫世界之所以長不滅而日進化者，賴有造新風氣之人而已。天下事往往有十年以後舉世之人，人人能思之、能言之、能行之，而在十年以前思之、言之、行之僅一二人。而舉世目為狂悖，從而非笑之。夫同一思想言論行事也，而在後則為同，在前則為獨。同之與獨，豈有定形哉。既曰公理，則無所不同。而於同之前必有獨之一界。此因果階級之定序，必不可避者也。先於同者則謂之獨。古所稱先知先覺者皆終其身立於獨之境界者也。惟先覺者出其所獨以公諸天下，不數年而獨者為同矣。使於十年前無此獨立之一二人以倡之，則十年以後之世界猶前世界也。」梁氏推原一般人不能跳出舊風氣之故，以為在乎甘受古人之束縛。「俗論動曰：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此奴隸性根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體，我有腦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體為官體，以古人之腦筋為腦筋，是我不過一有機無靈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無復我之一人也。世界上缺我一人不足惜。然使世界上人人皆如我，人人皆不自有其官體腦筋而一以附從之於他人，是率全世界之人而為土木偶，是不啻全世界無復一人也。若是者吾名之曰水母世界（木玄虛《海賦》曰：水母目蝦，謂水母無目，以蝦為目也）。」 [126] 雖然，古人中不乏聖賢，豈其言行亦不足法乎？梁氏辯之曰：「世運者進而愈上，人智者濬而愈瑩。雖有大哲，亦不過說法以匡一時之弊，規當世之利，而決不足以範圍千百萬年以後之人。」 [127] 古人之聖，無過孔子。梁氏認中國所以不能進步，兩漢以後之尊孔為一重要之原因。「凡一國之進步必以學術思想為之母，而風俗政治皆其子孫也。中國惟戰國時代九流雜興，道術最廣。自有史以來，黃族之名譽未有盛於彼時者也。秦漢而還，孔教統一。夫孔教之良，固也。雖然，必強一國人之思想使出於一途，其害於進化也莫大。自漢武表章六藝，罷黜百家，凡非在六藝之科者絕勿進。爾後束縛馳驟，日甚一日。虎皮羊質，霸者假之以為護符。社鼠城狐，賤儒緣之以謀口腹。變本加厲，而全國之思想界消沉極矣。敘歐洲史者莫不以中世史為黑暗時代。夫中世史則羅馬教權最盛之時也。舉全歐人民，其軀殼界則糜爛於專制君主之暴威，其靈魂界則匍伏於專制教主之縛軛。故非為不進，而以較希臘羅馬之盛時已一落千丈矣。今試讀吾中國秦漢以後之歷史，其視歐洲中世何如。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惡痛絕。夫緣飾孔教，利用孔教，誣罔孔教者之自賊而賊國民也。」 [128] 不寧惟是，即使今人尊孔非緣飾利用誣罔而出於仰止服膺之至誠，則亦不免為害於進步。「彼古人之所以能為聖賢為豪傑者，豈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使不爾者，則有先聖無後聖，有一傑無再傑矣。譬諸孔子誦法堯舜，我輩誦法孔子。曾一思孔子所以能為孔子，彼蓋有立於堯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為堯舜之奴隸，則百世後必無孔子者存也。」 [129] 本此見解，梁氏乃斥清末人士以孔教附會新學者之謬曰：「今之言保教者」，「取近世新學新理而緣附之曰，某某者孔子所已知也，某某者孔子所曾言也」。「夫孔子生於二千年以前，其不能盡知二千年以後之事理學說，何足以為孔子損。」「若必一一而比附之納入之，然則非以此新理新學厘然有當於吾心而從之也。不過以其暗合於孔子而從之耳，是所愛者仍在孔子，非真理也。」「故吾最惡乎舞文賤儒以西學緣附中學者，以其名為開新，實則保守，煽思想界之奴性而滋益之也。」 [130] 又曰：「摭古書片詞單語以附會今義，最易發生兩種流弊。一、倘所印證之義，其表里適相吻合，善已。若稍有牽合附會，則最易導國民以不正確之觀念，而緣郢書燕說以滋弊，例如疇昔談立憲、談共和者偶見經典中某字某句與立憲共和等字義略相近，輒摭拾以沾沾自喜，謂此制為我所固有。其實今世共和立憲制度之為物即泰西亦不過起於近百年。求諸彼古代之希臘羅馬且不可得，遑論我國？而比附之言傳播既廣，則能使多數人之眼光之思想見局見縛於所比附之文句。以為所謂立憲共和者不過如是，而不復追求其真義之所存。」「此等結習最易為國民研究實學之魔障。二、勸人行此制，告之曰：吾先哲所嘗行也。勸人治此學，告之曰：吾先哲所嘗治也。其勢較易入，固也。然頻以此相詔，則人於先哲未嘗行之制輒疑其不可行，於未嘗治之學輒疑其不當治，無形之中，恆足以增其故見自滿之習而障其擇善服從之明。」 [131] 是其利甚小而其害則大也。 雖然，梁氏非舉孔學而一切吐棄之也。梁氏認孔子為中國文明之代表。「吾國民二千年來所以能摶控為一體而維持於不弊，實賴孔子為無形之樞軸。今後社會教育之方針必仍當以孔子教義為中堅。」然而尊孔者非迷信孔子之謂。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孔子之言亦有不切實而不適宜者」 [132] 。吾人當分別精粗，擇善而從，然後孔教之發揚光大可預期也。 梁氏自謂其太無成見。就吾人所述者觀之，此誠忠實坦率之自白。蓋梁氏對於清末民初種種政治問題之主張，確多針砭時弊，有為言之。及時勢既異，其主張亦隨之而改變。討論制度諸文字尤其著例也。夫以今我與昔我挑戰雖不必陷於自相矛盾，然思想上之條理統系，因此而遭受損失，則無可諱言。以此論之，梁氏乃一有力之政論家，而非深邃之政治哲學家。其理論上之貢獻殆不及太有成見之康長素。雖然，吾人如細加探索，則梁氏太無成見之中實亦略有成見。其終身所深信不疑，服膺不廢，而時時表見於文字者，似有四大宗旨：一曰愛國重群為個人不可少之公德，二曰民主政體為人類政治生活之最後歸宿，三曰智識與道德為政治之基礎，四曰進步為人生與社會正常之趨勢。此四者綱維梁氏一切主張，歷數十年而未嘗改變。合此四旨為一體，梁氏遂成為一開明之愛國者，溫和之民治主義者，穩健之自由主義者。加以梁氏尊重智理，喜好學術，參加政治而始終不失書生之本色。故其為政論家亦有異於尋常。蓋梁氏非政客或記者式之政論家，而為一學者政論家也。 梁氏清末維新，民國從政，數十年之努力，大致均歸失敗。然而以後人之眼光平心論之，則梁氏對於民國未嘗無重要之功績。張蔭麟君嘗謂：「國民革命運動，實行先於言論。黨人最著名之機關報曰《蘇報》曰《民報》。然《蘇報》始於癸卯，旋被封禁。上距《時務報》（梁任公在上海初辦之報）之創辦已七年矣。《民報》始於乙巳，上距《清議報》（梁任公在日本初辦之報）之創辦已六年矣。視《新民叢報》之發刊亦後四年矣。《蘇報》《民報》以前黨人蓋未嘗明目張胆以言論學說昭示國人。國人之於革命黨不過視為洪楊之繼起者而已。自乙未至乙巳十年間肩我國思想解放之任者實唯康梁。雖其解放之程度不如黨人，然革命學說之所以能不旋踵而風靡全國者，實因維新派先解去第一重束縛，故解第二重束縛自易易也。且梁任公自逃亡日本後在《清議報》及《新民叢報》中掊詆滿洲執政者不留絲毫餘地。清室之失去國人信用，梁任公之筆墨實與有力焉。清室既失去國人信用，而朝廷上又無改革希望，故革命勢力日增也。此又梁任公無意中間助成革命之一端也。」 [133] 張氏此論雖不必一一皆確，然其所指任公開通風氣之影響，固非吾人所得否認。梁氏嘗謂願自求為陳勝、吳廣。然則求仁得仁，其言論驅除之功，誠不可掩矣。 * * * [1] 參閱趙豐田《維新人物梁啓超》及素痴（張蔭麟）《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十八年二月十一日）。 [2] 《三十自述》，《飲冰室合集·文集》十一，頁15—20。 [3] 《三十自述》。 [4] 《清代學術概論》，頁138。 [5] 《清代學術概論》，頁149。 [6] 《傷心之言小引》（民國四年），《文集》三十三，頁54。 [7] 光緒二十二年「與嚴又陵先生書」云：「啟超常持一論，謂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為陳勝吳廣，無自求為漢高，則百事可辨。」（《文集》一，頁107）民國十年有「知不可而為主義與為而不有主義」一文（《文集》三十七，頁59—68），尤精湛。 [8] 民元梁氏返國，至北京。徐世昌語人曰：「此公無言不可談，無人不可談，以德性言之，當推海內第一人矣。」（張其昀撰《梁任公別錄》，《思想與時代》第四期，頁27） [9]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民四），《文集》十二，三十三，頁52。 [10] 趙豐田《梁啓超》，張其昀《別錄》（《思想與時代》第四期，頁28）。參陳少白《興中會紀要》及馮自由《革命逸史》。 [11] 陳伯莊《思想與時代》第十三期頁50。參劉子健《黨史上之梁任公》（《中央周刊》五卷二十一期）。 [12] 二十八年《保教非所以尊孔論》（《文集》九，頁50—59）。 [13] 光緒二十八年。 [14] 《清代學術概論》（單行本），頁142—147。 [15] 「文集十三」，伯氏即Bluntschli。 [16] 同盟會於八月二十日正式成立。《民報》於十二月發刊。 [17] 《政聞社宣言書》今在《文集》二十，頁19—28。 [18] 五年袁氏帝制敗後，民二政黨復起。進步黨分裂為三小派。旋其中二派憲法研究會及黨法討論會合併為憲法研究會。研究會之名本此。 [19] 任公文字結集刊行者有：（1）光緒二十八年何擎一編《飲冰室文集》，編年體。有梁序。上海廣智書局出版。（2）三十一年《文集》分類體。日本東京金港堂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3）同上，廣智書局本。（4）民國四年同上，上海中華書局出版。（5）五年，《飲冰室叢著》，上海商務。（6）十四年（乙丑）梁廷燦編《飲冰室全集》，編年兼分類共五集，上海中華。（7）二十一年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分為「文集」與「專集」，各自編年。共四十冊。上海中華。此為最完備之結集。 [20] 張其昀《別錄》，頁31，任公嘗以黃自比。至今尚無完備之傳記。丁文江曾以語體文撰《年譜》。趙豐田有《年譜長編》二十餘萬言。均未獲見（趙譜未付印丁譜僅有油印本）。梁氏思想多起伏，故特詳其身世，以助了解。錯誤之處恐或未免。（榮祖案：近年研究梁氏之著作甚多，英文著作有：Joseph 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1953）；Philip Huang，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 （1972）；Chang Hao，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ial Transition in China （1971），中文著作有張朋園的《梁啓超與清季革命》與《梁啓超興民國政治》。） [21] 《文集》二，頁48。 [22]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文集》六，頁20。 [23] 梁氏列表如下： [24]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文集》六，頁20—22。 [25] 《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專集》四，頁16—18。 [26] 同上，頁19—20。列表示異族侵略自漢劉淵至元成吉思汗。表之末行但設虛線以代清廷。殆任公心非之而猶諱言之也。 [27] 此斥漢代公羊家宗師董仲舒，亦隱斥康氏。梁氏所陳國家第四義之言多暗駁《大同書》破國界之主張。 [28] 《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專集》四，頁20。 [29] 《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專集》四，頁21—22。 [30] 同上，頁1。梁氏釋新民之義曰：「新民雲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頁5）第八節「論權利思想」、第九節「論自由」、第十一節「論進步」等篇，殆所謂採補其所本無也。 [31]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文集》六，頁22。 [32] 《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文集》六，頁19。 [33] 《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文集》十三，頁75—76。 [34] 《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文集》十三，頁75—76。 [35] 《國性篇》，《文集》二十九，頁82—84。聏音耳，和也。捖音完，或音緩，摩也，擊也。 [36] 《國性篇》，《文集》二十九，頁84—85。 [37] 光緒二十三年作。《文集》二，頁7。 [38] 《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光緒二十七年），《文集》六，頁25—26。 [39] 《中國專制政治進化論》（光緒二十八年），《文集》九，頁2—3。梁氏謂歐洲已歷六級，中國仍在五級。其所引西說為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奧古斯丁、斯賓塞等。 [40] 《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光緒二十七年），《文集》六，頁25—26。 [41] 《答某君問法國禁止民權自由之說》（光緒二十九年），《文集》十四，頁30。 [42] 《新民說》第九節「論自由」（光緒二十八年），《專集》四，頁40。 [43]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光緒二十八年），《文集》十，頁1。 [44] 《少年中國說》（光緒二十六年），《文集》五，頁10。 [45] 《論專制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文集》九，頁107。 [46] 《新民說》第八節「論權利思想」，《專集》四，頁35—39。 [47] 按此出Politics ，I.1，8。 [48] 《新民說》第二十節「論政治能力」，《專集》四，頁50以下。 [49] 同上，第十二節「論進步」，《專集》四，頁57。 [50] 《中國專制進化論》（光緒二十八年），《文集》九，頁80—81。 [51] 《立憲法議》（光緒二十六年），《文集》五，頁1。 [52] 《愛國論》（光緒二十五年），《文集》三，頁76。 [53] 《立憲法議》（光緒二十六年），《文集》五，頁5。 [54] 《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文集》十三，頁89。按當時美國總統為羅斯福（1901—1909年在任）。 [55] 《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文集》十三，頁69。 [56] 波侖哈克（Bornhak），德國柏林大學教授，著有《國家論》。 [57] 《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文集》十三，頁85—86。 [58] 《開明專制·凡例》四，《文集》十七，頁13。 [59] 同上，第一章，頁14。 [60] 同上，第二章，頁19。 [61] 同上，頁17。 [62] 同上，頁18。 [63] 《開明專制·凡例》四，《文集》十七，頁15。 [64] 同上，頁20。 [65] 《開明專制·凡例》四，《文集》十七，頁21。 [66] 同上，頁22。 [67] 同上，第六章，頁34—42。 [68] 同上，第八章，頁50—83。 [69] 同上，頁50—53。後此袁世凱稱帝，梁氏此論可謂不幸而部分言中。 [70] 同上，頁77—83。 [71] 同上，第五章，頁31—34，梁氏列表以示中西開明專制之先例。 [72] 《文集》二十，頁19—28。 [73] 《文集》二十三，頁29—46。 [74] 《文集》二十四，頁1—143。 [75] 《文集》二十五上，頁106—130。此文為宣統二年攝政王載澧禁人民請願速開國會而發。 [76] 《文集》二十七，頁1—46。 [77] 《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文集》二十五上，頁125。按光緒三十四年清廷下詔定九年立憲之期。 [78] 《政治學大家伯倫智理之學說》，《文集》十三，頁86。 [79] 《新中國建設問題》，《文集》二十七，頁45。 [80] 同上，頁27。 [81]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其一·獨立與合群》，《文集》五，頁43—45。 [82]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其四·利己與愛他》，頁48—49。 [83] 《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其一·獨立與合群》，《文集》五；其二，「自由與制裁」，頁45—46。《新民說》第九節：「就群己相待之義論自由」曰：「團體自由者，個人自由之積也。人不能離團體而自生存。團體不保其自由，則將有他團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個人之自由更何有也。」（《專集》四，頁46） [84]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光緒二十八年），《文集》十，頁5。 [85]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光緒二十八年），《文集》十，頁1。 [86] 同上，頁2—3。梁氏於民國元年《憲法之三大精神》中主張重國權以濟民權之窮。《文集》二十九，頁100。 [87] 《論政府與人民之權限》，頁3。 [88] 穆勒《論自由》（嚴復譯名《群己權界論》），浦薛鳳《西洋近代政治思潮》頁777引。 [89] 《政治上之對抗力》（民國二年），《文集》三十，頁29。 [90] 《政治上之對抗力》（民國二年），《文集》三十，頁31—32。 [91] 同上，頁29。 [92] 《政治上之對抗力》（民國二年），《文集》三十，頁30。 [93] 同上，頁32。 [94] 《敬告政黨及政黨員》（民國二年），《文集》三十一，頁1。 [95] 《政治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民國四年），《文集》三十三，頁39。 [96] 《學校總論》，《文集》一，頁14。 [97] 《文集》三，頁41。 [98] 《多數政治之試驗》（民國二年），《文集》三十，頁37—38。參《憲法之三大精神》，《文集》二十九，頁99。 [99] 《文集》二十三，頁53。 [100] 《憲法之三大精神》，《文集》二十九，頁98。 [101] 梁氏以英人Gentleman一字與此對譯。《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民國二年），《文集》三十，頁41。 [102] 《文集》三十，頁40。 [103] 《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民國二年），《文集》三十，頁41—42。 [104] 《文集》三十，頁42—43。 [105] 同上，頁45。 [106] 《罪言二·鼎革》（民國元年），《文集》二十九，頁88。 [107] 《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文集》三十三，頁38。 [108] 《一年來之政象與國民程度之映射》（民國二年），《文集》三十，頁16。 [109] 《痛定罪言》（民國四年），《文集》三十三，頁8。 [110]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文集》三十三，頁52。 [111] 《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文集》三十三，頁32。梁氏認此處注[98] 中所舉諸端皆可由社會教育培養以成。 [112] 《作官與謀生》（民國四年），《文集》三十三，頁45。 [113] 《吾今後所以報國者》，《文集》三十三，頁54。 [114] 《新史學·史學之界說》（光緒二十八年），《文集》九，頁9。 [115] 《釋革》（光緒二十八年），《文集》九，頁43。 [116] 《新民說》第十一節「論進步」（光緒二十八年），《專集》四，頁60。 [117] 同上，頁64—65。然梁氏於光緒二十九年至宣統三年之間大致反對流血之革命。如光緒三十一年之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文集》十九，頁42）即其一例。 [118] 《釋革》（光緒二十八年），《文集》九，頁44。按梁氏以「改革」譯Reform，「變革」譯Revolution。 [119] 《朱子》語，見本書第十五章此處注[136] [137] 。 [120] 《變法通議·變法不知本原之害》（光緒二十二年），《文集》一，頁8—9。 [121] 《西政叢書·序》（光緒二十三年），《文集》二，頁62—63。 [122] 《文集》二，頁62—63。 [123] 《變法通議·學校總論》，《文集》一，頁19。 [124] 《新民說》第三節「釋新民之義」，《專集》四，頁5—6。 [125] 《國性篇》（民國元年），《文集》二十九，頁84。 [126] 《獨立論》（光緒二十九年），《文集》三，頁63。 [127] 《新民說》第九節「論自由」，《專集》四，頁47。 [128] 《新民說》第十一節「論進步」，《專集》四，頁56—60。 [129] 同上第九節「論自由」，同上書，頁47。 [130] 《保教非所以尊孔論》（光緒二十八年），《文集》九，頁56。參閱《清代學術概論》單行本，頁144引壬寅年《新民叢報》。 [131] 《孔子教義實際裨益於今日國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民國四年），《文集》三十三，頁64。 [132] 《新民說》第十一節「論進步」（光緒二十八年），《專集》四，頁60。 [133] 《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民國十八年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