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二十章　太平天國

第一節　政治思想之消沉 顧亭林卒於康熙二十一年。次年呂晚村卒。三十一年王船山卒。三十四年黃梨洲卒。四十三年唐甄卒。明末遺民，至康熙末年，已先後殂亡，無復存者。黃、顧諸人所抱之政治思想雖未即歸湮淪，其流風餘韻尚有少數士人維持之以免於驟絕。然久經清廷壓制以後，不特民本、民族之觀念失其光芒，即一般政論之興趣亦漸趨冷淡。學者士大夫或致力於不觸忌諱之考證古書，或醉心於獵取富貴之科舉帖括，其中間有留心世務者實為少數之例外。而文網綦密，忌諱甚多，建言立說者動受奇禍。自清開國至嘉道之二百年，為滿洲專制政府極盛初衰之時，亦即中國政治思想由暫時勃發而趨於極度微弱之時。直至太平天國崛起，以滅清復漢，博愛平等之旨相號召，然後沉悶之局，為之一變。 清廷壓制漢族之政策前後雖有緩急寬猛之不同， [1] 而究其根本目的，始終在於消除反抗，摧抑士氣。彼深知徒事迫脅不足以收大效，乃兼用積極籠絡與消極壓制之二重手段。籠絡手段泛用於一般人民者，以減免租稅及解放賤民 [2] 二者為最要。其專施於士大夫者以征山林隱逸，舉博學鴻詞、興科舉、開史館、求遺書、表章程朱、編纂書籍 [3] 諸端為最要。積時既久，天下之士不為其所奴用驅使，即潛耗心力於無用之八股與無恥之理學。雖文運昌明，「樸學」大興，未始非受清廷「右文」政策之賜，而就政治思想史以論，則籠絡手段之流毒， [4] 殆不亞於始皇愚民也。 籠絡之手段備極巧妙，壓制之手段則頗為毒辣。清廷於軍事甫定即下令薙髮，以圖淪亡漢族之衣冠。違令者以軍法從事， [5] 雖衍聖公亦須尊行。 [6] 為求徹底摧抑中國士氣起見，順治、乾隆間又藉故屢興大獄，極盡殘殺威嚇之能事。最著者有科場、文字諸獄。屠戮牽連，動逾千百。 [7] 此外復多立忌諱，嚴束文人。刊文結社，悉加禁止。 [8] 上書言事，每獲罪誅。 [9] 而前代書籍，有不利於清廷者輒加毀禁刪削。 [10] 清代文字之禍，就其用心之深刻，影響之長遠論，殆迥非始皇焚書坑儒之所能企及。 籠絡與壓制兼施，收效至為可驚。「雍乾以來，志節之士蕩然無存。有思想才力者無所發泄，惟寄之於考古，庶不幹當時之禁忌。其時所傳之詩亦惟頌諛獻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時序，及尋常應酬之作。」 [11] 下焉者則惟騖心科名，耗精力於時文楷法之中，以冀博富貴於萬一。士風頹靡，政論消沉。民族之元氣大傷，清廷之目的已達。龔自珍於嘉慶二十年述當時之風氣曰：「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鮮君子，抑小人甚鮮。當彼之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聲音笑貌亦僇之。」「徒僇其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為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才者自度將見僇，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 [12] 此雖不免略有過甚之處，其大體固足為當時思想消沉之實錄也。管同《擬言風俗疏》謂：「大抵明之為俗官橫而士驕，國家知其弊而一切矯之。」其結果遂至「近年大臣無權而率以畏愞，台諫不爭而習為緘默，門戶之禍不作於時而天下遂不言學問，清議之持無聞於下而務科第、營財貨，節義經綸之事漠然無與於其身」 [13] 。語氣不及龔氏之激揚，而所見實大致相合。 雖然，雍、乾、嘉、道之間，政論消沉而未嘗完全斷絕。士大夫中尚有一小部分胸有所見，不甘緘默，冒不測之禍而發為議論者。其中較著者有查嗣庭 [14] 、陸生柟 [15] 、方苞 [16] 、杭世駿 [17] 、汪縉 [18] 、余廷燦 [19] 、洪亮吉 [20] 、包世臣 [21] 、管同 [22] 、龔自珍 [23] 諸人。綜其所說，約可分為抨擊專制本身與譏議時務之兩類。反對專制者或積極申民之貴，或消極抑君主之尊。汪縉謂：「君之立，民立之。」 [24] 故「憂民憂，樂民樂，王道始終之大端也」 [25] 。余廷燦謂：「民質也，有因民之質而文之者則曰聖賢。民萌也，有因民之萌而達之者則曰君相。二者非有異於民也，以民明民也。以民衛民也。非用民而為民用者也。此天地之心也。然治民者且曰民賤。何異足日薦地，而不思去地則足懸無所附，雖有飛廉跨空之足，僵仆頓踣而已矣。何異魚日在水，而不知水涸則魚相處於陸，雖有橫海之長鯨，螻蟻治其命而已矣。揚雄氏曰：周之士也貴。然文王、武王、周公之貴民也亦明矣。愛其子者隆其師。貴士正所以貴民也。」 [26] 此皆遠承《孟子》而近與《明夷待訪錄》唐子《潛書》之大旨相契合者也。陸生柟力詆始皇統一之失，謂「封建制度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於今日，害深禍烈，不可勝言，皆郡縣之故」。考郡縣之所以為害，始由天子獨尊，無群後以資衡制。人主徒喜獨尊之便於恣睢，而不知此正為人己兩傾之危道。陸氏又直接對專制君主加以攻擊曰：「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泄，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也。」 [27] 方苞與陸生柟同生康熙之世，其《漢文帝論》殆亦針對同一之政治背景而發。苞謂：「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魏晉至五季，雖亂臣盜賊暗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即大禹一夫勝子，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為黃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所發耳。」 [28] 蓋唐宋以後之君往往妄自尊大，自命聖神。方氏此論不僅暗諷康、雍，實亦深中一般專制君主之通病。至龔自珍則更就君臣尊卑互為消長之理而婉陳專制之失。《古史鉤沉論》一曰：「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強，其志武，其聰明上，其才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彼方快意自得，而不知積之既久，「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以至於盡。後世雖欲求禮義氣節之士而不可獲，則彼霸主仇士政策為之厲階也。王者知君至剛，則臣柔靡，乃自抑以伸人。故「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 [29] 。然而此豈唐宋以後專制君主所能為哉？龔氏又征之載籍，撰四等十儀，以證兩漢以前王者惕讓之制度。其大旨在說明古者常朝、大朝、禮食之儀，主坐臣亦坐，主立臣亦立。朝儀雖有主坐臣立之例， [30] 而非如唐宋以後，君必坐而臣或跪或立，尊卑懸絕，無復相互敬重之意。凡此皆譏評專制，其語氣溫婉激切有殊，而宗旨則相合也。 議論時政者人數較多，所注目者亦不止一事。陸生柟之《通鑑論》遍及人主、相位、建儲、兵制、無為而治諸端。雖書已不存，就其條目觀之，亦可見其大體針砭康、雍之政治。查嗣庭有日記兩本。據雍正四年九月上諭，其內容「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說甚多。又於聖祖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以翰林改授科道為可恥，以裁汰冗員為厄運，以欽賜進士為濫舉，以多選庶常為蔓草」 [31] 。此則立言無關大體，殆多出於失意後之憤懣。至杭世駿《保和殿對策》，論及滿、漢畛域不可太分，則切中清代開國以來之一大弊 [32] ，非復一人之私言矣。洪亮吉於嘉慶三年以編修應館試，上《平邪教疏》 [33] ，痛論白蓮、八卦等教之興。以為民亂之主因在吏治之隳壞，而和珅當政所養成貪黷蒙蔽之風氣則為蔽政之深淵。洪旋上書成親王永瑆等，有「群小熒惑」之語，亦頗中時弊，非偏私或空泛之談。然杭、洪等所言雖觸犯忌諱因以獲譴，而其內容實遠不如包世臣、龔自珍顯然主張變法者之徹底。龔氏明揭變法之義曰：「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 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為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為一姓勸豫也。」 [34] 龔氏倡革新之原理，而前此十餘年，包世臣已著《說儲》二篇，提出變法之條目。包氏建議之要者為：（1）革新科舉，廢八股時文，改以經術及時務策士。 [35] （2）限制君權，設給事中，封駁朝廷詔敕。 [36] （3）發揚士氣，通達民情，令國學生議大政、大獄諸端。 [37] 當時殆以恐觸時忌，未嘗刊布。 [38] 其言亦遂歸於湮沒，毫無影響。 上列諸人之政論大約發於雍正初年至嘉慶末葉之百年間。今日觀之，其內容雖少驚人之點，而在當時士氣頹靡、思想消沉之環境中已屬難能可貴，賢於頌譽獻媚或緘默保身之流遠矣。吾人若取乾嘉名學者凌廷堪 [39] 之言論以與陸、查相較，尤足見後者之尚有人心。凌氏論史，重治亂而輕種族。其立場恰與方孝孺、王夫之、呂留良、戴名世等相反。凌氏嘗謂：「尼父之作《春秋》，亦書荊楚。左氏之撰《國語》，不遺吳越。」 [40] 聖人古史不排夷狄，則後儒以種族定正統者，皆當駁斥。凌氏以詩述其主張曰：「史以載治亂，學者資考究。胡為攀麟經，師心失所守。拘拘論正統，脫口即紕繆。拓跋起北方，征誅翦群寇。干戈定中夏，豈曰無授受。蕞爾江介人，弒篡等禽獸。荒淫一無可，反居魏之右。金源有天下，四海盡稽首。世宗三十年，德共漢文懋。南渡小朝廷，北面表臣構。奈何紀宋元，坐令大綱覆。兔園迂老生，永被見聞囿。安得如椽筆，一洗賤儒陋。」 [41] 本此見解以論史，凌氏於異族政權每加擁護，異族功臣每加讚許，而六朝以後之漢族政權一致加以蔑視詆毀。如五胡十六國之「漢奸」張賓、王猛均受稱許， [42] 南宋主和之秦檜、史浩悉為翻案。 [43] 惜金不滅宋， [44] 嘆元亡於明。 [45] 凡此驚人之賤華貴夷論，清世宗《大義覺迷錄》對之當猶有遜色。昔戴名世與人論修史之例，謂清當以康熙元年為定鼎之治。世祖雖入關十八年而明祀未絕。循蜀漢之例，順治不得為正統。今凌氏乃至欲摒南朝南宋於正統之外，以為魏金騙除。縱非有心取媚滿洲，而「認賊作父」，究為其學識之一玷。夫以一時名家如凌氏者猶不能脫清廷奴化政策摧抑士氣之影響，則專制政府之壓力誠深遠可畏。然而專制壓力能排除異己於一時，不能避免自身之崩潰。士大夫雖多受清廷之恫嚇麻醉，而民間尚有未死之人心。滿洲政府之發展至乾隆已盛極而衰。政污俗弊，國耗民窮。教亂四起，此仆彼興，至道、咸間遂有「洪楊之亂」。揭覆清復漢之旗幟，以天主教義為號召。苟非漢人憤其侮滅孔教，出而相抗，則清社之屋或不俟宣統辛亥。故乾、嘉之思想消沉，不啻為二千年專制政治最後之迴光返照也。 第二節　太平天國政治思想之背景 太平天國自洪秀全定都南京至城破自殺，雖僅有十餘年之存在，而其在政治思想史上之意義，及其對近代政治史之實際影響，均頗為重大。蓋太平天國以基督教義相號召，為中土第一次受外來文化激動而引起之思想革命。稽之往古，實無先例。無論其思想內容是否可觀，其歷史上之意義則未容忽視也。洪楊以失意之平民，起事一隅，不逾三年而建都稱王，蔓延及於十省。苟非曾國藩等之力征及外人之協助，滿洲政權顛覆，殆屬可能之事。清廷經此嚴重打擊，元氣因以大傷。本已就衰之國勢，此後更趨於微弱。辛亥革命之成功，未始間接非受太平天國之賜。故曰其實際上之影響頗為重大也。 雖然，吾人應注意，太平天國之貢獻多半在於消極之破壞。其在政治思想上積極之貢獻，究竟甚微。此蓋由受其歷史背景之限制，故其所揭櫫包含之思想亦遂不免有支離荒謬之處，不足為建立近代富強國家之基礎。廣義言之，太平天國乃中國歷史上習見「教匪」叛變之一例。溯其先驅，遠則東漢末年之「黃巾」，近則元以後之「白蓮教」。後者之本宗及支流，於清乾隆晚年至嘉慶中曾數度起事，謀奪取清祚。 [46] 太平天國以基督教之宗教信仰維繫人心，雖其內容頗異「白蓮」、「聞香」、「天理」、「清水」諸教之迷信，就其「神道設教」一端言，未始非小異而大同也。抑又有進者，洪楊「上帝會」之宗教信仰幼稚奇詭，與新舊教之教旨相去頗遠，而不免略帶迷信之彩色。洪秀全以貧家士子， [47] 屢試不第，失望疾病之餘，受宣教士之暗示，感生異夢， [48] 又曲解《聖經》語意，逐漸引申積累，遂創成其「天父天兄」之教義。 [49] 此自西洋人視之，誠不過「對神聖之最大褻瀆」 [50] 而已。 太平天國之第二背景為三合會。道光三十年秋，洪秀全起兵金田村後聲勢漸大，「股匪」及會黨多加入上帝會以求保護。三合會亦其中之一。此為清代之重要秘密結社，為清初明末遺民所組織，以反清復明為目的。順治、康熙間之民變，如順治五年天津張氏婦稱「天啟皇后」，康熙十二年，北京楊起隆稱「朱三太子」，四十六年，雲南李天極稱明桂王孫 [51] 皆顯與三合會有關係。太平軍以顛覆「妖胡」號召，末始非受三合會之暗示。然洪氏不欲墨守前規，乃明揭三合會之誤，以為「復明」之主張適用於康熙時代，而不適用於二百年以後。至道光時代則當恢復漢土，開創新朝。可以仍主反清，不可更主復明矣。 [52] 太平軍背景可注意之第三點為其首領多出身中下層社會之事實。天王洪秀全及干王洪仁玕均生貧家，曾讀書而屢試不第。今觀天王所作文字頗近鄙俗，實不足預於「士大夫」之列。東王楊秀清「在家種山燒炭為業」。西王蕭朝貴亦為耕種之農人。北王韋昌輝監生出身，曾出入衙門。忠王李秀成曾幫工就食。天官丞相秦日昌曾與人做工。惟翼王石達開「家富讀書，文武備足」 [53] ，為其中最突出之人才。西人游「天京」者稱之為「苦力王爺的城」 [54] ，雖謔而近虐，亦足為天國人物出身卑下之一證。苦力王爺固自有其特殊之美德。然學識欠缺，殆為無可隱諱之事實。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太平天國運動乃一糅雜中西觀念之反清運動。其多數首領以學識淺薄，故對於外來之基督教義與固有之中國文化均無深切之了解。於是學西洋而未得其富強立國之真諦，攻舊習而反醉心於君主政治之惡套。就今存文獻所載觀之，太平天國政治思想之要點有三：一曰反清復漢，二曰奉天博愛，三曰平等尚賢。反清合於民族主義，博愛合於民生主義，尚賢亦立國經邦之要道。凡此三者，就大旨論，均屬無可非議。徒以洪氏等多不學無術，施行之際遂不免似是而非。始博大眾之同情，終招中外之反感。說者或謂湘軍之起，非清室勤王之師。 [55] 其真正目的實在乎保衛中國之傳統文化。故咸豐四年三月曾國藩於出發時頒布「討粵匪檄」，除歷舉其殺掠行為外，痛斥其破滅「名教」之罪惡。檄文有曰：「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士不能誦孔於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盪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觀，不思一為之所也。」 [56] 抑又有進者，太平軍之錯誤政策，不僅引起中國士大夫之仇視，西人知其內容者亦無好感。或目天王為瘋癲， [57] 或預言天國之必敗。 [58] 於是在初時為外人所屬意之革命， [59] 「竟因外人之協助而蕩平」。 [60] 此亦太平軍首領之無識有以自取之也。 太平軍之無識，尤可於其不能放棄君主政治一事見之。洪秀全駁三合會反清復明之主張，而以「開創新朝」號召。其起事之初即不免有彼可取代之心理。及建都南京，則稱王拜爵，玉食錦衣。不特腐化，且起內爭。迅速覆亡，其何能免？ [61] 天國建於法蘭西革命六十二年之後，而猶未聞民族大義。此洪楊知識受其歷史背景限制之又一例。今日尚論，誠不勝其慨嘆矣。 第三節　太平天國之政治理想 太平軍之政治理想，以今日之眼光觀之，雖多缺點，然以較乾、嘉時代，則真有石破天驚、震耳駭目之概。頃謂其所含要旨，共有三端：一曰反清復漢，二曰奉天博愛，三曰平等尚賢。茲據現有殘缺之記載，分述大意於下。 太平天國含有民族革命之意義，實無可否認。洪秀全於咸豐元年閏八月建「太平天國」於永安州（今廣西蒙山縣）。次年東王、西王會銜頒布《奉天討胡檄》 [62] ，其略曰：「予惟天下者上帝 [63] 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衣食為上帝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子女人民為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虜之子女人民。慨自滿洲肆毒，混亂中國。以六合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恬不為怪，中國尚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四海，妖氛慘五湖，而中國反低首下心，甘為婢僕，甚矣，中國之無人也。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名中國為神州者何？天父皇上帝，真人也。天地山海是所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目胡虜為妖人者何？蛇魔，邪鬼也。惟韃靼妖胡實敬拜之，故當今以妖人目胡虜也。奈何反足加首，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也。」「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永興之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九五之貴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示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中略）興創久淪之境土，振起上帝之綱常。」檄文之主旨如此。以較朱元璋之諭中原，詞氣激揚，殆無遜色。吾人如謂朱檄為中華民族革命之第一聲，此足為其鏗谹之嗣響。然二者之間，固有一重要之區別。前者純取民族觀點，後者雜以宗教情緒，一襲固有之夷夏區分，一采外來之耶教信仰。惟其根本立場如此相異，故明太祖於定鼎後即圖復唐宋以前之舊制，而太平天國則破壞中國社會習慣，不稍寬假。 [64] 致引起曾氏之憤慨，起兵相抗。天國所主張之激烈社會改造，固未必無可取之點。然以當日之形勢論，殆不能認為收取人心適當之政策。況清政府為異族之政權，基督教亦異邦之宗教。以此攻彼，實不易自圓其說。 西人之記載如非出於誤會，則洪氏之民族思想包含民族自主與國際平等之二義。非吾國舊日尊華賤夷觀念所能範圍，亦與王船山《黃書》之論略有分別，洪秀全於本鄉傳教時嘗告洪仁玕曰：「上帝劃分世上各國，以海洋為界，猶如父親分家產於兒輩。各人當尊重父親之遺囑而各自保管其所得之產業。奈何滿洲人以暴力侵入中國而強奪其兄弟之產耶？」又曰：「如果上帝助吾恢復祖國，我當教各國各自保管其自有之產業而不侵害別人所有。我們將要彼此有友誼，互通真理及知識，而各以禮相接。我們將共拜同一之天父，而共崇敬同一天兄世界救主之真道。」 [65] 洪氏既自稱乃其「靈魂被接上天后之心中大願」，則顯系得諸西洋宗教之暗示，實本於基督教界之觀念， [66] 未可以附會儒家《春秋》、《禮運》諸義， [67] 明矣。 太平天國理想之第二點為奉天博愛。天國以宗教立國，就理論言，乃一神權政體 [68] 。雖其所揭之基督教義有殊正教，其信仰熱忱逐漸衰減，而其宗教色彩則始終維持。簡言之，天國政治思想之根本觀念為天治神權。故洪、楊諸首領皆稱天以命人，而洪氏自稱上帝之次子，基督之幼弟，受天父之命以稱天王，遂獨為全國之元首。文告中表明此意者不只一次。如辛開三月十四天王傳上帝之命謂：「天父曰：我差爾主下凡作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扶主顧王，一個個都難逃命。」 [69] 此言所含大意，無殊中國古代之天治與歐洲中世之神權，無待加以解釋。洪、楊既假天命以號召群眾，其所畫定之制度亦隨處表現宗教色彩。 [70] 即天王之名號亦依據教義而擇定。洪氏曾謂太平軍之目的在傾覆清廷，別創漢族新朝。然以「天父上主皇上帝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樣樣上，又無一人非其所養，才是上，才是帝。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稱上，僭稱帝」 [71] 。故放棄歷代先例，不稱皇帝而自號天王。洪仁玕復為說曰：「孔丘作《春秋》，首正名分。大書直書曰天王，蓋謂系王於天，所以大一統也。此天王尊號前代無人敢僭者，實天父留以與吾真聖主也。 [72] 殊無知秦政妄自尊大，僭稱上主皇上帝大號，無怪其作事顛倒，年祚不長也。」 [73] 天國之宗教思想中有兩事似值吾人注意。其一為洪、楊等承認人民與君長在宗教上平等。中國傳統思想認皇帝為「天子」。故依禮制惟天子得祭天地，臣民皆不得預。太平軍雖不廢君臣之等級，然既明白承認一切人類皆為上帝之子女，在宗教生活中根本平等，則事奉天主乃君臣民共有之權利。《天條書》曰：「今有被魔鬼迷濛心腸者動說君長方拜得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間大共之父也。君長是其能子，善正是其肖子，庶民是其愚子，強暴是其頑子。如謂君長方拜得皇上帝，且問家中父母，難道單是長子方孝順得父母乎？」 [74] 此宗教平等之說也。其二為洪、楊等承認上帝之權不但及於臣民，即天王本人實際上亦受其督制，天國首領每託言天父下降， [75] 以取得群眾之信從。天父下凡詔書即其紀錄之一種。如辛開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楊秀清等託言天父下凡，命逮捕謀叛之周錫能。 [76] 足為假天命以震懾臣民之著例。又如癸好三年新刊之《天父下凡詔書》記楊秀清托天父降命以譴責天王之事，則足為天王受制之明證。其略謂：「東王乘金輿至天王宮，天父忽再下凡，女官啟奏，天王步出迎接。天父怒曰：秀全，爾有過錯，爾知麼？天王跪下，同北王及朝官一齊對曰：小子知錯，求天父開恩赦宥。天父大聲曰：爾知有錯，即杖四十。眾官哭求代受。天父不許，乃令杖責天王。天王乃俯伏受杖。天父以其遵旨免其杖責。」 [77] 夫以天王之尊，猶不得不服罪受杖，則神權政體之精神誠已獲最充分之表現。以視歐洲中世君主以違教而受破門之處分， [78] 及中國漢代帝王因天變而為罪召之表示者，其實際上意義殆猶有過之者矣。 雖然，就政治思想言，天國自基督教所竊取最重要之精義，非神權而為博愛。《新約》書中屢申人類同宗相愛之旨。如耶穌謂凡遵行天父旨意者均為兄弟姊妹。 [79] 保羅謂凡人當互相服事，一切法律皆包含於「愛人如己」一語之中。 [80] 太平軍首領對此頗能加以發揮引申，其言遂若與《禮運》大同，墨子兼愛相契合。《太平詔書》 [81] 中之「原道醒世詔」即為今存文獻中專闡博愛之著作。《詔書》謂：「世道乖離，人心澆薄，所愛所憎，一出於私。故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有之。甚至同國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縣以此鄉、此里、此姓而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奪，相鬥相殺，而淪胥以亡乎？無他，其見小故其量小也。其以此國而憎彼國，以彼國而憎此國者，其見在國，國以外則不知。故同國則愛之，異國則憎之。其以此省、此府、此縣而憎彼省、彼府、彼縣，以彼省、彼府、彼縣而憎此省、此府、此縣者，其見在省府縣，省府縣以外則不知。故同省、同府、同縣則愛之，異省、異府、異縣則憎之。其以此鄉、此里、此姓而憎彼鄉、彼里、彼姓，以彼鄉、彼里、彼姓而憎此鄉、此里、此姓者，其見在鄉里姓，鄉里姓以外則不知。故同鄉、同里、同姓愛之，異鄉、異里、異姓則憎之。天下愛憎如此，何其見之未大而量之不廣也。」 [82] 雖然，此乃世衰俗弊一時之惡耳。當中國上古盛世，天下為公。禹稷動饑溺之懷，孔丘發大同之論。揆之真道，誠無間然。蓋「天下凡間，分言之則有萬國，統言之則實一家。皇上帝，天下凡間之大共父也。近而中國是皇上帝主宰化理，遠而番國亦然。遠而番國是皇上帝生養保佑，近而中國亦然。天下多男人，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爾吞我並之念」 [83] 乎？ 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此殆天國最後之政治理想，而以平均分配為原則之田畝制度則其具體之表現也。《湘軍檄文》謂：「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謂田皆天主之田也。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謂貨皆天主之貨也。」 [84] 語雖簡短，頗能揭明天國之均平理想。蓋歐洲初期基督教徒本實行一種近乎共產之團體生活。 [85] 洪、楊諸首領勢必受其暗示。而在乾、嘉以來豪強兼併，貧富懸殊之社會環境中，均平原則誠不失為一有力之號召。故起兵之始秀全即屢申令兵將不得私有財物。 [86] 及定都南京，乃劃定製度，以求均平原則之實現。雖內政失修，立國不永，所建之制未克施行， [87] 而僅就其理想之內容觀之，未始非社會革命之先聲也。 [88] 按《天朝田畝制度》 [89] ，天下之田分為「尚尚」至「下下」九等，不論男女，按口分授人民。十六歲以上受田多於十五歲以下一半。一家之中，「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醜各一半」。此于田地分配上求平均也。年歲之凶荒不同，不可無以調劑之。故《田畝制度》又立規定曰：「凡天下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彼處荒則移此豐處以賑彼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欲實行豐荒相通之原則，則耕田之收穫不可不由公家管理。「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蓋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國庫之用於民生者有二：一為鰥寡孤獨廢疾，不能勤耕服役者，皆頒國庫以養之。二為婚娶嘉禮，立有定式，皆用國庫以行之。此從享用上求平均也。分配與享用俱能平均，則天下之人「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錢同用，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矣。 天國田制大要如此。其立意雖美而其法難行，可不待深察而自見。九等雜分，不啻重複井田經界之困難。即此一端已足阻礙均平理想之實現。又況洪、楊諸人心未至公，才非建設，其不能推行此驚人之社會改革，洵意中事。 天國政治理想中尚含有尚賢之一義，不可不加以敘述。太平軍起事首領中如洪秀全、洪仁玕等均為落第士子，於社會不平等之痛苦，當有切身之體認。故天京初定，即開科取士， [90] 以一泄其往日憤懣之懷。田畝制度中之規定尤能掃除門閥階級，表現「選賢與能」之平等精神。天國之人，在宗教生活中則因各人才能高下相殊而有不同之地位。天王乃上帝之「能子」，故其位獨居萬眾之上。其餘首領，能遜天王，故以次位居其下。首領以外之人，則或能或不能。能者為官，不能者為民。為民者或農或兵，為官者由「伍長」以至於「監軍」等職。 [91] 官民升降，均有選舉考績及功罪賞罰之二途。「凡天下每歲一舉，以補諸官之缺。舉得其人，保舉者受賞。舉非其人，保舉者受罰。其伍卒民有能遵守條命及力農者，兩司馬則列其行跡，注其姓名，並自己保舉姓名於卒長。卒長細核其人於本百家中。果實，則詳其並保舉姓名於旅帥。」旅帥以上依次保核，以達於監軍。監軍上詳，歷總制諸官以達於丞相。丞相稟軍帥。軍帥啟天王，然後降旨，分別授官。凡天下諸官，三歲一升貶，以示天朝之公。監事以下官俱由上級者保升或奏貶下屬，其手續略如保舉。總制以上官得上下互相保升奏貶。諸官有大功殊勛或大奸不法之事得上下在升貶年限外隨時保奏。此選舉考績之法也。「凡天下官民總遵守十款天條及遵命令，盡忠報國者則為忠。由卑升至高，世其官。官或違犯十款天條及逆命令，受賄弄弊者則為奸。由高貶至卑，黜為農。民能遵條命及力農者則為賢為良，或舉或賞。民或違條命及惰農者，則為惡為頑，或誅或罰。」此功罪賞罰之法也。天國登庸黜騭之制度，雖意本大公，合於尚賢之義，然其法煩瑣難行。一命之微，須歷十餘級之保核，始得天王旨授。其制果行，恐民遺有用之才，官無可負之責。洪、楊首領缺乏政治建設之知識，此又一明證也。 * * * [1]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分清初對士大夫之政策為三期。第一期，順治元年至十年采利用政策。第二期，順治十一年至康熙十年采高壓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年以後采懷柔政策。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第六篇第三十章，頁739—741為：（1）順治之放任或感化政策；（2）康熙之恩禮或懷柔政策；（3）雍正之調和政策；（4）乾隆之壓制政策。 [2] 《清朝文獻通考》卷一九「戶口考一」，康熙五十年以後滋生人丁永不加賦。雍正元年除各省「樂戶」、「惰民」、「伴 」、「世仆」等籍，俱為良民。 [3] 蔣良騏《東華錄》順治三年四月詔革明代科名，開科取士。康熙十八年三月試博學鴻詞。朱彝尊、湯彬等入選。開明史館，以所錄諸人參預纂修。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諭禮部翰林院令廣訪天下遺書。閨四月又諭曰：「自古經史書籍所重發明心性，裨益政治。必精覽詳求，始成內聖外王之學。朕披閱載籍，研究義理，凡厥指歸，務期於正。諸子百家，泛濫奇詭，有乖經術。今搜訪藏書善本，惟以經學史乘實有關係修齊治平，助成德化者，方為有用。其他異端稗說，概不准錄。」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癸亥諭《續編圖書集成》。按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所纂書籍，除此書一萬卷及《四庫全書》七萬九千七十卷之巨製外，尚有其他「欽定」「敕撰」之書不下萬卷。（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三編八章及蕭一山《通史》上卷頁637—640，中卷頁32—38。）王先謙《東華全錄》卷八四，乾隆四十一年諭明史立貳臣傳「為萬世臣子植綱常」。此提創名教之手段首發自聖祖之提倡程朱。康熙五十一年諭以朱子配享十哲，五十二命李光地等纂《朱子全書》。李光地、湯斌、陸隴其、朱軾等均以朱學位至卿相。 [4] 諸事中科學承明季之弊，為害尤為深長。順康間科場多舞弊。李孟符《春冰室野乘》（蕭上頁659引）載某近臣對聖祖問謂「國初以高官厚祿羈縻漢兒，猶拒而不受。今一舉人之微乃至輸金錢，通關節以求之。可見漢兒輩已歸心朝廷，天下從此太平矣。」其見甚卓。 [5] 蔣《東華錄》順治元年五月庚寅攝政王諭，戊戌再諭。辛亥弛薙髮令。二年六月丙寅諭，丙辰再諭，詞意愈嚴矣。又《呂晚村文集》四「答徐方虎書」言破帽換糖事，足見士人對薙髮之態度。 [6] 蔣《錄》順治二年八月，孔聞溧奏請准衍聖公蓄髮。報曰：「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聞溧姑念聖裔免死，著革職永不敘用。」 [7] 科場獄以順治十四年為最慘。孟森《心史叢刊》：「丁酉之獄主司房考及中式之士子誅戮及遣戍者無數。其時發難者漢人，受禍者亦漢人。陷溺於科舉至深且酷。不惜假滿人屠戮同胞，以泄多數僥倖未遂之人年年被擯之憤。此所謂天下英雄入我彀中者也。」（柳《文化史》三編三章引）文字獄較著者有康熙二年莊廷壠史案，五十一年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三年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四年查嗣庭江西試題案，七年陸生柟通鑑論案，乾隆二十年胡中藻詩獄，三十二年齊周華刻書案，四十二年王錫侯改康熙字典案等。（蔣《錄》各處，柳《文化史》三編九章，蕭《史》上九九節，一一二節，一一七節，中三—一四節。） [8] 蔣《錄》順治十七年正月，因給事中撮雍建言，諭學臣嚴禁立社結盟。《清會典》明倫堂之左刊立世祖欽定臥碑列教條凡八，大旨在敦品行。其六禁學者與師辨難。其七曰：「軍民一切利病不許上書陳言。」違者革退治其罪。八禁結社刊書。此雖仿明洪武十五年臥碑十二條（《明史·選舉志》）。然明未生效，清則厲行也。康熙四十一年訓飭士子文略同。 [9] 清初言事獲罪者甚多。如吳縣諸生金人瑞等以揭發知縣貪暴之事，不分首從，一律凌遲處斬（蕭《史》上，頁390），最為慘酷。 [10] 乾隆三十九年八月諭，明季野史「必有牴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盡行銷毀」。四十一年兵部報天下焚書二十四次，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蔣《錄》）。章炳麟《檢論·哀焚書》，言宋明人書涉及遼金元者亦加焚毀或刪改。 [11] 柳詒徵《文化史》三篇八章結論。又蔣方震序梁啓超之《清代學術概論》亦謂：「清以異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學必遭時忌，故借樸學以自保。」 [12] 《定盦文集》上，乙丙之際著議第九。按乙亥即嘉慶二十年。乙丙之際著議第六斥學與治分途，謂後世之儒「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似譏文士與考證家。 [13] 《因寄軒文集》（凡十六卷）「擬言風俗疏」。賀長齡《皇朝經世文編》卷七選載。 [14] 蔣《錄》雍正四年九月及徐珂《清稗類鈔》均載查氏江西科場題案。查死獄中。子坐死。家屬流放。按查為隆科多黨。隆誅後發為誹議乃情理中事，未必為客觀之公論。 [15] 蔣《錄》雍正七年五月，順承郡王錫保告發陸作《通鑑論》十七篇，中多誹謗，陸遂誅死。 [16] 生康熙七年，卒乾隆十四年（1668—1749）。康熙四十五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有《望溪文集》。戴名世之獄，曾以藏《南山集》板牽連。集外文卷六有《獄中雜記》。 [17] 生康熙三十五年，卒乾隆三十八年（1696—1773）。有《道古堂文集》四十八卷。 [18] 生雍正三年，卒乾隆五十七年（1725—1792）。有《汪子文錄》。 [19] 生雍正十三年，卒嘉慶三年（1735—1798）。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編修。有《存吾文稿》。 [20] 生乾隆十一年，卒嘉慶十四年（1746—1809）。有《卷施閣文集》。嘉慶三年以館試上《平邪教疏》。次年上書成親王陳時事，以「指斥乘輿」戍伊犁。 [21] 生乾隆四十年，卒咸豐五年（1775—1855）。嘉慶舉人，官知縣。嘉慶六年作《說儲》二篇，主變法。 [22] 生乾隆四十五年，卒道光十一年（1780—1831）。道光舉人。《因寄軒文集》中有「永命篇」及「擬言風俗疏」。 [23] 生乾隆五十七年，卒道光二十一年（1792—1841）。道光進士，官禮部主事。 [24] 《汪子文錄·繩荀上》。 [25] 「准孟中」（與上條均自賀編卷一引）。 [26] 《存吾文稿·民貴》（賀編卷一）。 [27] 世宗引《通鑑論》。此引自蕭《史》上，頁726。世宗對陸所論封建、人主、相臣、無為、兵制、建儲諸端一一駁斥。陸殆同情於諸王，故尤觸世宗之忌。 [28] 《望溪文集》卷三。亦見賀編卷九。《集外文》卷二有「請矯除積習興起人材札子」，亦論時務。 [29] 《定盦續集》卷二。 [30] 同上。 [31] 蔣《錄》雍正四年九月。 [32] （龔）《定盦集補編》卷四「杭大宗逸事狀」謂旨交刑部，議擬死。以侍郎觀保言得免，革職歸里。乾隆三十八年高宗南巡，杭迎駕。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尚未死麼？」是夕返舍遂卒。按言滿漢者實不乏人。如順康時馬世駿及儲方慶殿試策，均未獲罪（策見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五，蕭《史》中頁23引）。 [33] 《卷施閣文甲集》卷一。章學誠亦有相近之言論，文集上執政論時務書。 [34] 《定盦文集》上《乙丙之際著議》第七。 [35] 龔氏亦不滿意科舉。《續集》卷三《干祿旅書自敘》言宰輔大臣多出翰林，而殿試所重者在楷法而已。 [36] 此與顧亭林所見略同。本書第十八章此處注[110] 。 [37] 此與黃梨洲所見略同。本書第十八章此處注[41] 。 [38] 作者齋中藏有近年影印抄本上篇，「七七」事變後失去。茲不能詳述其內容矣。 [39] 生乾隆二十年，卒嘉慶十四年（1755—1809）。乾隆進士，官教授。少時曾在揚州詞曲館參預檢校詞曲中違礙字句。專精五禮，為江藩所稱。 [40] 《校禮堂文集》卷一一「十六國名臣序贊」。以下均錢《學術史》頁509—510引。 [41] 《校禮堂詩集》卷五「學古詩」。 [42] 同本書此處注[40] 。同卷又有「十六國名臣補贊」。 [43] 《集》三一「書宋史史浩傳後」。又《集》五「讀宋史」曰：「靖康之時不幸而用李伯紀，紹興之際幸而不用胡邦衡。」李綱、胡銓皆主戰圖恢復者也。 [44] 《集》卷三一「書金史太宗紀後」。 [45] 同書卷三一「書元史陳祖仁傳後」。 [46] 可閱蕭《史》中卷一篇三四—四〇節。魏源《聖武記》卷九、一〇及江上蹇叟（夏燮）《中西紀事》卷二亦有白蓮、天理等教之記載。白蓮教始於元末之韓山童。明天啟五年王森自稱聞香教主，即其遺黨。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嘉慶九年間王倫劉松等復起。嘉慶十八年李文成、林清起事，改名天理教。 [47] 廣東花縣人。生嘉慶十八年，同治三年自殺（1813—1865）。 [48] 可閱簡又文《太平天國雜記》第一輯（民國二十四年）「太平天國起義記」，頁13—20（此譯Theodore Hamburg，The Visions of Hung 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ongkong，1854）。頁14謂1836年洪赴試廣州遇一西教士穿明朝服裝，謂洪曰：「汝將得最高的功名……」稻葉君山《全史》下二，頁74引戈登所記亦可參閱。 [49] 洪氏初得之書為梁發之《勸世良言》，中插有《新舊約》之章句。「雖其譯文甚為忠實，然因多譯自外國方言，又無序言及註解，而秀全與其友等均須自行研究揣摩，因此不免錯解其中文義。」（簡《記》，頁27）洪等「每見書中有全字，則輒以為是指其本名秀全」。如《舊約》詩篇十九篇四節雲，「聲聞全世」，彼則解為「秀全的世界」（頁28）。中國文學單數複數往往不易辨，洪氏每「將本來意指普通各人或全體基督徒的字眼，施用於自己個人身上」（頁29）。綜觀天王之言行，殆近乎心理學家所謂妄自尊大之病態心理（Megalomania）。 [50] 簡《記》「天京遊記」，頁143。此譯T. W. Blakiston，Five Months on the Yang-Tze （1861）Ch. Ⅲ，Forest原著。按天京中惟洪仁玕為較真之基督徒。西教士或以馬丁·路德期之欲其改正秀全等（簡《記》，頁223）。 [51] 蕭《史》上六篇一一六節。 [52] 簡《記》頁64引。據此則《太平天國軼史》所載洪氏討滿清詔自稱弘光帝七世孫為可疑。下文洪斥三合會拜邪神之惡習。此亦太平軍異於尋常「教匪」之一例。又太平軍喜用隱語，亦秘密社會之通習。 [53] 羅邕、沈祖基輯《太平天國詩文鈔》（民國二十年），「李秀成供狀」頁61—62。 [54] 簡《記》，頁156。 [55] 稻葉君山《全史》下二，第六十六章。 [56]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此下複數太平軍毀孔子、關岳及一切佛道廟宇之罪。全文指摘破壞名教習俗之言約占一半。 [57] 廣州美國教士羅孝全牧師Rev. J. J. Roberts，曾至天京，致函友人中有此語，並謂其領袖殆不知政府為何物。陳恭祿《中國近代史》頁191引。 [58] 簡《記》頁154引Forest語。 [59] 外人知清廷腐敗，咸豐七年至十年又有英法聯軍之役，故西人初對太平軍表好感，希望此新興之基督教中國政府能一反清廷之舊習。惟天主教徒及法國政府自始即不同情。可閱陳恭祿《史》一，頁66。 [60] 簡《記》頁103引雅芝牧師《太平軍紀事》（Rev. M. T. Yates，The Tai-Ping Rebellion ）。 [61] 《民權主義》第一講（宣傳部，袖珍本，頁144—145）。 [62] 癸好三年（即咸豐三年癸丑）奏准頒行詔書中有此檄（蕭「叢書」一輯）。 [63] 辛酉十一年重刊時「上帝」均改為「中國」。羅、沈合編《詩文鈔》所載即據此本。 [64] 檄文中段列數滿洲變亂中國形象、人倫、配偶、制度、語言諸罪。然天王立國後並未一一恢復宋明制度，而頗致力於社會風俗之改革。《太平詔書》（壬子二年刊）中有「原道救世詔」略仿耶教「十誡」舉淫邪、不孝、殺害、盜賊、巫覡、賭博、菸酒等六不正，勸人革除。其見於行事者如改曆法、設女館、禁纏足、毀寺院偶像等。以今日眼光視之，得失相雜，恐亦未必真能推行也。 [65] 簡《記》，頁35—36。 [66] Christendom.太平軍指清為「妖」，殆即Heathen之意。按所謂互通交誼，亦近世國際思想之要旨。惟天國之國際知識極淺陋。如西人游天王宮見「太平天國萬歲」全圖一幅「極奇異可笑」（簡《記》，頁141—142）。 [67] 人類同為上帝之子孫，故嚴格言之，人類無貴賤可言，拜天父者即可為友邦。此與王船山認定夷狄在先天上劣於中國者不同。 [68] Theocracy. [69] 《詩文鈔》，頁1。 [70] 《天朝田畝制度》（「叢書」第一輯）規定：「凡二十五家中設國庫一，禮拜堂一。」「凡內外諸官及民每禮拜日聽講聖書，虔誠奠祭，禮拜頌讚天父上主皇上帝焉。」然西人所著《天京觀察記》謂此制未行（簡《記》，頁117—118）。 [71] 《詩文鈔》，頁6，辛開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永安詔。下文又謂天父天兄方可稱聖，「自今眾兵將呼朕為主則止，不宜稱聖」。 [72] 按注[71] 所引，聖主之稱似不合。 [73] 《英傑歸真》（「叢書」一輯）。太平軍以洪、楊諸人方可稱王，古代一切帝王皆加貶退，而通常於王字加犬旁（狂）代替原有之王號。 [74] 「叢書」第一輯。《太平詔書·原道救世歌》亦謂：「開闢真神惟上帝，無分貴賤拜宜虔。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傳。盤古以下至三代，君民一體敬皇天。其時狂（即王字）者稱上帝，諸侯士庶亦皆然。試看人間子事父，賢否俱循內則篇。天人一氣理無二，何得君狂私自專。」 [75] 此襲古代教徒之故智，如《舊約·出埃及記》所載。 [76] 《詩文鈔》，頁145—155，張元濟校錄本。同書頁1—4引《天命詔旨書》十餘項，皆起兵至元年間所發。 [77] 「叢書」第一輯。亦見陳《史》，頁174—175。 [78] 可閱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V，「Excommunication」，pp.678-679。關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之述論。 [79] 《馬太福音》十二章五十節及《馬可福音》三章三十五節。 [80] 《加拉太書》五章十三—十四節。參閱《羅馬書》十三章八節，《希伯來書》十三章一—三節，《彼得前書》三章八—九節，《約翰一書》四章七—十二節。 [81] 「叢書」一輯。亦見《詩文鈔》（惟據張元濟本，「醒世詔」作「醒世訓」）。 [82] 此段文詞樸拙，頗似《墨子·兼愛》。 [83] 此下引《禮運》「大道之行也」至「是謂大同」一段。 [84] 《湘軍檄文》謂在太平軍中「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以為其滅棄人倫之一例。按此或針對耶穌「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之語（本書此處注[79] ），然以斥洪、楊則未盡允當。蓋天國頗重孝道。如《原道救世歌》曰：「第二不正忤父母，大犯天條急自更。」又曰：「孝親即是孝天地，培植本根適自榮。逆親即是逆天帝，戕伐本根適自傾。」是其明證。 [85] 《新約·使徒行傳》二章四十四—四十五節：「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家業，照各人所需的分給各人。」四章三十二節：「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中略）內中也沒有一個是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賣掉了，把所賣的價錢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 [86] 《詩文鈔》，頁5，辛開九月初七日天王在「永安詔」曰：「各軍各營眾兵將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心）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今眾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頁7，壬子八月初十在「長沙詔」略同。 [87] 清張德堅等奉命編《賊情彙纂》（今名《太平天國實錄》）收集天國文件頗多，未得其行田制之證據，而徵稅如舊。《詩文鈔》頁79—80，忠王李秀成供詞中有謂：「蘇屬百姓應納稅糧並未收足。田畝亦是聽其造納，並未深究。」又謂天京被圍缺糧，諸王大臣集會時言眾王兄王弟凡有金銀概行買米。洪姓者出令非洪姓之票不能買，票須用銀買。買糧回者加以重稅。由此亦可知均平制之未通行。 [88] 朱希祖序，程演生《太平天國史料》一輯「天朝田畝制度」。 [89] 癸好三年刻，見程演生《太平天國史料》第一集（據巴黎東方語言學校藏本印）及蕭一山「叢書」第一輯（影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藏本）。 [90] 凌善清《太平天國野史》卷八「科舉」。 [91] 按田畝制度，每五家設一「伍長」（每伍四卒），二十五家設「兩司馬」，四兩司馬上設「卒長」，五卒長上設「旅帥」，五旅帥上設「師帥」，五師帥上設「軍帥」。每軍凡萬三千一百五十六家。軍帥之上有「監軍」、「總制」、「將軍」、「特衛」、「指揮」、「檢點」及「丞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