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十八章　明末清初之反專制思想

第一節　專制之覆轍 明代開基，揭民族革命之大義，成光復漢土之偉業，實為中國歷史上之空前創舉。所可惜者，太祖及其佐治之大臣雖能顛覆異族之政權，而不知徹底改造積弊已深之專制政體。以故亡元苛政之餘毒，始終未能肅清，中葉以後，患且增劇。晚明民生之痛苦，以視元代，殆有過之。蓋太祖懲蒙古之失，雖嘗致力於刷新政治， [1] 而成祖篡位，其設施每與太祖之政策相背。繼體之君，又多昏庸淫虐。於是以暴易暴，重蹈蒙古專制苛政之覆轍。約計明代政治上之弊病，大者約有四端。一曰吏事之弊。有明諸帝，倚專制君主之淫威，薄待朝臣，摧抑士氣，為前代之所未見。太祖屠殺功臣，固極慘毒。永樂以後，詔獄廷杖，動輒施行。大臣殺身受辱者，前後相接，其殘狠殆尤有甚於太祖者。而自成祖首開宦官弄政之端，閹禍遂日趨嚴重。王振、劉瑾、魏忠賢輩相繼用事。戮辱忠良，剝削百姓，敗壞風俗，紊亂紀綱。忠臣既不得效力，小人乃乘機幸進。士大夫又或激於意氣，私於朋黨，誤於科舉。 [2] 其真有體國憂民之心者，殆十人不得一。二曰兵制之弊。太祖略襲唐代府兵之形式而不能革除募兵之根本困難。正德以後，軍職冒濫，餉費虛侵，兵非精練，士無鬥志。 [3] 宜乎流寇所至，州縣風靡。而嘉靖以還，復以用兵邊境，屢增賦銀，以充軍餉。以有限之財，養無用之兵。國境未安，民已深困，則其弊又不僅在於武政之不修矣。三曰開礦之弊。洪武中，太祖以開礦一事，利國少而害民多，法禁本甚嚴厲，成祖大採金銀諸礦，萬曆中遂至中使四出，無地不開。如遇礦脈細微，利無所得，則勒民償之。又其甚者，誣富家以盜礦，指田宅為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斷人手足，投之江中。忠言直諫，置若罔聞。 [4] 四曰田賦之弊。明代承元之遺風，侵占民田，為禍甚烈。王室大臣有皇莊、王莊、莊田，多者至萬頃。 [5] 豪強侵占，至七萬頃。 [6] 而租稅負擔則多由貧民荷之。 [7] 太祖令鄉官糧長監督稅收，用意在防止貪吏之侵漁。究其結果，侵漁既未稍止，而末流之弊乃至「鄉官為虎，小民為肉」 [8] 。加以兵餉政費之靡耗，賄賂中飽之虧損，本已沉重之負擔，至此遂不復為人民所能勝任。 [9] 政亂於上，民困於下。寇流於內，虜迫於外。迅速滅亡，誠勢所必至矣。 明政之弊雖有多端，然究其病源，實在於君主專制之一事。專制君主，天下為私。其取之治之之動機，純在圖一人一家之享受。其以康濟百姓為心者殆屬罕覯。惟其私天下，故戮功臣、除異己、信宦官以鉗制正人，斂財賦以遂淫慾。故就有明一代政治思想之大勢觀之，明初劉、方所代表民本、民族思想之兩大潮流，後者以蒙古傾覆而暫失實際之意義，前者以專制存在而仍為空洞之理想。漢族自主之政權既隨朱氏專制政府以俱亡，則明初諸子之努力亦悉擲虛牝，毫無收穫，不僅西洋教士傳入之思想歸於夭折已也。抑又有進者，滿洲入主，以東胡異族，重建統制華夏之專制政權。中國之政治史不啻後退三百餘年而重返於元世祖滅宋時之局面。前代遺民懷種族之奇恥，究興亡之要因，於是排斥夷狄，批評專制。明初民本、民族之兩大思想潮流，又重現於清朝之初葉。此非出於偶然之巧合，歷史背景實有以致之。本章略述清初反專制之民本思想，而留民族思想以待下章。 第二節　黃宗羲 清初民本思想之主要代表當推餘姚黃宗羲。黃氏，字太沖，人稱梨洲先生。生於萬曆三十八年，卒於康熙三十四年（1610—1695）。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父尊素東林名士，為閹黨所陷，死於獄。莊烈帝即位，梨洲入京訟父冤，出長椎擊其仇。既得昭雪，名聲大顯。年二十，從父遺命，學於劉宗周，並發憤讀史。北京既失，與東林舊人募義兵圖恢復。人稱其所部曰「黃氏世忠營」。幾經艱險，事卒無成。後以母老，隱居著書。清廷屢征不出。死前為遺囑，令葬時不用棺槨。蓋取死欲速朽之意，以寓亡國隱痛。 [10] 黃氏著書甚富。 [11] 其五十四歲時所成之《明夷待訪錄》最為有關政治思想之名著。又有《留書》，專論政事。惜今已無傳本。 [12] 梨洲出於蕺山之門。然其治學兼通經史藝數，合心性事功而為一，非陽明學派所能範圍。 [13] 《明夷待訪錄》中極言政事，而就黃氏學術全體觀之，尚非其根本之所在。「與友人論學書」謂「吾心之知，規矩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猶規矩以為方圓也。必欲從家國天下以致知，是猶以方圓求規矩也。學者將從事於規矩乎？抑從事於方圓乎？可以不再計矣」 [14] 。世人不知心性與事功乃體用一貫之實學，妄加區劃分割，遂至兩敗俱傷。治心性者高談玄妙，息影山林，「無棲皇為世之心」 [15] 。重事功者捨本逐末，捨己從人，身之不守，遑恤其國。為學者急當矯正此失，以「讀書做人」 [16] 為第一義。昔「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 [17] 。「使舉一世之人，舍其時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平為事，又何異於中風狂走。即充其願力，亦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之事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即德性之功，其不在家國天下亦明矣。」 [18] 雖然，吾人幸勿誤會梨洲否認致用為治學之最後目的，蓋梨洲所深惡者，空疏之心性與躁進之事功，而其所欲講求者，修身治世之實學。故其言曰：「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為究竟。僅附問答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扞邊者則目為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闊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尚論者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 [19] 梨洲不汲汲於致用，而其《待訪錄》所陳之政治理想則為其學術中最精彩之一部分，在亡明遺老中殆可首屈一指。顧炎武「與梨洲書」謂「讀之再三，於是知天下之未嘗無人，百王之弊可以復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還也」。其推崇可謂至極。清廷不能採用其說，施諸政事，至清末維新運動之時，梁啓超與「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鈔，印數萬本，秘密散布，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20] 。其實際上之影響，殆亦空前所未有。 《待訪錄》之最高原理出於《孟子》之「貴民」與《禮運》之「天下為公」。其政治哲學之大要在闡明立君所以為民與君臣乃人民公僕之二義。「原君」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量而不欲入者 [21] 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以今語解之，梨洲認為君乃勤勞之義務而非享樂之權利。上古之人深知此旨，故惡勞者不為，而為之者必盡其公天下之心，以致萬眾之福利。三代以後，此旨不明。始為利眾之義務者，轉而為自私之權利。為君者本末倒置，認識錯誤，「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漢高帝所謂某業所就孰與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覺溢之於辭矣」。 古今為君者之觀點既不相同，則古以得君而利者今乃因以致禍。「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 [22] 夫人君以利民為職分。能盡職者民從之，不能盡者民叛之。撫我則後，虐我則讎。古訓所指，實屬至當至確。「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不寧惟是。後世之君私天下以利己，視之為產業而欲其長保。然而「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緘縢，固扃 ，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阻者乎？」 [23] 由此觀之，人君不明乎為君之職分，不徒害及百姓，終亦自禍其家。兩敗俱傷，可哀彌甚。梨洲長於史學，深考秦漢迄明二千年中之事實，而對於君主專制政體，有此悲觀之結論，其意義重大遠過於鮑敬言《無能子》等之 [24] 「無君」，殆無可疑。 君民之關係既明，梨洲乃進論君臣之關係。其立言亦悉依《孟子》，一掃專制天下「君為臣綱」之傳統思想。「原臣」曰：「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 [25] 是乃臣不臣之辨也。」世俗之事君者誤認臣乃為君而設，不問君盡職與否，而惟從其所命，不問百姓之安危，而惟求君位之鞏固。揆之古義，允為不臣之尤。「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是故桀紂之亡乃所以為治也，秦政蒙古之興乃所以為亂也。晉宋齊梁之興亡，無與於治亂者也。為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能輔君而興，從君而亡，其於臣道，固未嘗不背也。」昔李卓吾論史，謂齊王建之降秦餓死與馮道之歷事多君皆有大利於民。 [26] 梨洲倘聞其說，殆可許為同調。抑又有進者，自梨洲觀之，君尊臣卑，名位雖有差別，而職分均在利民。故「君之與臣，名異而實同」。臣所以佐君為治，而非以奉君之身。「夫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許。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若後者不致力於曳木，惟承前者之喜怒，而曳木之職荒矣。 梨洲政治哲學之基本原理，略如上述。梨洲又本此貴民之原理，參照明政之經驗，發為制度改造之計劃。以今日之眼光觀之，其言不脫君主政體之範圍，實際上無多價值。然其抨擊專制之短，深切著明，亦自具有歷史上之重要意義，吾人不可不扼要述之。 梨洲深察三代以下亂多治少之故，認定君職不明，天下為私，乃其最後之癥結。秦漢以來制度之壞，其病源亦在於此。「原法」論古今立制精神之異曰：「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無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無養也，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無衣也，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無教也，為之學校以興之。為之婚姻之禮以防其淫，為之卒乘之賦以防其亂。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嘗為一己而立也。後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長也，子孫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未然以為之法。然則其所謂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變封建而為郡縣，以郡縣得私於我也。漢建庶孽，以其可以屏藩於我也。宋解方鎮之兵，以方鎮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謂之法乎？」然則三代以下無法者非無制度也。其制度本於私天下之一念，大背貴民之旨，故不足以比三代之法耳。抑就另一方面觀之，三代公天下而法因以疏，後世私天下而法因以密。疏者近於無法，密者適成非法。梨洲明之曰：「三代之法，藏天下於天下者也。山澤之利不必其盡取，刑賞之權不疑其旁落。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在後世方議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見上之可欲，不見下之可惡。法愈疏而亂愈不作，所謂無法之法也。後世之法，藏天下於筐篋者也。利不欲其遺於下，福必欲其斂於上。用一人焉，則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則慮其可欺，而又設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篋之所在，吾亦鰓鰓然日惟筐篋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亂即生於法之中，所謂非法之法也。」 [27] 雖然，世俗有流行之謬說二事，與此義不符。梨洲特為揭出，而加以辨正。一曰法祖之謬說。「論者謂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孫以法祖為孝。夫非法之法，前王不勝其利慾之私以創之，後王或不勝其利慾之私以壞之。壞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創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剿說也。」 [28] 二曰治人之謬說。「論者謂天下之治亂不繫於法之存亡。」又謂「有治人，無治法」。梨洲斥之，謂「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無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網羅。故曰有治法而後有治人」 [29] 也。然則居今之世而欲求治，非盡廢秦漢以後「非法之法」不可。易詞言之，撥亂之方，在盡廢專制天下之君本位制度，以恢復封建天下之民本位制度。否則「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終無已時也」 [30] 。 梨洲變法之建議見於「置相」以下十八篇中。綜其所論，可分為國體、官制、學校、選舉、兵制、田制、財計諸端。梨洲既深惡秦以後之專制政治，故其論國體，勢必傾向於封建之分治。然封建既不可盡復，梨洲乃折衷於封建郡縣二者之間，主張行唐代方鎮之制。蓋封建郡縣，各有其弊。「封建之弊，強弱吞併，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縣之弊，疆場之害苦無已時。欲去兩者之弊，使其並行不悖，則沿邊之方鎮最為可取。」說者每謂唐以方鎮亡國。原其本末，事有不然。「當太宗分制節度，皆在邊境，不過數府。其帶甲十萬，力足以控制寇亂。故安祿山、朱泚皆憑方鎮而起，乃制亂者亦藉方鎮。其後析為數十，勢弱兵單。方鎮之兵不足相制，黃巢、朱溫遂決裂而無忌。然則唐之所以亡，由方鎮之弱，非由方鎮之強也。」吾人既知方鎮之有助於唐，則當師其意而改進之，於邊境地方設立十數方鎮。「務令其錢糧兵馬內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賦商稅聽其徵收，以充戰守之用。一切政教張弛，不從中制。屬下官員亦聽其自行辟召，然後名聞。每年一貢，三年一朝。終其世兵民輯睦，疆場寧謐者許以嗣世。」梨洲認此變相之封建制度，凡有五利。其中如「一方之財自供一方」，「一方之兵自供一方」，即「一方不寧，他方晏如」等項， [31] 雖或足矯明制之失，而揆之中國以往之經驗以及近代政治之原理，似其為害反多於利。梨洲此論，實非吾人所敢苟同。然吾人若視為針對專政之一種反動思想，則其意義至為深長可味也。 梨洲論官制，注意於宰相、胥吏及奄宦之三事，而亦皆針對明代專制末流之弊，梨洲認定古之卿相，佐天子為治，不僅君臣職務相同，兼可補救君主政體之闕失。後世不明君臣共治之義，尊君抑臣。秦漢以降，愈成懸絕。至明太祖廢除相職，而官制之壞遂臻極致。梨洲釋之曰：「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則設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蓋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猶公侯伯子男之遞相去。自內而言之，君之去卿，猶卿大夫士之遞相去。非獨至於天子，遂截然無等級也。」 [32] 臣既為君之「分身」，故君有闕失，宰相可以攝位。大臣入朝，君主必答其拜。三代之盛，得力於君臣共治者殆不在小。後世君驕臣諂，其制漸壞。及明太祖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之反，罷宰相之職，三代遺法，盪滅無餘。此後為君者「遂謂百官之設，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賢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設官之意既訛，尚能得作君之意乎」？不寧惟是，「古者不傳子而傳賢。其視天子之位，去留猶夫宰相也。其後天子傳子，宰相不傳子。天子之子不皆賢，尚賴宰相傳賢，足相補救，則天子亦不失傳賢之意。宰相既罷，天子之子一不肖，更無與為賢者矣。不亦並傳子之意而失者乎！」故曰：「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33] 罷相之害，本身既不小，復與閹宦之害相推助而為禍益烈。「蓋大權不能無所寄。彼宮奴者見宰相之政事墜地不收，從而設為科條，增其職掌。生殺予奪，出自宰相者次第而盡歸焉。」 [34] 於是奄宦無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實。「本章之批答，先有口傳，後有票擬。天下之財賦，先內庫而後太倉。天下之刑獄，先東廠而後法司。其他無不皆然。」 [35] 殿閣六部之大臣，本與天子分身共治者一變而為奄宦奉行之員。「漢唐宋有干預朝政之奄宦，無奉行奄宦之朝政。」明代縱奄宦以竊相權，其為禍至於使明君賢臣為之束手，則誠曠古之所未見。考奄宦所以能壓制群臣而獨弄大柄者，其主要原因，仍在專制。專制君主多志在恣睢。宮奴乘機迎合其所好，而政事風俗遂全體歸於敗壞。蓋「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主，亦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從而違之者，奄人曰：夫非盡人臣與，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於奄人而受，加之於士大夫而不受，則曰：夫非盡人之臣與？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 [36] 不知不覺之間君主遂親信奄人，厭棄朝士，而奄人卒代宰相為「分身之君」矣。其尤可痛心者，士大夫歆於利祿，不能堅其操守，「亦遂舍其師友之道而相趨於奴顏婢膝之一途。習之既久，小儒不通大義，又從而附會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之奏疏，吾見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舉其小過而遺其大惡，或勉以近事而闕於古則，以為事君之道當然。豈知一世之人心學術為奴婢之歸者，皆奄宦為之也」 [37] 。 吾人既知罷宰相與任奄宦之害，則當改制以救之。梨洲主張設宰相一人，參知政事無常員，與天子同議政事可否。宰相立政事堂，置吏、兵、戶、刑禮、機樞五房以主眾務。四方上書言利弊者與待詔者皆集於此。 [38] 如是則天下政事無不經宰相而得上達矣。欲除奄患，當先減奄數。前代奄人之多，由於後宮之廣。故梨洲主張：「為人主者自三宮以外，一切當罷。如是則奄人之給使令者不過數十人而已足。」 [39] 自不能如前此之眾多以釀亂矣。 官制之壞，上由奄人而下則出於胥吏。梨洲認胥吏有四害，而其最大者殆為弄法與據位之兩端。明代以徒隸為胥吏，以求利之人而居可以為利之處。於是「創為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施之科條皆出於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此弄法之害也。「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人麗於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缽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 [40] 此據位之害也。梨洲以為補救之法當復宋王安石所廢之差役，以鄉民值年供驅使。而中央及地方政府掌簿書之胥吏皆分選進士、監生、弟子員任之。能者升其官，否則絕其仕。如此則以往一切大弊，可以避免。 梨洲反對專制之意，於其論學校、選舉中尤為明顯。梨洲譏斥以往政治家對於學校認識之錯誤。彼以為學校之用不僅在於「養士」，而亦在於培養健全之輿論。學校除作育人材外，尤須監督批評政府，務使免有過失。故學校之目的在「使朝廷之上，閭閻之細，漸摩濡染，莫不有《詩》、《書》寬大之氣。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其是非於學校」。欲達此目的，則學制宜加修改。「郡縣學官毋得出自選除。郡縣公議，請名儒主之。」「其人稍有干於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郡縣朔望，大會一邑之縉紳士子。學官講學，郡縣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郡縣官政事闕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與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為之。每朔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 [41] 學校作育人材之目的可從教學及選舉兩方面達之。梨洲欲「使治天下具皆出於學校」，故教育之內容當限於五經、兵法、歷算、醫、財等有用之科目。「古文非有師法，語錄非有心得，奏議無裨實用，序事無補史學」諸書，均在禁止流傳之列。學校既有真才，則科舉之積弊亦得因以大體革除。中央及地方政府之屬吏可由郡縣及太學生徒試補升用。此外又可行薦舉、辟召、任子、上書、絕學諸法，以羅致人材。科舉不過為取士八法中之一端。稍加改良，分科試以經、史、諸子、時務， [42] 則科舉亦不失為一取士之良法。 梨洲財計之論， [43] 不切實際，似可不述。其論田制、兵制似帶有復古封建之意味，而實亦針對明代事實而發。其改革兵制原則為「天下之兵當取之於口，而天下為兵之費當取之於戶」。其辦法為「教練之時五十（口）而出二，調發之時五十而出一」。「調發之兵十戶而養一，教練之兵則無資於養。」每一兵士，二十歲而入伍，五十歲而出伍。四年一行役，凡歷七踐更。 [44] 其大意略近現代之徵兵制度。梨洲改革田制之原則為仿屯田以行井田， [45] 依田額以定賦稅， [46] 務使耕者有田，民生不瘁，力矯專制政府棄民不養之惡習。 梨洲貴民之政治哲學，就上述者觀之，誠首尾貫通，本末具備，為前此之所罕覯。 [47] 夫專制之威至明而極，故專制之害至明而顯。梨洲貴民之古義，不啻向專制天下之制度作正面之攻擊。使黃氏生當清季，其為一熱烈之民權主義者，殆屬可能。然而吾人細繹《待訪錄》之立言，覺梨洲雖反對專制而未能衝破君主政體之範圍。故其思想實仍蹈襲孟子之故轍，未足以語於真正之轉變。抑又有進者，黃氏躬與反清復明之運動，而於民族大義則未有堅確之認識。故《待訪錄》序文以箕子自命，頗遭後世之譏彈。 [48] 至其晚年之語，謂：「素中國行乎中國，素夷狄行乎夷狄。古來相傳禮教二字，就是當路之準的。蒙古據有中國，許趙之功高於弓矢萬倍。自許趙出，蒙古亦中國矣。」 [49] 則非吾人所能輕易贊可。他姑不論，梨洲夙號潛心史學，豈不知蒙古未嘗一日同化於中國。何況夷夏大防，又非同化一事所能打破乎？ 第三節　唐甄 梨洲重民本而輕種族，唐甄推廣其風，仕於清廷而大倡養民之說。甄原名大陶，字鑄萬，號圃亭。生於崇禎三年，卒於康熙四年（1630—1704）。順治十四年舉人。仕為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三旬得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鬥狠爭訟，以唐氏判事明敏，教化寬厚，為之改變。甫十月，以逃人詿誤革職。乃隱居治學，著《衡書》九十七篇，遍論學術治道， [50] 後以連蹇不遇，更名《潛書》 [51] 。 唐氏之學直宗陽明，遠承孟子。 [52] 其論學以致用為歸，而其論治則以養民為主。漢儒有明道不計功之理想，宋儒以精研心性為學問，唐氏皆加駁斥，以為「儒之為貴者，能定亂除暴安百姓也」 [53] 。故「古人聖之，言即其行，行即其言，學即其政，政即其學」。理學家分「內盡」與「外治」為兩事。「程朱講學而未及為政。故其言學可師也，其言政皆可疑也。」 [54] 然此亦從寬言之耳。嚴格言之，「修身治天下為一帶。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成修身」。蓋天下大亂，性無由通，無救於世，則身亦難修矣。至於釋老出家，尤不足以為正學。「釋出天地外，老出人外。眾不能出天地外，不能出人外。一治一亂，非老釋所能理。是以乾坤管鑰專歸於儒也。」 [55] 《潛書》論治，所涉頗廣。雖饒至理，以乏創見，似勿庸於茲縷述。惟其養民之宗旨與黃梨洲相發明，足覘一時之思想趨勢，吾人不可以不加以注意。唐子論政治之目的曰：「古之賢君，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 [56] 然而秦漢以來之君臣，每昧於此義，非徒不能足食以養民，反為苛政以困之。民不聊生，天下遂亂。蓋緣「虐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家室懸磬，民無所顧賴。始則一人為竊，既而十人為盜。繼則望風蜂起，千百為賊，剽掠鄉聚。久則數萬人為軍，稱帥稱王，攻城殺吏，而亂成矣。若使茅屋之中有數石粟，數匹布，婦子飽暖，相為娛樂，孰能誘之蹈不測之禍以為奸雄之資哉」 [57] ！然則民之亂也，其責不在民之好亂而實由於上之失養。推其失養之因又在乎君臣之不職。「唐子曰：天地之道故平。平則萬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則彼薄，此樂則彼憂。」 [58] 然而不平之甚，無過於君奢臣貪，而小民遭其剜削。「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之密藏，群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御旅於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遍四海。彼為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既多，則有陵己者負篋而去。既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天地之間。」向使為人主者能以身作則，不縱淫慾。「人君能儉則百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 [59] 何至有四海窮困之禍。「是以舜禹之有天下也，惡衣菲食，不敢自恣。豈所嗜之異於人哉，懼其不平以傾天下也。」 [60] 抑貪吏之害，人皆知之。其有身不必有攘民之行而心不免於忘民者，為數尤眾，而反為論政者所忽視。是又不可不加以糾控者也。唐子曰：「天下難治。人皆以為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官也。凡茲庶民，苟非亂人，亦惟求其所樂，避其所苦，何嘗好犯上法，以與上為難哉。論政者不察所由，以為法令不利於行者皆柅於民之不良。釋官而罪民，此所以難與言治也。以詔令之尊威，上馳於下，下復於上，不待旬月而遍于海內矣。人見其遍于海內，吾見其未嘗出於門庭也。蓋遍于海內者其文也，未嘗出門庭者其實也。雖有仁政，百姓耳聞之而未嘗身受之，此非有司之故而奚故哉！溪谷阻車，蒺藜阻足。今之有司，皆溪谷蒺藜也。」 [61] 考官之所以為仁政障礙者，其大原在其無心於惠民。唐子描寫一般為官者之心理曰：「一官之所在，我代者前此幾何人，代我者後此幾何人。我在其間，一旅客之信宿耳。土地非我之產，府庫非我之藏，人民非我之族黨，於我何有焉？今之為官者不必貪邪，即廉能無過者其存心莫不如是。」「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官，自內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責下，下以文蒙上。紛紛然移文積於公府，文示交於衢路。始焉羽逝，既而景滅。卒不知有紛紛者何為也。」「諺曰：官屋漏，官馬瘦。推而廣之，田園廬舍，一官屋也。父兄子弟，一官馬也。心不在民，雖田園荒蕪，廬舍傾倒，而不一顧也。雖父兄凍餓，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凡為官者視為故然。雖無不肖攘民之事，而視民若忘，等於草茅。夫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遍天下。是舉天下之民委棄之也。」 [62] 然則欲治天下，當先治官。所可惜者，自聖人不作，賞罰久失其平。今日雖欲治官而難得其術。狡黠之官知賞罰不信，乃反有術以竊帝王之大柄，「能使賞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我。悅於上官，悅於大臣，悅於近臣，是其術也。悅於上官者一秩之賞至，悅於大臣者超遷之賞至，悅於近臣者不次之賞至。賞自我操，罰焉能及。由是言之，賞罰不可以治官也明矣」 [63] 。夫賞罰猶不可以治官，則官終不可治。「是蓋斯民之不幸，上天之不祐，非人之所能為也。則亦莫可如何也矣。」 [64] 雖然，官不能治，又非官之罪也。探本窮源，其病根實在君主專制政體之本身。唐子曰：「治天下者惟君，亂天下者惟君，治亂非他人所能為也，君也。小人亂天下。用小人者誰也？女子寺人亂天下。寵女子寺人者誰也？奸雄盜賊亂天下。致奸雄盜賊之亂者誰也？」「匡君治國之才，何世蔑有。世無知者，其才安施。雖使皋夔稷契生於其時，窮而在下，亦不過為田市之匹夫。達而在位，亦不過為將承之庸吏。世無君矣，豈有臣乎？」 [65] 「世之腐儒拘於君臣之分，溺於忠孝之論，厚責其臣而薄責其君。彼烏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天下之亂，非臣能亂之也。」 [66] 然而吾人當注意，所謂世無君者，其過不在一二君主之個人，而在制度本身之不善。秦漢以來之世襲專制君主政體實不容有良君之出現。「天之生賢也實難。博征都邑世族貴家，其子孫鮮有賢者。何況帝室富貴，生習驕恣，豈能成賢？是故一代之中十數世，有二三賢君，不為不多矣。其餘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為異。惟是懦君蓄亂，辟君生亂，暗君召亂，暴君激亂。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 [67] 且君政之病，又不止此。「為上易驕，為下易諛。君日益尊，臣日益卑。」尊卑懸絕，而君卒成為聾瞽愚妄之獨夫。「人君之尊如在天下與常同體。公卿大臣罕得進見。變色失容，不敢仰視。跪拜應對，不得比於嚴家之仆隸。於斯之時，雖有善鳴者不得聞於九天，雖有善燭者不得照於九淵。臣日益疏，智益蔽。伊尹傅說不能誨，龍逢比干不能諫，而國亡矣。」然而「豈人能蔽其耳目哉。勢尊自蔽也」 [68] 。 吾人如欲於制度本身之外，追究君主個人之責任，則三代以下開國之君決不能免殘賊之罪名。黃梨洲謂秦漢以後，天下為私，創業者不恤屠戮萬民以圖一姓之享受。 [69] 唐子雖未明言此旨，而觀其所言，意殆相合。唐子設為與妻問答之語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為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途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為之臣也。」 [70] 然而彼開國定亂之主固未嘗有愧恧惻隱之意也。「天下既定，非戰非攻，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皆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受之。」以養人者而殺人，若論罪正刑，「雖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矣！ [71] 所可嘆者，帝王之賊，其罪綦明，而究不得致誅也。唐子曰：「嗚呼！君之多辟，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無所為者也。非天之所為也，人也。人之無所不為也，不可以有為也。此古今所同嘆，則亦莫可如何也已矣。」 [72] 雖然，豈終莫可如何哉？辛亥革命，奮手一擊而二千年之君主專制根株悉滅，此空前奇蹟，固非清初思想家所能夢見。吾人今日尚論古人，當知唐子據民本以抨專制，其識見已可推服，其不能由消極之批評以達於積極之民權思想者，乃歷史環境之限制，不足為《潛書》病也。 第四節　顧炎武 顧炎武，字寧人。初名繼紳，後更名絳。明亡後始名炎武。學者稱亭林先生。生於萬曆四十一年，卒於康熙二十一年（1613—1682）。少耿介，游於復社。國變後與遺民黃宗羲、王夫之、孫奇逢等通聲氣，謀恢復明室。聯絡遍南北，日本、安南皆有行人轍跡。亭林則「遍游黃河以北各省，舍諸華陰，以財力主南北各名都匯券交通，廣興耕牧，墾荒生聚」 [73] 。所著甚富。有關治道者為《日知錄》 [74] 、《區言》 [75] 、《天下郡國利病書》 [76] 及《亭林文集》 [77] 。清廷開明史館，大學士熊賜履以書相征，戊午詔舉詞科，同邑葉方藹等欲薦之，均以死拒。年七十客死北方。 [78] 江藩論黃、顧二家，謂「梨洲乃蕺山之學，矯良知之弊，以實踐為主。亭林乃文清之裔，辨陸王之非，以朱子為宗」 [79] 。江氏持漢宋門戶之見以論朱王，其說殆未盡確。梨洲誠出蕺山，亭林豈宗朱子？兩家皆主致用，而亭林反對理學之態度尤為徹底。故與施閏章論學曰：「理學之傳自是君家弓冶，然愚以為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 [80] 理學家以心性為要務。不知「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今之學者乃「置四海之窮困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 [81] 者也。至於陽明學派之心學，自亭林視之，其為害尤有過於程朱之理學。王伯安作俑於先， [82] 李卓吾推波於後。 [83] 此皆惑亂天下，為正人之所當辟。夫理學心學均無足取，則為學之宗旨何在乎？亭林明之曰：「竊以為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書皆以為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 [84] 「愚不揣，有見於此，故凡文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 [85] 也。 就上所述觀之，黃顧二家同主學以致用，而其思想之根本態度有異。梨洲受王學之影響，亭林並朱陸亦隱加抨擊。 [86] 故兩家同為道學之反動，而後者更為徹底。二家並生明清之際，處相同歷史環境之中，故其政論亦復大體相近。 [87] 然梨洲申民本之義以攻擊君主專制，亭林求矯正過度集權之流弊，而無取於貴民之說。此殆由梨洲緣陽明以上接孟子，亭林則注重實際政事之利病，而無意為原理上之探索發揮，故有此顯著之歧異歟？ 亭林反對專制集權之主張，大旨略似梨洲之論方鎮。亭林認封建制度乃古代聖人公天下之大法。然時勢既殊，分國之制隨以消滅，至秦之時而天下遂不得不悉歸於郡縣。試以史事證之。「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並而為十二諸侯，又並而為七國。此固其勢之所必至。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 [88] 矣。天下無萬世不弊之法。封建郡縣行之既久，亦各有其弊。「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 [89] 封建尾大不掉之弊，前人言之已詳。郡縣過度集權之弊，則至南宋始為葉水心等所指陳。 [90] 亭林申論之曰：「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 [91] 又曰：「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其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操也，而其權乃移於法。於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於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於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於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苦不聞於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 [92] 凡此郡縣末流之弊，皆生於封建既廢而中央集權。封建今不可復，「有聖人起，寓封建於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 [93] 。亭林所擬辦法，約有三端，其用意皆在使地方官吏「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一曰尊令長之秩而與以生財治人辟屬之權，二曰慎令長之選而獎以世官之任，三曰罷監司而設郡守與巡方御吏。 [94] 亭林主張改七品之「知縣」為五品之「縣令」。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為之，縣內農田、學校、兵戎諸務皆得專斷。令下設丞，吏部選授。丞下簿、尉、博士、驛丞、司倉、游徼、嗇夫之屬悉聽令自辟，而報其名於吏部。縣間歲舉賢能之士一人，試於吏部。上者為郎，郎之高第者出而補令，次者為丞，又次者為簿尉之屬。令初任為「試令」。三年稱職為真除。又三年稱職封「父母」。又三年稱職，璽書勞問。又三年稱職，進階益祿，任之終身。 [95] 其老病乞休者舉子若弟代。舉他人者聽。聽舉復為試令。令有得罪於民者有罰。不職者流，貪敗者殺。督撫司道之官悉罷。別遣巡方御史以按之，一年一代。 [96] 常三四或五六縣為郡，設太守，三年一代。 亭林論其分權制度之利曰：「夫養民者如人家之畜五牸然。司馬牛者一人，司芻豆者復一人，又使紀綱之仆兼之，升斗之計必聞於主人，而馬牛之瘠也日甚。吾則不然，擇一圉人之勤干者，委之以馬牛，給之以牧地，使其所出常浮於所養。而視其肥息者賞之，否則撻之。」如是而五牸不蕃者未之有也。「故馬牛以一圉人而肥，民以一令而樂。」 [97] 不僅此也。庶政之中有宜分權者，如文書、馬政諸端，由縣令直接負責，可免轉手行文於上級政府之無益耗費，而礦務、軍餉尤宜於就地舉辦。同一開礦，操之中央則為亂端，歸之地方則為財源。同一籌餉，就地分任則不勞而足，四方轉給則耗困不濟。 [98] 分權之效如此，吾人又何必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乎？至於縣令世官之利，亦有可得而言者。封建諸侯各有其土地人民，說者或以為勝於郡縣守令之更迭。 [99] 梨洲有會於此意，故欲就郡縣之形式以行世及之精神。 [100] 蓋「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聖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無棄，為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此在太平之世必可致民安國富之功，一旦有不虞之變，「於是有效死勿去之守，於是有合縱締交之拒」 [101] 。雖有強敵來侵，必可疆場自安。抑吾人又不必生尾大不掉，「其專在下」之杞憂。蓋百里之縣，彈丸之小，固不足以稱兵抗命。而旁既有鄰縣之相持，上復受制於郡守。雖思蠢動，勢亦不能。又況縣令可以世官，本不利於叛亂乎。 [102] 亭林以縣為地方政府之單位，然又恐縣令過度集權，而欲於一縣之內行分權之制以濟之。亭林認一縣雖小，如無鄉族等之地方制度以佐令丞，則亦有廢治之虞。故周秦古制，頗有足資今人取法者。漢承秦法，縣丞尉以下設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盜賊。」 [103] 《周禮》：「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 [104] 古人所以致治者，其法制若此。「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 [105] 「後世人才遠不如古。乃欲以縣令一人之身坐理數萬戶口賦稅。色目繁猥又倍於昔時。雖欲不叢脞，其可得乎？」補救之方，惟當以保甲易、里、亭、州、黨，「以縣治鄉，以鄉治保，以保治甲」 [106] 。庶幾斟酌古今，兼嚴密簡易之美。 亭林嘗謂：「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107] 又謂：「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 [108] 其對地方政治與農村生活之重視，殆為前人所未及。抑亭林反對集權之深意又可於其提倡宗法與封駁二制見之。當先秦封建盛時，宗族可以分國君之權。六朝之門閥，其勢亦上抗天子。亭林稱之，以為強宗大族可以「扶人紀而張國勢」。五胡十六國之亂，中國大族每不肯臣事異姓，或起義兵以與胡寇相抗拒。「是以唐之天子貴士族而厚門蔭。蓋知封建之不可復而寓其意於士大夫，以自衛於一旦倉黃之際，固非後之人主所能知也。」 [109] 夫士族之所以能衛天子於喪亂之中者，正以其不受天子之專制於承平之世。然則專制之可危，於此又得一重要之佐證矣。至於封駁之事，自春秋迄明，皆有其例。齊景公燕賞於國，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令免職計，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漢哀帝封董賢，丞相王嘉封還詔書。至唐始定其制，凡詔敕皆經門下省。事有不便，給事中得以封還。五代廢弛，宋太宗淳化四年詔復其制。明存六科給事中，得以「科參」駁正旨書。至天啟六年其制猶行。亭林謂「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違」 [110] 。封駁制度所以可貴者，正在其能對專制君主之積威予以些微之違抗。據吾人所知，此些微之違抗，為力不大，收效甚難。而亭林津津樂道之者，決非昧於史實，殆亦藉以表現其反對專制之深意而已。 專制之弊，又不僅生於過度之集權。黃梨洲謂「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秦漢以來，天下為私。「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終不勝其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 [111] 故繁瑣之法，乃專制天下不能為治之一重要癥結。亭林所見與此略同，而立論更為詳盡。《日知錄》謂：「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以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 [112] 征之往史，其事顯然。蓋專制之君欲密法網以自固，而反因之以召禍。「秦始皇之治，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於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者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此後專制之甚者當推宋明。「宋葉適言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藩鎮之權盡歸於上。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 [113] 於是「內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俛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墮，風俗日壞。」且君主以密法馭天下，其一時之效，可使「萬里之遠， 呻動息，上皆知之。雖然，無所寄任，天上泛泛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何。此外寇所以憑陵而莫御，仇恥所以最甚而莫報也」 [114] 。明法之弊，亭林以為又有過於此者。「自萬曆以上，法令繁而輔之以教化，故其治猶為小康。萬曆以後，法令存而教化亡，於是機變日增而材能日減。」 [115] 說者或以遵循祖宗之法自詫，而不知其失正在於此。「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詳究事勢，豫為變通之地。後人承其已弊，拘於舊章，不能更革，而復立一法以救之。於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於叢脞。其究也眊而不行，上下相蒙，以為無失祖制而已。此莫甚於有明之世。」 [116] 試以吏治為證。「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者。上至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 [117] 法之束縛，如此其嚴，「使枚乘相如而習今日之經義，則必不能發其文章。使管仲、孫武而讀今日之科條，則必不能運其權略。故法令者敗壞人材之具」 [118] 。然而法令豈真不可用哉？專制過度而律文過密，故人臣不能為力而君主虛尊危處於上也。 [119] 亭林盛稱《明夷待訪錄》，自謂其主張與相合者十之六七。觀其反對專制之論，實大體呼應梨洲，互相發明。 [120] 然梨洲申民本而重輿論，亭林則惡晚明士風之囂張而欲痛加抑制。此則似為兩家相異之一大端，不可不略述之，以殿本章。 亭林論政頗重正風俗、養人材之二事，而深斥明代科舉，以為敗壞人材，甚於始皇之焚書坑儒。 [121] 「生員論」上曰：「國家之所以設生員者何哉？蓋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養之於庠序之中，使之成德達材，明先王之道，通當世之務，出為公卿，與天子分猷共治者也。今則不然。合天下之生員，縣以三百計，不下五十萬人，而所以教之者僅場屋之文。然求其成文者數十人不得一，通經知古今可為天子用者數千人不得一也。」 [122] 科舉所培養之生員，如僅止於無用，則其害雖大而未極。所可嘆者生員萬千不徒辜負國家，更多為禍鄉邑。綜其甚者，約有四端：一曰亂政。生員者出入公門，武斷鄉曲。與胥吏為緣，甚或身為胥吏。官府一拂其意，或加按治，則群起而囂哄，以殺士坑儒相誣謗。 [123] 二曰困民。天下之病民者鄉宦、生員、胥吏。是皆依法無雜泛之差，而差乃盡歸於小民。且生員一切考試科舉之費皆派取之民，故病民尤甚於宦吏。「故生員於其邑人無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 [124] 三曰結門戶。生員之在天下本不相識。一登科第則為師友同年，互相援引。「書牘交於道路，請託遍於官府。其小者足以蠹政害民，而其大者至於立黨傾軋，取人主太阿之柄而顛倒之。」事之可危，孰逾於此。四曰壞人材。生員不治經史有用之學而專讀「時文」無益之書。「故敗壞天下之人材而至於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夫然後寇賊奸宄得而乘之，敵國外患得乘而勝之」 [125] 也。亭林乃作斷然之論曰：「廢天下之生員而官府之政清，廢天下之生員而百姓之困蘇，廢天下之生員而門戶之習除，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材出。」 [126] 雖然，生員非可盡廢也。惟當斟酌需要，別圖補救之方而已。亭林所建議者約有三端：行推薦之法以另闢出身之路， [127] 則人材可興。於生員外，立「保身家」之爵，聽民得買，則士流不雜。 [128] 改良科舉，限名額，重實學， [129] 則生員不濫。凡此種種辦法固亦大致平妥，無甚高論。吾人所當注意者，梨洲重視士人，欲令天下政事之是非，決於京師郡縣學校之公論。今亭林痛斥生員而欲加以縮減廢除。其主張不啻與梨洲背道而馳。然而吾人略加辨剖，即知兩家立論之相異，實不如初睹之明顯。蓋梨洲所欲倚為天下正論之機關者，非尋常場屋中之生員，而為曾經改革之學校。亭林所斥責者乃亂政敗俗之生員，而非士大夫之清言正議。一注目於理想中學校之功用，一致意於事實上生員之缺點。非兩家對於士大夫在政治上之地位，有根本不同之見解也。 [130] 梨洲曰：「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 [131] 亭林曰：「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132] 觀此數語，亦足見黃、顧論士之相契莫逆矣。 * * * [1] 太祖要政約有四端：（1）肅清貪污，嚴誅墨吏。如戶部侍郎郭桓得贓七百萬，系獄死者數萬人。其餘官吏犯贓者每剝皮囊草，懸之示儆（趙翼《廿二史劄記》三三「重懲貪吏」）。（2）鞏固地方自治（本書第十六章此處注[61] ）。（3）整理賦稅，丈量土田（《明史》卷七七—七八「食貨志」一—二）。（4）裁抑豪強。吳元年及洪武中屢徙富民（《太祖實錄》卷二六，《明史》卷七七）。因事誅戮富民（如胡惟庸之獄，誣浙江富戶通黨，誅死者甚眾。見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二「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2] 趙翼《劄記》卷三五「明言路習氣」。朱之瑜《舜水遺書》陽九述要語尤痛切。 [3] 《明史》卷六六「兵志二」。 [4] 同書卷八一「食貨志五」。 [5] 同書卷一八五、一九四、二四一、三〇〇、三〇四諸列傳。 [6] 《張文忠公文集》卷二六。 [7] 海瑞《海忠介公集》一「便宜八」「事疏」。 [8] 同書「被論自陳不職疏」。 [9] 「被論自陳不職疏」。「治安疏」謂「天下因陛下改元之號而億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 [10] 黃氏事跡及學術大略見黃嗣艾《南雷學案》九卷（上海正中書局鉛印）、黃炳屋《梨洲先生年譜》二卷、萬斯大《梨洲先生世譜》（並附《黃梨洲遺書》後）、全祖望《黃梨洲先生神道碑》（《鮚埼亭集》卷一一）、謝國楨《黃梨洲學譜》（商務印書館鉛印）、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二章。 [11] 最著者有《宋元學案》百卷（未完）、《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南雷文案》十一卷、《南雷文定》三十二卷、《南雷文約》四卷。其餘尚多，不勝枚舉。蔣麐振編《黃梨洲遺書》十種（光緒乙巳杭州群學社石印本），薛鳳昌編《梨洲遺著彙刊》（上海時中書局石印本），頗便參考。 [12] 《明夷待訪錄》單行本有成都存古書局刊及成都官書局排印本（海山仙館叢書本）。此書於永曆帝死後始作，時恢復之望已絕。故黃肖堂（全祖望《鮚埼亭集》卷二二黃肖堂墓版文）、章太炎（《文錄》卷一「說林上」第二條）均譏之。今書中絕無涉及夷夏之語，則黃氏殆不重民族大義。否則雖有其言，以恐招禍，故不盡出歟（《全集》卷三一跋）。 [13] 梨洲極推尊王學。如明亡後作《餘姚縣重修儒學記》（《文定》三集卷一）謂：「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派之人出而搘定（下舉王門功烈氣節之士數人）。故姚江學派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又康熙七年作《惲仲升文集序》（《文案》卷一）謂：「余學於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蕺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僵臥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負為不可贖也。方欲求同門之友，呈露血脈。環顧宇下，存者無幾。突如而發一言，離經背訓之譏，蹄尾紛然。然吾心之所是，證之朱子而合也。證之數百年來之儒者而亦合也。嗟呼！但不合於此世之庸妄者耳。」 [14] 《文案》卷三。 [15] 同上。 [16] 《南雷學案》卷一頁7引梨洲晚年語。 [17] 「與友人論學書」。 [18] 同上。又《破邪論·從祀》中謂諸葛亮、陸贄、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方孝孺皆應從祀孔廟。蓋以諸人使「世治則巷吏門兒莫不知仁義之為美，無一物不得其生，不遂其性。世亂則學士大夫風節凜然，必不肯以刀鋸鼎鑊損立身之清格」。 [19] 「弁玉吳君墓志銘」（《文定》後集三）。此文作於康熙二十五年，七十九歲時。 [20] 《清代學術概論》，頁23。 [21] 此句原作「概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君」字疑衍。 [22] 「原君」。 [23] 「原君」。 [24] 分見本書第十一章第三節及第十三章第三節。 [25] 此略引《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晏子語。 [26] 本書第十七章第二節。 [27] 「原法」。 [28] 同上。 [29] 「原法」。 [30] 同上。 [31] 《待訪錄·方鎮》。 [32] 同書「置相」。 [33] 《待訪錄·置相》。 [34] 同書「奄宦上」。 [35] 同上。 [36] 同上。 [37] 《待訪錄·奄宦上》。 [38] 「置相」。 [39] 「奄宦下」。 [40] 「胥吏」。 [41] 《待訪錄·學校》。 [42] 「學校」及「取士」上、下。 [43] 「財計」一、二、三。 [44] 「兵制」一、二、三。 [45] 「田制」一、二。 [46] 「田制三」。 [47] 此指其合於貴民原則而言。其建議是否可用為另一問題。章炳麟頗加駁斥，見《太炎文錄》卷一「非黃」。 [48] 見本章此處注[12] 。 [49] 黃嗣艾《學案》卷一頁7。 [50] 《潛書》下篇下潛存為全書後序。自謂「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十年，累而存之。分為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 [51] 此據唐氏婿王聞遠「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略」（附《潛書》後）。《潛書》有王聞遠元刻本，中江李氏及成都鄧氏重刻諸本。唐氏尚著有《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等。 [52] 《潛書》有「尊孟」、「宗孟」、「法王」諸篇。 [53] 上篇上「辨儒」。 [54] 上篇下「有為」。 [55] 上篇上「性功」。 [56] 下篇上「考功」。 [57] 下篇下「厚本」。 [58] 上篇下「大命」。 [59] 下篇上「富民」。 [60] 上篇下「大命」。 [61] 下篇上「柅政」。 [62] 下篇上「柅政」。 [63] 同上。 [64] 同上。下文唐子進忠告於天下之官，勸其「重己之力，以其半交人，以其半勤民」。「有益於己，無傷於人，斯可為也。」 [65] 上篇下「鮮君」。 [66] 下篇上「遠諫」。 [67] 「鮮君」。 [68] 上篇下「抑尊」。 [69] 「原君」。 [70] 下篇下「室語」。本篇似隱譏清兵入關之屠戮，如揚州嘉定之事。 [71] 同上。止殺意略同。 [72] 「鮮君」。 [73] 黃嗣艾《南雷學案》卷五，頁278。 [74] 三十二卷。合以黃汝成集釋為便用。有原刻，廣州重刻，武昌局刻，商務印書館排印諸本。《文集》卷四「與人書」二十五云：「某自五十以後，篤志經史。」「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章炳麟《檢論》四卷《哀焚書》謂《亭林集》、《日知錄》以詆觸見燼。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143謂今本卷六有「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之目而無書，殆為人刪去。按黃侃有《日知錄校記》（南京中央大學排印本），曾以《日知錄》舊抄本校今本，是正頗多。「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條，全文亦具在，殆即顧氏原本也。 [75] 凡五十卷，未刻。殆已佚。何義門《菰中隨筆·序》謂亭林遺書多歸其甥徐氏，不知愛惜。 [76] 今本百二十卷，尚未完也。 [77] 六卷。今人潘來編《亭林先生遺書》二十七卷（共收十種，有蓬瀛閣校刊、文瑞樓石印本），又朱記榮編《遺書補遺》（共收十種，自刻）。 [78]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鮚埼亭集》卷一二），吳映奎《顧亭林年譜》（附潘編《遺書》），張穆《年譜》。 [79] 「漢學師承記」。 [80] 《集》卷三「與施愚山書」。 [81] 同書卷三「與友人論學書」。 [82] 《日知錄》卷一八斥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因謂：「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於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83] 《日知錄》卷一八李贄條云：「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於李贄。」 [84] 《集》卷六「答友人論學書」。 [85] 同書卷四「與人書三」。 [86] 對程朱作正面攻擊最著者當推顏元、李 。可閱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第五章。 [87] 亭林嘗致書梨洲盛稱《明夷待訪錄》，謂《日知錄》「中所論同於先生者十之六七」。 [88] 《日知錄》卷二二「郡縣」。 [89] 《集》卷一「郡縣論一」。錄九「藩鎮」，言唐不亡於藩鎮，與梨洲略近。 [90] 本書第十四章第五節。又同章第四節陳亮之論略同。 [91] 《集》卷一「郡縣論」一。 [92] 《日知錄》卷九「守令」。 [93] 「郡縣論一」。 [94] 「郡縣論」二、三。 [95] 按《日知錄》卷九京官必用守令，則縣令除世任外尚有內升之一途。 [96] 《日知錄》卷九部刺史謂漢武帝刺史之制「為百代不易之良法」。御史制本此。 [97] 「郡縣論二」。 [98] 「郡縣論六」。 [99] 如陸機《五等諸侯論》，《晉書》卷五四「本傳」。 [100] 唐太宗欲令功臣世襲史亦欲寓封建於郡縣之中。閱《全唐文》卷六「詔書」。 [101] 「郡縣論五」。 [102] 「郡縣論四」。 [103] 《日知錄》卷八「鄉亭之職」。 [104] 同書卷八「里甲」。 [105] 「鄉亭之職」。 [106] 「里甲」。 [107] 「鄉亭之職」。 [108] 《日知錄》卷一二「人聚」。 [109] 《集》卷五「裴村記」。此似亦暗指明末土崩魚爛之形勢。 [110] 《錄》卷九「封駁」。 [111] 「原法」。 [112] 卷八「法制」。 [113] 引《水心文集》卷四「始論」二。 [114] 引同上書卷一「上孝宗皇帝書」。 [115] 《錄》卷九「人材」。 [116] 同書卷八「法制」。 [117] 同書卷八「吏胥」。 [118] 同書卷九「人材」。 [119] 按亭林所言法治之弊乃秦始皇專制任法之自然趨勢。若近代所行之法治則非以專制為依據，雖亦不免自有其弊，而非亭林所指，宜辨。參閱本書第八章第二節。 [120] 此外如田制兵制諸端亦有相合者。見《錄》卷九「論田賦」諸條及《集》卷一「錢糧論」上、下，《集》卷六「軍制論」、「田功論」等。 [121] 《錄》卷一八擬題曰：「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敗壞人材有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也。」 [122] 《集》卷一。 [123] 同上「生員論」中。參閱《錄》卷一七「生員額數」。 [124] 「生員論中」。 [125] 「生員論中」。 [126] 同上。 [127] 「生員論下」。 [128] 「生員論上」。 [129] 「生員論下」。 [130] 《錄》卷一三「清議」曰：「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黃、顧二家之異，似在黃以清議糾政治之失誤，顧以清議輔政治之不及。 [131] 《破邪論·從祀》。 [132] 《錄》卷一三「廉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