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十四章　兩宋之功利思想

第一節　宋代思想之大勢 宋太祖受周之禪，崇元即位，中原復歸統一，宇內得以粗安。此三百餘年中之政治思想可分為理學與「功利」之兩大派。前者承唐代學術之餘緒而光大之，後者懲國勢之積弱而思振救之。二者均依傍孔氏而皆不守秦漢師法。故宋元兩朝可稱為儒學再度獨尊之時期，亦為儒學內容變古之時期。 理學之興，遠可溯源於韓愈、李翱，而促其成就之主要物質原因，則為佛家之心性與道家之象數學說。 [1] 韓氏推尊孟子，立「道統」之說。李氏著《復性書》， [2] 取梁肅止觀統例之說以解《大學》《中庸》之言性情， [3] 其影響尤為深遠。此儒佛合流之新儒學醞釀至宋，遂成二程朱陸之理學。兩漢以後，儒道兩家早有混合之趨勢。道家要籍，每援引《周易》 [4] ，而道經中本有「太極先天之圖」 [5] 。宋時周敦頤、邵雍竊取陳摶舊說，加以變通，遂成理學中象數之一派。故宋之理學家雖自命繼先聖之絕學，實陰取「二氏」之異端以立門戶。惟吾人宜注意，理學得佛學之助，蔚為中國空前未有之哲學系統，而其對政治思想之貢獻則極細微。各家之哲學思想固多新穎分歧之點，其政論大旨則不外搬演《大學》、《中庸》之正心誠意，《孟子》之尊王黜霸與乎一治一亂諸陳說而已。 宋代政治思想之重心，不在理學，而在與理學相反抗之功利思想。此派之特點在斥心性之空談，究富強之實務。其代表多出江西浙江。北宋有歐陽修、李覯、王安石，南宋有薛季宣、呂祖謙、陳傅良、陳亮、葉適等。而安石主持新法開「維新」之創局，尤為其中之巨擘。按經世致用，本為儒學之傳統目的。然先秦漢唐之儒多注重仁民愛物、休養生息之治術。一遇富強之言，即斥為申商之霸術，不以聖人之徒相許。後漢王符、荀悅諸人雖針砭衰政，指切時要， [6] 然其所論亦不過整飭綱紀，補救廢弛諸事。積極有為之治術，固未嘗為其想像之所及。至兩宋諸子乃公然大闡功利之說，以與仁義相抗衡，相表里，一反孟子、董生之教。此亦儒家思想之巨變，與理學家之陰奉佛老者取徑雖殊，而同為儒學之革命運動。 儒學大變於宋，其歷史上之原因，尚不難於探索。主要者似有二端。一為時勢之背景，二為思想之背景。前者可解釋功利思想之發生，後者則兼及理學。請先論時勢。趙宋立國之初，即有契丹之患。不徒石晉所割之燕雲十六州始終不得收復， [7] 而遼勢日盛，澶州戰後，屢增歲幣，以求苟安。西夏坐大，亦數內侵。元昊請和援例復遺歲幣。 [8] 以大事小，示弱於人。此誠奇恥大辱，而當時君臣居然肯受者，殆亦深知兵弱財乏，故不得不姑忍之也。宋兵之弱，原於太祖。太祖由將士擁立以踐阼，懲於兵強之危險，乃「務弱其兵，弱其將以弱其民」 [9] 。總天下之兵集之京師，「分番屯戍以捍邊圉」。又募強悍失職及凶歲饑民以入兵籍。「於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於其間。」 [10] 然而其失也，悉變雄武可用之材為偷惰文弱之卒。內不足以為亂，則外亦不足以禦侮。 [11] 又況兵額日增，坐耗廩幣。 [12] 積弱之兵，復為積貧之直接原因乎？宋財之乏，其由不一。曰歲幣，曰軍費，曰政費，曰糜費。皆耗巨資，有增無已。 [13] 而賦役無方，民生日困。國力衰削，危亡可虞。至仁宗時其勢蓋已可睹。朝廷不能及時整頓奮發有為，反「解散天下而休息之」 [14] ，真如燕巢魚呴，坐俟焚涸。於是深思遠識之士，惄焉憂之，發為富強之議，圖振萎弛苟安之習。及南渡定局，故態依然。和議或求瓦全，主戰亦乏勝算。 [15] 論者懲前世之失，度當時之要，益信理國非恃空言，救亡必資實學。朱陸一切心性仁義之說，不啻儒家之「清談」，足以致中原於淪喪而莫可挽回。永嘉、永康諸子乃大講致用功利之學以與紫陽、象山相抗。故北宋功利思想之產生，大體由於時勢之刺激。南宋則時勢之刺激更深，而兼為理學之反動。 次論思想之背景。孔子之學經孟荀等發揚以後，其精義殆已闡露無餘。漢儒承兵燹之遺，收尋舊籍，爬梳章句，固不足預於義理之發明。董子、何君輩乃托「微言」以寓臆說，援陰陽以入孔孟。蓋為窮極之變，勢出自然。逮東京季世，其流又竭。老莊清談，竟奪名教之席。降及李唐，儒學於九死一生之後雖有復興之機，而道佛勢盛，未獲獨尊。思想界天下三分之局面實與唐代之一統國祚相終始。且唐代為佛學全盛時期。新經大量輸入，舊經繼續進展。 [16] 生氣蓬勃，大異於儒道二教之衰老委頓。道教自度不能抗佛，乃仿效其一部分之組織與儀式。儒學不能覓得前進之坦途，乃採取佛氏心性或道家象數之哲理以解說先秦之舊籍。此仍蹈襲漢人混雜陰陽家言之故智。其不同者，陰陽為中土固有之學派，佛學為殊方傳入之宗教。其為窮極之變，則前後如一也。抑儒學雖受佛氏新血液之賜而產生理學，此混種之寧馨兒僅表現絕世之哲學天才，而對於當時實際之政治問題則缺乏創新之貢獻。於是同族弟兄大起非難，力詆其得自異族遺傳之心性諸說，別樹先儒致用之義以糾彈矯正之。矯之每有過正，遂漸近於偏激之功利主義。此所謂「有為言之」，與尋常學術門戶之爭實大異其趣也。吾人又當注意，孔孟致用，以修身為治國之先圖。功利家多置此不談，而以富強之策略為重，則雖明尊孔孟，亦為儒學變態。宋人侈言列聖相承之道統，囂囂然以傳道繼統自任。夷考其實，則儒學一變為心性，再變為功利，孔孟之道，至此真如水盡山窮，別開天地。此後許衡之徒，竊理學之唾餘以事蒙古，王守仁、李贄等縱「禪狂」以抗程朱。滿洲假程朱以制漢族，顏元李塨復倡致用以排心性。及太平天國之起，儒學更遭嚴重威脅。倘非曾國藩扶清衛道之軍事底於成功，則二千年粉飾君政之儒術，必不免隨異族專制政權以俱盡矣。 理學與功利思想為宋代政論之兩大主流。此外尚有反對功利而不屬理學範圍之守舊思想，以及另闢宗風意近「縱橫」之蜀學，凡此皆支流別派，雖未足代表時代精神，而亦具重要之意義。本章及下章分別簡述及之，庶免偏廢之失。 第二節　李覯 兩宋之功利思想雖以王安石為中堅，而致用之風氣則歐陽修倡之於先，李覯廣之於後。李氏之勛名遠遜荊公，其立言之富有條理，則有過之。李覯，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生於真宗大中祥符440二年，卒於仁宗嘉祐四年（1009—1059）。俊辨能文，舉制科不中，以教授自資。後范仲淹薦授太學助教升任說書。 [17] 所著有《潛書》十五篇 [18] ，《禮論》七篇 [19] ，《平土書》二十則 [20] ，《廣潛書》 [21] 、《富國》、《強兵》、《安民策》三十篇 [22] ，《慶曆民言》三十篇， [23]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常語》三卷等， [24] 今俱保存無失。 歐陽修謂「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又謂「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事而及焉，非為性言也。」 [25] 李氏根本上同情於此態度，而其譏彈宋初儒者參合佛老，極研心性，放言象數之學風，則尤為直率中肯。如「易論」云：「聖人作《易》，本以教人。而世之鄙儒忽其常道，競習異端。有曰我明其象，猶卜筮之書，未為泥也。有曰我通其意，則釋老之學未為荒也。晝讀夜思，疲心於無用之說，其以惑也，不亦宜乎？」蓋《易》之為教不在天道性命而在人倫世用。「君得之以為君，臣得之以為臣。萬事之理，猶輻之於輪，靡不在其中矣。」 [26] 夫《易》之一書，世儒視為六經中玄妙之尤，而自李氏觀之，猶不離乎致用，則其他聖人之言，必非無用，可不俟辨矣。抑又有進者，聖人雖言性命，其言之也亦不離乎人事之實際。李氏謂：「命者天之所以使民為善也。性者人之所以明於善也。觀其善則見人之性，見其性則知天之命。」性命之理如此。「是以制民之法，足民之用，而命行矣。導民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 [27] 豈須探玄入眇，端坐屏息，如理學家之所為乎？ 致用之說既明，李氏復大闡功利以矯俗儒。自孟子以來， [28] 儒者承其遺教，多以言利為恥。李氏一反其風，以為聖人無不言利者。覯謂：「愚竊觀儒者之論鮮不貴義而賤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則不出諸口矣。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則治國之實，必本於財用。」 [29] 蓋人生而有欲。非利無以養之。養之有節，是為仁義。李氏明之曰：「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 [30] 理學家每欲以天理壓人慾。 [31] 李氏此論，恰與相反。然而理欲之辨，卒占上風，宋明儒學，幾乎全部受其影響。至清戴震始復明目張胆，伸欲以合理。 [32] 殆由潮流所向，雖得李氏之明辨，亦無以挽回之歟。 孟子謂「聖人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33] 。荀子謂「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五霸」 [34] 。後世儒者遂多嚴王霸之辯，而宋之理學家尤斤斤致意於此。李氏乃立論平反，為霸政作辯護。《常語》駁孟子黜桓文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春秋》也，非仲尼修乎？《木瓜》，衛風也 [35] ，非仲尼刪乎？正而不譎，《魯論語》也，非仲尼言乎？仲尼亟言之，其徒雖不道，無歉也。」 [36] 推孔子所以亟言霸政者，實以霸政不可厚非。「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強國也，豈易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內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今何如？」 [37] 理學家於南渡危亡之世，猶高談性理，欲以正心誠意為救國之方，可謂不達時務。而李氏於仁宗承平之時，已先睹內憂外患之可危。曰外攘戎狄，國富兵強，較之於今何如？快哉此論，真足令腐儒結舌矣！ 李氏不僅辯霸政為可取，又嘗探究昔人謬分王霸之失，而得其致誤之所在。一曰誤定王霸之區別。王霸之分，繫於君主之地位，而非由其政術有本質之上差異。《常語》曰：「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也，伯也。所以長諸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王者霸者之地位既異，其職務亦遂不同。「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吾人若接受此分類之標準而以之論三代漢唐之君，則文王為霸而漢唐皆王。詩人以「王業之艱難」稱后稷先公者，「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跡其世世修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為此言者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38] 二曰誤認王政純用仁義。頃言王霸各有粹駁。李氏於此雖無明文詮釋，然據其「焉有仁義而不利」之言，足知粹駁之分在乎功利之大小，而不在義利之比例。昔陸賈以仁義折高祖。宣帝謂周政純用德教，而以漢家制度參雜王霸自命。李氏以為皆昧於治道與王霸之辨，乃為二詩以譏之。其一曰：「君道乾剛豈易柔，謬牽文義致優遊。高皇馬上辛勤得，總被儒生斷送休。」其二曰：「孝宣應是不知書，便謂先王似豎儒。若使周家純任德，親如管蔡忍行誅。」 [39] 王政不純於仁義，則前人一切粹駁之分皆不可持矣。抑又有進者，俗儒以仲尼之徒自命，而實皆貌襲仁義之陳言，志在干祿 [40] 而學無足用。「孔子之言滿天下，孔子之道未嘗行。」 [41] 彼放言道統者其亦知愧乎。 李氏破毀俗儒之說，略如上述。其積極之建設理論，大旨為孟子之民本而參以荀子之禮治。此雖因襲前人，而其富有條理，注重實際之特色，則為前所罕有。 李氏認安民為君主之天職，亦即政治之目的。其言曰：「愚觀書至於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嗟乎！天生斯民矣，能為民立君而不能為天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為億萬人也。民之所歸，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 [42] 養民與否，可決君位之安危，亦可定君品之上下，世人知三代卑漢唐，而每不能舉正確之理由。實則其事甚明。「古之天下，君養民也。後之天下，民自養也。」 [43] 君至於不養其民，已失職矣。若更加以暴虐，則其罪彌大。「生民病傷，四海冤叫。湯武之為臣，不得以其斧鉞私於桀紂。」 [44] 夫生民至重，一夫可誅，則是富國強兵，興利圖霸之目的，皆在安民而不在尊君。此李氏之功利思想所以究竟屬於儒家而非商韓之學也。 [45] 李氏論禮，大較合於荀卿。其主要相異之點在棄性惡而主性善，且以禮為仁義智信及樂刑政之總和。李氏謂人受命於天，則其性善。 [46] 聖人「順人之性慾而為之節文」 [47] ，則禮由此起。「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持是論者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 [48] 夫所謂人性善者，以其含仁義智信之德也。既有其德，見諸實行，而立為法制，則總名之曰禮。 [49] 故仁義智信為「禮之四旨」。法制既立，又「節其和」、「行其怠」、「威其不從」，故樂政刑為「禮之三支」也。 [50] 禮為「聖人之法制」，則禮治者以法制治天下之謂。李氏之思想雖不能全脫「人治」之羈絆，實頗傾向於法治。此亦與理學家正心修身之論相背。李氏謂：「民之所從，非從君也，從其令也。君之所守，非守國也，守其令也。」「封疆有固，山川有險，人猶逾之。比閭小吏，執三尺之法，則老奸大豪無敢違者。是君守國不如守令也。」 [51] 雖然，守令者非取法申商，立威嚴貪戾之制。李氏深信《周禮》乃百代之典型，故其論制度，大體以此為依據。 [52] 昔人斥王安石者，或謂其誤用此書以亂國， [53] 不知李氏先已主之。假使得君執政，恐不免如王氏之舉事皆稽。熙寧中鄧潤甫上其遺集，請官其子， [54] 雖出門人之私誼，亦可知盱江學術之精神與臨川固有暗合之處矣。 第三節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生於真宗天禧五年。少好讀書，過目終身不忘。友生曾鞏以其文示歐陽修，修大加嘆服，為之延譽。慶曆二年進士第四名，簽書淮南判官。秩滿知鄞縣，興水利農貸，民受其利。嘉祐三年《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雖館閣之命屢下，五年乃應詔直集賢院。六年，知制誥。神宗以韓維稱道，夙知其名。及即位，遽命知江寧府，數日召為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二年二月參知政事。與陳昇之同領制置三司條例司。時安石年四十九。新法如農田水利、均輸、青苗、保甲、募役、經義策士、市易、保馬、方田、均稅等事先後施行。范純仁、蘇轍、韓琦、呂公著、趙抃、司馬光、富弼、文彥博等先後以沮新法貶謫。三年，加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七年四月以反對者眾，且多疾病，屢乞解機務，乃以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八年二月復以昭文館大學士入相，九年十月罷相判江寧府。計執國政約達九年。君臣知遇，古所稀有。元豐元年封舒國公。三年改荊國公。八年進司空。哲宗元祐元年薨， [55] 贈太傅。所著有《文集》、《三經新義》、《春秋左氏解》、《禮記要義》、《論語解》、《孟子解》、《老子注》、《字說》等約近三百卷， [56] 政治家著述之豐，亦屬罕覯。 宋人反新法者每斥王氏之學為申商之異端。其實安石乃「儒而有為者」 [57] ，排斥老莊則有之，入於申商則未也。嘗考王氏立言，殆以人生不能自治，必待君長制臨之一假定為其出發點。安石有《彼狂》一詩示其政治起原之理論曰：「上古杳然無人聲，日月不忒山川平，人與鳥獸相隨行。祖孫一死十百生，萬物不給乃相兵。伏羲畫法作後程，漁蟲獵獸寬群爭。勢不得已當經營，非以示世為聰明。」 [58] 就此言之，則朴散為器，因立長官，乃聖人無可避免之舉動。而有為之術，亦政治之本來面目。道家者流不明此理，見後世有衰亂之政，遂謬倡無為之說以眩世惑俗，誠為有識者所當棄。王氏明之曰：「太古之人不與禽獸同也幾何？聖人惡之也，製作焉以別之。下而戾於後世，侈裳衣、壯宮室、隆耳目之觀，以囂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得其所當然。仁義不足澤其性，禮樂不足錮其情，刑政不足網其惡，蕩然復與禽獸明矣！聖人不作，昧者不識所以化之之術，顧引而歸之太古。太古之道果可行之萬世，聖人惡用製作於其間。為太古之不可行也。顧欲引而歸之，是去禽獸而之禽獸，奚補於化哉！吾以為識治亂者當言所以化之之術。曰歸之太古，非愚則誣。」 [59] 至於老子本道之自然以論人事，其理不誣，而其應用則失當。蓋「道有本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為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為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為己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 [60] 。 雖然，聖人有為者，以禮樂刑政為常道，非有取於刑名法術也。神宗嘗謂：「舉官多苟且，不用心。宜嚴立法制。」安石曰：「刑名法制，非治之本。是為吏事，非主道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化，使人自然遷善遠罪者，主道也。」 [61] 本此見解，故王氏譏始皇，抑霸政，斥煩擾。其抑霸政也，謂王霸同用仁義禮信之道而其心異。「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 [62] 惟其心異，故霸者有惠而不廣。孟子謂「五霸假之」。安石此論，意旨略與相同。至於煩擾之失，亦在操切而寡效。安石謂「善教者藏其用，民化上而不知所以教之之源」。「不善教者之為教也，不此之務而暴為之制，煩為之防，劬劬法令誥誡之間。」 [63] 然而猶有不服教者，雖加刑殺，終不可止。凡此所言，亦無殊於正統之儒術。抑吾人又當注意，自孔孟以來，儒者皆重禮樂而不廢刑政。王氏本之，為《三不欺論》。 [64] 其大旨在說明任德任察與任刑三者乃聖人所兼有，不可偏廢。蓋「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不可服者」 [65] 。故以堯之德化比屋可封，猶察 兜舉丹朱之誣，戮四罪而天下咸服。徒主一端之不足為治，彰然不待辯矣。 吾人上述王氏學術之宗派如尚非誤，則可知安石之異於俗儒者在其具「有為」之精神，複本此精神以講求有為之方法，實行有為之政策。而此政策之表現即為熙寧之新法。新法之內容，非本書所能討論。然究其歷史上之意義則至為重大。蓋新法者，中國專制天下繼體君主第一次大規模之變法維新，先於光緒戊戌者逾八百年，而康梁變法，不過百日，安石執政，幾及九年。反對者雖極口譏詆，終加破壞，然平心論之，其成績實未可厚非。元豐之世，物阜民康， [66] 雖蘇軾亦自悔昔日攻擊之孟浪， [67] 則亦遠過於戊戌之效果矣。 王氏超邁俗儒，特點有二：一為其堅定積極之態度， [68] 一為其切實詳盡之計畫。攻新法者或謂王氏迷信《周禮》以誤國。安石雖推崇此書， [69] 偶引之以自作辯護， [70] 然既非墨守六官之文， [71] 且明斥拘古之失，至謂「古之人以是為禮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於古之禮」。「事同於古人之跡，而異於其實，則其為天下之害莫大。」 [72] 以如此主張變法之人而謂其尊奉六官，一一緣襲，其誰肯信之乎？蓋王氏新法雖非出於憑空之創造，然其立也，或變通前人之成法， [73] 或依據前此之經驗，或應付當前之需要，誠不失為抗流振習之新政。不獨異於兩宋一般士大夫因循苟且之政策，即後漢崔寔、王符輩補䘺救衰之說， [74] 亦不可與之相提並論。良以安石深知宋勢久積危弱，非根本上整頓刷新之，不足以見效有為。 [75] 故有變法之舉，先之以老謀深算之擘畫，繼之以徹頭徹尾之行動。即以此論，已足於與大政治家之林而無愧矣。 安石治術之綱領見於嘉祐三年之《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熙寧元年《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乞制置三司條例司》（二年），《乞改制科札子》（二年），《上五事札子》（五年）等。 [76] 吾人請略述為新法基本之教育政策及新法主幹之理財政策兩端。 安石以變法救貧弱，雖注重製度，而始終認人才為根本。「上仁宗書」洋洋萬言，所論實不過陶冶人才一事。考其立論，誠明確而不可易。安石推究宋代開國將近百年，天下未臻大治之故，以為由於祖宗雖有法度，不合於先王之意。故欲致太平，必變法度。然而人才不足，雖有良法而其效不逮於下。足見陶冶人才乃富強之先決條件矣。此後與神宗問對亦本此一貫之見解，再三申論教育之需要。如熙寧二年安石與上論天下事謂：「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壞。在廷之臣，庸人則安習故常而無所知，奸人則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於前，而無所知者和之於後，雖有昭然獨見，恐未及效功，早為異論所勝。陛下誠欲用臣，恐不宜遽，謂宜先講學，使於臣所學本末不疑，然後用之，庶能粗有所成。」 [77] 如此云云，不啻後此新法遭受阻撓之預言。惜乎神宗求治過急，不能盡納安石之主張，以至新法既行，攻之者自命為君子而擁之者又每多小人，遂至橫生枝節，不能得一徹底試驗之機會也。 王氏理想之教育制度，為封建天下之庠序學校。 [78] 執政之後乃略師其意，擴充京師諸路州府之學。其教育之方針則為培養致用之人才。王氏認以文章取士，「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 [79] 。於是改科舉，罷詩賦，設武、律、醫諸學。 [80] 然而限於歷史之環境，教育之方針雖變，仍未有新創之教材而不得不以經義取士。且士子習於聲病對偶之文，一朝廢之，頓失所憑，其怨憤不平心，殆所難免。蘇軾之異議，不啻為此儕申辯。 [81] 新法反對者眾，此或原因之一。 安石理財諸政，當時攻之者尤力，以為聚斂貪求，與民爭利。 [82] 然而新法之最後目的雖在立富強之基以御外侮， [83] 自安石視之，則理財為養民之要圖，亦即富強之根本。其用心實大異於商君、桑大夫之流，徒欲取民以資國，而未嘗一計黔首自身之福利。故青苗、均輸、市易、農田水利諸制皆以增加生產、減輕負擔、抑制豪強為目的。而青苗一法，行之於鄞而民受其利，尤足證安石之言利，乃欲生萬民之利，奪豪民之利，並非與民爭利。其政策之真精神，以今語舉之，殆近於所謂「統制經濟」；方之古人，則略似管子之「輕重」。安石曰：「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與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 [84] 又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併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俗儒不知變，兼併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 [85] 人主苟欲復操大柄，均平天下，「則轉輸之勞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貨賄，不通之有無不可以不制，而輕重聚斂之權不可以無術」 [86] 矣。新法之內容，以現代之眼光論之，容有不盡合用之處。至其裁抑豪強之政策，則原則上無可訾議。其所以終難施行者，殆由其精神既與中國傳統之放任習慣相反，又大違士大夫既得之利益， [87] 遂不免備受多方之攻擊。加以有統制之政策而無適當之人才與機構以推行之， [88] 其遭失敗，誠亦勢之必然。所可異者，安石竟能持之至八年之久，而大部見之事實耳。抑又有進者，據現有文獻推之，似神宗較注意於攘外，安石較注意於安內，而欲以定民生為充國力之基礎。故神宗急於求功，而安石務從根本著手。世徒稱熙豐知遇，古今鮮有，而孰知君臣之間尚未有完全一致之主張與觀點乎！ 第四節　陳亮 北宋之功利思想以江西為中心，南宋則以浙江為中心，而又有所謂金華、永嘉、永康諸派。其中較著者為唐仲友 [89] 、呂祖謙 [90] 、薛季宣 [91] 、陳傅良 [92] 、陳亮、葉適數人。陳亮「談論古今，說王說霸」 [93] 。葉適與朱陸相抗 [94] ，集功利思想之大成。本章分別述之，以概其餘。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於高宗紹興十三年，卒於光宗紹熙五年（1143—1194）。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與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葉適等相師友。孝宗初即位，和議方成，朝野欣然，亮獨上《中興五論》，言其不可。淳熙五年更名同，詣闕上書，請恢復中原。孝宗為之動容。後復上書，帝欲官之。亮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言行俠縱，屢陷於獄。光宗紹熙四年擢進士第一，授命建康軍判官廳公事。未至而卒。 [95] 著有《龍川文集》三十卷。 [96] 陳氏雖大為理學家所厭惡，然其政治思想之最後根據實為孟子得乎丘民為天子之學說。陳氏論政治起源曰：「昔者生民之初，類聚群分，各相君長。其尤能者則相率而聽命焉，曰皇曰帝。蓋其才能德義足以為一代之君師，不之焉則不厭也。世改而德衰，則又相率以聽命於才能德義之特出者。天生一世之人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豈得以世次而長有天下哉。」 [97] 然則「彼所謂後王君公，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而非其自相尊異，據乎人民之上也」 [98] 。此種民推之君主制度，雖最合於天下為公之理想，而只得實行於太古之時。其後君位漸趨穩固，人民遂失去推選君長之權利，而傳賢傳子之制先後繼之以起。「至於堯而天下之情偽日起，國家之法度亦略備矣。君臣有定位，聽命有常所，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製也。」 [99] 天下之民不能制君位，於是堯制之而傳位於舜，禹制之而傳位於啟。堯禹皆本利民之心而制之。雖不守民推之形式，而天下為公之精神固仍秉之勿墜。故天下為公，實有二義。一曰制位之公。民推則公之純，世襲則私之至。堯舜禹啟君制其位而復征民意以為決，則公私之雜也。二曰目的之公。制位無論公私，本利民之心以為政，則亦吻合於天下為公之大義。此則治國之根本，不容有分毫之減削。否則大位難取，覆亡可期。史事昭明，足供證驗。湯武以目的之公而得天下，秦以私而失之。劉邦以目的之公而得天下，曹操以私而不得。 [100] 漢唐以後之君主雖不必復民推之公，豈可不力求利民之公乎？ 持此目的上公私之義以論前世之政治，則王者大公之極，霸者公而未盡。二者只有程度之差，非性質上根本不同也。陳氏嘗與朱熹反覆辯難。朱子因襲傳統主張，認定王霸為兩不相容之政體。於是尊三代而抑漢唐。陳氏駁之，以為利民之公乃立國不可或缺之條件。謂「三代做得盡」，「漢唐做不到盡」則可， [101] 謂漢唐純以私心而取天下，則決不可。蓋漢高祖覆暴秦以救百姓，其「初心未有異於湯武」 [102] 。豈可因其不及三代之美備而遂抹殺之乎？理學家之誤解，由於固執天理人慾之辨，且深信天理必須離人慾以運行，而孰知其根本上為不足憑據之偏見。陳氏明之曰：「自孟荀論義利王聖，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慾，而王霸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長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 [103] 蓋「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 [104] ，「天地之間何物非道」 [105] ，「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 [106] 。人能弘道，各有所成。深淺純駁有殊，聖凡王霸遂別。霸者豈能獨見排於道外乎？「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為道矣。」 [107] 此理既明，則割離理欲之誤彰然，無待細辨。「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於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為能盡倫。自余於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為倫也。惟王者為能盡制。自余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每罔之。烏有欺罔而可得人長世者乎！」 [108] 陳氏此論雖針對宋儒，而實亦隱斥孟子「五霸假之」之說。然究其精意，又在重申民本之古義以深警人君。朱子謂漢唐專以人慾行。是承認私心可以長世，不啻為暴君壯膽。陳氏則堅持公心為立國之要素，雖漢唐之主亦能具之。表面上似降低論政之標準，實際上則提高君主之理想也。吾人又當注意。理學家認堯舜湯武皆純任天理，此不過因襲前人之幻想而小易其詞，初不必有事實之根據。陳氏乃揭發之，以為既為生人，必有人慾。「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三代聖王，亦不能盡去人慾。特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 [109] 今人據以分王霸而抑漢唐，殆不足為持平之論矣。 夫王霸之辨不在理欲，漢唐之興皆由利民，則凡欲治國永世者惟當講求實施利民之術，而不必耗心力於性命之空談。本此見解，陳氏力詆理學家之失曰：「自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托於其間。以端愨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以自通於聖人之道也。於是天下之士皆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矣。為士者恥言文章行誼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於百事不理而已。」 [110] 「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議論之當知，而不知事功之為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為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 [111] 則其弊又豈僅厚誣漢唐之君而已哉。 陳氏論政之要旨略如上述。至其所陳治術，雖不必果如全祖望所謂「大言以動眾，苟用之亦未必能有成」 [112] 。然其條理不密則不能諱言。綜其主張，似有二端，足資一述。一曰反對宋代之中央集權制度，宋初懲唐代藩鎮分割之禍，取一切軍政大權集中於京師。「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 [113] 其末流之弊遂至於「郡縣太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遲重不易舉。」 [114] 「郡縣空虛，本末俱弱。」 [115] 此其為害，豈不細微。二曰反對苟安之和議。《春秋》大義，嚴夷夏之防。漢之和親匈奴，唐之乞援突厥，皆大違聖人之教，為中夏之恥辱。宋以歲幣屈事金人，更為漢唐所未有。奇恥大辱之由來，皆「廷臣不講春秋之過也」 [116] 。不寧惟是。吾人即暫置《春秋》大義而不論，則君父之仇未報，中原之土待覆。為人臣子，何忍言和？ [117] 又況和議一朝不廢，天下必以苟安而致疑。「既和而聚財，人反以為厲民。既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眾。」 [118] 然則兼是非與利害計之，惟有乘時絕金，以示必戰。如是則政策鮮明，民氣大振，大義可伸，中興有望矣。此則陳氏與理學家主張相合之一要點也。 第五節　葉適 葉適，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人。生於高宗紹興二十年，卒於寧宗嘉定十六年（1150—1223）。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仕至權工部，吏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開禧初韓侂胄當國，主伐金人。適持否議，以為宋積弱之餘，不可輕動，宜先教養，徐以圖之。及韓兵敗，適受命安集淮西，力拒金兵，立堡守邊。後為人誣為韓黨罷官，蓋以適先每以勿忘大仇為言也 [119] 。著有《水心文集》二十八卷，《別集》十六卷，《習學記言》五十卷。 [120] 全祖望謂：「永嘉功利之說，至水心始一洗之。」 [121] 吾人試按其實，則水心重實用而言功利，與李覯、陳亮等固根本契合。如水心「論《易》」云：「《易》有太極，近世學者以為宗旨秘義。按卦所象惟八物。」「獨無所謂太極者。不知《傳》何以稱之也。自老聃為虛無之祖，然猶不敢放言。曰，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已。至莊、列始妄為名字，不勝其多。故有太始太素，未始有夫未始，茫昧廣遠之說。傳《易》者將以本原聖人，扶立世教，而亦為太極以駭異後學。後學鼓而從之，失其會歸，而道日以離矣。」 [122] 蓋自葉氏視之，六經皆致用之學，《周易》亦非例外。離安民治國而言道，乃聖人之所不取。葉氏自信之篤，雖理學家奉為正統之孟子與漢人所尊之董生，亦竟加以駁斥。孟子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水心駁之曰：「若宣王果因孟子顯示暫得警發一隙之明，豈能破長夜之幽昏哉！」「自孟子一新機括，後之儒者無不益加討論。而格心之功既終不驗，反手之治亦不復興，可為永嘆矣。」 [123] 其駁董生曰：「仁人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此語初看極好，細看全疏闊。古人以利與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義光明。後重出世儒者行仲舒之論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耳。」 [124] 雖然，水心政治哲學之基本原則實與孟子「仁政」之旨相合。水心謂「仁人視民如子」 [125] ，然人民者乃君之責任。故「先王之政不止為不忍人而發。蓋以聖人之道言之，既為之君，則有君職。舜禹未嘗不勤心苦力以奉其民。非為民賜也，懼失職耳」 [126] 。由此言之，「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而下甚逸，為上甚勞」 [127] 。「豳風」、「七月」之詩，注意於天時民事，上承「無逸」、「洪範」之明教。 [128] 「後世棄而不講」，「乃以勢力為君道，以刑政末作為治體。然則漢之文宣，唐之太宗，雖號賢君，其實去桀紂尚無幾也。」 [129] 水心最大之貢獻，不在重伸民本古義於專制之世，而在對政治機構作精密切實之討論。荀子謂「君者國之隆也」，「隆一而治」。商鞅謂「權者君之所獨制也」。 [130] 葉氏略取其意，謂君主之「勢」乃治天下之關鍵，蓋君與臣民「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慾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推原其故，則以君者，「勢之所在也」。勢一於君則天下治。「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為天下之勢。雖其功德有薄厚，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為天下之勢在己不在物。夫在己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為而莫或制。」 [131] 若勢分於下，則國亂而君危。「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甚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苟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沉湎淫佚而已，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十世。」 [132] 就史實以觀之，足見「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雜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 [133] 此而不務，其他一切均無從著手矣。 水心所謂治勢，實為君主專制之命脈。雖非孟學正宗，而遠較徒齗齗於天理人慾之辨者為得論政之要領。國本既立，葉氏乃進論治國之法制。此為其思想中精華之所在，不可不稍詳述之。 秦漢以來，論政治制度者多高談封建郡縣之得失，王霸德力之短長。水心始一變其習，獨致意於政制之體系，而不空言其抽象之是非。葉氏明之曰：「夫以封建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為天下者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為封建而後王道行。秦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為郡縣而後霸政舉。」 [134] 以今語解之，封建郡縣者政體也。法度者依據政體之精神，適合其需要之律令政事也。「故制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政名分、別嫌疑、尊賢舉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制也。至於國各自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考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 [135] 封建之王，郡縣之霸，事不同而皆能為治者，由於體用相應，絕無「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之舉動而已。 吾人既知立制之原理，則將按標準以擇定製度乎？葉氏有「觀古」之論亦頗具獨到見解。水心以為人主憑私意以定製，其弊為漫無客觀之根據，「忽出於一人之智虞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愈疏」 [136] 。求免此弊者惟有參考前人之經驗，以決定今日之去取。故「欲自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古今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為說亦確而切矣。雖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家，下之情偽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今於古，且使為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苟簡而不可裁製矣」 [137] 。推水心之意，殆謂歷史之事實雖古今不同，而政治之基本原理則大體無異。吾人參按前世制度運用之情形，可以知今日立制當取之趨向。其說略似歐人所謂歷史比較方法，與中國儒家法古之主張迥別。故曰「夫觀古人之所以為國，非必遽效之也。故觀眾器者為良匠，觀眾病者為良醫。盡觀而後自為之，故無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 [138] 也。 綜上所論，吾人可得二重要之原理。一曰制度必為體用相應之系統，二曰立制當遍考古人之成法，持此以論宋制，則知其枝枝節節以矯唐末五代之失，大背所定之原理。其結果至於「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為懦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 [139] 。殊不知宋為郡縣天下，則既與三代異制，不得為「王政」矣。而又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防杜吏民之弄權為務，則並郡縣天下之「霸政」亦有以害之而不得立。宋制之失，自可不言而喻。 水心對於政制之積極主張，約言之，為折衷封建、郡縣之調和論。陳同甫力斥宋代集權之失，水心亦有同感，故盛稱漢制，而謂自堯舜以來凡采分權之制者其立國皆長久過於集權。試就秦漢以後，一統天下之事論之。秦廢封建，首創集權，「自天子以外無尺寸之權，一尊京師而威服天下」，故「不旋踵而敗亡」。漢雖因襲秦制，而所采實兼封建、郡縣二制之精神。「三邊自備，內郡兼刑賞」。「守相皆得自為」。「極其所治，無不可者」。故兩漢之治「獨過於後世」也。三國迄於隋唐，亦多能參用分權，至唐之末世始生尾大之弊。足見過度集權，乃前世明君所不取。持此以衡宋之「紀綱」，其失又可立睹。 [140] 宋「以通判監統刺史而分其柄。命文臣權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任若不久者以輕其權。監司知榷稅，都監總兵戎，而太守者塊然管空城，受詢訴而已。諸鎮束手請命，歸老宿衛」 [141] 。考其立制之意，重在矯唐之「內外皆堅」。不知「紀綱之所在患乎授任之非人，而不以人為不當任，患乎分劃之無地，而不以地為不當分，患乎外敵而不患乎內侮」 [142] 。矯枉過正，卒不免失之「內外皆柔」，以至於分割危亂。然則觀古救今，取長舍短，惟有行「內柔外堅」 [143] 之分權郡縣制而已。 水心論制度之大意，略盡於此。以今人眼光視之，雖尚有不盡透徹之處，而不能襲前人陳說，明揭君主專制流弊之癥結，其歷史上之價值，實不容否認也。蓋前乎此者固不乏抨擊專制之議論。然大都著眼於君主之淫暴，政事之苛煩，民生之疾苦。說雖有據，而不免近於籠統。至水心始專就制度以言之，而發現專制之根本困難在於集權過度。此病不除，雖有仁君賢臣亦不能致天下於安定。其重視制度之意，為前人所未有。 [144] 至其論理財之兼斥新舊兩黨，而大旨實有契於荊公， [145] 論治術之專主禮樂， [146] 大違永嘉宗旨，而重入傳統儒學之藩籬，此皆水心學說之糟粕，殆無勞於茲贅述矣。 * * * [1]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二編第十章及十一章。 [2] 《李習之全集》，「四部叢刊」本。 [3] 《大藏經》卷四六。《李習之全集》卷一，「感知己賦」謂嘗受知於梁肅。 [4] 如道教之「丹經王」《周易參同契》。《道藏》六二八冊。 [5] 《道藏》一九六冊《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宋史》卷四三五「儒林傳」朱震謂陳摶以《先天圖》授种放。放授穆修。修授李之才。之才授邵雍。穆修以《太極圖》授周敦頤。又《宋元學案·百泉學案》引黃宗炎《太極圖辯》，謂周子得陳氏《無極圖》顛倒其序，附於《易經》，以為儒者秘傳。朱彝尊《曝書亭集》卷五八「太極圖授受考」略同。 [6] 本書第九章第五節。 [7] 曹翰獻取幽州之策於太祖，趙普沮之。王夫之《宋論》卷一極言不取之失策。 [8] 仁宗慶曆二年「元昊請臣，朝廷亦已厭兵，屈意納撫，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至五十萬」（《宋史》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 [9] 梁啓超《王荊公》（《飲冰室專集》卷二十七），頁11。 [10] 同書卷一八七「兵志一序」。 [11]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五「宋軍律之弛」。 [12] 《宋史》卷一八七「兵志一」，開寶兵籍三十七萬八千，至道六十六萬六千，天禧九十一萬二千，慶曆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七十年間兵額幾增四倍。 [13] 同上卷一七九「食貨志下一」，至道末歲入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八百。至天禧約增七倍。歲出略相當。嘉祐治平時則歲出不敷恆二千餘萬。所謂糜費如宗室食祿、郊祀賞賚、東封、祀汾、明堂等費少者五百萬，多至千二百萬。 [14] 《宋史》卷一七四「食貨志上二」，卷一七七「食貨志上五」。 [15] 王夫之《宋論》卷六。章兗《王荊公集·後序》論北宋局勢極明，可閱。 [16] 梁啓超《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第六章第三節。《舊唐書》卷一九一「僧玄奘傳」，玄奘就西域得梵經六百五十七部。律、淨土、俱舍、天台、華嚴諸宗皆起六朝而盛於唐。法相、真言二宗均唐代初入中土。 [17] 《宋史》卷四三二「儒林傳二」，《宋元學案》卷三「高平學案附案」，《胡適文存》二集卷一記李覯學說，《李先生集·附年譜》。 [18] 仁宗天聖九年作，時覯年二十三。 [19] 明道元年作，覯年二十四。 [20] 景祐三年作，覯年二十八。 [21] 寶元元年作。覯年三十。 [22] 寶元二年作。 [23] 慶曆三年作，覯年三十五。 [24] 皇祐五年作，覯年四十五。以上諸書均收入《盱江文集》三十七卷，盱江書院刻本，及《直講李先生文集》三十七卷，外集三卷，附年譜一卷，四部叢刊影明刻本。 [25] 《居士集》卷四七「答李詡第二書」。 [26] 「易論一」。按論凡十三篇，大體就卦爻以明人事，如「君道一」、「任人二」、「臣道三」尤著。 [27] 「刪定易圖序論六」。 [28] 李氏不喜孟子，《常語》中屢駁之。此與理學奉孟子為正統者相背。 [29] 「富國策一」。 [30] 原文。 [31] 朱熹其尤著者。嘗謂：「聖人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存天理，滅人慾。」《語類》卷一二。 [32] 「原善」三篇（《文集》及《遺書》本，文小異），緒言及《孟子字義疏證》。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324—355。 [33] 《孟子·梁惠王上》。參閱本書第三章第三節。 [34] 《荀子·仲尼七》。 [35] 舊說衛人美齊桓公之詩。 [36] 《常語上》。 [37] 《寄上范參政書》。 [38] 《常語下》。 [39] 《元紀》二首。 [40] 《閔俗》詩為誅心之論曰：「君門若無祿，陳編孰能讀。公庭若無法，穢德誰不足。煦煦儒者口，沉沉小人腹。」 [41] 《潛書》。 [42] 《安民策》一。 [43] 《潛書》。 [44] 同上。《常語上》謂「君何可廢也」，與此不合。《安民策》六亦反對聽民之說。 [45] 本書第六章第二節。 [46] 《廣潛書》。 [47] 《禮論》一。 [48] 「與胡先生書」。此駁胡瑗「原理」篇。然《安民策》八謂：「夫物生有類，類則有群，群則相爭，爭則相害。（中略）不有王者作，人之相食且盡矣。」則又襲荀子性惡之意。 [49] 《禮論》四、五。參《禮論》三。 [50] 《禮論》一。 [51] 《安民策》六。 [52]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乃李氏治術總綱，「安民」、「富國」、「強兵」諸策及《平土書》則其分論之一部分也。其要目有內治、教道、國用、官人、軍衛、刑禁等項。 [53] 《文獻通考》卷一八一，《經籍考》卷八引晁公武語。王氏非墨守《周官》，詳下。 [54] 《宋史》卷四三二「儒林傳二」。鄧由王薦引，熙寧中官知諫院，知制誥，御史中丞。嘗上書為新法辯護，攻排舊黨。 [55] 《宋史》卷三二七本傳。曾鞏《元豐類稿·王公墓志銘》。舊記多不足信。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楊希閔《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推論《熙豐知遇錄》（北平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排印本）辨正甚詳，為不可少之參考書。梁啓超《王荊公》（《飲冰室專集》卷二七）亦便參考。專述新法者有熊公哲《王安石政略》（河南省政府排印）。述學術者有《宋元學案》卷九七「荊公新學案」。 [56] 《臨川集》一百卷，《後集》八十卷。分傳共只一百卷，為元金谿危素所輯，非其舊也（梁《王荊公》，頁192）。今以四部叢刊影明本為善。又《拾遺》一卷，羅振玉輯「宣統十年」排印本。《三經》中《周官新義》二十二卷為王氏手著。今存十六卷，附「考工記」一卷（錢氏刊經苑本）。《詩經新義》二十卷及《書經新義》十三卷（此二義為王 及門人著，今均佚），《洪範傳》一卷（今存集中），《春秋左氏解》十卷，《禮記要義》二卷，《孝經義》一卷，《論語解》十卷，《孟子解》十卷，《老子注》二卷，《字說》二十四卷（此上均佚）。此外有《唐百家詩選》二十卷，有疑非王手者。 [57] 明鄒元標「崇儒書院記」，《年譜考略》卷首之二引。又陸九淵《荊國王文公祠堂記》謂安石「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乃為伊周，公之志也」。則竟以王氏為正統矣。 [58] 《集》卷一〇。同書卷一三「禿山詩」曰：「吏役滄海上，瞻山一停舟。怪此禿誰使，鄉人語其由。一狙山上鳴，一狙從之游。相匹乃生子，子眾孫還稠。山中草木盛，根實始易求。攀挽上極高，屈指亦窮幽。眾狙各豐肥，山乃盡侵牟。攘爭取一飽，豈暇議藏收。大狙尚自苦，小狙亦已愁。稍稍受咋齧，一毛不得留。狙雖巧過人，不善操鋤耰。所嗜在果谷，得之常似偷。嗟此海山中，四顧無所投。生生未雲已，歲晚將安謀。」意尤明切。 [59] 「太古」，《集》卷六九。 [60] 「老子」，《集》卷六八。此文作於元豐六年，時安石致仕已七年。司馬光熙寧三年「與王介甫書」引老子言，安石非老，或有所指歟。 [61] 楊仲良《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卷五九。事在熙寧五年二月。 [62] 《集》卷九「秦始皇詩」曰：「勒石頌功德，群臣助驕矜。舉世不讀《易》，但以刑名稱。」 [63] 「王霸論」，《集》卷六七。 [64] 「原教」，《集》卷六九。 [65] 《集》卷六七。 [66] 梁著《王荊公》第十五章。 [67] 「與滕達道書」云：「吾儕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 [68] 《宋史》本傳謂其「自信所見，執意不回」。「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雖為謗書，卻近事實。《集》卷七三「答司馬諫議書」謂「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足相印證。 [69] 《周官新義·序》，《經苑》第九冊。 [70] 熙寧三年「答曾公立書」謂「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集》卷六七。 [71] 如《集》卷六三「諫官論」駁地官司徒之屬有師氏，保氏，以為周公嘗為師，召公嘗為保，非大夫之秩。又如《集》卷七〇「復仇解」辨復仇非周公之制。 [72] 《集》卷六七「非禮之禮」。文中又謂：「天下之事，其為變豈一乎哉！」 [73] 如均輸始於漢桑弘羊，至唐劉晏而法益密。市易漢之平準也。 [74] 見本書第九章第五節。 [75] 《臨川集·拾遺》「再上龔舍人書」。又《集》卷八「我欲往滄海詩」，卷三九嘉祐六年「上時政疏」。 [76] 分見《集》卷三七、三九、四一、四二。 [77] 《通鑑長篇紀事本末》卷五九。 [78] 《集》卷四二「乞改科條制札子」，卷六九「進說」，卷八三「慈谿縣學記」。 [79] 「上神宗皇帝言事書」。又《集》卷一〇「彼狂」及「和王樂道」詩、「進士試卷」詩。 [80] 王氏教育政策實施略見《宋史》卷一五七「選舉志三」。 [81] 《東坡集·奏議集》一，熙寧四年議學校貢舉狀。 [82] 如司馬光元豐五年遺表，謂其青苗法「朘民取利」。《溫公文集》卷二。 [83] 陸佃《陶山集》卷一一，「神宗實錄敘論」謂帝「常惋憤，敵人倔強，久割據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既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顛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蔡譜引）王夫之《宋論》六「神宗有不能暢言之隱」，指此。 [84] 《集》卷八二「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85] 《集》卷四「兼併」詩。「發廩」詩謂：「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後世不復古，貧窮主兼併。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築台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丕忍此，願見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苦營營。」 [86] 《集》卷七〇「乞制置三司條例」。《集》卷一〇「寓言」詩之四曰：「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此青苗、市易之理論依據，亦輕重之一術也。 [87] 神宗與近臣論免役之利，謂「於士大夫誠多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曰：「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梁著《王荊公》頁84引。章袞《王臨川文集·序》云：「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閒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圉人剪拂而燒剔之，必趯然蹄而斷然齧。」按《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傳」，仲淹於仁宗時力求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苟安之徒反對振作，不獨於荊公為然也。 [88] 蔡譜卷六「存是樓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論青苗行於鄞縣而不行於天下」曰：「一縣者公之所得自為也，故其民安。天下者非公之所得自為而必借其人以行之。於是有貧吏蠢役乘勢以行其私。此所以不得其人則亂而為禍於天下也。」《集》卷七三「荊公與參政王禹玉書」謂：「自念行不足以悅眾而怨實積於親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遊之厚。」《集》卷四二「上五事札子」亦曰：「免役也，保甲也，市易也，此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王氏並非不見及此也。 [89] 字與政，號說齋，金華人。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仕至江西提刑，為朱熹屢劾罷官。其學無不涉獵，以致用為歸。著有《六經解》一百五十卷（佚）、《帝王經世圖譜》十卷、《文集》四十卷，今收入張作楠輯《金華唐氏遺書》中（續金華叢書本）。《圖譜》貫穿經史，以見帝王製作之意，《文集》中有「愚書」一卷，雜論政事，均無統系。參閱《宋元學案》卷六〇。 [90] 字伯恭，金華人。生高宗紹興七年，卒孝宗淳熙八年（1137—1181）。著有《春秋左氏傳說》二十卷，《續說》十二卷，《東萊左氏博議》二五卷，《文集》四十卷，《皇朝文鑒》百五十卷。朱熹謂「其學合陳君舉陳同甫二人之學問而一之」（《學案》卷五一引）。 [91] 字士龍，永嘉人。生紹興四年，卒乾道九年（1134—1173）。著有《通鑑約說》、《漢兵制》、《九州圖志》等。其學自六經、百氏以至兵書、方術、博弈、小技無所不通，禮樂兵農之制尤所該詳，可施實用。理學家斥為「功利之學」（《學案》卷五二）。 [92] 字君舉，瑞安人。生紹興十一年，卒開禧三年（1141—1207）。從薛季宣治永嘉之學，凡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之屬，該通委曲，可以施諸實用。乾道八年進士，仕至寶謨閣待制。著有《周禮說》三卷、《西漢史鈔》十七卷、《止齋文集》五十二卷等（《學案》卷五三）。 [93] 《學案》卷五一引朱熹語。 [94] 《學案·水心學案》，全祖望按語謂乾道、淳熙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兩派，而水心齗齗其間，遂稱鼎足。 [95] 《宋史》卷四三六本傳，《宋元學案》卷五六，何格恩《宋史陳亮傳考證》及《陳亮年譜》（《民族》第三卷第十一期）。 [96] 附「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札記」一卷。康熙四十八年陳氏刻本，同治八年永康應氏刻本，湖北崇文書局本，金華叢書本。 [97] 《龍川文集》卷三「問答一」。 [98] 「問答六」。 [99] 「問答一」。 [100] 同上。 [101] 《集》卷二〇「乙巳春與朱元晦書」。 [102] 同書卷三「問答一」。 [103] 《集》卷二〇「甲辰答朱元晦秘書書」。 [104] 同書卷九「勉強行道大有功」。 [105] 同書卷二〇「答朱元晦乙巳秋書」。 [106] 「勉強行道大有功」。 [107] 《集》卷二〇「與朱元晦書」。 [108] 同上。 [109] 「丙午復朱元晦書」。 [110] 《集》卷一五「送允成運干序」。 [111] 同書卷一「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112] 《宋元學案》卷五六。 [113] 《集》卷一一「銓選資格」。 [114] 同書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115] 「上孝宗皇帝第三書」。按宋代集權確有弊病，非陳亮一人之大言私慮。王夫之《宋論》卷一五「論宋之亡於夷狄」，由於兵權集中。「牽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怠。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頹。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乃出於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未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 [116] 《集》卷四「問答十二」，《集》卷八「桑維翰」。 [117] 同書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二、三書。 [118] 「上孝宗皇帝第二書」。 [119] 《宋史》卷四三四「儒林四」本傳，《宋元學案》卷五四、五五。 [120] 《水心文集》有四部叢刊影明本，溫州刻本及武昌局本。《習學記言》有溫州刻本。 [121] 《學案》卷五五。 [122] 《習學記言》卷四。 [123] 《習學》卷一四。此殆亦隱斥理學家。如朱熹己酉擬上封事第一款即舉「講學以正心」一事。 [124] 同書卷二三。 [125] 《水心文集》卷一〇「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 [126] 《習學》卷一四。 [127] 《水心文集》卷一二「黃文叔周禮序」。 [128] 按《周書·無逸》有「先知稼穡之艱難」之語，「洪範」有「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之語。 [129] 《習學》卷六。 [130] 分見《荀子·致士》及《商君書·修權》。 [131] 《集》卷四「治勢」。 [132] 同上。 [133] 同上。 [134] 《文集》卷三「法度總論一」。 [135] 同上。 [136] 同上。 [137] 「法度總論一」。 [138] 同上。 [139] 「法度總論二」。 [140] 《文集》卷五「紀綱一」。 [141] 「紀綱二」。閱《宋史》卷一六六—一六七，「職官志」六—七。 [142] 「紀綱一」。 [143] 「紀綱三」。 [144] 陳亮亦斥集權，然僅為片段之主張。又葉氏「上孝宗皇帝札子」（《文集》卷一）及「始論二」（《文集》卷四）斥宋代「以法為本，以例為要」之失，至於「廢人而用法，廢官而用吏」，此亦集權過度之失，與頃間所論不相衝突。 [145] 《文集》卷四「財計上」謂「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其要術在統制，使貧富相均。王安石之誤在「遽奪」富人之利。反對者之誤在以理財為聚斂而不講。於是「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參《財政總論》）。 [146] 《習學記言》卷二一。所謂一掃永嘉功利者，殆指此等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