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九章　賈誼至仲長統

第一節　儒學之復興 儒家思想至漢代取得正統學派之地位。此人所共知，無待贅述。然吾人如襲舊說，謂秦滅古學，至漢驟興，則又與事實不盡相符。夏曾佑謂秦漢兩朝為「中國文化之標準」 [1] ，蓋漢制固多因秦，而所采文化政策亦有相似之處。自荀子論秦治以任法無儒為其所短， [2] 後人遂視為定論，相緣不改。實則始皇混一之後，既不真行法治，亦未摒棄儒術。始皇二十八年（前219）行郡縣，「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三十四年（前213），「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博士雖不必皆儒者，然觀扶蘇諫坑咸陽諸生謂「皆誦法孔子」 [3] ，可知始皇所用儒者數不在少，而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征待詔博士」。二世間陳勝兵起，召博士諸儒問之，通亦預議， [4] 足征始皇坑儒，不過死咸陽犯禁者諸生四百餘人，非盡數屠殺廢禁。至於會稽及他處刻石，本一統同文之意，為防民正俗之詞， [5] 尤為始皇用儒之明證。焚書之舉，不過恐私學亂教， [6] 非欲消滅儒術也。考嬴秦任法廢儒之政治，實與孝公商君相終始。惠昭致力於攻伐，尚承繼農戰之國策。呂不韋（死於前235年）相莊襄王，招客著書，始明背商君舊教，容納詩書游談之士。及至始皇吞滅六國，樹立一統專制之政權，知「儒術為最便於專制之教」 [7] ，於是取以緣飾政事，且禁私學，而令博士壟斷天下之學術。故始皇之治，兼用法儒。上背孝公之舊制，下與武帝相契合。所不同者，始皇以任法為主，列儒術為諸子之一，武帝尊孔子為宗師，用管商以佐治而已。 雖然，始皇既禁私人論學，項羽復焚咸陽官書（時在前206年），先秦學術確有中衰之勢。所幸百家之遺編後學，猶有存者。陳涉稱王，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之，而孔甲（孔子第八代孫）為其博士。 [8] 叔孫通以秦博士迭事項梁、懷王、項王、漢祖。 [9] 他如酈食其、陸賈輩皆以秦儒佐高祖定天下。 [10] 惠帝四年（前191）除挾書之律， [11] 一反秦代消極統制之政策，而逐漸入於積極之提倡。文景時韓生轅固生治《詩》為博士。董仲舒、胡母生治《春秋》為景帝博士。文帝使晁錯就故秦博士伏生受《尚書》。 [12] 蓋儒學勢力在漢初之五十年中顯已開始進展。至武帝時用丞相衛綰言，罷賢良治申韓蘇張之言者。建元五年（前136）復置五經博士。 [13] 公孫弘以治《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而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 [14] 五經立為官學，民間不禁講習。《詩》、《書》可致利名，經術足文吏事。經此種種鼓勵，儒術遂臻空前之盛況。 漢代儒學大體雖襲先秦之舊，然亦非絕無變動。兩京四百年間之儒家政治思想似可按其內容變遷之大概，分為下列三期。第一期約當高惠文景四朝。此六十年中黃老頗盛，儒家亦不免受其影響而兼尚無為。賈誼其最著之代表也。第二期自武帝迄於王莽，為時約百六十年。儒家至此雖已脫黃老之羈絆，獨尊於世，然其內容已非先秦之純儒而大異於孟荀。始則與陰陽五行之言相糅雜，終之以符命讖緯之迷信。董仲舒其聲名最著之大師也。第三期約當後漢之二百年。其時朝廷猶信圖讖禎祥，而一部分之儒者則已對之發生反感，於是放棄妖言，崇尚實際。即或宗述天人，大旨亦歸於人事。然而儒學至此，勢已衰微。強弩之末，更鮮生氣。言治術則重匡救，對專制亦漸抱悲觀。中葉以後之王符、荀悅、仲長統等乃此期較著之代表。此外儒生，如叔孫通、公孫弘之流不過曲學阿世， [15] 在孔門為干祿小人之儒，不足以語學術思想。 第二節　賈誼 秦以任刑黷武得天下，享祚不及四十年。漢初人士引為前車之鑑，每欲矯正其失。針對煩苛之弊，故行黃老之無為。針對刑殺之弊，故道儒家之仁義。就其大體言之，漢初六十年中之政治思想乃鞅、斯政治失敗後之反動思想。賈誼（前200—前168）即生此時代之中，調和孔孟與黃老以成一家言者也。誼，雒陽人，少通諸子百家之書，以廷尉吳公薦，文帝召為博士。一歲中超遷至大中大夫。屢進計議，又勸改制，悉更秦法。為周勃、灌嬰、張相如、馮敬之屬所排，不得大用，出為長沙王及梁懷王太傅，悒鬱以死。時文帝十二年，得年三十三歲。 [16] 所著書三十八篇， [17] 《漢志》列入儒家。《史記》有「賈生晁錯明申商」之語， [18] 又為吳公所重，後有以之入法家者。 [19] 吾人一按其言論即知賈生之政治思想以孔孟為主幹而參取黃老。雖偶有近於刑名陰陽之處，並非其立言之宏旨。史文明言其通百家之書。故嚴格言之，其學當入雜家， [20] 不可與晁桑並論。 賈生論政，以民為其最後之目的，以道為其最高之原理。「大政下」曰：「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民本之說，實遠承孟子。誼加以發揮而其義更顯。「大政上」篇之言最為暢曉。其略曰：「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以為本，君以為本，吏以為本。故國以民為安危，君以民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蓋政府之職守，在圖人民之康樂，而君國之安危，一繫於民心之向背。「夫民者為君者有之，為人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為人臣者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故君以知賢為明，吏以愛民為忠。」君明臣忠則民心歸之。君臣不盡厥職則必為兆民所棄。然則民不僅為政治之最後之目的，亦即政治上之最後權威。君主之本身，並無絕對之尊貴。「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之後，民以相罵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也。故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抑士民之賞罰，殊不限於名號之予奪，而並操存亡之柄。「民者大族也」，「多力而不可敵」。「自古及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故夫菑與福也，非粹在天也，必在士民也。士民之重如此，則其志不可不要。」 [21] 人君以知賢為明，而知賢莫若聽民。「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預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 [22] 頃間所述民本諸說悉以孟子為依據，並非新創。然賈生於西漢初年大明其旨，則頗具歷史上之意義。儒法二家思想之根本區別，在貴民與尊君之點一。尊君思想自申商見諸實行，至秦更變本加厲，風靡天下，而貴民思想幾成絕學。今賈生重申之於百年之後，正足窺見亡秦政治所激起思想反動之深切。其次，商韓之學，號為任法而實主專制，其立說正與孟子所謂得民心者相背。賈生欲民唱而君和，則又足表現其對於亡秦專制之反感。孟子謂逃楊必歸於儒。若以政治思想言，則逃韓之尊君專制而歸於孟之貴民，亦勢所難免也。 [23] 賈生論政體，純襲儒家。其論治術則兼采黃老。誼言「道」為政教之本。「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易詞言之，虛者清靜無為，術者化德正治。「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此虛之接物也。」「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 [24] 「此術之接物也。」「虛」無為而「術」有為，二者似相衝突。其關係如何，惜賈生未加解釋。若就五十八篇所言考之，則誼陳治術泰半屬於儒家之範圍。 [25] 此亦懲秦任法之失，故欲反其道以為治。賈生認定取天下與治天下不同術。秦人緣取術以為治術，故十三年而覆滅。「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 [26] 「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循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息矣。」 [27] 吾人既知秦人成功之術，即其失敗之因，則治道為何，可以不言而喻。賈生之理想為「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 [28] 。俗吏「不知大體」，不明禮義刑罰之用，而致意於刀筆筐篋。「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然而「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驅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衰。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 [29] 人民皆知苦樂貧裕之分，而未能自至於仁義智信之德。君上之教，實為政治中之要務。「夫民之為言也，瞑也。萌之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民雖「積愚」而無不可治。其關鍵在君上之自正。「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 [30] 「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 [31] 孟子嘗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賈生此論，實承古學。然孟子第言君身為安危所系而未嘗注意於保證君身之必正。賈生乃彌補其闕，以教太子為培良君之方法，儒家之人治思想於此遂更趨周密。 [32] 其言曰：「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慣則左右而已。」 [33] 至於訓誨太子及士民之教材，大致以修身、齊家、孝弟、德行為主要。賈生深病秦人破壞家庭倫理之舉，而歸其獄於商君。「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藉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並倨，婦姑不相悅，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此皆商君相秦二歲之結果。 [34] 賈生欲矯正其俗，恢復以家族為中心之政治生活。故曰「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使天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子」，「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 [35] 此家國一理之論，早為吾人所熟知，不待費詞申解。 雖然，吾人慎毋誤會，賈生注重政教合一之人治理想，遂認制度刑法為不必要。孔子正名，荀子謹禮，其旨亦為賈生所服膺。賈生謂「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異志」。故治國者當使「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以習之，設官以牧之。」「尊卑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 [36] 全國君臣皆守禮循度，悖亂之事自無由生。抑賈生不獨明君臣之分，又欲重整周代階級之組織。天子庶民之間，「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 [37] 。故大臣不加戮辱，刑罰只限於百姓。商君謂「刑無等級」，今賈生於階級蕩平之後意圖使其復現，此其矯正亡秦政治之又一表示。 複次，賈生對於始皇之郡縣制亦不能同情。始皇廢除封建，不信功臣，其失固不待論。倘使二世能「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 [38] ，何至一夫作難而天下土崩。漢制郡國兼用本所以矯秦之弊。然分土過廣，授權太大，故高祖時已多叛國，文帝時尚伏危機。賈生乃建議使諸王分封子孫，數世之後國土自然縮小。蓋治安之計，「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 [39] 如此則天子當陽，郡國相維，「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 [40] 賈生此論欲兼用封建郡國之長，蓋亦根據漢代之實際經驗以立言，又非純懲秦弊矣。 [41] 第三節　董仲舒 天人相應之說，起源遠在春秋之前。 [42] 子思、孟子承之，發為五行妖祥之論。 [43] 荀子辟之，方主聖人不求知天。鄒子五德終始，雖於儒學以外別立門戶，而其旨固有與儒相通者。 [44] 秦用陰陽家言，「亦頗推五勝」 [45] 。「白蛇」、「赤帝」並為劉邦開國之符。 [46] 此則戰國以前所未有，至秦漢而大行，逐漸開展，蔚為朝廷上公認之政治信仰。舉凡《史記》「律歷」、「天官」等書，《漢書》「天文」、「五行」諸志所述錄，以及「數術」各家所推演者， [47] 雖操術各殊，而其根源於天人感應之信仰則一。考數術之所以驟興，殆半由時代之需要。天命神權，盛行於上古，至周季而中衰。觀墨子致意於天志明鬼，可知其早不為王公大人所信奉。然戰國時君權大張，漸趨專制。鄒子五德九州之天談，其意正在以異說警時君，使其知主運可移而威勢難恃。漢儒懲秦專制之失，略襲其旨，欲以災異符命戒懼人主，使之自斂，不復為縱恣專橫之事。此蓋圖以天權限制君權，藉防君主專制之流弊。 [48] 凡言天人相應而注重革命之義者，皆其流派也。然天命可持以釋前代失國之因，亦可用以明時君得位之故。秦以西方諸侯滅八百年之宗周，絕六國之君統。以力服人，其政權殊少心理上及理論上之根據。故陳涉起事，群雄爭託名六國之後以攻秦。劉邦崛起於末吏，其政權基礎，無以大勝於始皇。於是儒生效忠者乃以五德天命之術，附會造作，以宗教之信仰，擁已立之政權。凡言天人而注重「受命」之義者，皆其流派也。抑就現存之文獻考之，當西漢元帝以前，革命派之勢力殆占上風。及漢祚既衰，君微臣強，限權之意難行。 [49] 於是天命流為圖籙讖緯，災異成為具文。 [50] 景星慶雲，黃龍丹鳳之禎祥，數見章奏。小之為俗儒逢迎之憑資，大則為奸雄篡竊之藉口。就秦漢時期言，新莽之政治，即此天人思想腐化之最後結果。董仲舒則闡明天權以限制君意，而為西京諸儒之臣擘。 董仲舒（前179—前104）少治《公羊春秋》，景帝時為博士，為學者所師尊。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尊孔氏，明天人。出相江都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義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後居家論高祖園廟災，主父偃竊其草稿奏之。「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年老以壽終於家。 [51] 所著書見「藝文志」者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今傳之《春秋繁露》八十二篇，雖未必偽作，決非仲舒手訂也。 [52] 欲明董子之政治思想，當先略述其哲學思想。董子謂：「元者為萬物之本。」 [53] 又曰：「謂一元者大始也。」 [54] 其意殆謂一切事物皆有本原。人臣之元為父與君。 [55] 然君父不能自生，推其大始，則天又為君父之元。 [56] 抑六合之中成形具象者，無一非天地之所生，則天地又為萬物之元。 [57] 然則元與天地，實一事而兩名。就其抽象之原理言則謂之元， [58] 就其具體之運用言則謂之天地，「天地之氣，合而為一」 [59] ，則天可統地，而天者真萬物最先之本原矣。 「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 [60] 故萬物之中，天人之關係最為密切。天既為人之「曾祖父」，人之形體性情皆「上類天」，而「天之副在乎人」 [61] 。夫人為天所生而又象天，則當敬奉上天而以之為行事之法則。故董子謂「道之大原出於天」 [62] 。然而天道高遠，非凡人所及，必俟君之教導。於是天子遂為天人間之媒介。「惟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 [63]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 [64] 其故在此。 上文所釋如尚非誤，則董子天人關係之理論實為天君關係之理論。其要旨之一為法天。董子謂「為人君者其法取象於天」 [65] 。又謂「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 [66] 。天之意象固非渺茫無憑。「天地之氣合而為一，分為陰陽，判為四時，列為五行。」 [67] 垂象於日月星辰風雨，示命於禽獸蟲魚草木。法天者，即此諸端以求天道而以人事隨之也。例如「王者制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人而列臣備」。其名額並非出於臆定。「三人而為一選，儀於三月而為一時也。四選而止，儀於四時而終也。三公者王之所以自持也。天以三成之，王以三自持。立成數以為植而四重之，其可以無失矣。」 [68] 此官制象天之時以定也。東方者木，司農所主，尚仁。務農本，足衣食。倉庫充實則「司馬食谷」。司馬者火也。「故曰：木生火。」南方者火也。司馬所主，尚智。「昭然獨見存亡之機」，以輔其君，以定天下。「天下既寧，以安君官者司營也。故曰火生土。」中央者土，司營所主，尚信。「明見成敗，微諫納善，防滅其惡。」「應天因時之化，威武強御以成大理者司徒也。司徒者金也。故曰土生金。」西方者金，司徒所主，尚義。「臣死君而眾人死父。親有尊卑，位有上下，各死其事，事不逾矩。執權而伐，兵不苟克，取不苟得，義而後行。」是以百姓附親，邊境安寧，寇賊不發，邑無訟獄，則親安執法者司寇也。司寇者水也。「故曰金生水」。北方者水，司寇所主，尚禮。禮治既立，上下有序。「百工維時，以成器械。器械既成，以給司農。」司農者木，「故曰水生木」。 [69] 若五官失職，則五行失序，相生者轉為相勝。司農為奸，農民叛亂。司徒誅之，為金勝木。司馬為讒，熒惑其君。司寇誅之，為水勝火。司營失職，上奢下叛。民弒其君，為木勝土。司徒為賊，不能使眾。司馬誅之，為火勝金。司寇為亂，阿黨不平。司營誅之，為土勝水。 [70] 此官職象天之五行以定也。董子又謂：「天地之氣，陰陽相半。」人類社會政治之基本組織，皆取法於陰陽。蓋「凡物必有合」。「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 [71] 陽尊而陰卑，「故人主南面，以陽為位也」 [72] 。 政制象天，則政事亦勢必與陰陽五行相應。「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養，秋清以殺，冬寒以藏。暖暑清寒異氣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歲也。聖人副天之所行以為政。故以慶副暖而當春，以賞副暑而當夏，以罰副清而當秋，以刑副寒而當冬。慶賞罰刑異事而同功，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慶賞罰刑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以易處也。」 [73] 雖然，慶賞罰刑固亦有輕重之殊。「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 [74] 《中庸》謂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董子法天之理想與此契合。故曰：「聖人之道，同諸天地。」 [75] 「人主立於生殺之位，與天共持變化之勢。」「天地人主一也」。 [76] 君位之尊，可謂至極。然人主者「事天與父同禮」 [77] ，法天承天以治人，其權力實以天意為根據而即受其限制。天權對君權之限制有二：一曰予奪國祚，二曰監督政事。前者為革命受命之理論，後者為災異譴告之理論。 秦漢先後以武力取天下，就一方面觀之，似政權轉移由於人力，而君主本身足以獨制天下之命。董子天命之說，殆意在攻破此傾向於絕對專制之思想。賢良對策曰：「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大火復於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 [78] 有受命之符而得天下，則其得之也出於天意，不可不改變制度「以明自顯」 [79] 。故湯武受命，皆易統改號，不相沿襲。足見天命無常，唯德是處。 [80] 蓋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詩》云：殷士膚敏，裸將於京，侯服於周，天命靡常。言天之無常予，無常奪也。天之予奪，假手於人。「故夏無道而殷伐之，殷無道而周伐之，周無道而秦伐之，秦無道而漢伐之，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 [81] 夫君位由天予奪，有德可行征誅，則人主雖尊，不能自恣。為國之本元者，既為天之臣子，其權力猶有所制也。 天不僅於君位之予奪制裁人主，即在日常政事之中亦時時鑒臨，因其得失而示以妖祥。董子《賢良對策》開端即謂：「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勉強而已矣。」 [82] 董子又據周代之事以說明之，謂武王雖以受命而得天下，「然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所緣而起也。」 [83] 《春秋》書日蝕星隕，山崩地裂，鷁退鸚巢等異，其用意在「以此見悖亂之徵」，警告人主，「亦欲其省天譴而畏天威，內勤於心志，外見於事情，修身審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 [84] 董子又有五行感應之理論，列舉失政所召之災異及補救之方法。 [85] 其大旨與《尚書·洪範》「五行」、「庶征」之說相合。董子雖以言災異下吏，然觀《漢書》「天文」、「五行」兩志所述，足知「天人相與」已成為西京之顯學，而仲舒乃其重要之大師。抑吾人當注意，董子言天人，其意實重革命而輕受命，詳災異而略禎祥。試案現有之文獻可證此論之非誣。 [86] 蓋其學猶有鄒子談天之遺意，與漢代曲學阿世之儒，推天命以媚時君者，皮毛相似，而精神迥殊。吾人不可因其同持五行陰陽之說而混之也。 天人之關係既明，吾人可進述董子所持君職及治術之理論。君主之職務，簡約言之，為代天宣化，完成天所不能執行之工作。蓋人雖類天，而凡民不能自盡其性中之善。「性者質也」。「故性比於禾，善比於米。米出禾中而未可全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為善也。善與米人之所繼天而成於外，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之所為，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人事。」 [87] 「止之內謂之天性，止之外謂之王教。」 [88] 「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於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 [89] 董子此說精闢暢曉，然實發揮儒家君師同體、政教一貫之舊理，非出自創。至其論施教之方法，亦不外以修身立範為起點，以仁義禮樂為教材，以正名定製為條件。董子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 [90] 又曰：「君人者國之元。發言動作，萬物之樞機。」 [91] 又曰：「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 [92] 凡此亦儒家之陳言，無待贅述。惟董子以正名為承天之一事，為前人所未發。其論定製則針砭時弊，更非空泛襲古之談。董子謂「治國之端在正名」 [93] 。「名號之正，取之天地，天地為名號之大義也。古之聖人 而效天地謂之號，鳴而施命謂正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鳴 而達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發其意。弗為，使人行其中。名則聖人所發天意，不可不深觀也。」「故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號為諸侯者宜謹視所侯，奉之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敦其禮義，使善大於匹夫之義，足以化也。士者事也。民者瞑也。士不及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 [94] 夫名號既為天意之表現，正名實不異於法天。其所為治道之端者原因在此。 治道以教化為歸宿，然不可無制度以為綱紀。廣義言之，則治國者當使全國上下之人「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畜產人徒有數，舟車甲器有禁。生則有軒冕之服位，貴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才美體，無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無其祿不敢用其財。」 [95] 狹義言之，則制度之用在調均貧富，毋使生過度之差別，「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故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聖者則於眾人之情，見亂之所從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於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易治也。」 [96] 董子又認定貴人爭利與富人並田為不均之兩大原因，其論爭利曰：「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極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97] 其論並田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專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為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卒難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澹不足，塞併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98] 按封建之世，貴族皆為地主，平民助耕公田。故「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非不與民爭利，實無人與之爭。董子之時，封建久亡，古代階級之不平，亦早消失。然而專制天下固另有經濟上之困難。武帝承文景休養之政，即位之初，本豐物阜。「於是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併。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 [99] 董子之言，乃對此背景而發。推想其意，殆未必圖以封建天下自然之事實為專制天下應有之理想。就限田一端觀之，尤屬顯而易見。蓋公田乃貴族所有而民為其農奴，限田則地皆私有而欲小民得以自耕。董子明言井田不能復， [100] 則亦知土地私有制度之難於動搖也。 第四節　董子以後之天人論 西漢今文經師多言天人災異。董子而外，其言較著而其政治思想足供吾人論述者，《春秋公羊》有眭弘，《穀梁》有劉向，《書》有李尋，《易》有谷永，《詩》有翼奉。此皆意在匡正時君，與董學宗旨小有出入。至於扇圖錄瑞應之妖言，以取媚時君，惑世欺俗者，哀平以後，數不在少。自隋禁其書，讖緯多亡。 [101] 今日只可於舊籍中見其片段而已。 眭弘字孟。從嬴公受《春秋》。昭帝元鳳三年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社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泰山者岱宗之獄，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能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復上書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順天命。」 [102] 時霍光秉政，惡之。孟坐妖言大逆，伏誅。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元帝時以宗室輔政，患外戚宦官弄柄，數上書言災變，以去讒遠邪為救天怒之要圖。成帝時王鳳用事，「向見《尚書·洪範》箕子為武王成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目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範五行傳》」 [103] 。 李尋字子長，治《尚書》，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成帝時外戚王根輔政，以災異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厄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求賢修德，以圖自保。 [104] 哀帝即位復以災問尋。尋就日月星辰之變，勸帝遠女謁，放佞人，順時令，抑外親。後以附和賀良私習甘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 [105] 以漢歷中衰當更受命。勸帝改元易號，以應天譴。其言不驗，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106] 時建平二年（前5）六月也。 谷永字子云。成帝建始三年（前30）應詔言災異。史稱「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 [107] ，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然其成帝元延元年（前12年）對災異問，固亦足與董子相發明。永謂「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卦氣理效，五征時序。」「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封氣悖亂，咎徵著尤。上天震怒，災異屢降。」「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聖賢，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 [108] 西漢經師政治思想略具新說者殆以治《齊詩》之翼奉為最。奉字少君，與蕭望之、匡衡同師，而獨好律歷陰陽之占。事元帝，數上書言災異占候。初元二年（前47）因地震山崩下詔，求直言極諫之士，奉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此天人相應之基本原理也。以之應用政事則可由災異以占吉凶。「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當時外戚太強，故奉以陰氣盛張，應在地震為言也。奉於次年對元帝延問時又指斥元帝費用太繁之失，謂三代積德以王，傳世不過數百年。以成王之賢，周公猶戒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於殷，駿命不易。」漢以武力得天下，德化未洽。至元帝已「八世九主」，而天變民困，實有亡國之懼。「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 [109] 「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無窮也。」 [110] 《齊詩》特有之學說為「五際」，略與《公羊春秋》之「三統」相當，皆闡革命之義。五際者，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改變之政也。」 [111] 再加分析，則「亥為革命，一際也。卯為陰陽交際，二際也。午為陽謝陰興，三際也。酉為陰盛陽微，四際也。戌為陰極生陽，五際也。若子、丑、寅、辰、巳、未、申不在陰陽際會之交，故不為際」 [112] 。《詩》又以亥當大明。大明者牧野之事。 [113] 轅固生謂：「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 [114] 蓋即本「亥為革命」之義以駁黃生也。翼奉謂「漢道未終」，徙都更始，可以永祚。「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推想其意，殆以初元三年（前46）歲在乙亥，正當革命之際。漢室如能應運而改政，則丙子以後，不異再受天命。天道終而復始，固不必易姓更王，然後足以申革命之義矣。 翼奉又有「知下之術」，尤為奇詭，與《齊詩》殆不相涉。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已。」其說以申、子主好，行貪狼。亥、卯主怒，行陰賊。未、辰主樂，行奸邪。此六者為陰，為邪。寅、午主惡，行貞廉。巳、酉主喜，行寬大。戌、丑主哀，行公正。此六者為陽，為正。又以「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主，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 [115] 。凡此皆近於妖言，視革命學說尚足警戒人主於萬一者，不可並論矣。 元成兩朝為天人革命思想盛極而衰之時期。考革命思想之所以稱衰，自有其必然之原因。天人之說，意在限君。然雄才英主，往往強志多欲，本不傾向於宗教迷信。即有信仰，亦寧取希冀自我長生之神仙方士，而無取乎約束自我行動之災異五行。秦皇漢武即其明證。若夫敬畏天鬼之君主，每具優柔溫厚之品性，最易為權臣佞臣之所挾制玩弄。彼雖能接受天命靡常之寶訓，無如大權旁落，積重難返。 [116] 而忠諫之士，雖假天意以立言，苟觸犯權奸，則每不得其死。 [117] 吾人一觀元成之事，亦可見此論之有據。且革命之言逆耳，受命之言動聽。進言者欲藉受命以明革命之旨，聽言者輒買櫝還珠，斷章取義，獨賞受命之言。 [118]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人見受命之足以取悅，則符瑞圖錄風靡天下，洵勢所必至也。 天人感應之思想由災異革命腐化而為讖緯符命，其事殆在哀平之際。 [119] 王莽乘之，遂生篡奪之心，促成十餘年「誦六藝以文奸言」之政治。 [120] 綜其得勢以後，所行不外仿經義信符命之二端。姑無論莽崇儒術之是否出於誠意，然跡其實際上之設施，如起明堂、辟雍、靈台（平帝元始四年），金縢藏策，居攝踐阼（元始五年），祀南郊，行大射（居攝元年），復並田，禁奴婢（始建國元年），參仿《尚書》、《周禮》、《王制》定官制，封爵建國（天鳳元年） [121] 等事，固未嘗不與經文相應。就此言之，吾人如謂新莽政治為二千年中儒家理想最大規模之嘗試，與最不光榮之失敗，殆非厚誣。 雖然，吾人所欲申述者非儒術之成敗問題而為讖緯流行之概況。助成新莽篡漢之符命，以元始五年（公元5年）孟通之《白石丹書》為嚆矢 [122] 。此後則有臨淄亭長之《天公示夢》 [123] ，哀章之《金圖策書》 [124] 。莽既信其誠出天授，乃於始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班符命四十二篇，列舉德祥、符命、福應諸事。自以為得土德，代漢火德以有天下。 [125] 又策封前王之後，謂劉為堯裔，王則舜後。新之代漢，正如唐虞之相禪。 [126] 類此怪誕之言，不一而足。「是時爭為符命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奸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大夫趙並驗治非五威將軍所班皆下獄。」 [127] 就此一事，可以想見當時符命之真象矣。 莽以信符命而殺身滅族，至死不悟， [128] 其愚誠不可及。所可異者，新室覆敗以後，朝野人士並未放棄此鄙俚粗劣之迷信。在光武帝即位前之混亂期中，群雄競智力，文人則辯符命。當時所討論求決者，非符之是否可信，而為何人應受符命，取得天下。綜括言之，共有異姓更王與劉氏再興之兩說。主異姓更王者大體襲新莽之故智，而公孫述及其功曹李熊可為最著之代表。述據蜀稱王，熊勸即大位。「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命無常，百姓與能。能者當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厶子系，十二為期。覺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乎？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見光耀，述以為符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自立為天子，號成家，色尚白，建元曰龍興元年。」「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 [129] 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移書中國，冀以感動眾心焉。 [130] 當時流行較廣者為劉氏再興之說。殆由人心思漢，故易得人之接受。且淵源較遠，亦取信較易。元成之世如翼奉、甘忠可、夏賀良、谷永 [131] 等倡之於先，王莽時道士西門君惠及經生郅惲 [132] 等主之於後。至更始之時，傳布尤廣。如班彪、鄭興、王常、申屠剛、馮衍、蘇竟 [133] 等皆持以勸喻群雄，冀其努力恢復，或歸順光武。其說大同小異。班彪之「王命論」殆足以概例其餘。光武即位於冀州，彪時年二十。因隗囂之問著論以祛世惑。其略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由人心以知天命，則人心思漢之事實， [134] 為劉氏再興之明證，可以毫無疑義矣。 班氏之書尚近雅馴。若光武所信奉以取天下之符讖，則與王莽之白石金匱，殊少分別。光武起事，由於李通所說之圖讖。其即位則決於強華所進之赤伏符。 [135] 終建武中元之世，符讖幾成一種以皇帝為護法之國教。中元元年宣布圖讖於天下，其事亦近於王莽之頒符命。其尤甚者至於用人以讖記為決，臣下以非讖逢怒 [136] 。神道設教，大暢巫風。出諸開國之君，洵為罕覯異事。蓋回溯天人學說之始興，約當西京之盛世。發展變遷，至於光武，為時已逾百年。應用多方，浸失原意。大略言之，武昭之世明災異者用意多在警主安民，元成以後則傾向於抑權奸以保君國。哀平之世陳符命者為篡臣作藉口，新室既敗則又成止僭竊，維正統之利器。初則忠臣憑之以進諫，後則小人資之以進身。其始也臣下以災異革命匡失政，其卒也君上取符命讖記以自固位權。鄒董之學，至此遂名存而實亡。 [137] 雖然，所謂董學實亡者，就其天人革命一端言之耳。若就《公羊春秋》政治思想之全體言，則何休尚能光大闡明於後漢桓靈之世，吾人不可不一述之以殿本節。休字邵公，「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休善歷算，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晚年曾再出仕，至諫議大夫。年五十四，光和五年卒。 [138] 休之天人觀念大致與董子相同。 [139] 休謂王者「繼天奉元養成萬物」 [140] ，受天命以得祚，而視其德之高下以定名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諡。德合天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 [141] 唐虞三代之君皆以明德而受命。下至漢得天下，亦非純倚智力。何君據孔子為「素王」制世法之說，藉西狩獲麟之事，以證漢為應運之新王曰：「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方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又先是 蟲冬蛹，彗金精，埽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六國爭強，縱橫相殺之象，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後劉氏乃帝。深閔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休又引緯書以釋《公羊春秋》撥亂反正之言曰：「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 [142] 此皆授哀平以後之圖緯以解經義，不徒孔子所未有，亦為董子所未聞。蓋自光武尚讖，學術不免受其影響。 [143] 曲學阿世之儒，見妖言足以動聽，乃以素王製法厚誣仲尼。其黠者更大張「微言」，附會種種怪論，以為孔門之精義。視公孫宏之媚主，意相仿佛而品尤卑下。至於漢季，甚言已深入學府，浸成師法。是以何君《解詁》，猶襲用之。不逮五十年而曹丕篡漢，此誠休所未曉。否則以孔子之前知，何以《春秋》無片語隻字以示後學，而邵公去魏如此之近，何以不能上據微言，「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 [144] ，以推知「赤制」將終乎？ 何君論災異亦承西漢遺意而小變其說。如董子謂災先異後，何君則謂災輕異重。 [145] 董子鮮及瑞應，何君則暢說禎祥。 [146] 此亦受東京風氣之影響，不足深論。《解詁》中所表現治術之片段亦大致襲公羊家之師說，勿勞贅述。惟其釋公羊「三世」之義則有董子所未發者。《春秋》於隱公元年書「公子益師卒」。《公羊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休解曰：「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祖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孔子「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觕。故內其國而外諸夏，先語內而後治外。錄大略小，內小惡書，外小惡不書，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內離會書，外離會不書是也。於所聞之世，見始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書外離會，小國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用心尤深而詳。故崇仁義，譏二名。晉魏曼多，仲孫何忌是也」。何君此說，以史學眼光論之，洵難徵信。 [147] 吾人若視為一種政治進步之理想，則殆可謂前無古人。蓋「禮運」之「大同」，陳義不為不高。然而以「小康」繼大同，不免有退化之暗示。董之「三統」立說亦頗瑰奇。然而文質相承，與《齊詩》「五際」言天道終始者皆以循環為歷史之定律。何君三世由據亂經昇平以至於太平，獨為一樂觀之進步理想。雖或得自師傅，倘非《解詁》著之，後世亦無由知此非常異義也。 [148] 第五節　桓譚至仲長統 光武中興之後，「上下分為兩派。國家官書則仍守讖緯。東京大事無不援五行災異之說以解決之。然視為具文，不甚篤信。災異策免三公，不過外戚宦官排擠士夫之一捷法耳。太學清流皆棄去讖緯之說而別有所尚」 [149] 。蓋圖錄之妖妄，稍有識者所能辨。苟非意圖干寵，則雖天子之威，固不能強人以信受也。 非讖之論，光武時桓譚發之，幾以身殉。然尹敏之諷諫及張衡之明辨為最足稱述。光武以敏博學，令校圖讖，使蠲去王莽所錄。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怪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之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 [150] 順帝時張衡上疏謂讖書晚出，不合聖人。又條舉其乖謬之處曰：「《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雲，共工理水。凡讖皆雲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般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於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勢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151] 雖然，後漢儒生所非者圖讖之妖言耳。天人災異之說則咸視為經義聖言，雖以鄭興、尹敏、張衡等之非讖，猶據以勸戒時君。天人思想遂有恢復西京舊觀之趨勢。然而時君不信，徒為避殿罪己之具文。 [152] 甚至每逢災變，「切讓三公」 [153] 。比之告朔餼羊，更為無益而有害。蓋士大夫欲正君匡政，操術猶故，而作法自斃，以矛陷盾，反為奸邪所乘矣。 後漢諸儒不特於天人思想一仍舊貫，即其政治思想之大體亦乏新創之成分。其中學術較著者有桓譚、班固、王符、崔寔、荀悅、仲長統、徐幹諸家。班固為史家，就《漢書》諸序贊觀之，其政治思想明天人，尚仁義，顯屬於儒之正統 [154] 。桓、王、崔、荀、徐諸人皆意在砭時救弊，於政治原理殊少發明。以儒學標準衡之，桓崔雜霸，餘子較純。以時代論，桓獨生於前漢中葉，余則生於和安以後，東京逐漸衰亡之百年中。桓譚仿陸賈《新語》著《新論》二十九篇，上奏光武。今其書久佚，僅存片段。譚論政要旨之一，似為因時。故曰：「諸儒睹《春秋》之文，錄政治之得失，以為聖人復起，當復作《春秋》也。余謂之否。何則？前聖后聖未必相襲也」。 [155] 。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 [156] 。王霸異術，然「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 [157] 。崔寔立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較桓氏尤近法家。其政論為仲長統所稱，謂「凡為人主宜手寫一通，置之座側」。范書著其要略曰：「凡天下所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改。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倘不力圖中興，難免危亡之痛。雖然「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製。步驟之差，各有雲設。不強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勛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吾人一按桓靈時之政事，即知此論乃有為而發。雖然，實非根本放棄儒家之治術也。實認「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 [158] 。 王、荀、徐三家存書較多，偶有新意。王符字節信，與馬融、張衡等友善。和安以後，世務遊宦，而符耿介，且以無外家為人鄙視，不得升進。「意志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不署己姓名，而命之曰《潛夫論》 [159] 。全書大旨在重申天治民本之政理，發揮任賢尚德之治術。其論天人君民之關係，意雖襲古而言頗精闢。符謂：「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陰陽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政惡則民冤亂。」 [160] 符又論政治原起以證明其說曰：「太古之時，蒸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後稍矯虔，或相陵虐，侵漁不止，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使不失性。四海蒙利，莫不被德，僉共奉戴，謂之天子。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 [161] 人君以受命為天子，人臣亦承君而任「天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授。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 [162] 符論治術，雖少新創，然每針對時代之需要，與尋常空言泛說者相殊。約言之，有任人、正刑與抑奢諸事，任人重在兼聽考功 [163] ，其旨略近荀卿。符又力攻聲譽取士，守相地廣，及官爵世襲之制度。「朋黨用私，背實趨華。」 [164] 此聲譽取士之弊。「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義，未必過古。」「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恤公事。」此守相地廣之弊。「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臥食重祿。」 [165] 此官爵世襲之弊。吾人略考漢季郡縣選舉，列侯封襲，刺史專恣之情形，當覺符言之深切而扼要，其重農本，抑侈靡之主張， [166] 亦痛砭頹俗，有為言之。正刑之說則注意於國家綱紀，尤為和安以後君主之良藥。符謂：「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奸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弒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與無君等。」君令之重如此。「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 [167] 此尊君重令之說似與儒家德化不合。符釋之曰：「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故有以誅止殺，以刑御殘。且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 [168] 東京和安以後之政治，儼如前漢元成以後政治之重演。大權旁落，君主勢微，外戚宦官竊柄亂政。符之所言，誠為切要，而與桓譚、崔寔相響應，此亦環境使然也。 荀悅字仲豫。荀卿十三世孫。年十二歲能說《春秋》。靈帝時宦官弄權，悅託疾隱居。獻帝初立，辟鎮東將軍曹操府。仕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虛設，悅思獻替而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奏之。建安十四年卒，年六十二。 [169] 悅雖為蘭陵令之後裔，然並非嚴守家學。荀子言「天人之分」，悅則有取於漢儒「天人相與」之說。故其「論政體」曰：「天作道，皇作極，臣作輔，民作基。」又曰：「惟先哲王之政，一曰承天，二曰正身，三曰任賢，四曰恤民，五曰民制，六曰立業。」 [170] 六端之中，悅論承天，頗有新意。悅謂人主所以必承天者，蓋以非「天地不生物」，而「人主承天命以養民者也」 [171] 。且天以災異應政治之失誤，則人君當見譴告而改悔。 [172] 承天大意，殆不過。然悅一洗兩漢陰陽讖緯之迷信，大明君子居易俟命之精神，而謂「災祥之報，或應或否」。「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雖加人事終不可成者，是謂三勢。」「今人見有不移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氣流通者，因曰天人共事而同業。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終始。」「凡三勢之數深不可識，故君子盡心力焉，以任天命。」 [173] 此論折衷於儒墨孟荀之間，以近世之眼光衡之，雖嫌其未能透徹，然以之持身從政，足達仁者不憂之境地，其態度固較王充之宿命論為健全矣。 悅論天人不傳家學，然其治術則略存荀卿禮治之遺意。其言曰：「致治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俗亂則道荒」，「法壞則世傾」，「軌越則禮亡」，「制敗則欲肆」，「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174] 養生者足國裕民之意，正俗者循名責實之意，章化者禮教之意，秉威者足兵之意，統法者正賞必罰之意，凡此皆荀子所已明而悅加以重申者也。 雖然，《申鑒》所含之政論非與實際無關也，荀子言治，於儒學中最為嚴飭，近於法家，足以砭漢末紀綱廢弛之弊。悅之「四患」、「五政」實非高論放言。悅又主張恢復封建，殆亦懲於郡縣制中天子孤立，易生篡奪之危險。悅謂聖王立制，所以為民。故封建諸侯，各世其位。「而王者總其一統以御其政。故有暴禮於其國者則民叛於下，王誅加於上。」「及至天子失道，諸侯正之，王室微弱，則大國輔之。雖無道不得虐於天下。」此封建根本之大利，足以為安民永世之資。前世行之而有弊者，原於封地大小之失宜。夏殷大國不過百里，失之太小，「故諸侯微而天子強，桀紂得肆其虐」。周封大國至五百里，矯枉過正，至於干弱枝強，爭亂覆滅。秦則因噎廢食，改為郡縣。「以一威權，以專天下。」其結果為「人主失道則天下遍被其害，百姓一亂則魚爛土崩，莫之匡救」。漢承周秦之弊，兼用郡國。然失之強大，遂有六王七國之禍。其後遂絕諸侯之權。此「當時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 [175] 。悅言略近賈生而與王符相反。蓋王符著眼於王侯縱恣事實，賈荀皆表示對於專制政治之失望。而荀悅發之於東京將亡之前夕，其失望殆尤有過於賈生者。此後魏晉之世曹冏、陸機復大鬯其說，貞觀再開封國之議， [176] 足見四百餘年之專制天下已令有識者對之懷無限之憂疑。然而立論不能打破一王五等之循環，其診斷雖能洞明癥結，而所處方劑則絕無振起沉疴之力也。 徐幹字偉長，與孔融、王粲等號「建安七子」。著《中論》二十餘篇。 [177] 雖見推賞，實由文章典雅，其內容則「推仲尼孟軻之旨」 [178] 。絕少創見，姑置不論。仲長統書雖失傳，然其思想頗有特點，不可不一述之。統字公理。少好學。不矜小節，人或謂之「狂生」。初隱遁不仕，後以荀彧薦，參丞相曹操軍事。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著《昌言》三十四篇，十餘萬言。建安二十四年卒，年四十一。 [179] 統論治術，舉「政務」十六端，不出儒生常談。 [180] 至其推究治亂原因，則深中專制政體之病，為前人所未發。統謂：「豪傑之當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者故戰爭者競起焉，於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抗，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系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荒廢庶政，棄亡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豐隆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斫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畔。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儘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沉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疊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抑又有進者，「亂世長而化世短」，世愈下而禍愈烈。戰國之亂甚於春秋，秦項之虐過於戰國，新莽之殘夷，其數復倍於秦項。「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181] 儒家之政治思想，態度本為樂觀。孔子孟荀均生亂世。然孔子謂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荀子明儒者之效，政平俗美。孟子稱五百年必有王者興。雖一治一亂，而治道可知。漢儒之中如賈誼、董仲舒等皆認天下事大有可為。至桓譚、王符、崔寔、荀悅諸人始漸露悲觀之意，不復堅持聖君賢相，歸仁化義之崇高理想，而欲以任刑參霸之術為補綻治標之方。夫既欲補綻治標，則猶認吾道未窮，大廈可支，雖已悲觀，尚未致極。今仲長氏不僅嘆世亂之愈酷，且復疑救亂之有道。推其言中之意，殆無異於對專制政體與儒家治術同時作破產之宣告。此誠儒家思想開宗以來空前未睹之巨變。考漢儒論政所以由樂觀入於悲觀者，其最大之原因似為專制政體實行之失敗。孔子冀封建可以復興，孟荀望天下之一統。既存希望，無事悲觀。嬴秦二世覆亡，論者猶歸咎於任法，於專制政體及儒家治術之本身固未嘗有疑慮及之者也，黃老申商之徒雖力攻仁義禮樂，以為無益於治，然自儒者視之，此不過門戶之爭，不足搖動其孔子為百世立法，治道與天道不變之信仰。及劉漢以黃老申商孔孟之學參迭佐政，行之四百年而亦不免於亂亡。專制政體之弱點且一一呈露。於是論者始覺古今已行之政體，聖賢所立之治道，無一可以維天下長久之安平者。而仲長氏悲觀之治亂循環退化論遂為秦漢儒家政治思想自然之結局。 [182] * * * [1] 《中國古代史》，頁226。 [2] 「強國十六」。 [3] 《史記》卷六「始皇本紀」。 [4] 同書卷九九本傳。《漢書》卷三四同。 [5] 文見《史記》卷六。此顧炎武說見《日知錄》卷一三。 [6] 已詳本書第八章此處注[31] 。 [7] 夏曾佑前書，頁256。 [8] 《史記》卷一二一「儒林傳」。《漢書》卷八八略同。 [9] 同書卷九九。 [10] 同書卷九七本傳。 [11] 《漢書》卷二「惠帝紀」。 [12] 《史記》卷一二一。 [13] 《漢書》卷六。 [14] 《史記》卷一二一。《漢書》卷八八文小異。 [15] 叔孫通為秦博士，二世問山東兵亂，通迎合其意以對，全身亡去，此後歷事多君，「皆面諛以得親貴」。既為高祖定朝儀，其徒百餘人得為郎賜金，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史記》卷九九本傳）「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屢加譖害（《史記》卷一二一）。 [16] 《史記》卷八四本傳，《漢書》卷四八文略同。汪中（1745—1794）《述學》內篇三，推定誼生於高祖七年（前200）。 [17] 今存五十六篇，《新唐志》始題曰《新書》。自宋以來即多疑之者。姚鼐至斥為「妄人偽為」。《四庫提要》以為後人編錄，「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偽。」近人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補正此說，似較近事實。張心澂《偽書通考》下，頁634—637。 [18] 《史記》卷一三〇「自序」。 [19] 如姚舜欽《秦漢哲學史》第一編第三章。 [20] 《宋志》始列入雜家。 [21] 並見「大政上」。 [22] 「大政下」。 [23] 由此更可知賈生不應列入法家。 [24] 「道術」。 [25] 《 鳥賦》，「至人遺物」云云，意近莊子。然此非論政。至其勸文帝「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色尚黃，數用五」（《史記》本傳），則幾乎董生技倆矣。 [26] 《漢書》卷四八本傳。《新書》時變文小異，有舛誤。 [27] 《新書·過秦中》。 [28] 「俗激」。 [29] 《漢書》卷四八。 [30] 《新書·大政下》。「六術」篇以仁義禮智信樂為人本性所有之「六行」。然「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 [31] 「大政上」。 [32] 柏拉圖欲以教育方法培養選擇哲君，亦保證人治之一種設計。其說卒無所試。至西拉古國訓諭暴主迪奧尼西亞（Dionysius）之經驗則為痛苦之失敗，殆由施教未早，左右未選歟？ [33] 《漢書》卷四八。《新書·保傅》文小異，教諭之方法可閱「傅識」、「連語」、「容經」、「胎教」等篇。 [34] 同本書此處注[26] 。 [35] 《新書·大政下》。 [36] 「服疑」。參《禮》。 [37] 「階級」。 [38] 「過秦中」。 [39] 「藩強」。 [40] 「五美」。賈生論封建除已引用外，詳「宗首」、「藩傷」、「大都」、「等齊」、「益壤」、「權重」、「審微」諸篇。按賈生於「制不定」篇雖有「體髀之所，非斤則斧」之喻，其所主分封之辦法實不失「仁義恩厚」之意。與晁錯削諸侯支郡之計有別。 [41] 與賈生時代相近，思想略似者尚以有「客從高祖定天下」之陸賈。賈向高祖稱說《詩》、《書》，高祖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此即賈生攻守異術之意）乃受命著書十二篇，道秦漢興亡之故，名曰《新語》（《史記》卷九七，《漢書》卷四三本傳）。其書《漢志》二十三篇入儒家。今本十二篇，學者疑信參半（《偽書通考》下，頁628—633）。其內容則頗與賈生契合。「無為四」雲「夫道莫大於無為」，此賈生所謂虛也。又曰：「秦始皇帝行車裂之誅，以斂奸邪。」「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奸逾熾。」又曰「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道基一」曰：「虐行則怨積，德布則功興。」皆與賈生重德教、輕刑殺之旨相合。「道基」篇又有「先聖」制器尚象，興利除害，「中聖」立教興德，「後聖」修藝定經之說，為賈生所未道。然其大旨固亦與《新書·六術》篇相近也。二生思想相似，故附著陸生於此，以略省篇幅。 [42]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頁46—65。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之政治》（載《清華學報》）可參。 [43] 此假定《中庸》為子思學派之書，並從《荀子·非十二子》之說。 [44] 見本書第一章第二節末段。按《尚書·洪範》及《禮記·月令》與陰陽家言相通。 [45] 《史記》卷二六「曆書」。參「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 [46] 《史記》卷八「高祖本紀」。 [47] 《漢書》卷三〇「藝文志」「數術」六種中有「天文」、「五行」等。「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以參政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能服聽也。」「五行者五常之刑氣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極則無不至。而小數家因此以為吉凶而行於世，浸以相亂。」 [48] 見本書第三章第七節末段。按元帝一朝為天人革命極盛之期。十餘年中，每有災異，必下詔自責求言。初元三年且令「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眾，或進擢召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漢書》卷九「元帝紀」） [49] 見本書第三章此處注[129]至[134] 。 [50] 諸史五行志即其例。 [51] 《漢書》卷五六本傳。董子生卒年無考。蘇輿《春秋繁露義證》「董子年表」起文帝元年，迄武帝太初元年（前179—前104），殆近事實。 [52] 胡應麟《四部正訛》謂今八十二篇乃《漢志》百二十三篇缺失之餘，好事者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之，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名系之。大致可從。余說見《偽書通考》上冊，頁412—416。 [53] 《春秋繁露·重政十三》。 [54] 「玉英四」。 [55] 「王道六」曰：「王者人之始也。」「立元神十九」曰：「君人者國之元。」 [56]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二五」曰：「王者亦天之子也。」「順命七〇」曰：「父者子之天也。天者父之天也。無天而生，未之有也。」「為人者天四一」曰：「為生不能為人，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於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 [57] 「觀德三三」曰：「天地者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順命七〇」曰：「天者萬物之祖，萬物非天不生。」 [58] 姚舜欽《秦漢哲學史》頁120引何休說，以元為天地之本，似未妥。參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二編二章頁504「元在天地之天之前」，此指「物質之天」，非「自然之全體」。 [59] 《繁露·五行相生五八》。 [60] 《漢書》卷五六「對策三」。《繁露·制服象十四》曰：「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 [61] 「為人者天四一」。又曰：「人之形體化天數而成，人之血氣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義。人之好惡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時。」「人副天數五六」、「人有三百六十節」云云，引申此說。 [62] 《漢書》卷五六「策三」。 [63] 《繁露·為人者天》。 [64] 「玉杯二」。 [65] 「天地之行七八」。 [66] 《漢書》卷五六「策一」。 [67] 《繁露·五行相生五八》。 [68] 同書「官制象天二四」。下文推衍尚多，不備引。 [69] 「五行相生五八」。此五官之制與上三公制關係如何，書中未有說明。 [70] 「五行相勝五九」。以近代眼光觀，此皆無意義，著之以見董子思想之特色。 [71] 「基義五三」，下文又曰：「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 [72] 「天辨在人四六」。 [73] 「四時之副五五」。參「王道通三四四」：「人主以好惡喜怒變習俗，而天以暖清寒暑化草木。喜怒時而當則歲美，不時而妄則歲惡。天地人主一也。」又「五行之義四二」曰：「木居東方而主春氣，火居南方而主夏氣，金居西方而主秋氣，水居北方而主冬氣。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殺，火主暑而水主寒。」此以五行配四時。 [74] 《漢書》「策一」。《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太叔述子產論禮之言與此意略近，可參。 [75] 《繁露·基義五三》。 [76] 「王道通三四四」。 [77] 「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二五」。 [78] 《漢書》「策一」。按董子不舉高祖斬蛇赤帝諸事。正足見其在警時君，與何休媚漢者不同。 [79] 《繁露·楚莊王一》。 [80] 「三代改制質文二三」定一改制之系統。惟文有缺誤，語意多不明。其大概為：（1）黑白赤三統迭興。（2）「一商一夏，一質一文。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3）「主天法商」，「主地法夏」，「主天法質」，「主地法文」，「四法如四時然，終而復始」。《漢書·策三》謂「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與此相異。 [81] 「堯舜不擅移二五」。 [82] 《繁露·必仁且智三〇》「天地之物」云云，與此文意相近。 [83] 《漢書》「策一」。《繁露·王道六》「周衰」云云，列舉失政及災異。視此為詳，可參。 [84] 「二端十五」。 [85] 見「治亂五行六二」，「五行變救六三」，「五行五事六四」。 [86] 董子言受命均含天命不常之旨，言禎祥僅「繁露」及「對策」各二處。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發展》（國立四川大學講義，專題研究之二，此文後發表於國立東北大學《志林》二期）頁22謂董子變其學以委曲於漢，無以異於公孫弘之阿世，似近苛論。 [87] 「深察名號三五」。 [88] 「實性三六」。 [89] 「深察名號三五」。篇中又謂孟子道性善乃「善於禽獸之善」，與孔子「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善不同，蓋孔子所謂善乃「聖人之善」也。然董說又與荀子主性惡有別。 [90] 「為人者天四一」。 [91] 「立元神十九」。《漢書》「策一」引孔子德風草偃之語，又謂：「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意亦同。 [92] 《漢書》「策一」。「立元神十九」「禮樂之教」連舉「立辟雍庠序，修孝弟敬讓」等事。「仁義法二九」釋仁義曰：「春秋之所治，人與我也。所以治人與我者仁與義也。以仁安人，以義正我。」「仁之法在愛人不在愛我，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雖能正人，弗予為義。人不被其愛，雖厚自愛，不予為仁。」 [93] 「玉英四」。 [94] 「深察名號三五」。下文有君號王號大意各五科之說，與此小異。 [95] 「服制二六」。 [96] 「制度二七」。 [97] 《漢書·策三》。 [98] 《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上」。 [99] 同上。 [100] 《繁露·爵國二八》述井田制乃解《春秋》，非政治主張也。 [101] 胡應麟曰，讖緯盛於西漢末，自隋文禁絕，其書久亡。今存《乾坤鑿度》乃妄人偽作，並舉諸經之緯書名目數十種。緯書多不依經，流傳尤少。並舉名目十種。其詳見《四部正訛》（《偽書通考》上，頁95—99引）。但《玉函山房輯佚書》存緯書片段多種。下文皆從此引用。 [102] 《漢書》卷七五本傳。元鳳三年當前78年。「誰差」，孟康曰：問擇也。按「儒林傳」嬴公學於胡母生，生與董「同業」。 [103] 《漢書》卷三六本傳。向上書文見傳中。 [104] 尋引「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製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 [105] 其大意在「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106] 《漢書》卷七五本傳。 [107] 京房字君明。從魚延壽治《易》。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值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元帝寵任石顯，房諷諫之，至以幽厲為比。建昭二年卒為顯所陷，伏誅，年四十一（前77—前37）。見《漢書》卷七五本傳。今存《京氏易傳》三卷（津逮秘書及學津討源本）言占候。蒙文通謂：「干寶傳京氏易，而與『三基』、『六情』之說相應，是《齊詩》、《京易》同法。」「孫盛述《易》本之干寶，其曰：『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群黎。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群生，則天人殛之，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節之義。何者？誠四海之酷仇而神人之所擯故也。』是《京易》之傳，猶孟荀《齊詩》之說也。」（《儒家政治之發展》，頁20） [108] 《漢書》卷八五本傳。 [109] 劉玄建號「更始」殆即採用此說，亦足見其流行頗廣。 [110] 《漢書》卷七五本傳。初元二年當前47年。 [111] 《漢書》卷七五注孟康引《詩內傳》。 [112] 《清經解續編》卷一二八「齊詩翼氏學」。 [113] 《詩緯·氾歷樞》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此四際外又以戌亥之間「為天門，出入聽候」，當第二際，在亥後，卯午酉前。與翼氏異。按《詩·大雅》「文王之什」，「大明」首章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六章曰：「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114] 《漢書》卷八八「儒林傳」。 [115] 《漢書》卷七五。然此術若為臣下所知，必避邪取正，而不復有效。故奉以為只宜「人主獨用」，又以占風之法輔之也。《清經解續編》卷一六二、孟康《齊詩翼氏學疏證》對此術有解釋，可參。 [116] 劉向見王氏危漢上封事言災異。成帝「嘆息悲傷其意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漢書》卷三六本傳）。 [117] 如元帝時京房為石顯所陷棄市。成帝時翟方進以排王鳳黨賜死。 [118] 眭孟事最為明證。昭帝以其言革命誅之，宣帝則以其預言己受命而官其子。 [119] 張衡說，見《後漢書》八九本傳。 [120] 《漢書》卷九九下「王莽傳下贊」。《胡適文存》二集卷一「王莽」，以現代眼光評論，可參。 [121] 均見《漢書》卷九九中。 [122] 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123] 居攝三年事。「天公使者」謂昌興亭長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起視誠然。 [124] 「梓橦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為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某『邦』傳予黃帝金策書。」「書言王莽為真天子」。「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令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凡十一人，皆書官爵為輔佐。」《漢書》卷九九上。 [125] 見「符命總說」，《漢書》卷九九中。 [126] 策文見同上案書。 [127] 事在始建國二年。 [128] 長安兵變，火及宮中，「莽避火宣室前殿」，「服紺袀服，持虞帝匕首。天文郎按栻於前，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次日戮於漸台室下。《漢書》卷九九下。 [129] 王莽《策文》謂孔子作《春秋》「至於哀之十四而一代畢」。哀帝即位至居攝三年亦十四年，「赤制計盡終不可強濟」。《漢書》卷九九中。 [130] 光武患之，曾致書駁斥，勸述勿效王莽。 [131] 《漢書》卷七五「翼奉傳」，卷八五「谷永傳」。《後漢書》卷五三「竇融傳」，稱穀子雲及夏賀良為「前世博物道術之士」，「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 [132] 《漢書》卷九九下「君惠好天文讖記」：「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劉秀』是也。」王涉董忠乃共謀滅莽，事覺皆死。又地皇元年卜者王況說李焉曰：「漢家當復興，李氏為輔。」又作《讖書》，託言文帝凡十餘萬言。郅惲明天文歷數，王莽占星象，知漢必再受命。乃西至長安，上書勸莽歸政劉氏，莽大怒，然不敢加誅（《後漢書》卷五九本傳）。 [133] 分見《漢書》卷一〇〇「敘傳」，《後漢書》卷六六「鄭傳」、卷四五「王傳」、卷五九「申屠傳」、卷五八上「馮傳」、卷六〇「蘇傳」。 [134] 當時野心家頗能知此而思利用之，故每冒充漢之皇族以僭號。如王昌（郎）詐稱成帝子子輿，盧芳詐稱武帝曾孫文伯，皆其例（《後漢書》卷四二，「王盧傳」）。劉歆改名秀以應讖，則冀以皇族受命矣。 [135] 《後漢書》卷一上「光武帝紀上」，地皇三年宛人李通云：「劉氏復起，李氏為輔。」建武元年光武在長安時，同捨生強華進符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即位祝文曰：「讖記曰：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李賢注引《春秋演孔圖》曰：「卯金刀，名為劉。赤帝後，次代周。」 [136]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四曰「讖緯起於西漢之末」。「光武尤篤信其術，甚至用人行政亦以讖書從事。方議選大司空，赤伏符有曰：王梁主衛作玄武。帝以野王縣本衛地之所徙，玄武水神之名，司空水土官也。王梁本安陽人，名姓地名俱合，逐拜梁為大司空。」（《後漢書》卷五二本傳）「又以讖文有孫咸征狄之語，乃以平狄將軍孫咸為大司馬。」（見同上「景丹傳」）「桓譚對帝言臣不讀讖書，且極論讖之非經。帝大怒，以為非聖無法，欲斬之。」（卷五八上本傳）「帝又語鄭興欲以讖斷郊祀。興曰：臣不學讖。帝怒曰：卿非之耶？興詭詞對曰：臣於書有所不學，而無所非也。興數言政事，帝以其不善讖，終不任用。」（卷六六本傳） [137] 此就盛衰大勢言。東京經生儒士尚有以災異說政事者，如光武時鄭興（《後漢書》卷六六傳），章帝時何敞（卷七三傳），和帝時丁鴻（卷六七傳），安帝時郎 （卷六〇下傳），順帝時郎 、周舉（卷九一傳）、李固（卷九三傳），桓帝時襄楷（卷六〇下傳）、朱穆（卷七三暉傳），皆略存西漢之遺意。至劉曹禪代遜位，即位諸文亦略仿漢新禪代之故事（見《魏書》卷二「文帝紀」注）。此後六朝篡奪亦以天命為文飾。惟文字更趨堂皇典麗，不復乞靈於俚俗之圖讖。蓋王莽光武猶真信符命（至少「弄假成真」），魏晉以後之「虞舜」則未必真畏天命也。可閱《晉書》卷三，《宋書》卷二，《梁書》卷一，《隋書》卷一諸禪代外，以見一斑。 [138] 《後漢書》卷一〇九下「儒林傳下」。按卒年推算，休生於順帝永建四年。故其生卒當129—182年。但陳蕃死於建寧元年（168），距休卒15年。傳文疑有誤。 [139] 但休謂：「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建天地，天地之始也。」（《解詁》「隱公元年春王正月」）與董小異。 [140] 《解詁》「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條，謂「聖人受命，皆天所生」。「宣公三年春王正月」條，謂「天道暗昧，故推人道以接之」。 [141] 《解詁》「成公八年召伯來」條。 [142] 《解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條。按《春秋演孔圖》曰：「麟出周亡，故作《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孝經·右契》曰：「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觀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之街前，芻兒捶麟，傷其左前足，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赤誦，字時喬，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兒曰：吾有所見，一禽如麕，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為赤劉，陳項為輔。五星入井，從歲星見。發薪下麟，視孔子。孔子趨而往，麟咠其耳，吐三捲圖，廣三寸，長八寸，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曜興，玄丘制命帝卯金。」與公羊家旨同而說小異。 [143] 《後漢書》卷六六「賈逵傳」謂光武立左氏《穀梁春秋》，「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申中而廢」。足見光武章帝間《春秋》三家中公羊獨擅圖讖。然逵於明帝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章帝建初元年又上疏謂五經中惟左氏明言劉為堯後，堯應火德，則左氏經生亦效顰矣。 [144] 《春秋握誠圖》。 [145] 董說見本章此處注[82] 引。《解詁》「定公元年冬十月賈霜殺菽」條。 [146] 如《解詁》「獲麟」條。休又有改過消災之說，見僖公三年夏四月不雨條。按《後漢書》，章帝元和中多草木鳥獸之異，世以為祥瑞，何儆上疏駁之（卷七三傳）。此後史文亦有紀錄。西京則較罕見。 [147] 見本書第一章第六節。《胡適說儒》據《論語》「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及《左傳》諸文，推定春秋時有人認孔子為復興殷族之領袖，為素王名號所本。然證據似尚不足。 [148] 《春秋繁露·楚莊王一》曰：「《春秋》分十二世以為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傳聞殺其恩，與情俱也。」絕無政治進步之旨。清康有為以大同當太平世，又謂《易》卦有順逆。內卦為逆三世，由太平（洪荒）降至據亂（三代）。外卦為順三世，由據亂（春秋至清末）進於太平（大同）。冶古今中外為一爐，何君瞠乎其後矣。 [149]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頁342。按《後漢書》卷八九「張衡傳」曰：「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 [150] 《後漢書》卷一〇九上「儒林傳上」。 [151] 《後漢書》卷八九上本傳。 [152] 可閱《後漢書》諸帝紀。 [153] 陳忠安帝時上疏諫以災異免三公（《後漢書》卷七六傳）。於此東京永初元年以後數見不鮮。徐防為太尉以災異寇賊策免首開其端。張禹繼之於永初五年「以陰陽不和策免」（卷七四傳）。然視成帝時丞相翟方進賜死猶較寬大矣。西漢丞相以災異免者有孔光為外戚傅氏所排（《漢書》卷八一傳）。魏文帝黃初二年乃下詔「後有天地之責勿復劾三公」（《魏書》卷二）。 [154] 固字孟堅，建武八年生，永元四年卒（32—92）。《後漢書》卷七五本傳。參《漢書》卷一〇〇「敘傳」。其政論散見於《漢書》卷二三「刑法」、卷二四「食貨志」、卷二六「天文志」、卷八九「循吏傳」、卷九〇「酷吏傳」、卷九一「貨殖傳」等序文，及卷四「文帝紀」、卷五「景帝紀」、卷七「昭帝紀」、卷四八「賈誼傳」、卷六二「司馬遷列傳」等贊。《白虎通》舊題固撰，然實群手綴輯（可閱洪業《白虎通引得序》）。 [155] 孫馮翼《問經堂叢書輯本》。《新論》宋時殆已佚。譚生於宣帝甘露中，卒於光武建武中，年七十餘（甘露共四年，前53—前50）。《後漢書》卷四八上本傳。 [156] 《後漢書》卷四八上，《陳時政疏》中語。 [157] 《問經堂叢書》。 [158] 《後漢書》卷八二傳。寔字子真，桓帝初郡舉為郎。「政論」中有「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之語，此書當作於桓帝建和永興之間（147—154），曾與博士雜定五經。靈帝建寧中卒（建寧元年至四年當168—171年）。《玉函山房輯佚書》列「政論」於法家之首，似未盡合。實乃儒而兼法者，固未醇儒，亦不可遽以為申商後學也。 [159] 《後漢書》卷七九本傳。傳引「貴忠」、「浮侈」、「實貢」、「愛日」、「述赦」五篇文。 [160] 《潛夫論·本政》。此書有四部叢刊、漢魏叢書、百子全書、子書百家諸本。本節所引乃湖海樓叢書汪繼培箋本。 [161] 「班祿」。 [162] 「貴忠」可參《漢書·刑法志序》班固之「政原論」。 [163] 「明暗」及「考績」。 [164] 「實貢」。又曰：「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儔。」又曰：「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智者去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核以實，其有小疵勿強衣飾。」此預言曹魏用人重能輕德之風氣。 [165] 「三式」。 [166] 「浮侈」、「愛日」。 [167] 「衰制」。 [168] 同上。然「德化」篇仍堅持德教為基本治術之古義。 [169] 《後漢書》卷九二傳。據卒年推知悅生於桓帝建和二年（148）。《申鑒》有四部叢刊、百子全書、子書百家、漢魏叢書諸本。漢魏叢書有《荀侍中集》。此外悅有《漢紀》三十篇。 [170] 《申鑒·政體》。 [171] 「雜言上」。《荀侍中集·高祖贊》，可參。 [172] 《荀集·災異論》。 [173] 同上。 [174] 《申鑒·政體》。《荀集》有「立制度論」，尤能發明禮治之精神，可參。 [175] 《荀集·列侯論》。 [176] 參《魏書》卷二〇注，《晉書》卷五四「機傳」，及《貞觀政要·封建》篇。 [177] 《魏書》卷二一「王粲傳」。幹卒於建安二十二年（217）。《中論》今存二十篇。有四部叢刊及漢魏叢書諸本。 [178] 《中論·曾鞏序》。 [179] 《後漢書》卷七九傳。由卒年推知生於靈帝光和二年（179）。《昌言》在宋時已只存十五篇，此後全佚。今可於史傳及《玉函山房輯佚書》見其片段。 [180] 《昌言·損益》。 [181] 《昌言·理亂》篇。 [182] 統或曾受王充之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