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七章　商子與韓子

第一節　商韓之身世及時代 吾人曾就學派成立之先後，斷定法家政治思想為先秦四大家之殿。 [1] 蓋《管子》書固非出於仲手，而考其內容，復多駁雜，不足以為開宗之代表。管子以外春秋時人與法家思想有關者尚有鄧析。《左傳·定公九年》載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2] 杜預（222—284）注謂其「欲改鄭所鑄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故云竹刑」 [3] 。是鄧析為深通律文之士，《呂氏春秋·離謂》篇又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 嘩。」 [4] 是析之所行大類後世之訟師。合私造律文與舞文亂法之二事觀之，則鄧析之術適與商韓等定法一民之旨相悖。況竹刑今已無傳，《漢書·藝文志》鄧析二篇列於名家， [5] 即系真書，亦與法治無涉。然則鄧析不足為法家宗師，與管子無異矣。 李悝、慎到、尸佼、申不害、商鞅、韓非、李斯均戰國時人。李斯相始皇於混一之後，純為實行之政治家，可置不論。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 [6] ，且有《李子》三十二篇，足為法家之先進。惜其書不傳，思想無考。慎子趙人，與田駢、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同為稷下先生」。「慎到著十二論」 [7] ，「其學尚法而無法」，「蔽於法而不知賢」。「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8] 「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與彭蒙、田駢之「公而無當，易而無私，決然無主」 [9] 者同道。《漢志》著其書四十二篇，列入法家。然宋時已佚亡殆盡，今本殘缺偽亂，殊不足據。 [10] 故此六國時「黃老」大師之思想亦僅存片段。幸其論勢之旨尚見於《韓非子》中。尸佼，晉人，秦相衛鞅客。「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佼並誅，乃亡逃入蜀。其書二十篇，今亦不傳。」 [11] 申不害「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12] 今亦久佚。其術治之大意亦可於《韓非子》中見之。 先秦尊君權任法術之思想至李、屍、慎諸子殆已約略具體。然嚴格之法治思想必俟商鞅而後成立。韓非則綜集大成，為法家學術之總匯。此二人者，不僅思想之內容可觀，而其文獻之尚存者亦最為豐富。故吾人慾述法家之政治思想，不可不以商韓為主。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孫痤既死，鞅入秦，說秦孝公，孝公以為左庶長。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旋說孝公破魏，「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及孝公卒，太子立為惠文王（前338年）。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鞅出走不得。秦發兵攻殺之。車裂以徇，遂滅其家。 [13] 商君為實行之政治家，曾否著書，頗成疑問。 [14] 然司馬遷自稱嘗讀《開塞》、《耕戰書》。 [15] 韓非子謂「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16] 。《漢志》著錄至二十九篇之多。今所傳二十四篇中頗有商君死後事。「蓋《商君》與《管子》同，亦出於傳學者之手。」 [17] 雖非鞅著，其內容固非盡偽也。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旨歸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韓王安不能用。「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王安五年 [18] 秦攻韓，韓使非使秦，因留之。李斯、姚賈毀之，遂下獄死，時始皇之十四年。 [19] 距滅六國，一天下，僅十二三年耳。今存《韓子》五十五篇，與《漢志》著錄之數相合。其中雖或有後人增附， [20] 而大體可信。 商韓之死，相距百年。然其思想，則均發揮尊君重國之極致，反映專制天下前夕之歷史環境，與《管子》之尚含封建成分者，顯有相當之距離。蓋先秦法家思想既非一人所創，尤非一時所成。其淵源發展之跡，固猶約略可尋。亦猶儒家先有孔子之因古學以立言，而後有孟荀之承孔教而變其學。進展之情形有異，其具有進展之痕跡則無殊也。韓非為法家之殿，而實集前人之大成。其思想中「法」、「術」、「勢」之三主要觀念，皆為歷史環境之產物，孕育長養，至非而達其最後成熟之形態。 孕育長養此諸觀念之歷史環境，一言以蔽之，即封建天下崩潰過程中之種種社會政治事實而已。就政治方面言，封建崩潰之直接結果為天子微弱，諸侯強盛。然強盛之諸侯非舊日分土之世家，而每為新興之權臣所篡奪。其幸保君位者，多不免名存實亡，成一「政由寧氏，祭則寡人」之局面。始則卿大夫侵君，繼則家臣凌主。 [21] 於是昔日維繫社會之綱紀逐漸失效。且諸侯強大之事實，與攻伐兼併，互為因果。強大者致力兼併，既兼併而愈臻強大。侵略與自衛皆有待於富強。於是君權之擴張遂同時成為政治上之需要與目的，而政治思想亦趨於尊君國任法術之途徑矣。 吾人如作較具體之分析，則法治思想淵源最早，發展較先。尊君思想隨之以起而約略同時。兩者皆肇端於春秋之世。術治思想則流行最晚，至戰國始臻興盛。姬周政治本有任法之傾向，吾人前已述及。 [22] 惟成周立政，未必徹底遍行於列國。其任法之精神亦與封建社會之習俗相融混。持以與六國時尊君國、泯階級、重械數之法治相較，顯有重要之分別。及宗法大壞，士民相雜，個人解放，「禮」失效用。鄭晉諸國在吾人所謂「周文化」區域以內者， [23] 尤得風氣之先，乃先後採取任法之政策。此外則楚國之封建根基較淺，故在春秋時亦已有固定之刑書。 [24] 然當春秋之世，法治在事實雖已必要，而守舊者心理上尚不能予以接受。故子產相鄭作刑書，叔向詒書譏之，略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幸以成之。」晉鑄刑鼎，孔子亦譏之曰：「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蓋就叔向與孔子觀之，立國固當有法。然法度如公布於民，則貴族失其原有之權位，而封建政治之基礎因以動搖矣。 [25] 當時思想家睹社會空前之巨變而圖為積極應付之方者，約可分為兩派。其一惜封建之潰而欲挽救之，其二雖知封建之不足救而任其消亡。孔子為前者最著之代表。其正名復禮之主張實在裁抑春秋時專橫淫恣之貴族使得自存，而因以安定社會。商鞅則承子產、趙盾輩之餘風而變本加厲，為第二派最極端之信徒。荀子、管子之學則糅合禮法，而代表二者間之過渡思想。吾人如舍以前之淵源不論，認刑書刑鼎為法治思想之濫觴，則禮與法之消長自紀元前六世紀之末葉至前四世紀之末葉，為時共約二百年。 勢治之起，基於尊君。封建盛世，君主與貴族世臣分權守位，上下相維各有定界，君主殆無獨尊之義。逮權臣侵國，君主微弱。例如魯「悼公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畀於三桓之家」 [26] 。其他弒君篡國者更不待論。擁護封建者於是起而抑僭臣以扶衰君。孔子「事君盡禮」，致討責於「亂臣賊子」，實已暗啟尊君之說，至荀子而其旨大明。雖然，儒家之尊君，意在矯臣強之失，非以尊君為政治之目的也。及權臣僭國，漸致富強，公族世臣，消亡殆盡，中央集權，已成事實，則君之受尊，遂有不得不然之勢。法家承認此新史實而加以說明，權勢之理論，於是成立。慎到飛龍騰蛇之言殆足為其開宗之代表。 「術」治成於申子，亦與尊君有關，而尤與世卿制度廢棄後之政治需要相應。春秋之世弒君專國之事屢見，至戰國而益之以竊國奪位。論者推其原因，不得不歸咎於君主御臣之無術。且當封建之未壞，國君任人分職，有階級宗法以為標準。君不得任意進退，則亦鮮負衡量品評，選擇鉤稽之責，及孔墨因時矯弊，提倡蕩平階級之後，國少世臣，「棄親用羈」。 [27] 人有一材一技之長，不問其國籍門閥，每得仕進。雖列國殘餘之貴族，猶時起抗，如吳起見害於楚， [28] 商鞅遭禍於秦，然二人皆以羈臣得執大政，不獨與管子所謂勿仕異國之人者相背，亦與孟子「不得罪於巨室」之言不合。風氣一開，游談眩技者日眾。人君苟無術以判別能否，則用人為難。且人以勢利而來，其心多不可測。若又無術以控馭忠奸，則國危位替，有此種種之需要，於是論君道者遂發為術治之學說，而此宗最著之代表 [29] 則為申不害。 慎到明勢，「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 [30] 。韓非綜合三家，以君勢為體，以法術為用，復參以黃老之無為，逐創成法家思想最完備之系統。 第二節　勢 法家尊君，非尊其人而尊其所處之權位。《管子·法法》篇曰：「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勢之一名，法家每用以概舉君主之位分權力。管子略發其意， [31] 至韓非承慎到之說而其旨大暢。「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蚓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 [32] 如此極端之論，自不免動人之疑問。韓子乃設為難者之言曰：「飛龍乘雲，騰蛇游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游之者，龍蛇之材美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濃而蟻不能游也。夫有盛雲濃霧之勢而不乘游者，蚓蟻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 [33] 韓非反駁之詞文有訛奪，意欠明晰。吾人若就其思想之大體言，非似認君主之為治，有賴於其法律上之權與其實際上之力。 [34] 而權力之操存又賴君主所處之地位。人民承認君主之地位而服從之，君主憑藉此地位以號令人民。凡此種種之關係，即韓非所說之勢。私人之道德材能，與此並無直接關係。蓋人君發號施令而民奉行之者，非以其為聖人賢人之所發，而以其為君主之所發。人民如較量發令者之品格如何以定從違，則命令本身失其威權。推其極致，則社會中只有道德之制裁而無政治之命令。「桀為天子，能制天下。」其故在桀有人民共認之權力。「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其故在道德非政治之命令。此理歐洲政治學者多能言之，而吾國先明之者則管子、慎、韓也。 難者謂桀紂憑勢，能亂天下，其所疑者在勢之不足為治。《韓非子》復進而釋之，其大意在說明勢治以中材之主為條件，既不能防下材之為亂，亦不必俟上材而後治。其言曰：「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反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所謂不待堯舜者，蓋以憑藉勢位則中材可以為治，非即欲委勢於桀紂也。難者以聖狂對舉而疑勢治，一若「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以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未之議也」 [35] 。 雖然，倘使憑勢者竟為桀紂之下材而亂天下則當如何？《韓非子》於此仍堅持尊君之旨，認臣民必須效忠於暴主而反對孟子一夫可誅之說。故其言曰：「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屍，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蓋《韓非子》以「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為天下之常道。君父享絕對之權利，臣子盡無限之義務。「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臣子雖賢惟君父之所用。「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耳，豈得利焉哉。」抑又有進者，臣子不僅不可侵奪君父，即加以間接之評論，亦分所不容。「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誹謗其君者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為忠臣。」 [36] 儒家盛稱傳賢伐暴之功，而又惡亂臣賊子之弒奪。蓋儒家以民為政治之目的，以道為生活之標準。故責禮於君，責忠於臣，責慈於父，責孝於子，君主無絕對之權利，上下負交互之義務。子雖無叛父之理而臣則有正君之分。臣民之順從與否，以君主之有道與否為條件。《韓非子》之尊君則與此大異。有勢治之說，不問君主之行為如何而責臣民以無條件之服從。於是君主本身遂成為政治上最後之目的，惟一之標準，而勢治亦成為君主專制最合邏輯之理論。且儒家混道德政治為一談，不脫古代思想之色彩。韓非論勢，乃劃道德於政治領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意味純政治之政治哲學。 [37] 無論其內容是否正確，其歷史上之地位則甚重要。宋明諸儒不知儒法二家同道尊君而其旨根本有別。大唱「三綱」之教，自命承統於洙泗。實則暗張慎韓，「認賊作父」。且又不能謹守家法，復以尊德貴民之微言與專制之說相混淆。於是下材憑勢亦冒堯舜之美名以肆其倍蓰於桀紂之毒害。按其為弊，又不徒理論上之非驢非馬已也。 [38] 抑吾人當注意，韓非不僅摒道德於政治範圍之外，且認私人道德與政治需要根本上互不相容，而加以攻擊。儒家極重家族，甚至於家國之義務相衝突時主張舍國以全家， [39] 韓非一反其道，故「五蠹」曰：「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此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奸不上聞，仲尼賞而齊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至於私人道德則尤與君國之利益相反。「八說」篇曰：「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眾謂之得民。」「六反」篇亦曰：「畏死遠離，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廉勇之士。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40] 考韓非毀私德之用意顯在排私以利公。易詞言之，即舉凡無益於君國之德行名譽皆所不取。推其論之所極，則政治社會中殆無復個人生活之餘地。儒家認窮則獨善其身，隱居以求其志，為個人高尚生活之一種。而自韓子視之則此為國法之所不能容。故舉太公望對周公問誅隱士之言曰：「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智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 [41] 如此則不誅何待乎！ 韓非尊君抑民，可謂至極。其歷史上之原因，前已述及，無待重申。其理論上之根據則頗足注意。荀子謂人之性惡而可以為善。法家諸子則更進一步，認定人之性惡而無為善之可能。於是其刻薄寡恩，專用威勢之主張遂成為理論上不可避免之結果。蓋《韓非子》認定自私為人類之本性，雖家庭骨肉之間所不能免。「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 [42] 且人類不但無仁厚之情感，更乏遠大之見識。「民智之不可用，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復痛，不副痤則浸益。剔首副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昔禹決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 [43] 人性之涼薄愚蒙如此，則非仁恩德教之所能化，而專制君威，誠惟一治民之術矣。故曰：「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以仲尼之聖而所服不過七十人，以哀公（前494—前468年在位）之庸而號令一國。「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 [44] 儒家稱家齊而後國治。韓非此說則幾乎謂國治而後家齊，不徒與儒家相反，即與管子認家族為佐治之一具者亦自不同矣。 儒者又每信上世風俗淳美，為今人所當效法。韓非破其說曰：「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 [45]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 [46] 然則上古之淳風，不能掩人性之本惡。後世之爭奪，適以證民之不足為善。君主專制誠為治平亂世必要之政體。抑又有進者，《韓非子》尚承認上古之民有自治之能力。《商子》則並此加以否認。「開塞」篇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親親而愛私，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當此時也，民務勝而力征。務勝則爭，力征則訟。訟而無正則莫得其性也。故賢者立中正，設無私，而民說仁。當此時也，親親廢，上賢立矣。凡仁者以愛私為務，而賢者以相出為道。民眾而無制，久而相出為道，則又亂。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則上賢廢而貴貴立矣。然則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親親者以私為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用也。」「上賢者以道相出也，而立君者使賢無用也。」 [47] 商韓社會演變之理論如此， [48] 其廢棄儒家德化民本之說，而專任君勢以為治體，在邏輯上固屬無懈可擊矣。 第三節　農戰 人君處權乘勢以制臣民，則治體已立，政治社會之最要條件已具。然列國環伺，時相侵凌，非有富強之國力，則亦無以自存。《商子》曰：「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 [49] 《韓非子》曰：「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 [50] 務力之方在使民致身於農戰之二事，而此外與二者無益或有害者皆在抑止之列。蓋勤農可以培經濟力量，習戰所以培軍事力量，其理固甚淺顯， [51] 亦非二家之創說 [52] 。然商韓之重耕戰，幾乎欲舉一國之學術文化而摧毀掃蕩之，使政治社會成為一斯巴達式之戰鬥團體，此則其獨到之見解，亘千古而鮮匹者也。 欲獎農兵，必先去游食坐談之士。《商子》曰：「農戰之民千人，而有《詩》、《書》辯慧者一人焉，千人皆怠於農戰矣。農戰之民百人而有技藝者一人焉，百人皆怠於農戰矣。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夫民之不農戰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 [53] 《韓子》亦曰：「博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慾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 [54] 且有害農戰者又不僅「貞信之行」與「微妙之言」，即討論實用之學，而不躬親兵農之事者亦有害於治。「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 [55] 獎進農戰之方法二家所持者略同，其政策之綱要為「邊利盡歸於兵，市利盡歸於農。」 [56] 《韓子》推行此政策之具體辦法，不外「五蠹」篇所言：「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商子》之「壹賞」、「壹教」 [57] 之法，則欲使「富貴之門必出於兵。是故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 [58] 。抑《商子》不但推行軍國民之教育，且復有全國皆兵之主張。「兵守」篇曰：「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為一軍，此之謂三軍也。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為險阻，發梁撤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老弱之軍，使牧牛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獲其壯男女之食。」流風所被，至漢時關西諸郡「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 [59] ，足見商君壹賞壹教之成功。然此極端尚武之主張又為韓非所不取。其言曰：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能。今治官者智能也。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而治智能之官，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也。」 [60] 第四節　法 韓非曰：「人主之大物，非法即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 [61] 又曰：「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62] 申商雖各以「大物」名家，然「二子於法術皆未盡善」，且專用一具，雖有功而不能遠大。 [63] 《韓子》乃集二家之成，運術以安君馭君，立法以治民定國。二者相輔為用而後其效始宏。 法治之根本意義，吾人於述《管子》時已經道及。商韓並無新創之見解，其論行法之方法，則頗有《管子》所不能範圍者。姑舉較重要之數端言之。 一曰廣布法律之知識：以律令之文宣示大眾，其事實肇端於刑書刑鼎。《管子》書中亦有布憲施教之說。商韓承之，其說更詳，而《商子》尤為完備。《商子》立治在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蓋「法令明白易知」，則「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商君所規劃之制度頗密。其大致為置法官法吏「以為天下師」。「天子置三法官」，「諸侯郡縣皆各為置一法官及吏」。「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其竄改條文，及有問不答者皆科以罪。而答問皆以符書系其年月日時及吏名，以左券予問者而吏藏其右， [64] 用意亦在杜絕奸弊。韓非曰「法莫如顯」；又曰「以吏為師」 [65] 。其說雖簡，旨則相同。 [66] 二曰以賞罰為制裁。行法之必賴賞罰，其理甚明。 [67] 商韓思想之特點在主張重賞嚴罰，不必與功罪相當。而《商子》罰惡而不賞善之說尤為偏激。《韓子》認定「賞厚者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疾」。論者每以厚賞費財，重刑傷人為疑。不知「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重刑者「重一奸之罪則止境內之邪」，盜賊被刑而良民恐懼。又況「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而奸盡止。奸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 [68] 。商君重刑之理論與此略同。 [69] 其治秦實際上所采之手段亦與理論相符。 [70] 然《韓子》賞刑並重，商君則謂「治國刑多而賞少」，「故善為治者刑不善而不賞善」 [71] 。《商子》所以有如此極端之主張者，由其深信人性無為善之可能，而政治之直接效用為維持秩序而非推進道德。政治生活之中，固得有善惡之區別，然而其標準則當以法律而不以道德為根據。行合法者為善，不合法者為惡。守法既為人人無可推卸之責任，則惡者犯罪之行為，而善者公民之本分。由此言之，則「賞善之不可也，猶賞不盜。」且「刑重者民不敢犯，故無刑也。而民莫敢為非，是一國皆善也。故不賞而民善。」 [72] 雖然，商君非謂賞絕不可用也。其所反對者「賞施於民所義」，而其所主張者「賞施於告奸」。商君釋之曰：「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故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借刑以去刑。」 [73] 商韓重刑諸說雖失之偏激，然二子學說亦有粗合於近代法律平等原則者。商君「壹刑」之主張，尤為明晰。「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 [74] 此與封建法律之議親、故、賢、能、功、貴等事而弛減刑罰 [75] 者根本異趣。史稱商君治秦「法令必行，內不私貴寵，外不偏疏遠。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奸息」 [76] 。雖太子犯法，猶刑其師傅。 [77] 則商君可謂能得行法之要道。抑吾人當注意，《管子》深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故欲正本清源，教人君自身守法。所惜《管子》未立制君之法，故其學與歐洲之法治思想尚有可觀之距離。至商韓言法，則人君之地位超出法上。其本身之守法與否不復成為問題，而惟務責親貴之守法。君主專制之理論至此遂臻成熟，而先秦「法治」思想去近代法治思想亦愈遼遠矣。 [78] 三曰任法必專，不為私議善行所搖，有吏師以導其先，有刑賞以制其後，法之施行已大體可期。然而任法不專，則雖行而不能久。故商韓皆主張以法令為政治生活中惟一之標準。此外一切私議善言悉在摒棄之列。私議之所以當廢者，蓋以發言盈廷，既無一定之是非，而一惑其說，則法治之客觀標準因以動搖。《商子》明之曰：「世之為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先王縣權衡，立尺寸，而至今任之，其分明也。夫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雖察，商賈不為用，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私議，皆不類者也。」「是故先王知自議私譽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賞之，毀公者誅之。賞誅之法不失其議，故民不爭。」《韓子》亦曰 [79] ：「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 [80] 如此則法令大行，而「言無定術，行無常議」 [81] 之紊亂現象無由產生矣。至於善言德行，尤足以眩惑人心，更為商韓所深惡。商君曰：「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又曰：「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六虱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 [82] 韓非所言視此尤為透徹。「八說篇」謂：「錯法以導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八經篇」曰：「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誼成榮，不得以家利為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 [83] 「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抑又有進者，《韓子》以為不徒臣下行法外之德足以害法，即君主自身行之，亦必產生惡果。「夫施與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不止。」 [84] 皆非所以為治也。雖然，不用仁惠者以其亂法耳，非謂暴政可行也。「仁人在位則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 [85] 仁義害法，故不可用。假使仁義之本身自有治國之效用，則人君或不妨釋法度以任之。然而就《韓子》觀之，則仁義者徒具美名，實無所用，儒家賤視政刑，薄其僅能使「民免而無恥」。不知此乃惟一可行之治術，而其所樂道之「天下歸仁」則渺茫無稽之幻想也。蓋人性非善，前已言之。利誘威脅而外別無馭民之方。「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敢也。」 [86] 故無刑法則號稱君子者生小人之心，用刑法則小人亦可有君子之行。又況一國之中號為君子者為數至少。是以「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 [87] 。由此觀之，儒家所標榜之仁義，誠為無用之虛名。「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而一日之壽無征於人。此人之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奸邪之情，儒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有度之主不受也。」 [88] 《鄧析子》曰：「民一於君，事斷於法。」《商子》曰：「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 [89] 《韓子》曰：「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不通於仁，臣不通於忠，則可以王矣。」 [90] 行法至此，乃足稱為圓滿而無遺憾。 雖然，吾人當注意，法為固定明確之制度而非永久不變之制度。法家諸子深知社會演變之理，故其政治哲學絕無守舊之成分。管子如此，商韓更著。《商子》曰：「聖人之為國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為之治，度俗而為之法。」 [91] 《韓子》曰：「時移而法不易者亂。能眾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 [92] 又曰：「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 [93] 凡此皆理極顯明，無待於申詳解說。然孔子謂生今之世反古之道者災及其身。 [94] 是孔子未必不同情於因時立制之主張。又謂三代之禮，損益可知。 [95] 是孔子非不知制度之當變。韓非乃謂孔墨「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非愚則誣」 [96] ，或不足為完全持平之論歟。 第五節　術 韓非曰「明主治吏不治民」 [97] ，此雖專制思想自然之結論，亦為政治演進必然之趨勢。在封建諸侯之中，貴族與君主共治其民，君民直接相通，而政教所施，人民實惟一之對象。此不徒受宗法制度之賜，列國地狹人少之事實亦有以致之。及小國並而為萬乘之大邦，公族既盡，世卿同滅。君主勢不能復為親民之長。臣屬浸失其共治之地位而淪為君民間承上馭下之佐治階級。其本身亦遂成受治之對象。秦漢以後二千年間之政治關係大較如此，其端開自周末，而韓非此語則其理論上反響也。 法所以治民，亦所以治吏。《韓子》論官人治吏之法，大意不出荀子之範圍。 [98] 其言曰：「明主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 [99] 又曰：「明主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動無非法。」 [100] 又曰：「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得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逾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 [101] 又曰：「為人臣者陳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殺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也。」 [102] 凡此殆皆上承師說而亦與商子之學相通。 儒家謂徒法不能以自行。《韓子》亦有得於此旨，故論公孫鞅之任法曰：「法雖勤飾於官，主無術於上。」 [103] 於是采申不害之「術」以救法治之所不及，使君位鞏固，臣不得侵，國本既定，則法治乃可成立。故術者「人主所執」以「潛御群臣」而保持其自身之權勢者也。其異於法者有三。法治之對象為民，術則專為臣設，此其一。法者君臣所共守，術則君主所獨用，此其二。法者公布眾知之律文，術則中心暗運之機智，此其三。 術治發生之歷史原因本章第一節之末已述及之。韓非殆承申子之餘緒而加以補正。韓子假定君臣之間絕無仁愛信義之相與。君之權位，臣所覬覦。臣處心積慮以侵奪此權位，君處心積慮以保持其權位。故曰：「上下一日百戰。」 [104] 又曰：「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與共事者殺。」 [105] 為君者當知臣下侵奪之所由而執術以潛取之。若徒恃法令制度，則恐奸邪之臣緣法為奸，並與斗斛權衡而竊之也。 《韓子》所論用術之方頗為詳細，吾人不必一一縷述。其最要之點為明察臣下之奸，削滅私門之勢。前者根本防止侵奪，後者則予權臣以直接之打擊。韓非曰：「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 [106] 故為君位之安全計，君主當「數披其木，毋使枝葉扶疏」 [107] 。然而披木之直接手段，僅可用之於臣勢未大之時。否則不免如魯哀公之謀伐三桓，晉出公之圖去三家， [108] 事有未成反為所制。故披木之術，當及早行之。而最妥善安全之辦法為預防權臣之產生。《韓子》於是分析權臣坐大之主要原因而發為「五壅」之說。其言曰：「人主有五壅。臣背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誼曰壅，臣得樹人曰壅。」 [109] 去壅之術無他，明察下奸，固持上柄而已。 天下未有甘受篡奪之君主，而卒不免於篡奪者，其最大之原因為明有所蔽，私寵專聽，而臣下乘之以養其勢也。二者之中私寵為害尤烈，且往往又為專聽之原因。故韓非於此不憚反覆詳言。如論人臣成奸「八術」，所舉「同床」、「在旁」、「父兄」、「養殃」 [110] ，皆嬖佞逢君因以亂政侵權之事。又如論「擅主之臣」謂「凡奸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是以主有所善，臣從而譽之，主有所憎，臣因而毀之。」 [111] 此於佞臣邀寵之慣技，尤能揭發無遺。且當邀寵之初，奸臣一以順承為能事，其害尚不易見。及得寵既專，則君明日蔽而威日替，雖欲復求振作，而事已無及。一人擅君則耳目盡廢， [112] 「國狗」、「社鼠」並為障害。 [113] 故曰：「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 [114] 欲毋專信，則消極之術為無所信任，而不與臣下以逢迎窺伺之機，積極之術為君心獨斷，而不令臣下有弄權竊勢之機。《韓子》曰：「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弒主也。」 [115] 臣既不可信，則當以「七術」馭之。七術者，「一曰眾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 [116] 二三兩端屬於法治之範圍，可置不論。其餘則一、五、六、七均術治之要旨。「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惠子曰：「凡謀者疑也。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劫主者固亡半者也。」此眾端參觀之說也。「商太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對曰：市南門之外甚眾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問於汝。因召市吏而誚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矢。市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悚懼其所也。」此疑詔詭使之說也。「韓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效之。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此挾知而問之說也。「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吏曰：某時有客過爾所，與汝金，而汝因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117] 此倒言反事之說也。 雖然，僅用七術猶不足以馭臣也。君主固以權術窺臣，臣亦操心慮以伺君。故為君者又須避免為臣下所窺伺。《韓子》曰：「明主務在周密。」 [118] 《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智見，人飾之。其不智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 [119] 「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120] 人君致蔽之由既去，則所當慎行者獨斷專制一事而已。《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121] 韓非本尊君之旨而釋之曰：「勢重者人君之淵也。君人者勢重於人臣之間，失則不可復得也。」「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 [122] 此理雖顯而易見，人所共喻。然君主治國不得不任吏以治民。偶一不慎則大權漸侵，旁落於奸邪之手。韓非舉例以明之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 [123] 人主既知「權借在下」之危， [124] 則惟有行絕對之專制，大權獨攬，予奪由躬。 [125] 「民一於君，事斷於法。」 [126] 則群臣者人君之僕役。驅之去，招之來，生殺貴賤一聽君意，又何篡奪之能為乎？ 韓子術治學說之大意如此。在今日視之似無足稱道。然當戰國末年君權方興之際，韓子已參照歷史之經驗，改進前人之成說，於專制政體之蔽，幾乎備見無遺。其六微、七術、八奸、十過諸說亦幾成秦漢以後二千年中昏君失政之預言。吾人如謂韓非術治為吾國古代最完備之專制理論，殆無溢美。抑又有進者，儒家謂徒法不能自行。《商子》亦謂「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 [127] 。韓子取申之術以合於商之法，其意殆在補法治之不及。易詞言之，韓子之學實調和人治與法治兩派之思想。雖然，吾國古代法治思想，以近代之標準衡之，乃人治思想之一種。蓋先秦諸子之重法，皆認法為尊君之治具而未嘗認其本身具有制裁元首百官之權威。然當君權尚未大盛之時，論者猶有法者與君臣共守之主張，與近代法治思想相接近。推原其故，殆由論者徒知法治之實際效用生於共守，而未注意理論上君權既屬至高，則決不容有任何制裁加於其上。逮及韓非之時，則君主專制之事實及法家之專制思想均趨於成熟。於是法與術顯然悉降為專制之治具，君主之權位遂超越於臣民法度之上而絕無絲毫之限制。故韓子之學就近代法治思想言，不免為「祖型再現」之退化，而就先秦歷史背景言，則為法家思想之最高發展。其地位之重要，誠不容否認也。 吾人於此可進而一論商韓思想之得失。商韓之思想既為絕對之君主專制，則其全部思想之有用與否，當以能得適合專制條件之君主與否為決斷。韓非論勢，謂治國無待堯舜之異材，中主可以勝任。夫法治之無待堯舜，固矣。然而韓子所謂中主，就其論法術諸端察之，殆亦為具有非常才智之人。身居至高之位，手握無上之權，而能明燭群奸，操縱百吏，不耽嗜好，不阿親幸，不動聲色，不撓議論，不出好惡，不昧利害。如此之君主，二千餘年之中，求其近似者寥寥無多，屈指可數。其難能可貴殆不亞於堯舜。儒家設聖君為理想，聖君不出則仁義禮樂之政治無由實現。韓非詆仁義為空談，而不知其法術難得實行之機會，正復相同。試觀孝公始皇以後，法治未嘗一度大行，則可見吾人之非為苛論也。昔柏拉圖論治，先立哲君專制之理想，旋審其事實上為不可能，乃更立法治之政體，欲以可守之良法代不可期之明君。後此幾經發展，乃蔚為近代憲政之理論與實施。商韓則認仁義無用而不悟明君難得，於是發為君本位之法治思想，徒為後世梟雄酷吏開一法門，而卒不能與孔孟爭席，就此一端而論，其智殆在柏拉圖之下矣。 吾人於結束本章之先，尚有一極堪注意之問題，不可不略加討論。法家諸子之中，慎到與彭蒙、田駢皆學黃老。《管子》書中多道家言，《韓非》亦有「解老」、「喻老」之篇。法家與黃老之關係究竟如何乎？ 吾人若舍歷史淵源而僅據思想之內容論，則道法二家思想之250相近者皮毛，而其根本則迥不相同。黃老論治之要點，無過於清靜無為。法家諸子固亦時發其義。《申子》論君道曰：「鼓不預五音而為五音主。」 [128] 又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129] 《韓子》曰：「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賢而不以行，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 [130] 《管子》亦曰「虛無無形之謂道」，「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 [131] 凡此諸語，若置之《道德經》中，未必覺其不類，然而吾人只須略事剖辨，則道法之異，顯而易見者至少有三大端。一曰無為而治之理想相似，而致此之途徑相殊。《老子》曰：「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132] 仁義孝慈，既無所用，「法令滋彰」 [133] ，更非所許。君主以百姓心為心， [134] 任天下之自然，而天下治矣。申韓之致無為，則欲由明法飭令，重刑壹教之方法，以臻「明君無為於上，群臣悚懼乎下」之境界。 [135] 其操術正為《老子》所說「其次畏之」 [136] 之第三流政治，其地位尚在儒家仁政之下。老子以放任致無為，申韓以專制致無為。故曰二家所循之途徑相異也。二曰無為之操術既殊，其所懸之鵠的尤異。《老子》曰「小國寡民」，「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137] 蓋黃老之無為，其目的在立清靜之治以保人民之康樂。法家諸子則教君主行無為之法術，以鞏固君主之權位而立富強之基礎。其術既行則「臣有其勞，君有其成」。「有功則君有其賢，有過則臣任其罪。」 [138] 故申韓之主無為，其消極之作用，在防權臣之侵奪，其積極之作用在保障君主之專制，與黃老之消極縮減政府職權，積極擴張人民自由者，用意幾乎相反。三曰無為之目的既殊，行術者之地位亦異。吾人曾謂老子無為之思想暗含民主政治之傾向 [139]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放任寬容之極，則君位等於虛設，威勢無所施用。故曰：「太上民知有之。」 [140] 黃老思想中君主之地位殆遠遜封建小君之重要尊嚴，而惟其荒古之部落酋長，或可勉強相比。 [141] 申韓思想中之君主則為始皇混一前夕之專制大君，集威勢於一身，行賞罰於萬眾，急耕養戰，一令齊法。一切政策皆與黃老之無為相反。獨於推行法治術治之時，設為無為之理想。而一按其實，則法治所臻者「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術治所期者「明君無為於上，君臣悚懼乎下」。故無為者乃「藏刑匿智」之別名，不可與「歙歙為天下渾其心」 [142] 者相提並論。君臣一日百戰，則君心一日萬幾。方寸之間求所以「偶眾端」「馭群臣」而運用「疑詔詭使」諸術者殆極盡明察有為之致。然則為申韓之君者非韓昭侯、秦始皇、魏武帝之流不足以任之。若漢文帝之略近黃老者固當謙讓未遑耳。 吾人曩論儒法之言禮法，意義相混，二家根本區別在貴民與尊君之一端。道法之說無為，語亦相混。吾人若就「為我」與尊君一端察之，則二家之根本區別亦立見。《史記》謂申韓原於老莊，《漢書》以管子列於法家，就現存之文獻以論，此皆不揣本而齊末，取形貌而略大體，未足為定論也。 * * * [1] 本書第一章第四節末段。儒墨楊相攻甚烈而不及法家，亦法晚起之旁證。 [2] 《荀子·宥坐》、《列子·力命》及《呂氏春秋·離謂》均謂子產殺。《漢書·藝文志》注，顏師古已辨明子產卒於昭公二十年，以駟歂殺為可信。按昭公二十年當前522年，定公九年當前501年。 [3] 《左傳·昭公六年》（前536）子產鑄刑書。 [4] 同篇又謂：「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 [5] 劉向敘云：「其論無厚者言之同異，與公孫龍同類。」《荀子·不苟》謂「山淵平，天地比」諸說，「惠施鄧析能之」。「非十二子」亦惠鄧連舉，足與《漢志》相印證。今本「無厚」之說與《莊子·天下》所舉惠施之意不同，必偽無疑。 [6] 《漢志》法家首列《李子》三十二篇。注如上引。魏文侯在位當前445—前396年。又李學兼儒，見本書第一章此處注[57] 。 [7] 《史記》卷七四「孟子荀卿列傳」。 [8] 分見《荀子》「非十二子」、「解蔽」及「天論」。 [9] 《莊子·天下》。 [10] 通行者有：（1）嚴可均輯校本（《守山閣叢書》）；（2）慎懋賞校本（《四部叢刊》）；（3）錢熙祚校本（《諸子集成》）等。 [11] 《史記》卷七四「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漢志》在雜家。注云：「魯人、秦相、商君師之。」按商君被刑在秦惠文王元年（前337）。尸子今有汪繼培輯本二卷，存疑一卷（《湖海樓叢書》）。 [12] 《史記》卷六三「老莊申韓列傳」。按申不害相韓昭侯在八年至二十二年之間，當前355—前341年。《漢書·藝文志》法家《申子》六篇。今佚。馬國翰之《玉函山房輯佚書》本存其片段。 [13]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按商君死於孝公二十四年，當前338年。又桓譚《新論》之言如可信，則商子之學受自李悝《法經》。 [14] 《四庫書目提要》。 [15] 《史記》卷六八贊。 [16] 「五蠹第四九」。 [17] 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張心澂《偽書通考》下，頁770引。 [18] 《史記》卷四五「韓世家」。王安五年當前234年。 [19] 《史記》卷六及六三。始皇十四年當前233年。 [20] 《四庫書目提要》，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張心澂《偽書通考》下，頁781—782。 [21] 篡國者齊田氏、晉三家。專國者魯三桓、衛元咺。凌主者季氏之陽虎。此皆較著之例。 [22] 本書第二章第三、四節。 [23] 本書第一章第五表。 [24]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前633）晉文公作被廬之法。其內容不詳。然文公六年（晉襄公七年，前621）《傳》曰：「宣子（趙盾）於是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汙，本秩禮，出淹滯。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首啟任法之風。此後景公復「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註：「晉文公搜於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國語》二，「周語」中，按事當在前599—前586之間。）頃公時因范宣子所為刑書以鑄刑鼎（《左傳·昭公二十九年》，當前513），乃大開任法之風，鄭子產於昭公六年（前536）鑄刑書。其後鄧析作竹刑，駟歂殺之而用竹刑（《左傳·定公九年》，前501），竹刑殆視刑書為周詳縝密，故見採用。《左傳·昭公七年》謂楚有《仆區》之法。及六國時法典之編制公布者更多。楚莊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有「茆門之法」（《韓非子·外儲說右上》）。又懷王使屈原作《憲令》（《史記》卷八四）。魏有大府之憲（《戰國策·魏策四》）。此後李悝又參諸國法作《法經》。此外尚有其例，不備舉。 [25]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17，論鄧析云：「蓋自刑之有律，而後賤民之賞罰得不全視乎貴族之喜怒而有所征以爭。鄧析之竹刑殆即其所以教民為爭之具，而當時之貴者乃不得不轉竊其所以為爭者以為治也。此亦當時世變之一大關鍵也。」 [26] 《史記》卷三三「魯周公世家」。 [27] 《左傳·昭公七年》，單獻公見殺事。 [28] 《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謂起「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中略）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韓非子·和氏》篇謂其教悼王「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其爵祿」。 [29] 錢穆《考辨》頁223論申子遺事謂：「要其歸在於用術以取下，與往者商鞅吳起變法圖強之事絕不類。其所以然者，殆由游仕既漸盛，爭以投上所好而漁權釣勢，在上者乃不得不明術以相應。」甚確。《淮南子·要略訓》之說似未盡合。 [30] 《韓非子·定法八》。 [31] 本書第六章第二節。 [32] 《韓非子·難勢四十》。「功名二八」亦曰：「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下臨千仞之溪，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 [33] 文有衍誤，依王先慎說改。 [34] 此處注[32] 引「功名」篇「桀為天子」云云，似即指今人所謂法律上之威權。「人主五二」曰：「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筋力也。」 [35] 「難勢」。 [36] 「忠孝五十一」。 [37] 治歐洲政治思想史者每以馬克亞維利（Machiavelli，1469—1527）為近代思想之先鋒，其理由之一為《君道》一書（Ⅱ Principe，馬君武譯名《霸術》）明劃道德於政治之外。 [38] 本書第三章第六節之末段可參閱。又章炳麟《太炎文錄》一，「釋戴」論明朝「任法律而參閩洛」之禍，亦可同看。 [39] 《論語·子路第十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孟子·盡心上》：「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中略）：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40] 下文復曰：「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谷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讕讒之民也。」又「詭使第四十五」文意略同。 [41] 「外儲說右上三十四」。又《孟子·滕文公下》，猶許於陵仲子為齊士巨擘。《戰國策》卷一一「齊策四」，趙威后問齊使者曰：「於陵仲子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於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此言足與韓子相發明。荀子亦暗示政治以外無生活之意，參本書第三章第五節末二段。 [42] 「六反四十六」。 [43] 「顯學五十」。 [44] 「五蠹四十九」。 [45] 「八說四十七」，珧，音遙，《說文》，蜃甲也，銚，七遙反，田器。古以蜃甲耕也。 [46] 「五蠹」。 [47] 簡書《商君書箋正》。同篇又曰：「古者民叢生而群處亂，故求有上也。」 [48]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頁387曰：「此所說上世、中世、下世，自人類學及社會學之觀點觀之，雖不必盡當。然若以之說春秋戰國時代之歷史，則此段歷史正可分此三時期也。」春秋之初期為貴族政治時期，其時即「上世親親而愛私」之時也。及後平民階級得勢，儒墨皆主「尊賢使能」，「汎愛眾而親仁」，其時即「中世尚賢而說仁」之時也。國君或國中之一二貴族以尚賢之故，得賢能之輔，削異己而定一尊。而「賢者」又復以材智互爭雄長，「以相出為道」。久而「相出為道則又亂」，君主惡而又制裁之。戰國之末期即「下世貴貴而尊官」之時也。「立君者使賢無用也」，此為「尚賢之弊之反動，而戰國末期之現實政治即依此趨勢進行也」。此論大致甚確。足見法家在當時為適應潮流之維新思想。又法家諸子如韓非之立論，頗重史實，每陳一義，輒引古今人事以為例證，其方法亦略近馬克亞維利。 [49] 「慎法二十五」。 [50] 「顯學五十」。 [51] 《商子·算地》篇曰：「夫地大而不墾者與無地大同。民眾而不用者與無民眾同。」 [52] 《管子》已論富強之要，但不及商韓之徹底。又按孔子以「足食足兵」答子貢問政（《論語·顏淵十二》），《荀子》亦有「富國」、「議兵」等篇。儒家亦重視兵農。然其目的不在擴張君國之勢，與商韓迥異，宜辨。 [53] 「農戰三」。又「慎法二十五」意略同。 [54] 「八說四十七」。 [55] 「五蠹四十九」。又「外儲說左上三十二」李疵告趙主父謂中山君好岩穴之士，民必怠於農戰，故可攻。 [56] 《商子·外內二十二》。又曰：「欲農富其國者，境內之食必貴，而不農之徵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算地」亦曰：「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 [57] 「賞刑十七」曰：「所謂壹賞者利祿官爵一出於兵，無有異施也。」「所謂壹教者博聞辯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消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破，銳者挫。雖曰聖知巧佞厚朴則不能以非功罔上利。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已矣。」 [58] 「賞刑十七」。 [59] 《後漢書》卷七〇「鄭太傳」。又譙周《古史考》（孫星衍輯，平津館叢書）謂：「秦用商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女皆死，計功賞至萬數。」足見三軍之制，已付實行。 [60] 「定法四十三」。按《商君書·境內》曰：「得爵首一者賞爵一級，益田一頃，益宅九畝，除庶子一人。」是戰功兼致富貴。韓子未抨其益田，或以其無關政治。然《通典》引吳氏謂：「秦制戰得甲首益田宅，五甲首而隸五家，兼併之患自此起。」漢代董仲舒、班固（《漢書》卷二四上「食貨志」）均以秦法致弊為言。 [61] 「難三三十八」。 [62] 「定法四十三」。 [63] 「定法」謂法制不一，「則申不害雖十使韓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奸也。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資其用。」 [64] 「定分二十六」。 [65] 「五蠹四十九」。 [66] 《史記》卷六「始皇本紀」，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勸法古封建，李斯上議焚書，「若欲有學法令吏為師」。制曰可。則此主張之實行也。 [67] 《商君書·錯法九》：「夫人情好爵祿而惡刑罰。人君設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韓非子·八經四十八》：「人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故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68] 「六反四十六」。 [69] 「說民五」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 [70] 《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贊《集解》引《新序》曰：「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鐵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天地。」 [71] 分見「開塞七」及「畫策十八」。 [72] 「畫策」。 [73] 「開塞」。《史記》卷六八曰：「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奸者與降敵同罰。」殆即「以賞禁，以刑勸」之實施也。 [74] 「賞刑十七」。 [75] 《周禮·小司寇》。《禮記·曲禮》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不平等之意尤明。 [76] 《史記》卷六八，《集解》引《新序》。《戰國策·秦策三》一文略同。 [77]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三十四》曰：「荊莊王（前613—前591年在位）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霤者，廷理斬其輈，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霤。廷理斬其輈，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可與此參看。 [78] 及秦漢以後專制政體亦趨成熟，除極少數之明君外，賞罰之行每撓於親貴，則並商韓之義亦廢。 [79] 「修權十四」。 [80] 「問辯四十一」。 [81] 「顯學五十」。《史記》卷六，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別黑白，定一尊之議與此意同。 [82] 「靳令十三」。 [83] 「外儲說右下三十五」曰：「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訾之，人二甲，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循，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 [84] 「奸劫弒臣十四」。「外儲說右下」曰：「秦大飢，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 [85] 「八說四十七」。 [86] 「六反四十六」。《商君書·畫策十八》亦曰：「善治者使跖而可信，而況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況跖乎。勢不能為奸，雖跖可信也。勢得為奸，雖伯夷可疑也。」 [87] 「顯學五十」。 [88] 「顯學」。上文曰：「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於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 [89] 「君臣二十三」。 [90] 「外儲說右下三十五」。 [91] 「壹言八」。又「更法一」，專述變法之議，可參。 [92] 「心度四十五」。 [93] 「五蠹四十九」。「南面十八」曰：「不知治者必曰毋變古，毋易常。變與不變，聖人不聽，正治而已。然則古之無變，常之毋易，在常與古之可與不可。」 [94] 《中庸》第二十八章。 [95] 《論語·為政第二》。 [96] 「顯學五十」。《莊子·天運》以孔子所持之道比之既陳之芻狗，又謂「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亦與韓非同意。蓋孔子雖認制度可變，而始終不放棄封建政治之根本原則，與莊韓諸人之捨棄封建者，勢難相容。就此論之，則莊韓之攻擊孔子亦未始為無的放矢也。 [97] 「外儲說右下三十五」。 [98] 本書第三章第六節。 [99] 「有度六」。「用人二十七」曰：「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授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 [100] 「有度」。 [101] 「南面十八」。 [102] 「二柄七」。 [103] 「定法四十三」。 [104] 「揚權八」。 [105] 「八經四十八」。 [106] 「人主五十二」。「八說」曰：「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 [107] 「揚權八」。 [108] 《史記》卷三三「魯公世家」，卷三九「晉世家」。 [109] 「主道五」。 [110] 「八奸九」：「何謂同床？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嬖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台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奸臣利用前三者之地位，又迎合君主之嗜好，而「樹私利其間」鮮不成事者。 [111] 「奸劫弒臣十四」。 [112] 「內儲說上三十」：「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灶，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灶。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世，人君兼燭一國，一人不能擁也。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灶，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則臣雖夢見灶，不亦可乎。」參「孤憤十一」論大臣之壅君曰：「當途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則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 [113] 「外儲說右上三十四」。 [114] 「揚權八」。 [115] 「備內十七」。 [116] 「內儲說上」。 [117] 均見「內儲說上三十」。 [118] 「內儲說」。 [119] 「外儲說右上三十四」。 [120] 「二柄七」。 [121] 三十六章。 [122] 「喻老二十一」。「內儲說下三十一」篇首文略同。 [123] 「外儲說右上」。同篇又引田成子市惠於民以奪齊，及孔子止子路私餉役夫事。 [124] 「內儲說下」。 [125] 「八說四十七」曰：「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 [126] 《鄧析子》。 [127] 「畫策十八」。 [128]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引《意林》。 [129] 《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三十四》。 [130] 分見「主道五」及「大體二十九」。 [131] 分見「心術三十六」及「白心三十八」。 [132] 《道德經》四十八章。 [133] 同上書，五十七章。 [134] 同上書，四十九章。 [135] 《韓非子·主道》。 [136] 《道德經》十七章。七十四章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137] 《道德經》八十章。 [138] 《韓非子·主道五》。 [139] 本書第五章第二節末段。 [140] 《道德經》十七章。 [141] 本書第五章第三節末段。 [142] 《道德經》四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