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六章　管子

第一節　管子之身世及時代 管子名夷吾，字仲，齊國潁上人。 [1] 少貧賤，與鮑叔友善。「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 [2]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 [3] 相桓公曆十四年而卒， [4] 齊政遂衰。史傳雖未明言其著書，然司馬遷謂「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又謂「其書世多有之」 [5] ；是漢時確有管子之書。晉唐以來，學者多疑《管子》非仲作，而認其全部或部分系出後人之纂集，偽托或附益。 [6] 按《管子》出於纂集，固已成為定論。然吾人不可據此而即謂其內容與夷吾絲毫無涉。蓋細繹全書所含之政治思想頗多針對春秋之歷史背景， [7] 與商韓諸子之以戰國為背景者，有重要之區別。故其執筆者或有六國時人，其立論或參入專制天下前夕之觀念，而其思想之大體或非三家分晉，田氏代齊以後所能有。抑又有進者，時賢或謂法治思想乃戰國末年之產物，非管子所能有，因而斷定《管子》純出偽托。 [8] 殊不知《管子》書中雖主法治，而其觀點及內容均與申不害、公孫鞅、韓非、李斯諸家不盡相同。以商韓之標準衡之，管氏法治恐不免「大醇小疵」之嘆。《漢書·藝文志》列之「道家」，《隋書》始改列「法家」之首。觀分類之不一，亦可想見其內容之不純。吾人如謂《管子》為商韓學術之先驅，而非法家開宗之寶典，殆不至於大誤。其書是否確為管仲所作，或果承霸國遺教，尚屬次要之問題也。 第二節　尊君與順民 先秦諸子之政治思想，每有立說相通，難為界劃之處。例如儒家之正名謹禮，即易與法家之定分明法相混淆。雖然，區分儒法固有一極顯明而自然之標準，則「君」、「民」在思想中所占地位之輕重是也。儒家貴民，法家尊君。儒家以人民為政治之本體，法家以君主為政治之本體。就此以觀二家之異，正如涇渭殊流，入目可辨。儒家諸子中，孟氏最能發貴民之旨。荀子雖有尊君之說，而細按其實，尊君僅為養民之手段而非政治之目的， [9] 故孟貴民而輕君，荀尊君以貴民，以今語釋之，儒家之政治思想皆含「民享」、「民有」之義。孟荀相較，程度有差而本質無別。至於商鞅、韓非諸人，則君民地位，完全顛倒。尊君至極，遂認人民為富強之資，其本身不復具有絕對之價值。其甚者或視民如禽獸之愚頑，必待君長之鞭策而後定。其立說與儒家恰相反背，無可調融。考二家思想所以歧異至此者，殆由於歷史環境之變遷。儒家民本位之思想，大體承宗法封建社會之餘風，而法家君本位之思想則為宗法封建衰微以後之產物。蓋在宗法之中君主與貴戚分權而不獨尊，士民有族屬之誼而非真賤。 [10] 加以封建天下元後與諸侯相維，列國之際，大致相安，既無兼小攻弱之風氣，則不待富國強兵以自存。民生衣食之外實無更重要之政治目的。民之可貴，理有固然。及至宗法破壞，貴族消亡，君民之地位，遂漸懸絕。民無所貴，君日愈尊，蚩蚩眾庶既失其族屬身份之憑依，乃悉淪為君上之臣屬，一視私人本身之賢愚通蹇以定其社會地位之升降，一聽君上之賞罰予奪以定其政治地位之高低。無形之中，君與國合為一體而民遂轉為君主統治之對象。且封建政治既隨宗法社會相共渙解，諸侯力征，滅亡日眾。國非富強無以應世變，君非專斷無以圖富強。日用布帛菽粟之事不復能為要政，而民力民財皆為君國富強所取資，不得任個人之私有。君之必尊，亦時勢所趨，不得不然。儒法二家思想實為此重要歷史變遷之反映，非苟為悖譎以相水火也。 儒法根本之區分既明，吾人可進而判斷管子思想之宗派。《管子》一書蓋取法家君本位之觀點以論政，而猶未完全脫離封建與宗法歷史背景之影響者也。 荀子認人君職在「管分之樞要」，故其位不可不尊，其勢不可不重。管子論君道，其大旨與此略同。「任法」謂「生法者君也」。「君臣上下」則謂「道德賞罰出於君」。人君一身既為全國治亂之所系，故「安國在乎尊君」 [11] 。尊君者賦以至高無上專有獨斷之權位而勿使動搖之謂。蓋「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 [12] ，而「令不高不行，不專不聽」 [13] ，欲勢固令行，其術在獨據崇高之位以專擅賞罰之柄。「故明主之所操者六。生之、殺之、富之、貧之、貴之、賤之。此六柄者主之所操也。主之所處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之所處也。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 [14] 君能獨守其勢，則「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 [15] 。抑吾人當注意，就法律上之地位言，君之當尊乃由其所居之職位。其私人之品格或道德，與此殊無直接之關係。故「小匡」篇載桓公自稱有好田、好酒、好色之「三大邪」，而管子對以「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法法」篇則曰：「凡人君之德行威嚴，非獨能盡賢於人也。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下。」此說最能表明尊君之精義，足為法家思想特點之一，而與歐洲近代之主權觀念相暗合。 雖然，管子之論君術未全與商韓相合也。荀子斥「主道利周」之說，此乃儒法二家人治論與法治論之必然衝突。儒家據宗法之背景以立政治理想，欲君主以身作則，化正萬民。故君德不彰，不足以資眾目之瞻視。法家棄宗法而別樹專制為理想，惟恐君身以私意亂法而為奸臣所乘。故不求君有明德，而欲其藏情隱意，不可窺測。管子則已先倡戰國任法之議，而猶未脫封建宗法之影響。於是糅雜人治法治，幾成自相牴牾之論。曰：「人君也，故從而貴之，不敢論其德行之高下。」此商韓法治之說也。曰：「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體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於內則容貌動於外矣。」 [16] 此孟荀人治之說也。晉唐以來學者頗以《管子》內容雜亂，疑其非出一手。此殆其令人致疑之一例歟？ 僅就「尊君」一端觀之，管荀二家尚無顯著之分別。若持此以與管子論民諸說合觀，則二者殊途異趨之跡立見。吾人曩謂荀子禮治之最後目的為全體人民生活之滿足。故治國所以養民，而君之與國不過達此目的之工具。管子所標之政治目的則大異於是。故其言曰：「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 [17] 又曰：「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故愛之也。」 [18] 蓋人心從令，人力效忠，乃富強不可少之憑藉。民為君用，則所圖可成。「法法」篇明之曰：「凡大國之君尊，小國之君卑。大國之君所以尊者何也。曰：為之用者眾也。小國之君所以卑者何也。曰：為之用者寡也。然則為之用者眾則尊，為之用者寡則卑，則人主安能不欲民之眾為己用也。」民之作用如此，故「爭天下者必先爭人」 [19] 。爭人者非徒爭人數之多也。「人眾而不理，命曰人滿。」雖使各得足食豐衣而不為君國所用，不肯「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 [20] ，則何益於君國乎？吾人既知愛民為手段而非目的，則於《管子》書中一切重視民生之主張可以不生誤會而引以為孟荀之同調。例對桓公問霸政之本，「管子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甚憂飢而稅斂重，人甚懼死而刑政險，人甚傷勞而上舉事不時。公輕其稅斂則人不憂飢，緩其刑政則人不懼死，舉事以時則人不傷勞。」 [21] 此與孟子所主「省刑罰，薄稅斂」，「勿奪其時」者操術略同而存心迥異矣。 人民既為君主之用具，則君民間最理想之關係為君有所令，民無不從。易詞言之，管氏之法行，則在政治組織之中，君之意志有絕對之權威，民之意志無絲毫之力量。良以民意倘得干政，則「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於民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 [22] 。故「明君在上位，民毋敢立私議自貴者」，而「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 [23] 。且人君行獨斷之政，雖逆民意而有利於國，則亦厲行之而無所恤。「夫至用民者殺之、危之、勞之、苦之、飢之、渴之，用民者將致此之極也，而民毋可與慮害己者。明王在上，道法行於國，民皆舍所好而行所惡。」於是「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不敢轉其力然後有功，不敢愛其死然後無敵。是故仁者、知者、有道者不與大慮始」 [24] 。而「為國者反民性然後可以與民戚」 [25] 也。考民意所以不足聽者，其故在民心之習苟安而昧於真利，解自私而不能自治。蓋「民者服於威。殺然後從，見利然後用，被治然後正，得所安然後正者也」 [26] 。 《管子》又復有「順民」之說，與頃間所述似反背而實相表里。「牧民」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安存之。民惡絕滅，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安存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形勢解」亦曰：「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按《管子》之意蓋謂民有根本之利益，得之則民生遂而國力增。人民於此切身之真利每為一時小利之所蔽而不能知。然而為人君者當以政令督禁，使民能得其根本之真利。方令之初下，民必以君上遏其小利而不悅。就此言之，則為「反民性」。及其事既成，則民得真利而亦心喜。就此言之，則為「順民心」 [27] 。故曰「民未嘗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功」 [28] 也。複次，人民之於真利，不僅能待令行事遂見之，亦可於多數同意知之。「君臣上」篇曰：「夫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複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性情，而發於眾人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為一體。與民為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為非矣。」反之，若人君發政施令大背人民之真利，而又不顧其心之從違，則勢替令沮，覆亡可待。「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先王畏民」 [29] 也。雖然，《管子》既主禁人民私議，則何由表示其從違。「桓公問」篇稱管仲勸桓公立「嘖室之議」，藉得「察民所惡以為戒」，其意殆在設公議以代私議，略似鄭人之「鄉校」， [30] 與尊君之根本學說亦相輔而不衝突。蓋聽其議，順人心，遂其利者，惟一之目的在使民能為君用，非於民之本身有所愛恤。故曰：「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31]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32] 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33] 荀子曰：「天下去之謂之亡。」 [34] 若非管子論政之目的與儒家根本有異，則徒觀其順民反民之說，誠足與「仁義」相混。孟子謂「五霸假之」 [35] ，殆為管學之定評。雖然，「詢民」本為封建政治之流風，吾人前已論及。 [36] 管子本尊君之旨，行順民之術，實上承封建之遺意，下開商韓之先河。內容間雜，乃過渡思想之通例，此其較著者耳。霸者「假之」亦自有其歷史上之原因，非出於偶然也。 第三節　以法治國 一君專制，管子所立之國體也。國體既明，當進論治術。「明法」篇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法治」者，管子治術之主幹也。 吾人於前節之首，曾謂禮法二名，每相淆亂。蓋禮法均有廣狹之二義。禮之狹義為儀，法之狹義為刑。禮法之廣義為一切之社會及政治制度。以儀文等差之教為維持制度之主要方法，而以刑罰為輔，則為「禮治」。以刑罰之威為維持制度之主要方法，而以儀文等差輔之，則為「法治」。故禮法之間無絕對之分界。禮治不必廢刑法，法治不必廢禮儀。荀管二家之思想正可為吾人作明證。 [37] 荀子屢立明刑而不失為儒家後勁，管子有時明禮而不失為法家先驅，其說亦在於此。 《管子》書中所立「法」之先後界說不一。雖含義不盡相同，合而觀之，則法為一切政治制度之總稱，似無可疑。舉其要者如「法者所以一民使天下也」 [38] ；「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 [39] ；「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 [40] ；「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法」 [41] ；「法制不議」，「刑殺毋赦」，「爵祿無假」，「三者藏於官則為法」 [42] ；凡此皆就法之內容及作用言之也。此外復有律、令、刑、政之四名，與法號異而用同，或竟包括於法內。蓋「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 [43] 。「制斷五刑各當其名，罪人不怨，善人不驚曰刑。」 [44] 「正之、服之、勝之、飭之，必嚴其令，而民則之曰政。」 [45] 吾人既知法為制度之總稱，則管子所謂「以法治國」者實無異於謂治國者必須立固定之制度，而非任君主隨時以私意為裁斷也。故曰：「不法法則事毋常。」 治國必憑制度，儒家亦明此理，而荀子言之尤審。管子論制度所以必要，尚不逮荀子之詳審，而其行法之術雖商韓亦有所未到。管子認定禁令與組織乃國之所由建立。故「君臣下」篇曰：「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群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強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是故道術德行出於賢人。其從義理兆形於民心則民反道矣。名物處違是非之分，則賞罰行矣。上下設，民生體，而國都立矣。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 [46] 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 國有經常之制度，君按制度以行賞罰，法治之原則不過如此。雖然，欲成法治，必用二術。一曰立法之術，二曰行法之術。管子於前者尤多創見。管子嘗謂「生法者君也」 [47] ；然君雖生法，非憑一己之私心，任意為之，而必以人性天則為標準。「七法」篇曰：「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朝夕於運鈞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天則之表現於人者為人類本能中之好惡。此人情之好惡即為立法之一重要標準。「形勢解」曰：「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其次，人民之能力有一定之限度，亦立法者所當顧及。「形勢」篇曰：「毋強不能。」「形勢解」釋之曰：「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為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為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為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為，故其事敗。」「故曰：毋強不能。」「乘馬」篇亦謂「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救民。」「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複次，人民對於法令之服從亦有天然之界限，立法者尤不應率爾超過。故「法法」篇曰：「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正世」篇則謂：「治莫貴於得齊。制民急則民迫，民迫則民失其所葆。 [48] 緩則縱，縱則淫，淫則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凡此皆人性對於立法之影響也。然人類為自然之一體，立法者又不可不參考天時地利以為制令之根據。管子曰，「令有時」；「聖王務時而寄政」 [49] 。春、夏、秋、冬各有應行之事。 [50] 「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51] ；號令不時，則「作事不成，必有大殃」 [52] 。管子又認定人之生性隨不同之水土而殊異。「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粗而好勇。楚之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重濁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滯而雜，故其民貪戾，罔岡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沉滯而雜，故其民諂諛葆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雜，故其民愚戇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閒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治世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53] 雖然，立法者將操何術立何制以矯水病而得其宜乎？惜乎管子無一語以告讀者耳。 行法之術，大端有三：一曰事先之準備，二曰施行之態度，三曰推動之力量。管子主張於行法之前，開導人民，使能知法而奉守之。不教而誅，乃其所不取。「權修」篇曰：「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閒之，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故百姓皆悅為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然而徒加開導，猶未足取信於民。「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彼民不服法死制，則國必亂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 [54] 教導與先服為心理上之準備，法律上之效用則由條文之公布而開始。「法法」篇論此至為明白。「令未布而民或為之，而賞從之，則是上妄予也。」「令未布而罰及之，則是上妄誅也。」「令已布而賞不從，則是使民不勸勉、不行制、不死節。」「令已布而罰不及，則是教民不聽。」「布」之重要如此，故其手續亦當極其慎重。 [55] 施行法制之態度有三：曰必信，曰有常，曰無私。「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百姓無怨於上。」 [56] 此必信之說也。「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 [57] 此有常之說也。雖然，有常者不可「朝令夕更」之謂，非謂法制一成不變也。蓋「法者不可恆也」。「古之所謂明君者非一君也。其設賞有薄有厚，其立禁有輕有重。跡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而動。」 [58] 行法之難莫過於無私。而害法之甚亦莫過於私。「私者亂天下者也。」 [59] 蓋群臣每圖以私亂法。「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 [60] 故「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焉，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近者以逼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巧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 [61] 如是則主危矣。抑又有進者，大凡曲法行私，多在貴近之臣。然而「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乃行。故禁不勝於親貴，法不行於便嬖，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 [62] 。故明君之治必以去私為務。「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為一物枉其法。」 [63] 「不知親疏、遠近、貴賤、美惡，以度量斷之。其殺戮人者不怨也，其賞賜人者不德也。」 [64] 夫群臣與百姓，豈無足愛。然而明君一斷於法而無所恤者，別有當愛者在也。蓋君尊由於國威，國威由於令行，「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爵祿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 [65] 人君苟明此理，則「動無非法」 [66] ，「塊不失道」 [67] 。「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此則無私之極致矣。吾人又當注意，「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 [68] ，臣民之私皆乘主私而後得遂。故法治之最後關鍵在君主本人之守法。管子深知此理，不憚反覆明言。如「法法」篇稱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又謂「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任法」篇則曰：「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之謂大治。」 [69] 行法之第三要件為推動之力量。易詞言之，即以賞勵其行，以罰止其犯。「法法」篇曰：「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七法」篇亦曰：「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夫行法之有待於賞罰，而賞罰足以為法治之動力者，由於人性中有好惡之本能。「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 [70] 為君主者審利害之所在，以為賞罰，則民隨其意以為去就。雖然，賞罰須重而必信，乃能生效。「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 [71] 故賞罰宜重也。「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 [72] 故賞罰貴必也。 法治既行，其效何如乎？「君臣上」篇曰：「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逾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揆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儀以尊王位，衣服 盡有法度，則君體法而立矣。君依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順上而成俗。著久而為常，犯俗離教者眾共奸之，則為上者佚矣。」「白心」篇亦曰：「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然則「無為而治」者，乃法治之最後結果也。 管子法治之理想，雖多可取之處，然而吾人又不可持以與歐洲之法治思想並論。歐洲法治思想之真諦在視法律為政治組織中最高之威權。君主雖尊，不過為執法最高之公僕而已。故法權高於君權，而君主受法律之拘束。其說初盛於中世， [73] 後此則英法諸國之貴族及平民每持之以抗王權。 [74] 近世民主國中之立憲思想復發揚之以防止政府之專制。 [75] 晚近學者陳義尤高，甚至認國家之形成後於法律。 [76] 凡此法本位之思想無論內容如何分歧，其與吾國先秦「法治」思想以君為主體而以法為工具者實如兩極之相背。 [77] 故嚴格言之，管子之「以法治國」，乃「人治」思想之一種，與孔、墨、孟、荀諸家以君主為治權之最高執掌人者，根本不異。其相異者，儒墨以人民生活之美滿為目的，而管子則尊君，孟荀以仁義禮樂為治術，而管子則任法。若僅就治術一端而論，認管學為法治思想以別於儒家之德治、禮治，固無不可。然其為術，與歐洲法治思想設法權於君權之上者，則迥不相同也。 雖然，吾人不可以此而少管子。歐洲尊法思想胎孕甚久，發育以漸，而推原其產生之由，實大受歷史環境之賜。古代既先具民治之政體，中世亦誠有限君之事實 [78] 。以民為國家之主體，以法抗政府之專橫，二者相合，而法治思想遂得成立。 [79] 吾國先秦時代之政治背景則與此懸殊。就大勢言，各國之中，始則君主與貴族分權，既則貴族侵君而亂國，終則權臣奪國，貴族消亡，而君位亦替，當貴族之方張則尊君有必要，及貴族之已衰則尊君為必然。任法之術又適大盛於此際。則「今世立憲國之言法治，凡以限制君權，而管子之言法治乃務增益君權」 [80] ，又何足怪乎！ 第四節　經俗 管子所立政治之目的為尊君。故其論治民也，於消極方面求其不亂，於積極方面求其可用。其主要之方法則為「以法治國」。故欲設經常之制度，明必信之賞罰，使全國人民從令不疑，行動齊一。吾人於上節中已將此治術之大概論述簡要。本節及此下兩節當講述建立法治之基礎。「重令」篇曰：「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此三者即完成法治之主要條件也。 「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逆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逾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 [81] 蓋法治所期在臣民安分而從令。賞罰嚴明，雖可致此，然必俟人民習久成性，法治之效始能深遠而穩固。管子所謂經俗實為法治之心理基礎，而經俗之養成則有待於適宜之教育政策。管子認定人類之政治組織，有賴於道德之維持。此立國不可或少之政治道德，管子名之曰「四維」。四維者，「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 [82] 《管子》書言禮義二端尤詳，幾可奪荀子之席，其旨亦頗有相近之處。「心術上」曰：「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此禮之狹義也。「五輔」篇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此八者禮之經也。」此禮之廣義也。義與禮內容互殊而相輔為用。「義有七體。七體者何？曰孝弟慈惠以養親戚，恭敬忠信以事君上，中正比宜以行禮節，整齊撙詘以辟刑僇，纖嗇省用以備饑饉，敦蒙純固以備禍亂，和協輯睦以備寇戎。」 [83] 社會中各級之臣民皆謹守禮義之教，則政府之威柄可不待用而正理平治矣。 四維之張，有待教育。故「權修」篇曰：「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然教訓成俗不可期月而致，必俟習慣之逐漸培養。 [84] 俗化未成之先政府又必須隨時監督勸懲，以助教訓之行。故管子令鄉長及五屬大夫任薦善舉過之責，使賢材登庸，不善遏誅。美俗既成，風化自正。「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舂穀。是故民皆勉為善士。」 [85] 管子認社會制度亦有教育之功用，故頗注意及之。其所欲利用者家族及鄉鄰之二組織。「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而「孝弟慈惠以養親戚」復為義之一體。故「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 [86] 孝悌之教既立，則又當「敬宗廟，恭祖舊」。蓋「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弟不備」 [87] 。如此則禮義之化亦乃遭阻礙而難行。管子所論鄉鄰之組織其意尤為周詳。蓋舉凡治安、風化、功罪、賦役諸要政，均寄於鄉里什伍等組織。 [88] 而人民復各按職業，異地分居，不得相與混雜。「小匡」篇釋之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言哤，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如此則「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為士」，「農之子常為農」，「工之子常為工」，「商之子常為商」 [89] 。四民既有定居恆業，則人皆謹於職守，盡其本分。「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 [90] 其「身無職業，家無常姓」 [91] 者，為法所當禁。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92] 管子以「經俗」之術，為法治之基，其說頗與孔子相近。然而吾人試略一深究，即知二家於此，亦有根本不同之處。儒家以教為政，其目的在兼善天下，使人人皆有「成人」之機會。易詞言之，儒家以個人道德之發展為政治之最高理想。故其治術雖禮義與刑法兼用，而禮義為主。管子教育之目的則不在個人道德發展之完成，而在人民之順服以事君國。故「立政」篇曰：「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己，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所期也。未使之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法禁」篇亦曰：「昔者聖人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也。」既欲人之和同聽令，則一切違俗自異之行皆勢所必禁。 [93] 蓋其行為不合於國之經俗者乃「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 [94] 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又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邦有道危言危行。」 [95] 此其為教顯與管子相遠。至於孔子之行事，如博學多聞，聚徒論道。從政者譏為「斗筲之人」，禮「拜下」則不恤違眾。 [96] 繩以「經俗」恐不免蹈「不牧」之愆矣。由此觀之，管子非儒，皎然甚著。孔子以教為政，管子以教行法。 [97] 二家之操術於此亦恰相反也。 雖然，管子之法治又與商韓有異。商韓主任法而棄一切仁德禮義之教化，管子則猶欲藉禮教以行法，此其相異者一。商韓傾向於以國法君威為控制人民之惟一力量，管子則猶重視家族人倫之關係，此其相異者二。吾人於此亦可推知《管子》思想之背景尚在六國時期之前，而當封建影響未盡消失之際。書中所含封建遺意，不只一端。 [98] 如四民定居恆業之制，即非六國時人所能主張。《逸周書》謂「士大夫不離於工商。」「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 [99] 《左傳》謂「士競於教，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皂隸不知遷業。」 [100] 晏子亦謂「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 [101] 凡此皆與管子大意相近。故《管子》雖由後人綴輯，其內容則非盡杜撰，此又其一例也。 第五節　經產 建立法治之另一基礎為「民有經產」。「何謂之經產。畜長樹藝務時，殖穀力農墾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 [102] 孟子謂民無恆產者無恆心，管子重視經產，用意略同。故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又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103] 蓋管子深知民生為政治之要件。民生之豐嗇可以決定政治之安危。其原因之大者有二：一曰心理上之原因，二曰物質上之原因。「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後聽上，聽上然後政可善為也。」 [104] 且「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 [105] 。此心理上之原因也。「以人猥計其野，草田多而闢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 [106] 此物質上之理由也。 管子樹立經產之術以重農政策為中心而輔之以節用、輸財、濟困諸端。其所立之重農政策大意與他家無甚差異。如「牧民」篇謂：「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治國」篇曰：「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皆以農產為富源。 [107] 振興農業之要圖不外予農民以耕稼之便利，及鼓勵人民使務農本而舍末作。故「司空」修水利，「由田」辦地宜，「鄉師」勸力作。 [108] 然而工商之利厚於農業，政府不加干涉，則民將舍本而逐末。「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 [109] 節用之說亦鮮新義。「八觀」篇曰：「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然而所謂侈者，耗費財物而無益於事業之謂。若必須之用，則亦勿吝。故曰：「儉則傷事，侈則傷貨也。」 [110] 「五輔」篇「德有六興」之說，殆可以包括經產政策積極方面之全部。「何謂六興。曰：闢田疇、利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牆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 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鬱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 [111] 此謂寬其政。養長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貧。」「六者既布，則民之欲無不得矣。」 抑吾人當注意，管子完成經產之作用在富國而不在富民。人民必須享充裕之衣食，而私人不容積甚厚之資財。蓋私人積資則貧富相懸，相懸既遠則危機以生。故「五輔」篇謂「貧富無度則失」。「侈靡」篇亦謂「甚富不可使，甚貧不可恥」。 [112] 「國蓄」篇釋之曰：「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以貧富不齊也。」欲均貧富，其術不外均農田之利與均工商之利。《管子》書中有「方一里九夫之田也」之說，殆亦主張井田一類之土地制度。土地雖分而市價不平，則農民之間亦可發生過度之貧富懸殊。故管子主將工商之利大體收歸國有。其主要之方法為：（1）政府以貨幣操縱市價； [113] （2）官山海； [114] （3）給耕農之需要。 [115] 如此則大利歸於國，豪強無所資，政府自控財源而用足矣。 [116] 《管子》八十六篇中論理財之處，幾占全書四分之一，頗多精義，足為古代經濟思想之要籍。 [117] 然而傅玄謂「輕重諸篇尤鄙俗」，葉適謂其「尤謬妄者無過於輕重諸篇」。黃震疑管仲不至如「輕重」篇之屑屑「多術」 [118] ，此皆據儒家主觀之標準以致疑，未足憑信。吾人若一考管子之歷史背景，則可知書中所立之經濟政策未必出於後人之虛構。《史記·齊太公世家》謂：「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 [119] 是齊開國政策為放任之重商主義。至管仲時已近四百年，其末流之弊，殆為工商之過度發展與私人坐擁豪資。 [120] 管仲欲興霸政，勢不得不力矯二弊。故一方面重農節用，一方面抑豪強，止兼併。使利歸於國，民無睏乏，以收富強之效。且大富之家，每為貴族。「輕重丁」篇謂齊東方「稱貸之家丁、惠、高、國。」高子、國子乃當時重臣。豪族之財力既張，國君之威勢受損。管子出身微賤且嘗躬為賈人。 [121] 民間情偽，必所備知。貨殖之術，亦所嫻習。其一變開國之放任主義而樹立集權之干涉政策，亦事之自然而可信者。以屑屑多術而致疑其書者，誠不知何所憑據矣！ [122] 第六節　經臣 國賴君以立制度，資民以為富強。佐君以整民者則為各級之官吏。故經臣與經俗、經產同為法治不可缺之條件。 「何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浮於上。謹於法令以治，不阿黨，竭能盡力而不尚得，犯難離患而不辭死。受祿不過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實虛受者，朝之經臣也。」 [123] 欲得經臣，則用人當得其術。管子所主張者可一言以蔽之，曰「使法擇人」而已。「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比周以相為匿是，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眾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雖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人。」 [124] 如此則何經臣之能得乎？ 以法擇人之重要如此。然其事初非繁難。具體言之，不過用人當按一定標準，及依一定手續之兩大端。管子所立之標準可以「爵祿無假」 [125] 一語概之。其意與荀子所謂「論德使能而官施之」 [126] 者大致相同。然荀子極言用人只校其才能，不問其身份。管子於此則未嘗明言。觀其立四民定居之制，似未必有取於蕩平階級之旨。而國子、高子與桓公分鄉以治，則更襲封建世卿之遺意，與荀子異趣。《管子》又有鄉里察舉之選官手續，亦為荀子所未道。「立政」篇曰：「凡孝悌忠信，賢良俊才，若在家長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於游宗，游宗以復於里尉，里尉以復於州長，州長以計於鄉師，鄉師以著於士師。」此鄉里自舉之制也。「小匡」篇謂正月之朝鄉長與五屬大夫復事，國君親問鄉屬修德有才之士。有則君親見而役之官，「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君「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齊語》：可立而授之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此「肉」字乃「疚」之誤），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此國君察問之制也。 經臣當擇之以法，而已得之後又當以任之以法。管子所尤致意者為君臣權職之劃分。蓋「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 [127] 。「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合為一體。」如此則君身不勞，臣得盡力而國之諸務皆舉矣。 [128] 管子於中央與地方之官制亦數論及。其言先後不盡一致，勿庸加以述論。然有二事值吾人之注意。其一為注重地方政府。「權修」篇曰：「鄉與朝爭治。」又曰：「朝不合眾，鄉分治也。」又曰：「有鄉不治，奚待於國。」管子之重視分治如此，故所定地方之官吏名目頗繁而職責亦重。足見其所立之政體為君主專制而非行政集權。其次，管子雖或「欲用其祖國使為天下共主」 [129] ，然而其所想像者仍為封建天下之元後而非一統之帝王。「君臣上」篇謂：「天子出令於天下，諸侯受令於天子。」「度地」篇謂：「天下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與孔子所謂「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殊少分別，亦《管子》思想內容具有春秋時代歷史背景之一征也。 * * * [1] 張守節《史記正義》引韋昭曰：「管仲姬姓之後，管嚴之子敬仲也。」 [2] 管仲相齊之事跡及霸謀見《左傳》莊公僖公各處，《國語》六「齊語」，《史記》卷三二「齊太公世家」，及《管子》「大匡」、「中匡」、「小匡」諸篇。 [3] 《史記》卷六二「管晏列傳」。 [4] 「齊太公世家」。當前645年。生年無考。始相桓公為前685年。 [5] 《史記·管晏列傳》贊。裴駰《集解》引劉向《七略》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皆管仲著書篇名。」張守節《正義》亦引《七略》曰：「管子十八篇在法家。」《韓非子·五蠹》曰：「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是漢前已流行頗廣。 [6] 古今學者考證此書意見甚多，可約為：（1）非自著而不偽；（2）後人綴輯附益而成，真偽相參；（3）純出偽托之三說。嚴可均《鐵橋漫稿》謂：「先秦諸子皆門弟子或賓客，或子孫撰定，不必手著。」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謂：「春秋之時管子嘗有書矣。然載一時之典章政教，則猶周公之有官禮也。記管子之言行則習管氏法者所綴輯而非管仲所著述也。（中略）古人並無私人著書之事，皆是後人綴輯。」此代表第一說。傅玄《傅子》卷三，謂「管子之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朱熹《朱子語錄》曰：「《管子》非管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暇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功夫著書的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並附他書。」此代表第二說。黃震《日鈔》曰：「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羅根澤《管子探源》更推定《管子》各篇之年代，早者戰國，晚至秦漢。此代表第三說。按前兩說均認《管子》之內容與管仲有關。 [7] 其最著者為：（1）書中所論霸政乃變態之封建政治。（2）《管子》每露重視家族宗法之意。（3）《管子》不廢人治，且重禮教。（4）《管子》尊君而不廢順民之旨。其詳見本章第三節以下。 [8]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9] 說見本書第三章第五節之末。墨子論君民關係略近荀子。又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頁383謂儒、墨、老、莊「皆從人民之觀點以論政治」，法家則「專從君主或國家之觀點以論政治」，已先發明此意。 [10] 奴隸當除外。《孟子·萬章下》：「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此或有所據，足見民不盡賤。 [11] 「重令第十五」。 [12] 「法法第十六」。 [13] 「霸言第二十三」。 [14] 「任法第四十五」。「禁藏五十三」曰：「賞誅為文武。」 [15] 「明法第四十六」。「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亦曰：「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霸言」曰：「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理也。」 [16] 「君臣下第三十一」。「七臣七主第五十二」曰：「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出一人。主好本則民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其意尤近儒家「草上之風必偃」之語。又按管子不論德行，或就君主之法律地位立言。正己化民，則就君主之政治作用言。如此解之，或可勉強相調融也。 [17] 「權修第三」。 [18] 「法法第十六」。 [19] 「霸言第二十三」。 [20] 「法法第十六」。 [21] 「霸形第二十二」。 [22] 「重令第十五」。 [23] 「法法第十六」。 [24] 均見「法法」。 [25] 「侈靡第三十五」。下文云：「民欲佚而教以勞，民欲生而教以死。勞教定而國富，死教定而威行。」 [26] 「正世第四十七」。 [27] 此略似盧梭「公善」、「公意」、「私意」諸學說。見《民約論》。 [28] 「牧民第一」。 [29] 「小稱第三十二」。 [30]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梁啓超《管子傳》（《飲冰室專集》第二十八）頁25謂嘖室「與今世之國會極相近」，乃「人民監督政府之一機關」。按嘖室之功用至多不過如近世之諮詢機關，其中所發表之意見是否果然採用，權衡在君，與國會票決議案之事迥不相同。梁氏此篇作於宣統元年，有為言之，不辭附會，未足信也。 [31] 「牧民第一」。按「順民」不必與專制衝突。狙公之朝三暮四，朝四暮三，未嘗不順狙意，固不得謂狙公非專制也。蓋古今中外最專制的政府無有不賴多數人民之信服以維持者。專制民治之實際區別，在人民是否有監督政府，操縱政治之法定權力而已。 [32] 《論語》「泰伯第八」及「季氏第十六」。 [33] 「盡心下」。 [34] 「正論第十八」。 [35] 「盡心上」。 [36] 說詳本書第三章此處注[42] 。 [37] 孔子欲使民無訟，示禮治之最後理想。商子以禮樂為「六虱」之一，表極端之任法主義。 [38] 「任法第四十五」。 [39]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40] 「禁藏第五十三」。 [41] 「七法第六」。 [42] 「法禁第十四」。《尹文子·大道上》曰：「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異同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量是也。」與此相發明。 [43]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44] 「正第四十三」。此狹義之法。「心術上第三十六」：「簡物小未一道，殺僇禁誅謂之法。」 [45] 「正第四十三」。 [46] 注曰：「貴賤成禮方乃為國。」易詞言之，即有政治組織也。 [47] 「任法第四十五」。 [48] 註：「葆、所恃為生者也。」又「齊、謂無非人也」。殆誤。「齊」當讀為分劑之劑。 [49] 「四時第四十」。 [50] 「禁藏第五十三」舉四時之政，且謂「四時備而民功百倍」，「四時」篇春、夏、秋、冬各發五政。「五行」篇一歲中凡五出令，各七十二日而畢。「幼官第八」及「幼官圖第九」則以四時五方配政事。 [51] 「五行第四十一」。 [52] 「四時」。按此諸說略同《禮記》及《呂氏春秋》之「月令」篇。羅根澤《管子探源》謂四時及五行乃戰國末陰陽家所作，或可信。然吾人應注意，《管子》書中有天人、陰陽、五行、四時諸說而不及生克災異，主運終始，大小九州等，似其作者當在鄒子之前。又管子「令有時」之說其中亦有合於天人之自然關係者，如春令修溝瀆，禁田獵，秋令趣收聚，補缺塞坼，尚不失農業社會之本色。或管仲本有按時施政之制，後人「語增」而為此近乎陰陽家之言歟？ [53] 「明法」。 [54] 「法法第十六」。 [55] 「立政第四」首憲曰：「正月之朔，百吏在朝，君乃出令，布憲於國。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憲於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習憲於君前。太史即布憲，入籍於太府，憲籍分於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於鄉官，致於鄉屬，及於游宗，皆受憲。憲既布，乃反至令焉。然後敢就舍。（中略）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舍遂行，至都（五屬之都）之日，遂於廟至屬吏，皆受憲。憲既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早晏之時。憲既布，使者已發，然後敢就舍。（中略）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 [56]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57] 「法法第十六」。 [58] 「正世第四十七」。 [59] 「心術下第三十七」。 [60] 「君臣上第三十」。 [61] 「任法第四十五」。 [62] 「重令第十五」。 [63] 「白心第三十八」。 [64] 「任法第四十五」。 [65] 「七法第六」。 [66] 「明法第四十六」。 [67] 《莊子·天下》論彭蒙、田駢、慎到。 [68]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69]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亦曰：「法者君臣之所共立也。」 [70] 「禁藏第五十三」。 [71] 「正世第四十七」。 [72]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九守第五十五」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版法第七」曰：「正法直度，罪殺不赦，殺僇必信，民畏而懼。」「法法第十六」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皆明此旨。 [73] 如Hincmar of Rheims，De Regis Persona ，6或Sedulius Scotus，De Rectoribus Christianis ，8，二者均9世紀人。參R. W. Carlyle and A. J. 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West ，Vol.3。 [74] 英國1215年之《大憲章》即由諸侯迫脅約翰王所訂。此後幾經波折，英之法權日趨確定，王權日受限制，卒成近世民治國之先進。可閱G. Adams，The Origin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1912）或W. Stubbs，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874）。 [75] 美國革命之成文憲法觀念乃法治思想之具體表現，Thomas Paine謂：「憲法先政府而產生，政府乃憲法所締造。」《人權論》二頁309（1792）頗能示其精神。法國革命受美之影響，亦時有立憲之要求。閱浦薛鳳《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下冊第五章。 [76] 如Leon Duguit及Hugo Krabbe等。後者之近代國家觀念有王檢重譯本。 [77] 先秦法治之君權觀略近羅馬帝國之法家。如Ulpian（170—228）謂君無法律之約束。Princeps legibus solutus est. [78] 按限君之事見於日爾曼民族。其君主所受法律之限制有三：（1）習慣法；（2）羅馬法；（3）經臣民同意所訂之法。見Carlyle前書，冊一，頁235。 [79] 就歷史事實言，法治與民治有不可離之關係。法治不得民治不立，民治不得法治不固。蓋專制之法憑君意以行廢。管子雖數言令尊於君，實無術以保證君不違法。民治而無法勢必流為古希臘之「暴民政治」，其毒殆不減於專制。故凡法治之國必為民治，而專制之國必尚「人治」。 [80] 梁啓超《管子傳》，頁20。梁氏又謂「管子之時君權未確立也」（頁5）。其出身又屬微賤，則欲任法以尊君主，抑貴族，亦事之可能者。此論如不誤，則管以法裁抑齊貴族，孔以禮裁抑魯貴族，操術不同而用心則略似。《管子》固非仲書，就此論之，其內容亦尚與春秋之歷史背景相應。作者或出孔後而必在商韓之前，殆無可疑。蓋商韓已不憂貴族之侵君（所憂者權奸嬖倖之奪君亂國），而《管子》書中猶每承認貴族勢力之存在，不僅其法治思想不及二子之徹底也。下文當更論之。 [81] 「重令第十五」。 [82] 「牧民第一」。 [83] 「心術上第三十六」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諭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又曰：「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立政第四」曰：「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飯食有量，衣服有制，宮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壟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凡此均與《荀子》意近。《論語·八佾第三》載孔子謂管仲器小，或人因疑其知禮。殆管仲本有以禮治齊之說，今書雖非自著，而實有所承歟？ [84] 「七法第六」曰：「漸也、順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 [85] 「小匡第二十」。 [86] 「小匡第二十」。 [87] 「牧民第一」。「問第二十四」亦曰：「無亂宗廟則人有所宗。」 [88] 「立政」、「乘馬」、「小匡」、「度地」諸篇所言地方制度互有歧異，亦《管子》非出一手之明證。 [89] 篇中又言：「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國語》卷六「齊語」文與此異同。 [90] 「乘馬第五」。 [91] 「法禁第十四」。 [92] 《論語·為政第二》。 [93] 「法禁」篇中列舉「聖王之禁」幾二十事。其中如「其身毋任於上者」，「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身無職業，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名者」，「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尤限制個人之發展。 [94] 「法法第十六」。 [95] 《論語》，分見「陽貨第十七」，「子路第十三」。 [96] 分見《論語》「先進第十一」，「憲問第十四」。 [97] 《管子·任法第四十五》曰：「所謂仁義禮樂者皆出於法。」 [98] 本章第二節之末及第一節此處注[7] 。 [99] 朱右曾《逸周書集訓校釋》（《續清經解》卷一五一）「程典解」。參「作雒解」「農居鄙」一段。學者雖有致疑此書者，然朱序「要亦非戰國秦漢人所能偽作」之斷語，似尚不誤。 [100] 「襄公九年」子囊語。 [101]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子春秋·外篇第七》文小異。 [102] 「重令第十五」，按管子論經濟、財政等事約占全書四分之一。 [103] 分見「牧民第一」、「版法第七」。 [104] 「五輔第十」。 [105] 「治國第八」。又「立政第四」曰：「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侈靡第三十五」曰：「足其所欲，贍其所願，則能用之耳。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水，孰能用之。」《注》：「言民既乏於衣食則君不能用也。」 [106] 「八觀第十三」。註：「猥，眾也。以人眾之多少，計其野之廣狹也。」 [107] 「八觀」曰：「時貨不遂，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注》：「時貨，谷帛畜產。」 [108] 「立政第四」。 [109] 「治國第四十八」。按《注》「交能易作，謂雖士亦善於農，雖農亦通於士業」，似誤，此當作通工易事解，即近世所謂分工合作耳。 [110] 「乘馬第五」。 [111] 此與「版法」、「法法」諸篇有罪不赦之說不合。 [112] 「乘馬第五」。 [113] 「國蓄第七十三」曰：「歲有凶穰，故谷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強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則君雖強本趣耕，而日為鑄幣而無已，乃令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救之之術如下：「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什倍之利而財之擴可得而平也。」「山至數第七十六」曰：「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人君操谷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 [114] 「海王第七十二」曰：「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借於台雉，何如？管子對曰：此毀成也。吾欲借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借於六畜。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借於人，何如。管子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唯官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策。」下文又言「鐵官」，按器之輕重加稅。「輕重乙第八十一」亦謂山鐵之利，「與民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疑當為七），君得其三」。此外其他礦產亦「謹封而有禁」（「地數第七十七」），森林亦按木材之大小課稅（「山國軌第七十五」）。 [115] 管子主解除貧民對豪強之債務，政府以資本及器具貸給農人。「輕重丁第八十三」謂令鮑叔等分赴四方查明債戶及債額總數，桓公以「 枝蘭鼓」償民負「使無契券之責」。「山國軌」謂「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此物之高下之時也。此民之所以相兼併之時也。」「無貲之家」「皆假之械器」「公衣」，「故力出於民而用於上」。「國蓄第七十三」曰：「耒耜械器種餉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 [116] 管子不主增稅。此處注[114] 引「海王」篇足證。「國蓄」曰：「租籍者所以強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強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註：「在工商曰租籍」，「在農曰租稅」。然非盡去稅也。「山國軌」曰：「去其田賦，以租其山。巨家重葬其親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親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宮室者服重租，小家為室廬者服小租。」（從梁氏《管子傳》頁69校改） [117] 梁啓超《管子傳》第十一章，管子之經濟政策雖偶失附會頗多發明，可參。 [118] 分見《傅子》卷三十，《習學記言》及《日鈔》，均見張心 《偽書通考》下，頁762—765引。 [119] 《史記·貨殖列傳》。 [120] 實際情形如何，今已難考。然臨淄之富則古人所常道。如《戰國策·齊策一》載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有「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築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 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揚而高」之說。雖不免有所渲染，亦足推想富庶之大概。 [121] 《史記》卷六二「管晏列傳」：「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 [122] 書固非仲所著，吾人僅謂其內容有所依據。 [123] 「重令第十五」。 [124] 「明法第四十六」。 [125] 「法禁第十四」。「立政第四」亦曰：「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於尊位，功力未見於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又曰：「凡上賢不過等，使能不兼官。」 [126] 見本書第三章此處注[107] 。 [127] 「任法第四十五」。 [128] 又「君臣下第三十一」曰：「夫君人者有大過，臣人者有大罪。」「君有過而不改謂之倒。臣當罪而不誅謂之亂。」蓋君為主權者而不負行政之責任，故可有過而不能有罪耳。 [129] 梁啓超《管子傳》，頁5。按管仲相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似未有取周而代之之意，觀其勸桓公下拜受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路，可見（《史記·齊太公世家》），與晉文公之致王於河陽者已有遜傲之別，豈遂有問鼎之心乎？《管子》書中則每言王天下，此亦不出仲手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