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二章　孔子

第一節　孔子之身世及時代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據舊籍所載，其先孔父嘉以公族為宋司馬。曾祖防叔避難奔魯，為防大夫。 [1] 父叔梁紇為鄹大夫。 [2] 凡此雖未必盡確，而孔子為殷遺民貴族之後則無可疑。然孔子早年喪父，幼而貧 [3] 賤。其所受教育如何，已無法詳考。太宰稱其多能，達巷傳其博學， [4] 《史記》載其「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而當時亦有「知禮」之譽。 [5] 《論語》又記孔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拒孺悲以瑟歌，反魯國而「樂正」。至其弟子所受之詩書六藝，政治、文學 [6] 諸端，亦必為孔子之所嫻習。吾人當注意，孔子雖自謂「多能鄙事」，而其所學者殆皆當時士大夫持身用世之術。外此者所不屑為。故樊遲請學稼圃，孔子譏為小人。 [7] 荷 丈人復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譏夫子。蓋春秋時代農工為平民之業，士大夫不事生產，殆略似歐洲古希臘之貴族。故孔子少雖貧賤，其所治則「君子之學」。且既為宋公族魯大夫之後裔，則此君子之學所由成就，不僅有得於家族之薰陶，並以門閥之故，得廣聞博覽之便利。孔子自稱能言夏殷之禮，之杞宋而知文獻不足。 [8] 由孔子得觀書於杞宋，可推想其得觀書於周魯。孔子又明言其「及史之闕文」 [9] ，則韓宣子之所觀， [10] 或亦孔子所曾入目。此外如入廟觀器，適周問禮， [11] 皆足示其治學之勤，子貢謂「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12] ，最能道孔子求學之實況。 孔子一生之事跡，不外從政、教學與編書三端。其政治生活較為短促。最初蓋曾為貧而仕，任委吏乘田。 [13] 後宰中都，進為司寇， [14] 遂預於大夫之列。任司寇時曾相定公會齊侯於夾谷，以言折景公，並議墮三都，以圖削孟、叔、季三家之勢。及齊人饋女樂，君不致膰肉，孔子自知不能復見用，遂去魯適衛。此後更無從政之事。 孔子從事教學，發端似頗早。孔子自稱「三十而立」。《左傳·昭公二十年》（前521）載孔子止琴張吊宗魯，時孔子年正三十。開始授徒 [15] 或在此時。其弟子之賢者約七十人。其中出身貧賤者，似占大多數。如「顏子居陋巷，死有棺無槨。曾子耘瓜，其母親織。閔子騫著蘆衣，為父推車。仲弓父賤人。子貢貨殖。子路食藜藿，負米，冠雄雞，佩猳豚。有子為卒。原思居窮閻，敝衣冠。樊遲請學稼圃。公冶長在縲紲。子張魯之鄙家。雖不盡信，要之可見。其以貴族來學者，魯惟南宮敬叔， [16] 宋為司馬牛，他無聞焉。」 [17] 蓋「有教無類」 [18] ，孔子弟子固不必悉守「不徒行」之禮，保持士大夫之姿態。然七十子之門第雖卑，而所學則多為仕進之術，故顏問為邦，雍可南面。政事既設專科，師弟尤多以政事相問對。甚至子路謂「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子無以折之，而僅曰：「惡乎佞者。」 [19] 孔門學風，於此可以想見。 孔子著述之事，古今學者異說紛紜。吾人不必討論。孔子蓋好古敏求，得觀公家藏書，乃復加以整理，發明意義，而以之傳授於後學。《史記》謂「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此則事之可信者。抑又有進者，孔門教材之來源，並不限於官書。孔子不僅廣采眾說，且亦自有創見。孔子適周問禮，入太廟每事問。衛公孫朝問仲尼焉學，子貢對以：「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此足見孔子不僅取材於書史。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孔子謂「二三子以我為隱」 [20] 。此足見孔子之教時越出《詩》、《書》文字之外。綜孔子一生之事跡觀之，其最大之成就不在撥亂反正，而在設教授徒。章炳麟稱「孔子於中國為保民開化之宗」，其論至當。章氏以為「《周官》所定鄉學，事盡六藝。然大禮猶不下庶人。當時政典，掌在天府，其事跡略具於《詩》、《書》。師氏以教國子，而齊民不與焉。是故編戶小氓，欲觀舊事，則固閉而無所從受。故《傳》稱宦學事師，宦於大夫。明不為貴臣僕隸，則無由識其餘緒。自孔子觀書柱下，述而不作，刪定六書，布之民間，然後人知典常，家識圖史。」又謂：「春秋以往，官多世卿。其自漁釣飯牛而興者乃適遇王伯之君，乘時間起。平世絕矣。斯豈草野之無賢才。由其不習政書，致遠恐泥，不足與世卿競爽。其一二登用者率不過技藝之官，草隸之事也。自孔子布文籍，又養徒三千，與之馳騁七十二國。辨其人民，知其土訓，識其政宜。門人余裔，起而干摩，與執政爭明。哲人既萎，曾未百年，六國興而世卿廢。民苟懷術，皆有卿相之資。由是階級蕩平，寒素上遂。至於今不廢。」 [21] 孔子之貢獻，此殆為最扼要之說明。 故就孔子之行事論，其最大之成就為根據舊聞，樹立一士君子仕進致用之學術，復以此學術授之平民，而培養一以知識德能為主之新統治階級。然其所以能如此者，雖由其本人之敏求天縱，半亦由時代之影響。苟非時機成熟，雖有至理名言，其誰能領悟而接受。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卒於哀公十六年，正當春秋之末葉，由封建天下轉入專制天下過渡時代之初期。周禮已廢而未泯，階級方壞而猶著。孔子身受舊社會之薰陶，又於舊制度中發現新意義，即欲以其所發現者為改善及復興舊秩序之具。然當時之公族世卿既未必能用其言，遂傳其術於平民，使其學成者出仕公卿，取得致用之機會。當時必有平民之子弟欲自拔於畎畝市井之中而未得其途者，得孔子之施教，自踴躍以赴之。故孔子學術之主要內容為政理與治術。其行道之方法為教學，其目的則為從政。其學術大體取材於舊貴族之典常圖史，其設教之對象則大致為貧賤之子弟。章氏所稱仲尼蕩平階級之作用，非抑舊貴族而使下儕於皂隸，實乃提昇平民而令上躋於貴族也。就此論之，孔子固不失為舊制度之忠臣，亦同時為平民之益友。孔門弟子多出身微賤，此為一重要之原因。 然以詩書六藝傳人以為仕進之具，雖由孔子而盛，其事則不始自孔子。章炳麟謂「儒有三科」。「達名為儒。儒者術士也。」「類名為儒。儒者知禮樂射御書數。」「私名為儒」、「宗師仲尼」 [22] ，故儒名不自孔立，其道至孔始大。孔子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區分。 [23] 孔子未明言二者之所以相異。然觀其斥樊遲問稼為小人，則可推知君子不應圖衣食。觀其譏弟子之為家臣， [24] 則可推知君子當謹出處。蓋君子在孔子思想中為品性之名，亦為身份之號。德位兼備，乃為君子之極則。孔門之教，意在以德取位。儒而小人， [25] 斯大背設教之宗旨。就此而言，孔子之目的有二：一曰化德位兩缺之小人為有德無位之君子，二曰致有德無位之君子為德位兼備之君子。其理想略似柏拉圖之「哲君」 [26] 。所可惜者，孔子陳義雖高，而弟子之能力行者極少。七十子之中有得於「德行」之教者多為高蹈之隱君子。有得於「言語政事」之教者不免干祿躁進，取位鮮出家臣邑宰，尚不如孔子曾至大夫之列。推其失敗之故最顯著者為歷史環境之限制。蓋當孔子之時公族雖微，而魯國政權已移入大夫陪臣之手。 [27] 欲其破格授位，誠非易事。觀孔子自身屢遭讒沮， [28] 則其中消息已可窺知。況世卿雖衰，階級觀念依然存在。以力田學稼之細民而置身卿相，或未必為世俗所安。必至風氣大變之後，「君子儒」之地位始漸提高。子夏、子思為國君師友，孟子薄齊卿而致仕，孔子之理想乃部分實現。然此重士之風氣，實為以大夫僭國之魏文侯所開。子夏親受孔子「勿為小人儒」之誡，而竟受其尊養，顯已有違夫子之教。其弟子李克復為之盡地力，更蹈「輔桀」之嫌疑。此後以平民致卿相者則「每下愈況」，不特非君子儒，乃多為善戰明法、合縱連橫之非儒。此皆由於世風之變，已超過孔子最初設教之範圍，仁義之言，不能適應七雄之局勢也。故就蕩平階級之功言，孔子不啻陳涉吳廣之發難，而首享其成者反為商、韓、蘇、張「異端」「邪說」之流亞。抑又有進者，孔子意在拔平民以上躋貴族，其思想又由「先王」之道陶融以成，故認定封建政治與宗法社會乃其實行成功之必要條件。於是一生言行頗致力於明權位，抑僭侈，重人倫諸端。如私家強盛則謀墮三都，簡公遭弒則請討陳恆。其他類此者不一而足。然而「逝者如斯」，史無停晷。孔子所欲改善保持之封建天下，卒迅速崩潰以去，則君子儒不能與遊說功利之士爭勝，亦勢所必至也。上述之推論如尚無大誤，則孔子之政治理想雖對封建天下之季世而發，實未嘗得一全部實行之機會。其「君子儒」之理想，至為高尚美大。然而上不能令其弟子進於公臣，下又以屈節私家為恥。僭國執政之大夫陪臣，事實上促成門閥階級之破壞，有助於布衣卿相之出現， [29] 而孔子裁抑之。尊降柄移之天子國君，早已不能為行道之主體，而孔子擁護之。此種「知其不可而為之」 [30] 之精神，乃仲尼所以偉大，亦其所以失敗。蓋「素王」之立功，實遠遜其德言之成績。若以現代術語明之，則孔子乃偉大之政治思想家而失敗之政治改進者。其所以賢於堯舜者正以其無堯舜所已得之位，而立堯舜所未有之學也。專制時代之君臣，雖推尊孔子，表章儒術。其實斷章取義，別具私心，存其仁義之言辭，略其封建之背景，忘其平階級之宗旨，遺其君子儒之教義。「儒臣」之仕進者豈但明目張胆，效法子張之干祿，或竟不免術近穿窬，為「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之「俗儒」。其能為「雅儒」之不誣不欺者已屬難能之上選。孔子欲化小人儒以為君子儒，後世乃每「並與仁義而竊之」，借君子之名以遂其小人之實。兩漢以後之儒，謂為荀學， [31] 尚不免有過譽之處矣。 [32] 第二節　從周與正名 孔子從周，前章已略述及。此實為其政治思想之起點，故不可不再加較詳之論述。孔子謂：「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謂：「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33] 此外如哀公問政，則舉文武之方策，自嘆其衰，則以不夢周公為徵兆。 [34] 故孔子奉周政為矩范，似無可疑。然孔子既為「殷人」，其思想中豈無「殷禮」之成分，而遂純用周禮乎？據今日不完全之文獻以推論，吾人以為孔子政治思想之中，凡涉及制度之處，殆甚少殷禮之成分。其蕩平階級之教化，或以解放遺民為動機。過此則難於想像矣。其理由有三：（1）殷之文化，或甚淺演。近代學者或斷其尚在石器時代， [35] 或謂已應用青銅。 [36] 其質度必尚質樸，與儒家之理想不合。（2）即使殷商之文化頗高，周因殷禮，則孔子從周，只間接採用殷禮，並非兼采二種不同之制度而調和之。蓋殷亡至是已六百餘年。不僅復國無望，遺民殆亦多趨同化。吾人可以下列數事征之。宋為微子舊封，奉殷之祀，宜其保持殷禮。然據《史記·宋微子世家》所載，微子啟傳弟微仲，微仲傳子稽，稽傳丁公申，丁公申傳滑公共，共傳弟煬公熙。「湣」、「惠」皆為死後之諡。此後則有厲、釐、惠、哀諸公。故宋開國四傳，即已採用周道之諡法， [37] 豈非同化之一例。《史記·魯伯禽世家》又載：「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三年然後除之。」足見魯曾致力於周化殷民，與齊太公「禮從其俗為」之放任政策不同。孔子謂：「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38] 舊注謂齊伯國余習，故不及魯。其實齊之殷民余習較深，周化程度較淺，故去道亦較遠也。蓋周禮在魯，世所共喻。周道既傷於幽厲，孔子更舍魯而莫適。 [39] 孔子生於此周文化中心之舊國，其祖若父殆均仕為大夫，孔子本人即已顯然周化。醉心周禮，事極自然。（3）孔子於殷之禮俗，取捨從違不一，然其所從者似皆個人與社會生活之末節，與政治無直接之重要關係。如《禮記·儒行》稱孔子對哀公問儒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檀弓」謂「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論語·衛靈公》載顏淵問為邦，孔子告以乘殷之輅。此從殷之例也。 [40] 康叔封於衛，周公命以《酒誥》，足見酗酒為殷民之惡習。《論語·子罕》載孔子自謂「不為酒困」，鄉黨亦謂酒不及亂。《禮記·表記》謂「殷人尊神」。觀殷虛甲骨，更可知殷人之有巫風。《論語·先進》載孔子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對子路問鬼神，而《墨子·非儒》亦以不信鬼神為言。「檀弓」載：「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愨，吾從周。」此背殷之例也。凡此從違均不足據以斷定孔子採取殷之政制。 [41] 吾人若進而推論孔子思想之環境，則制度從周，更有其必然之理由。孔子雖自知其為殷人，而身既仕魯，已承認周人之政權。如不從周，豈能舉文武之政悉廢置而改作。況周因殷禮，鬱郁乎文。典章文物不必與殷相反，而更粲然大備。杞宋之文獻不足，孔子即欲制度復古，而殷禮無征，亦難資以號召。當時已無殷之「頑民」，其誰從仲尼以抗周而革命乎？孔子嘗謂：「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42] 此正足以說明孔子之政治態度為周之順民，而其政制之主張為守舊。後來儒術之見重於專制帝王，此殆為一重要之原因。 孔子政治思想之出發點為從周，其實行之具體主張則為「正名」。以今語釋之，正名者按盛周封建天下之制度，而調整君臣上下之權利與義務之謂。蓋孔子生當周衰之後，封建政治與宗法社會均已崩壞，目睹天下秩序紊亂，推究其因，不得不歸咎於周禮之廢棄。故一生言行每致意於尊周室，敬主君，折貴族之奢僭，抑臣下之篡竊。責人不貸，律己亦嚴。略舉數例，如《春秋》書「王正月」，《論語》「季氏」謂「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鄉黨」記孔子在朝之恭謹，「子罕」載孔子嘆無臣之有臣。「季氏」、「八佾」 [43] ，則斥為「不可忍」。冉子退朝則辨其非有「政」。諸如此類，不可悉引，可以見正名非孔子偶然之主張。故子路問為政之先，孔子答以「必也正名」，而齊景公問政，又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44] 。推孔子之意，殆以為君臣父子苟能顧名思義，各依其在社會中之名位而盡其所應盡之事，用其所當用之物，則秩序井然，而後百廢可舉，萬民相安。若觚已不觚 [45] ，則國將不國。然則正名者誠一切政治之必需條件也。 正名必借具體制度以為標準。孔子所據之標準，即盛周之制度。就狹義之政制言，則為文武之「方策」；依文武之政以正名，故曰「憲章文武」；就廣義之制度言，則為「周禮」；依周公之典章以正名，故曰「吾學周禮」。而孔子所謂禮者固不限於冠婚喪祭，儀文節式之末。蓋禮既為社會全部之制度，「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矣。孔子正名之術若行，則政逮大夫者返於公室，國君征伐者聽於天王。春秋之衰亂，可以復歸於成康之太平。戰國可以不興，始皇莫由混一。就此以論，則「孔子政治思想在晚周之地位，略近蘇格拉底門人埃索格拉底之於雅典。埃索格拉底雖無精深博大之思想足與孔子相較，然其主張恢復梭倫所締造之祖先舊制則有似孔子從周之論」 [46] 。而孔子思想與封建天下關係之密切，亦從可窺見矣。 [47] 第三節　仁 從周正名為孔子政治思想之起點，亦為其政治制度之主張。孔子之學，如止於此，則仲尼不過一封建之後衛，周化之順民，忠實之守舊黨，未必遽能取得「賢於堯舜」之地位。蓋孔子從周而不以「方策」自限。承認時君之政權，而非以現狀為滿足。孔子於周制之中發明深遠之意義及目的，於是時王之禮，遂有超越時代環境而理想化之趨勢。此發明之中心，厥為「仁」之觀念。梁啓超謂「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於仁」（語見《先秦政治思想史》），誠為的論。 仁之含義頗為複雜。單就《論語》所引孔子之言觀之，其內容已不一致。 [48] 吾人於此，不必詳論，若就其與政治思想有關係之方面言之，則孔子所謂仁，乃推自愛之心以愛人之謂。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仲弓問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49] 子貢問仁，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50] 然仁之成就，始於主觀之情感，終於客觀之行動。全部之社會及政治生活，自孔子視之，實為表現仁行之場地。仁者先培養其主觀之仁心， [51] 復按其能力所逮由近及遠以推廣其客觀之仁行。始於在家之孝弟， [52] 終於博施濟眾，天下歸仁。 [53] 《大學》所謂「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者，正足以說明仁心仁行發展擴充之程序。故就修養言，仁為私人道德。就實踐言，仁又為社會倫理與政治原則。孔子言仁，實已冶道德、人倫、政治於一爐，致人、己、家、國於一貫。物我有遠近先後之分，無內外輕重之別。若持孔子之仁學以與歐洲學說相較，則其旨既異於集合主義之重團體而輕小我，亦非如個人主義之伸小我而抑國家。二者皆認小我與大我對立，孔子則泯除畛域，貫通人己。抑又有進者，封建天下元後與諸侯並立，寓一統於分割。宗法社會宗子即為世卿，混家事於國政。二者得仁之學說以為根據，遂失其原有不平等、不美善之缺點，而轉為一種高尚之理想制度。漢唐以後，儒者每稱頌封建天下之政治。其實彼所稱者非事實上之封建，而為孔子仁道化理想化之封建也。 孔子仁學之可能來源，不外（1）姬周之今學，（2）殷商以前之古學，及（3）孔子之創說。據現存之文獻測之，首例一端之成分較少，後二者之成分較多。今存比較可信之古籍記載周政者，鮮為仁義之言。如《詩·雅》、《頌》稱周先王之德，絕無「仁」字。《尚書》「今文」諸篇亦不言仁。「古文」篇中間或有之，而亦不過三五見。 [54] 若就《周書》、《周禮》等觀之，則周人所注重而擅長者為官制、禮樂、刑法、農業、教育諸事。封建天下之典章文物，至周始粲然大備。凡此不必盡出新創，而系統之完密則超越前代。其對古代政治制度之貢獻不啻為中國之羅馬矣。夏商以前，記載尤缺，固亦鮮見仁義之說，足為今日之證據。然殷商政治崇尚寬簡，則古人有此傳說。《尚書·舜典》謂殷之先祖契為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微子」之命亦謂「乃祖成湯」，「撫民以寬」。《史記·殷本紀》載湯出見野張網四面，乃去其三面之故事。其祝詞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此雖或出附會，亦足以見古有殷政寬大之傳說。周人以用炮烙諸刑，歸罪於紂。子貢已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 [55] 「微子」論紂之失政，更謂綱紀不立，其弊在寬。 [56] 足見紂之暴虐，或為周人之加罪而「語增」。宋楚之戰，襄公以「亡國之餘」，而堅持「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之主張，大敗於泓而不悔。 [57] 後人譏其行仁義而敗，殆猶有亡殷之遺風。 [58] 孔子既為殷遺之後，且又好古敏求，於殷政寬厚之傳說，亦必深曉。周政尚文，制度雖備，而究不能久遠維持，至春秋而有瓦解之勢，孔子或深睹徒法不能自行之理，又有取於周制之完密而思有以補救之。故於殷政寬簡之中，發明一仁愛之原則，乃以合之周禮，而成一體用兼具之系統，於是從周之主張始得一深遠之意義，而孔子全部政治思想之最後歸宿與目的，亦於是成立。此最後目的之仁，既由孔子述其所自得於殷道者而創設，故仁言始盛於孔門。 孔子如於殷政得仁道之端，則何以不直述之以為「殷先哲王」之言乎。其可能之原因有二：（1）孔子明言，生今反古，烖及其身。對時君而宣揚故國，即使殷亡已久，無復忌諱，而「亡國大夫」之論恐未必見信於世。故孔子之言，凡超出周禮範圍者，每托之堯舜及禹，而鮮及契湯。（2）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堯舜之政制，雖或失傳，堯舜之政理或有存於口說簡載者。他不可知，其寬簡樸質更甚於殷，則可斷言。故孔子稱堯則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稱舜則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59] 此其為道正足以矯正周人禮煩政苛之傾向。故憲章文武者，守其縝密之制度，祖述堯舜者，取其寬大之精神也。如吾人之推論尚無大誤，則孔子從周，可謂守舊，而其言仁，可謂復古，若用公羊家之名詞，則謂之，「改制托古」，亦無不可。 第四節　德禮政刑 孔子政治思想之主旨，略如上節所述。主旨既明，吾人可進論孔子之治術，簡括言之，孔子所舉之治術有三：曰養、曰教、曰治。養教之工具為「德」、「禮」，治之工具為「政」、「刑」。德禮為主，政刑為助，而教化又為孔子所最重之中心政策。 孔子以養民為要務，蓋亦仁愛思想之一種表現。故博施濟眾，孔子認為聖人之業。而古今從政者之優劣，亦視其能養民與否而定。如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而「養民也惠」為其一端。斥冉求以「非吾徒也」，正由其為季氏聚斂以病民。 [60] 此皆意義明顯，無待深論。至於養民之途徑，孔子所言，亦頗簡易，殆不出裕民生、輕賦稅、惜力役、節財用之數事。 [61] 惟吾人當注意，孔子之論養民，以民生裕足為目的。進乎此者，如戰國時代之富強政策，則非其所能想像或許可。蓋孔子所主張者人民之自足而非財富之擴充。其財政之見解，略似希臘之亞里士多德。 [62] 且裕足之標準，自孔子觀之似不在生產之絕對數量，而在分配之相對平均。孔子嘗謂：「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63] 其精神亦與「盡地力」一類之政策迥相殊異。 養民為國家必要之政策，而非最高之政策。蓋國家之目的不僅在人民有充裕之衣食，而在其有美善之品性與行為。故孔子論衛國之民則謂既富而教，對子貢問政則主去食存信。 [64] 至其於教化一端則反覆申詳，言之至審。推孔子注重教化之原因，殆根源於其仁學。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身立德之功既竟於我，勢不能不進而成人之美，使天下之人由近逮遠，皆相同化，而止善歸仁。由此論之，則教化不只為治術之一端，實孔子所立政策之主幹。 教化之方法有二：一曰以身作則，二曰以道誨人。孔子尤重視前者。蓋政事盡於行仁，而行仁以從政者之修身為起點，前節已經說明。若不仁而在高位，則政治失其起點。縱有作為，恐不免治絲愈棼，徒勞無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孔子又嘗謂：「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謂：「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子更設譬以明其旨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65] 故自孔子視之，修身以正人，實為事至簡，收效至速，成功至偉之治術。苟能用之，則「不令而行」，「無為而治」。 [66] 政平刑措，指日可期。 [67] 天下歸仁之理想，於此可以實現。至於詩書禮樂、孝悌忠信之教，其效雖不若修身之深遠，而亦為孔子之所雅言。蓋孔子平日所以授弟子者，其中大半殆皆化民成俗之術。如子游為武城宰，邑有弦歌， [68] 此為最顯著之一例。抑吾人當注意者，孔子之教化政策，以培養個人之品格為目的，而不注重智識與技能。乃至射御諸術，亦所以陶融人格，而非健全身體或圖謀生計之訓練。此為孔子仁本政治之必然趨勢，無足驚異。 綜上所述觀之，足知孔子思想中之「政」，不僅與近代學者所論者不同，且與古希臘柏拉圖之說亦有區別。近代論政治之功用者不外治人與治事之二端。孔子則持「政者正也」之主張，認定政治之主要工作乃在化人。非以治人，更非治事。故政治與教育同功，君長與師傅共職。國家雖另有庠、序、學、校之教育機關，而政治社會之本身實不異一培養人格之偉大組織。《尚書·泰誓》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頗足表現此種傾向。柏拉圖亦以道德為國家之最高境界，其「哲君」之理想，亦近於孔子政教貫通、君師合一之主張。然柏拉圖之哲君為一尚智之哲人， [69] 孔子之君師為一尚德之仁者。君師以德化人，哲君以智治國。其為人與操術俱不相同。 孔子治術之三為政刑。此則不屬道德與教育之範圍，而為狹義之政治。簡言之，孔子所謂政刑，即一切典章法令之所包，文武方策之所舉，周禮之所載，以制度為體而以治人治事為用之官能也。孔子既信教化之功可收無為之效，又何取於有為之政刑乎。蓋孔子雖有天下歸仁之理想，而亦深明人類天賦不齊之事實。故或生而知之，或困而不學。中人可以語上，而上智與下愚不移。 [70] 天下之民不能率教而同化者殆不在少數。即此一端論之，已足見國家不可廢法令刑賞之事。然而政刑之用有限，僅足以輔教化之不逮。孔子故每言政刑輒露不足之意。如對季康子問政則謂「焉用殺」；論聽訟則曰「必使無訟」。至於孔子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71] ，則陳義更為明顯。由此可見孔子之治術傾向於擴大教化之效用，縮小政刑之範圍。其對道德之態度至為積極，而對政治之態度殆略近於消極。 [72] 吾人如進求其故，似可於歷史背景中窺見一二。上文第三節中吾人曾謂孔子言仁，或受殷政寬大之暗示。據此以推論之，則孔子之輕視政刑，殆為其對周政之一種改進。周政尚文，制度完密。然尚文之弊，易趨於徒重形式。孔子嘗謂：「禮雲禮雲，玉帛云乎哉！樂雲樂雲，鐘鼓云乎哉！」又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73] 殆即對此而發，且文勝之弊，不免「法令滋彰」，而周政頗有此種傾向。《周禮》六官，定製綦詳。大司寇縣法象魏，事近任法。 [74] 觀《禮記·儀禮》所記之節文，誠有禮煩之感。讀《尚書》「大誥」、「多士」、「多方」、「康誥」、「酒誥」諸篇，更覺周人開國氣象之中，肅殺之威多於寬厚之德。今日紀載闕失，周人統治殷民之詳情已不可考。然以征服者壓制亡國遺民之通例推之，則周禮曾實行「刑新國，用重典」之政策，事屬可能，無論周人之目的正大與否，而自殷民視之，其所用「以力服人」之手段則純為苛政，不能心服。於是懷想故國，自覺其溫厚可親。溫厚與否，事固未可知，而殷政寬大之傳說必由此以起。孔子雖無背周從殷之意，然其主張重德禮之教化，輕政刑之督責，殆亦受此歷史背景之影響也。遵奉時君之制度，縮減其應用之範圍，增加其道德之意義，而寓改進於守舊之中，孔子治術之綱領，蓋已略盡於此。 第五節　君子 吾人如謂「仁治」為孔子改進周政之第一大端，則「人治」為其第二要義，而其所屢言之「君子」即人治思想之結晶也。 君子一名，見於《詩》、《書》，固非孔子所創。其見於《周書》者五六次，見於「國風」「二雅」者百五十餘次，足證其為周代流行之名稱。惟《詩》、《書》「君子」殆悉指社會之地位而不指個人之品性。即或間指品性，亦兼地位言之。離地位而專指品性者絕未之見。 [75] 孔子言君子，就《論語》所記觀之，則有純指地位者，有純指品性者，有兼指地位與品性者。如孔子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又謂：「君子有勇而無義則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為盜。」 [76] 凡此所謂「君子」顯為在位之士大夫，而「小人」則田野市井之細民，純就社會地位言，與個人之品性無涉。孔子嘗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謂：「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77] 此皆純就個人品性言，非指社會之地位。其兼二者而言之者，如：「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如：「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78] 據吾人之推想，孔子所言君子之第一義完全因襲《詩》、《書》，其第二義殆出自創，其第三義則襲舊文而略變其旨。舊義傾向於就位以修德，孔子則側重修德以取位。故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79] 孔子深喜其得以德取位之意而以「君子」、「尚德」許之也。 孔子屢言君子，其用意似有二端。一以救宗法世卿之衰，二以補周政尚文之弊，而兩者間實有連帶之關係。在春秋之時，封建宗法之制已就衰敗。宗子世卿已不能專擅國政。權勢重於門閥，實力可壓族姓。況君子可以不仁，貴族每多淫侈。勢替之由，半屬自取。門閥之統治階級漸趨消失，則政權應操諸何人，必因傳統之標準已歸無效，而成為嚴重之問題。如一聽角力鬥智者之「逐鹿」，必至秩序蕩然，紛紊無已。孔子殆有見於此，故設為以德致位之教，傳弟子以治平之術，使得登庸行道，代世卿而執政。故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資貴蔭，更非權臣之僅憑實力。前者合法而未必合理，後者則兼背理法。孔子所言之君子取位雖不必合於宗法，而其德性則為一合理之標準。吾人如謂孔子於此欲為封建天下重新創造其統治階級，似非大誤。抑又有進者，孔子雖事實上已承認宗法之失敗，而並未明白加以攻擊。且孔子所認為失敗者亦只宗法之階級制度。至於家國一體之根本原則，則仍服膺勿失。 [80] 孔子所以襲用「君子」之舊名者，似欲在不顯明違反傳統制度之範圍內，實行其改進政治之主張。以宗法身份之舊名，寓修德取位之新意。譬若移花接木，其操術至妙而用心良苦。所可惜者，世卿固鮮有德，仁人更難得位。季氏富於周公，顏回貧死陋巷。天子不為明揚，「仲尼不有天下」 [81] 。孔子之新統治階級終身未能出現。「君子德位兼全之最高理想乃降而為用行舍藏之持身原則。」（參看《論語》）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82] 。孔子亦稱之為「君子」，則與子產所以稱「君子」者大異其趣矣。 吾人於此可附論孔子思想中個人與政治之關係。宋以後之儒者每以臣下致忠君國為絕對之義務，而謂其說本原於孔子。吾人加以覆按，即可知其非孔子之教。孔子論君臣關係之精義盡於「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83] 之一語。蓋「君子」以愛人之心，行仁者之政。此為要君取位之真正目的。合於此而不仕，則為廢「君臣之義」。不合於此而躁進，則為「干祿」，為「志於谷」。二者皆孔子所不取。故孔子譏荷 丈人為潔身亂倫，而復嘆仕為家臣者之無恥。孔子自謂其「無可無不可」 [84] ，正足見孔子不拘執於必仕必隱，而一以能「行道」與否為出處之標準。出處既以行道為標準，是個人對於君國之本身無絕對之義務，而「君臣大義無所逃於天地間」（莊子譏孔子語）之語為非確矣。孔子一生雖盡力於得君求售，因此間或受人之揶揄， [85] 然此不過欲求行道於萬一可逢之機會，非自貶於小人之儒。觀其對避世高蹈之流多加稱許， [86] 而對不義之仕絕無恕辭，則可知孔子真意之所在。不僅此也。孔子謂臣下不受君主之亂命，是否認絕對服從之義務也。孔子去魯而求仕於衛，是未立不事二君之「名節」也。後人以專制天下之眼光論封建天下之孔子，宜其張冠李戴，厚誣古人矣。 孔子屢言「君子」之第二目的為救周政尚文之弊。此即其「人治」思想之直接表現。周政有法令滋彰之傾向，上節已略明之。夫以周禮之美備，行之數百年而卒不免於君微政衰，則國家不能徒賴完善之制度以為治，誠為至明顯而不可逃避之結論。孔子深觀古學，通習周禮，於此盛衰之故，自當灼見明知。矧孔子所立「仁治」之教，固必以個人之心不違仁為政治之起點。《大學》著孔門之言謂「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足見「人治」思想實與「仁治」思想有不容分離之關係。 孔子人治思想最明白之陳述見於《中庸》第二十章之首段，「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其言至顯，無待詮析。然吾人應注意，孔子雖謂為政在人，非即謂為政不必有制。孔子欲救周政之弊，非欲並方策而毀棄之。綜觀其政治思想之全體，「從周」與尚仁之兩層主張，相互為用，不可偏廢。吾人相信孔子於周制之鬱郁乎文實中心讚美，而其從周之說亦出於至誠，非以欺世惑俗。惟其愛惜周道之傷，故亟圖以人治救方策之弊。故孔子之注重「君子」，非以人治代替法治，乃寓人治於法治之中，二者如輔車之相依，如心身之共運。 [87] 後人以人治與法治對舉，視為不相容之二術，則是謂孔子有舍制度而專任人倫道德之意，非確論也。 第六節　大同小康與三世 孔子政治思想之要點，略如以上五節之所述。然尚有公羊家所主「大同」與「三世」之二義，未經言及。附論於此，以殿本章。 大同小康之言，見於《禮記·禮運》，「仲尼與於蠟賓」，事畢興嘆，對言偃之問。其略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中略）是謂小康。」 [88] 按「禮運」一篇，自宋以來即有疑之者。如宋黃震謂：「篇首匠意，微似《老子》。」清姚際恆認為乃周秦間老莊之徒所撰。陸奎勛更斷定其為戴氏附會孔子迎合漢初崇尚黃老風氣之偽書。 [89] 姚氏又按其內容，謂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乃墨子之道。近人錢穆君據《史記》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90] 更參取江永、崔述諸說，推定孔子為司寇與蠟賓時，子游（即言偃）年不過六歲，不足以語大同小康之義。 [91] 凡此所論，並非純屬無稽。故「禮運」可疑，不當取作孔學之代表，殆已成為定案。然大同之議，高尚優美，雖越出孔子雅言之範圍，尚不與儒學之宗旨相反背。例如稱天下為公，斥世及為禮，殆即引申以德取位之教。不獨親其親，子其子，殆脫化於泛愛之言。大同似仁道之別名，小康近從周之大意。彼此雖有程度之差，而內容無品質之別。吾人如放棄疑古之謹慎態度，承認大同為孔子之理想，或不至於蹈嚴重之錯誤。 至於春秋「三世」，則不可與此並論。其說興於漢代，而董仲舒（前179—前104）及何休（129—182）為其代表。董氏「三統」、「五行」之為陰陽家言， [92] 顯而易曉，無待深辨。何休三世之說 [93] ，經近世公羊家之推演，則較為複雜。何氏謂孔子「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清康有為乃以《春秋》之昇平當「禮運」 [94] 之小康，而謂家天下者莫如文王，以文明勝野蠻，撥亂昇平之君主也。公天下者莫如「堯舜，選賢能以禪讓，太平大同之民主也」 [95] 。康氏又謂「《孟子》之義由子遊子思而傳自孔子。」然民貴君輕乃「孔子昇平之說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群龍無首，以為天下至治並君而無之，豈止輕哉？」 [96] 是又以無政府為太平大同，而「堯舜其猶病諸」，勢不得不降為小康昇平矣。康氏復推廣其說，謂：「一世之中有三世，故可推為九世，又可推為八十一世，以至於無窮。」 [97] 孔子既立「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而又「通三統」、「張三世」，以為無量世修正憲法之備。 [98] 故自康氏視之，吾人述孔子之政治思想，不本之《公羊春秋》， [99] 而認其與封建天下有密切之關係，誠不免有輕蔑聖人之嫌矣。 吾人慾明公羊家言三世之不足信，可於何休之自相矛盾一端見之，何氏於定公六年謂：「《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欲見王者之治定，無所復為譏，惟有二名，故譏之。」殊不知前乎此者，何氏於定公元年已謂《春秋》譏「定公有王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又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黜逐之恥」矣。後乎此者，何氏於哀公七年謂《春秋》譏魯國「侮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於哀公十二年又譏「哀公外慕強吳，空盡國儲」矣。凡此所譏，其重要皆遠過二名。而謂二名以外，無所復譏，其誰能置信。又如《公羊傳》稱「定哀多微辭」，董仲舒解之，謂世愈近則言愈謹，為安身之義。何氏亦謂：「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 [100] 然則《春秋》定哀之筆削大義為「文致太平」乎？抑「邦無道，危行言遜乎」？此又矛盾之說也。以今人之眼光觀之，公羊家之稱「微言」，跡近欺人，其言太平則意在阿世，故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公羊傳》謂孔子泣涕，曰：「吾道窮矣。」何休乃大放厥辭，謂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公羊傳》論《春秋》之旨，在「撥亂世，反諸正。」何休乃謂血書化白，為《演孔圖》「中有作圖製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知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於是孔子化為妖道，《春秋》純為漢作。如此論學，誠不如無書矣。何休之說既破，則康有為輩更勿庸置議。蓋舍舊籍之明文，立微言以騁臆說，則牽強附會，盡可成章，謂孔子為保皇黨、革命黨、虛無黨，均無不可，惟不足以為謹嚴之學術而已。 孟子謂「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莊子稱「《春秋》以道名分」 [101] ，是皆以《春秋》為孔子「正名」思想之所寄託，最能得其實情。蓋孔子欲因魯史之文，以存周禮，抑僭侈。故諸侯已稱王公而《春秋》書其本爵， [102] 周室早已衰微，而經文致其尊敬。 [103] 他如臣子弒君，大夫擅國，亦皆明著貶辭。 [104] 凡此「道名分」之義，《左傳》尚少發明，《公羊》、《穀梁》則言之至晰。而《公羊傳》於尊周之旨，反覆申詳，尤與孔子「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言相表里。如桓公五年《經》書：「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氏》僅記其事。《穀梁》謂為周諱伐同姓之國。《公羊》則曰：「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又如成公元年，《經》書：「秋，王師敗績於貿戎。」《左氏》第記其事，《穀梁》謂不言戰，莫之敢敵也。《公羊》亦謂：「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又如昭公十三年《經》書：「蔡侯盧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左傳》謂：「禮也。」《穀梁》謂：「不與楚滅也。」《公羊》則謂：「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此外如隱公元年之著「大一統」，「王者無外」，昭公二十三年之「著有天子」。此皆於封建政治衰亂之後，欲以正名之書法，維持周禮之形式。「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105] 吾人若屏除成見，就《公羊傳》之本文以觀之，則可知《春秋》之大義，亦孔子「愛禮」主張之一種表現，而一切「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既不見於「三傳」，尤非《經》文所有，殆悉出於漢人之依託杜撰耳。抑又有進者，孔子成《春秋》，欲正名以矯實，非於王綱解組之事實視若無睹，或予以否認。孔子殆知周禮之不能盡復於一旦，故每求其次，凡對封建制度有利之行為，雖不合於最高標準，亦加以相對之許可。於是諸侯稱霸，大夫執國，亦得蒙「實與」之辭。如僖公二年《經》書：「春王正月，城楚丘。」《公羊》解之曰：「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中略）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如宣公十一年《經》書：「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公羊》曰：「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中略）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中略）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 [106] 《公羊》所發明之意與《論語》孔子稱許桓公請討陳恆之言若合符節。康有為認《春秋》得孔學之全豹，《論語》則只見其一斑。自吾人視之，《論語》遍及仁恕忠信，禮樂政刑諸要義，《春秋》則僅闡發正名之一端。孰偏孰全，豈待深察。康氏此說蓋適與事實相反背。故從彼之說則揚大同，抑小康，擁《公羊春秋》以攻群經諸傳，持微言異義以壓古籍明文。取吾人之解釋，則孔子之道一貫，群書之義可通，所必廢者董何之曲學，康氏之託古而已。 公羊家之言既不足據，則吾人當承認孔子之政治思想具有顯明之時間性。其思想既以封建天下宗法社會之歷史環境為根據，則其內容雖不為此環境所囿，而亦不能與之相離。離晚周之歷史背景而言孔子之政治思想，恐不免如韓非所謂俱道堯舜，莊子所謂彼一是非，於尚論古人之工作，未必果有裨益。 何休《解詁》尚有《春秋》於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於太平世「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之說。此則較有依據，非出虛構。按區分民族，不外種類與文化之兩大標準。中國古籍中涉及民族之處，多著眼於文化之殊別。其就種類以分夷夏者不過有《左傳》「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及「周語」「血氣不治，若禽獸焉」之少數例證。孔子之論夷夏，則已廢棄種類之標準而就文化以為區別。就《論語》以考之，似孔子有四種不同之意見。子貢問管仲非仁者與。孔子答以「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明示夷狄不如中國而外之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隱寓夷狄可以同化之意也。「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此認夷夏雖殊方而同理也。「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107] 此謂夷狄之行偶或優於中國也。《春秋》之言夷狄，大體與此相印證。其內夏外夷之旨見於二《傳》者如隱公七年之戎伐凡伯，莊公十年之荊敗蔡師，僖公二十一年之楚執宋公，二十七年之楚人圍宋，成公十五年之會吳於鍾離，皆以夷狄犯中國而致貶辭也。 [108] 《公羊》於僖公四年召陵之盟謂：「喜楚服也。（中略）夷狄也而病中國。（中略）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意尤與「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相近。至於用夏變夷與中國失道之旨見於二《傳》者則如定公四年吳子救蔡。《公羊》曰：「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 [109] 又如哀公十三年魯會晉吳。《穀梁》曰：「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籍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此「夷狄進至於爵」，同化中國之說也。隱公七年戎伐凡伯。《穀梁》謂：「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此孔子所謂夷狄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若定公四年吳入楚。《公羊》、《穀梁》均謂吳人入楚肆淫，反於夷狄之道，故去其爵而「狄之」。又若昭公二十三年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公羊》曰：「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 [110] 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此又足征夷夏之分，繫於所行之事。荀行事先後不同，則夷夏亦無定界矣。吾人當注意，孔子以文化判夷夏，其意在用夏變夷。夷夏既因文化之升降而無定界，則均已失其種族之意義而成為文化之名詞。故孔子所謂「夷狄」，其含義略似近世所謂「野蠻人」，而非與「蝦夷」、「馬來」等同例。其所謂諸夏亦略如今日所謂「文明國」，而不指「黃帝子孫」或「中華民族」。吾人之解釋如不誤，則嚴格言之，孔子思想中未嘗有近代之民族觀念。 吾人如求其故，似可於孔子思想之本身及其歷史之背景中得之。中國古代之種族及文化，在較早期中，殆已發生混合之現象。列國之中頗有以中國而入於蠻夷，或淪於夷夏之間而復歸於中國者。吳、越、秦、楚皆其著例。 [111] 晉國「夏政戎索」，民則懷姓，地為夏虛， [112] 亦顯有混合文化之背景。至於周文化之本身，亦頗因襲夏殷之舊禮。夏殷較淺演，周則更完備。周初之政治家似曾企圖以其「監於二代」之制度同化多方之遺民，而得有部分之成功。夫言種類，則九州之民，同為黃膚黑髮，既交雜而難分，論文化則文野高低之程度遠近相殊，尚顯然而可辨。於是夷夏之別，遂漸趨向於以文化為標準，而純按同化程度之淺深以為定。故楚武王以黃帝之後而自稱蠻夷，舜文王以東西夷之人而行乎中國。 [113] 此皆由於棄種類而言文化之所致。孔子之夷夏觀即產生於此歷史環境之下。吾人若舍時代背景而論孔子思想之內容，則其仁者愛人、博施濟眾之學說亦有破除種界之可能趨勢。「君子修己以敬」，然後「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114] 。物猶所愛，何況夷狄之同屬人類。故「協和萬邦」、「蠻夷率服」 [115] 之理想，殆亦為孔子之所許可。惟夷夏有遠近之殊，行仁有先後之序。《公羊》謂《春秋》以外內之辭言夷夏，明王者一乎天下，「自近者始」，誠能得孔子之本意，較何休為更樸質近真矣。 [116] * * * [1] 孫星衍《孔子集語·事譜上》引《詩·商頌序疏》引《世本》謂宋湣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為華氏所逼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 [2] 同書引《潛夫論》志氏姓謂：「宋父生世子，世子生正考父。」又謂叔梁紇「為鄹大夫」。余略同《世本》。 [3] 《論語·子罕第九》，孔子自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4] 《孔子世家》。 [5] 《論語·八佾第三》：「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可見孔子有知禮之名而或疑之也。 [6] 分見《論語》「述而第七」、「陽貨第十七」、「子罕第九」、「先進第十一」等章。 [7] 《論語·子路第十三》。 [8] 同書「八佾第三」。 [9] 同書「衛靈公第十五」。 [10] 《左傳·昭公二年》（晉使韓宣子赴周觀禮時為前539年）。 [11] 《史記·孔子世家》，《荀子·宥坐》，《淮南子·道應訓》，《說苑·敬慎》。 [12] 《論語·子張第十九》。 [13] 《孟子·萬章下》。《史記》世家作「為季氏史」及「司職吏」。 [14] 同書「告子下」謂：「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史記》言由司職吏為中都宰，進為司空，再進為大司寇，攝行相事：馬驌《繹史》辨之，謂司空為三卿之一，三桓世為之。司寇為大夫，侯國不稱大，江永《鄉黨圖考》辨攝相乃相禮。魯相乃三卿，而季氏執政。《孟子》之言似較近實。 [15] 《論語·學而第一》。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3。 [16] 《左傳·昭公七年》載孟僖子將死（死於前524年）囑其子懿子及南宮敬叔從孔子學。 [17] 錢穆同書頁77。按孔子為殷遺民貴族之後，其弟子之中或亦不乏殷後，惟可確考者僅顓孫師。《禮記·檀弓》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四隅，殷士也。」 [18] 《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19] 同書「先進第十一」。 [20] 《論語》「公冶長第五」、「述而第七」。 [21] 《太炎文錄初編》卷二，「駁建立孔教議」。師氏以六藝六儀教國子，見《周禮·地官司徒》。 [22] 《國故論衡下·原儒》。 [23] 《論語·雍也第六》。 [24]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 [25] 《墨子·非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之家睟（財）以為□，恃人之野以為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荀子·儒效》：「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中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積足以掩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僻，舉其上客， 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也已。」《孟子·盡心下》載孟子之滕，館人疑從者竊屨，亦足見儒之見輕於世。 [26] Plato, Republic , 4736: 「Until, then, philosophers are kings, or the kings and princes of this world have the spirit and power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greatness and wisdom meet in one… Cities will never cease from ill …」 [27] 《論語·季氏第十六》：「孔子曰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集注》曰：「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參本書第一章此處注[8] 。 [28] 孔子於齊、魯、衛、楚均遭讒。《史記·孔子世家》。 [29] 魏文侯及齊威王均大夫僭國（威王乃始僭國田和之孫），文侯禮賢馳譽諸侯，開養士之風。吳起李克皆得見用。威王立稷下宮，招致學士，人材尤盛，為戰國時代學術之中心（按徐幹《中論·亡國》篇謂「齊桓公立稷下之宮」，則為田和之子）。此後則申不害相韓昭侯（景侯以大夫僭國，五世至昭侯），惠施張儀用事於魏（惠王），蘇秦「佩六國相印」，布衣卿相之風乃大盛。 [30] 《論語·憲問第十四》，石門晨門稱孔子語。 [31] 譚嗣同《仁學》下。 [32] 孔子事跡見《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子家語》。然近代學者以為多謬誤不可信。年譜有鄭環、江永、蔡孔新、夏洪基等所編。崔述《洙泗考信錄》於舊說多所校訂。此外尚多，不備舉。 [33] 分見《中庸》第二十八章及《論語·八佾第三》。 [34] 分見《中庸》第二十章及《論語·述而第七》。門弟子之言亦與孔子自道者相合。如子貢論夫子所學以文武之道為言。見本書第一章此處注[12] 。 [35] 見本書緒論此處注[37] 。 [36] 馬衡《中國之銅器時代》，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37] 《禮記·檀弓》：「死諡，周道也。」 [38] 《論語·雍也第六》。參《左傳·定公四年》。本書第一章此處注[17] 引，又《論語·子路第十三》，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上引《左傳》於分述伯禽封魯康叔封衛之後，謂：「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杜註：索，法也。）孔子之意殆指兩國之政皆因殷而化於周，非僅指二叔為兄弟也。 [39] 《禮記·禮運》：「孔子曰：於乎哀哉，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40] 同書「檀弓」：「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後氏之塈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後氏用明器（中略），殷人用祭器（中略），周人兼用之。」足見周制本雜采夏商。孔子所謂周監二代，信而有徵也。 [41] 胡適《說儒》謂相禮乃殷遺民之職業，孔子化殷儒之柔順為孔儒之宏毅，頗具特見。惜未申論孔子之政治立場。 [42] 《中庸》第二十八章。 [43] 《論語》分見「八佾第三」及「子路第十三」。書中他例尚多，可檢閱。 [44] 見《論語》「子路第十二」及「顏淵第十二」。景公聞孔子之對，發嘆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45] 同書「雍也第六」：「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集注》：「觚，棱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棱者也。」又引「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中略）故君而失君之道，則不為君。臣而失其職，則為虛位」。「六經」中明正名復禮之旨者尚多。如「禮運一」，自「魯之郊禘非禮也」至篇末「是謂疵國」，亦極明顯，可參考。 [46] 拙編《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一。Isocrates（436B. C.—338B. C.），「Areopagiticus 」， （Arcestral Polity）；Barker，Greek Political Theory ，pp.101ff. [47] 漢何休輩謂孔子「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又謂《春秋》有「三世」之義，以「所見之世」（昭、定、哀）「著治太平」，清康有為等引申之，謂孔子為萬世制憲。凡此均與「從周」之旨不合。然似系公羊家改制托古之論，未必有事實上之根據。本書作者於評吳康《春秋政治學說》（《清華學報》八卷一期）時已略辨之。本章於述「大同小康」時再當討論。 [48] 蔡元培謂仁乃「統攝諸德，完成人格之名」（《中國倫理學史》）。此最足表示其含義之複雜。 [49] 《論語·顏淵第十二》。 [50] 同書「雍也第六」。參《大學》傳十章「絜矩之道」。 [51] 孔子弟子中顏淵之成就最大。故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雍也第六」） [52] 同書「學而第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53] 同書「雍也第六」：「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集注》引程子曰：「博施濟眾，乃聖人之功用。」又曰：「夫博施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眾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眾也。」 [54] 如《詩·大雅·生民》稱后稷興農，「公劉」殖民，「緜」古公亶父立室家，「皇矣」文王伐密，「靈台」作台，「文王有聲」伐崇，宅鎬京，均不及仁義。《尚書·周書》「古文」言仁者，「泰誓」中「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之二三例而已。又《周書》「今文」記周之政事者，多注重於平服殷民，立政明罰諸端。如「洪範」（政綱）、「大誥」（伐武庚）、「康誥」（命衛康叔明刑）、「酒誥」（命康叔禁群飲）、「多士」（訓殷士）、「多方」（滅奄告多方）、「立政」（立制官人），凡此亦不言仁。梁啓超《儒家哲學》頁19已先為此說。阮元《揅經室一集》卷九，「孟子論仁論」：「仁字不見於《尚書》虞夏商者，《詩·雅》、《頌》，《易》卦爻詞之中，惟《周禮·大司徒》『六德，智仁聖義中和』，為仁字初見最古者。」 [55] 《論語·子張第十九》。 [56] 《商書·微子》：「微子若曰（中略）：殷罔不大小，好草竊奸宄。師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仇。」又「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沉酗於酒」。又《詩·大雅·盪》引文王數殷商之罪七端，不及嚴刑重法，亦可參。 [57] 《左傳·僖公二十二年》。《史記·宋微子世家》略同。 [58] 殷民族殆較周民族為質鈍忠厚。古籍所引愚人之故事，如守株待兔、揠苗助長之類，多出宋人，或以此歟。 [59] 分見《論語》「泰伯第八」及「衛靈公第十五」。 [60] 分見《論語》「公冶長第五」及「先進第十一」。 [61] 《論語·子路第十三》：「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學而第一」：「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大學》：「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62] Aristotle，Politics ，bk. I，Passim. [63] 《論語·季氏第十六》。 [64] 同書「顏淵第十二」：「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65] 分見《論語》「顏淵第十二」及「子路第十三」。以身作則之旨，已見於《詩》，如《小雅·角弓》：「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大雅·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66] 《論語·子路第十三》：「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衛靈公第十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67] 同書「子路第十三」：「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68] 同書「陽貨第十七」。 [69] 哲君於政事樂舞外，須習天文、算術、辯證、哲理諸科，見《國家論》卷六。 [70] 《論語》「雍也第六」及「季氏第十六」。 [71] 同書「顏淵第十二」及「為政第二」。 [72] 孔子於此略似裴恩。裴恩區分社會與政治生活，謂：「社會乃吾人慾望之產品，而政府則起於吾人之險惡。社會與政府均促進吾人之幸福。然前者積極，由聯合吾人之親愛，後者消極，由限制吾人之惡行。（中略）一為恩人，一為罰主。」又謂：「無論其處何境地，社會乃一幸福，而政府即在最優之境域中，亦只為一必需之禍患。」《常識》卷一，頁96。浦薛鳳《西洋近代政治思潮》，頁465。Thomas Paine（1757—1809），Common Sense ，1776. [73] 《論語》「陽貨第十七」及「八佾第三」。又孔子對子夏問《詩》，告以「繪事後素」，而許子夏「禮後」之說，亦矯正文弊之意。參《禮記·表記》：「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74] 見《周禮·大司寇》。《尚書·酒誥》謂：「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以死刑禁殷民群飲之習慣，殆亦刑新國用重典之一例。 [75] 《尚書·商書》中無君子之稱。《周書》中凡六見。「泰誓」，「西土君子」；「旅獒」，「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人力」；「酒誥」，「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召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無逸」，「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周官》，「有官君子」，皆純指地位。《詩》三「頌」均不用君子字。「國風」二「雅」言君子多純指地位。如《小雅·採薇》：「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集注》「依乘也」，程子曰「腓隨也」；「南山有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斯干」，「君子攸寧」，「乃生男子（中略），室家君王」；「巧言」，「奕奕寢廟，君子作之」。其兼指品位者，如《小雅·湛露》「顯允君子」，「豈弟君子」；「鼓鍾」，「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角弓」，「君子有徽猷」；《大雅·卷阿》「豈弟君子，四方為則」；君子為有位者之通稱。故上可以稱天子（《大雅·假樂》「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下可以稱臣下（《大雅·雲漢》「大夫君子」）；而其位或在「庶士」之上也。 [76] 分見《論語》「憲問第十四」及「陽貨第十七」。 [77] 均見《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78] 分見《論語》「公冶長第五」及「憲問第十四」。 [79] 見「憲問第十四」。《集注》云：「適之意蓋以羿奡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甚確。按孔子極不滿於當時之政治家。故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見《論語·子路第十三》。 [80] 見本章第三節。又《論語·為政第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意亦明顯。 [81] 《孟子·萬章上》：「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堯舜，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參閱本章第一節述孔子設教之目的。 [82] 分見《論語》「述而第七」及「衛靈公第十五」。 [83] 《論語·先進第十一》：「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中略）：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 [84] 同書「微子第十八」。參「泰伯第八」，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又「季氏第十六」，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85] 如楚狂、荷 、長沮、桀溺等。《史記·孔子世家》，鄭人謂孔子「累累若喪家之狗」。 [86] 如《論語·微子第十八》所舉微子、伯夷、叔齊等人。 [87] 此理荀卿言之至悉，下章當詳述之。 [88] 亦見《家語》，文與此小異。 [89] 《續禮記集說》引《黃氏日鈔》，《古今偽書考》及《戴記緒言》。 [90] 「仲尼弟子列傳」，按《史記·孔子世家》及此傳並不載蠟賓事。如「禮運」果為漢人偽托，或竟在史遷之後歟？ [91] 《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66。 [92] 《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93] 《春秋公羊解詁》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 [94] 《康南海文鈔》「禮運注」。 [95] 《孟子微》，「康文公為世子」條。 [96] 同書「序」，康氏於「民為貴」條，又謂：「此孟子立民主之制，太平法也。」 [97] 同書，「君子之於物也」條。 [98] 《刊布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題詞》。此本諸何休《解詁》哀公十四年孔子「豫知無窮」之語。 [99] 康氏謂《論語》乃曾子「一家之說，非孔門之全」（《論語注·序》）。然康氏亦重視《大學》、《中庸》，謂：「內聖外王，條理畢具，言簡而意賅者，求之孔氏之遺書，其惟《大學》乎？」又謂「孔子之教論莫精於子思《中庸》一篇」。見《大學注·序》及《中庸注·序》。 [100] 分見《春秋繁露·楚莊王》及《公羊解詁·定公元年》。《春秋》尊周不王魯之意，可參《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及「祭伯來」，五年「考仲子之宮」，莊公六年「衛侯朔入於衛」，僖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三十一年「四卜郊」，宣公元年「趙穿侵柳」，昭公四年「楚執慶封」，二十三年「天王居於狄泉」，二十五年昭公將殺季氏，及本章下文此處注[102] [103] [104] 至此處注[105] 所引。 [101] 「滕文公下」及「天下」。 [102] 如《論語》已稱「桓公」，而《春秋》書為「齊侯」。楚於魯桓公元年稱王，而《春秋》書為「楚子」。 [103] 如僖公二十六年晉文公召襄王而書曰「天王狩於河陽」。 [104] 如隱公四年公子翬以預弒隱公而削「公子」之稱。襄公十六年魯會諸侯於溴梁而書「大夫盟」。此外可參作者所編《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附錄二，（五）。按宋蘇軾《東坡續集》卷八有「春秋變周之文論」辯公羊不黜周，何休乃《公羊》罪人，可參。 [105] 《論語·八佾第三》。 [106] 宣公元年晉士伯因宋仲幾不肯城成周，《公羊》謂大夫專執，「實與而文不與」。《穀梁傳》於同類之事，稱之曰：「變之正。」如僖公五年齊桓公盟諸侯於首戴，襄公二十九年諸大夫城杞，昭公三十二年諸大夫城周，皆其例。 [107] 分見《論語》「憲問第十四」、「子罕第九」、「子路第十三」、「衛靈公第十五」、「八佾第三」。 [108] 《公羊》於會吳於鍾離曰：「《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109] 《穀梁》釋吳書「子」之故曰：「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 [110] 註：「詐戰者日，偏戰者月。」 [111] 《史記·吳太伯世家》：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奔荊蠻，「文身斷髮自號句吳」。「越王勾踐世家」：勾踐禹之後裔，封於會稽，「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楚世家」：楚黃帝之孫顓頊之後。殷之末世，「或在中國，或在夷狄」。楚武王三十五年伐隨猶曰：「我蠻夷也。」「秦本紀」：秦顓頊之裔居西陲，「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魏世家」：畢公高姬姓封於畢，其後絕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古籍載夷夏通婚事亦有其例。 [112] 《左傳·定公四年》。三家之中趙與秦同祖先，魏見注[111] 似均混合夷夏。韓則姬姓，或較純。《史記·韓世家》。 [113] 《孟子·離婁下》。 [114] 同書「盡心上」。 [115] 《尚書》「堯典」及「舜典」。 [116] 按《春秋》正名，前後有四種態度：（1）嚴守「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之原則，對一切非禮亂分之事皆加貶詞。（2）對於「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之霸政加以有限度之獎許。（3）大夫專政能行霸政之精神，以維持封建秩序者，亦加以允許。（4）夷狄能從中國，行霸政之精神者，進之於爵。此亦孔子思想與封建天下關係密切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