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之流派

第一節　歷史背景 昔人論先秦學術者，每有百家 [1] 九流 [2] 之稱。然就政治思想言，僅儒、墨、道、法四家足為大宗。此四者不特各有發明，自成家數，且能將晚周時代之主要思想態度，代表無遺。先就思想之態度言之。按周之封建天下， [3] 本為不完全之統一。 [4] 稍弛則為列國之分割，再進則為一王之專制。其政治基礎，實至不穩定。其所以能維持至數百年之久者，其政治原因在王室強盛，能執行禮樂征伐之大柄， [5] 其社會之原因則在宗法階級，以及農田等制度， [6] 當封建天下鼎盛之時，生活大體有序，上下守分相安，固不失為一太平之世。然而時遷世易，政治與社會均起變化，乃由安定以趨於騷動。夷（前894—前879）、平（前770—前720）、敬（前519—前476）三王之立皆假力於諸侯。威勢已衰，侵侮迭起。於是鄭人射肩，楚子問鼎， [7] 遂至諸侯兼併，陪臣執國， [8] 不必待赧王（前314—前255）入秦，而封建政治早已崩潰殆盡。封建社會主幹之階級制度亦與元後政治同時迅速傾圮。貴族淪為皂隸，賤人皆陵其上。 [9] 宗法井田，相隨消滅。 [10] 舊日維繫人心之一切禮俗均失去原有之意義，即無戰爭水旱所產生之痛苦，而人心搖動，文武締造之封建天下亦勢難久存。戰國競智角力之局面，更不啻為始皇盡掃除之工作。蓋戰國時期政治之最大特點為君權擴張。七國之君以地廣勢強，多僭稱王號。其尤能振作奮發者則國愈盛而君愈威。 [11] 上無元後之拘束，下無貴族之牽制。專斷之權，名實並具。富強為國策之主幹，君主為國政之中心。毀滅宗周，解散封建之政治離心力，至此竟轉化為促成集權專制之向心力。始皇之統一，不過因勢利導，以一王全局之專制，代七雄分地之集權而已。 [12] 在此由封建天下轉為專制天下之過渡時期，政治思想之可能態度，不外三種：（1）對將逝之舊制度表示留戀，而圖有以維持或恢復之。（2）承認現狀，或有意無意中迎合未來之新趨勢而為之張目。（3）對於一切新舊之制度均感厭惡，而偏重個人之自足與自適。就其大體言之，儒墨二家同屬第一類，法家諸子屬第二類，道家之老莊及一切「為我」之思想家，獨善之隱君子，即皆屬於第三類。若更進而略加剖析，則儒墨二家雖皆同情於封建，具有復古或守舊之色彩，然儒家從周尚文，觀點近於貴族，墨子背周 [13] 尚質，觀點純乎平民。就此論之，則墨雖同情於封建天下之政治制度，而其不滿意於宗法社會之階級組織則甚顯然。故二家之態度，實有重要之區別。孔子可稱宗法社會之聖人 [14] ，墨學則不啻世卿制度之反動。孟荀二子之思想則以生當戰國而較少從周之成分。孟猶近孔，荀稍近法。至於法道二家，其區別更為明顯。前者取君主之觀點而維新，後者為個人圖解放而消極。一為專制天下作先驅，一對衰亂政治提抗議。列表如次，以見四家態度之大概。 表一 抑又有進者，儒家思想或有殷文化之背景。 [15] 孔子為殷之遺民，人所共知，而亦孔子所自認。 [16] 魯為伯禽所封，然其地為殷之商奄，其民則殷之六族。 [17] 故孔子居宋冠殷之「章甫」，而三年之喪，學者或斷為殷之舊制。 [18] 凡此均足證儒學之淵源於周前。惟吾人若據以斷定孔子不從周，則又不可。蓋孔子之政治思想固顯然以承認現政權，維持周制度為出發點。其所授文學政治諸術。縱或有襲殷人舊制之處，然其大體必憲章文武，而以周禮為政制之典則。 [19] 且周監二代，因於殷禮。是周制之中，亦含殷制。 [20] 孔子從周，未必遂與殷道相反背也。 吾人若認定魯為殷民故地，則墨翟為魯人，殆亦有殷文化之背景。殷尚質而周尚文。墨家尚質，似承殷之餘緒，其不敢直言從殷而托之用夏，且間稱堯舜者，或由恐觸時君之忌，故以古學為隱蔽。其攻儒之繁文重禮，似以比較純粹之殷道，反抗混合二代之周政。 [21] 墨徒亦求仕進，其熱中之程度，不下於儒。然墨徒不棄賤人之職業，而儒者「四體不勤」，「不耕而食」 [22] ，雖不必從政，而儼然以士大夫自居。此亦二家相異之一端。墨家之生活情形既與儒不同，故其解放平民之方法亦大有差別。儒家承認宗法，僅求在世卿制度之外，另闢一布衣卿相之途。墨徒則直接攻擊門閥階級，大倡機會平等之「尚賢」主張。就此而論，則墨子之思想淵源於殷之尚質，較儒為舊，其打破宗法，適應晚周社會之趨勢，又較儒為新也。 道家之流或亦竟與儒墨同屬殷文化之系統。 [23] 《史記》載微子諫紂不聽而出亡， [24] 成王滅武庚後，封之於宋。「殷之遺民甚戴愛之」。又載箕子過故殷墟，為麥秀之歌，「殷民聞之皆為流涕」。《史記集解》引杜預曰「梁有箕子冢」，雖未必可確信，而宋梁之為殷民所聚，則殆無疑。莊周如為蒙人，則亦生殷民環境之中，而其本身或亦為殷民。楚雖與殷無密切之關係，然觀周太伯、仲雍奔荊蠻，似可推想殷民之不服順者多以南方為避世之樂土。老聃生於楚之苦縣， [25] 其背景殆亦略同莊周之宋蒙。老莊之消極思想，亦正與亡國遺民憤世之心理相合。 就上文所論，儒、墨、道三家似均有殷遺民之背景。其所持對周制之態度不同，故其學說亦分流而相互異趣。吾人如因此稱三者為舊學，則法學似可因其無殷文化背景而稱為新學。刑書刑鼎分出鄭晉。法術盛行，多在秦及三晉諸國。凡此皆與姬周有較密之關係，非如齊、魯、宋、衛之為故殷遺族所改封。 [26] 其偶有例外如管子或托始於齊，商鞅生長於衛，實居少數。故法家思想一洗中庸柔順和平謙退之風，而以尊君重國、富強進取為務。法家學說內容之價值如何，姑置不論。其所具之積極樂觀與開國氣象，則誠為其他各家所無。綜括上說，列表如次： 表二 若就四家思想之內容論，則立說互殊，各有創造，足以開闢宗風，定此後學術之流派。一曰人治派，儒墨屬之。儒家政治，以君子 [27] 為主體。君子者以德位兼備之身，收修齊治平之效。此儒家所持之理想也。墨子論政，亦注重賢人。天子以賢可而選立， [28] 百官亦量賢而任事。治亂之關鍵，繫於從政治國者之品性。此墨子所重視而與儒相通者也。然儒墨之間亦自有別。儒之君子頗帶貴族之色彩，其品格較偏重於宗法社會之道德。墨之賢人多為平民之身份，其品格較富於服務之精神與實用之技術。 [29] 前者重行為之動機，後者重行為之效果。故雖同以人為治體，而所假定為治之人則相異。二曰法治派，法家為其代表。申不害、商鞅、韓非諸人之立說雖各有其特見，然其論治體則無不以刑法為要素，與儒墨之人治恰相對立。法家思想之貢獻在說明賢人政治之不可恃與非必要，而明法飭令嚴刑重罰為最穩妥之治體。 [30] 法家每以刻薄寡恩見譏，正由其放棄人本政治之主張而專任物觀之械數也。人治與法治二派皆為積極之政治思想。其取消極態度而並與二派對立者則為道家所代表之無治派。老莊譏斥仁義，厭棄法令，去智寡慾，不尚賢能，而以自然無為為理想之治體。列表如後，以便比觀。 表三 第二節　地理分布 先秦學派又可按其發源之地域而區分。蓋列國之自然及社會背景不同，思想之內容因之互有差異，誠為意中之事。梁啓超分諸子為南北二派，以孔為「北派正宗」，代表鄒魯。正宗以外則管仲、鄒衍屬齊，法家諸子屬秦晉，名墨二家屬宋鄭。老子為「南派正宗」，莊、列、楊等皆屬之。許行、屈原則並為南派之支流。 [31] 其說頗有可取。惟正宗支派之區別，似無多意義。諸子出生之地域，亦有尚待斟酌之處。 [32] 茲略仿梁氏之意，按四家發源之地，作簡表如次 [33] ： 表四 吾人試觀上表，可見儒、墨、道三家發源之區域似均較法家為狹小。儒墨之魯不過北方偏東較小之一國。老莊之苦蒙亦不過楚之一隅及梁宋間之一邑。 [34] 而法家諸子宗邦之分布則幾達黃河流域之全部。蓋儒墨二家皆產生於比較特殊環境之中，其區域自不能甚廣。法家思想則與晚周時代之一般社會情形相應。故其起也異地同心，蔓延較遠。至於道家之消極思想本為對衰世之一種抗議，其興起似可不限於一地。然老聃雖為公認之宗師，其年代事跡至今猶有神龍不見首尾之況。《老子》一書果為開宗寶典與否，尚成疑問。其他道家及與道相似之名賢如列禦寇、陽子居、子華子諸人之宗邦均無可確考。若以彭蒙、田駢、慎到、接子、環淵及陳仲子、荷蕢、楚狂、長沮、桀溺 [35] 諸隱者並屬於齊物為我之一派，則其所在之地為趙、齊、衛、楚、蔡諸國，其區域亦頗廣大矣。 諸家分地發生之原因，今已無從考見。就大體推測，則周禮在魯自應為儒之故鄉。墨受儒之影響，且為宗法制度之反動，故亦於此出現。法家之發源地似以晉為中心，而衛鄭為附庸。衛國康叔始封為周司寇。既無周禮之背景，重法復為開國之遺訓， [36] 則應晚周之趨勢而發為商鞅之學，事亦可能。鄭介居大國之間，圖存之術，刑政長於仁義。 [37] 子產之褚衣冠，伍田疇已略近法家。而昭公六年（前536）之鑄刑書則直開任法之風氣。宜乎不出四十年而鄧析作竹刑， [38] 百年之後法家大師申不害復生於桓公之故封也。三晉之環境，尤適於法家之萌長。唐叔所受之法， [39] 雖未必為刑書，而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則鑄刑鼎矣。足見春秋之世，晉已有任法之風，與鄭相似。且晉離魯較遠，而與鄭秦接壤。洙泗之禮俗，自難被及。故優施教驪姬讒申生已有「為仁與為國不同」 [40] 之語。箕鄭對文公問復有「信於令」、「信於事」 [41] 之說。晉之再霸諸侯，一部分之原因殆可於此求之。加以公族世卿之衰亡，據現存之記載觀之，於晉似特為迅速。 [42] 及三家分晉，韓、趙、魏爭雄於列國之間，於是魏有李悝，韓有韓非，而學兼道法之慎到則出生於趙。管仲為齊人相桓公以定霸業，「而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 [43] 。法家思想，於此發端，事誠可能。惟《管子》一書，作者為誰，尚無確論。若乃戰國時人所偽托，則難據以斷定法家思想先見於齊矣。 四家異地產生之原因，以道家為最難探索。列楊諸子之國籍難考，頃已及之。以「南方氣候溫和，土地肥饒，謀生容易」，為產生「崇虛想，主無為」 [44] 一派思想之原因，似嫌過於抽象。蓋楚雖起於蠻夷， [45] 然「撫征南海，訓及諸夏」 [46] 。莊王問鼎於前，靈王圖霸於後。其國策政風固不與北方諸國相懸殊。如游觀有章華之台，刑書有僕區之法。申叔時論教太子，以書史典刑為訓。 [47] 隕公論君臣，嚴尊卑上下之別。 [48] 其義略近儒法，而實與道家清靜淳樸之學不相涉。若謂無為思想為苛政之反動，則「法令滋彰」 [49] 無過秦晉，而何以不為道家之宗邦乎？道家思想發源之原因不能於此尋得，已顯然可見。 儒、墨、道三家或有殷遺民之背景，上已述及。若據此以推論道家之淵源，似可得一較近情之假定。老莊生於楚宋，或為殷民之後，此外諸子思想行事之近於道家者，亦多生殷遺民散布之地。如齊有彭蒙（？）、田駢、接子、陳仲子。衛有荷蕢。蔡有長沮、桀溺。楚有狂接輿、環淵。楊朱之生地無考。觀其游梁之宋則或與老莊不遠。其不屬此範圍者有列禦寇或為鄭人，子華子或為魏人。慎到學在道法之間，則生於趙。據此不完全之史實以論，似齊之「為我」思想家較多，而楚宋所生者為最重要。楚宋所以為老莊思想宗邦之故，吾人於論四家背景時已加以推測。齊之多產道家，或半由殷遺民之心理，半由齊太公之教化。《史記》齊太公及魯伯禽世家之記載如可確信，則太公治齊「因其俗，簡其禮」，不強易殷民之習，與伯禽治魯「變其俗，革其禮」者操術大不相同。然則齊為「無為」思想發源之地，亦事之可能者。故昔人謂道家為南方之學蓋只就老莊言之。其實晚周「為我」思想之宗邦並不限於苦蒙之一隅也。 [50] 故道與儒墨或同有亡殷遺民之背景，然以所生宗國之政教禮俗不同，諸子之學說遂受其影響，而內容互異。 吾人如按政治背景，將諸子生長之各國分為「殷文化」、「周文化」及「化外」之三類，則先秦學派之地理分布可表示如下： 表五 說明：←→或←兼通道法，（　）學在儒法之間。 四家發源之地理分布略如上述。是傳播之情形亦有可考者。孔子去魯之後曾游齊、衛、宋、陳、蔡、楚諸國，終無所遇合。而「孔子弟子魯人為多。其次則衛、齊、宋皆鄰國也」 [51] 。孔子後學之知名可考者亦多生於魯之鄰國。其較遠者則多不為純儒。舉其弟子之較著者，如顏回、閔損、冉耕、冉求、宰予、言偃、有若、原憲、曾參、宓不齊、南宮括、公西赤、顓孫師皆魯人， [52] 卜商、端木賜、高柴為衛人， [53] 公冶長、樊須為齊人。 [54] 司馬耕為宋人，漆雕開為蔡人。 [55] 其後學之較著者，則孟軻鄒人，荀卿趙人。孟子弟子可考者少。如公孫丑為齊人，滕更為滕人，北宮錡為衛人，樂正克或為魯人。 [56] 凡此諸人除荀況外皆生近鄒魯之各國。荀卿思想有與法家相通之處。梁啓超謂其學屬於游夏之系統。 [57] 而韓非、李斯皆出荀門，則荀學固不純守洙泗之風。盡地力著《法經》之魏人李克復為子夏弟子， [58] 亦儒而入於法者。衛人吳起若果為曾子弟子， [59] 則尤為儒家之叛徒，有甚於荀卿之「大純小疵」矣（語見韓愈《論荀楊》）。至於傳授無考之楚人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 [60] ，似可為儒學南被之一例。然陳良學儒，不居荊郢，而必遠遊北方，殆以雖至孟子之時，孔學猶未盛於南方，故必須出國遊學，以與「北方之學者」相切磋。而其徒陳相，陳辛「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背之」，以從「南蠻 舌」之許行。在儒家視之，誠如沐猴而冠，旋踵棄去。亦足藉以測知儒為北學，不易移植於南方矣。複次，就孔子弟子及後學游仕之地域亦可推想儒學傳播之大概。《史記·儒林列傳》謂：「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下文舉子路、子張、子羽、子夏分居衛、陳、楚及西河四地。其餘則多見於「仲尼弟子列傳」。今按其可考者觀之，七十子之為師傅卿相者不過「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而宰予亦仕齊為卿」 [61] 而已。其大多數隱而不見，行蹤每不易考。若顏回、閔損、公晳哀之流殆多終老於魯。余則仕而不顯，且多為魯之家臣。如冉求為季氏宰，仲由為季氏及孔悝邑宰，言偃為武城宰，宓不齊為單父宰，高柴為費宰，卜商為莒父宰皆是。 [62] 後學之為師傅卿相者孔伋為魯繆公師，孟軻以鄒士為齊宣王卿為最著。若荀況為齊稷下學士祭酒，已與出仕有別。其仕楚亦未顯。《韓非子·難三》篇稱燕王噲賢子之而非荀卿，則或曾至燕而不遇。惟《楚策》謂「孫子之趙，趙以為上卿」，則或在其宗邦，曾仕至高位。余則少可考見。故就游仕所及之地而論，亦足證儒家為魯國中心之北方學派。 [63] 其越出魯衛區域而貴顯者，如李克吳起之於魏楚，皆非純儒。若卜商為魏文侯師，殆成例外，不足以影響上述之結論。 墨家傳播之區域似較儒家略廣。墨為北方之學，與儒相同。然儒限於北，墨獨南行，而北方所至亦遠。《莊子·天下》篇舉「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足見其盛。惜墨徒多無考，其宗邦可知者除上述三人外，屈將子似亦為楚人。 [64] 宋人有宋鈃、田襄子， [65] 鄭人有□翟 [66] ，齊人有高何 [67] 、胡非子 [68] 、縣子碩 [69] 、田鳩等 [70] ，秦人有唐姑果 [71] ，魯人有《墨子·魯問》篇所載戰死之弟子。故僅就墨徒之國籍觀之，已可見墨學散布，較儒為廣。墨徒游仕區域之可考見者於北為齊、衛、宋、秦、代與中山諸國，於南則楚越。如勝綽事齊 [72] ，項子牛、高石子仕衛 [73] ，曹公子仕宋 [74] ，謝子見秦王 [75] ，田鳩游秦，腹䵍居秦 [76] 。《呂氏春秋·應言篇》謂「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淮南子·人間訓》謂「代君為墨而殘」，此皆北方之墨者。其見於南方者有田鳩、耕柱、孟勝仕楚 [77] ，公尚過游越 [78] ，人數似較北方為少。然亦足征墨學之南行。所可異者，墨學雖未必果盈天下，如孟子所說，其傳播實視儒為較遠，而於墨子宗邦之魯，似反不流行。推原其故，殆由「魯秉周禮」，封建制度之遺風尚在，墨學背周，宜不易為魯人所重，故不能與孔門爭勝歟。 [79] 抑又有進者，墨徒游仕範圍雖廣，而所取得之政治地位則未優於儒，或竟遜之。如高石子仕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而言無行」，似為墨徒得位最高者。公尚過受越王命迎墨子，而墨子以不欲「義糶」辭之，耕柱子仕楚遺十金於墨子。勝綽從齊項子牛三侵魯地，權位似均未大。余則更如自鄶以下，無所作為。綜其情形，不獨遠遜申不害、公孫鞅、李克、吳起之得君任事，亦尚不及卜商、孔伋、孟軻之師友君相。此殆由墨學中非攻尚賢諸說既與舊日之宗法社會相違，復與新起之農兵國策不合，遂至進退失據，尚不如儒術之合文通治，足以偶動時君之聽。故陳義雖高，難於見用。此則關於世風時會，非由地域所限矣。 法家傳布之區域，就諸子游仕所至觀之，則秦為中心而韓魏次之。蓋申不害相韓。商鞅先仕魏而後相秦。韓非入秦未及用。李斯以楚人而相秦。若以李克吳起並附法家，則皆曾仕魏。 [80] 此人所共知之史實，無待剖析。惟秦重用法家，而法家諸子無生於秦者，似覺可異。此殆由秦之開化較晚， [81] 學術至戰國時猶未盛興。不特無法家，亦何嘗有儒學？故其用人，必取資異國。且秦無宗法貴族之習慣，而三晉之貴族早衰。吳起不能遂志於魯國，申商得大逞於韓秦，此似為其主要原因之一。 道家諸子之事跡難考，上已論及。其思想既取「損」之觀點，則其人自不如儒、墨、法之有意用世。故莊周卻楚威王國相之聘。 [82] 老聃果為周守藏吏，亦非執權任事之官。楊朱言盈天下而未仕。子華子勸韓魏勿爭地。 [83] 彭蒙、田駢並游稷下。它囂、魏牟之流均無仕宦之跡。其他隱居高蹈之士，更無待論。若僅就行蹤所至觀之，則道學似遍及南北。韓非《解老》、《喻老》之篇，更足見其影響在周末已深入法家之壁壘。蓋道家厭世之思想，本最闕少時間與空間之限制。傳播較廣，事無足異。綜上所述，吾人似可作如下之結論。儒家思想以魯國之歷史背景為依據，於四派之中最富地域之色彩。法家對七雄之當前需要而立說，最富於時間之意義。道家為我，超越時空。墨家承認封建之政治而攻擊宗法之階級，徘徊於新舊潮流之間而兩無所可，宜其不得致用於當世， [84] 不久而師傳竟絕。以視儒為二千年中帝王之學，道為衰國苛政永久之抗議，法亦助秦統一，開此後專制政體之新局，其成敗誠不可同日而語矣。 [85] 上述四家為先秦政治思想之主潮。此外尚有許行之農家與鄒衍之陰陽家。前者立君臣並耕之義，以平等破階級，後者倡陰陽五德之說，以世運定盛衰，影響於秦漢思想者尤大。惜文獻闕失，不能詳考其內容。持與四家比觀，則農為士族政治與儒家思想之反動，其態度略近於墨。 [86] 陰陽家「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 [87] 。所謂五德，蓋即五行。「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 [88] 。具體言之，則五德轉移又與制度相應。故曰：「政教文質，所以雲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也。」 [89] 足見鄒子之言乃通貫古今之一種歷史哲學。至其談天說地，則又近乎宇宙觀與地理學。是皆戰國末年一統前夕之創新學說。然陰陽家言似有與儒相通之處。《史記·孟荀列傳》述鄒衍之術謂「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此顯與儒學相近，而其政教文質用舍之說似復與孔子殷夏損益、周監二代 [90] 之意相通。孟子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91] 。亦一簡單之歷史哲學，殆與鄒子「主運」盛衰之術前後相呼應。至《荀子·非十二子篇》竟以「五行」之說為子思所唱而孟子和之。其說雖無明徵，然據以推想陰陽家與儒確有相近之處，則或不甚謬。《史記》又謂：「鄒衍睹有國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可見其立言之旨與儒不異。其為術之必「閎大不經」者，蓋由鄒子深感孔孟仁義之言，不足與富強之說爭席。故創為天談，退儒家之禹域為「神州」，縮時君之世運為一德，使聞者知天下之小而無足欣，國祚之暫而不足恃，庶可反躬修德，盡洗七雄貪暴之惡。《史記》以鄒子附孟子之後，而稱其言雖不軌，倘亦有伊尹負鼎相湯，百里奚飯牛相秦之意。然鄒術不行，竟同孟子。 [92] 史遷蓋亦暗許孟鄒同志而深嘆仁義之難用歟。吾人之說如不誤，則似可進而斷定農家或由墨學蛻變，陰陽似為孔孟支流。許行反儒而鄒衍則欲廣之也。《鄒子》四十九篇及《鄒子》終始五德五十六篇 [93] 雖已失傳，然僅就《史記》、《淮南》、《漢書》所載片段觀之，已足窺見其思想之閎肆瑰奇，可以救儒家末流牽拘庸近之弊。所可惜者時君既不能用其立言之微旨，其鄉人復假五德之術以媚秦。 [94] 而當秦漢之時，其學歧變，分為二支：一為方士之神仙，棄政教而游心於「赤縣之外」 [95] ，迂怪遂奪仁義之席。一為公羊家之三統，棄消息而說感應，仁義乃入於拘畏之途。 [96] 至於漢代陰陽家言，尤近乎迷信而不道，絕非鄒衍談天之本來面目。 農與陰陽之流派略如上述。其傳布之區域亦可概括言之。鄒衍生於齊，許行出自楚，故陰陽為北學而農屬於南。許行之滕而陳相兄弟自宋從學，是以南學而行於北，鄒衍見重於齊、梁、趙、燕 [97] ，則北學而顯於北。此外則無可考見。 第三節　交互影響 先秦諸子各立門戶，互相攻詆。如墨書以《非儒》名篇，孟子以拒楊墨為重。申商賤文學身行，老莊譏仁義法術。壁壘森嚴，似彼此之間絕無可以相通之處。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先秦學說既產生於大體相近之歷史環境中，各派之間豈能避免交互之影響。今據諸子學說淵源之較可考見者略論之。（1）墨子曾受儒家之影響。《淮南子·要略訓》謂：「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其禮煩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此說除墨子是否曾為孔子弟子，及墨學是否果純用夏政兩端，尚成疑問外，最能說明儒墨二家之關係。 [98] （2）法家思想一部分殆由儒學蛻變而來。李克為卜商弟子，商鞅受其《法經》 [99] ，韓非、李斯並出荀況之門。吳起仕魏，施政大有法家之風，而《呂氏春秋》謂其學於曾子。蓋儒家正名之義，施之於士大夫為禮，行之於庶人為刑。及宗法大壞，禮失其用，正名之旨遂浸趨於刑法。而儒學支流，一轉而為吳李，再變而為商韓，荀子之學則代表此轉變之過渡思想。 [100] （3）法家亦受道家影響。《韓非子》有「解老」、「喻老」。《管子》「心術」、「白心」等篇亦闡黃老之旨。 [101] 慎到尚法，申韓所稱。 [102] 而《莊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駢、慎到並為齊物之一派。《史記·孟荀列傳》則謂慎到、接子、環淵皆學黃老道德之術。故慎子之學兼承法道，略似吳起、李克之兼通儒法。此亦足證黃老與申韓門戶雖異而學術相通。（4）道家與墨家殆亦相通。宋鈃或為墨徒， [103] 故《孟子·告子下》載其非攻之志，《荀子·非十二子》篇與墨翟同舉，斥其「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之說。然《荀子·天論》篇謂：「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正論」篇謂：「子宋子曰：人之情慾寡，而皆以己之情慾為多是過也。」 [104] 又謂：「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鬥。」《韓非子·顯學》篇謂其「見侮不辱。」《莊子·天下》篇更稱其「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苛於人，不忮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凡此數端，皆與道家之旨相接近。吾人雖未必能據此以確定道家源出於墨， [105] 然宋子兼通二派，則似可能。蓋據宋老思想之內容推之，則由「非攻」轉為「不辱」，再進而為「守雌」，由「節用」轉為「寡慾」，再進而為「知足」、「日損」，誠為極自然之趨勢。然吾人應注意者，道家思想，在晚周時已不只一派。觀《莊子·天下》篇以彭蒙、老聃、莊周分列，即可概見。莊子一派與楊朱、子華子、它囂、魏牟等取捨不同，而均屬「為我」之思想系統。宋子之強聒天下，「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其根本精神，實與墨子兼愛為一脈。以比莊周之逍遙，不啻南轅北轍，絕對相反。惟漢人所稱「黃老」之術，以清靜寧一治平天下，立說不純主獨善自適，或與宋子有相應之處耳。（5）農家曾受墨家之薰染，陰陽似為儒之旁枝，上已說明，勿須複述。（6）諸子關係之最難定者，無過孔老。《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則謂「將問禮於老子」；其事之有無，至今無定論，而所記老子之言與儒學似無相近之處。惟《禮記·曾子問》載孔子從老聃助葬於巷黨所聞論禮之言，則與之相類。若據此說，似孔子曾受老聃之影響矣。茲綜括諸子學說傳授及影響大概，列表如下（表六）。 表六 說明：←示傳授　—示影響　=示同道 第四節　時代先後 吾人於結束本章之前，應一論各家時代之先後。今日文獻不足，此實為一甚難之事。然考證先秦學派之先後，其途有二：一為發源之先後，一為成立之先後。前者較為困難，後者略易著手。蓋諸子學說之來歷，秦漢時人已少明確之記載。如《莊子·天下》篇謂諸子承「古之道術」，《漢書·藝文志》謂諸子出王官之守，皆於時代之先後無所指示。又如《韓非子·顯學》篇稱儒墨「俱道堯舜」，《淮南子·要略訓》謂墨子背周用夏。此亦界限未明，不足為定論。至如道家托始於黃帝，許行溯源於神農，則尤難徵信，近於誣枉。若姑舍成說，而據現存之史料以考之，則儒學之淵源，似為最古而亦較易探尋。孔子政治思想之歷史背景，為周代之封建天下。然古代制度之紀錄，春秋時或未盡亡，孔子好古敏求，或有所見，故能言夏殷之遺禮，知三代之因革。而《詩》、《書》古史之中固含有政治觀念與原理，為孔子之所「竊取」。足見儒家思想之來源遠可推之三代，近則直本周禮，雖難確證，大致必不甚誤。法家來源，亦尚有線索可尋。李克撰次諸國法以為《法經》，此則諸國法即為任法思想之直接淵藪。其名目至今尚在者鄭有刑鼎，晉有刑書，楚有僕區之法，魏有大府之憲。 [106] 此皆晚周之產品，不如儒家所據文獻之古舊。吾人於上文又述及法家諸子多受儒術之事實，尤足證其思想之根本，起於儒後。墨子背周，亦顯出儒後。然其徵引《詩》、《書》，言稱堯、舜、禹、湯、文、武，略似儒者。兩家之取捨雖不同，其學術之根據則大體不異。吾人固無法證明墨學所據之文獻為墨翟之自得，或由尹佚所傳授， [107] 亦無法證明其得諸孔門之轉述。故就淵源而論，頗難確定儒墨之先後。 道家思想之發源，更費探索。太史公謂「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而「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 [108] 。此寓言托古之風，於老莊為尤烈。故儒墨之述古，其語或有可信，而道家自述之師傳，則殆多不可信。加以道家諸子之身世，可考者少。欲從此以推論其學術之來源，亦至不易。若就其思想之內容以推論之，則道家之基礎，至晚似已奠於春秋之末葉。《論語·憲問》章載孔子所斥「以德報怨」及「泰伯」章曾子所舉犯而不校之言，或即為老子守辱不爭之旨。《國語·越語下》載勾踐三年范蠡「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等語，即與《道德經》之旨相近。《禮記·檀弓》載孔子之故人原壤母死登槨而歌，則頗似莊子大宗師孟孫才母死不哀，孟子反、子琴張歌臨死友之事。而《中庸》記孔子對子路問強，有「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與「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相對舉。似當時南方風氣，固已與老學相合。若更以《史記·齊太公世家》所載因俗簡禮之呂尚，及《論語·微子》章所舉「隱居放言」之逸民虞仲、夷逸為道家之先驅，則就淵源論，老學之起，竟早於儒，亦未可知。史稱孔子問禮於老聃，此則不足據以斷定二家之先後。蓋其事之有無，姑不具論。即使確有其事，則執禮僅孔學之一端，而「檀弓」所記老子之言皆儀式之末節，殊難舉以證孔子思想之全部或其大體曾受老子之薰陶。吾人如采近人道儒均出殷民之說，此問題亦未必能迎刃而解。殷人思想之內容如何，今已難於考見。吾人所知者尚樸質，敬鬼神而已。儒重禮樂，道言天地不仁，其學均已變殷人之舊。除由其他途徑外，吾人誠不能斷定孰為先變，淵源較早也。蓋孔子從周，欲因周禮以解放殷民。老莊守辱，欲逃「周索」之拘束而致個人於自足自由之境。取捨雖殊，先後難定。抑吾人又當注意者，道家諸子之事，如果淵源於對周政不合作之遺民，則可推想老子之「猶龍」，莊生之「寓言」，與其他諸子之行跡難考，殆由其本人故布疑雲，以資韜隱，與儒墨之求顯名者大異其趣。史遷去古較近，於老子之為人已不能不為迷離恍惚 [109] 之辭。今日文獻更闕，誰能判此千古之疑獄乎！ 吾人若舍淵澤而考成立之先後，其事較為簡易。諸家之學，儒成於孔丘，墨成於墨翟，農成於許行，陰陽成於鄒衍。此四者皆各以一人之智力而開闢宗風，創建學術，吾人考其宗師生卒之時期，即可定其學派成立之先後。孔子生年有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及二十二年（前551）之兩說 [110] 。其卒年則為哀公十六年（前479）。墨翟生年，歧說尤多。其較可信者為（1）生於孔子卒前之十年左右；（2）生於孔子卒後之十年（前469）前後 [111] 。墨子享年殆約九十歲，其卒年可據以推算。許行生卒無可考，而與孟軻同時。鄒衍在孟子之後，其生殆當齊宣王之晚年。故四家之成立，儒最先，墨次之，農又次之，陰陽最後。道法二家，較難考定。蓋其學派之成非由一人，而諸子事跡每多沉晦。道家之列禦寇、楊朱、子華子、彭蒙等之書又經佚亡或偽亂。其流傳後世光大宗風者實以《老》、《莊》二書為主。若以此二者代表道家之成立，則莊周略晚於孟子，而《老子》成書，或在孔子問禮之後，或在莊荀著論之間。學者爭難，尚無定說。 [112] 其實兩說所假定之年數，相距約二百年。縱無確論，於研究道家政治思想之工作，影響不大。任取一說盡可成理。本書於道學之淵源，及老聃之降生，姑從舊說，假定其在孔子之前，《老子》成書，則從多數學者之說，假定其在《孟子》之後。法家之成立，似可歸功於申不害之言術與公孫鞅之刑法。申相韓昭侯與孟子同時。商相秦孝公亦與孟子並世。若以集大成之韓非為代表，則法家成立時期又當下移百年，至秦始皇十四年（前233）之前矣。本書此後敘述先秦政治思想按儒、墨、道、法之次序。蓋略依成立之先後，亦並圖討論之便利，非即於諸子之年代作確切不可易之定案也。茲將先秦各家政治思想成立之時期，表示如次： 表七　（諸子生卒依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附表第三） （著者附註）本章所述，多未定論，僅供讀者參考之資。 * * * [1] 見《荀子·成相》及《漢書·武帝紀》。《史記·太史公自序》有「六家」之說。 [2] 見《漢書·藝文志》。《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韓非子·顯學》均論思想流派，可參閱。 [3] 關於周代政治大概可閱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第一篇第二章。瞿同祖《中國封建社會》（1937），亦可參考。 [4] 古人論封建者以柳宗元為能得其實。柳謂商周之得天下皆借諸侯之力。事成之後，不得廢易。故封建由於勢不得已。見《柳河東集·封建論》。按夏殷以前紀載雖闕，若就《史記》觀之，則自黃帝以迄武王以征伐得天下者多為諸侯之一，得其他諸侯之擁戴而取得元後之地位。自秦始以一國之力，吞滅諸侯，開一統天下之新局。參閱《史記》卷一至四。 [5] 天子控制諸侯之方式不外巡狩與征伐兩大端。天子又命諸侯之強大者為方伯，得專征伐，以衛王室。晚周霸政即由此蛻化而出，故形式上仍由天子授命。如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伯，襄王十七年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顯王二十六年周致伯於秦孝公，皆其著例（均見《史記》卷四）。霸政為封建天下初步解體之明徵，再進則為戰國爭雄矣。參閱《周禮·秋官司寇》朝貢之形式。 [6] 《左傳·昭公七年》楚芋尹無宇謂：「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何非君臣。（中略）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封建階級之制，於此可見大概（桓公二年師服語可參看）。士大夫以上之階級為貴族，以下為庶人；為賤人。界限頗嚴，不易移動。故《左傳·襄公九年》子囊謂「商工皂隸不知遷業」，《國語·齊語》管仲謂「士之子恆為士」，「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農之子恆為農」。宗法之大概見《禮記》「喪服小記」及「大傳」。井田是否行於周代，尚無定論。其大意見《孟子·滕文公上》及「萬章下」。 [7] 分見《左傳》「桓公六年」及「宣公三年」。事在桓王十三年及定王元年。 [8] 如《公羊傳·定公八年》謂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 [9] 《左傳·昭公三年》叔向謂：「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降伯在皂隸。（中略）晉之公族盡矣。」《國語·晉語》犨竇九謂：「范中行氏不恤庶難，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難。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此貴族淪亡之例。《左傳·襄公十年》王叔之宰謂：「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定公八年」王孫賈謂：「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此賤人陵上之例。階級有關於封建天下之治亂，當時已有見及者。如《左傳·襄公十三年》載「君子」之言，謂：「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中略）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章炳麟《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社會通詮商兌」論宗法之變曰：「宗法統於所尊，其制行於元士以上，族人財產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上至世卿而宗子常執大政，所以拱柙其下者恃有政權以行其刑賞耳。七國以後執政者起於遊說乞食之徒，而宗子降為皂隸，政柄既去則不能號令其下，雖宗柄亦因以俱去。」 [10] 《公羊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國語·魯語下》「季康子欲以田賦」，可推知田制之變。 [11] 其中最著者如魏文侯用李悝「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強」（《漢書·食貨志》）。齊威王立稷下宮，招致學士，湣王與秦昭王各稱東西帝（《史記》卷四六「田敬仲完世家」）。秦孝公用商君「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居五年，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史記》卷六八「商君列傳」） [12] 顧炎武《日知錄》卷二二「郡縣」條舉例說明郡縣已起於春秋戰國之世，非始皇所創，足與此相印證。社會中之重要變革往往經長時間之醞釀。最後致之完成之境地者輒獨享其名（或獨受其過）。不僅始皇之於郡縣天下也。 [13] 《淮南子·要略訓》謂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是否用夏，下文當論及，其背周則無疑。 [14] 嚴復語，見《社會通詮》（1904）。儒家並非絕對擁護宗法階級制度。此與墨家比較言之。下章當申論。 [15] 傅斯年《周東封與殷遺民》及《胡適說儒》。均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按《漢書》卷十及六十七，成帝以梅福言封孔子後為殷紹嘉侯，亦認孔為殷後。 [16] 《禮記·檀弓》載孔子語謂：「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中略），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中略）予殆將死也。」 [17] 《左傳·定公四年》謂：「分魯公以（中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以法則周公，用即命於周。（中略）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參《史記·魯伯禽世家》。又《左傳·昭公九年》：「周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中略）蒲姑商奄，吾東土也。」《正義》引服虔曰：「蒲姑、齊也。商奄、魯也。」 [18] 毛奇齡（1623—1716）《四書 言》卷三「滕文公問孟子始定為三年之喪」，及《四書改錯》卷九「定為三年之喪」，均見《毛西河合集》。 [19] 其說詳下章。 [20] 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敘謂從甲骨文所載官名可推知「姬旦六典，多本殷商」。 [21] 三年之喪，如果為殷制，則墨徒攻之，似與此論不合。總之孔墨思想未必悉為一代之制度所範圍。吾人注目於其大體可耳。 [22] 《論語·微子十八》，荷 丈人對子路問夫子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孟子·盡心上》，公孫丑問孟子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 [23] 胡適《說儒》謂老子知禮遜行，乃殷遺民「儒」術之正宗。 [24] 《宋微子世家》。 [25] 《詩·商頌·殷武》曰：「維汝荊楚，居國南鄉。」又曰：「奮發荊楚。」《史記·楚世家》謂：「殷之末世（中略），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可見楚與殷之關係頗疏。苦原屬陳，為舜後，亦顓頊之裔，與楚同遠祖，並在姬周文化範圍之外。 [26] 成王弟叔虞封於唐，為堯後舊地。分晉之三家，韓之先與周同姓。魏之先畢公亦姓姬。趙與秦共祖。鄭桓公友始封在宣王二十二年，「和集周民，周民皆悅」。秦遠在西陲，其先為帝顓頊之苗裔。分見《史記》晉、鄭、韓、趙、魏「世家」及「秦本紀」。 [27] 梁啓超《先秦政治思想史》頁311謂：「一切政治由君子出，此儒家惟一的標識，遍征諸儒書而可信者也。」 [28] 《墨子·尚同上》。 [29] 然吾人應注意，墨子弟子雖多為平民而有頗熱中者，蓋其中事跡可考者殆皆游仕諸侯。「公孟」篇載「學期年而責仕於子墨子者」，尤可窺見墨徒之心理。孔子弟子之出身世族者不過三五人，其大多數皆平民，且隱居不仕，如顏回、冉耕等皆是。可閱孫詒讓《墨學傳授考》、《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 [30] 按中國古代法治思想與歐洲法治思想根本不同。其說見下第六章。 [31] 《論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飲冰室文集》七。楊幼炯之《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一章第三節似承用其說，惟以孔子為「北派之魁」，老子為「南派之魁」。「自道以至縱橫家、法家，各成流派」，又謂墨子生於宋，「故其學於南北各有所采」，則與梁氏異說。 [32] 如謂墨子為宋人。 [33] 人名之地域有疑或別屬者，置括弧中，以示區分。 [34] 姑從《史記》卷六三「老莊申韓列傳」集解及索隱說。按《漢書·藝文志》道家有「公子牟」四篇。注謂魏人。子華子亦道家代表。《莊子》「讓王」、「釋文」司馬彪雲魏人，《史記·孟荀列傳》謂田駢齊人。成玄英《莊子疏》謂彭蒙亦齊人，則道家亦出於北歟。 [35] 見《史記》「孔子世家」、「孟荀列傳」及《論語》「憲問十四」、「微子十八」。 [36] 按《史記》卷三七「衛康叔世家」，康叔為周司寇。《周書》「康誥」申「敬明乃罰」之義占全篇過半。是衛開國即有重法之背景，不必待晚周始由公孫鞅發明之也。又「康誥」以「往敷求於殷先哲王，用保乂民」，蓋衛乃紂子武庚殷余民故封，故不純以周禮治之歟。 [37] 《國語·鄭語》史伯對桓公問謂：「前華後河，主芣 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是可以少固。」後遂為鄭之國策。 [38] 均見《左傳》。 [39] 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40] 《國語·晉語一》。 [41] 同書「晉語四」。又《左傳·昭公二年》范宣子觀書於魯太史氏，始見《周禮》，足證儒家六藝未播於三晉。 [42] 參閱本章此處注[9] 所引及《左傳·莊公二十五年》「獻公盡滅桓莊之族」，宣公二年「晉無貴族」，昭公三年「晉之公族盡矣」。 [43] 朱熹《論語集注·雍也第六》「齊一變，至於魯」注。 [44] 楊幼炯《中國政治思想史》頁41。 [45] 楚武王（前703—前689）伐隨猶自稱蠻夷。《史記》卷四〇「楚世家」。 [46] 《國語·楚語上》，子囊語。 [47] 同上，仆區之法見《左傳·昭公七年》。 [48] 同書「楚語下」。 [49] 《道德經》五十七章。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208、342、394謂黃老起於齊，為儒墨用世輕生思想之反動，其說新穎，可參閱。 [50] 《管子》一書非出管仲之手，已成定論。然就其內容夾雜道法而論，似亦承太公「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之政風，而或為齊人作品。又漢初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見《史記·曹相國世家》），亦可見齊之多道家。 [51] 崔述《洙泗考信錄》。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56引。 [52] 曾參據《洙泗考信錄》，顓孫師據《呂氏春秋·尊師》，余據《史記》卷六七「仲尼弟子列傳」《集解》、《索隱》及《正義》。言偃，「列傳」以為吳人，崔述從《索隱》定為魯人。 [53] 均據《史記列傳集解》、《正義》。卜商，《檀弓疏》以為魏人。 [54] 《史記列傳集解》。《正義》以為魯人。 [55] 《史記列傳集解》。漆雕開，《正義》謂系魯人。 [56] 分見《孟子集注》「公孫丑上」、「盡心上」、「萬章下」及「梁惠王下」。 [57] 《儒家哲學》（《飲冰室全集》之一〇三）。韓李出荀門見《史記·孟荀列傳》。 [58] 《漢書·藝文志》儒家有李克七篇。班固注，子夏弟子。「食貨志」言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史記》「貨殖列傳」及「平準書」皆雲李克務盡地力，而「孟荀列傳」則作李悝。崔述《史記探源》謂「悝克一聲之轉」，實一人也，又子夏之門既有李克，其後學復有荀況，《論語·雍也第六》載孔子警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或孔子已知其學有變禮樂為刑法之傾向，與士大夫之儒學不合歟。晉人段干木高尚不仕，見禮於魏文侯，見稱於孟子，《呂氏春秋·尊賢》謂學於子夏，則與其他弟子異趣。 [59] 《呂氏春秋·當染》及《史記·吳起列傳》。傳雲「起相楚明法審令」，「要在強兵」。《呂覽·慎小》云：起仕魏「令民僨表立信」，與商鞅相似。惟劉向《別錄》謂吳起受《左傳》於曾申，與呂氏異。 [60] 《孟子·滕文公上》。 [61] 《史記·儒林列傳索隱》。惟按同書「仲尼弟子列傳」，宰我為臨淄大夫。 [62] 分據《論語》各章及「仲尼弟子列傳」，「列傳」記公晳哀謂「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足見孔門風氣。蓋戰國遊說之風尚未起，平民干國君，致卿相之事尚少見，而周禮在魯，入仕尤難，故干祿者不得不退就陪臣之位歟。 [63] 《禮記·禮運》：「孔子曰：吾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為儒學之故鄉，亦即封建制度之堡壘。 [64] 孫詒讓《墨學傳授考》。 [65] 《孟子·告子下》，宋鈃說秦楚罷兵。《荀子·非十二子》以墨翟、宋鈃並舉。宋鈃殆亦墨徒。田襄子見《呂氏春秋·上德》。 [66] 《莊子·列禦寇》。 [67] 《呂氏春秋·尊師》。 [68] 方授楚《墨學源流》頁137引梁玉繩說。 [69] 《墨子·耕柱》，《呂氏春秋·尊師》。 [70] 《韓非子》「問田」及「外儲說左上」，《呂氏春秋·首時》，《漢書·藝文志》。 [71] 《呂氏春秋·去宥》。方授楚《墨學源流》頁145謂墨徒國籍可考者齊人五，楚人四，宋、秦、鄭各一人。 [72] 《墨子·魯問》。 [73] 同書「耕柱」。 [74] 同書「魯問」。 [75] 《呂氏春秋·去宥》。 [76] 同書「去私」。 [77] 見此處注[70] 及《墨子·耕柱》，《呂氏春秋·上德》。 [78] 《墨子》「貴義」、「魯問」。 [79]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170之論可參。「墨子魯人，其行跡所到為楚、宋、衛、齊四國。魯雖宗邦，然以曾申子思為儒者大師，方見尊禮。魏文侯雖好賢，然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克、吳起皆儒者，故墨術沮焉。」按此可以解釋墨沮於魏而未必適用於魯。 [80] 見此處注[58] [59] 。 [81] 秦世通夷狄，至文公十三年（周平王十六年，前753），「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史記》卷五「秦本紀」。 [82] 《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83] 《呂氏春秋·貴生》。 [84] 墨學似曾見重於當代，見上引《淮南子·人間訓》。 [85] 此不過指出四家用舍之大概，不必即以成敗定優劣。 [86] 許行學說見《孟子·滕文公上》，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第一一三謂行即墨徒許犯學於禽滑釐。方授楚《墨學源流》頁143—144駁之，然謂許行深受墨家之影響。 [87] 《史記·孟荀列傳》。 [88] 《淮南子·齊俗訓》高注引《鄒子》。 [89] 《漢書·嚴安傳》。 [90] 《論語》「為政第二」及「八佾第三」。 [91] 《孟子》「公孫丑下」及「滕文公上」。 [92] 《史記·孟荀列傳》述孟子云：「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述鄒子云：「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下文以鄒之尊顯與孔孟之困厄相對照，言外似有譏鄒阿世苟合之意，最後乃以牛鼎許之，殆亦孟子「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之意。 [93] 《漢書·藝文志》。 [94] 《史記·封禪書》謂：「齊宣威之時，鄒子之徒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齊人奏之，故始皇採用之。」 [95] 同書又謂：「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96] 《史記·太史公自序》論六家要旨謂：「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404疑漢公羊家三統說出於陰陽，舉《漢志》有「春秋鄒氏傳」以為一證。其說甚當。 [97] 《韓非子·亡征》謂：「鄒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余國見《史記·孟荀列傳》。 [98] 同書「顯學」謂「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此亦可作二家學術相近之一證。然既曰取捨不同，則墨學亦自有其創造性也。 [99] 見此處注[58] ，如《史記·商鞅列傳》，鞅初見孝公說以帝王三代之語不誣，則鞅亦通儒術歟？ [100]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211—212謂商鞅相秦所行「李克、吳起之遺教為多」。又謂：「人盡謂法家原於道德，顧不知實淵源於儒者。其守法奉公，即孔子正名復禮之精神，隨時勢而一轉移耳。」 [101] 按《漢書·藝文志》，《管子》在道家。《隋書·經籍志》始列法家。 [102] 《漢書·藝文志》注。 [103] 梁啓超《墨子學案》頁160以宋為「正統派」。 [104] 《荀子·解蔽》亦謂「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 [105] 錢穆《先秦諸子系年考辨》頁342據宋老思想相同而斷定「道原於墨」。 [106] 分見《左傳·昭公六年》、七年、二十九年及《戰國策·魏四》。大府之憲，明董說《七國考》以為乃李悝以前魏國相仍之法。《尚書·虞書》之五刑未必為信史，且無任法之意，不足為法家之遠源。 [107] 《漢書·藝文志》墨家首列《尹佚》二篇。注謂尹為周臣，在成康時。江瑔《讀子卮言》卷二頁28采其說。 [108] 分見《史記·五帝本紀》及《淮南子·修務訓》。 [109] 「孔子世家」謂孔子「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老莊申韓列傳」謂老子見周衰，「遂去至關」，為令尹喜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又謂：「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又謂：「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按文帝在位當前179—前157年。 [110] 前說創自《春秋公羊》、《穀梁》二傳，後說始於《史記·孔子世家》。二千年中迄未定論。 [111] 汪中（1745—1794）《述學·墨子序》大意如前說。孫詒讓《墨子年表序》大意如後說。 [112] 《朱子語錄》謂「莊子後得孟子幾年」，似可信。《莊子》引老子言多不見今本《道德經》。《荀子·天論》已有評老子之語。故可推知《老子》成書或在莊後荀前。又《論語》、《墨子》、《孟子》均無攻《老子》之明文，雖非老晚之證，亦可注意。近代學者多主《老子》為戰國作品。崔述《洙泗考信錄》、汪中《述學》（《老子考異》）尤其著者。近人從其說者梁啓超、馮友蘭、顧頡剛、錢穆等。胡適則堅持老先於儒之說。參《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及《論學近著》頁103—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