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思想史 · 緒論

一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起點 吾國歷史，世推悠久。溯其遠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斷自晚周為始。此實勢有必然，非敢數典忘祖。三代以前，社會淺演，書契無征，固不待論。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創之中，學術思想殆亦方見萌芽，未能具體。況文獻不足，記載闕失，縱有學說，已難考見。孔子生春秋之時已嘆二禮無征。 [1] 《洪範》九疇雖或為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辭簡短。《商書》雖多為信史，而記載疏略。 [2] 至於殷墟甲骨貞卜契券之文字，雖可據以推想古代之制度， [3] 而究非學術思想之紀錄。凡此皆歷史家與考古家之重要資料，而就政治學之觀點論，殊覺其鮮裨實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國政治思想作較有統系之研究，至早只能以周代為起點。蓋吾國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雖不必從夏曾佑之說，謂「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 [4] ，然學術思想之為周人所創，則為至明顯之事實。 周代學術之大興，不在西周盛世，而在東遷以後之春秋末葉與戰國時代。 [5] 政治思想亦於此時突然發展，蓋自孔子以師儒立教，諸子之學繼之以起。「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 [6] ，持故成理之政治學說乃風起雲湧，蔚為大觀。吾人今日雖不能依據史實確斷其驟盛之原因，然就當時歷史環境之大勢，與乎文化進步之通則，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論。政治思想興於晚周之主因有二。簡言之，即社會組織之迅速變遷，與偉大思想家之適生其會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趨微弱。諸侯強大，「秦、晉、齊、楚代興」 [7] ，遂釀成春秋之局勢。封建制度既就崩潰，貴族之社會組織與生活亦同時發生變化。士族與庶人間之界限逐漸消失， [8] 貴族原有從政掌學之特權亦普及於平民。 [9] 史家所謂王官失守者，殆非虛構。且列國並存，相爭雄長。同文壹教之術猶未用世。思想自由，學無拘禁。處士得以橫議，「邪說」亦可大行。而國君圖強，每重才士。魏之文侯（前445—前396年在位），田齊之稷下， [10] 尤為戰國時代之著例。當此「天下無道」（語見《論語》），社會蛻化之際，不僅爭亂頻仍，民生困苦，而舊日所以維繫人心保持秩序之風俗制度皆動搖崩壞，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遠慮之士，對此巨變之原因與影響，自不免加以疑問批評，而提出抗議或補救之方。政治思想，於是勃興。上述種種情形，春秋已見其端，至戰國而更甚。 [11] 故思想之發展亦至戰國而始極。然社會環境僅為思想萌育之條件。苟無天資卓絕之思想家如孔、孟、莊、韓諸人適生此特殊之環境中，何能造成吾國學術史上此重要之「黃金時代」。故政治思想起於晚周，由於千載一時之機會。而吾人即以此時期為研究之起點，誠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 [12] 二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變之大勢 西人論吾國文化者每謂其偏於守舊。學者遂或疑吾國之政治思想亦歷久頓滯，古今不變。其實中國政論變化之劇烈迅速，雖未足與歐洲相比， [13] 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確經顯著之重要變化，且可循其變化起伏之跡，而將此二千餘年之思想史分為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創造時期　自孔子降生（前551）至始皇統一（前221）為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戰國時代，學者通稱之為先秦時代。 （二）因襲時期　自秦漢至宋元（前221—1367）為時約一千六百年。 （三）轉變時期　自明初至清末（1368—1898）為時約五百年。 （四）成熟時期　自三民主義之成立以迄於今。（三民主義之講演在民國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則在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以後居英之兩年中，即1896年與1898年之間。） 先秦為創造時期，其事顯明，無待贅說。然孔子自謂「述而不作」 [14] ，門人復稱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15] 。墨子「用夏政」 [16] ，而其言每兼稱堯、舜、禹、湯、文、武。 [17] 道法二家，推尊黃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諸國刑書為依據。 [18] 是諸子之學，悉有淵源，非盡出心裁，憑空立說。創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請釋之曰：創造者非無中生有之謂。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豈無政治觀念？古籍如《詩》、《書》所載天命、民本、禮樂、兵刑諸說皆經先秦各家所採用，而成為中國政治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舊說，原來既乏系統，含義亦較簡單。必分別經先秦大家之發揮董理，然後斐然成章，蘊蓄深遠，進為一家之學說。此融舊鑄新之工作，實無愧於創造。譬如工師建屋，木石磚瓦皆仰給於成品，固無礙於堂構一新也。複次，《漢書·藝文志》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 [19] 孔子從周，其教人之詩書六藝於諸子中殆最近官學。故章學誠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 [20] ，「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 [21] 。以此類推，則先秦政治思想已具體於春秋戰國之前，儒、墨、道、法之學乃因襲而非創造。 [22] 此論雖能成理，然不必與吾人之說相悖。請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雖以成王周公之制度為根據，然非墨守成規，舉先王之政以為後生之教。必於舊政之中，發明新義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後七十子乃心悅誠服，奉為宗師。若其僅傳周公之政典，「符節匢合」，毫無損益，則詩書六藝，當時既為官書，文武方策之政未經秦火，周魯所藏，得觀者豈僅孔子？ [23] 《左傳》所載春秋士夫言談中能稱引《詩》、《書》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學必以孔子為宗乎？吾人如謂孔子就文武之成規，加以自得之創造，而以之為設教立言之資，似較近情理而易通也。雖然，吾人認先秦時期為創造，尚有一最重要之理由，為上文所未道及而應注意者，則無論諸子學說之來源如何，其本身實「自我作古」，開後學之宗派。秦漢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雖不乏新意義、新內容，而其主要之觀點與基本之原理，終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範圍。必俟明清海通以後，外學輸入，然後思想為之丕變。故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論，先秦時期則不能不認為全部工作之起點。其所占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總之，先秦思想，對春秋以前為融舊鑄新，對秦漢以後為開宗立範，創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於大誤。 先秦之創造，不由憑空杜撰。秦漢以迄宋元之為因襲，亦非悉出模仿，步趨古學，而絕無進展與改易。始皇併吞六國，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為郡縣，創二千年專制一統之政體。社會之環境既殊，則先秦百家競起，各創新學之盛況，自亦難於繼續維持。同時正以環境不同之故，秦漢以後之思想家雖因襲前人之觀念與名詞，而政治之對象既已迥異，則其所持觀念之內容，與所用名詞之含義，亦勢不能與古人悉合。故嚴格言之，秦漢以後之政治思想不必有變古之名，而每有變古之實。吾人以此期之思想遠不如先秦之富於創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無意於創造，因以「因襲」稱之，非謂此千六百年之政論悉守晚周之舊也。抑吾人更須注意，先秦諸子，各立門戶，辯生末學，相攻尤烈。如孟拒楊墨 [24] ，荀非十二子 [25] ，墨氏譏儒 [26] ，莊生評騭諸家道術 [27] ，此皆最著之例。當時雖意在尊師說，息異端，然不過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勝負。正如群雄角逐，未知鹿死誰手。及至秦漢各家後學相攻已久，接觸已多，於是互相折衷調和，而浸有學術混同之趨勢。放棄門戶之見者遂成雜家之學， [28] 堅持門戶之別者亦參采異端，以與師說相糅合。參合之限度不同，故學說之純駁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漢學術每呈下述之二態。一為學派之名號猶昔，而思想之內容有異。二為一派之中間有分支，而數派之間反相混合。 [29] 自此以後，先秦學派之能繼續存在者，雖尚壁壘森嚴，而所守者不過舊學之主旨。其變易之尤甚者或至體貌不殊，而精神迥別。然既仍互相爭辯排斥，則其求勝之心，無異於古人。政治統一之後，專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統一。始皇「以吏為師」，武帝推尊儒術。此種「別黑白而定一尊」之辦法，未必遂能消減諸家爭勝之心，使其相攻，趨於和緩。故秦漢以後為學術內容調和之時期，亦為學術派別決戰之時期。秦亡後之千餘年中，各派相爭雄長，隨歷史環境之轉變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後衰， [30] 或既廢而復興， [31] 或一時熄滅而不再起， [32] 或取得獨尊之地位而不能壟斷全局， [33] 或失去顯學之勢力而仍與主潮相抗拒。 [34] 思想之內容雖隨時代而屢變，其大體則先秦之舊。絕對新創之成分，極為罕見。 因襲時期政治思想潮流衝擊之大勢，簡言之，乃中國學術上之長期內戰。其交戰之團體為中土固有之學派，其爭鬥之利器為先秦舊創之學說。千六百年中僅南北朝時代佛道二教關於致敬君父，分別夷夏等問題之爭辯為異域思想參加戰爭之例外事實。然為期甚短，對思想進展之趨勢，未有顯明之重要影響。學術內戰之結果，雖非政治思想之全部停滯，然中國君主專制之政體，自秦漢開端，此後殊少改變。先秦思想既以社會環境之劇變而驟興，秦漢以後之思想亦以社會環境之變動較少而缺乏創造之成分，此誠一極自然之現象，毫不足異。苟非明清時代西洋之武力與文化藉海通而相繼不斷侵入中土，恐政治思想之因襲時期或不能至宋元而終止，其轉變時期亦未必至明清而到來也。 吾國政治思想轉變之直接原因為外力之刺激。佛教東來，開異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亂華，露異族入主中國之兆。然二者雖促成政治、社會、宗教、哲學各方面之騷動與進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轉變。蓋佛教為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極出世之人生觀又適與老莊思想有相近之處。其不能對政治思想有所貢獻，亦意中事。至於晉代亂華之諸胡，其文化均低。占據中原以後，文化則自動「用夏變夷」 [35] ，政治亦不能越出建號稱王之故智，尤不易有促動思想轉變之能力。必俟明清時代海通之後，歐洲之高度文化隨傳教士而播於中土。加以閉關自守之局既破，昔日大一統之「天下」突然變為世界上列國之一。而積弱之餘，更屢為外國所侵侮。如此空前巨變，自不免激起思想上之革命。此殆為轉變時期見於明清之主要原因。再則蒙古入主中國，約一百年。人民備受異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義禮樂，法家之尊君重國，明法飭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無為，以及一切中國固有之政理治術，均經歷史之事實證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則窮極生變，明清政治思想自不得不另闢途徑，向新方面以前進矣。 轉變時期雖包括明清兩朝之五百年，然明代以至清初不過略見轉變之端。除舊更新之大轉變，直至晚清，然後發動。蓋明清之初，遺民志士以反抗異類政權而發揮種族思想，一變傳統思想中之大同主義。中明以後陽明學派以反對宋明理學之桎梏而發揮自由思想，亦圖衝決網羅，肅清尊古守舊之結習。凡此雖具重大之意義，明示轉變之方向，然其本身所據觀點與所含內容，仍自舊學中蛻化而來，終不脫前人之窠臼。雖知革故，未逮鼎新。及至太平天國崛起，始本基督教義，參以民族思想而產生吾國空前之思想轉變。此後則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無論其所持之主義為何，其受西洋思想之直接影響，而與二千餘年傳統思想相對抗，則不謀而合。吾人斷不可因新思想中每接受舊學說之一部分，遂疑其仍與先秦以來之「道統」完全一貫，良以清季維新及革命思想家之採用舊說，皆按自立之標準。其採用一家之言，非以其為古聖先賢之說，而以其適於現代國家之用。權衡在我，取捨從心 [36] 。思想自主之風氣，殆為先秦以後所創見。 辛亥革命，思想為轉變時期之結局，亦為成熟時期之起點。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五權學說融會古今，貫通中外，運獨到之特見，集一代之大成，不僅樹革命之理論基礎，而立國之根本大道，亦於是完成。二千餘年之政治思想，至此乃臻成熟之境。 三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之歷史背景 上文就二千餘年中思想演變之大勢，而分為四期，雖不盡妥，或無大誤。吾人又可就思想之歷史背景而劃分為下列之三時期： （一）封建天下之思想　包括春秋及戰國時代，與上述之「創造時期」相當。 （二）專制天下之思想　包括秦漢至明清之二千年，與「因襲時期」及「轉變時期」之前大部分相當。 （三）近代國家之思想　包括清末戊戌維新時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與「轉變時期」之後部及「成熟時期」相當。 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變之大勢而分期。吾國政制自商周以來，凡經三變。商周之際，部落社會 [37] 漸進而成封建天下， [38] 此為一變。始皇併吞六國，劃天下為郡縣，定君主專制之制，此為二變。晚清失政，民國開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終止，此為三變。段落分明，早為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劃分政治思想史之時期，誠極自然之事。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不發生於周代極盛之時，而興起於就衰之後，上文已略述及。故先秦之思想均以封建天下為其背景，而不必悉以之為對象或理想。試舉諸家之著者言之，如孔子「從周」 [39] ，其思想以封建天下為背景而兼理想者也。孟子百里可王，天下定一 [40] 之說雖不尊周，而亦未否認封建之理想。墨子「非攻」實為對戰國侵伐兼併之抗議，其「尚同」之說明揭「國君」、「家君」 [41] 壹義之事，則亦純然為封建天下之思想。道法二家，與此相異。老子近乎放任主義，莊子近乎無政府主義，二者皆消極對晚周政治作激烈之批評，而提出缺乏歷史根據之自由社會為理想。法家如商鞅韓非諸人則承認戰國七雄爭長之實際情形而發為富國、強兵、尊君、重令之學說。其思想之背景既非盛周之封建，其理想又傾向於嬴秦之專制。故諸子之中儒墨擁護已就崩潰之封建天下，法家預想行將出現之君權一統，道家則否定歷史上之一切制度。 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以秦漢至明清之制度為背景。先秦諸家各視其本身能否適應此歷史之新環境而決其宗派之盛衰，儒家適應之力最強， [42] 故其道統最長遠，實力最雄厚，非任何宗派所能及。法家思想雖傾向於專制，且事實上為嬴秦統一之基礎，似應大盛於專制之天下。然申韓之學自李斯致用之後，其法令名實諸旨漸已成為實用之治術，終止學理上之發展，而其君臣守法，「令尊於君」 [43] 之要義則與君主專制政體之精神根本衝突，尤難為人所接受。故秦漢以後，雖間有法家之言，終不能預於顯學之列，足與儒家相抗衡。專制政體得先秦法家之助而長成，乃旋即棄之不顧，使歸於微弱，縱非梟食其母，亦似得魚忘筌（語見《莊子》）。專制天下之亂多治少，恐此為原因之一。墨家本與儒家同為封建天下之思想，而不能如儒之善變。加以「其道大觳」 [44] ，「若燒若焦」 [45] ，又不似儒家具有詩書禮樂、五行三統諸術，上足以「合文通治」 [46] ，下亦可粉飾太平。故秦漢以後，宗風頓息，終專制天下二千年中遂成絕學。 [47] 道家思想之時間性，較諸家為最少。其消極之態度始終大體一貫，未曾因封建天下之改為郡縣而有根本之改易。故除在極短之時間，曾為朝廷所採用，取得獨尊之地位 [48] 以外，老莊政治思想為專制天下時期反對專制最徹底之抗議，與儒家思想對立，略如野黨之於朝黨。每值盛世承平或方衰而未亂之際，則儒勝而道微。紀綱崩壞，生民困苦，則無為無君之思想乘機興起。直至宋元以後，專制政體之發育達於極點，然後此抗議之聲始趨消息，而政治思想之中不復有獨立之道家宗派。綜上所述，足見專制天下時期政治思想之主要趨勢有三：（1）儒家思想由擁護封建制度一變而擁護專制政體，成為二千年中之正統學派。 [49] （2）儒家勢盛，而法墨同歸失敗。（3）儒道二家隨社會之治亂，互為消長。 [50] 封建與專制兩時期之思想有一共同之特點，無論其內容如何，均以「天下」為對象。其所異者封建天下為合法之分割，專制天下為絕對之一統而已。天下觀念之含義略近歐洲中世初期之世界帝國。其理想之範圍，至為廣大。古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51] 者，最能表示此點。故嚴格言之，「天下」時期之一切政治關係皆為內政，而無國際間之外交。至封建改為專制，則並春秋時代，形似外交關係之聘吊盟約，亦完全歸於消滅。周秦以後，四夷時與中國為敵，甚至侵占中原，僭竊神器，事實上否定天下之觀念。然而自漢以來，論治夷政策者，仍多襲「四海一家」、「安內柔遠」一類之傳統思想。 [52] 其尤荒謬可笑者，如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臣馬加特尼 [53] 之來，所乘舟車皆令懸英吉利朝貢之旗。覲見皇帝，強之行跪拜禮。高宗與英王之敕書復有「傾心向化」、「航海來庭」等語。此皆明白表現國人根本缺乏國際觀念之事實，而推原此政治唯我論 [54] 之由來，天下本位之思想殆應負一部分之責任。複次，專制天下之思想，頗有大同主義之傾向。忽略族類之區分，重視文化之同異。 [55] 其結果遂致二千年間，中國勢盛，則高唱「用夏變夷」之理論，外族入主，則遷就政治屈服之事實。只須征服者行中國「先王之道」，同化於我，則北面稱臣，承認異類之政權，亦毫不愧恨。民族思想發育不良，此為專制天下思想之又一結果。 綜上所舉各端，一言以蔽之曰：缺乏近代國家之觀念而已。近代國家之品性為何，雖無絕對之標準以資判斷。然按世界各國政治經驗之通例言，則所謂近代國家，至少具有下列之數特點：（1）樹立民族自主之政權。（2）承認列國並存，彼此交互之關係。（3）尊法律、重製度，而不偏賴人倫道德以為治。上述三端歐洲主要之國家在15世紀以後已粗具輪廓，迅速發展，至16、17世紀而大體成熟。吾人若就18世紀以後之情形論，則（4）擴充人民參政權利一端亦可認為近代國家特點之一。 [56] 此四種品性，吾國當專制天下之時期固完全缺乏，即在封建天下之分割時期亦僅略有痕跡，似是而非。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醞釀衝激不能產生近代國家之觀念，此實歷史環境之所限，不足以為前賢病。亦猶歐洲古代思想家之注目於市府，中世之醉心於帝國，必至近代，然後有民族國家之理論也。 歐洲近代國家之發生與長成，先於中國者數百年。以開國之遲早論，則我老大而彼少壯，以政治演化之程度論，則彼先進而我晚成。兩者相值，強弱立判。明季清初，西洋教士雖已東來，國人尚狃於專制天下之結習，對其所傳來之西學，未發生普遍之影響。必經辛丑、庚申、甲午、庚子諸役喪師辱國，然後朝野人士始漸覺專制天下之舊制度舊思想不足以圖存。於是效法西人，維新變法之議大起。歐美近代國家觀念乃傳入中國，與傳統思想互相爭鬥，局部調和。離陸璀璨，蔚為大觀。先之以戊戌維新，繼之以辛亥革命。至孫中山先生集全局之大成，而吾國政治思想之第三期於是正式開始。 吾人就不同之觀點，試擬兩種之分期，其結果竟大體相符合。足見所擬雖未必盡善，而大致不誤，則可斷言。本書下文即按此分期，將二千餘年之政治思想史，次第作扼要之敘述。 * * * [1] 《論語·八佾第三》。 [2] 王國維《古史新證》認《商書》除《湯誓》外皆真，《周書·洪範》可疑。 [3] 參周傳儒《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 [4] 《中國古代史》頁29，孔子謂：「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又謂：「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是不以周為新創。 [5] 平王元年遷都洛邑（前770）。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前722），終於哀公十四年（前481），戰國時代之起迄尚無定說，姑以春秋終止以後，始皇統一以前之259年當之，即敬王四十年至始皇二十六年（前480—前221）。 [6]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詩教上」。 [7] 《國語》卷十六「鄭語」。《史記》卷四「周本紀」亦有同樣之記載。 [8] 如《左傳·昭公三年》載晉國「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又如寧戚飯牛而見用於齊桓公，百里奚貧賤而事秦穆公。 [9] 孔子「有教無類」以詩書六藝授人，首開學術普及之風。 [10] 魏文侯立於周貞定王二十四年（前445），齊威王立稷下宮，設祿招士，當在其即位之初（前356）。宣王時（前319—前301）稷下復盛，達「數百千人」（《史記·田齊世家》），「喜議政事」（《新序》），至湣王時（前300—前284）乃解散。 [11] 顧炎武《日知錄》卷一三「周末風俗」條謂：「春秋時猶敬重禮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尊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此述春秋戰國之變頗為明晰。劉向《戰國策·序》亦謂：「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損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王侯，詐譎之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仿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並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可見周末社會之大概。 [12]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及《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二篇一章，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一章二節，均論先秦學術之起因，可參閱。 [13] 作者所編《中國政治思想史參考資料緒論》第一節中略論中西政治思想之異同，可參閱。（見本書附錄） [14] 《論語·述而第七》。 [15] 《中庸》三十章。 [16] 《淮南子·要略訓》。 [17] 汪中《述學·墨子後序》。 [18] 《晉書·藝文志》謂：「律文起自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中略）商君受之以相秦。」 [19] 諸子學說來源，此後於分述各家時當略論之，茲不贅及。 [20] 《文史通義》卷一「易教上」。 [21] 同書卷二「原道上」。 [22] 例如江瑔《讀子卮言》卷二頁28謂：「墨子之學出於史佚。（中略）史佚有書二篇，漢志列於墨家之首，且謂周臣在成康時，則由史佚歷數百歲而後至墨子。未有墨子之前已有墨家之學。」 [23] 《左傳·昭公二年》載晉韓宣子觀書於太史氏，謂「周禮盡在魯矣」。 [24] 《孟子·滕文公》上、下。 [25] 《荀子·非十二子》。 [26] 《墨子》「兼愛」、「節用」、「節葬」、「天志」、「明鬼」等篇。 [27] 《莊子·天下》。 [28] 《呂氏春秋》為最重要之代表。（雜家為門派之一，非諸家之雜，見《漢書·儒林傳》）。 [29] 姚舜欽《秦漢哲學史》第二章謂秦漢哲學乃混成，頗有見地。 [30] 如法家之在秦漢，儒家之在漢魏。 [31] 如道家之在魏晉。 [32] 如墨家之在漢代。 [33] 如儒家之在漢代。 [34] 如道家之在漢代，儒家之在魏晉。 [35] 《晉書》卷一〇五「載記」五「石勒傳下」。 [36] 維新思想家中康有為似為例外。蓋其主張變法，每托《春秋》三世之義，稱孔子為萬世制憲，確不免守舊之嫌疑。然《孔子改制考》謂先秦百家之學悉出新創，孔子亦改制托古著為「六經」。或康氏本人亦竊取改制托古之義。又《大同書》之理想雖出於《禮運》，實多與西洋學說相合。 [37] 徐協貞《殷契通釋序》據甲骨文推定殷前半紀為「混亂部落社會」，後半紀為「王朝部落社會」，可參閱。 [38] 周代封建概況可參閱《史記》卷四「周本紀」。 [39] 《論語·八佾第三》，《中庸》第二十八章。 [40] 《孟子·梁惠王上》。 [41] 《墨子·尚同》中、下。 [42] 《荀子·儒效》篇謂儒者「持險應變典當，與時遷移，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 [43] 《管子·法法》。 [44] 《莊子·天下》。 [45] 《荀子·富國》。 [46] 同書「非十二子」。 [47] 清末譚嗣同《仁學·自序》謂墨學乃其思想來源之一，然未嘗認為復興之獨立宗派。 [48] 西漢初年迄文帝之世，黃老曾一時大行。 [49]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頁256，論專制君主之心理曰：「綜（秦皇漢武）兩君生平而論之，其行事皆可分為三大端。一曰尊儒術，二曰信方士，三曰好用兵。（中略）蓋皆專制之一念所發現而已。其尊儒術者，非有契於仁義恭儉，實視儒術為最便於專制之教耳。開邊之意，則不欲己之外別有君長，必使天下歸於一人而後快意，非今日之國際競爭也。至於求仙，則因富貴已極，他無可希，惟望不死以長享此樂。」於儒術與專制之關係，言之至確。 [50] 儒家孟子一派注重民本之旨，與秦漢以後傳統儒學之關係，略有似道之與儒。每當君國暗危之際，孟子一夫可誅，保民而王等說，輒起與無為無君之思想相呼應。 [51] 《詩·小雅·北山》。 [52] 公羊家最能代表此種態度。如成公十六年鍾離之會，《傳》文云：「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53] Macartney，參《清朝續文獻通考》卷三〇〇，《四裔考》六「英吉利」。 [54] 「Political Solipsism」此名雖作者杜撰，似尚能顯示天下觀念一方面之精神。參閱本書此處注[49] 引夏曾佑秦皇漢武開邊之意。 [55] 此亦公羊家開其端。其進退褒貶之標準為夷狄用中國之道則進之於「中國」，中國有夷狄之行則貶之為「夷狄」。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傳》曰：「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於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此前者之例。僖公三十二年秦襲鄭，《傳》云：「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此後者之例。秦漢以來有意或無意間承其緒者如王通以元魏「受先王之道」而帝之（《元經·述史》），許衡為蒙古立綱常制度（《魯齋遺書》），凌廷堪為侵華之外族辯護（《校禮堂文集·詩集》），康有為為滿洲進維新保國之計，皆其著者。清世宗《大義覺迷錄》亦利用其說，以折呂留良、曾靜之民族思想。 [56] 梁啓超謂中國二千年之政論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國家，意即指此。參閱《少年中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