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二千年 · 第七章　政治風氣之二——貪污

中國政治之貪污為任何國家所不及是無可諱言的。我們的政治史上充滿了貪官污吏的活動。其間如有一二比較廉潔自持的官吏，就可被稱為一代的賢良。二十四史的《循吏傳》中所表揚的人物大部分是以廉潔而被選入的。廉潔是作官最低限度的操守，本無可以特別頌揚之處。某筆記小說有寓言說，有個官吏死，冥王案治其罪，其魂曰：「我無罪，我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然在中國的政治上，廉吏竟同鳳毛麟角一樣的稀罕，亦可見我國政治道德水準之低了。 貪污風氣，由來已久，漢元帝時《貢禹》上言： 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婿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服其誅，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武帝臨天下，尊賢用士，闊地廣境數千里……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谷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為右職；奸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違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居官而置富者為豪傑，處奸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此！ 按《貢禹》的說法，漢代貪贓的風氣，是由於武帝時犯法贖罪，入粟得官的制度。他的看法對與不對，我們暫且可以不管，我們所注意者是武帝以後，貪贓已經很盛行了。兩漢是以吏治著稱的，尚且如此，其他各代，不問而知了。 因為貪污的盛行，所以歷代對於貪官污吏，均有很嚴厲的法律。《日知錄》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吏，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沒剌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屍諸市，已為厚幸……《元史》，至元十九年，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明代的法律尤為嚴厲。趙翼《廿二史札記》： 洪武十八年，詔盡逮天下官吏之為民害者赴京師築城……又按《草木子記》：「明祖嚴於吏治，凡守令貪酷者，許民赴京陳述，贓至六十兩以上者，梟首示眾，仍剝皮實革。府州縣衛之左，特立一廟，以祀土地，為剝皮之場，名曰皮場廟。官府公務房旁，各懸一剝皮實革之袋，使之觸目驚心。」 然法律雖嚴，墨吏仍然很多，中葉以後，其禍更不可收拾。官臣如王振、李廣、劉瑾、魏忠賢等，無不是廣納苞苴，司官入覲，皆例索數千金至數萬金不等。科道出使歸，亦例有重賄。劉瑾時給事中周爚堪事歸，淮安府知府趙俊許貸千金，既而不與，周爚回來恐怕不能應付，計無所處，至桃源自刎死（《明史·許天錫傳》）。劉瑾敗後，籍沒之數，據王鏊《華記》：「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餘萬兩，其他珍寶無算計。」劉瑾竊柄不過六七年，而所積已如此。魏忠賢的力量遠過於劉瑾，史雖不稱其籍沒之數，然想必可觀。貪污並不限於宦官，「凡勢之所在，利必隨之」。如江彬以武臣得幸，籍沒時，黃金七十櫃，白金二千三百櫃（《明史》本傳）。嚴嵩為相二十年，他的貪污事跡，更是筆不勝書。據楊繼盛劾嵩謂： 文武遷擢，不論可否，但問賄之多寡。將弁賄嵩，不得不朘削士卒，有司賄嵩，不得不掊克百姓。 王宗茂說： 文吏以賂，而出其門則必剝民之財；武將以賂，而出其門必軍之餉。陛下藏帑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而嵩可支數年。 周冕說： 邊臣失事，納賕於嵩，無功可受賞，有罪可不誅。 董傅策說： 邊軍歲餉數百萬，半入嵩家，吏兵二部，持簿就嵩填注，文選郎萬，職方郎方祥，人稱為文武管家。 總以上各疏，就可以見嚴嵩貪污範圍之大了。 清代懲治墨吏，法律亦嚴，而貪污的流行，亦不下於明代。乾隆中葉為清代最盛的時候，而權相和珅的貪婪罔忌，足以駭人聽聞。迨其季世，更不堪問了。 民國以後，官場的黑暗，較之清季，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央大吏、地方軍閥，莫不有數百萬或數千萬的財產，如非貪污，何以致此？國民政府以來，勵精國治，力除貪污，但積弊已深，絕非一朝一夕所能挽回的。貪污的事實仍然到處皆是。此後國家向現代化的路上邁進，建設及經濟事業增加，貪污的機會當然要隨之而加多。而且從前貪污的方法只有幾種，例如賄賂、侵蝕公款等等，現在經濟組織複雜化，貪污的花樣也日新月異，層出不窮。政府的官吏可以因其地位或消息靈通的關係，而有許多作弊發財的機會。以前的政府消極無為，貪污的害處還小，此後的政府要積極有為，貪污的害處就大了。我們要建國，如果有貪官污吏的存在，建國的前途是不可樂觀的。我們舉一個例子以證明貪污對經濟事業的影響。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李鴻章奏請試辦招商局，到現在已經有六七十年的歷史。我們的敵人——日本——在那個時候才開始維新。他們的工商業到現在可以與歐美抗衡，他們的輪船暢行於「七海」。而我們的招商局卻越辦越糟。十幾年前國民政府組織了個「清查整理招商局委員會」，責令該局將賬目資產交出徹查。我們如果把這個委員會的報告書翻開一看，就可以明白為甚麼中國經濟事業之不發達了。一個人做了局長，他的子侄親戚都變成局中的職員，弄得弊端百出，黑幕重重，沒一年不虧空，而局中的人卻大發其財。例如壬戌（一九二四）至丙寅（一九二八）五年內，歷年的虧折總額計四百三十七萬餘兩。然滬局發給職員的酬勞金共二十四萬五千九百餘兩。招商局每年的修理費約六七十萬兩，大部分的修理是由內河廠承辦的。丙寅年內河廠的修理費為三十一萬四千餘兩。內河廠是招商局的附屬機關，「內部辦事人員當然與該局辦事者關係甚密」，但當委員會函調賬籍備查的時候，「該廠忽以賬房失蹤，賬簿遺失呈報，內中情形不問可知矣」。（報告上冊第五十九頁至第六十頁） 像這樣的經營，經濟事業當然是不會發達的。中國以前政府所經營的事業所以失敗的原因就是引用私人，侵蝕資金，辦事的人毫無胡適之先生所謂之「保管的責任心」。「保管的責任心」如不發達，將來的經濟事業也是沒有希望的。 為甚麼中國的貪污是這樣的普遍呢？ 有些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中國官吏的待遇太薄。顧炎武就是這樣說： 今日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 顧氏所說的當然是明代的事實。明代的俸給本是歷代最薄的，如一品大員每月只有俸米八十七石，九品只五石。後來雖兼給錢鈔，計米一石抵一千鈔一貫，但又有各種折色的辦法，實際收入是微乎其微了。清代京官的待遇依然是低薄的可憐。一品的官每年俸銀一百八十兩，祿米一百八十斛，以下依品秩有差，至於九品唯俸銀三十一兩，祿米三十一斛而已。因為太薄了，所以後來又有恩俸，就是說每人都有雙份的俸銀。雙份的俸銀也不能算是優越。試思一個大學士每年僅有三百六十兩銀子的收入，將如何維持生活？所以京官不能不仰給於外官的饋贈。饋贈的名目有甚麼「別敬」、「冰敬」、「炭敬」等。如果一個京官不濫收禮物，不過事敲索，尚不失為一個廉吏。其不廉者則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小京官無有許多的饋贈，只有向錢號揭債，並多方營求，以冀外放。以債台高累的小京官，一旦做了外官，還能希望他一芥不取嗎？外官的待遇比京官好的多了。外官於正俸之外，有所謂養廉。養廉的數目因缺而定，故同為總督，閩浙總督的養廉每年一萬三千兩，而雲貴或陝甘總督均為兩萬兩。總督以下的官吏也有相當數目的養廉。但當時外官的費用浩大。除每節須向上級長官及京官致「敬」外，又要聘請幕友，即修理衙署也要自己負擔。但當時地方官對於財政向取包辦主義，每年每一個地方向國庫所繳的賦稅有一定額數，此外的餘數可以置之私囊。這還是大家認為正當的收入，取之不為傷廉。至於不正當的收入就無法估計了。由此觀之，官吏待遇薄固然為構成貪污的一個原因，而財政上沒有確立的制度，正足以為貪官污吏開方便之門。 現在官吏的待遇，如與社會一般的情形之比，不得算是過薄，但貪污的風氣依然不能廓清。貪污是一個複雜的問題，而與社會組織、經濟環境、民族的道德觀念等都有很密切的關係。中國的家族制度——一個人要負擔全家幾輩子的生活，甚至於親戚鄉里都要沾點利益——使官吏欲廉不得，欲潔不能。農業社會裡發財的機會有限，遂使政治為營利唯一的活動場所，所以有如蔣廷黻先生所說：「有心事業者集中於政界，專心於利祿者也都擠在官場裡。結果是每個衙門的人員永在增加之中，而衙門的數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個朝代都到了天下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時候，官吏加多，每個官吏的貪污更加厲害，人民所受的壓榨也更加嚴重。」（《中國近代史》第四〇頁）在政治道德上我們舊時以「清、慎、勤」為最高的官箴，實際上能做到這三個字本來就很少，不過分的貪污就是「清」了。「千里作官只為財」是一句很普通的俗語，「升官發財」更是極普通的應酬話。可見官、財二字在一般中國人的心理中是分不開的。 公務員沒有保障也是構成貪污的一個原故。宦海沉浮，本無一定，在位的時候盡可轟轟烈烈，一旦失勢或不免要受生活的威脅。為未雨而綢繆，自然要儘量剝削，以供將來的享受。英國學者瓦拉斯（Graham Wallas）說英國在十九世紀以前官場也甚齷齪，但自文官制度確立以後，公務員有了保障，在職與去職以後的生活都不成為問題，所以政治就清明了。至於國會議員如果要舞弊必須與公務員打成一氣，但公務員的位置既由考試而來，自不需要議員的聲援而與之合作，所以議員也不能舞弊了（Human Nature in Politics ，pp．270-271）。 人性是脆弱的，生非聖賢，誰能財貨當前而不動心。最重要的是制定種種防弊的制度，以養成大公無私的習慣。科學的會計制度，審計制度，雖不能絕對的阻止舞弊，總可以使作弊的機會減少。懲戒貪污的法律也不可少。法律的效用不在「嚴」而在「必」。我們現行懲戒貪污的條例不為不嚴，不為不完備，然因不能切實執行，有力量的人可以任所欲為而法律不敢過問，結果有法律等於無法。我們常說：「殺一可以儆百」，其實這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話。一百個人犯罪而僅對於其中之一個加以處分，則其餘的九十九將存僥倖的心理。懲戒貪污當從大官入手，大官如不貪污，小官自然不敢為非。《記》曰：「大臣法，小臣廉。」這句話是很有道理的。 進一步說，法律沒有輿論的後盾則不能發揮其最大的效能。中國每一朝代都有其懲貪污的法律，然而貪污仍然充斥者，就是因為社會對於貪污並沒有深刻的恨惡，對於廉吏也沒有真誠的愛敬。大部分中國人的潛意識中總覺得揩國家的油並不算了不起的罪惡，甚至於對於善揩油而致富，有的人們發生無限的羨慕與欽佩。假使你做官多年而依然兩袖清風，大家不認你為大傻瓜，就認你是不諳世故的矯情者，或竟不會相信你的兩袖清風是真的，這是很普遍的社會心理。我們應該矯正這種心理，我們應該疾惡如仇，愛善如命，一切Cynical (1) 的態度都是不健全的。我們要使廉潔的官吏深知廉潔之可貴，貪污的官吏深知貪污之可恥。這種社會的讚許與憎惡的力量比法律或者還要偉大。 總之，貪污在中國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欲挽頹風，非在人事及制度兩方面兼程並進，同時努力，不能奏功。 ———————————————————— (1) 意為「見利忘義」。──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