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二千年 · 第六章　政治風氣之一——名教、傾軋、高調

張君勱先生曾告訴我們，「一個國家各有其生活風氣，此生活風氣是由窮年累月積累而成的」。他指出來：「英國人的風氣是沉默寡言，長於計算，注重事實，不尚理論……各人政治上的信仰都很堅定；不論其為保守黨，或自由黨抑是工黨，遇有國難當前，都能拋棄各黨的成見，共同應付政治上的難局。」法國人的性情「喜談抽象原則」，在「公務方面多偏重形式，行政的手續非常麻煩」，政黨林立，好鬧意見。德國人的性格很徹底，「對於每一個問題必有（知？）其所以然之故，非尋根追底，問到最高源頭不可」。因其生活過於軍事化，所以「最長於聽命令，不長於平等合作」。（《立國之道》第三一一頁至第三一四頁） 張先生以為：「一國的國民生活習慣，與一國的學術政治軍事現象有密切關係。本來西方人是先有了某種生活習慣，然後才產生某種政治法律制度與文化現象；所以兩方面是一致的，是殊途同歸的。而我們的困難問題即在一方採用西方的制度，而他方則有幾千年所沿襲的舊習慣；兩方面是不一致的，是衝突的。」中國人的舊習慣，據張先生的觀察，是「勇於私圖」、「巧於趨避」、「退有後言」、「恩怨之私」及「通融辦法」等。有了這些習慣所以就是「大家拚命鼓吹歐美的法制，或某種主義，其能否在中國生根發芽，實是一大疑問」。（同上，第三一六頁至第三一九頁） 我們對於張先生的看法是極端贊同的。自前清末年到現在，一般人把政治制度及其他各種的改革看的太容易了。每看見西洋人有甚麼新穎的主義，新穎的運動，新穎的制度，我們就想馬上搬到中國來，以為如此如此，我們便可以富強起來。這種辦法顯然的對於某種主義、某種運動或制度的真義及背景沒有深刻的考慮和了解，結果是機械的或割裂的模仿，盲目的提倡。忽而模仿其民治，忽而模仿其共產，忽而希望模仿其獨裁制度。舊的逐漸破壞，而新的卻雜湊起來，沒有一貫的條理。這固然是望治過切，急不暇擇的結果，而也是對於本國的需要太不明了，以致只抄襲了皮毛而忽略了精神。制度是可以模仿的，精神則非培養不可。僅模仿其制度而不培養這種制度後面的精神，是換湯不換藥的辦法。其結果是理論與事實扞格不入，計劃與實施鑿枘難通。我們如果要採取某一種政治制度，我們要拿定主意，向前推進，同時要使教育政策與政治政策互相呼應，生活與制度適相配合。 本來一個國家的政治風氣與其社會經濟文化是分不開的。一個工業化程度比較高的社會的生活情緒自然也比較緊張、積極；各個人的「個性」、「人格」也比較發達，其創始心（Initiative）和責任心也比較濃厚；但同時因為社會的組織緊湊，分工細密，人與人間的錯綜互賴的關係極其親切，所以合作的精神也比較充足。這一般人的生活習慣自然可以影響到政治風氣。反之，在一個農業或工業化程度比較低的社會裡，一般的生活情緒當然會比較的鬆懈、消極，得過且過，責任心和創始心也比較單薄。中國尚是以農立國，其生活習慣有一般農業社會的特點。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的生活習慣在未工業化前不能改變。這種說法就等於承認在最近二三十年以內中國的政治根本不能走上現代化的路上。無疑地經濟的發展是當前的亟務，無疑地在經濟現代化的狀態下，政治現代化的進度自然可以加速。但以中國的情形論之，除非政治能上軌道，經濟發展的前途不無嚴重的障礙。中世紀以後的歐洲是循著「L'économique prime la politique」 (1) 的程序而發展的，所以有了十六世紀的商業革命才有了「民族的國家」（National State）的出現，有十九世紀的產業革命才有真正的民治，才有了現代化的行政。中國沒有這一段的歷史。當歐洲攜其現代式的武器打到我們的門口的時候，我們的政治經濟還是「中古」式的。一直到現在，我們的經濟制度大體上並沒有脫離「中古」的色彩，我們的政治表面上是新的，而事實上依然是舊的。事實不允許我們把經濟政治建設分為截然兩事而規定先後的程序。政治建設與經濟建設須兼程並進，雙管齊下。 政治風氣的改變為政治建設的基本工作。改變政治風氣就是改造生活觀念。我們要徹底了解我們的舊習慣、舊思想，甚至於舊道德已經大部分不能適應現代的要求了。一切傳統的生活習慣都要經過新的估價，估價的標準是國家民族的生存。凡是不合於這個標準的都應該在改造或排斥之列。 試舉例說明：中國人對於文字有無限的尊崇。胡適之先生以為古人所謂「名教」就是崇拜寫的文字有宗教。「這個宗教我們信仰了幾千年，卻不自覺我有這樣一個偉大的宗教」。（見《胡適文存》三集，一卷九一頁至九三頁） 崇拜文字原不是一件壞事。但把文字看成萬能卻有很大的流弊，其在政治上所發生的不良影響至少有三點： 第一，是胡先生所指出來的口號標語政治。口號標語是「名教的正傳嫡派」，是「心理上的過癮」。我們有許多義憤，一腔熱血，無處發泄，於是在口邊、牆頭上發泄出來。一經發泄，便心平氣靜，再不想在實際上做工夫了。 第二，是把文字與行為看成一件東西，如果有事該辦，我們政府的辦法是，一紙公文命令下級機關「遵照辦理」，下級機關也照例一紙呈覆，此事就算已經照辦了。唐內（Professor Tawney）教授的觀察是，中國政治上的最大缺點是言論乃實行的終點。這是一個外國學者的善意批評。 第三，重視文字的結果是重視名詞。我們喜歡用新名詞，以為有了名詞就有了實質。在政治上我們喜歡立新機關，掛新招牌，至於這些新機關有無必要，則非其所過問了。 從這三點看來，中國人之崇拜文字實足阻礙政治的現代化。這種風氣不除，中國的政治將永遠沉淪在「官樣文章」的爛紙堆里。 中國的政治是中國士大夫階級的玩意兒，凡是士大夫的生活習慣都可以蔚為政治風氣。咬文嚼字是士大夫的本色，所以文字遂成為中國最重要的，或者唯一的政治工具。借文字以挑撥是非是士大夫的慣技。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的內戰是文人學士挑撥出來的。中國士大夫最喜歡以慷慨激昂的筆調，寫剴切動人的文章，讀者也不問其議論之是否妥當，不問其與國家社會的利益是否衝突，只要文章好，就會群相附和，認為不刊之論。大凡慷慨激昂剴切動人的言論，多半是偏謬而不負責任的言論，作之者只圖一時的痛快淋漓，而沒有計到其對於國家的社會有極壞的影響。 宋興隆年間呂本中斥當時不負責任的獻言者說：「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也說：「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這都是一針見血之論。用慷慨激昂的文字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是士大夫的特長。惟有絕對不負責任的言論始可以博得其他士大夫的同情，於是一二人的私言遂一變而為天下的「清議」。中國一般人缺少西洋人所謂「道義的勇氣」（Moral Courage），所以清議是沒有人敢犯的。就是秉國鈞者也不能不受清議的支配。南宋是如此，清末也是如此。李鴻章在清末的政治家中不能不算是第一流人物。他主政最久，得君甚專；他知道外國人有他們的特長，救國的方法只有拚命效法西洋、模仿西洋，但他這種主張是為當時清議所不容的。 甲午中日的戰爭，李鴻章知道中國是不容易勝利的，所以他說：「日本走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確有把握。」但當時士大夫多是主戰的，李鴻章終不敵清議而出之一戰。這一次的戰爭大可以證明蔣廷黻先生的話：「文人的高調，除誤國家大事以外，別無作用了。」 局外人唱高調原是各國政治上共同的現象。各國的反對黨莫不以攻擊政府為其職志。但在西洋各國高調的危險性小，在中國高調的危險性大。歐美各國的國民知識高，且有政治訓練，反對黨盡可唱其高調，國民不致盲從。中國就不同了，我們的國民知識既低，又缺少政治的訓練，且有許多野心家、失意軍人、政客——時時刻刻地利用士大夫的高調以發展其個人的陰謀。中國歷史上因士大夫的高調而影響於國家的安危的已經不知道有多少次數了。 與唱高調有連帶關係是挾私傾軋的風氣。例如王安石的新政的失敗，固然是因為當時大人先生們的頭腦太頑固，對於新政不能了解，而最重要的還是他們對於王安石個人的恩怨和忌妒的心理。所謂「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唐介語），所謂「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奸回，喜人佞己」（御史中丞呂誨語），都是對於王安石個人的攻擊，與他的政策毫無關係。而無聊文人還要妄托蘇洵的名義，偽作《辨奸論》以詆誣毀謗安石的人格，就更不成話了。通達如蘇軾也不免挾私傾軋的嫌疑。他的《上皇帝書》里所說：「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等語，都是危言聳聽，有意離間。可見傾軋的惡習，即正人君子亦所不免，況其下者哉？ 在平時挾私傾軋不過是一個人的事業失敗，關係還小；至於在國家存亡間不容髮之頃，置國是於不顧，大鬧其門戶之見，關係就大了。我國歷代的黨爭差不多都是發生於一個朝代的末季，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在一個朝代的末季，往往群小當道，即有所謂「正人君子」者起而抗議，於是黨爭就起來了。漢末的「黨錮」及明末的東林是兩個很好的例子，而尤以東林黨禍的影響為最大，時間為最久，所顯露出來中國士大夫的弱點為最多。 東林書院在無錫城外，是宋朝著名理學家楊時（龜山）講學的地方。明萬曆二十二年（一五九四）吏部主事顧憲成罷官南歸，約了幾個同志，如高攀龍、錢一本等，就在東林舊址講學。後來那些「抱道忤時」的士大夫及退居林下的失意官僚們都跑到東林來了。顧憲成本是個政論家，故於「講學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東林遂成為一大政治力量。當時朝中又有齊、楚、浙三黨務以攻東林排異己為事。他們爭論的焦點在所謂「國本論」、「三王並封」、「建儲議」、「福王之國」、「楚太子獄」、「科場案」、「辛亥京察」、「丁卯京察」、「憂危竑議」、「妖書」以及「梃擊」、「紅丸」、「移宮」等三大案，以現代的眼光看來，都不是甚麼了不起的大事，而東林諸公卻鬧得天翻地覆。但在萬曆年間的黨爭，東林的人物雖不免迂闊之譏，但他們不屈不撓的精神，尚值得我們的稱讚。到天啟初年，東林人物入主朝政，正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本著和衷共濟的精神，為國家做一番事業。且當時瀋陽已經失守，清兵節節進犯，大家顧全大體，也應該捐棄私見，共同應付政治上的難局。但東林的壁壘森嚴，成見太深，並且還要算以往的舊賬，三黨不得不與魏忠賢勾結起來，以對付東林了。東林那一夥書呆子既沒有政治手腕，而自己又以省的界限分為許多小組織，內部不能團結，其失敗是當然的。崇禎朝內有流寇的猖獗，外有北來的強敵，國家情勢岌岌可危，而東林及三黨置國事於不顧，拚命的鬧家務，殊太不成話了。自萬曆到崇禎鬧了五六十年，流傳了好幾代，我們對於他們的毅力雖不能不佩服，而對於他們的不知輕重尤不能不深為痛惜。一直到北京、南京、杭州、桂林相繼失守，這個黨爭還沒有鬧完。 明朝亡了，東林與三黨的仇恨又繼續連綿到清代來。漢人的弱點亦赤裸裸地暴露於異族的面前。順治朝有馮銓與陳名夏的傾軋，馮是魏忠賢的餘孽，陳是東林的子孫。康熙朝有李光地與陳夢雷的互訐事件，熊賜履嚼簽子的事件，徐乾學傾害湯斌事，高士奇傾害索額圖事，都充分地證明中國士大夫厚顏無恥。康熙是一代的英主，把漢人的弱點看的很清楚，故意利用漢人的互相傾軋來刺取漢人的情形。所以他曾對人說：「蠻子哪有一個好人。」他又說：「你們相傾相害，滿洲誰害汝？」他這幾句話流露了他看不起漢人的態度，而士大夫人格的破產於此也可見其大概。（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根據李光地的《榕村語錄》，對於這幾樁事有很清楚的敘述）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政治風氣是中國士大夫所蔚成的，中國政治風氣的弱點也就是士大夫本身的弱點。他們受文字的流毒過深，他們的生活習慣也逃不出文字的圈子。他們重視文字，所以他們喜歡「官樣文章」，喜歡「紙上談兵」。他們的高調是借文字以圖個心理上的痛快。我們不能說他們缺乏國家觀念或民族意識，即就明末而論，士大夫為國家民族而犧牲者不知凡幾，他們可泣可歌的事跡也不知有多少。他們的毛病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知小節不識大體。 生活習慣本是不容易改變的。美國學者魯濱遜（James H．Robinson）說過： 人類和普通動植物一樣，每易一代一代因循下去，其生活與祖先生活無異。必有強烈的經驗逼迫著他們，方能使其有所變革，並且每易藉端回復到舊習慣。因為舊習慣比較簡單粗陋而自然——總之，更與他們的本性和原始性相近。現在的人往往以他的保守主義自驕，以為人類是天生好亂的動物，幸有遠見保守派所阻遏，而不知正與事理相背馳。殊不知人類天生是保守的，好作繭自縛，阻撓變革，畏怖變革，致使他們自生存以來，差不都全部時期，處於一種原始的狀態中，而至今猶有人在這種近代社會中，維持各種野蠻的習慣。（The Mind in the Making ） 魯濱遜在這一段文章里所談的是世界人類所共同的問題。人類天生富於保守性，故對於一切變革都要阻遏與反對。而生活習慣的變革尤為困難。中國人的保守性自來比別的民族為強烈。近幾十年來，在物質方面我們的進步雖然遲緩，但不能算是完全沒有成績。我們的教育還是側重書本而忽略了做人、做公民的大道理。有許多還不配做良好公民的人們居然成為社會的負責者。如此混下去，國家民族的前途是不可樂觀的。我們當前的亟務是改變舊的生活觀念，培養良好的政治風氣。 ———————————————————— (1) 意為「黃金經濟政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