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二千年 · 餘論
中國二千餘年的政治目標是統一。自秦始皇合併天下以後，統一為中國政治的常態，分裂是政治的變局。政治統一是我們祖先給我們留下來最珍貴、最光榮的遺產。雖然這個遺產的實質，就現在的眼光看來，還有很多地方不甚整齊，不甚堅固，但這是因為這個遺產的量數過巨而物質上條件又不夠的原故。我們此時一定要認清楚政治統一是中華民族神聖的使命，一貫的精神，我們必須用最大的努力以完成這個使命，貫徹這種精神。
以往的統一有如歐洲中古時代的耶穌國（Christendom）。耶穌國有宗教以為其統一的基礎，有教皇以為其統一的聯繫。中國過去的統一有共同的文化以為其基礎，有皇帝以為其聯繫。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的時候，我們曾有外來的異族，把我們全部或一部分的政權剝奪過去，但我們的文化高超，故不旋踵而都為我們所同化了。其中例外惟有蒙古，而蒙古人在中國政治的權威不到百年就崩潰了。我們的文化力量的偉大是沒有人能否認的。然而我們卻不能因此而自豪。以往的異族所帶來的文化根本不能與我們的文化相抗衡，其同化是自然的。現在的異族的文化比我們的文化優越，如果我們還存著同化他們的夢想，我們就太不自量力了。
中國固有文化的最大的缺點在鄙視物質。中華民族自秦漢以降崇尚空談，上等社會把藝術（廣義的）視為匠人的工作。我們理想的士大夫是一無所能的書呆子。書呆子的生活與一般人的生活是脫節的。清代自顧炎武至顏李，鑒於當時學者「游談無根」，提倡所謂「致用之學」。「致用」雲者是「經世之務」，當然是與國計民生有關係的。他們攻擊宋學就因為宋儒空談而不切實際，如顏元所說：「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觀一處又觀一處，自喜為通天下路程，人亦以曉路程稱之，其實一步未行，一處未到。」可惜清儒所提倡的致用依然離不開破爛的紙堆，而走入考據餖飣的圈子裡。於此可見中國傳統的思想網羅的堅固而不容易衝決了。
鄙視物質的結果是科學之不發達，沒有科學的結果是國窮民困，政治的組織不能精密，國家的力量不能充分發揮，統一的理想不能貫徹。但我們確信，我們具有蔣百里先生所謂之「天然統一性」。我們二千年來表彰某某、罷黜某某，固足以窒息創作的精神，然亦自有其功勞。表章罷黜的結果是文化的統一。我們雖經過異族的侵入，但我們始終覺著我們與胡人不同；我們雖有不斷的分裂，但我們始終覺著統一是政治的正軌。這都是文化統一的結果。有了這種「同類的意識」（Consciousness of Kind）和這種「統一的意識」（Consciousness of Unity），所以我們到現在還是一個國家，雖然是比較散漫鬆懈的國家。如果我們沒有這兩種意識，我們或者要像歐洲一樣的列國分立。以後我們努力的目標是如何加強統一的基礎，使中國在世界上能占一相當的地位。
加強統一的基礎最重要的工作是經濟建設。政治統一沒有經濟的後盾是空虛的，是表面的。美國在南北大戰以前，名義上是一個國家，其實是幾十個半獨立邦的結合，各邦有其本身的利害，這些利害往往是與國家整個的利害相衝突的。南北大戰就是利害衝突的表現。到大戰以後，交通工業發達起來，東西南北在經濟上取得嚴密的聯繫，然後真正統一的基石才豎立起來了。現時美國雖然還是個聯邦，但聯邦政府（即中央政府）的權力日趨擴大，無論那一個邦如果現在要脫離聯邦而獨立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其實各邦也絕不存獨立的妄想。
國家是不能離開人民的。人民的同意是國家存在的重要條件。每一個國家都包括有「強制」和「同意」（Coercion and Consent）兩方面。沒有國家能缺少強制的原素的，更沒有國家能離開人民的同意而存在。即在極端專制、極度獨裁的國家裡，政府也必有一部分人民，或者一個社會階級的同意，同意的強度容有大小，同意的方式容有積極或消極，但其為同意是一樣的。在一個專制或獨裁的國家裡同意的強度比較小，方式比較消極。反之，在一個民治的國家裡同意的強度比較大，方式比較積極。因此民治的國家不容易發生內亂，所以強制的原素也比較的淡薄；專制或獨裁國家時常有變亂及革命的危險，所以強制的原素也比較濃厚。中國在二千餘年的專制局面下，人民素無政治興趣。「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的心理是一種消極同意的心理。所謂消極同意就是不反抗的意思。但如果政府不顧人民的疾苦，橫征虐斂，民不聊生，就會有反抗的發生。中國歷史上朝代的興替都以此為關鍵。此後的國家不能完全建築在消極的同意上。我們如果要國家興盛起來，人民對於國家積極的擁護也是不可少的。
在普通的情形下，無論哪一個國家，一般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都是薄弱的。一般人民總以為政治是幾個政客的事情，與自己沒有切身的利害，所以置之不理，即注意也是片斷或一時的。這也很自然。因為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職業，他不能用全部精神去應付政治。在中國人民對於政治的趣味更為脆薄。這是因為（一）中國傳統的思想就是根本不主張人民對政治發生興趣。我們的政治哲學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就是說人民只有盲目的服從。（二）中國人民的知識實在是太低。中國自古及今就沒有一種真正的教育制度，只有很少數的人有讀書識字的機會，而大部分的人民是連自己的姓名也不會寫的。像這樣的人民如何對於政治能發生興趣。（三）中國的人民太窮。很大一部分的人民的生活徘徊在飢餓線上，救死而恐不贍，奚暇參加政治？有此種種原因，所以一般的人民與政治發生關係的時候極少，除非是完糧納稅，服工役，或不幸而打官司。
但卻有一部分的中國人對於政治有極濃厚的興趣。這就是所謂士大夫的階級。他們之所以有政治興趣者無他，蓋政治是他們的利藪和不勞而獲的捷徑。他們不能像農民那樣的春播秋耨，手足胼胝；他們不能如工人那樣的勞筋苦骨，終日矻矻。他們的生活可以說與實際生活不發生關係，因為如此，所以他們的生活、行為、思想、言論無不是空虛的。「高者談性天、撰語錄，卑者疲精神於舉業，不惟聖道之禮、樂、兵、農不務，即當世之刑名、錢穀亦懵然罔識，而搦管呻吟，自矜有學！」（李塨語）像這一類的人自然沒有遠大的眼光，創作的精神，和改革的勇氣。我們不能希望一個貧血的社會階級作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來。雖然也有些士大夫以「來自民間」自詡，但他們在民間所過的生活絕對不是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他們的知識與實用分離，言論與實行分離。他們為維持其自身的利益很容易地忘記了人民的利益，忘記了人民的利益即等於忘記了整個社會的利益。二千餘年來中國政治的不健全大部分是由於士大夫階級本身的不健全。
提高人民的政治興趣，使大多數人民對於國家有濃厚的積極的觀念，是我們政治上一件最基本的工作。按西洋的經驗，政治的範圍愈廣，行政的部門愈多，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愈濃（看Cole：A Guide to Modern Politics ，pp．510-515）。我國以前的政治是消極無為的政治，政府與人民的接觸點甚少，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當然也不能濃厚。自清季以來政治的領域漸漸地擴大了，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無疑地也有了相當的增高。
雖然，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即有相當的增高，而仍然沒有機會去發揮其興趣，則有興趣實與無興趣等。所謂民主化的政治就是一方面使人民有選舉的權利，一方面使其有被選的機會，以參加實際政治。我們在這裡用不著討論關於民主政治的理論及民治與獨裁的優劣，這都是很複雜的問題，萬非幾句話能說清楚的。我們所注意者僅此一點：惟有民治始能使人民對於政治有積極的興趣，惟有人民對於政治有積極的興趣，然後統一的基礎始能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