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章回小說考證 · 二 《老殘遊記》里的思想

《老殘遊記》有光緒丙午（一九〇六）的自敘，作者自述這部書是一種哭泣；是一種「其力甚勁，其行彌遠，不以哭泣為哭泣」的哭泣。他說： 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這是很明顯地說，這部小說是作者發表他對於身世、家國、種教的見解的書。一個調儻不羈的才士，一個很勇於事功的政客，到頭來卻只好做一部小說來寄託他的感情見解，來代替他的哭泣：這是一種很可悲哀的境遇，我們對此自然都有無限的同情。所以我們讀《老殘遊記》應該先注意這書里發揮的感情見解，然後去討論這書的文學技術。 《老殘遊記》二十回只寫了兩個酷吏：前半寫一個玉賢，後半寫一個剛弼。此書與《官場現形記》不同：《現形記》只能摭拾官場的零星罪狀，沒有什麼高明或慈祥的見解；《遊記》寫官吏的罪惡，始終認定一個中心的主張，就是要指出所謂「清官」之可怕。作者曾自己說： 贓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蓋贓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為非；清官則自以為不要錢，何所不可，剛愎自用，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吾人親目所見，不知凡幾矣。試觀徐桐、李秉衡，其顯然者也。廿四史中，指不勝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錢便可任性妄為也。歷來小說皆揭贓官之惡；有揭清官之惡者，自《老殘遊記》始。 （十六回原評） 這段話是《老殘遊記》的中心思想。清儒戴東原曾指出，宋明理學的影響養成一班愚陋無用的理學先生，高談天理人慾之辨，自以為體認得天理，其實只是意見；自以為意見不出於自私自利便是天理，其實只是剛愎自用的我見。理是客觀的事物的條理，須用虛心的態度和精密的方法，方才尋得出。不但科學家如此，偵探訪案，老吏折獄，都是一樣的。古來的「清官」，如包拯之流，所以能永久傳誦人口，並不是因為他們清廉不要錢，乃是因為他們的頭腦子清楚明白，能細心考查事實，能判斷獄訟，替百姓伸冤理枉。如果「清官」只靠清廉，國家何不塑幾個泥像，雕幾個木偶，豈不更能絕對不要錢嗎？一班遷腐的官吏自信不要錢便可以對上帝，質鬼神了，完全不講求那些搜求證據，研究事實，判斷是非的法子與手段，完全信任他們自己的意見，武斷事情，固執成見，所以「小則殺人，大則誤國」。劉鄂先生眼見毓賢、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由清廉得名，後來都用他們的陋見來殺人誤國，怪不得他要感慨發憤，著作這部書，大聲指斥「清官」的可恨可怕了。 《老殘遊記》最稱讚張曜（莊富保），但作者對於治河一案，也很有不滿意於張矅的話。張矅起初不肯犧牲那夾堤裡面幾萬家的生產，十幾萬的百姓，但他後來終於聽信了幕府中人的話，實行他們的治河法子。《遊記》第十四回里老殘評論此事道： 創此議之人卻也不是壞心，並無一毫為己私見在內；只因但會讀書，不諳世故，舉手動足便錯。……豈但河工為然？天下大事坏於奸臣者十之三四，坏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這不是很嚴厲的批評嗎？ 他寫毓賢（玉賢）更是毫無恕詞了。毓賢是庚子拳匪案里的一個罪魁，但他做山東曹州知府時，名譽很好，有「清官」、「能吏」之稱。劉先生偏要描寫他在曹州的種種虐政，預備留作史料。他寫於家被強盜移贓的一案，上堂時， 玉大人拿了失單交下來，說：「你們還有得說的嗎？」於家父子方說得一聲「冤枉」，只聽堂上驚堂一拍，大嚷道：「人贓現獲，還喊冤枉？把他站起來！去！」左右差人連拖帶拽拉下去了。 （四回） 「站」就是受「站籠」的死刑。 這邊值日頭兒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條腿，回道：「稟大人的話：今日站籠沒有空子，請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聽，怒道：「胡說！我這兩天記得沒有站甚麼人，怎會沒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籠，三天已滿。請大人查薄子看。」 玉大人一查薄子，用手在薄子上點著說：「一，二，三，昨兒是三個。一，二，三，四，五，前兒是五個。一，二，三，四，大前兒是四個。沒有空，到也不錯的。」差人又回道：「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明天定有幾個死的，等站籠出了缺，將他們補上，好不好？請大人示下。」 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說道：「我最恨這些東西！若要將他們收監，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嗎？斷乎不行。你們去把大前天站的四個放下，拉來我看。」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親自下案，用手摸著四人鼻子，說道：「是還有點游氣。」復行坐上堂去，說：「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幾十板子，那四個人就都死了。 這是一個「清官」的行為！ 後來於家老頭子先站死了，於學禮的妻子吳氏跪倒在府衙門口，對著於學禮大哭一場，拔刀自刎了。這件事感動了三班差役，他們請稿案師爺去求玉大人把她的丈夫放了，「以慰烈婦幽魂」。玉大人笑道： 你們倒好！忽然的慈悲起來了！你會慈悲於學禮，你就不會慈悲你主人嗎？……況這吳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個女人，他雖死了，我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 於是於家父子三人就都死在站籠里了。 剛弼似是一個假名，只借「剛愎」的字音，卻不影射什麼人。賈家的十三條命案也是臆造出來的。故出事的地方名叫齊東鎮，「就是周朝齊東野人的老家」；而苦主兩家，一賈，一魏，即是假偽的意思。這件命案太離奇了，有點「超自然」的色彩，可算是這部書的一個缺點。但其中描寫那個「清廉得格登登的」剛弼，卻有點深刻的觀察。魏家不合請一位糊塗的胡舉人去行賄，剛弼以為行賄便是有罪的證據，就嚴刑拷問賈魏氏。她熬刑不過，遂承認謀害了十三命。 白耆複審的一回（十八回）只是教人如何撇開成見，研究事實，考察證據。他對剛弼說： 老哥所見甚是。但是兄弟……此刻不敢先有成見。像老哥聰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無不利。兄弟資質甚魯，只好就事論事，細意推求，不敢說無過，但能寡過已經是萬幸了。 「凡事先有成竹在胸」，這是自命理學先生剛愎自用的態度。「就事論事，細意推求」，這是折獄老吏的態度，是偵探家的態度，也就是科學家尋求真理的態度。 複審的詳情，我們不用說了。定案之後，剛弼還不明白魏家既無罪何以肯花錢。他說：「卑職一生就沒有送過人一個錢。」白公呵呵大笑道： 老哥沒有送過人的錢，何以上台也會契重你？可見天下人不全是見錢眼開的喲。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個脾氣不好，他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個人是君子。這個念頭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這個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於魏家花錢，是他鄉下人沒見識處，不足為怪也。 有人說：李伯元做的是《官場現形記》，劉鐵雲做的是做官教科書。其實「就事論事，細意推求」，這八個字何止是做官教科書？簡直是做學問做人的教科書了。 我的朋友錢玄同先生曾批評《老殘遊記》中間桃花山夜遇璵姑、黃龍子的一大段（八回至十二回）神秘里夾雜著不少舊迷信，他說劉鄂先生究竟是「老新黨頭腦不清楚」。錢先生的批評固然是很不錯的。但這一大段之中卻也有一部分有價值的見解，未可完全抹煞。就是那最荒謬的部分也可以考見一個老新黨的頭腦，也未嘗沒有史料的價值。我們研究思想史的人，一面要知道古人的思想高明到什麼地步，一面也不可不知道古人的思想昏謬到什麼地步。 《老殘遊記》里最可笑的是「北拳南革」的預言。一班昏亂糊塗的妄人推崇此書，說他「關心治亂，推算興亡，秉史筆而參易象之長」（坊間偽造四十回本《老殘遊記》錢啟猷序）；說他「於筆記敘事之中，具有推測步算之妙，較《推背圖》、《燒餅歌》諸數書尤見明晰（同書膠州傅幼圃序）。這班妄人的妄言，本不值一笑。但這種「買櫝還珠」的謬見未免太誣衊這部書了，我們不能不說幾句辨正的話。 此書作於庚子亂後，成於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亂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說拳禍，只是追記，不是預言。他說革命，也只是根據當時的趨勢，作一種推測，也算不得預言。不過劉鶚先生把這話放在黃龍子的口裡，加上一點神秘的空氣，不說是事理上的推測，卻用干支來推算，所以裝出預言的口氣來了。若作預言看，黃龍子的推測完全是錯的。第一，他只看見甲辰（一九〇四）的變法，以為科舉的廢止和五大臣出洋等事可以做到一種立憲的君主政治，所以他預定甲寅（一九一四）還有一次大變法，就是憲政的實行。「甲寅之後，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滿漢之疑忌，盡皆銷滅」。這一點他猜錯了。第二，他猜想革命至庚戌（一九一〇）而爆發，庚戌在辛亥革命前一年，這一點他幾乎猜中。然而他推算庚戌以後革命的運動便「潛消」了，這又大錯了。第三，他猜測「甲寅以後為文明華敷之世，……直至甲子（一九二四）為文明結實之世，可以自立矣」。這一點又大錯了。 總之，《老殘遊記》的預言無一不錯。這都是因為劉先生根本不贊成革命，「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羅部下的妖魔鬼怪」，運動革命的人「不有人災，必有鬼禍」，——他存了這種成見，故推算全錯了。然而還有許多妄人把這書當作一部最靈的預言書！妄人之妄，真是無藥可醫的！ 然而桃花山中的一夕話也有可取之處。璵姑解說《論語》「攻乎異端」一句話，說「端」字當「起頭」講，執其兩端是說執其兩頭；她批評「後世學儒的人，覺得孔孟底道理太費事，不如弄兩句闢佛老的口頭禪，就算是聖人之徒。……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於絕了」（九回）。這話雖然表示作者缺乏歷史眼光，卻也可以表示作者懷疑的態度。後來 子平聞了，連連讚嘆，說：「今日幸見姑娘，如對明師！但是宋儒錯會聖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誠』等字，雖皆是古聖之言，一經宋儒提出，後世實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風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覺得翠眉含嬌，丹唇啟秀；又似有一陣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飄蕩。那女子伸出一雙白如玉軟如棉的手來，隔著炕桌子，握著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後，說道：「請問先生：這個時候比你少年在書房裡貴業師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時候何如？」 子平默無以對。女子又道：「憑良心說，你此刻愛我的心，比愛貴業師何如？聖人說的，『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孟子說：『食色，性也。』子夏說：『賢賢易色。』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說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誠極矣！他偏要說『存誠』，豈不可恨！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刪詩以《關雎》為首。試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於『轉輾反側』，難道可以說這是天理，不是人慾嗎？舉此可見聖人決不欺人處。《關雎》序上說道：『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賓惠臨，我不能不喜，發於情也。先生來時，甚為困憊，又歷多時，宜更憊矣，乃精神煥發，可見是很喜歡，如此亦發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對坐，不及亂言，止乎禮義矣。此正合聖人之道。若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處；若今之學宋儒者，直鄉愿而已，孔孟所深惡而痛絕者也！」 （九回） 這是很大膽地批評。宋儒的理學是從中古的宗教里滾出來的。中古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排斥肉體，禁遏情慾，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宋儒用人倫的儒教來代替出世的佛教，固然是一大進步。然而宋儒在不知不覺之中受了中古禁慾的宗教的影響，究竟脫不了那排斥情慾的根本態度，所以嚴辨「天理」、「人慾」的分別，所以有許多不人道的主張。戴東原說宋儒的流弊遂使後世儒者「以理殺人」；近人也有「吃人的禮教」的名言，這都不算過當的判斷。劉鄂先生作這部書，寫兩個「清官」自信意見不出於私慾，遂固執自己的私見，自以為得理之正，不惜殺人破家以執行他們心目中的天理：這就是「以理殺人」的具體描寫。璵姑的一段話也只是從根本上否認宋儒的理欲之辨。她不惜現身說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種種欺人，口難罄述」。這雖是一個「頭腦不清楚」的老新黨的話，然而在這一方面，這位老新黨卻確然遠勝於今世恭維宋明理學為「內心生活」、「精神修養」的許多名流學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