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史 · 第十六節　語法學的興起及其發展

中國語言學曾經受過兩次外來的影響：第一次是印度的影響，第二次是西洋的影響。前者是局部的，只影響到音韻學方面；後者是全面的，影響到語言學的各個方面。 從清末到解放以前，西洋的影響，基本上是資產階級語言學的影響。自從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以後，許多知識分子都以為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這種政治思想反映在學術觀點上，就是把西洋的學術搬到中國來。具體到語言學上，也是把西洋的語言學搬到中國來。直到解放以前，除了極少數的馬克思主義者以外，中國語言學始終是以學習西洋語言學為目的。這樣，中國語言學就是從封建主義轉移到資產階級的，整個時期可以稱為西學東漸的時期。 在本節里，我們講的是語法學的興起及其發展。中國古代學者們也曾注意到一些語法事實。例如《說文》：「者，別事詞也」；「皆，俱詞也」；「曾，詞之舒也」；「乃，詞之難也」；「爾，詞之必然也」；「矣，語已詞也」。《說文》所謂「詞」，大致等於今天所謂虛詞。《說文》：「詞，意內而言外也。」《系傳通論》引作「音內而言外」。徐鍇說：「惟也，思也，曰也，兮也，斯也，若此之類，皆詞也，語之助也。」清劉淇著《助字辨略》，「助字」也就是「語助」。清代王引之著《經傳釋詞》，釋的就是《說文》所謂「意內言外」的「詞」。但是，虛詞雖是語法成分，如果單從詞彙上看它的意義，不從語法上看它的作用，仍然不能算是語法著作。《文心雕龍·章句》說：「至於『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劄句之舊體；『乎』、『哉』、『者』、『也』，亦送末之常科。」這倒是講了虛詞在句中的位置，但是也遠不能滿足語法的要求。佛教上有所謂「聲明」，其中包括語法，當佛經傳到中國時，梵語語法也曾傳入中國，當時也有人學過「聲明」。但梵語語法的研究並沒有引起人們對漢語語法的注意。 關於詞類的劃分，從前也曾涉及過。大約在宋代就有了「動字」和「靜字」的分別：「動字」等於今天的所謂動詞，「靜字」等於今天所謂名詞。這也可以算作語法的萌芽，但是距離整個語法體系的建立，還是很遠的。中國真正的語法書，要算《馬氏文通》為第一部。所以我們就從《馬氏文通》講起，直到解放前為止。我們共分為兩個時期來講：第一是興起時期（公元1898—1935），以馬建忠、楊樹達、黎錦熙為代表；第二是發展時期（公元1936—1948），以王力、呂叔湘、高名凱為代表。在這六個人的著作中，我們著重講馬建忠的《馬氏文通》。 （一）興　起　時　期 馬建忠，字眉叔，江蘇丹徒人，天主教徒，畢業於法國巴黎大學。他的「小學」根柢很好，又通拉丁語和法語。他在法國學法科，兼通聲光電化等自然科學。回國後，在政治上是「辦洋務」的人物，在學術上則可以說是學貫中西。在今天看來，他在政治上是失敗了，他的一部語法著作對中國文化卻是有貢獻的。 應該指出，十九世紀末期，歐洲語言學已經很發達了，而馬建忠似乎並沒有學過語言學，他所著《馬氏文通》只是受了西洋「葛郎瑪」（grammar）的影響。 後代人們常說《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語法的。但是我們應該深入研究《文通》的內容，然後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本來，在語法學的初期，以西洋語法作為模特兒來研究語法，是不可避免的事。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馬建忠的著作算是傑出的。具體表現在： （1）馬氏精通拉丁語和法語，他拿西洋語言來跟漢語比較，是全面而精到的，與後來那些一知半解、僅憑一部《納氏文法》 〔1〕 來比附的相比較，有上下床之別。 （2）馬氏精通古代漢語，此書以古代漢語為對象，唯有像他那樣對文言文能讀能寫的人，才有很好的條件對古代漢語進行深入的分析。 （3）馬氏在著作中有許多獨到之處，《馬氏文通》可以說是富於創造性的一部語法書。他開創中國語法學的功勞是很大的，正所謂「不廢江河萬古流」。照搬西洋語法的地方固然也不少，但不能因此抹殺此書的價值。 《馬氏文通》全書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正名，這是對各種語法術語所下的定義，馬氏稱為界說 〔2〕 。總共有二十三個界說。第二部分是實字，即今天所謂實詞。馬氏把實字分為五類：第一是名字，即今天所謂名詞；第二是代字，即今天所謂代詞；第三是動字，即今天所謂動詞；第四是靜字，即今天所謂形容詞；第五是狀字，即今天所謂副詞。第三部分是虛字，即今天所謂虛詞。馬氏把虛字分為四類：第一是介字，即今天所謂介詞；第二是連字，即今天所謂連詞；第三是助字，即今天所謂語氣詞；第四是嘆字，即今天所謂感嘆詞。第四部分是句讀。句，就是今天所謂句子；讀（音dòu，今寫作逗），大致等於今天所謂分句。 《馬氏文通》摹仿西洋語法的地方自然是很多的。現在試舉一些典型的例子： （a）接讀代字　接讀代字等於西洋所謂關係代詞（relative pronouns）。馬氏以「其」、「所」、「者」三字為接讀代字 〔3〕 。 （b）約指代字　馬氏所謂約指代字，是「皆」、「多」、「凡」等 〔4〕 。這是受了法語語法的影響，因為法語的tout（皆、凡），plusleurs（多）在用作主賓語的時候都算作代詞 〔5〕 。 （c）方位詞代替介詞之用　馬氏以為記時記地的話「上」、「下」、「內」、「外」等詞放在地名、人名、時代的後面，總是前面不加介詞的，在此情況下，「上」、「下」、「內」、「外」就代替了介詞的作用 〔6〕 。這種說法，很像後來有些外國漢學家說這些方位詞是「後置詞」。 （d）坐動與散動　馬氏所謂「坐動」，等於西洋語法的定式動詞（finite verbs），所謂「散動」，等於西洋語法的不定式動詞（infinite verbs） 〔7〕 。 （e）助動字　馬氏以「可」、「足」、「能」、「得」為助動字 〔8〕 。這顯然是照抄西洋的助動詞（auxiliary verbs）。 但是，我們如果說馬建忠完全照搬西洋語法，那是不公平的。馬氏在許多地方都照顧到漢語的特殊情況，並沒有生搬硬套。現在舉其犖犖大者三事為例： （a）馬氏在例言中說：「此書主旨，專論句讀。」雖然實字與虛字所占篇幅最大，但是，把實字與虛字講清楚了，正是為句讀服務的。所以他說：「惟字之在句讀也，必有其所，而字字相配，必從其類，類別而後進論夫句讀焉。」我們知道，西洋語法一般分為音韻、形態、句法三部分，而以形態部分為主。馬氏在書中完全沒有講漢語的形態學，在今天看來可能是太過了，但是，在當時來看，的確是從漢語具體情況出發，不肯照抄。我們試看德國漢學家加貝倫茲（Gabelentz）在1881年所寫的漢語語法就說漢語名詞共有五個「格」 〔9〕 。馬建忠如果生搬硬套西洋語法，為什麼不像加貝倫茲之所為呢？ （b）馬氏在詞類中建立助字一類，這是很大的創造。在此以前，中國所謂助字是泛指虛詞；馬氏所謂助字，指的是語氣詞。今天我們看來並沒有什麼稀奇，但是，我們試想，西洋語法中所沒有的東西，憑空加了進去，這是墨守西洋語法的人所敢設想的嗎？直到馬氏以後還有人說助字不過是副詞之一種，可見欲抄西洋不患無辭。在這一點上，可以看見馬氏的卓識。 （c）馬氏立「象靜司詞」。「象靜」就是一般形容詞。「司詞」是介詞後的名詞，這裡指形容詞後的名詞。如《論語》「言寡尤，行寡悔」，「尤」與「悔」被認為象靜司詞，這也是照顧了漢語的特點。 馬建忠由於是拿拉丁語法來跟漢語語法比較的，凡是漢語語法跟拉丁語法接近而跟英語違異的地方，他都講得較好。這裡也舉兩件事來說明： （a）《馬氏文通》說：「又句讀中，凡名字用以記地、記時、記價值、記度量、記里數，類無介詞為先者，皆可見同賓次。」 〔10〕 我們知道，拉丁語中的介詞是比較少用的，不用並不是省略。馬氏在這裡不談省略，正是合理的。 （b）馬氏不把系詞歸入動詞，而稱為斷詞，放在靜字的一卷內，這顯然是受拉丁語法的影響。系詞後面的形容詞或名詞稱為表詞，這也是受拉丁語法與法語語法的影響（法語Attribut），與英語不同。他說：「靜字而為表詞，必置起詞之後。後之者，即決為如斯之口氣也。口氣決而意達，意達則句讀成矣。其句讀之起詞（按：即主語），名、代、頓、豆無論也，而概為靜字。然有以名字與頓、豆為之者，則必用若靜字然。」 〔11〕 這裡完全沒有談到系詞省略的問題，因為拉丁語的名句（按：即描寫句與判斷句）本來就不是必須用系詞的。 馬氏以後，有許多人都批評他照抄西洋語法，這其實是沒有細讀他的書；又有許多人批評他不合理論（即不懂語法理論），其實是所見不廣，用英語語法的眼光來看《馬氏文通》。作為一個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的開路先鋒，馬建忠做到這個地步是很不容易的。 馬氏在理論上也有一些缺點。其中最重要的是缺乏歷史主義觀點。他在序文中把語法看成是「有一成之律貫乎其中，歷千古而無或少變」。他的意思是說，字形、字聲是最易變的，而語法則是千古不變的。他把先秦的古語與千年後的韓愈的語言看成是同一的研究對象，這樣古今雜糅，是語法不變論的邏輯結果。馬氏的非歷史主義又表現在抹殺語法的民族特點。他說：「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種之或黃、或白、或紫、或黑之鈞是人也，天皆賦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達之理。」雖然他也注意到某些不同之點，但是他說「其大綱蓋無不同」 〔12〕 ，還是錯誤的。 《馬氏文通》出版以後，有許多漢語語法書跟著出版，大體上是因襲馬書的體系。其中有一些改變，那就是改得更像英語語法。馬建忠對歐洲語言所知較多，眼界較寬，他並不是以英語語法作為標準的。而且書中又照顧了中國舊有的詞章學上的和小學上的一些概念，以致只讀過英語語法的人感到生疏。因此，只有越改越像英語語法了。陳承澤《國文法草創》批評說：「坊間通行之中國文法，大抵以外國文法為楦，而強以中國文法納之，所謂削足適履的文法。」但是，如果視野不廣，只看見英語而看不見世界各民族的語言，甚至看不見歐洲各種主要語言，空談不模仿是無濟於事的。 陳承澤的《國文法草創》是一部較好的語法理論著作。他對馬建忠的講法有許多修正，主要是做到詞有定類，分別本用與活用。 楊樹達，字遇夫，湖南長沙人。他在語法上的主要著作有《高等國文法》（1920），《詞詮》（1928），《馬氏文通刊誤》（1931）等。其他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老子古義》《論語疏證》《漢書窺管》《中國修辭學》《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等。楊氏繼承了乾嘉的樸學，各方面的造詣都頗深。他的語法著作，顯然是從高郵王氏父子那裡繼承了很多東西。《詞詮》等於一部「新經傳釋詞」。即以《高等國文法》而論，也等於拿一部「新經傳釋詞」進行一種新的排列法。 《高等國文法》和《詞詮》都是很好的材料書，材料搜羅得相當豐富。對虛詞的解釋，一般地說是能取王氏父子之長而舍其短。 《馬氏文通刊誤》在校訂工作上也做得很好。馬建忠引書很粗心，許多材料上的錯誤都得到了糾正。至於涉及語法理論，楊氏就不一定比馬氏高明，而且以英語語法去糾正拉丁語語法也是牛頭不對馬嘴的。 總的說來，楊氏在語法體系上沒有什麼可取之處。凡是他與馬建忠違異的地方，往往也就是執著英語語法的地方。例如他把「所」字改稱為助動詞，實際上是受了英語被動式須用助動詞的語法的影響。他把「在」、「居」、「適」、「詣」、「之」、「如」、「涉」、「過」等字認為關係內動詞，不認為外動詞，正是由於這些詞譯成英語是內動詞。有時候，好像他是獨出心裁，無所依傍，如以「之」字為連詞。總之，楊氏長於考據而短於理論，所以他在語法體系上沒有什麼創穫。 從原則出發，而不是從材料出發，這是楊氏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點。例如《馬氏文通》分析《漢書·陸賈傳》「乃病免家居」一句，以為「病」、「家」二字在動字的前面而又不是主語，應視同賓語。楊氏硬說《陸賈傳》本當云：「以病免，於家居。」原文省去「以」、「於」二字，而以為馬說「於理論不合」。其他講到「理論不合」的地方很多。楊氏在這一點上比不上嚴復。嚴復在《英文漢詁·序》中說：「文譜者，講其所以習，非由此而得其所習也。」以某種「理論」作為語法的準繩，而不顧語言事實，則這種所謂「理論」是站不住腳的。 黎錦熙，字邵西，湖南湘潭人。他的主要著作有《新著國語文法》（1924）和《比較文法》（1933），而以前者的影響為最大。《新著國語文法》的最大特點是在最大程度上仿照英語語法。例如黎氏把「是」字後面的實體詞叫做補足語或補位 〔13〕 ，「有」字後面某些名詞被認為是主語 〔14〕 ，又有所謂雙賓位 〔15〕 ，包孕複句 〔16〕 等，這都是依照英語語法的。儘可能和英語語法一致是當時此書成功的主要原因。這是當時的潮流。黎氏的漢語修養好，又費了很長時間搜集豐富的材料，所以他的成就在同時代的許多語法學家之上。 放棄形態學，專講造句法，馬建忠就是這樣做的。黎錦熙想得更深一層，他覺得「若單講詞類底分品和變形，在西文已經是國各不同，在國語更是絕無關係了」，所以應該打破「詞類本位」，而創立「句本位」的「文法」。實際上他已經走到「漢語無詞類」說的邊緣。他說：「國語的詞類，在詞的本身上無從分別，必須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職務，才能認定這一個詞是屬於何種詞類。」 〔17〕 在這一點，他和陳承澤是背道而馳的。 詞有定類或詞無定類（事實上等於無詞類），這是漢語語法學上長期爭論的問題，將來還要爭論下去。這是百家爭鳴的問題。 黎書作為教科書來看是一部好書：條理分明，分析詳盡。書中採用了圖解法，也是採用了英語語法教學的經驗，在教學上是有一定作用的。 黎氏在中國語言學上的主要貢獻在於以白話文作為語法研究的對象。這也是時勢造成的：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風行全國，以白話文為對象的語法書也就應運而生了。 黎氏的主要缺點是先有理，後有法。他在《新著國語文法》引論中說：「思想的規律，並不因民族而區分，句子的『邏輯的分析』，並不因語言而別異。」他這句話的前半說對了，後半卻說錯了。各個語言中的句子結構，不可能有先驗的「邏輯的分析」。黎氏所謂「邏輯的分析」往往是以英語的造句法為標準。他之所以特立一類「關係內動詞」，是看見這些詞在英語中只算內動詞（「坐」、「騎」、「到」、「進」、「過」等），而它們在漢語中卻不須經過介詞的中介而直接帶上賓語 〔18〕 。他認為「你坐車，我走路」裡面的「車」與「路」都很像賓語，但是要作副詞的性質看待 〔19〕 。黎氏又常常談省略，也是因為他心目中有一個先驗的理。例如在分析「這座鐵橋，〔　　〕今年秋季完工」的時候，他說：「這句話若是冬季說的，就屬過去，〔　　〕中可以說是省了一個介詞『當』字；若是春夏季說的，就屬將來，〔　　〕中也可以說是省了一個介詞『到』字。」這樣任意談省略，主觀地填充一個所謂被省略了的詞，而且這個詞可以隨季節而異，顯然是研究方法上的缺點。 （二）發　展　時　期 1936年1月，王力發表了《中國文法學初探》一文，對前此的漢語語法研究方法進行了批判。他反對模仿西洋語法。他認為拿西洋語法來比較研究是可以的，但是他說：「我們對於某一族語的文法的研究，不難在把另一族語相比較以證明其相同之點，而難在就本族語裡尋求其與世界諸族語相異之點。看見別人家裡有某一件東西，回來看看自己家裡有沒有，本來是可以的，只該留神一點，不要把竹夫人誤認為字紙簍。」他的意思是要從客觀材料中概括出語言的結構規律，而不是從某些先驗的語法規則中審查漢語。他在文中也提出了歷史觀點，以為古今語法是不同的。1937年1月，他發表了《中國文法中的系詞》，也表現了他的歷史觀點 〔20〕 。 王力在語法方面的著作，除了上述兩篇論文以外，還有《中國現代漢語》（1943）、《中國語法理論》（1944）、《中國語法綱要》（1946） 〔21〕 等。此外，在他所著的《中國語文概論》 〔22〕 （1939）里，也講到一些語法問題。《中國現代語法》和《中國語法理論》是互相配合的兩部書 〔23〕 ：前者專講規則，後者專講理論（即為什麼定出這些規則來）。《中國語法綱要》則是《中國現代語法》的簡編。 王力在他的著作中把句子分為敘述句、描寫句、判斷句；又把漢語句法上的特殊結構分為能願式、使成式、處置式、被動式、遞系式、緊縮式、次品補語、末品補語；又把副詞的範圍縮小為一般不能修飾名詞的詞，把「了」、「著」等字認為情貌（aspect）的記號；又詳細討論了稱數法。這些理論在語法學界都起了較大的影響。這是重視漢語特點的結果。 王力的語法著作深受丹麥葉斯柏森（Jespersen）的《語法哲學》、法國方德里葉斯（Vendryes）的《語言論》和美國柏龍菲爾德（Bloomfield）的影響。特別是對於葉斯柏森，無條件地採用了他的「三品說」。「三品說」本身有著嚴重的缺點，王力又把它和柏龍菲爾德的「中心說」混在一起，以致互相矛盾，影響了他的優點。 呂叔湘在語法上的著作有《中國文法要略》（1941）和在1940年開始寫的一些關於漢語語法的論文（後來合編成《漢語語法論文集》，1955年出版）。 《中國文法要略》的最大特色，是在書的後半部提出了「表達論」。這是從思想內容到表達形式的一種研究方法。「表達論」從十個角度來分別句子的種類：（1）正反，虛實；（2）傳信；（3）傳疑；（4）行動、感情；（5）離合、向背；（6）異同、高下；（7）同時、先後；（8）釋因，紀效；（9）假設、推論；（10）擒縱、襯托。這種從內容到形式的方法也是比較新的方法。 呂氏在1941年前後，曾發願要寫一部近代漢語歷史語法，所以先陸續發表一些文章。他根據唐宋以後的語錄、筆記、詞曲、小說等，研究了近代漢語中的一些虛詞。他這樣重視近代白話，跟馬建忠以為兩漢以後只有韓愈僅知文理，是一個鮮明的對比。這些文章都寫得很紮實，有分量，有確鑿的證據。其中也有關於上古語法的文章，例如《論「毋」與「勿」》，其中有很細緻的分析。呂氏在早年就注意研究歷史語法，比起馬建忠千古不變的理論，是大大地推進了一步。 高名凱在語法上的著作有《漢語語法論》（1948）。這是純理論的著作，和王、呂二家都不同。呂氏的《中國文法要略》是一部語法書，敘述各種規則；王氏的《中國語法理論》雖然專講理論，但是只是為《中國現代語法》作說明，而高氏則專講理論。書中包括「句法論」、「範疇論」、「句型論」等三編。「句法論」著重在講詞與詞的關係，分為「規定」、「引導」、「對注」、「並列」、「連絡」等六個類型。「句型論」分為「否定」、「詢問」、「疑惑」、「命令」、「感嘆」等五個類型 〔24〕 。高氏曾經研究哲學，對邏輯學也有修養，所以善於分析問題。他的語法理論都是在方德里葉斯語言學說的強烈影響下產生的，所以語法體系與王、呂兩家大大不同。 儘管三家的語法體系各不相同，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共同點：都是以普通語言學為理論指導來進行研究工作的。這是這個時期和語法初期的明顯分野。在語法初期，馬建忠固然絕口不提普通語言學，楊樹達等偶然提到了一些語言學理論，也都只是作為一種點綴品，黏附在上面，很不調和 〔25〕 。惟有這個時期的語法學家們才真正研究了普通語言學，真正運用了普通語言學。漢語語法學到這個時期之所以發展為一個新的階段，原因也在於此。 但是，就在這個優點之中也隱藏著缺點。他們只知道把西洋的語言學方法應用到漢語語法上來，而不知道很好地結合漢語的具體情況來進行創造。於是在多數情況下還不能突破西洋的語言學方法的框子，有時候甚至拿自己所信奉的普通語言學家的理論來套漢語的材料。王、呂主要是依靠了葉斯柏森，高氏是依靠了方德里葉斯。這樣就不免傍人藩籬，始終不能徹底地創立中國的風格。 王、呂、高三家還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過於重視書面語言，而忽略了有聲語言。他們都是南方人，對普通話的輕音、兒化不熟悉，不能從語調、變音等方面研究它們跟句法的關係。例如王氏把許多雙音詞看成了「仂語」（即詞組），也就是不考慮輕音的緣故。 漢語語法學是一門新興的科學。從1898年到解放以前，僅僅走了兩步，離開成功地建立漢語語法的科學體系的時期還是遙遠的。 參考資料 王立達編譯：《漢語研究小史》，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34—37頁。 馬建忠：《馬氏文通》序、後序、例言。 楊樹達：《高等國文法》序。 楊樹達：《馬氏文通刊誤》自序。 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自序及引論。 何容：《中國文法論》。 龍果夫：《漢語語法綱要》俄譯本序。見王了一：《漢語語法綱要》，新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 《解放前漢語語法的研究》，見於《語言學研究與批判》第二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