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史 · 第十四節　古　音　學

清儒所謂「古音」，指的是先秦古音；這裡所謂「古音學」，指的是對上古語音的研究。 中國古代語言學家們，對於語言，一般是缺乏發展觀點的；對於語音的歷史發展，觀念更加模糊。儘管有時候也提到古今語音的不同，如《釋名·釋車》：「車，古者曰車，聲如居。……今曰車，聲近舍」，但是這只是注意到一些個別的、孤立的現象，沒有作為整個語音系統的發展來看。歷史觀點一天不建立，古音學就一天不能產生。古音學的建立，首先應該歸功於明代的陳第。他的歷史概念是鮮明的，他對宋人的《詩經》叶音說的批判，具有很大的衝擊力量。 陳第（公元1541—1617），字季立，號一齋，福建連江人。他是明萬曆年間的秀才，後來在薊州鎮守邊疆十年，很盡了一番力量。所著有《毛詩古音考》《屈宋古音義》《讀詩拙言》等書。他的宣言是：「時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轉移，亦勢所必至。」大家知道，清代古音學以顧炎武為首創者，而顧炎武就直接受陳第的影響；顧氏在他著的《音學五書·音論》一開頭就引陳第《毛詩古音考》和《讀詩拙言》的幾大段議論，可見顧氏對陳氏的推崇。陳第已經肯定了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同一個字在同一個時代、同一個地域，讀音一定是統一的，不會像宋人（朱熹等）所猜測的那樣，以為字沒有固定的讀音，可以由詩人隨便規定「叶音」的。這個原則很重要，它為古音學奠定了很好的基礎。 清代的古音學家，值得敘述的有顧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江有誥七人。其中比較重要的是顧、段、二江；而影響最大的，只有段玉裁、江有誥二人。 顧炎武（公元1613—1682），字寧人，號亭林，江蘇崑山人。他是明末清初的經學大師。關於古音學的著作，有《音學五書》（《音論》《詩本音》《易音》《唐韻正》《古音表》）。此外還有《韻補正》，是為糾正吳棫的《韻補》而作的。 顧氏在語音學上最大的貢獻有兩點： 第一是離析《唐韻》。宋人如吳棫、鄭庠等也曾企圖研究古韻，但是他們拘守著《唐韻》，把每一個韻部看成是一個整體，沒有想到把它們拆開；因此，把韻部歸併得很寬，仍然不免出韻。另一個極端則像陳第那樣，遇字逐個解決，沒有注意到語音的系統性。顧氏則是先把某些韻部拆成若干部分，然後重新與其他的韻部合併起來。例如麻韻分為兩半，一半併入歌韻，一半併入魚韻。這樣有分有合，既照顧了語音的系統性，又照顧了歷史發展。 第二是以入聲配陰聲。顧氏注意到《詩經》常常有入聲字和陰聲字押韻，又注意到一字兩讀（如「質」又音致，「覺」又入效韻），所以他認為除緝盍等韻以外，《唐韻》以入聲配陽聲都是配錯了的。入聲配陰聲這個原則是後代古音學所公認的。 顧氏運用歸納法，按照《詩經》的用韻，把古韻分為十部： （一）東冬鍾江； （二）脂之微齊佳皆灰咍； （三）魚虞模侯； （四）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 （五）蕭宵餚豪幽； （六）歌戈； （七）陽唐； （八）耕清青； （九）蒸登； （十）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 陳第、顧炎武定下了古音學的總原則，直到後來所有的古音學家們都沒有違反這些總原則，所根據的材料又是一樣的，那末，為什麼後來越分越細，古韻並不止分為十部呢？原因有三： 第一，沒有貫徹離析《唐韻》的原則。例如虞韻本當分為兩類，其一歸「魚」，另一歸「侯」。顧氏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第二，對於韻例的看法有分歧。例如《詩·邶風·靜女》三章：「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顧氏以為此章以平上去通為一韻，但是段玉裁認為單句不入韻，江有誥認為單句與單句押韻，雙句與雙句押韻。 第三，是承認不承認合韻。例如《詩·秦風·小戎》三章葉「群」、「 」、「苑」。如果認為合韻，則文部與元部可以分開；如果像顧氏認為不是合韻，而是同韻，則不能分開了。 江永（公元1681—1762），字慎修，清代婺源人。他是康熙年間的秀才，博古通今，除經學之外，精通天文、樂律及音韻之學。在音韻方面，所著有《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音學辨微》。戴震是他的弟子，《古韻標準》是戴震參訂的。 江永把古韻分為十三部，與顧氏不同之點在於：（1）幽部與宵部分立 〔42〕 ；虞韻之半歸幽部；（2）真部與元部分立；（3）侵部與談部分立。 江永研究古音的最大特點是講究音理。他說： 細考《音學五書》亦多滲漏，蓋過信「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於「天」、「田」等字皆無音。《古音表》分十部，離合處尚有未精，其分配入聲多未當。此亦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每與東原嘆惜之 〔43〕 。 「考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成為一句名言。《詩經》中不可能沒有合韻的情況，正如今天ao、ou可以通韻，an、in可以通韻一樣。如果沒有音理作為指導，一味系聯，似密而實疏，並不能認為是科學的方法。江氏精於等韻學，以音理作為基礎來研究古音，與顧氏在觀點方法上有了分歧，所得的結果自然不一樣了。 江氏古音學的最大貢獻有兩點： 第一是區別侈弇。拿今天的術語來說，就是區別開口元音和閉口元音（侈是開，弇是閉）。漢語的語音，從古到今，都有a系統與ə系統的對立。江氏區別幽、宵兩部，因為宵部是a系統，幽部是ə系統 〔44〕 ；區別真、元兩部，因為元部是a系統，真部是ə系統 〔45〕 ；區別侵、談，因為談部是a系統，侵部是ə系統 〔46〕 。這一發現是很重要的。 第二是以入聲兼配陰陽。江氏叫做數韻共一入。江氏《四聲切韻表》以開合等呼相配成表，非常細緻。雖然個別地方還欠正確 〔47〕 ，但是大體上是合理的，後來江有誥的《入聲表》還不能超出他的範圍。他以昔韻兼配支、耕兩部，質韻兼配脂、真兩部，職韻兼配之、蒸兩部等，實際上是以入聲為樞紐，而把陰聲和陽聲聯繫起來。後來戴震仿照這個辦法，成為九類二十五部的配合（參看下文），朱駿聲也仿照這個辦法，以為鼎的分部同解，坤的分部同履，升的分部同頤，等等。孔廣森實際上受到江氏《四聲切韻表》的影響，才創為陰陽對轉的理論的。 戴震（公元1723—1777），字東原，安徽休寧人。他是江永的弟子，經學、小學都受江永的影響。在音韻學方面，他的著作有《聲韻考》和《聲類表》。他的等韻學不及江永，但是在古音研究上，他也有一些好的見解。 戴震把古韻分為九類二十五部。其分類之所以如此之多，是因為他把入聲獨立出來了，同時又採用他的弟子段玉裁的支脂之三部分立之說，自己又把祭泰夬廢四韻獨立起來成為一部。但是戴震又說：「若入聲附而不列，則十六部。」這十六部跟江氏的十三部相比，則是增加了脂部、之部和祭部。 戴氏古音學的最大貢獻有兩點： 第一是把入聲獨立起來。這對於後來黃侃的二十八部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我們承認上古的入聲字是收音於-p、-t、-k的，非獨立則於音理上講不通。 第二是把祭泰夬廢四個韻獨立起來。這四個韻無論從諧聲系統說，從《詩經》用韻說，都是和脂部不發生關係的。 戴氏的缺點是把歌戈麻看成陽聲，祭泰夬廢看成陰聲。後來孔廣森把歌戈麻看成陰聲，黃侃把祭泰夬廢看成入聲，才是對的。 段玉裁的古音學，見於他所著的《六書音均表》 〔48〕 。他把古韻分為十七部。與江永的十三部比較，多了脂部、之部、侯部、文部。脂之兩部從支部分出，侯部從幽部分出，文部從真部分出。 段氏古音學的最大貢獻有四點： 第一，支脂之分立，侯幽分立，真文分立，都是段氏的創穫。於此更見《切韻》的存古性質，段氏受《切韻》的啟發，同時細心觀察形聲字的偏旁與《詩經》的用韻，終於證據充分地把這些韻部分開了，後來也就成為定論。 第二，段氏開始把古韻的韻部按韻母的性質來排列，十七部分為六類：第一類是之部；第二類是宵幽侯魚四部；第三類是蒸侵談三部；第四類是東陽耕三部；第五類是真文元三部；第六類是脂支歌三部。這樣，鄰韻的概念清楚了，合韻就不是漫無標準的了。 第三，段氏建立了「同聲必同部」的理論。本來，宋徐蕆在他的《韻補序》中已經講到諧聲跟韻部的關係，他說：「如霾為亡皆切，而當為陵之切者，由其以貍得聲……」江永也講到這種關係，如雲「熨蔚從尉，沸費從弗」（《四聲切韻表》凡例）；但是明白地作為一個原則肯定下來，則始於段氏。後來朱駿聲就依照這個原則來編他的《說文通訓定聲》，以聲符為小韻部。當然這不能絕對化，因為造字時代距離《詩經》時代已經很遠了，但是，作為區別同韻字的一個原則，基本上還是可用的。 第四，段氏認為古無去聲，這也是一種新的發現。當然，把去聲字和入聲字的讀音完全混同起來是不對的；但是，指出中古時代大部分去聲字來自入聲（按，即收音於-p、-t、-k），則是正確的。 段氏有兩個缺點：第一個缺點是把屋聲、谷聲、卜聲、木聲一類的字都歸入了幽部，其實是應歸侯部的。第二個缺點是把至部字認為是真部的入聲。戴震曾經指出這第二個缺點 〔49〕 ，而段氏堅持不改。但是這第二個缺點是不大的，既然可以異平同入，至部配脂部固然可以，配真部也未嘗不可以。王念孫可能是受了段氏這個地方的啟發，才悟出一個獨立的「至」部來。 孔廣森（公元1752—1786），字眾仲，一字 約，號顨軒，山東曲阜人，乾隆進士。他也是戴震的弟子，從小就受經於戴震。經學方面的著作有《禮學巵言》《經學巵言》《公羊通義》等；音韻學方面，他著有《詩聲類》和《詩聲分例》。 孔廣森分古韻為十八部，與段氏十七部不同之點在於：（1）冬部從東部分出；（2）合部從侵談分出；（3）真文合併。此外，段氏真部入聲字，孔氏改隸脂部。 孔氏古音學的最大貢獻有兩點： 第一，冬部從東部分出。這件事雖然沒有得到一致的公認，但是證據相當充分。冬部與侵部接近，東部與陽部接近，而冬與陽則不相通。 第二，陰陽相配的事實雖不是孔氏首先發現的，但是陰陽對轉的理論則是孔氏首創的。孔氏明白地指出入聲是對轉的樞紐，這種理論也是可取的。 孔氏的缺點是主張古無入聲。他似乎承認合部是入聲，卻又把它歸入陰聲類去。孔氏是山東人，受了地域方言的影響，以致有了這個錯誤的結論。 王念孫（公元1744—1832），字懷祖，學者稱石臞先生，江蘇高郵人。他也是從小受業於戴震。他的最大成就在訓詁學方面（見下節），但是，他對古韻也有很大的貢獻。音韻學方面，他的著作有《詩經群經楚辭韻譜》，見於《高郵王氏遺書》內。王引之《經義述聞》卷三十一有古音二十一部表，所述的就是王念孫的古音學說。 王氏分古韻為二十一部，表面上似乎是從戴震的二十五部減去收-k尾的入聲五部，再把至部從真部入聲里分出來；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簡單。如果這樣了解，那是把王念孫的功勞給埋沒了。 王氏古音學的最大貢獻是：他認為至部、祭部、緝部、盍部都應該獨立。這種獨立，與戴氏的入聲韻部獨立不同。他是以「同聲必同部」的原則為標準的，所以至部、祭部包括去聲和入聲，而不像戴震所分的，單純是去聲。這種分法，實際上與段氏古無去聲的理論相為表里。他把收-t、收-p的入聲字都獨立起來了，而收-k的入聲字沒有獨立起來，這是按《詩經》用韻和諧聲偏旁客觀歸納的結果。 他把從「屋」、從「谷」、從「木」、從「卜」……的字都改隸侯部，原來段玉裁是把它們歸入幽部的 〔50〕 。他自己以為是他的特點之一，但是孔廣森、江有誥、朱駿聲不約而同地也都把它們歸入侯部了。歸入侯部是對的。 江有誥（？—公元1851），字晉三，安徽歙縣人。他是王國維所謂「自奮於窮鄉孤學」 〔51〕 。他只看見過顧炎武、江永、段玉裁的書，後來才看見孔廣森的書；至於戴震、王念孫的音韻學說，他在著書時是完全不知道的。但是，他的研究結果與王念孫基本上相同。可見如果材料相同、方法相同，研究結果決不會有很大分歧的。 江有誥所著有《音學十書》，現在流傳的只有：（1）《詩經韻讀》；（2）《群經韻讀》；（3）《楚辭韻讀》；（4）《先秦韻讀》；（5）《唐韻四聲正》；（6）《諧聲表》；（7）《入聲表》；（8）《等韻叢說》 〔52〕 。 江有誥把古韻分為二十一部。比較王念孫的二十一部，少了「至」部，多了「冬」部。後來江有誥的朋友夏炘作《古韻二十二部集說》，把王、江二氏的古韻學說熔為一爐。 看來江氏的古韻學並沒有什麼特色；但是，正如段玉裁所說的：「晉三集音學之成。」 〔53〕 所謂「集成」，並不是簡單地兼采眾家之長，而是自己先辛勤地走一遭，真正懂透了，而且有很深厚的修養，卓越的見解，足以判斷各家的是非。別人不能集音學之成，而江有誥能集音學之成，可見不是偶然的。段玉裁自己是傑出的古音學家，但是他對江有誥則揄揚備至（見《江氏音學序》）。他對江氏的鑑定，應該是最恰當的。 江有誥的古音學主要貢獻有三點： 第一，在清代古音學家中，他最深入、最全面地作了研究，既總結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用大量的材料來說明問題。《詩經韻讀》《群經韻讀》《楚辭韻讀》《先秦韻讀》這四部書，把先秦所有的韻文（包括散文中的韻語）都搜集在一起，這樣巨大的工作是前人沒有作過的。把原文抄下來，這不但便利讀者，而且使讀者能更清楚地看見古人的韻例，更確切地知道二十一部的分立是證據確鑿的。 第二，他和江永一樣精於等韻學，但是他比江永的條件好得多。在他的時代，古韻部已經差不多算是分定了，他再從等韻來分析，就更有科學價值。他說某入聲韻是某平聲韻的入聲，是從三方面來證明的：第一是一字兩讀；第二是諧聲偏旁；第三是先秦韻文押韻。他的入聲表不但解決了平入配合的問題，而且也解決了四聲相配的問題。這就等於給先秦語音系統作了韻圖 〔54〕 ，使我們看見語音系統的全貌，從而推知語音演變的脈絡。如果要擬測古音，也非依照這個系統不可。 第三，他的《諧聲表》也很重要。按照「同聲必同部」的原則，必須有了諧聲表，然後某字歸某部，才算固定下來。段玉裁也做過諧聲表，但那是按照十七部做的，現在已經過時了，而且有些聲符不一定歸得妥當 〔55〕 。因此，江氏的《諧聲表》，對後代研究古音的人來說，參考價值是很高的。 章炳麟、黃侃對王、江的古韻分部還有所修正。章炳麟另立隊部，共成二十三部。黃侃分為二十八部。實際上是在王、江的二十二部的基礎上再加戴震所立的沒、錫、鐸、屋、沃、德六部。黃侃的二十八部之說，曾經有一個時期影響很大。 黃氏的優點也就是戴震的優點；陰陽入三聲分立，在理論上是站得住腳的。但是，具體到古韻分部，黃氏的缺點就大了。他拘泥於他所提出的、不合邏輯推理的所謂「古本韻」理論 〔56〕 ，讓蕭部沒有入聲韻相配，以致與陰陽入三分的原則不合。再者，他沒有像江有誥那樣做出諧聲表，我們不知道沒、錫、鐸、屋、沃、德六部所包括的是哪些字 〔57〕 。這樣，二十八部的概念還是相當模糊的。 章炳麟的隊部倒是很有參考的價值。他在《文始》中說：「隊脂相近，同居互轉。若『聿』、『出』、『內』、『術』、『戾』、『骨』、『兀』、『郁』、『勿』、『弗』、『卒』諸聲，諧韻則《詩》皆獨用；而『自』、『佳』、『 』或與脂同用。」 〔58〕 可見他是把「 」、「佳」、「 」等聲的字算作隊部平聲的。可惜到了後來他就改變了原來的說法，以為「隊異於脂，去入與平異也」。王力研究南北朝詩人用韻，受到啟發，看見《詩經》中脂、微有分用的情況，所以把微部從脂部中分出來。王力所分出的微部，其中正包括著「自」聲、「佳」聲、「 」聲的字，不過其範圍比章氏的隊部要廣得多。章氏晚年準備並冬於侵 〔59〕 ，王力採用了章氏晚年的意見，又參照了章氏早年隊部有平聲的意見，在他原來的二十三部中增微減冬，仍為二十三部 〔60〕 。後來王力在他的《漢語史稿》中，又主張陰陽入三聲分立，分為古韻二十九部，即在上述二十三部以外，再加入聲六部 〔61〕 。古韻學的成就，主要不在於越分韻部越多，而在於越來越把語音系統弄清楚了。 上古聲母的研究，比起韻部來，要冷清得多。原因是聲母研究的條件不如韻部研究的條件好：韻部研究有大量韻文作為依據，而聲母研究只能依靠諧聲偏旁、聲訓及異文。諧聲字同偏旁的不一定同聲母，聲訓也不一定同聲母，而異文的材料又不多。因此，古聲母研究的成績不算很大，只有下面的五點大致可以肯定下來。 （一）古無輕唇音； （二）古無舌上音； （三）古娘母歸泥母，古日母與泥母同類； （四）古喻母四等與定母同類； （五）古喻母三等歸匣母。 一、二兩項是錢大昕的發現 〔62〕 。錢大昕（公元1728—1804），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江蘇嘉定人。他的發現為古反切所證實；直到《切韻》時代，重唇和輕唇仍舊不分，舌頭與舌上不分。三項是章炳麟的發現 〔63〕 。他說娘日二紐歸泥；娘歸泥沒有問題，本來《切韻》中的泥娘就是不分的。至於日母，只能認為上古日母近似泥母，還不能完全混同。四、五兩項是曾運乾的發現 〔64〕 。曾運乾，湖南人，曾任大學教授。他的理論應該修正一下：不是喻四歸定，只是喻四在上古接近定母。羅常培也發現在《經典釋文》和《玉篇》中，喻三和匣母還是不分的 〔65〕 。 章炳麟認為古音有二十一紐，黃侃認為古音只有十九紐 〔66〕 。一味把古紐合併，恐怕並不符合真實情況。但是，黃氏以照系二等併入精系，則很有參考價值；照系二等在上古音系中，的確和精系相近，如果不相同的話。 清儒在古音研究中，存在著兩個相當普遍的錯誤觀點。第一是復古思想。顧炎武說：「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者。」 〔67〕 江永批評他說： 愚謂此說亦大難。古人之音雖或存方音之中，然今音通行既久，豈能以一隅者概之天下？譬猶窯器既興，則不宜於籩豆；壺斟既便，則不宜於尊罍。今之孜孜考古者，亦第告之曰：「古人本用籩豆尊罍，非若今日之窯器壺斟」耳。又示之曰：「古人籩豆尊罍之制度本如此，後之摹仿為之者，或失其真」耳。若廢今人之所日用者，而強易以古人之器，天下其誰從之？ 〔68〕 江氏的批評非常正確。但是，段玉裁在《江氏音學序》中仍然說「陸氏分配之誤」，江有誥所著有《唐韻四聲正》《唐韻再正》等，是古非今的觀念仍舊牢不可破。直到章炳麟還說： 今世語言訛亂，南朔異流，終之不失古音與契合唐韻部署者近是。夫欲改易常言，以就三代之音，其勢誠未可也。若夫金元虜語，侏離而不馴者，斯乃財及幽并冀豫之間，自淮漢以南亡是。方域未廣，曷為不可替哉？ 〔69〕 這種主張是違反歷史潮流的，因而是應當批判的。 第二是濫用「一聲之轉」的說法。一聲之轉，實際上就是雙聲。一聲之轉又有兩種。一種是錢大昕所謂「聲隨義轉」。他說《詩·小雅·小旻》以「集」字與「猶」、「咎」、「道」押韻，是因為「集」訓為「就」，就讀「就」音；《詩·大雅·瞻卬》以「鞏」字與「後」押韻，因為「後」字的古音同「戶」，而「鞏」訓為「固」，就讀「固」音 〔70〕 。這種說法不自錢氏始：江永實際上已經這樣做了。江氏以為《詩·秦風·小戎》的「苑」字跟「群」、「 」押韻是因為「苑」字在別的地方有「蘊」字的意義，這裡也可以讀為「蘊」（於粉切） 〔71〕 。其實「聲隨義轉」的理論是錯誤的；顏師古已經批判過，「宏」訓為「大」並不就讀「大」，「仇」訓為「讎」並不就讀為「讎」。另一種是「雙聲假借」。錢大昕以為《易·屯卦》以「民」與「正」為韻，因為「民」「冥」雙聲，「民」讀如「冥」；《易·觀卦》以「平」與「賓」「民」為韻，因為「平」「便」雙聲，「平」讀如「便」 〔72〕 。朱駿聲繼承了這種說法。例如他在「鞏」字下面說：「《詩·瞻卬》葉『鞏』『後』，按，讀如『垢』也」 〔73〕 ，在「宗」字下面說：「《詩·公劉》葉『飲』『宗』，按，讀『簪』也；偽《伊訓》葉『洋』、『彰』、『常』、『祥』、『殃』、『慶』、『宗』；《周書·武寤》葉『疆』、『宗』、『公』、『饗』；《呂覽·權勛》葉『行』、『宗』、『眾』、『望』、『終』；按，讀如『臧』也。」這樣保留聲母，改變韻母來押韻，那就無所不通，實際上走上了陳第所批判的宋人「叶音」的道路。 清代的古音學雖然成績很大，但是為時代所局限，仍然有一些唯心的東西，是應該指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