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史 · 第七節 韻 書（上）
陳澧《切韻考》卷六說：「蓋有反語，則類聚之即成韻書，此自然之勢也。」這只能說明反切是韻書的基礎，還不能說明韻書產生的原因。韻書產生的原因是為了適應詩賦的需要。莫友芝《韻學源流》說：「今韻者，隋唐以來歷代詩家承用之譜也。」 〔14〕 莫氏的話可以說明韻書的性質。
一般人以為最早的韻書是三國魏代李登的《聲類》和晉代呂靜的《韻集》。可惜這兩部書都已經亡佚。清代陳鱣從群書中所摘出，輯成今本《聲類》和《韻集》，那是偏重於字義，極少涉及反切；至於全書體例，更是無從窺見。封演《聞見記》說：「魏時有李登者，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魏書·江式傳》：「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忱弟靜別放（仿）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可見二書體例是一致的，問題在於「以五聲命字」的真正意義是什麼。有人猜想是四聲或平仄的分別（如陳澧），但是莫友芝說：「今按古人用韻，未有四聲之限。登、靜書俱不傳，無從知其部例，然其時猶未聞有四聲之說。」 〔15〕 這話說得很有道理。可能「以五聲命字」是把韻部分為五類。古人喜歡以五聲配合聲韻（如宋人以五音配牙舌唇齒喉），我們可以不必深究。
按四聲分韻的韻書大約是始於沈約的《四聲譜》。《梁書·沈約傳》說：「約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隋書·經籍志》載有《四聲》一卷，梁太子少傅沈約撰，今已亡佚。從此以後，聲調成為韻的組成部分，不同聲調的字不能同屬一個韻部。
在此之前，也許古人還不能自覺地辨別四聲，但是我們也不能說古人完全沒有意識到聲調的區別。試看上節所舉孫炎《爾雅音》反切下字必與其所切的字同一聲調，那絕不是偶然的。至於有人說沈約「發明」四聲，那更是荒謬了。
除沈約的《四聲》外，《隋書·經籍志》還記載了十一種韻書，即：（1）周研《聲韻》；（2）張諒《四聲韻林》；（3）段宏《韻集》；（4）無名氏《群玉韻典》；（5）陽休之《韻略》；（6）李 《修續音韻決疑》；（7）李 《音譜》；（8）無名氏《纂韻鈔》；（9）劉善經《四聲指歸》；（10）夏侯詠《四聲韻略》；（11）釋靜洪《韻英》。陸法言《切韻序》也記載了六部韻書，即：（1）呂靜《韻集》；（2）夏侯該《韻略》；（3）陽休之《韻略》；（4）周思言《音韻》；（5）李季節《音譜》；（6）杜台卿《韻略》。夏侯該應是夏侯詠之誤，李季節也就是李 。上述這些書也都亡佚了。
隋代陸法言《切韻》是韻書中影響最大的一部。《切韻》雖已亡佚，但是《廣韻》前面還保存著陸法言的一篇《切韻序》，國內外也還保存著一些《切韻》殘卷 〔16〕 。唐代的《唐韻》、宋代的《廣韻》都是直接和間接以《切韻》為基礎的。鄭樵《通志·藝文略》載孫愐著《唐韻》五卷。孫書亦已亡佚，現存的有清末蔣斧所藏的《唐韻》殘卷。《廣韻》全名是《大宋重修廣韻》，陳彭年等奉敕撰，這是目前保存下來的最早的完整的韻書。
《切韻》的韻部，基本上與《廣韻》的韻部相同。依照故宮所藏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殘本看來，《切韻》共有一百九十五個韻。跟《廣韻》的二百零六韻比較，只是並諄於真，並准於軫，並稕于震，並術於質，並桓於寒，並緩於旱，並換於翰，並曷於末，並戈於歌，並果於哿，並過於箇。這只是把合口呼和開口呼合併，完全不影響到語音系統 〔17〕 。據王國維考證，現行的《廣韻》二百零六韻是依照李舟《切韻》的韻部。對於這些問題，在語言學史上無關緊要。我們試看《廣韻》的反切，也基本上與《切韻》一致，那麼，我們就可以把《廣韻》的語音系統看成是《切韻》的語音系統。
上文說過，韻書是為了適應詩賦的需要而作。但是，《切韻》實際上已經超過了這種需要的範圍，而進入了語言學的領域。陸法言在《切韻序》里說：
昔開皇初，有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門宿，夜永酒闌，論及音韻。以（古）今聲調既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秦隴則去聲為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共為一韻；先仙、尤侯，俱論是切。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若賞知音，即須輕重有異。
這一段話共有兩層意思：第一，當時各地方言多有誤讀，必須加以規範；第二，如果為了適應詩賦的需要，定韻還可以從寬，如果為了語音分析，就必須從嚴。所以他在《序》里還說：「辨析毫釐，分別黍累。」陸法言及其同道八人，正是以音韻專家的資格來編寫這一部韻書的。
關於《切韻》的性質，歷來就有三種不同的意見。第一派以戴震為代表，他以為二百零六韻太多，其中有些是陸法言等人主觀地硬分出來的。他說：
仆因究韻之呼等：一東內一等字與二冬無別，脂內三等字與八微無別……其餘呼等同者，音必無別。蓋定韻時有意求其密，用意太過，強生輕重。其讀一東內一等字必稍重，讀二冬內字必稍輕，觀「東，德紅切」、「冬，都宗切」，洪細自見。然人之語言音聲，或此方讀其字洪大，彼方讀其字微細；或共一方，而此人讀之洪大，易一人讀之又微細；或一人語言，此時言之洪大，移時而言之微細。強生輕重，定為音切，不足憑也 〔18〕 。
第二派以陳澧為代表，他以為二百零六韻是適合實際情況的。他說：
陸氏分二百六韻，每韻又有分二類、三類、四類者，非好為繁密也，當時之音實有分別也 〔19〕 。
第三派以章炳麟為代表，他以為《廣韻》兼有古音成分和方音成分。他說：
《廣韻》所包，兼有古今方國之音，非並時同地得有聲勢二百六種也。昧其因革，操繩削以求之，由是侏離，不可調達矣 〔20〕 。
我的意見是：《切韻》的語音系統是以一個方言的語音系統為基礎（可能是洛陽話），同時照顧古音系統的混合物。陸法言等人並沒有進行實地的方言調查，他們談及方音時，只憑籠統的印象；但是，他們照顧了古音系統，自然也就照顧了方音，因為方音正是從古音發展來的。陸法言等人之所以能夠照顧古音系統，也並非由於他們能像清儒那樣進行過古音研究，只是他們謹守古人的反切，而這些反切也正反映了古音系統。我們千萬不要輕視謹守古人反切這一點，這正是陸法言等人引以自豪的地方。如果他們明確地知道古人能分別的，而他們所據以為基礎的方言不能分別，他們就寧可依照古音系統，違反當時最有勢力的方言（如洛陽話）。
《切韻序》說：「蕭顏多所決定」，可見蕭該和顏之推對《切韻》的語音系統是起決定作用的。現存關於蕭該的材料很少，但關於顏之推的材料則頗多。從《顏氏家訓·音辭篇》來看，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個復古主義者。他說：
北人之音多以「舉」「莒」為「矩」，唯李季節云：「齊桓公與管仲於台上謀伐莒，東郭牙望桓公口開而不閉，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則，莒矩必不同呼。」此為知音矣。
以古音為是非的標準，這是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但是，正因為《切韻》這樣做，倒反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較古時代的語音情況，如支脂、魚虞的分別就是這樣。其實陳澧也正是這個意見。他說：
李涪《刊誤》云：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為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為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眾」為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為切。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戴東原《答段若膺論韻》書云：「涪去法言非遠，已讀『東』『冬』如一、『中』『終』如一，譏其妄別矣。……」澧謂李氏、戴氏皆未詳考古書而輒詆陸氏為妄。……顧野王切語分別甚明，不獨陸氏為然也。唐以後聲音漸變，不能分別，故李涪妄譏之 〔21〕 。
陳澧的缺點在於一口咬定隋代語音還能分別二百零六韻，其實只要承認上古能分（但不一定能分為二百零六），也就夠了。
總之，《切韻》的語音系統決不是向壁虛造的，而是有事實根據的。語音本身富於系統性，由於《切韻》有事實根據，所以也很富於系統性。現在只舉入聲與非入聲的對應規律來說明問題。
（一）入聲配陽聲，這是《切韻》的系統。入聲的韻類等呼與陽聲的韻類等呼基本上是一致的。東韻有一三等，屋韻也有一三等 〔22〕 ；冬韻只有一等，沃韻也只有一等；鍾韻只有三等，燭韻也只有三等；江韻只有二等，覺韻也只有二等。即以韻部中所包的聲母而論，入聲與陽聲也是一致的。例如文吻問三韻只有喉牙唇音合口三等；入聲物韻也只有喉牙唇音合口三等；元阮願三韻只有喉牙音開合三等和唇音合口三等，而且喻母有合三而無開三，入聲月韻也正是只有喉牙音開合三等和唇音合口三等，而且喻母有合三而無開三。這種情況決非偶然。
從諧聲系統看，入聲配陽聲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散」聲有「撒」，「旦」聲有「怛」，「束」聲有「竦」 〔23〕 ，「盾」聲有「腯」（陀骨切），「廣」聲有「擴」，「能」聲有「 」（奴勒切）等。特別是收-p尾的入聲字和收-m尾的字關係密切，如「音」聲有「喑」（去急切），「 」（七感切）聲有「 」（音雜）、「 」（子答切），「奄」聲有「醃」（於輒切），「占」聲有「帖」「怗」，「厭」聲有「魘」，「念」聲有「捻」（奴協切），「臽」（音陷）聲有「掐」（苦洽切），「咸」聲有「 」（去洽切），「執」聲有「墊」，「乏」聲有「泛」等。
（二）入聲配陰聲，這不是《切韻》的系統。但是，由於《切韻》的韻是從舊反切歸納出來的，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上古入聲配陰聲的系統。現在只舉一、二、四等韻來說。陰聲一等模姥暮與入聲一等鐸韻相配，故「各」聲有「路」，「莫」聲有「暮」，「度」字有徒故、徒各兩切，「惡」字有烏各、烏路二切，「作」字有則落、臧路二切。陰聲一等灰賄隊與入聲一等沒韻相配，故「卒」聲有「碎」，「孛」聲有「悖」、陰聲一等咍海代與入聲一等德韻相配，故「亥」聲有「刻」，「代」聲有「 」（音特），「塞」字有蘇則、先代二切。陰聲一等泰韻與入聲一等曷末兩配 〔24〕 ，如「曷」聲有「愒」（苦蓋切），「大」聲有「達」，「奈」聲有「捺」，「蔡」聲有「擦」，「賴」聲有「獺」，「最」聲有「撮」，「兌」聲有「脫」，等等。陰聲一等豪韻與一等沃韻相配，故「告」聲有「酷」，「暴」聲有「曝」，「高」聲有「熇」（火酷切），「冒」聲有「瑁」（莫沃切），「告」字有古到、古沃二切。陰聲一等侯厚候與入聲屋的一等相配，故「蔌」與「漱」同聲符，「彀」與「穀」同聲符，「族」聲有「嗾」（蘇奏切），「讀」字有徒谷、田候二切。陰聲二等佳蟹卦與入聲二等麥韻相配，故「責」聲有「債」，「畫」字有胡卦、胡麥二切。陰聲二等夬韻與入聲二等轄韻相配，故「話」與「刮」同聲符。陰聲二等皆駭怪與入聲二等黠韻相配，故「殺」聲有「鎩」（所拜切），「介」聲有「扴」（古黠切），「八」聲有「扒」（音拜），殺字有所八、所拜二切。陰聲二等餚巧效與入聲二等覺韻相配，故「卓」聲有「罩」，「包」聲有「雹」，「覺」聲有「攪」，「貌」聲有「邈」（莫角切），「覺」字有古岳、古孝二切。陰聲四等齊薺霽與入聲四等屑韻相配，故「切」聲有「砌」，「癸」聲有「闋」，「契」字有苦計、苦結二切，「戾」字有力計、練結二切。「閉」字有博計、方結二切。陰聲四等蕭韻與入聲四等錫韻相配，故「竅」與「激」同聲符，「釣」與「的」同聲符，「溺」字有奴歷、奴弔二切。這種整齊的局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等」的配合），決不可能是向壁虛造的。
《切韻》（及其後身《廣韻》）無疑地是中國語言學的寶貴遺產。過去許多人把它當做一時一地的語音實錄來研究，那是不善於利用材料。陸法言在序里說明是「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我們就應當把它看成是兼包古今方國之音，而特別以古音為準的書。所謂「南北是非」，實際上是說合於古則是，不合於古則非；所謂「古今通塞」，實際上是說合於古則通，不合於古則塞。當然顏之推也說過不能迷信古人 〔25〕 ，但他指的是不能迷信個別的古人；至於以古音為準，仍然是古代士大夫的信條。這樣，《切韻》所代表的語音系統比成書時代的語音系統更古，雖然不是一時一地之音，其所反映的語音情況仍有巨大的參考價值。我們可以拿它作為窺測上古語音的橋樑，清儒正是這樣做了，而且取得巨大的成績。我們又可以拿它來做調查方音的出發點，近年來我們正是這樣做的。這並不是說，中國現代所有的漢語方音都是從「切韻音系」演變而來的，更不是說都是從隋代的洛陽音或長安音發展來的，但是「切韻音系」仍然與較早地離開中原的某些方言有其對應的規律。我們又可以拿它作為出發點來研究外族的借詞，例如在越南借詞中，喻三與喻四不同聲母，曾攝與梗攝不同韻母，正可與《切韻》互相印證。
當然我們還不能說《切韻》完全沒有缺點。例如注「又讀」的時候，沒有經常照顧到跟互見的地方的反切統一起來，就是一個缺點。其次，既然「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最好是隨時明確地指出來。譬如說，以洛陽音為基礎，就應該把洛陽人所不能辨別的讀音注出。這樣做，則參考的價值就更高，可惜陸法言、顏之推等人看不到這一點。
這種工作牽涉到對規範化工作的認識問題。民國初年曾經有過讀音統一會，制定了注音字母，那種做法恰像陸法言等人的做法，把一些北京人所不能辨別的音也加了進去，以為做到了「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結果是行不通。今天我們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才真正把普通話推廣開了。假如當時陸法言等人也知道以洛陽音為標準音來制定一部韻書，它將可以與後代的《中原音韻》媲美。
但是，《切韻》雖然沒有達到規範化的目的，它所反映的較古時代的語音系統，從某種意義上說，卻比如實地記錄當時一地的語言更有價值。因為較古時代的語音系統與《詩經》音系更為接近，更有利於上推古音；同時，較古時代的語音系統更能全面地照顧各地的方言，更有利於下推今音。有人認為《切韻》音系是拼湊而成的，從而貶低它的價值，那是不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