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語言學史 · 第一節　語言研究的萌芽

語文學的興起，是在文化遺產積累較多的時代。書籍多了，時代遠了，字形、字音、字義都有了變化，於是促使人們進行探討。春秋戰國時代，由於去古未遠，而且書籍很少，人們還不感覺到有語文學的需要。因此，語文學在先秦還沒有產生。 但是零星的語文學知識已經在萌芽了。首先是作者借字義的解釋來闡明一種哲理或政治主張。例如《論語·顏淵》敘述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政就是正，你帶頭端正自己，誰敢不端正呢 〔1〕 ？又如《孟子·滕文公上》敘述夏、殷、周三代的田賦名稱不同，夏叫「貢」，殷叫「助」，周叫「徹」。孟子解釋說：「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孟子以「徹」解「徹」，這是以本字為訓的辦法。這種辦法是以用一個常用的字義解釋一個不很常用的字義。「徹」的常用意義是「通」，孟子大意是說「徹」是天下通法，不因地區的不同而有所差異 〔2〕 ；「助」是「憑藉」的意思，公家憑藉人民的力量來耕種公有的土地。在同一篇中，孟子又敘述夏、殷、周三代的學校名稱不同：夏叫「校」，殷叫「序」，周叫「庠」。孟子解釋說：「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古人教養不分，《周禮·地官·保氏》說：「而養國子以道」，可見養就是教；射是六藝之一，這裡代表學校里傳授的一切知識和技能 〔3〕 。上面所舉三個例子都是後代所謂「聲訓」。「聲訓」的辦法是採取同音的字或雙聲疊韻的字作為解釋。「徹者徹也」不但同音，而且同字，但是仍舊可以認為是聲訓，因為同形詞（homographs）不等於同一個詞。「政者正也」是同音為訓的例子，「助者藉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都是疊韻為訓，而聲母也很相近。本來，如果說「庠者，教也；校者，射也；序者，養也」，原則上未嘗不可以說得通，但是那樣就失去了聲訓的特點。關於聲訓，等到下文第五節還要討論。這裡我們要弄清楚：孔子、孟子之所以搞聲訓，並不是為了語文學的目的，而是為了闡明自己的政治主張的。 其次，作者也可以借字形的解釋，來闡明一種哲理或政治主張。例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敘述「邲之戰」，楚國打了勝仗，潘黨勸楚莊王建築軍營，積屍封土，來顯耀自己的武功。楚莊王不肯。在他的長篇談話中特別提到「武」字的字形是從「止」從「戈」（本來寫作 ），只有停止干戈才夠得上稱為「武」。同書宣公十五年敘述晉國將要討伐潞國，藉口說是因為潞國的相酆舒殺了晉景公的姐姐——潞君的夫人。大夫們都反對，唯有伯宗贊成，理由是酆舒恃才而不恃德，「反德」就該滅亡。伯宗在陳述了一番道理以後，引一個「乏」字來證明。據他說：「乏」字的字形是反過來的「正」字（篆文乏字寫作 ），反了正的人就該乏絕了 〔4〕 。根據《韓非子·五蠹》的說法，倉頡造字的時候，把「厶」字（即「私」字）寫成環繞著自己的樣子，表示為自己打算；「公」字是「厶」字上面加「八」字，「八」等於說「背」，「背私」就是跟私相反，所以是「公」。《左傳》和《韓非子》對於「武」、「乏」、「厶」等字的解釋雖然都被《說文解字》引用了，但也不一定就是正確地說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很可能還是牽強附會 〔5〕 。這就說明了，作者在講字形的時候，也並不是為了語文學的目的，而是為了政治的目的。 比較地接近於語文學的情況也不是沒有的。那是在作者想要辨別同義詞的時候。《左傳》莊公三年說，軍隊駐紮一夜叫「舍」，駐紮兩夜叫「信」，駐紮超過三夜叫「次」 〔6〕 。同書文公七年說，在國內發生的戰爭叫「亂」，來自國外的戰爭叫「寇」 〔7〕 。成公十七年又說，亂在外叫「奸」，在內叫「軌」（宄）。這些是軍事政治上的術語，一般人也許不十分了解，所以需要辨別一下。《老子》說，看不見的叫「夷」，聽不見的叫「希」，抓不住的叫「微」 〔8〕 。這是哲學上的術語，一般人更不了解，更加需要說明了。 最合於語文學性質的，則是對古書的字義的解釋。《左傳》文公七年，敘述荀林父勸先蔑不要出使秦國，他說他和先蔑「同寮」（同僚），所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先蔑不聽他的話。他朗誦了《詩·大雅·板》的第三章，先蔑仍舊不理他。在講到「寮」字以前，荀林父先說明「同官為寮」，也許因為當時「寮」字不很通俗。而《詩·大雅·板》的第三章頭兩句是「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荀林父說「同官為寮」，實際上是解釋了《詩經》的字義。又如《孟子·梁惠王下》講到齊景公命令太師作君臣相悅的樂章，名為《徵招》《角招》，其中有一句話是「畜君何尤」。孟子怕齊宣王不懂什麼叫做「畜君」，所以他解釋說「畜君者，好君也」。「好君」等於說「悅君」，也就是君臣相悅。全句的意思是「臣子使君王歡樂有什麼罪過呢？」荀林父和孟子當然不算語文學家，零碎的解釋與語文學著作是有差別的。但是，這些材料作為語文學的萌芽來看，則是毫不過分的。 在先秦的古籍中，有一些有關語音分析的材料是很值得注意的。《呂氏春秋·重言》有這樣一段故事：齊桓公跟管仲商量要去攻打莒國，事情還沒有公開而整個國都的人都知道了。齊桓公進行了調查，知道是東郭牙說的。管仲把東郭牙找來，問他怎麼知道齊國將要進攻莒國。東郭牙說：「前幾天，我看見君王〔和您〕站在高台上。他的精神飽滿，手腳興奮，這是準備打仗的一種表現。〔他一面說話，一面用手指著。〕他的嘴是張得很大的，不是關得很小的，這正是說『莒』字的姿態；而他的手所指的，又正是莒國的方向。我心裡想，現在諸侯不服齊國的，只有莒國了。所以我就告訴別人了。」 〔9〕 上古「莒」字讀kia，發〔a〕音時，嘴是張得很大的。當然我們不能說東郭牙是語音學專家，但是這些語音學常識出現在二千多年前的古籍中，也算是難能可貴的。 當我們敘述中國語言研究的萌芽的時候，我們不應該忘記先秦的哲學家們。他們不是語文學家，他們在哲學著作中涉及一些語言理論，那不是屬於語文學範圍的，而是屬於語言學範圍的。這些語言理論，特別是荀子在《正名篇》中所闡述的語言理論，直到今天，還是不可動搖的。 荀子在《正名篇》中所敘述的第一個語言學原理是：語言是社會的產物。荀子說：「事物的命名，無所謂合理不合理，只要人們共同約定就行了。約定俗成就是合理的，不合於約定的名稱就是不合理的。名稱並非天然地要跟某一實物相當，只要人們約定某一名稱跟某一實物相當就行了。約定俗成以後，也就是名實相符了。但是，名稱也有好壞之分，如果說出名稱來，人們很容易知道它的意義，那就是好的名稱；〔如果意義含糊，妨礙人們的了解，那就是壞的名稱了。〕」 〔10〕 這樣強調語言的社會性，在今天看來還是完全正確的。直到今天，還有一些語言學家過分地強調個人在語言應用上的特殊性，而忽視語言的本質特徵——社會性。荀子在二千多年以前能有這種卓越的見解，這是值得我們珍視的。 荀子在同一篇文章中所敘述的第二個語言學原理是：語言具有民族的特點，而思維則具有人類的共性。唯其具有民族特點，所以各個具體語言的形式和結構是不相同的；唯其具有人類共性，所以通過語言的翻譯，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荀子說：「人類既然同類，而又具有同樣的感覺，人們的五官接觸萬物所抽象出的特徵自然也無不同，以物比物，特徵相似的也都相通，於是相約形成共同的概念，人類的概念都可以對應。」 〔11〕 又說：「萬物都加上了名稱，這是依照漢族（諸夏）的習慣，其他不同的民族，應該依照這些名稱，委曲地找出他們對應的名稱來，這樣就可以交流思想了。」 〔12〕 荀子這種關於語言與民族的關係的看法，顯然也是正確的。 荀子所敘述的第三個語言學原理是：語言是具有穩固性的，同時又是發展的。荀子說：「如果有王者出世，他一定維持原有詞彙，〔保存它的純潔性和規範性，〕他又必然創造一些新詞，〔以適應新的事物。〕」 〔13〕 他把詞彙的維持和創造歸功於「王者」（聖君），當然是不對的。但是，他認為原有詞彙必須維持，新詞必須創造，則是對的。 此外，荀子對於概念的形成，認為是由於感覺 〔14〕 ，這也是對的。他認為概念可以分為簡單概念和複雜概念，簡單概念由單詞表示，複雜概念由詞組表示 〔15〕 ，這也是不錯的。他又認為概念可以分為範疇（categories）、種（genus）和屬（species）。他把「範疇」叫做「大共名」，把「種」叫做「大別名」，把「屬」叫做「別則有別」 〔16〕 。這和西洋的形式邏輯不謀而合。這些雖是屬於邏輯思維的問題，但是跟語言是有密切關係的。 先秦的邏輯學派（「名家」），他們的邏輯理論也有不少是跟語言有關的。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加以詳細的敘述，只簡單地談三點。第一，墨辯學派把概念分為達、類、私 〔17〕 。「達」，等於荀子的「大共名」，即「範疇」；「類」，等於荀子的「大別名」和「別則有別」，即種概念和屬概念；「私」，等於單獨概念，在語言中表現為專名。第二，墨辯學派把概念分為「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命者」兩類 〔18〕 。前者等於具體概念，在語言中表現為具體名詞；後者等於抽象概念，在語言中表現為抽象名詞 〔19〕 。第三，墨辯學派不但談概念，而且談判斷和推理。《墨子·小取》說：「以名舉實，以辭抒意，以說出故。」「以名舉實」就是形成概念；「實」是客觀事物，「舉」是概括。「以辭抒意」就是構成判斷；「辭」是命題，「意」是判斷，這是一件事的兩面。「以說出故」就是組成推理 〔20〕 。由此看來，邏輯和語言的關係是講清楚了的。 從語文學上，先秦的語言研究沒有什麼突出的成就；從語言理論上說，像荀子《正名篇》這樣卓越的見解卻放出很大的光輝。百家爭鳴的戰國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黃金時代，卓越的語言理論在這個時代產生，是很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