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二章 幾個小說作家及其作品
一 小說興盛的原因和它的特點
這時期的文學除了散文和詩都有某種程度的革新外，還有一件特別值得注意的事便是白話小說的興盛。據阿英在他編著的《晚清小說史》上的統計，本時期所寫的小說，至少在一千五百種以上，這實在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
魯迅曾經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指出當時小說繁榮的原因：
光緒庚子（一九〇〇）後，譴責小說之出特甚。蓋嘉慶以來，雖屢平內亂（白蓮教，太平天國，捻，回），亦屢挫於外敵（英，法，日本），細民暗昧，尚啜茗聽平逆武功，有識者則已翻然思改革，憑敵愾之心，呼維新與愛國，而於「富強」尤致意焉。戊戌政變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其在小說，則揭發伏藏，顯其弊惡，而於時政，嚴加糾彈，或更擴充，並及風俗。
在這一段話里，魯迅指出了當時小說興盛的主要原因，也談到了當時小說的主要特色。當時小說是在清政府喪權辱國，農民群眾不堪壓迫，紛起反抗的時候興盛起來的。許多作者都利用了小說來暴露和譴責當時黑暗腐敗的政治，具有著反映和批判現實社會生活的現實主義的精神。當時一般從事維新運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逐漸認識到了小說的重要作用。從來中國的士大夫是把小說當成稗官野史，認為「不登大雅之堂」的。從這時期起，小說的地位也逐漸提高了，大家都認識到了小說的暴露譴責和宣傳教育的作用。在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三年）創刊的天津《國聞報》上，嚴復與夏曾佑就合寫過一篇《本館附印說部緣起》，長萬餘言，是說明小說價值的第一篇文章。他們認為小說「入人之深，行世之遠，几几出於經史上」，把小說抬到比封建正統的「經史」還高的地位，強調了它「使民開化」的啟蒙教育的作用。
梁啓超在一八九八年寫過一篇《譯印政治小說序》。後來在一九〇二年又寫過一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發表在《新小說》雜誌的創刊號上。該文開始就說：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
他認為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足以支配人的心理，可以改變一代的社會風俗。這種說法，對於小說的功用，可以說是給了足夠的估計（當然也有些誇大）。這種看重小說的主張，在當時獲得了一致的反響，小說的地位因此增高，寫作小說的人也就因此加多了。
除此以外，當時印刷事業和新聞事業的發達，也是促使小說繁盛的一個原因。
以上是促進小說興盛的幾個原因。這些原因也就規定了本時期小說所獨具的特色：
一、本時期的小說是以暴露封建統治階級的黑暗腐敗為主的，特別是對於當時官場中的腐敗情形，更是抨擊不遺餘力。在這一點上，本時期的小說，在內容上就有了更多的人民性，在創作方法上也更具有著批判的現實主義的精神。
二、本時期的小說多數仍採取「章回體」的形式，一個長篇常常是很多短篇故事的集合，而這些短篇故事又是自為起迄，彼此很少有機的聯繫。這種散漫的結構，一方面是受了《儒林外史》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時期的小說多半是刊載在報紙或雜誌上，這種寫法比較便於逐日連載的緣故。
二 作家和作品
我們現在舉當時的幾個代表作家來談談。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官場現形記》和《文明小史》的作者李寶嘉（一八六七—一九〇六）。寶嘉字伯元，別署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在上海辦過《指南報》、《遊戲報》、《繁華報》，以後又主編過《繡像小說》。他生平寫作的小說很多，以《官場現形記》和《文明小史》為最有名。
《官場現形記》共六十回，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他在《自序》(1)里說：
……南亭亭長，有東方之諧謔，與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齷齪卑鄙之要凡，昏聵糊塗之大旨。……窮年累月，殫精竭誠，成書一帙，名曰《官場現形記》。……凡神禹所不能鑄之於鼎，溫嶠所不能燭之以犀者，無不畢備。
《官場現形記》，就是這樣一部揭發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官僚們——的齷齪卑鄙，昏聵糊塗的作品。全書都是「官」的醜史，舉凡當時「官」的荒謬、淫穢、貪贓、昏庸的生活，是完全盡情地暴露出來了。雖然描寫有時稍嫌誇大，但當人民對清廷敢怒而不敢言的時代，這部書總算是為人民出了一口怨氣。
《文明小史》是一部反映維新運動時代面貌的書。取材的範圍是相當廣闊的。它暴露了當時帝國主義分子——洋教士——在中國橫行無忌的實況，清廷官吏媚外事仇的醜態，和當時官僚地主階級對廣大農民進行殘酷剝削的事實。所涉及的地域，除中國本土外，尚有美洲、日本。它最初發表在《繡像小說》上，一九〇六年由商務館印成單行本。
李寶嘉的小說雖然對舊社會作了無情的暴露和譴責，但他本人卻是一個溫情主義者，他有著很濃厚的軟弱妥協的思想。他在政治上一方面主張維新，另一方面又不贊成用激烈的手段。他在《文明小史》里借用「飽學」的老人姚士廣代表他說了一段話：「我們有所興造，有所革除，第一須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們潛移默化，斷不可操切從事，以致打草驚蛇，反為不美。」這種思想基本上還是屬於改良主義範疇的。
其次，我們要談到吳沃堯和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吳沃堯（一八六六—一九一〇）字繭人，後改人，別署我佛山人，廣東南海人。年二十餘至上海，常為日報撰文。梁啓超創辦《新小說》雜誌時，他才開始寫小說。所著小說很多，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最為有名。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最初發表在《新小說》上。全書以自號九死一生者的經歷為主要線索，歷記他的所見所聞。書的取材和結構略同於《官場現形記》。但因作者坎坷終生（相傳他死時衣袋中僅剩小銀元二枚），所以憤世嫉俗，對舊社會的抨擊譴責更為猛烈。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相傳吳沃堯性強毅，不欲下於人，遂坎坷沒世，故其言殊慨然。惜描寫失之張皇，時或傷於溢惡，言違真實，則感人之力頓微，終不過連篇『話柄』，僅足供閒散者談笑之資而已。」
這樣的一段批評是非常公平允當的。
最後，我們還要提一提《孽海花》的作者——東亞病夫。東亞病夫本名曾樸（一八七二—一九三五），字孟朴，江蘇常熟人。他在清末創小說林社，編譯新學書籍——特別是文學書籍很多，對當時文學界影響很大。
《孽海花》曾有過大量的讀者，很短時期就再版過十五次，銷行了五萬部，這在當時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數目。全書以名妓傅彩云為主人翁，反映了中國三十年的社會面影。作者在《〈孽海花〉刪改後要說的幾句話》一文中曾這樣說：「這三十年是我國由舊到新的一個大轉關，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變動，可驚可喜的現象，都在這一時期飛也似的進行。」他的書就反映了這樣的一個大變動，而且表示了很強烈的革命傾向。作者是很擁護當時的資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說作者「欲以豫想之革命收場，而忽中止」。這個說法大概是靠得住的。這是他與李伯元、吳人等人不同的地方，也就是本書最進步的地方。
除了書的思想內容外，就是描寫技巧，也有值得稱許的地方。他對於當時京城內外一般知識分子、官僚、名士的生活和思想都作了很生動的描寫。誇大的缺點是有的，但較之《官場現形記》等書中的人物，也就真實得多了。
總起來說：本時期的小說是有著現實主義的長處的，它們對於正在變革期間的舊中國社會作了不同程度的反映，它們暴露而且譴責了當時社會政治的黑暗腐敗的情形，因此，它們對於正在當時進行著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也起了一定程度的宣傳和推動作用。另外，當時的白話小說雖然沒有突破「章回體」的舊形式，而且在結構上和在人物描寫上還存在著散漫和誇大失實的缺點；但是白話小說的盛行卻說明了這樣的兩個問題：一、當時的一般作者已經普遍地感覺到寫作小說，運用白話文這個工具，較之運用文言文要更方便，更有力量了；二、當時的廣大讀者已經普遍地喜歡而且需要用白話文寫的讀物了。這就為後來的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在文字工具的改革方面，準備了一定的條件。
當然，本時期的小說還是有著很大缺點的。由於階級和時代的限制，作者的思想大半具有妥協軟弱的改良主義的傾向，這就大大地限制住了作品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戰鬥作用。同時，本時期的小說，在藝術形式方面，也存在著（一）結構散漫，（二）誇大過度，和（三）人物有類型，沒有個性——這些不算是小的缺點。如何克服思想內容上的和藝術形式上的這些缺點，把我們的文學再向前推進一步，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無法做到的。
然而，時代是在飛躍地進展著，中國人民需要一個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運動。革命的暴風雨已在這個時期孕育著，醞釀著，準備一個新的時代的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