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一章　農民革命與資產階級改良主義運動在文學上的反映

一　社會基礎與文學特色 在沒有敘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歷史以前，簡略地探溯和回顧一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在我們是完全必要的。 第一，從五四運動時期興起的中國新文學運動是有其歷史的發展根源的，它的產生應該是中國文學適應時代環境的需要而演變發展的一個結果，因此，它就必然地和中國文學的歷史傳統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我們堅決地反對那種把外國文學的影響當成中國新文學唯一來源的那種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或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中國新文學，沒有疑問地，它是以中國文學中的古典現實主義為其主要來源的。(1)中國社會從鴉片戰爭——特別是從戊戌政變（一八九八）以來，有了急遽而顯著的本質變化，這種變化不能不反映到文學上來。這時期的文學思潮，在某些方面呈露了和以前時代文學不同的面貌。但正如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改良運動必然地遭到失敗一樣，這時期的文學運動主要地也是改良主義的，而且也遭到了它的失敗的命運。因為有了這次失敗的經驗和教訓，就促使中國人民另外追尋真理，所以十月革命一聲炮響，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就不徒在政治革命上，而且也在「文學革命」上起了顯著的質的變化。在這一點上說，這時期的文學，對於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學運動，是起了摸索道路的先驅作用的。 第二，誰是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學運動的真正領導者，那是需要拿歷史事實來作證明的。資產階級的學者曾經千方百計地把胡適之流的人物說成是五四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領導者。這個說法是否符合於歷史的真實，一方面要認真地分析五四運動時期文學運動上的戰鬥實況；另一方面，我們還要認真地審查一下胡適之流的人物在當時所出售的貨色。事實上，胡適在當時（五四運動時期）所發表的一些文學主張，基本上沒有超過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許多人的主張。如歷史進化論的觀點，國語文學等等，幾乎全是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所已經有過的；相反地，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要求以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戰鬥精神，卻在後來胡適的言論里完全消失了。這就可以充分地證明作為五四運動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不是五四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主將；他們的主張只是結束舊民主主義文學的一個尾聲而已。 因為上述兩個理由，所以我們要在敘述中國新文學運動歷史以前，簡要地敘述一下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 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文學是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之上產生的： 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社會有了兩千年來第一次質的變化。它從一個完整的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在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是「天朝」。但在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就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威力所壓服了。它成了列強共同追逐的理想對象了。戰爭、割地、賠款、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喪權辱國的條約，使得中國在外表上雖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而實質上卻已經是資本主義國家刀俎上的魚肉了。這是當時中國社會性質的一個方面——半殖民地的社會。隨著封建經濟在中國的逐漸沒落，資本主義也開始一天天地在生長著（自然，中國的資本主義命定地是一個先天不足的胎兒）。可是另外，封建經濟的衰落卻是非常地遲緩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廣大的農村社會，卻始終掌握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手裡，對廣大農民進行一種日益加甚的經濟的和超經濟的殘酷剝削，使農民日益陷於貧困悲慘的境遇。這是中國社會性質的另一個方面——半封建的社會。 中國千千萬萬的受剝削、受迫害的農民大眾對於壓在他們頭上的這兩塊沉重的石頭——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是沒有方法長期忍受下去的，因此自發的反抗怒火一次又一次地在舊中國原野上熊熊地燃燒著。一八五〇年出現了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一九〇〇年出現了義和團的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其他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更是此起彼伏地繼續著。這些運動一方面加速了中國封建地主階級統治力量的早日崩潰，另一方面也對帝國主義者提出了中國人民有力的示威和抗議。 這時期除了自發的農民革命運動而外，還有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改良主義運動和革命運動；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維新運動和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一八九八年的戊戌維新運動，是以康有為梁啓超為首的一次政治改良運動，它代表當時中國「開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轉化為資本家，要在政治上取得必需的保障，就是說要取得有限度的民主權利」(2)。但是他們並不想根本改變封建主義的統治秩序，只是要求在封建統治的基礎上再加上一些「民主」政治的成份，那就是「君主立憲」。他們擁護清朝的皇帝，反對農民革命運動。這就是他們的改良主義。由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名不符實的「共和」政體，實質上，革命以後的政權卻仍然操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手裡。由中國資產階級所領導的革命，也和改良主義運動一樣，是完全失敗了的。 由中國資產階級（其中包括要求轉化為資本家的開明的地主富商）所領導的改良主義運動和革命運動為什麼都會註定要失敗呢？這就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是生長在帝國主義的時代，是生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它必然地要帶著一種兩面性：「一方面——參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對革命敵人的妥協性，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焉』的兩面性」(3)。因為它具有革命性，所以戊戌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在中國的歷史上都起了一定程度的進步作用；因為它具有妥協性，所以由它所領導的維新運動和革命運動，就非失敗不可。 如所周知，一定社會的政治與經濟是要產生出一定的文化思想來的。當中國從一個自給自足的封建社會轉變成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候，當中國的農民風起雲湧、起來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時候，當中國的先天不足的資產階級想以改良主義或革命的方式取得本階級在政治上的權力的時候，中國的文化思想，也就較之過去的封建時代，有了顯著不同的性質和面貌。 這時期，在文學上就呈露了如下的特色： 一、對於文學藝術的理解與過去時代不同了，從事政治運動的人開始要求以文藝為政治服務，而且開始應用文藝這個武器來進行政治鬥爭了； 二、中國廣大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也反映到文學藝術的創作上來了，在詩歌、小說和其他文學樣式中，暴露和譴責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統治的黑暗和醜惡的作品一天比一天地多起來，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精神開始抬頭了； 三、因為文學內容的性質有了變化，所以文學工具和形式的革新的要求和呼聲也逐漸普遍起來了，有些作者在創作上開始有了某種程度的新的嘗試。 但是正如資產階級不可能擔負起領導政治革命的任務一樣，資產階級也是不可能擔負起領導文化革命的任務來的。本時期文學雖然有了某些方面的改變和革新，為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學起了一定程度的先驅作用，但它的改變和革新是極其不徹底的，那只能算是文學上的一種改良運動。徹底的不妥協的文學革命是只有在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文化思想的領導之下才可能得到實現、得到成功的。 二　文字工具改革思想的萌芽 本時期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就是用白話代替文言的思想已經開始在萌芽著了。 沿用了幾千年的文言文本來是封建社會的產物。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曾經利用文言文這個武器把廣大勞動人民趕在文化圈子的外面，作為語言的作用來說，文言文已無法滿足全社會的需要，滿足社會所有各個階級的需要了。而且文言文的本身又只是一個作用極小的工具，它只能適用在社會生活比較簡單的時代里。因此，當中國從封建社會變成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時候，當中國的資產階級想利用女學藝術的武器來幫助他們奪取政權的時候，當中國的廣大人民要求利用文學藝術來暴露和抨擊舊社會的黑暗和腐敗的時候，文言文用途的局限性就開始非常敏銳明白地被人們感覺出來了。於是就非常自然地產生了要求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思想。 梁啓超在他的《劫灰夢傳奇》的《楔子》里(4)借用劇中主人翁杜如晦的口氣，說過下列一段話； （自語介）我想歌也無益，哭也無益，笑也無益罵也無益。你看從前法國路易第十四的時候，那人心風俗，不是和中國今日一樣嗎？幸虧有一個文人，叫做福祿特爾，做了許多小說戲本，竟把一國的人，從睡夢中喚起來了。想俺一介書生，無權無勇，又無學問可以著書傳世，不如把俺眼中所看著那幾樁事件，俺心中所想著那幾片道理，編成一部小小傳奇；等那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前酒後，作一消遣。總比讀那《西廂記》、《牡丹亭》強得些些。這就算盡我自己面分的國民責任罷了！ 在這段話里，梁啓超雖然說他寫的這篇傳奇只是供大人先生、兒童走卒茶餘飯後的消遣，但是他懂得文學藝術的武器作用，他要求他的作品能夠轉移人心風俗，把一國的人都從睡夢中喚了起來。梁啓超的這種看法，這種對於文藝的武器作用的認識，正代表了當時一般具有開明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意見。 但是事實卻是這樣：如果要創造「兒童走卒」能夠看懂的文學作品，要收到「轉移人心風俗」的效果，文言文這個工具是沒有方法擔負起這個任務來的。所以要求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的思想就在這時開始萌芽了。 文字工具改革思想的萌芽是舊民主主義文學的進步的地方，它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文藝為政治鬥爭服務的要求。 黃遵憲（關於他，後面再作介紹）在《日本國志》卅二《學術志》記日本文學中，後面就有這樣一段： 泰西論者謂五部洲中以中國文學為最古，學中國文字為最難，亦謂語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國自蟲魚雲鳥，屢變其體，而後為隸書，為草書，余烏知夫他日者不又變一字體為愈趨於簡，愈趨於便者乎！……周秦以下，文體漸變，逮夫近世，章疏移檄，告諭批判，明白曉暢，務期達意，其文體絕為古人所無。若小說家言，更有直用方言以筆之於書者，則語言文字几几乎複合矣。余又烏知夫他日者不更變一文體為適用於今，通行於俗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於此求一簡易之法哉！ 在這一段話里，黃遵憲要求「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這一點與梁啓超要為「兒童走卒」寫作文藝作品，其用意是完全一致的。但黃遵憲在這段話里更進一步地指出了三點：一、中國文字之所以難學，是因為語言和文字不相合的緣故，這是最基本的病根；二、文字和文體的日趨簡便曉暢，以便應用，原是很自然的道理。這一點與後來胡適輩所說的「文學者隨時代而變者也」的進化論思想幾乎是前後一致的；三、小說家以方言筆之於書是語言文字的複合，而且為了更好地發揮文字的用途，將來只有更趨簡易之一途。這就把文學改良主義者胡適所標榜的「國語的文學」也隱約地指出來了。當時主張用白話文來代替文言文的，還有裘廷梁(5)。他在《白話叢書·代序》——《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里，更明白剴切地提出了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張。他說： 使古之為君者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另為有用之學，何至暗沒如斯矣。吾不知夫古人之創造文字，將以便天下之人乎？抑將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將驅遣之為我用乎？抑將窮老盡氣，受役於文字，以為文字之奴隸乎？……且夫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漢以前書，曰群經、曰諸子，曰傳記，其為言也，必先有所以為言者存，今雖以白話代之，質干具存，不損其美。漢後說理記事之書，去其膚淺，刪其繁複，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汗牛充棟，效顰以為工，學步以為巧，調朱傅粉以為妍，使以白話譯之，外美既去，陋質悉呈，好古之士，將駭然而走耳。……故曰辭達而已矣。後人不明斯義，必取古人言語與今不相肖者而摹仿之，於是文與言判然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為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 裘廷梁的這一段話所提出來的主張較之梁啓超黃遵憲又前進了一步。他不惟反對文言文，而且把文言文的壞處說得很具體徹底：「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這話該說得多麼沉痛有力！「五四」時期「文白論戰」當中胡適等所持的論點和理由，實在很少超出這個範圍。 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思想，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雖已萌芽，但是它還沒有力量發展成為一個廣泛的運動。原因在什麼地方呢？當時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多數都是從封建地主階級轉化而來的。他們一方面具有中國資產階．級所特有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另外一方面又或多或少地保存著地主階級的落後性和保守性。所以在當時，他們的主張是十分不徹底的，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把文學思想內容的改革和文字形式的改革一同提到「文體維新」的日程上來。同時他們對「文體維新」的認識和實踐也是十分不夠的。他們一方面認識了文藝的宣傳武器的作用，認為如果要讓「兒童走卒」都能讀懂，運用白話文來寫作是必需的；但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白話文只能收一時宣傳的效果，至於「名山事業」，那就非用文言文不可。因為這樣，所以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白話文的思想雖然萌芽，但是還不可能形成一種廣泛的運動。 三　「新文體」和「詩界革命」 當時在散文方面風靡一時，收到宣傳鼓動的效果的是譚嗣同、梁啓超等所提倡的「新文體」；在詩歌方面，黃遵憲、譚嗣同和夏曾佑等也曾作過一些革新的嘗試——所謂的「詩界革命」。 「新文體」也有人叫作「時務文學」，又因為這種文體是創自梁啓超所辦的《新民叢報》，所以又叫作「新民體」。它是一種從「八股文」，「桐城古文」和「駢文」里解放出來的文體，其中間雜著新的語法和詞彙，比較淺易而流暢。他們當時便利用這種文體來宣傳他們的政治主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新文體」的創始者其實不僅梁啓超一人，譚嗣同也曾作過這一類的文章，而且內容的精悍有力還超過了梁啓超的文章。不過他死的較早，所以影響不及梁氏之大。 譚嗣同，有人說他是「晚清思想界的彗星」，他的思想較之他的同時代諸人要勇猛果敢些。他死於戊戌政變的時候，為「六君子」之一，年才三十二歲。他在就逮前對梁啓超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他是中國第一個為資產階級民權運動犧牲的人。他著有《仁學》一書，裡面充滿了反因襲、反禮教的精神。他要求衝決一切網羅： 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 他又說： 俗學陋行，動言名教……以名為教，則其教已為實之賓，而決非實也。又況名者，由人創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常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 更其值得提出的是，他還不同於康、梁的「保皇」思想，他在，《仁學》中曾經憤恨過民族的壓迫，要求過民族的解放。這在當時，都是非常激進的思想。他如果晚死幾年，他的思想可能有更高更遠的發展的。 但是譚嗣同的思想認識，由於他所處的時代，也由於中國資產階級軟弱妥協的根性的限制，不能不存在著嚴重的弱點；一、他對於舊禮教，只是一味排斥，沒有從其產生的社會基礎好好地、深入批判；二、他和康有為一樣，只是要求改革「孔教」，而不能從思想的本質來說明「孔教」在當時的反動性。在思想上他也或多或少地保存著改良主義的成分。在文學上，他雖然也說過：「古而可好，何必為今之人哉！」但是他的文字的淺顯流暢，還趕不上後來的梁啓超，影響也自然不及梁氏之大。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文字的影響要比譚嗣同大得多。他的一部《飲冰室文集》就曾經擁有過大量讀者。當他在戊戌政變後流亡海外的時候，先後主編過《清議報》和《新民叢報》、《新小說》、《政論》、《國風報》等雜誌。這些雜誌——特別是《新民叢報》——在當時的影響是非常大的。他自己就曾經作過這樣的「夫子自道」：「……為《新民叢報》、《新小說》等諸雜誌，暢其旨義，國人競喜讀之。清廷雖嚴禁不能遏。每一冊出，內地翻刻本輒十數，二十年來，學子之思想頗蒙其影響。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為文，學晚漢魏晉，頗尚矜煉。至是自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感情，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6) 嚴復也曾這樣說過他的文章：「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其筆端又有魔力，足以動人。言破壞，則人人以破壞為天經；言暗殺，則人人以暗殺為地義。」嚴復是反對梁啓超這種文體的，但從這幾句話看來，當時梁氏文字力量之大，就可以想見了。 梁啓超的文章為什麼會有這種力量呢？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文章實在具有以下的優點：一、他沒有遵守古人作文所要遵守的一切「義法」，衝出了「古文」、「駢文」和「八股文」的樊籬，奔放流暢，不受檢束；二、提出了當時資產階級變法圖強的政治主張，表現了一定程度的政治熱情。當時的青年知識分子久受封建思想束縛，一旦接近這樣在思想內容上和藝術形式上都有著某種程度的革新的文章，自然會產生出一種新鮮的感覺，而深深地愛好了它。 下面舉梁氏的一段文章來看看「新文體」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文體：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為者。惟好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任公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7) 這樣一段文字，真可算是汪洋恣肆，毫無檢束了。這裡面，浮誇和不精煉的毛病是有的，但是也隨處流露著一股新鮮的氣息。這種文體，在當時是有著它的進步作用的，它做了從文言文到白話文之間的一個橋樑。 不過，從整個歷史進程上來看，梁啓超在當時所起的進步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他的改良主義的思想限制住了他。他同當時所有的改良運動倡導者一樣，是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人物」，一方面想在中國建立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另一方面卻又想不改變封建統治的局面。他們主張「滿漢不分，君民同治」，而且認為革命是「最險之著而亦最下之策」。所以他雖然鼓吹「少年中國」的朝氣，但骨子裡卻是軟弱、富於妥協性的。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如此，他們的文學主張也是不可能不如此的。 下面再談談當時所謂的「詩界革命」。 梁啓超在《飲冰室詩話》中說：「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撏撦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為夏穗卿（曾佑），而復生（譚嗣同）亦綦嗜之。」喜「持撦新名詞以自表異」，實在是當時所謂「新詩」的一個最大特色。這種「新詩」的作者，都是當時的一些「識時貴知今，通情貴閱世」(8)的改良主義者。這種詩，形式上基本上還是五七言詩的舊形式，除開加上一些新名詞、新典故外，新的內容、意境是很少的。譚嗣同的《金陵聽說法》一詩中，就有著這樣的句子： 綱倫慘以喀私德； 法會盛於巴力門。 夏曾佑《贈任公》詩中也有著這樣的句子： 質多舉只手， 陽烏為之死。 所謂「喀私德」（Caste）和「巴力門」（Parliament）都是英文的譯音，而「質多」卻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把這些新名詞、新典故搬進詩裡面來，完全沒有什麼意義，而且也沒有達到所謂「以舊風格含新意境」(9)的目的。 當時，在詩歌方面，做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能夠代表他們所說的「詩界革命」的，還要推黃遵憲的《人境廬詩草》。 黃遵憲（一八四八—一九〇五），字公度，廣東嘉應州（今梅縣）人。他的詩除了《人境廬詩草》十一卷外，還有《日本雜事詩》二卷。在《人境廬詩草》中，他首先提出了對於詩的主張：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我手寫吾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爛斑。(10) 在這一段詩里，他攻擊了封建文人尊古賤今的謬誤思想，宣布了沿習剽竊的罪狀，而且也提出了「我手寫吾口」的主張。這在當時，實在是一種比較進步的見解。 在《人境廬詩草》里，有許多表現愛國思想和反帝情緒的詩篇。黃遵憲曾經是中日甲午戰爭（一八九四）的目擊者，而且他親身參與過這一回的交涉事件，他的詩忠實地記載了當時的歷史事實，具有著現實主義的長處。如《悲平壤》、《東溝行》寫清廷陸軍和海軍失敗的經過，《哀旅順》、《台灣行》等篇寫戰敗失地的慘痛，都強烈地表現了詩人憤慨的情緒。 他還有許多詩是模仿民歌的。如《山歌》： 嫁郎已嫁十三年， 今日梳頭儂自憐； 記得初來同食乳， 同在阿婆懷裡眠。 對封建時代不合理的婚姻制度，也作了某種程度的暴露和譴責。 總之，黃遵憲的詩雖然還說不上是詩界的單命，同時也還沒有實踐「我手寫吾口」的主張，但確實比當時「同光體」的詩人們要進步得多。在後來白話新詩的建設方面，他是多少有過一些貢獻的。 ———————————————————— (1) 馮雪峰：《中國文學中從古典現實主義到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的發展的一個輪廓》。 (2) 范文瀾：《中國近代史》。 (3)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4) 《飲冰室文集全編》卷十六。 (5) 裘廷梁——《白話叢書》的編者，該序作於戊戌（1898年）七月。 (6) 見梁著《清代學術概論》。 (7) 《少年中國說》。 (8) 見《感懷詩》。 (9) 見梁啓超《飲冰室詩話》。 (10) 《雜感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