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一章　沿著文學的工農兵方向勝利前進

一　迅速發展的政治形勢與文學概況 本時期包括自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結束到一九四九年人民解放戰爭在全國大陸上獲得偉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這一段時間。 在抗日戰爭勝利結束以後，黨中央立刻發表《對目前時局的宣言》（以下簡稱《宣言》），表示了挽救國內和平、爭取民主團結的迫切願望。《宣言》中說：「抗戰勝利了！新的和平建設時期開始了！我們必須堅持和平、民主、團結，為獨立、自由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為了實現這樣一個願望，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曾親自飛往重慶，與國民黨政府舉行了一個多月的談判。 但是，黨領導全國人民避免戰爭、實現和平團結的願望和努力，並未得到它所應有的效果。從抗日時期起，就堅持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反人民的反動政治路線、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日戰爭結束以後，依然把反人民的戰爭當成是一件有利可圖的事，而美帝國主義也想乘機全面控制中國，把中國變成為美國的殖民地，因此，它們就不得不進一步地勾結起來，準備和進行對於人民解放區的全面進攻。美帝國主義運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援助國民党進攻共產黨，國民黨也要依賴美國的力量來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這樣，蔣介石就背信棄義，悍然不顧一切，企圖發動「孤注一擲」的全國內戰來達到他的兇惡無恥的目的了。 國民黨反動派所發動的反革命內戰，造成了抗戰結束後中國人民的嚴重災難。「經歷了多年戰爭的全國各階級人民，普遍地要求和平，藉以恢復受了嚴重破壞的生產。人民要求在抗日戰爭勝利以後實現民族的獨立和政治的民主。農民要求得到土地。但是國民黨不但不給他們這一切，反而決定把他們再投入內戰和破產的深淵。國民黨為了得到美國援助而給予美國種種特權，使國民黨統治區的民族工商業受到了美國資本和國民黨官僚資本雙重壓迫，紛紛倒閉，工人大批失業。美國駐中國的軍隊和其他各種人員，給中國人民以各種侮辱損害。國民黨的特務機關繼續用恐怖的方法迫害人民和民主人士。國民黨政府在國民黨統治區給農民的是強暴的徵兵、征糧，在解放區是組織地主奪取農民所已經得到的土地。」(1)國民黨所有這些反動措施，使得它自己與廣大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較之抗日時期更為尖銳了。爭民主、反內戰、反飢餓的呼聲，在國統區內象海濤一樣怒涌著。 但是黨的堅強英明的領導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戰，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瘋狂進攻，改變了戰爭的形勢，而且終於在中國大陸上消滅了蔣介石王朝二十年的黑暗統治，消滅了帝國主義近一百多年來對中國所進行的血腥野蠻的侵略。當戰爭進行了十八個月，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達到勝利階段的時候，毛主席這樣教導說： 從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戰爭的一天起，我們就說，我們不但必須打敗蔣介石，而且能夠打敗他。我們必須打敗蔣介石，是因為蔣介石發動的戰爭，是一個在美帝國主義指揮之下的反對中國民族獨立和中國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戰爭。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後，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然而恰在這時，在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地結束以後，美國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代替德國和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地位，組織反動陣營，反對蘇聯，反對歐洲人民新民主國家，反對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反對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在這種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反動派，和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汪精衛一模一樣，充當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將中國出賣給美國，發動戰爭，反對中國人民，阻止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前進。在這種時候，如果我們表示軟弱，表示退讓，不敢堅決地起來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中國就將變成黑暗世界，我們民族的前途就將被斷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地進行了愛國的正義的革命戰爭，反對蔣介石的進攻。中國共產黨依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清醒地估計了國際和國內的形勢，知道一切內外反動派的進攻，不但是必須打敗的，而且是能夠打敗的。當著天空中出現烏雲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當著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匪幫發動全國規模的反革命戰爭的時候，蔣介石匪幫認為，只須三個月至六個月，就可以打敗人民解放軍。他們認為他們有正規軍二百萬，非正規軍一百餘萬，後方軍事機關和部隊一百餘萬，共有軍事力量四百餘萬人；他們已經利用時間完成了進攻的準備，他們重新控制了大城市；他們擁有三萬萬以上的人口；他們接收了日本侵華軍隊一百萬人的全部裝備；他們取得了美國政府在軍事上和財政上的巨大援助。他們又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已經打得很疲倦，而且在數量上和裝備上遠不及國民黨軍隊；中國解放區還只有一萬萬多一點的人口，其中大部分地區的反動封建勢力還沒有被肅清，土地改革還不普遍和不徹底，就是說，人民解放軍的後方還不是鞏固的。從這種估計出發，蔣介石匪幫就不顧中國人民的和平願望，最後地撕毀在一九四六年一月間簽訂的國共兩黨的停戰協定和各黨派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發動了冒險的戰爭。那時，我們說，蔣介石軍事力量的優勢，只是暫時的現象，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也只是臨時起作用的因素；蔣介石戰爭的反人民的性質，人心的向背，則是經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這方面，人民解放軍則占著優勢。人民解放軍的戰爭所具有的愛國的正義的革命的性質，必然要獲得全國人民的擁護。這就是戰勝蔣介石的政治基礎。十八個月戰爭的經驗，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論斷。(2) 在整個戰爭期間，為了喚醒人民，使他們徹底放棄任何從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手中尋求和平的幻想，黨對全國廣大人民進行了深刻有效的教育：「任何勢力，只要是反動的，不管它怎樣強大，它一定要倒下去。」(3)這樣，就使得人民認識了，打倒蔣介石，驅逐美帝國主義，爭取解放，爭取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一定可以做到的。為了打敗蔣介石的進攻，毛主席「在軍事方面規定了正確的方針，即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為主要目標；而為了殲滅敵人，就必須每一戰役都有準備，都有把握，都集中超過敵人數倍的絕對優勢兵力去包圍敵人，全部殲滅敵人，避免無準備無把握的作戰」(4)。這樣，就使得蔣介石的軍隊越戰越弱，而人民解放軍則越戰越強。為了鞏固人民解放軍的後方，為了徹底消滅封建制度、滿足中國廣大農民對於土地的正義要求，黨又在解放區實行了土地改革，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而耕者有其田的實現，正是人民勝利的基本保證之一。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二日《解放日報》的社論中說： 中國人民民主解放運動，已經一百餘年，許多次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在那裡呢？在於這些運動雖然是人民的運動，而且其目的在於解放人民，但是還只是人民中少數人的運動，與人民百分之八十的農民沒有關係，或關係不密切。廣大的農民仍然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壓迫和欺騙之下，被迫武裝起來或走上戰場來反對革命。於是各種運動雖然很好，卻象沒有生根的浮萍一樣，是不堅實的，是當不起大風暴的，是只能轟轟烈烈一時，但是在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的一兩個嚴重打擊之下，就會坍台的。只有實行了耕者有其田，真正解放了農民，然後人民的解放運動，就有了根，就象蒼松古柏一樣，在狂風暴雨中不會動搖。那怕什麼帝國主義，什麼封建勢力，什麼美國武器，都沒有辦法來消滅它。 土地改革大大地改善了農民群眾的生活境遇，鞏固和加強了解放區與人民解放軍的戰鬥力量，也保證了解放區軍民能以較壞武器殲滅由美國用新式武器裝備起來的蔣介石匪軍。由抗日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分配給農民，這是消滅封建制度的最徹底的方法，這是完全適合於廣大農民群眾的要求的。 由於黨在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採取了上述革命措施，所以人民解放軍雖然在戰爭初期退出了一些城市和地方，但這種局面很快地就扭轉了，在各個戰場上都發動了強大的攻勢作戰。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表了《宣言》，號召全國人民打倒蔣介石，建設新中國。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黨中央在陝北舉行了會議，毛主席在會議上作了《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對於黨在戰爭轉入進攻時期所需要解決的軍事問題、土地問題、經濟問題、統一戰線問題，都作了深刻說明，給予迎接行將到來的新的勝利的準備工作以極其詳盡的指示。戰爭在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兩年中有了十分迅速巨大的進展，國民黨「重點設防」的許多大城市都先後獲得了解放：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遼瀋戰役勝利後，解放了整個東北；接著，在南線，淮海戰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也獲得了全勝，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力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與此同時，張家口、天津、北平都獲得了解放。 一九四九年三月，黨中央七屆二中全會在石家莊附近舉行。全會批准了由中國共產黨發起，並協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民主人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同時著重地討論了在勝利形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城市的問題。全會指出：在全國勝利的前夜，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移到城市，由城市來領導鄉村。黨在城市中的工作，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並將恢復和發展工業生產作為主要任務，從而創造條件使中國有可能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 一九四九年四月，毛主席、朱總司令命令中國人民解放軍向南方和西北進軍，解放全中國一切尚未解放的地方。人民解放軍在四月二十三日解放南京，接著在同年內先後解放了太原、杭州、武漢、西安、上海、蘭州等各大城市和廣大地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中國人民最敬愛的領袖毛澤東主席這樣莊嚴地宣布了新中國的誕生：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中國革命從此跨進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以上是本時期中國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的一個概略敘述。沒有疑問，作為階級鬥爭的一種表現形式和鬥爭武器的革命文學。藝術，它在新、舊中國鬥爭最複雜劇烈的年代，在新的社會制度將要取舊的社會制度而代之的年代，也在中國人民從苦難的深淵中攀登出來將以勤勞勇敢的姿態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的年代，它不能不成為幫助中國人民推翻反動的舊的經濟基礎及其反動的上層建築的動員力量、組織力量和改造力量，它不能不是時代和歷史的最真實的反映和記錄，它不能不是宣揚人民的情感願望和生活理想的有力工具。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正確領導之下，伴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和巨大勝利，我們新的人民的文藝，繼承和發揚從「五四」以來的革命文學的戰鬥傳統，遵循為工農兵服務的正確方向，在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前進的道路上，有了更為巨大輝煌的發展和成績。 首先是工農兵群眾文藝活動的蓬勃開展，文藝與工農兵群眾的真正結合。文藝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老蘇區文藝運動的一個優良傳統。在抗日戰爭時期，這個傳統曾經得到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揚，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已經敘述過的。在本時期，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行，和在農村中土地改革運動的火熱展開，人民政治和經濟上的翻身，帶來了更為迫切的文化要求。廣大工農兵群眾積極參與了文藝活動，而且表現出了驚人的藝術創造能力。特別是因為許多大城市先後獲得解放，工人的文藝運動也隨之開始擴大了，這就改變了過去群眾文藝活動限於部隊與農村的現象，而使得文藝「為工農兵」的總任務有可能全面實現了。 其次是創作的空前繁榮和具有高度質量的作品的出現。有的作品因為它們的反映客觀現實的真實性和具體性，也因為它們的巨大的教育人民的戰鬥作用，不僅在國內擁有大量的讀者群眾，而且在國際上也享有較高的榮譽。我們有了象《暴風驟雨》、《王貴與李香香》那樣深刻反映農村鬥爭的作品。同時，因為作家深入部隊，長期戰爭生活的體驗與鍛煉也使得他們有可能寫作出真實地反映部隊和戰爭的作品，有不少的通訊報告和小說，在這一方面取得了相當巨大的成績。長篇敘事詩的興盛成了本時期詩歌創作最鮮明的特點，在戰爭中成長起來的英雄的人民在詩歌中得到了生動的描繪與熱情的頌讚。 再次，在國統區的作家們也在本時期堅持了更為艱巨的戰鬥。他們所處的環境是較之上一時期更為險惡了，蔣介石的特務統治，時時威脅著作家們的生命和安全。我們不能夠忘記，著名愛國詩人和優秀學者聞一多，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遭到蔣介石匪幫的最兇殘最無恥的暗殺的！其他作家遭到非法逮捕和監禁的還多得很。言論、出版受到了苛如牛毛的限制。反動統治勢力一方面竭力壓制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另一方面，也會努力運用反動的文藝來作為他們麻醉人民、欺騙人民的工具。國統區的作家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面，配合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與民主運動的高漲，來進行戰鬥和創作的。在本時期，正如同上一時期一樣，國統區的「進步的文藝運動是和站在人民大眾立場的人民革命運動的方向，完全一致」，而且「衝破了反動派的壓迫，擊垮了一切反動的文藝活動，而打了勝仗」(5)的。 最後，在本時期最後一年中，當中國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國統區這個名詞已經或行將消失的時候，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七月二日在北京舉行了。正如朱德同志在大會開幕時講話中所指出來的：「人民革命鬥爭得到了勝利，新的文學藝術也得到了勝利，今天的大會，就是這個勝利的表現。文學藝術和革命鬥爭，有這樣一個不可分離的關係，這是中國新文藝的光榮。」這次文代會是全國文藝界一次勝利會師的大會，是過去三十年新文藝運動光榮總結的大會，也是號召全體文藝工作者緊密團結、深入生活、認真學習和徹底改造自己，來迎接新的戰鬥任務的大會。 我們的國家是日新月異，光芒萬丈的！我們的文藝也是日新月異、光芒萬丈的！ 二　工農兵群眾文藝活動 偉大的列寧說：「藝術是屬於人民的。它必須在廣大勞動群眾的底層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須為這些群眾所了解和愛好。它必須結合這些群眾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並提高他們。它必須在群眾中間喚起藝術家，並使他們得到發展。」(6)可以知道，文藝與廣大勞動群眾的結合，正是革命文藝所必須遵循的前進的方向和道路。本時期的文藝運動，遵照著毛主席所指示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方針，在上一時期與工農兵結合的初步基礎上，隨著革命形勢的勝利發展而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與深入。 先談在本時期才開始蓬勃發展起來的工人文藝運動。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開始在城市裡（和在礦山、鐵路、港口、碼頭……）開展工人運動。最初的著手方法就是為工人辦文化教育事業，藉以宣傳和組織工人。當時除對工人進行文化、政治教育外，也通過文藝活動的方式（如教唱歌和演戲）來教育工人群眾。文化藝術活動，在中國工人運動中，起過相當巨大的作用。但那時為客觀環境所限制，工人的文藝活動，其範圍與規模是很微小的。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左聯在上海也曾經開展過一些工人文藝運動，但那時在國民黨殘酷的白色恐怖之下，工作開展也受到了百般的摧折與迫害。抗日戰爭時期，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的解放區，文藝工作在部隊與農村中有了大規模的開展，但因為那時我們還沒有大的城市與大的工業生產，所以工人文藝運動的規模，仍然是很狹小的。 解放戰爭時期，這種情形有了很大改變。雖然這時文藝大軍進城不久，但工人業餘文藝活動就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和經驗。工人秧歌隊已遍及各城市、工廠、鐵路、礦山。即以天津市而言，解放不過半年，已有了四十個左右的工廠文娛組織，多數廠有壁報，有不少的職工通訊員，據統計直接參加文藝活動的約五千人左右。大批文藝工作者進入了工廠。工人在創作上已開始顯露了驚人的才能。有的工人在演出自己編導的劇本時，對各界觀眾說：「這都是我們工人自編自演的，瞧今天我們黑手爪子不但會擺弄機器，也學會擺弄筆桿子了。」(7) 在工人創作的劇本中，石家莊鐵路檢車段工人魏連珍創作的三幕十四場話劇《不是蟬》，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個劇本以一九四九年五六月間石家莊工人生產競賽的情況為題材，表現了工人階級為了創造新的生活而發揮出來的高度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描寫了落後工人馬順保怎樣在老工人又是勞動模範的白師傅的說服教育下，逐漸覺悟，終於積極參加生產突擊工作的過程，充分顯示了工人階級團結友愛、英勇創造的高貴品質。因為作者生活經驗的豐富，人物描畫得真實而生動，所以儘管它在主題思想和表現方法上還不免存在一些毛病，但仍然具有親切感人的力量。這個劇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革命節上演的時候，曾經引起工人群眾與文藝工作者普遍的歡迎和重視。 工人詩歌創作的活動，更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而獲得了比較普遍的展開。從長期的黑暗生活中走出來，沐浴著黨和毛主席的溫煦的陽光，因此，對於過去苦難的追憶與傾訴和對於現實幸福的歌唱與讚頌，便不能不成為工人詩歌最主要的內容。詩歌的形式大半是解放區流行的民謠體裁，具有一種樸素自然的美。在這些詩歌中，可以見到中國工人階級的排山倒海的革命氣概，又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洶湧澎湃的政治熱情。例如： 不怕天翻和地覆！ 不怕大海起洪波！ 紅旗握在勞動人民的手， 大家跟著紅旗走！ （東坊：《共產黨恩情實在多》） 這是多麼洪亮堅決的聲音！又例如： 國民黨，小日本， 小日本，國民黨， 十六斤大錘代代重。 來了毛澤東， 大錘還是十六斤， 掄起大錘輕如風！ （潮清：《北石坑》） 這又是多麼鮮明強烈的對照！它說明了，在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年代裡，廣大工人開始以自覺的勞動熱情來建設我們的祖國，過去在日本帝國主義和美蔣匪幫的壓迫下那種苦痛黑暗的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儘管這時候的工人詩歌還處在最初階段，在思想和藝術上還有著難以避免的弱點，但它們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最先進的品質和最恢廓的氣勢，傳達出了新中國人民得到解放後的歡欣鼓舞的情感。這些詩歌的出現，預示了中國工人詩歌的無限遠大的前景。 人民解放戰爭期間，廣大農村的群眾文藝活動有了更蓬勃的擴展。沙可夫在《華北農村戲劇運動和民間藝術改造工作》（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上的專題發言）中說： 人民解放戰爭展開以後，華北農村開始普遍的土地改革運動。農民在這個偉大的翻身運動中，文藝上更進一步地在原有基礎上，配合了這個運動。 先看創作數量。太行僅去秋與今春農村劇團的創作，不完全統計就達一百萬字，冀晉（過去北嶽區）一九四七年的群眾創作編寫運動，就搜集了八十多種優秀劇本，冀中數目更多。 比如晉察冀自從黨的領導機關提出「窮人樂」方向以後，產生了成百個反映農民翻身戲，如《柴莊窮人翻身》、《楊家庵窮人翻身》、《抗戰前後的馮林》、《賣兒女》，以及冀中的代表作《苓少爺變成三孫子》等，農民管這些統稱「翻身戲」。太行也很多，而且太行土改工作完成較早，較徹底，土改結束後配合生產，文教的好作品也出現較早，如《光怨不識字》、《趙河山轉變》、《石寸金》、《幫柱結婚》、《發家路》等等。其他鼓詞、快板更多。這些作品在農民中影響很大，又如唐縣楊家庵村劇團的大秧歌劇《窮人翻身》中的主人翁李桂林（佃戶）和王瑞堂（地主），在該村附近，已經成為農民與地主兩個階級的代表人物，被農民們廣泛談論著。而這些較好的作品，政府每年總要拿出不少錢來獎勵，並幫助出版。同時，產生了很多優秀的農村劇團和新的民間藝人。…… 這段話僅就華北地區的農村文藝運動而言。其他如東北地區，在一九四六年「七七決定」後，一萬二千幹部下鄉，進行土地改革，也使得農村文藝運動有了較大的開展。「這一時期的開始，是東北環境最艱苦的時期，戰爭則是處於撤退，生長力量的時期，但土地改革則是使得東北文藝運動生根，是與廣大群眾尤其是農民結合的時期，也是東北文藝創作與群眾要求結合的時期。這一時期，領導上是將幾個主力文工團和文藝團體分散在北滿的農村中，做土地改革，這一情況，對於東北文藝工作是很有意義的，許多作家也都參加了這一有歷史意義的土地革命」。一九四七年的春節，出現了東北尤其是北滿文藝運動的第一個高潮。高潮的特點，就是廣泛地開展新秧歌運動。秧歌劇的創作，主要的有《光榮燈》、《姑嫂勞軍》、《李二小參軍》、《兩個鬍子》和《農家樂》等等。總之，在東北，也正同其他地區一樣，「土地改革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對於開展文藝運動和推進創作有很大的作用，這兩種勝利都是帶有從根本上勝利的意義，因之，這兩種勝利就加速了群眾思想成熟的過程，給與文藝運動和文藝創作（尤其是群眾創作）的發展條件」(8)。 在土地改革運動當中，也出現了不少優秀的農民詩歌，收在詩選集《東方紅》（《人民文藝叢書》）中。其中如： 土裡埋的夜明珠， 無光無亮到如今； 八路吹了浮上土， 貧苦農民放光明。 （《土裡埋的夜明珠》） 翻身後的喜悅與對於人民武裝感激的心情，非常鮮明地表現在簡短的詩句里。又如： 別自高，別自大， 別覺村中盛不下， 農民大家選我辦好事， 事要能辦好， 多多問大家。 （《別自高》） 在樸質無華的詩句里也顯示了農民幹部在黨的教育下與鬥爭的鍛煉中逐漸培養起來的政治覺悟和民主作風。這些詩歌，說明了在農民身上蘊藏著多麼豐富的創作才能，也說明了只有徹底推翻壓在農民頭上的封建統治力量，農民的這種創作才能才能夠得到成長和發揮。 部隊文藝工作，在人民解放戰爭中，也發揮了較大的戰鬥作用。它保持和發揚了從紅軍時代就有了的三個優良的特點：一、黨的堅強領導，有組織地進行活動；二、從實際出發，服務於群眾和戰爭的需要；三、是廣大群眾性的，是全軍上下整體的活動。因此，本時期部隊中的「演唱運動」、「槍桿詩運動」和「兵演兵、兵寫兵、兵畫兵運動」等，就得到了更普遍的展開，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戰士們創作的表現部隊生活、鼓舞戰鬥意志的出色作品。下面舉一個例子： 扁擔（一個炊事員寫的） 我的扁擔輕又輕， 一頭油來一頭鹽， 革命工作我煮飯， 挑起乾飯送前線， 保證同志吃得好， 堅決消滅胡宗南！ 這種詩，在感情方面代表了人民軍隊的普遍的充沛的感情，它頑強堅決，流露著革命的樂觀主義和對於敵人的不可調和的憎恨；語言樸素，音節響亮，念起來順口。這些都是勞動人民詩歌創作的顯著特色。 當然，工農兵群眾的文藝創作，是不能夠篇篇都叫人滿意的，粗糙和幼稚的地方也在所難免，但從以上極不完全的敘述看來，我們卻可以感到：當勞動人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得到翻身之後，他們在文化上也開始翻身了，他們的驚人的聰明智慧在文藝創作上已開始顯露出來了。這是文學藝術與政治鬥爭密切結合的結果，也是專業文藝工作者與廣大勞動群眾密切結合的結果。在這裡，我們望見了新中國文學藝術事業的更壯闊更輝煌的前途！ 三　蕭軍思想批判 蕭軍的作家生活，開始於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三年這一年間。他的第一個集子《跋涉》中收集的就是這時候的作品。一九三五年八月出版的《八月的鄉村》，因為比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東北群眾的抗日要求與情緒，語言也相當生動有力，曾受到魯迅的鼓勵與讀者群眾的歡迎。《八月的鄉村》里「包含著兩種因素，一種是積極的，但還不是無產階級的，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思想和抗日的民族思想；而另一種則是消極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主義，積極的因素在當時是突出的。」(9)但《八月的鄉村》卻成了蕭軍創作歷史的頂點。在他以後的作品中，積極的因素並未得到發展，而消極的因素則逐漸上升。在《八月的鄉村》後出版的《羊》和《江上》，很明顯地說明了作者思想和藝術上的後退狀態，表現了由於作者脫離政治、脫離廣大群眾所帶來的文思枯竭。 抗日戰爭以後，蕭軍背著進步作家的包袱，到了延安。他向黨和人民索取報酬。他發表了一系列的荒謬言論。他拒絕參加延安文藝座談會，拒絕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改造自己。解放戰爭開始後，他來到東北，黨幫助他在哈爾濱出版他主編的《文化報》（一九四七年五月創刊）。蕭軍沒有通過這個報紙來對人民進行有益的思想教育，相反地，在中國人民行將獲得偉大勝利、革命戰爭正在劇烈進行的一九四八年，在他主編的報紙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的具有嚴重錯誤思想的文章。 蕭軍的錯誤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極端自私的個人主義：他倡導「大蔑視的思想和情感」。他嚮往那種「登臨在某種高頂以上」，向周圍的「太卑瑣、渺小、平凡的」人們「如一隻螞蟻似的俯視著」的「英雄」的姿態，他希望人們在他的面前「低下他們的腦袋，獻出他們的恐懼和屈從」（均見《文化報》二二期《我的生涯》）。他提倡「當場不讓步，舉手不留情」的「布爾巴的精神」（《文化報》四四期）。他把個人的得失、恩怨、喜惡看得很重。他要求集體的利益服從個人的利益。當他個人的利益得不到滿足的時候，於是很自然地流露出一種悲哀和空虛的心情來。他說他「在上海是『陌生人』，沒生下根……如今總算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故鄉來了，按道理似不應該再有這種落寞的感情了，可是它依然存在，而且似乎還有些濃重……而且依然覺得沒生根……」（《文化報》四五期）。這種「落寞」心情的產生，正是一個作家脫離人民、違反黨和革命利益必然要有的後果。二、資產階級的超階級觀點：早在延安時期，蕭軍已經是一個「人性論」者，他否認階級鬥爭是社會發展的推動力。到了本時期，他更利用他的超階級的謬論來反對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他把黨領導全國人民所進行的解放戰爭說成是「萁豆相煎」，而且他「實不能無所悸痛」（《文化報》五三期）。與此同時，他還反對土地改革，誣衊農民的土地還家為「亘古所未有的強盜行為」（《文化報》八期）。三、狹隘的民族主義：他在《文化報》上提出了「各色帝國主義」理論（五三期），攻擊史達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挑撥中蘇人民之間的關係。 一九四八年秋，東北文藝界對蕭軍展開了批判。在哈爾濱的《生活報》（宋之的、金人等編）上發表了許多批判蕭軍思想的文章。劉芝明在《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中說： 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的錯誤，不僅是一般的思想上的錯誤，而且是作為一個非黨革命作家來說，是破壞了人民和黨的在目前所執行的文化政策，把小資產階級教導得不對頭，把小資產階級往泥坑裡引，往落後引，往反對共產黨、反對蘇聯、反對人民解放戰爭方面引。我們對於蕭軍及其《文化報》的鬥爭乃是保衛馬列主義原則和毛澤東思想，乃是堅持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群眾以及小資產階級群眾中宣傳教育的領導作用。 批判蕭軍思想的重要意義，在這段話中可以完全看得出來。中共中央東北局為了明確蕭軍思想的反共反人民的性質，為了在黨內外展開對於蕭軍思想和其他類似思想的批判，為了保衛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原則，作了《關於蕭軍問題的決定》： 東北進步文藝界最近進行了對於蕭軍的反動思想的批判。中國共產黨中央東北局認為這種批判是必要的，是應該加以支持的。 蕭軍的反動思想不是一個偶然的現象。蕭軍是魯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國文藝界中「才子加流氓」一型的人物之一。在他的文學活動中，蕭軍表現自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慣於採取兩面手法和敲詐手段的、無原則的野心家。他的帶著封建色采的資產階級思想，妨礙他真正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當被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統治所壓迫的時候，蕭軍曾經反對這種統治，但是當真正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革命人民得到了勝利，建立了新的統治，這種統治服從於人民的利益，而並不服從於蕭軍之流的個人利益的時候，蕭軍就轉而反對人民的統治了。……雖然蕭軍在受到嚴重的批評以後開始作某種承認錯誤的表示，但是迄今為止，這種表示還只是口頭上的、避重就輕的。東北局為了保護東北人民文化事業的利益起見，認為必須指出：蕭軍如果不在今後的實際行動中（而不是只在口頭上）有系統地（而不是避重就輕地）改正自己的與人民利益不相容的嚴重錯誤，那麼他就將完全自絕於人民的文化行列。如果蕭軍堅持他的錯誤，那麼他的荒謬言論，就將成為封建階級和帝國主義勢力在被中國人民所推翻以後所必然找到的反革命政治工具。 東北局完全贊同東北文藝協會對於蕭軍的結論，並作如下決定： 一、在黨內外展開對於蕭軍反動思想和其他類似的反動思想的批判，以便在黨內驅逐小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和地主階級的思想影響；在黨外幫助青年知識分子糾正同類錯誤觀點。 二、加強對於文藝工作的領導，加強黨的文藝工作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養，在文藝界提倡嚴正的相互批評和自我批評，反對無原則的「團結」和無原則的「爭論」，為提高文藝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而奮鬥。 三、停止對蕭軍文學活動的物質方面的幫助。 東北文藝界對於蕭軍錯誤思想的批判和中共中央東北局關於蕭軍問題所作的決定，清楚地為我們說明了下列兩點：第一，對蕭軍錯誤思想的鬥爭，是當時中國人民翻天覆地的革命鬥爭在思想領域內的反映。蕭軍的錯誤思想是有代表性的，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某些落後知識分子的錯誤思想的集中表現，因此批判蕭軍的思想，指出其錯誤根源，正是向沒落的社會現象作無情鬥爭，是完全符合於當時中國人民的革命利益的。第二，蕭軍所曾經走過的錯誤道路，也說明了一個作家如果過高地估計了他過去在文藝事業上所取得的一點成績，不肯放下自己背上的「進步」包袱，不肯虛心向群眾學習，不肯用馬克思主義徹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其結果必然地會讓自己的錯誤思想繼續滋長，進而妨害黨和人民的革命利益。蕭軍在本時期所犯的錯誤，在這方面為文藝工作者提供了非常確切有益的教訓。 ———————————————————— (1)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2)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的報告。 (3)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報》社論：《蔣軍必敗》。 (4)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 (5) 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 (6) 蔡特金：《回憶列寧》，引自《列寧論文學》，195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版。 (7) 瀋陽市總工會文教部：《開展工廠文藝的意見》（《文藝報》第1卷第12期）。 (8) 上引均見劉芝明：《東北三年來文藝工作初步總結》（在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上的專題發言）。 (9) 劉芝明：《關於蕭軍及其〈文化報〉所犯錯誤的批評》，載《蕭軍思想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