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七章　本時期的報告文學與散文

一　報告文學 我們曾經指出，報告文學在我國的產生，與我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報告文學更有了空前的發展。這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是，戰爭改變了時代的面貌，社會生活有了急遽而劇烈的變化，它不能不要求一種能夠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現實的文藝樣式來作為這種變化的忠實記錄；第二是，戰爭也改變了作家的生活面貌，他們走出過去狹小的生活範圍，跨進了一個廣闊豐富的現實天地，複雜強烈的生活感受和內心激動也「勒逼」著他們採取了報告文學這樣一種單純而有力的表現形式；第三是，具有愛國熱情而又愛好文藝的青年，在戰爭起後，紛紛投入了各種抗日救亡的工作，他們一方面迫切希望能夠讀到真實地報導戰爭和人民生活的文章，而同時，他們也嘗試著把自己在實際鬥爭中的見聞和感受用報告形式傳達出來。——這樣，就形成了抗日初期報告文學蓬勃發展的現象。一般性的雜誌或報刊的文藝一欄，滿載著報告文學，文藝刊物更用大量篇幅（往往達十分之七八）來刊登它，許多著名作家也大都寫過幾篇報告作品。這些作品，不僅以其數量的眾多越過了上一時期，同時也以其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使我們比較清晰地看見了抗日初期的社會面貌。 但是，在這時期的報告文學中，也還存在著「兩類弱點：一類是以幻想代真實。寫游擊隊生活卻著重描寫草野月色。寫日本女俘虜卻象在寫《紅樓夢》中人物。一類是形式主義傾向，以外國某些作品的花樣來填補其內容之不足」(1)。這些弱點之所以產生，是因為這時的作者雖然進入了一定的生活，而生活到底還是不足的緣故。 在國統區，後來因為政治逆流逐漸抬頭，作者投入生活既受到了無理限制，而報告文學本身也因為它對現實生活的不加粉飾的揭露而受到了種種有形無形的限制與壓迫，於是它不得不走向冷落和消沉的境地。據《文藝陣地》的聲明，它在一九三八年所發表出來的許多「令人搖頭」的報告，僅及投稿的三四分之一。這一方面可以看出當時許多報告作者對於黑暗現實的戰鬥的精神，另外，也可以知道報告文學在當時國統區為什麼會遭到反動統治者的忌刻和迫害的理由了。何其芳說：「抗戰後期這箇舊中國的報告文學的消沉，這筆賬首先是要算到政治逆流的頭上的。……在只能就說誑與沉默兩者來選擇的時候，沉默也是好的。」(2)在這段話中，我們很清楚地聽見了作者當時的憤激的聲音。 報告文學在解放區有了更巨大的發展。這原因首先是在於組織和領導上的重視與培植，其次是鬥爭生活的豐饒，作家往往是戰鬥的積極參加者。因此，這就不僅保證了解放區報告文學在數量上的繁榮，而且也保證了它在生活內容上和在表現藝術上的真實動人的力量。在解放區，報告文學也同其他樣式的文藝作品一樣，是真實地具體地反映工農兵鬥爭生活的壯麗畫幅，而且是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 下面是本時期報告文學的作家和作品的極不完全的介紹： 丘東平是抗日初期報告文學的重要作者之一。他寫過不少的報導文章，但有些已經散佚，沒有辦法找到了。譬如，他後來參加新四軍活躍在江南原野上的時候，就寫了一本《向敵人的腹背進軍》，都為軍中見聞散記，文字雖有時失之繁蕪，但真實地記錄了新四軍在抗日初期進入敵後的一些英勇鬥爭的史實，無論作為歷史記載或文學作品看，都是很重要的，但這本書現在就很難看到了。丘東平有過多年軍隊工作的經驗，抗日戰爭發生後，他又參加了軍隊工作，活動在滬寧線上。他的有名的報告作品《第七連》和《我們在那裡打了敗戰》，便是在這時寫的。這兩篇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稱（《第七連》的副標題為《記第七連連長丘俊談話》；《我們在那裡打了敗戰》的副標題是《江陰炮台的一員守將方叔洪上校的戰鬥遭遇》）寫的。它們真切地報導了當時戰爭前線上的一切：戰士們的沉著勇敢、不畏犧牲的精神，由於戰略和部署的失策而造成的重大損失，還有作者的激動而憤怒的聲音。特別是《我們在那裡打了敗戰》，沉痛地敘述了江陰炮台在沒有發過一炮、打中過任何一條敵艦以前就失陷了的事實，使讀者對於國民黨反動派的誤國罪行真正無法抑止自己滿腔的悲憤。這些報告後來都收集在《第七連》一書中。從一九三二年起，丘東平就發表了許多短篇作品（他的《通訊員》在《文學月報》上出現的時候，曾經受到批評界的重視）。本時期的作品，除報告文學外，也還寫了不少小說。當他的長篇小說《茅山下》尚未完成的時候，他就英勇地仆倒在為掙脫奴隸的鎖鏈而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的血泊里了。 劉白羽的《逃出北平》，報告了作者自身的流亡生活的經歷，也表現了一個不願作奴隸的知識青年的堅強的意志。劉白羽是一位最值得稱述的報告文學的作者。他在本時期除了短篇小說的創作而外，其餘差不多全是通訊報告一類的作品。他認為「這樣工作對現實作用更及時更有力些」，而且還「堅決認為與時代鬥爭同呼吸，是文藝最需要的特色」(3)，這就概括地說明了他的報告作品的重要特點。報告集《游擊中間》的五篇作品，雖然作者說它們是「匆忙中的急就篇」（見《後記》），但也記錄下了我們游擊隊在艱苦環境下打擊敵人、逐漸壯大的發展過程。收在《時代的印象》第一輯中的許多報告，是描寫一九三八—一九四三這幾年中解放區生活的生動具體的優秀作品。在《序言》中，作者這樣敘述了這些報告產生的原因：「《時代的印象》所集，都是我從事新聞工作中間累積下來的稿子。第一部分，是抗戰中在重慶寫的，那時全國人民是仰望著延安這一領導抗日戰爭的燈塔，但由於邊區長期遭受封鎖，除了少數人輕易相信反動派的無恥造謠外，抱同情態度的人也有個別的說那裡沒有社會生活，沒有友情，有的也只把邊區想為山溝曠野。一九四四年我隨王若飛同志至渝，與胡繩兄共編《新華副刊》，他要求我針對這種情況，寫些介紹邊區生活的稿子，前後便編寫了這麼七篇。」因此這些作品在當時的發表為粉碎國民黨對解放區所散布的無恥讕言，發揮了戰鬥的作用。其中如第一篇《世界的新面貌》，通過「從前」和「現在」的鮮明對比，有力地說明了邊區人民在黨和抗日政府的領導下所取得的迥異從前的富裕快樂的日子。從作者的細緻而明快的敘述里，讀者能清楚地體會出邊區「人們生活真正的意義：快樂與痛苦，痛苦是過去的日子，而快樂的是今天；跟隨著豐富的生活到來，人也在改變著自己啊」。又如第二篇《家庭》，非常親切地報導了邊區的所有家庭都充滿了由於生產、學習而帶來的繁榮和幸福的聲音。「在勞動中，人們向集體互助的關係上發展，他們更有力量，可以戰勝自然了。現在，家庭成為勞動的人民和藹可親的家庭了，就因為家庭充滿勞動的和諧的感情。」詩一樣明麗的句子寫出了邊區人民的詩一樣歡樂的歲月。其餘五篇也都從各個不同方面描寫了邊區人民的民主的戰鬥的生活。「太陽是光明而溫暖的，霧是陰暗而潮濕的，人們都愛太陽，——邊區正是在這種可愛的風氣里生長，人民和土地都光明。……問題的決定在人民，誰都知道：霧遮不住太陽。」——這種響亮的聲音，無情地揭穿了反動統治者對於國統區人民的蒙蔽與欺騙，在太陽與陰霧之間，人們是會有所選擇的。 周立波的《晉冀察邊區印象記》，以流暢明快的筆調敘述了在北中國原野上進行著的殘酷的戰爭，從各個方面記錄了人民的抗日武裝——八路軍和游擊隊英雄抗戰的史實，同時敵後人民的生活和鬥爭在其中也得到了鮮明的反映。作者的報告特寫，都是反映的真人真事。他說：「描寫真人真事，我以為應該運用歷史科學的筆墨，不能虛構，不宜空想，誇張添改也是不好的。不用這一些，真人真事的本身就能夠顯出他們的絢爛的光彩。」(4)從這一段話，可以看出周立波的報告文學的特色，同時也保證了他的報告作品的高度真實的性質。 沙汀的《敵後瑣記》和《隨軍散記》(5)，也是本時期兩本有名的報告作品。《敵後瑣記》記敘的是作者在晉察冀和冀中抗日根據地的所見所聞。人民軍隊英勇抗日的事實，和廣大人民為了解放自身而進行的火熱的鬥爭，在這本書里都有著很真實的描寫。《隨軍散記》是一本更應該受到我們重視的作品，它描寫了人民所敬愛的抗日將領賀龍將軍的「闊大不羈的精神」，「不可摧毀的自信的力量」，還有「他那種濃郁芬芳的人間的溫暖和喜悅」。筆墨親切生動，從「指揮若定」和「從容談笑」的生活各個方面，那麼鮮明耀眼地描摹下了賀龍將軍的「堅定而朗爽的風貌」，叫讀者如見其人，如聞其聲，大大鼓舞了他們對抗戰和革命的勝利信心。 周而複本時期的報告作品，部分收輯在《殲滅》一書中。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見了在八路軍的勇敢和有部署的包圍之下，日本法西斯強盜阿部規秀中將和他所帶領的一千五百多敵軍遭到了全部覆滅的命運（《黃土嶺的夕暮》）；看見了晉察冀軍區政治部為了支援前方將士的軍糧而掀起的幹勁沖天的開荒運動（《開荒曲》）；也看見了在我軍的英勇打擊下面敵軍不斷遭到失敗和毀滅的最後結局（《侵略者底最後》、《消滅》、《一隻農民的哀曲》）。反映在這裡的，雖然如作者所說，不過「是戰爭生活的一鱗片爪」，但讀者從這些文章中的確可以看出：「日本法西斯蒂雖然頑強，卻露出必然滅亡的命運；人民武裝縱然簡陋，卻昭示出燦爛的遠景。」(6)周而復的這些作品無疑地是抗日戰爭生活的一幅真實的剪影。 周而復執筆（劉白羽、吳伯簫、金肇野、周而復等集體創作）寫的《海上的遭遇》，是一支非戰鬥的幹部隊在海上英勇抵抗敵人的真實記錄。這是抗戰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頁。共產黨人崇高的品質，凜然的氣節，生動具體地表現在著墨不多的篇幅里。周而復還有一篇《諾爾曼·白求恩斷片》，記述的是盡瘁於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加拿大醫生白求恩博士的動人的事跡。雖然只是一些生活的斷片，但白求恩的不朽的精神風貌卻也得到了明朗而完整的表現。兩年後（一九四六年），作者又在他的長篇創作《白求恩大夫》中給了這個值得學習的偉大形象以更高度的藝術塑繪。 二　散文 本時期出現的為數不多的散文作品，也是中國人民在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民主自由的偉大鬥爭中的一種戰鬥武器。如果說上一時期的大部分散文還塗抹著憂鬱和傷感的色彩，缺乏勇猛戰鬥的氣氛，這種情況，到本時期是顯然已經有所改變了。個人抒懷式的作品在數量上已大為減少，大多數的作者都具有著明顯的目的、意識，自覺地運用散文這項武器來為抗日戰爭和民主運動服務。魯迅散文著作中的戰鬥傳統，在本時期，得到了繼承和發揚。在國統區，因為要堅持暴露和抨擊黑暗，雜文的盛行成為了必然的事實。當時如《魯迅風》（上海出）、《野草》（桂林出，以後收有《野草叢書》）等，就都是專門刊登雜文的期刊，而許多重要報紙（例如重慶出的《新華日報》）的副刊，也不斷地刊登了一些尖銳悍潑的短文。雖然這時期作者大都感到「應當寫的實在太多，而被准許寫的又少得可憐」(7)，但在這方面的收穫還是相當豐饒的。（例如《野草叢書》中的許多雜文集子，就在當時起過較大的政治作用，幫助了它們的讀者更清楚地認識現實。）記事和抒情的散文，雖然產量不多，但內容基本上是健康的，它們在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上也反映了現實鬥爭。在解放區，散文作品產生得比較少，因為火熱的鬥爭和民主的生活要求更直接更明朗的反映，而通訊報告正是非常合適的寫作體裁。因此，同通訊報告比較起來，散文的產量就要顯得稀少一些，但是，在我們所能讀到的不多的散文作品中，也是充滿著對於新的生活的歡樂的歌頌，對於民族鬥爭和社會鬥爭的某些片斷的記錄，依然是有相當強烈的戰鬥性質的。 以下是本時期散文作品的一個簡要評介。 郭沫若在抗日時期的散文作品，大都收在《羽書集》、《今昔蒲劍》和《沸羹集》里。《羽書集》收的是抗戰初期作者剛從日本回到祖國後，奔走在前後方時所寫的作品。對於戰爭前途的樂觀和信心充溢在作者所特有的奔放恣肆的文筆里。《今昔蒲劍》是《蒲劍集》和《今昔集》兩個集子的合集。其中有關於文藝和學術的論著，有講演的稿子，也有不少犀利的短文。縱然這些文章是寫在蔣介石集團的反動陰謀日趨顯著、作者在言論行動上都受到多方限制的時候，但戰鬥的氣勢仍然是相當猛烈的。例如《笑早者，禍哉！》一文就對「比鋼還堅固地安全無恙」的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對於「愈戰愈強」的蘇聯，發出了熱烈的頌讚；而對於那些為了納粹獸軍的一時猖狂而發出「過早的笑聲」的反動論客們，則投出了辛辣的嘲諷。又例如在題為《深幸有一，不望有二》的一則短文里，作者就說：「我是決不相信中國會亡、中國的民族會滅的，因而我也就可以自行預言：我斷不會和屈原那樣跳水自殺。」這樣堅強的信念，不用說是與作者對中國人民的抗戰力量和革命前途的正確估計聯繫在一起的。又例如在紀念高爾基逝世五周年的講演稿《活的模範》里，作者一方面引用高爾基《鷹之歌》中的句子——「在勇敢者和精神雄壯者的歌頌里，你永遠是：活的模範，向自由，向光明的高傲的號召！」——來作為永生的作家和戰士的禮讚，另一方面則對於那些出賣民族利益、「活著而已經死去了」的所謂「文人」們（例如汪精衛之流的東西）的「卑鄙無恥的物象」加以毀滅性的打擊。作者是反對「溫柔敦厚」的偽教條的，他有的是「彰善闡惡」、「除惡務盡」的革命意志。而這正是《今昔蒲劍》集中最可寶貴的地方。《沸羹集》收的是郭沫若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這幾年中的散文作品，在其中依然保持著作者一貫具有的不妥協的戰鬥精神：有對於「指鹿為馬」的趙高之流的人物的諷刺（《驢豬鹿馬》），有對於文藝本質的闡釋和對於法西斯文藝論調的駁斥（《文藝的本質》），有對於民主運動的堅決而鮮明的主張（《文化界時局進言》），也有對於在史達林領導下英勇抗擊著法西斯強盜的蘇聯人民和紅軍的滿腔熱忱的歌頌，在紀念二十七屆紅軍節的時候，作者的洪亮的聲音傳達出了中國人民的真誠的祝賀（《人類的前衛》）。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精神在郭沫若的散文里，正如在他的詩歌里一樣，成為了最耀眼的光輝。 茅盾在抗戰時期也寫了不少散文：《炮火的洗禮》中收輯的是抗日初期的作品，《見聞雜記》是一九三九年從新疆回來後所作，《生活之一頁》中所追敘的則是日寇攻陷香港時的情景，而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所寫的散文則收輯在《時間的記錄》一書中。在這些散文集子裡，最受人稱道的是《見聞雜記》和《時間的記錄》兩書中的一些散記文章。其中有祖國土地上明麗如畫的自然景物，有堅毅戰鬥的新的人物和生活的速寫，有發國難財的「魔術家」和勞動人民之間兩種不同生活的尖銳對照，也有對於一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的曲折的諷刺。強烈的愛憎、深刻的觀察和細膩的筆觸，使得這些作品在反映現實生活和教育讀者上收到了相當巨大的效果。下面舉他的題名《風景談》的一段文章為例： 另一個時間。另一個場面。夕陽在山，干坼的黃土正吐出它在一天內所吸收的熱，河水湯湯急流，似乎能把淺淺河床中的鵝卵石都沖走了似的。這時候，沿河的山坳里有一隊人，從「生產」歸來，興奮的談話中，至少有七八種不同的方音。忽然間，他們又用同一的音調，唱起雄壯的歌曲來了。他們的爽朗的笑聲，落到水上，使得河水也似在笑。看他們的手，這是慣拿調色板的，那是昨天還拉提琴的弓子伴奏著《生產曲》的，這是經常不離木刻刀的，那又是洋洋灑灑下筆如有神的，但現在，一律都被鋤鍬的木柄磨起了老繭了。他們在山坡下，被另一群所迎住。這裡正燃起熊熊的野火，多少曾調朱弄粉的手兒，已經將金黃的小米飯，翠綠的油菜，準備齊全。這時候，太陽已經下山，卻將它的餘暉幻成了滿天的彩霞，河水喧譁得更響了，跌在石上的便噴出了雪白的泡沫，人們把沾著黃土的腳伸在水裡，任它沖刷，或者掬起水來，洗一把臉。在背山面水這樣一個所在，靜穆的自然和彌滿著生命力的人，就織成了美妙的圖畫。 在這裡，藍天明月，禿頂的山，單調的黃土，淺瀨的水，似乎都是最恰當不過的背景，無可更換。自然是偉大的，人類是偉大的，然而充滿了崇高精神的人類的活動，乃是偉大中之尤其偉大者！ 這是一幅描繪解放區幸福生活的細緻而逼真的工筆畫：來自各地的充滿了崇高精神的人們正在這裡以巨大緊張的勞動改變著自然的面貌，同時也在改造自然的鬥爭中改變了自己的主觀世界。在這裡，人是自然的主人，是構成自然的如畫風物的靈魂和主體。這樣的文章洋溢著詩情和畫意，它在讀者的心靈中喚起了對於這個嶄新世界的嚮往和追求的願望。 散文集《星火集》收輯的是何其芳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這幾年中在成都、延安兩地所寫的文章。《畫夢錄》和《刻意集》中的「空靈的思想」和「憂悒的低唱」已經消失，《還鄉雜記》中「粗起來的感情」在現實生活里得到了進一步的鍛煉和充實。其中有著對於舊的世界的嚴厲的鞭撻，也有著對於新的世界的熱烈的歌頌。許多帶有議論性質的散文，分明地呈露著很強烈的戰鬥性和科學性。文字也很素樸而犀利，在分析事理時，往往能入木三分。但在作者一九四五年所寫的《後記》中，仍然不滿意於這個集子中的作品。他說如果「對過去的思想感情加以嚴格的考察，則更適當的書名應該是《知非集》。也真曾經想到過這個名字」，因為在它裡面的第一輯中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只是「一個初上戰場的新兵的激動」，而那時「並不懂得如何與各種社會力量合作，尤其不懂得如何投身實際鬥爭中去深入群眾，改造自己」；而到延安後又因為沒有「接觸真正的戰鬥生活」，「舊的情感就越來越抬頭了。掛包里的日記本上也從客觀材料的記錄變為了個人情緒與感想的抒寫」，「在這集子裡的第二輯中的報告實際只有一篇是在前方寫的。其餘關於華北人民與軍隊的報導，都是回到了延安，翻開材料簿，硬把它們寫出來的。……在當時，從文藝見解到對於各種問題的看法大體上自有一套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與方法，自成一個系統。這種立場與方法，這種系統，當然是和客觀真理與廣大人民的利益並不符合的。這是由於出身，生活，教育（對於我，尤其是過去文學作品的影響）所構成」。 作者的自我批評，概括地深刻地說明了《星火集》的缺點和造成這種缺點的根本原因。 《星火集續編》收的是抗戰後期和解放戰爭時期的作品。這些文章，在文字風格的樸素堅實上，也在戰鬥性的旺盛強烈上，較之《星火集》又向前跨進了一步。收在第一輯中的《重慶隨筆》，寫在國內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為民主自由而鬥爭的運動日益開展的時候，作者鋒利的筆端主要是朝向蔣介石的黑暗王朝的。當時反動派鷹犬們對於進步言論的控制是異常嚴密的，「凡是被他們的鼻子嗅到了一點於他們的主子不利的氣味，他們就不准發表或者妄加刪改」。為了使「那些被豢養的蠢才們無法挑剔」，有的文章是寫得「比較隱晦曲折」的，而有的文章則經過刪改後，「不加解釋恐怕現在的讀者已不知何所指了」(8)。第二輯《回憶延安》中許多短文，據作者說，「是企圖用中國過去的筆記體來寫新事物」，語言簡潔，形象明朗，的確具有著我國記事散文的傳統風格。在短短篇幅里敘述的是一些平平常常的事實，而解放區的嶄新面貌，就宛在讀者面前。我們試讀其中《差別》一文： 今年一月，我從重慶回延安去。車子開進邊區以後，一位押車的武裝同志向車上的人說：「你們進邊區後，看見有什麼不同嗎？」還沒有人回答他，他又說：「你們看，在邊區以外，你們哪裡看見老百姓有這樣多牲口呵。豬呀，雞呀，都被他們的軍隊吃光了。但是咱們邊區，你們看，牛，羊，豬，雞，到處都有。」 的確。草野里是白色的羊群。牛在草窯外面。豬在院子裡。雞在村莊裡跑著，有的站在窯頂上。 今年九月，我又從延安出來。車子開出邊區以後，一個女同志向車上的人說：「你們出邊區後，看見有什麼不同嗎？」還沒有人回答她，她又說：「你們看，這兩邊都是荒山。在咱們邊區，哪裡看得到一塊荒地呵。」 的確，我又在我的想像里看見了那些我曾經歌頌過的「象裝滿奶汁的乳房」一樣的開墾過的黃色山頭。 多麼樸素明淨的文字，又是多麼豐裕美妙的生活！此外，如《記王震將軍》、《記賀龍將軍》、《朱總司令的話》等文，也都以平淡的質樸的文字寫出了人民將領和革命領袖的動人的風範。第三輯《吳玉章同志革命故事》，寫出了吳玉章同志的艱苦奮鬥的一生，也寫出了中國革命的漫長曲折的道路。文字翔實而簡練，具有我國古典傳記文章的傳統風味。這種文章，如果我們把它和《畫夢錄》、《刻意集》中那些文章比較起來，作者在思想和藝術上的進步，真是驚人的巨大啊！(9) 李廣田本時期的散文產量是相當豐富的，計有《雀簑記》、《圈外》、《回聲》等。抗日戰爭給作者帶來了一份流亡奔波的生活，也使他對於社會人生有了較深的體會和認識，因此，在他的作品裡，也就不能不逐漸地出現了憤怒和戰鬥的聲音。有一篇多少帶有點自敘性質的散文《一個畫家》中，作家這樣地寫道：「最近，聽說我們這位畫家變得更厲害了，從前是只畫自然界的景物的，現在卻喜歡畫『人』了，喜歡以社會生活作為對象了。這當然很好，我記得那個從下層社會中站起來的大作家曾經對詩人說過：『把對於生活的趣味擴大起來好了，忘記了在風景畫之外還有風俗畫，那是不行的。』我願意把這句話轉贈我們的畫家。何況我們的畫家，你，你不是喜歡在風雨中工作嗎？那末，恐怕再沒有比這時代的風雨更大的了，這實在是一個暴風雨的時代，我想你不但要在這暴風雨中工作，還應當為了這暴風雨而工作，為這時代留一些痕跡，為這時代盡一些力。」以自己的作品反映和服務於暴風雨的時代，這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變化，因為它使作家的作品逐漸有了健康的戰鬥的內容，有了新的更絢爛的生命。李廣田本時期的散文，雖然還沒完全擺脫憂悒的氣息，但已經顯示一個新的發展道路的開始了。 ———————————————————— (1) 何其芳：《報告文學縱橫談》，載論文集《關於現實主義》。 (2) 何其芳：《報告文學縱橫談》，載論文集《關於現實主義》。 (3) 劉白羽：《時代的印象·序言》。 (4) 《周立波選集·序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 (5) 最初題名《我所見之H將軍》，1958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再版時，又改名為《記賀龍》。 (6) 《殲滅·後記》。 (7) 茅盾：《時間的記錄·後記》。 (8) 上引均見《星火集續編·後記一》。 (9) 以上評介系根據1955年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經過作者重新編排過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