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五章　本時期的小說

一　小說發展概況 正如我國新文學發展歷史的任何時期一樣，本時期的小說反映了它所由產生的時代中的重要社會生活，而且因此規定了它的獨特的藝術色彩。 在抗日初期，產量最多的是詩歌、獨幕劇、通訊報告，小說的產量是非常少的。道理非常顯明：戰爭改變了時代的面貌，也改變了作家的生活；當作家帶著熱烈興奮的心情，在前線或者在為前線而緊張地工作著的後方，經歷一種過去所從未經歷過的劇烈變化的生活的時候，他們還不能夠對戰爭本身及其發展前途作深入的考察和思索，還不能夠對紛至沓來的新的生活現象形成一種明晰確切的形象，而同時，作家們也缺乏足夠的創造經驗和時間餘裕把這樣錯綜複雜的戰時生活在廣闊的展開的小說形式中給以適當的處理和表現。因此，在戰爭初期湧現出來的就不能不是迅速反映生活事變的獨幕劇和通訊報告，特別是那些熱情奔涌的抒情的詩歌。而這就是當時小說產量非常稀少的真正原因。 隨著戰爭的長期化，廣大讀者對於真實地反映戰時生活、因而使他們能夠比較深刻地認識戰爭面貌及其發展前途的優秀作品的要求既逐漸加強，而作家們這時在有了較多的生活經驗之後，對於戰果的批判與勝利條件的檢討也使他們比較清楚地看見了現實生活中的某些本質的東西：新生的與腐朽的、為人民的與反人民的、有利於抗戰前途的和違反抗戰利益的兩種不同力量和路線之間的矛盾和鬥爭。這時候，才開始出現了一些比較全面地集中地反映時代面貌的較好的作品。而一種具有新的題材內容和新的藝術風格的小說創作也才開始在長期戰爭生活的培育中逐漸成長了起來。 因為政治環境和戰鬥任務不同，國統區和解放區的小說創作，也同其他的文學樣式一樣，發展的情況是並不怎樣平衡，而且是各自具有其內容上和藝術上的特徵的。 國統區的作家，如所周知，是在主客觀兩方面的限制之下進行創作的，因此，在小說創作方面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一些缺點和偏向。茅盾在第一次文代大會的報告（《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中，曾經這樣追述在國統區文藝創作上出現的各種不正確的傾向： 有些作家因為不能反映出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鬥爭，就只能收集許多次要的社會生活現象，乃至許多與社會本質沒有關聯的社會生活現象。他們努力把所寫的人物與現象寫得細緻，寫得生動，並努力表現出革命的主題來，但終究在字裡行間流露出一些黯淡無力的思想情緒。 還有一些作家，表面上和上述的傾向相反，他們為了使作品「有力」，就著重去描寫人物的精神狀態。然而不幸，他們所寫的人物和鬥爭既未能反映出主要矛盾和主要鬥爭，而且又往往不能完全按照客觀的真實而加以表現，甚至竟以作家的主觀任意解釋和說明客觀的現實。他們以為作品中愈是顯露著作者的強烈的主觀，就愈能表現出主題的積極性，但事實上，脫離了社會中的主要矛盾與主要鬥爭，主題的積極性就無所依附。 也還有一些作家以人道主義的思想情緒來填塞他們的作品，他們有正義感，有同情心，他們局部地揭露了現實的黑暗，也表現了若干客觀的真實，但是他們迴避開了社會中的主要矛盾與主要鬥爭。他們認識世界的方法是經驗主義的，他們的作品也多少流露著感傷的情緒。 以上這幾種傾向都可以從進步的、革命的作家的作品中發現；這些作品在當時都曾起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作用，不過既又含有上述那些傾向，也就不能不使作品的戰鬥性打了折扣。但此外還有一些更有害的傾向潛生在進步的文藝陣營內部，成為腐蝕我們的鬥志的毒素。 一種是完全按照個人的趣味而採集些都市生活的小鏡頭，編成故事，既無主題的積極意義，亦無明確的內容。這種純粹以趣味為中心的作品，顯然是對小市民的趣味投降，而失去了以革命的精神去教育群眾的基本立場。 還有一種傾向，一方面描寫抗日戰爭，另一方面則故意避免暴露抗日陣營中的黑暗面，卻用男女間的戀愛故事，穿插其間，企圖以「抗戰」吸引進步的讀者，同時又以「戀愛」迎合落後的讀者，達到了「左右逢源」之樂。象這樣的抗戰加戀愛的新式傳奇，在作者本人既然沒有忠於真理忠於人民的嚴肅態度，結果他的作品自然不但庸俗而已，而且在客觀上對於反動統治起了掩飾的作用。 最後的一種傾向是抵不住反動統治的低氣壓的壓迫，經濟生活的煎熬，又受著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文藝思想的影響，公然把頹廢主義呈現在大眾的面前，而且還要裝出「純文藝」的高貴的氣派來騙取讀者。 我們必須指出，這種種有害的傾向正是進步文藝的敵人有意散播到我們的陣營中來的。一個本來是進步的作家，受不住艱難環境的鍛煉，墮入這種有害的傾向，哪怕只是一時的表現，也是值得惋惜的事。因此我們必須坦率地指出，讓我們大家一起來警惕和抵制這種種有害的傾向。 茅盾在報告中所指出的這種種不正確的和有害的傾向，在小說創作中更表現得突出一些和普遍一些，同時這些傾向還是「互相錯綜並列，互相影響，有些甚至互相滲透」地出現在某些作品中的。這些缺點之所以產生的原因，不外是：（一）在反動統治下面，作家的創作活動不容易接受到正確的理論指導，因此就不能不形成了各自為戰、各自向前摸索的狀態；（二）國民黨反動派給予了作家以過多的迫害和限制，作家們失去了與群眾生活接觸的自由，因此沒有可能在實際鬥爭中改變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時作家們過去所受的歐美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影響也就不能得到必要的糾正和根除，這樣，就使得他們不能更深刻更本質地去認識和表現生活；（三）某些反動的作家和其他一些特務「文人」們有意識地在作品中散布不利於抗戰事業和民主運動的反革命毒素。 但是應該完全肯定的是：國統區許多革命的和進步的小說作家，是在種種艱難險惡的環境下堅持了戰鬥的。他們在反動派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三重壓迫下，堅決地站在自己的崗位上，與日本帝國主義和美蔣反動集團進行了不斷的鬥爭。他們的作品，「對於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對於在反動統治下的民主運動，對於人民解放戰爭，都起了積極的推動和配合的作用」(1)。 在國統區內，被革命作家們所廣泛地運用和表現的題材，是國民黨對於抗日戰爭所採取的妥協投降的賣國政策和對於抗日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抗日人民的敵視和打擊的反動措施，是大後方廣大農村的無法無天的黑暗統治，是城市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吮吸人民膏血和荒淫無恥的罪惡生活。這些，都是當時瀰漫在國統區的最使人感到不滿和憤懣的重要事件，在小說中揭露了這些，自然是教育了人民，打擊了敵人的。 不過，一般地說來，抗日時期國統區的作家們，同上一時期一樣，還不善於在小說中描寫新的人物，預示出新、舊兩種力量劇烈鬥爭中的新的光明的未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生活遭遇成為了作品題材的壓倒的多數。字裡行間往往流露出傷感低沉的調子。與作品的內容相適應，在語言和表現形式上也還缺少生活的氣息和民族的特色。所有這些缺點，即使在一些進步的作品中也還是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的。 植根於鬥爭生活的沃壤，直接地受著黨和毛澤東同志的親切關懷與加意培植的解放區小說創作，有了與國統區迥然不同的面貌。解放區的廣闊而豐富的鬥爭生活，為作家們提供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源泉，抗日戰爭成為了解放區創作最重要的主題。戰爭改變了解放區人民的生活面貌，也改變了他們的精神面貌。黨領導和教育了解放區人民，他們在民族解放的浴血的戰爭里開始站立和團結起來了。這是一個巨大而深刻的具有歷史意義的變化。解放區的作家們以小說這種文藝樣式比較真切地反映了這種變化。在抗戰前期解放區小說創作中，一種覺醒起來了的工農兵群眾的新的英雄人物的形象開始出現了。這些人物都帶有那麼顯著的時代特色，蘊藏著那麼強大的鬥爭潛力。儘管這時期解放區作家們對這樣的人物還熟悉得很不夠，因而也還缺少血肉豐滿的藝術塑繪，但是，非常顯然，這些人物已經帶著巨人般的英雄姿態開始走進文學作品中來了。這是上一時期小說創作所不可能達到的成就，也是這一時期國統區小說創作所無法完成的任務。 長篇小說，在這時期解放區小說創作中，是少見的。原因是，艱巨和劇烈的鬥爭生活既迫切要求及時的反映，而繁重的鬥爭任務，又使作家不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從事於長篇巨製的創作。在藝術形式上，還缺少為人民所喜聞樂見的民族風格；在語言的運用上，過分歐化的傾向也還沒有得到應有的克服。作家們對於文藝方向的不明確和與工農兵群眾結合不夠，是產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等到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作家們明確了方向，深入了生活，改造了思想情感，這些現象就得到了根本的改變，文藝創作開始了它的發展的新階段。新的主題、新的人物，還有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新的表現形式，構成了解放區小說創作的一種嶄新的風貌。周揚在第一次文代大會的報告（《新的人民的文藝》）中，這樣概括地說明了解放區文藝面貌的輪廓： 新的主題、新的人物象潮水一般地湧進了各種各樣的文藝創作中。……民族的、階級的鬥爭與勞動生產成為了作品中壓倒一切的主題，工農兵群眾在作品中如在社會中一樣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識分子一般地是作為整個人民解放事業中各方面的工作幹部、作為與體力勞動者相結合的腦力勞動者被描寫著。知識分子離開人民的鬥爭，沉溺於自己小圈子內的生活及個人情感的世界，這樣的主題就顯得渺小與沒有意義了，在解放區的文藝作品中，就沒有了地位。……解放區文藝的內容是新的，而且也正因為內容是新的，在形式方面也自然地和它相適應地有許多新的創造。這首先表現在語言方面。……解放區文藝作品的重要特色之一是它的語言做到了相當大眾化的程度。語言是文藝作品的第一個因素，也是民族形式的第一個標幟。……解放區文藝的另一個重要特點之一，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別是民間的文藝傳統保持了密切的血肉關係。……我們對待舊形式，已不再是簡單的「舊瓶裝新酒」，而是「推陳出新」，這是完全符合一個民族的文藝發展的正常規律的。魯迅曾經說過：「舊形式的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魯迅的這個預言在解放區是已經初步實現了。…… 這是指解放區文藝作品的全貌而言，小說創作自然也是包括在裡面的。解放區的小說的確是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新的發展和成績，而且在抗日戰爭期間發揮了它的動員作用和教育作用的。 總的說來，本時期的小說，雖然因為產生地區的政治環境的迥異和作家本身的生活實踐與思想水平的不同，而有著上述的發展不平衡的狀態，但它們（無論是解放區或國統區的）總的方向是一致的；沒有疑問，就是國統區的小說創作也還是遵循著毛澤東同志的文藝方向而前進，而且有著它的顯著的成果的。不過，抗日戰爭時期的小說，雖然有了上述巨大進展，但我們還不能說它在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前進的道路上，已經有了怎樣特別驚人的成就（即以解放區的小說而言，它的成功也大都在短篇，它還缺少那種全面地反映現實生活的長篇巨製），它的更輝煌的實績和更豐盛的收穫，是在下一個時期，本時期還只能算是一個開始，然而已經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了。 二　工農兵鬥爭生活的畫幅 作家劉白羽在上一時期就曾發表過短篇集《草原上》。在這一時期，當作家進入了抗日根據地，參加了抗日戰爭以後，又寫了不少優秀的通訊報告和短篇小說。那些通訊報告將在下面評介，這裡僅就短篇小說進行一些論述。 在短篇集《龍煙村紀事》的《後記》中，劉白羽曾經說到，他之所以要在戰爭時期過去了的時候，將這些反映戰時生活的作品重新編集印行(2)，原因是出現在這些作品中人物的命運，「和整個民族的歷史的命運那樣貼近」；這些人物永遠使作家懷念，使他不能忘記。同作者的感覺一樣，這些人物對於讀者也具有強大的吸引力。他們的樸質堅毅的性格和由於黨的教育和戰爭的鍛煉而逐漸成長起來的新的精神風貌，並不因為年月的沖洗而稍為減色。他們使讀者重新記起了那個值得懷念的艱辛的時代，他們的鮮明動人的形象仍然具有巨大的教育意義和感染力量。 《龍煙村紀事》中許多短篇大半是摹描抗日前線鬥爭生活的作品。那時候，作者「在晉東南，一個時期住在漳河流域的盆地。經過一次游擊的行軍生活，到了太行山峰的一個小村落里。總共，在那個區域裡，住了半年多。在那裡參加了工作與生活」(3)。就在這個時候，作者接近了這些新的人物，為他們的英雄性格與事跡所感動，而且以他的運轉自如的筆鋒描繪下了這些人物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描繪了他們靈魂里的閃光發亮的東西，描繪了他們在民族解放鬥爭中日益覺醒起來的集體主義精神。 收在卷首的《龍煙村紀事》一篇，是那麼栩栩如生地描繪了青年農民楊發新在現實生活和群眾教育下的深刻的變化。透過這個人物的發展，人們看出了在抗日前線地區的複雜的鬥爭，也看出了人民的抗日武裝和蔣介石國民黨的軍隊有著多麼重大的本質的差別。 另一個短篇《歌聲響徹山谷》(4)寫的是一個農村姑娘的成長的故事。女主人公喜子身上所發生的深刻又巨大的變化，是黨所領導的抗日戰爭在中國婦女身上所引起的變化的典型的描寫。作者把蘊藏在喜子身上的美麗的靈魂和勇敢的性格那麼晶光透亮地揭示在讀者的眼前，使讀者如臨其境地重溫了那個在苦難和鬥爭里飛躍前進的年代。正如作者所曾經說過的一樣，這「並非一個什麼英勇故事，而是因為這一整個人群，都勇敢地邁著步前進」(5)，故事結尾時一片響徹山谷的歌聲，正是中國農村婦女在黨領導下勇敢邁進的歌聲。 《黑馬》(6)里的王福孩是一個十五歲的勇敢的騎兵。作家以一種愛撫的熱情細膩地描摹了這個「頂小的戰士」對他心愛的戰馬的無微不至的、帶著一點稚氣的親昵和照料。接著又描寫了這個燃燒著復仇的火焰的幼小的騎兵，在戰爭中顯示了多麼驚人的機智和勇敢。還寫出了人民抗日武裝中親如父子骨肉的官兵關係。在短短的篇幅里刻畫了如此鮮明的性格和如此引人入勝的故事，可以看出作者具有卓越的描摹現實生活的藝術才能。 《龍煙村紀事》中的小說《金英》，描寫了一個日軍中的朝鮮女性被俘後在我軍啟發幫助下覺醒和成長的過程。小說寫得很細膩生動，女主人公金英的性格的發展，顯得十分自然，給人以高度真實的感覺。從《金英》這篇小說，讀者可以看出中朝兩國人民的親如兄弟的關係，在反對共同敵人的偉大鬥爭中，他們始終是血肉相連的最親密的戰鬥夥伴。 《龍煙村紀事》中的小說，除了反映抗日根據地人民的鬥爭生活外，也有寫在抗日戰爭最初年月里的、以武漢為背景的《成長》，它以第一人稱的筆法親切地寫出了一個女孩子走上抗戰崗位的動人的故事。而寫在抗戰勝利後的《崩潰》一篇，則通過一個失業工人陳福慶流落在重慶街頭的悲慘的遭遇，展示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必然要崩潰的命運。作者是懷著無限的希望和熱情來刻畫陳福慶這個人物的。作者在《龍煙村紀事》的《後記》中說： ……我總覺得有的在新生，有的在沒落，這倒是歷史的真實。我在這兒，不得不特別談起，在這本書中一個特殊人物（《崩潰》中的陳福慶），勝利把他壓成一個殘廢……但陳福慶是一個英雄，他在這個集子裡，和那些新的人物，在一起並不陌生，因為崩潰的是那——舊社會，而絕不是陳福慶。我在這裡只有向他祝福，我希望他活著…… 這一段話，是把《崩潰》這篇小說和《龍煙村紀事》中其他作品的主要內容，作了很精確的說明的。《龍煙村紀事》這個短篇集是對於新生事物的熱烈的禮讚和對於腐朽事物的無情的剝露。除《龍煙村紀事》外，劉白羽本時期的小說還有一部分收在短篇集《幸福》中。 劉白羽本時期的作品，在語言方面還不夠大眾化，表現手法也有時顯得過度曲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前，這原是比較普遍的現象，而從作者創作發展的歷程看來，這也是一個必經的階段。在一九四二年以後，劉白羽的創作有了更大更新的發展。 周而復也是從上一個時期就開始了創作生活的一個作家。他在那時候所寫的一部分雜文收在《北望樓雜文》里，另外一部分抒情散文，則收在散文集《殲滅》中。那時候，作者生活在蔣介石統治下最黑暗的年代裡，這些文章雖然不免流露出一些被壓抑的感傷，但對於生活的堅強的信念，仍然洋溢在字裡行間；同時，由於當時文網的嚴密，所以遣詞用語，也仍有隱晦曲折的地方。抗日戰爭開始不久，周而復就進入了抗日民主根據地，而且投入了頻繁的戰爭環境裡。長期的鬥爭生活鍛煉了作家的思想感情，也開拓了作家的創作視野。解放區熱火朝天的生產運動和抗日前線上的艱苦劇烈的鬥爭，是周而復創作題材的兩個主要方面；正在成長中的新英雄人物的平凡而又卓絕的精神面貌，在他的創作中占了重要的位置。 收在《高原短曲》中的姊妹篇——《開荒篇》、《播種篇》、《秋收篇》，是解放區從一九三九年起蓬勃展開的生產運動的一幅明淨的素描。這是三個各自獨立而又有著一定聯繫的三個短篇。作者以他素所具有的飽含感情的筆致，在這三篇中，描畫了西北高原上的土地和人民，以及革命幹部在這塊土地上所進行的生產運動的三個不同的階段。 《開荒篇》很出色地描寫了一個「伙夫同志」的思想變化的過程。這是一個忠於職守的炊事員，他對自己的崗位工作是那樣毫不苟且，但是對於生產運動的意義則十分缺少理解。後來這個「固執而又羅嗦的老人」在同志們實際行動的教育之下，終於明白了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打鬼子，自覺地參加了生產運動，而且成了生產中的能手，受到了同志們熱情的讚揚。小說給了這個「伙夫同志」的性格以很出色的刻畫，把他的轉變過程寫得非常自然而有說服力量。救亡室主任王筠在《開荒篇》里還不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但在《播種篇》里卻以她的驚人的頑強意志和革命熱情，那麼神采四溢地出現在讀者的面前了。《播種篇》一開始，就以富有特徵意義的細節烘托出了王筠——這個有著「一對藏著無限的智慧和聰敏的黑寶石一樣的眼睛」的青年女性——的高貴的精神世界，隨後，又在戰勝病魔的激烈鬥爭中，鮮明地寫出了她的舍己為群的堅毅的性格。這是一個新的女性的形象，是在黨所領導的抗日戰爭中培育起來的人民的戰士。《秋收篇》是收穫季節的一支愉快的歌，群眾的火熱的勞動競賽是這首歌曲中最動人的旋律。作者以多麼強烈的抒情詩的調子描寫了那些生活在勞動和歡樂里的人們： 王筠同志只好接受他們的要求。她用尖銳的顫抖的聲音唱出一句歌來，十多個不同的遒勁有力的聲音，又從頭合唱起這一句歌來，歌聲愉快地從山坡上浮蕩下去，它是由十多個聲音的力推送著，象一個驕傲的天使似的，浮在黃亮亮的谷田上，向淙淙的延河而去，終於消逝在延河那邊的山丘里。繼起的是鐮刀的琅哨聲，和忒忒的割谷聲，他們又到了一大片澄黃的穀子前面，大家都湮沒在共同勞動的海里了。 讀著這樣動人的描寫，讀者會很自然地想到：當勞動不是為了少數人的橫暴的利益，而是為著大家共同的幸福和理想的時候，勞動就不會再成為人們沉重的負擔而是一種難以形容的快樂的享受了。只有在勞動和鬥爭里，人們的精神世界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上升。 收在《高原短曲》中的其他幾篇小說，除《禮物》一篇是寫在戰前而外，其餘《警犬班長》、《麥收的季節》和《微笑》三篇，都是一九四二年以後的作品。敵後的鬥爭生活和人民群眾的覺醒，在這些小說中有了比較真切的反映。 周而復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寫的小說，有的還收在解放後出版的《山谷里的春天》中。 於黑丁的創作生活開始於一九三四年，那正是他從淪陷了的東北國土上流亡到關內來的時候。他以那些充滿愛國主義熱情的短篇小說，在讀者當中散播了仇恨和反抗的種子。他的小說中的主人公多半具有永不屈服的鬥爭精神，所以從他的作品中讀者不難窺見閃耀在前面的勝利的曙光。例如《生路》中的老車長王秉南，《站長》中的站長丁世雄，《歸來》(7)中的青年呂明，都是在現實的教育下走向鬥爭的。——毫無疑問，黑丁寫在戰前的這些小說，從生活的某些角落顯示出了當時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以及人民的日益強烈的抗戰要求，同時也對國民黨統治者的黑暗腐化、賣國求榮的罪行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 抗戰開始後，黑丁進入了解放區。同解放區其他作家一樣，人民的無畏的戰鬥和高漲的生產熱情成了黑丁這時創作的主要生活源泉；但在國統區內進行著的光明和黑暗的激烈鬥爭，也仍然吸引著作家的注意。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寫出的《第四小隊》一篇就是屬於這一方面的。在這篇作品裡，作家描寫了這樣的一群：運輸第四小隊的六個司機和四個助手。讀者從這些平凡的人物和故事看見了抗日時期國統區內兩種不同社會力量之間的尖銳的鬥爭。作者的筆致是細膩的，他對蘊藏在這些平凡人物身上的崇高的心靈，作了深入的動人的刻畫；而對於那些隱藏在暗角落裡幹著罪惡勾當的鬼蜮們，也毫不吝惜他的烈火似的憤怒。 寫在一九四二年的《炭窯》，在對於勞動生產的描寫里，成功地塑繪了幾個人民幹部的動人的形象。生產股長彭雲華是其中最為鮮明突出的一個。作家沒有把彭雲華寫成是一個十全十美的理想人物，在作品一開頭地方，就著意寫出了他的固執和愛鬧小脾氣。但就在這些缺點的描寫上，也透露了彭雲華忠於革命事業的值得敬愛的品德。這種品德，隨著故事的發展而更加光輝燦爛了起來。作品也寫了彭雲華的戀愛和婚姻問題，但這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插曲，而是透過這個問題的合理的處理，更加顯示了彭雲華的美麗的精神面貌；同時，關於這一方面的描寫，和整個故事的發展也是有機地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除了彭雲華外，孫謙和老劉的性格也描畫得相當明朗動人。 在這以後，黑丁還寫了不少短篇反映解放區軍民打敗日寇和蔣介石國民黨的英雄業績。它們同上面那些作品一起，收在解放後出版的《炭窯》(8)一書里。黑丁的作品比較及時地反映了現實生活中的矛盾和鬥爭，人物的性格大都具有時代和階級的特色，自然風物的描寫與人物的處境和心理狀態也有著較為密切的關聯。但是作品的結構還不夠謹嚴，人物的對話往往缺乏個性，因而人物性格的刻繪就難免受到影響。 趙樹理是本時期出現的一位最著名的作家。他在一九四二年以後一連發表了三篇重要作品：《小二黑結婚》（一九四三年五月）、《李有才板話》（一九四三年十月）、《李家莊的變遷》（不詳寫作年月，據估計大約是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抗戰勝利前後寫成的）。這些小說的出現，立刻受到了廣大讀者的熱烈愛好（《小二黑結婚》發表後，僅在太行山一區，就很快銷行了三四萬冊）。它們不但被目為表現解放區生活的成功的作品，而且也被認為「是毛澤東文藝思想在創作上實踐的一個勝利」(9)，是「整風以後文藝作品所達到的高度水準之一例證」(10)。 趙樹理的小說之所以獲得成功，與他的豐富深厚的農村生活經驗是分不開的。他的家鄉是在山西沁水的鄉下，從小入本村小學，中學沒有讀畢業，就輟了學。由於非常愛好人民藝術——特別是地方戲劇，他參加了「上黨戲」班子，在舊戲班裡混了半輩子。抗戰一開始，他當了農村小學教師。他始終生活在農村，和農民搞得火熱；農村的生活和人物，他都十分熟悉、了解。一九四〇年春天，他進了《新華日報》（華北版），在資料室工作。從這時起，他就抽空從事寫作，把解放區農村的偉大變革和群眾生活，反映在作品上。正如周揚所說的：「他是一個新人，但是一個在創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準備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經相當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穎獨創的大眾風格的人民藝術家。」(11) 短篇小說《小二黑結婚》，借農村中的一個戀愛故事，描寫了農村中新生的進步的革命力量與落後的、愚昧的迷信思想，特別是橫行鄉里的封建惡霸勢力之間的尖銳的鬥爭，而且顯示了農民的革命力量之最終的勝利。小說的主人公是一個叫做小芹的農村青年女性，她是那樣美麗、聰明、勇敢。她不僅勇於跟不合理的包辦婚姻製作鬥爭，而且對於潛伏在人民政權下的封建惡勢力，也絲毫沒有畏怯和退縮。她是我國新農村裡的新的女性的形象。在她的身上，透露了我國農村婦女的無限遠大和光明的前途。當她的母親沒有得她同意就接受了別人的聘禮的時候，她發出了這樣響亮堅決的聲音：「我不管，誰收了人家的東西誰跟人家去！」她和小二黑的不屈不撓的鬥爭，受到黨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打垮了以金旺、興旺為代表的封建惡勢力，取得了自己的自由幸福。從小芹的身上，人們可以清楚看出：祥林嫂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愛姑身上的無畏的反抗的性格在新的戰鬥的年月里已經獲得合理的發展和成長了。趙樹理的這篇小說，謳歌了由共產黨所領導的新的農村，證實了只有共產黨才是人民的幸福與自由的最可靠的保證。在形式方面，樸素、潔朗的語言，靈活、謹嚴的結構，都表現了作者的新鮮的獨創的藝術風格。 《李有才板話》也是一個短篇小說，它真實地深入地反映了解放區農民為了實行減租減息、為了滿足民生民主的正當要求而與地主階級之間所進行的複雜劇烈的鬥爭。這個鬥爭大大地改善了抗日時期農民的生活地位，鼓舞和組織了廣大農民抗敵的雄厚力量。描寫了這個鬥爭，也就揭示了這樣一個真理：中國農民只有從封建勢力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才能夠發揮它的排山倒海的抗日力量。把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緊密聯繫起來，這是抗日時期的歷史要求，也是文學作品裡應該忠實反映的生活真實。在《李有才板話》里，作者沒有簡單地表面地來理解這場鬥爭，他寫出了它的複雜而曲折的歷程，描繪了參與這個鬥爭的各色各樣的人物：地主、農民（積極的、中間的、落後的）、兩種不同類型的工作幹部（年輕、熱情但卻缺乏工作經驗，犯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章工作員和從群眾中生長起來、熟悉群眾要求、有群眾作風的縣農會主席老楊同志）。在閻家山這個地方所進行的隱蔽而尖銳的階級鬥爭，以及在鬥爭里活躍著的「老字輩和小字輩的人物」，是那麼「鬚眉畢露」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每一個人物的性格特點都在鬥爭的進行中，在人物自身的言語和行動里顯現了出來，而又各自打上了不可磨滅的階級的烙印。光明與陰暗，勝利與困難，構成了這篇小說的真實而多樣的生活畫面；但光明與勝利卻始終是它裡面的決定性的東西。在形式方面，作者採用了農民所喜愛的「板話」形式，明快而幽默，樸素而健康，充溢著很濃厚的中國農民的生活氣息。每一首快板，往往在短小精煉的篇幅里，十分生動而扼要地畫出了生活和人物的主要面貌。例如： 模範不模範，從西往東看； 西頭吃烙餅，東頭喝稀飯。 就這麼短短的四句，便把在地主階級盤踞把持下的閻家山的面貌完全勾勒出來了。又例如： 陳小元，壞得快， 當了主任耍氣派， 改了穿，換了戴， 坐在廟上不下來， 不擔水，不割柴， 蹄蹄爪爪不想抬， 鋤個地，也派差， 逼著鄰居當奴才。 也活畫出了在地主階級腐蝕下忘了本的陳小元的醜惡的氣派。這樣的快板，實在是一些辛辣而又機智的諷刺詩。它是作品的整體結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使作品具有了更為濃厚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李有才板話》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中不可多得的好作品。 中篇小說《李家莊的變遷》，以山西省的一個小村落——李家莊為背景，展開了農民與豪紳地主階級之間的長期（抗戰前八九年到抗戰後期）而激烈的鬥爭，描寫了中國農民在共產黨領導與教育之下的覺醒過程，而同時，十多年來山西與中國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歷史事實也都投射和襯托在裡面。小說中的主人公鐵鎖是李家莊的一個外來戶，一個勤勞忠厚的農民。他在地主階級殘酷的剝削壓迫下遭到了破產的命運。現實生活的教育，使他逐漸地認識到青年共產黨員小常（他們是在太原偶然相識的）所教給他的一些革命的道理。抗戰開始後，小常恰好被派到他們縣上來搞工作，而且就在他們村里展開了犧盟會的工作。在殘酷的抗日反漢奸的長期鬥爭中間，鐵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成為了村民的領袖。鐵鎖的道路是中國農民所走過的一條艱苦的道路。作者著力地刻畫了鐵鎖的覺醒和成長的過程，也就是反映了歷史發展的真實。在故事的結尾，當八路軍第二次解放了李家莊的時候，作者加寫了一場為自衛戰爭歡送參軍人員的大會，這樣就有力地暗示了讀者，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更為艱巨的鬥爭和更為巨大的勝利。這篇小說說明了作者的巨大的進展：「由《小二黑結婚》到《李有才板話》再到《李家莊的變遷》，作者本身也就象一株樹子一樣，在欣欣向榮地，不斷地成長。」(12)但是，由於作者所處理的題材過於龐大，而小說的篇幅（它只有八九萬字）也多少給了它以局限，所以在結構上，第十章以下就因為直敘太多，而有了鬆懈和不夠生動的毛病。在藝術的完整性上，《李家莊的變遷》似乎還趕不上以前的兩篇。 在這以後，趙樹理還寫了一些短篇，《傳家寶》（寫於一九四九年四月）是其中最優秀的一篇。它通過一個女勞動英雄金桂和她的婆婆之間的矛盾和衝突，顯示了解放區農村婦女的巨大的變化。金桂是一個女村幹部，她在鬥爭的鍛煉（她的村子是經過了土改的）中逐漸擺脫了長期封建統治在婦女身上所造成的柔弱、怯懦和拘謹的性格。她不安於古老陳腐的生活，她勇於革新。但是她的婆婆（李成娘）卻有著老一代農村婦女的習性和見解。她看不見生活中的新的變化，也看不慣在她的兒媳身上成長起來的新的品德和生活作風。於是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婆媳之間的分歧和爭吵。但這不是屬於一般「家務」性質的糾紛，而是巨大深刻的農村變化在兩個不同時代的婦女身上所引起的不同反應的結果。從一個細小的日常生活事件，顯示出歷史社會的發展和變化，可以看出作者對於生活的敏銳的觀察能力和表現生活的卓越的藝術才能。 趙樹理的小說在本時期的出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實。它們是在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後，在我們文藝園地上第一次結出的比較豐碩的果實。趙樹理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獲得巨大的成功，實在由於它們具有著下列兩個重要長處。第一是，它們本質地反映了抗日戰爭時期中國農村中的劇烈、深刻的變化，反映了地主階級與廣大農民之間的複雜、尖銳的矛盾和鬥爭。作者的政治立場和階級感情始終是鮮明強烈地貫串在他的作品裡。作者的筆只要一觸及地主階級，就異常深刻地揭露出他們的陰險凶毒，活生生地刻畫出了地主階級的醜惡的典型。當筆端轉而觸及農民時，就處處流露出了深厚的同情和熱愛。他歌頌了在黨的教育下開始成長起來的新的農民的堅決與熱情，鬥爭中的勇敢和機智，以及對地主的仇恨。這樣，就使得在他筆下塑繪出來的人物在一定程度內表現了一定社會力量的本質的事物，而他的作品也就在培養社會生活中新鮮的、光輝的東西和根除衰老的、垂死的東西的偉大鬥爭中，擔負起了教育人民的責任。第二是，在小說的表現形式上，作者也顯出了他的獨創的特色。他學習和吸取了我國古典小說和民間文藝的優良的成分，同時也接受了「五四」以來新小說的戰鬥的傳統。他選擇了和運用了活在人民口頭的簡潔而豐富的語言。他的作品精煉而不枝蔓，平易而不晦澀。特別在刻畫人物上，很少長篇大論的敘述，往往寥寥幾筆就勾出了人物性格的主要輪廓，而且總是用人物自己的行動和語言來表現他們的性格和思想情緒。在這些點上，都可以看出他的作品與中國固有小說，特別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五四」以來的新小說傳統之間的深刻聯繫。他承繼了它們，而又發展了它們。「他所創造出來的決不是舊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13)這就使得他的小說能夠獲得廣泛的歡迎和愛好，使得革命文藝和勞動人民有了進一步的密切結合。 因為具有上述兩個長處，所以趙樹理的作品在抗日戰爭後期的出現，被視為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發展歷史上的一樁大事，是毛澤東文藝思想之最初的重大勝利。 在抗戰後期，還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比較真實地反映了抗日戰爭與農村改革，反映了工農兵的鬥爭生活。這些作品之中，在當時群眾中最受歡迎的，是邵子南的《李勇大擺地雷陣》（寫於一九四四年）。這篇小說描寫農村共產黨員和青年農民李勇的神勇和機智，他所安排下的「地雷陣」給予了日本侵略軍隊以無數次的打擊，顯示了我國抗日人民的巨大威力，同時也暴露了日本侵略者遭到損失後的驚惶失措的醜態。邵子南另外還有一個短篇《閻榮堂九死一生》，寫的是共產黨員閻榮堂在被日寇俘虜後堅貞不屈、終於脫險回來的故事。寫在一九四五年的孫犁的短篇小說《荷花澱》，以一種清新樸素的筆調描繪出了冀中平原游擊區人民的爽朗、無畏的英雄性格和美麗、愉快的戰鬥生活，充溢著一種革命的浪漫主義氣息。王力的《晴天》反映了抗日時期農村中的複雜而尖銳的鬥爭，揭露了地主階級的反動本質，也表現了廣大農民在黨領導下所取得的巨大勝利。高朗亭的《陝北游擊隊歷史故事》——《雷老婆》和《懷義灣》（寫於一九四四年），追述了陝北紅軍在成長過程中與人民大眾血肉相連的關係和他們出奇制勝的過人的智勇。所有這些小說都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的產品，在內容上比較準確地反映了抗日時期解放區農村新的面貌，形象地表明了共產黨和八路軍所進行的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真正人民的戰爭，它取得了人民的全力支援和他們在各方面鬥爭的配合」(14)，而這就是我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主要力量所在。在藝術風格上，這些作品也有著「一種新的風格，民族的、大眾的風格，至少是這種風格的萌芽」(15)。它們同樣是可以被當作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在創作實踐上的最初成果來看待的。 以上是關於本時期解放區小說創作的簡略評介。 三　為民主與勝利而鬥爭 在國統區的許多革命藝術工作者當中，始終堅持戰鬥，而且在小說創作上顯示了卓越成績的，我們首先想到的，是在上一時期寫了《子夜》那樣的現實主義巨著的作者——茅盾。在本時期，他的長篇小說《腐蝕》尖銳地撕穿了蔣介石反動統治核心——特務組織的兇殘陰險的面貌，而且以這為主要線索，反映了蔣介石政權的反共反人民的反動實質。這部作品的出現，無疑地，是本時期國統區革命文藝的一個重大收穫。 在戰爭開始不久的時候，茅盾就在香港寫了長篇小說《第一階段的故事》，從各個角度展開了從抗戰開始一直到上海撤退時這四個月中上海市民生活的急遽變化的畫幅。按照作者原來的企圖，是想在「力所可及的廣闊畫面上把一些最典型的人物事態組織進去，而且不以上海戰爭的結束為收場的」(16)，但後來終於不得不「草草結束」此書。這部小說，在茅盾所有的作品中，應當說是比較失敗的一本。它的主要缺點是：對於當時上海戰時生活，還是一種浮光掠影式的表面描寫，而缺乏對於戰爭和生活更本質的發掘。人物性格不夠明朗和結構散漫，也是本書較大的毛病。這些缺點之所以產生，與作者寫作時要求「既不脫離現實，亦不脫離群眾」（本書最初發表於香港《立報》副刊——《言林》上，所謂「群眾」，指的是當時香港讀者），和「一面寫一面發表」的工作方式，不能說是沒有關係的。另一長篇《霜葉紅似二月花》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只寫了第一部，共十四章）。它以一個古老的城鎮為背景，展示了「五四」前夕中國社會生活中各種複雜的矛盾和鬥爭，刻畫了歷史時代的面貌和特徵。人物（例如錢良材，婉姑等）的性格也比較真實而鮮明。如果我們把它安放在《虹》、《蝕》、《子夜》、《腐蝕》等作品前面，便很容易從這一系列作品中讀出中國近三十年歷史進展的跡印來。永遠使自己的筆端不離開歷史和現實生活的圖景，不逃避歷史和現實生活中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會鬥爭，這是茅盾在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作為一個傑出的現實主義作家最值得重視的地方。 在這裡要著重地評介的，是茅盾在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寫的長篇創作《腐蝕》。這是一部用日記體裁寫下的小說，通過一個女特務在「一束斷殘不全」然而具有一貫發展脈絡的日記中的自白，淋漓盡致地寫出了反動統治下「狐鬼滿路」的黑暗情況，寫出了蔣介石反動集團對於正直的青年男女的殘酷壓迫和殺害。書中的主角——那個叫做趙惠明的女特務，雖然也懷著「無可伸訴的精神痛苦」，但是在整個特務組織的控制之下，她還要告密，要陷害革命青年來保全自己，她的「手上沾過純潔無辜者的血」。作者把她放在這樣的矛盾的尖端上來加以處理：她過去的愛人小昭因為幹革命工作被特務機關綁架監禁了，她還愛著他，但是她依然是一個誘降的工具，她要小昭「取消他的『固執』，來一個斷然的表示——『自首』」，她不能不將她「一點點最後留存的『人之所以為人』的東西也都剝奪了，墮落到牛頭馬面的一夥去」。在書中，我們看見了國統區特務匪徒們是如何肆行無忌，看見了抗日的無辜青年男女在蔣介石統治下生命和自由是多麼沒有保障；我們聽見了在深夜中遭受毒刑拷打的受難者的呼號與呻吟，同時也看見了特務內部爭權奪利的狗咬狗的醜劇。這是中國人民過去災難歲月的真實寫照，它使我們帶著不可遏抑的憤怒記起了那個一去不復返了的人間地獄的世界！ 更其重要的是，在《腐蝕》中，作者還有力地暴露了國民黨反動派勾結日偽漢奸、進行反共軍事陰謀的可恥勾當。當然，因為作品體裁（它用的是第一人稱的日記體裁）的限制，這一點在作品中還不可能得到比較全面的展開的描寫；但是因為這種陰謀和勾當是從萬惡的特務機關中透露出來的，因此就顯得更為真確，更其令人髮指。我們試讀如下的幾則：「聽說在蘇北，發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各種各樣的『傳聞』，從人們的口裡傳來傳去，弄到後來，大家索性自己發明。不過大致是這樣的：消滅『異黨』的武力，這次已經下了決心，而且軍事部署十分周密，勝利一定有把握。……」「然而她又談起國家大事來了。『剿共軍事，已都布置好了，很大規模，不久就有事實證明。』她鄭重其事對我說。『從此可以和平了，而且分裂的局面，也可以趕快結束了。大家都回南京去，夠多麼好？妹妹，我真正不喜歡重慶的天氣！說是不冷，前兩天可就非生火不行。』」——這不就是蔣介石匪幫勾結日偽漢奸，製造「皖南事變」的確實可靠的反映嗎！從那個汪精衛派來的女特務口中所說出的，不正是國民黨所有上層「要人」們在當時的共同願望嗎！跟著籠罩在天空的寒霧一起，讀者在作品的字裡行間也嗅出了瀰漫在重慶上空的一股血腥的氣味——一股「屍臭」。在抗日時期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都特別尖銳的時候，茅盾選取了這樣富有重大政治意義的題材，而又透過特務機關的密謀活動將它表現出來，這就擊破了當時國民黨所散布的無恥讕言，幫助了國統區廣大人民了解事實的真相。 在《腐蝕》中，作者除了描繪「狐鬼滿路」的黑暗世界而外，也還寫出了幾個英勇無畏的革命青年的形象：寧死不可奪志的小昭，在萬分艱險的環境中堅持工作的K和萍。作者雖然沒有用很多筆墨給他們以著重的描寫，但他們的存在，到底如暗夜中的幾顆明星一樣，給讀者帶來了鼓舞和希望。說《腐蝕》是本時期國統區文藝創作中的一篇重要作品，這話是絲毫沒有誇張的。當然，我們這麼地說，並不是說這部作品就毫無缺點；相反地，它還是有著較嚴重的缺點的。譬如說正面人物的力量顯得過於薄弱，幾個正面人物的形象還不夠明朗，在故事中他們僅僅是作為黑暗的陪襯出現的；同時對書中女主人公的那樣處理方法，也難免使讀者有些同情她的「難言之痛」而減輕了對於她的特務行為的憎恨。 除上述三個長篇外，茅盾在抗戰後期，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後來都收在《委屈》一書中。這些作品也都以細膩的筆觸，從各個方面反映了國民黨統治區內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具有一定程度的戰鬥意義。 郭沫若在抗戰時期小說產量很少，只有收在《地下的笑聲》中的三篇：《月光下》（一九四一年）、《波》（一九四二年）、《金剛坡下》（一九四五年）。另外還有一篇《地下的笑聲》，雖然寫於一九四七年，但所反映的還是戰時重慶的生活景象。《月光下》寫的是當時國統區文藝工作者在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三重壓迫下貧病交迫的困苦生活。主人公逸鷗埋葬了自己的孩子，患著嚴重的肺病，拖著還在病苦中的妻兒，但他終於不肯犧牲自己的「潔癖」，他把文藝獎助金保管委員會送給他的一千元醫藥費除賠償某圖書館損失外，全部送給了兒童劇社和保育院。這裡讚揚了國統區文藝工作者的艱苦堅貞的精神，同時也譴責了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波》通過一對青年夫婦的不幸遭遇，特別是他們的被人拋擲在波心中的嬰兒的生命，沉痛地控訴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也顯示了一九三八年武漢撤退時一片忙亂的景象。《金剛坡下》寫出了兩個被「騙子」們所欺矇和剝削的受難的女性，但讀者從她們的憤怒的語聲中，卻也窺見了在這些被欺矇者的身上由於逐漸覺醒而燃燒起來的反抗的火焰。當「那位年青的流亡婦人」和「那位抱著黑色羊羔的倔強的農婦」都「很急驟地在公路上走著」的時候，作者通過故事中的人物史太太提出了這樣一個疑問：「這幕悲劇是誰個寫出的呢？」讀者是可以從故事中找到確切解答的。《地下的笑聲》的主題與《月光下》的頗為近似，但它所提出來的控訴更為沉痛而有力。那是一個怎樣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世界啊！作者是在用最大的憤怒，對於那個不要抗戰、不要民主、專門製造人間慘劇的反動統治者提出最猛烈的抗議和抨擊了！對於現實生活的深入剖析和具體描摹，使得這些作品有了更多更積極的現實意義。 張天翼是抗日時期在貧病交迫的環境下堅持工作和戰鬥的重要進步作家之一。在抗戰開始第二年，他就發表了有名的諷刺小說——《華威先生》。因為這篇小說出色地塑造了一個國民黨的「抗戰工作者上層分子」的典型的形象，窮形極態地描畫了這種人物的醜惡面貌，和他們對於抗戰文化工作的「包而不辦」，或者別人辦了卻又加以壓制陷害的罪惡行為，所以發表後曾經引起國民黨御用「文人」們的反對，認為在作品中暴露黑暗，就是幫助了敵人。其實，正如我們在前面所已經指出的：當時國民黨統治區域的黑暗，已經是無法遮掩的事實，而這種黑暗統治的存在，勢必要（事實上是已經）影響到抗日戰爭的勝利前途；因此，暴露國統區的黑暗，就是爭取光明，也就是有助於團結抗戰。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以它對現實批判的尖銳性和深刻性，也以人物創造和細節描寫的真實性和具體性，擔負起了它的與黑暗搏鬥的重要任務。另外兩篇諷刺作品：《譚九先生的工作》寫的是小市鎮的豪紳地主爭奪地方「抗戰工作」以求滿足私慾的患得患失的醜態，《新生》嘲笑了一個「為藝術而藝術」的作家兼藝術家在戰時現實生活中所呈露出來的孤獨、苦悶的灰暗心境。因為缺乏對於生活和人物的進一層的更本質的描寫，這兩篇小說在思想、藝術上的成就都趕不上《華威先生》，所以影響也不及《華威先生》之大。張天翼的這三篇小說，後來都收集在《速寫三篇》一書中。 在上一時期以短篇集《航線》、《土餅》和《苦難》那些刻畫舊中國農村的優秀作品受到廣泛歡迎和重視的作家——沙汀，到了本時期，寫了更多的作品：《播種者》（短篇集）、《淘金記》、《困獸記》（長篇）、《闖關》（中篇）。除了寫在一九四二年的中篇《闖關》而外，同他上一時期的小說一樣，在這些作品裡展開的主要是戰時四川農村的陰森而郁怒的畫圖。作者以深厚的同情和正義的愛憎描繪了那些善良、勤勞、貧窮，然而還沒有走向集體反抗的道路的舊中國的農民，而對於那些農村魔王、國民黨基層政權的主幹人物——盤踞在農民頭上的地主豪紳和地痞流氓（他們是二位一體的），則投出了毀滅性的諷刺和激越的控訴。 《播種者》中許多短篇小說提出了抗戰時期國統區農村裡的一個重大問題：兵役問題，也就是「抽壯丁」的問題，而且就在這個問題上，展示了舊的社會制度的腐朽的本質和它的日趨崩潰的前途。《在其香居茶館裡》通過聯保主任方治國和土棍邢么吵吵在茶館裡的一場爭吵的趣劇，生動地描畫了地主階級當權派之間的互相傾軋的情形，同時也說明了新縣長所宣稱的「嚴整役政」不過是一種欺騙人民的花樣。《替身》揭露了「兵役問題」的另一方面：保長李天心為了湊足壯丁人數（地方上有權勢的或與有權勢的有關的人家的適齡壯丁是他所不敢動的），不得不在半夜裡去抓住在客棧里的年老的過往客商來做替身。這說明了國統區的所謂兵役問題在「表面上是為了抗戰，而在實質上，它們的作用都不過是一種新的手段，或者是一批批新的供人們你爭我奪的飯碗。所以人們也就依然按照各人原有的身分，是在獰笑著，呻吟著，製造著悲喜劇」(17)。因為作者對於農村中的生活和人物是那樣熟悉，而且理解得透徹，所以他能夠把這些充滿了獰笑和呻吟的悲喜劇毫不減色地和盤托出在讀者眼前。另一個短篇《老煙的故事》，以一個「生活在空隙中間的人」因為受不住特務統治的恐怖而驚恐成病以至於死亡的故事，反映了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反動派在其統治區域所發動的反共高潮。在城市裡把政權基礎建立在特務統治上，在鄉村里把政權基礎建立在保甲制度上，這二者正是蔣介石反動集團藉以維護它的血腥統治的兩根支柱。在人民面前揭穿了這一點，對於當時爭取團結抗戰、民主自由的運動，是有巨大貢獻的。《磁力》一篇寫的是國統區的革命青年克服環境的困難而走向解放區去的故事。很顯然地，故事中的青年人袁小奇在當時國統區是具有廣泛代表性質的。在國統區，雖然籠罩著濃雲密霧似的黑暗，但是真正的光明已經在北中國原野上輝煌燦爛地放射出來了！像鐵之被磁石所吸引一樣，袁小奇開始了他「充滿激動和希望的長途旅行」，不正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實嗎！ 中篇小說《闖關》是一篇以北方敵後游擊區生活為題材的作品。故事是這樣的：主人公左嘉，一個具有舊的思想情感然而傾向於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戰爭起來後，他追隨著中國的夏伯陽在華北平原上度過了一段戰鬥的生活。由於偶然思家的原因，於是他要離開隊伍而回到他的故鄉去。司令官派遣一位叫做餘明的軍事幹部來護送他通過敵人的封鎖線。餘明是一位身經百戰、具有堅決勇敢作風的農民出身的幹部，他對知識分子也存在著一些輕視的心理。於是在通過敵人封鎖線的一段艱苦行程中，展開了由於兩種不同出身、不同教養和不同生活環境所形成的兩種不同性格之間的矛盾和鬥爭，而最後則是知識分子的左嘉認識了工農幹部的篤實真誠的作風而有了深刻的感動。選擇這樣一個題材，應當說是有意義的。知識分子與工農幹部之間的互相學習，互相取長補短（主要是知識分子向工農幹部學習），這是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要求。把這兩種不同類型的人物放在實際鬥爭的考驗中，使他們得到比較鮮明突出的對照，這對於教育群眾是有好處的。因為作者多少還具有些生活基礎（他在抗日初期曾經一度「走向西北和河北中部一帶游擊地區」），所以在他樸素有力的筆端下，這些都得到了相當真實而生動的描繪。但是也由於生活和思想的局限，所以作者比較著重地刻畫了左嘉的複雜而細膩的知識分子的心理，而對於工農出身的餘明的描寫，則顯然有些簡單而率略，同時對於左嘉的批判也是不夠的。這些都是小說《闖關》的缺點。 《淘金記》是以四川戰時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一部長篇創作。它圍繞著開採燒箕背金礦這一事件展示了掩蓋在「生產」、「禁政」、「救國」等漂亮外衣下的一幅國統區的陰暗而醜惡的農村畫圖。燒箕背這塊山地的主人是「全個市鎮有名的富孀」——何寡母，而另外覬覦這個金礦，想奪取它的開採權的，則有「在野派」的光棍林麼長子和另外一個在鎮上具有相當奇特地位的光棍——白醬丹白三老爺。通過這三股勢力——日趨沒落的地主何寡母、下層流氓林麼長子、依附城市上層力量的流氓豪紳白醬丹——爭奪金礦產地的長期糾葛和發展，作者對於國統區整個不民主制度下「黑漆一團」的農村社會，給予了全面的無情的抨擊。但是，我們所不滿足的是：作者描寫農村里反動階級的人物，全都是惟妙惟肖，而農民則往往是近似白痴式的愚昧無知（雖然他們是忠厚善良的）。因為對於農民的潛在的革命要求和革命力量缺乏發掘，所以塗抹在作品上的，就不能不是一片黯然無光的色彩，而使讀者看不出希望，得不到啟示和鼓舞。對於一位忠實於生活的現實主義作家，讀者是有權利要求他的作品展示出光明的樂觀的生活遠景來的。 沙汀繼《淘金記》之後的長篇《困獸記》(18)，是以四川農村知識分子的生活為題材的作品。一群蟄居鄉村，過著「單調枯燥、成效緩慢的教書生活」的知識分子：田疇、牛祚、孟瑜、吳楣……因為舊友章相從華北游擊隊回家，而在思想和生活上都捲起了波瀾，渴望能夠為抗戰貢獻出自己的力量。於是他們想起了抗戰初起時曾經使他們奮發一時的救亡演劇，而發起一個暑期演劇，希望藉此重新喚起大家對於戰爭和生活的熱情。但是一時的狂熱和振奮既不容易持久，而不民主的政治環境就連這樣的演劇也不允許他們幹下去，結果他們重又回復到消沉與睏倦的境地。通過這一群農村知識分子從「狂熱」「振奮」回到「消沉」「睏倦」的生活道路，作品反映了在國民黨反動派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反動措施下，整個後方農村是籠罩在一片消沉和苦悶的氣氛里；而章相的急要回到前線，和老教師牛祚的固守著自己的教學崗位，便成了這一群知識分子的出路的啟示。作者在《題記》中說：「我卻另外穿插了兩個人，一個勇敢的出去了，一個則一直勤勤懇懇的固守著崗位。如果說一篇作品須得向讀者指明一條道路，這點穿插，也許可能擔當點這項任務吧。」作者一方面寫出了這一群農村知識分子在國統區陰霾沉壓的環境下鬱悶、不安和追求的心境，另一方面也多少暗示了他們應有的出路。在這一點上，應當說是較之《淘金記》前進了一步的。但是在人物的處理和出路的安排上，這部作品依然是有著一些缺點的：（一）對於章相身上存在的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的那種雖有熱情但卻不夠堅實沉毅的工作作風，是缺少批判的，因此，從這樣一個人物身上，讀者不容易接受到更深刻更有力量的思想教育；（二）牛祚這位老教師的「不忮不求，無怨無艾，切切實實致力於一種平凡寂寞的工作這一點」，固然是值得敬佩的，但他所有的頂多只是「保存了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美德」，對於現實他還缺乏正確的認識和由這種認識而產生出來的更頑強的戰鬥精神，因此，要求讀者無批判地去「喜歡他的言談風度，敬重他的真實堅韌的性格」(19)，那是不大妥當的。 總之，沙汀本時期描寫農村的小說，對於黑暗面的暴露是比較成功的，他寫出了國民黨統治下農村中的陰森郁暗的一面。他沒有因為追求市場銷路而讓他的作品沾染上一些不健康的傾向。他的創作態度始終是嚴謹的。他保持了一個戰鬥的現實主義作家在作品中所應該具有的藝術高度。沒有與主題無關的細節描寫，也沒有雕繪過度的語言。這些都是沙汀創作中值得注意的地方。但是因為對於農村生活——特別是對於在農民身上潛在著的力量和智慧沒有足夠的認識與發掘，所以本時期沙汀的創作又不能不存在一些重大的缺點。在下一時期所發表的另一個長篇《還鄉記》中，這些缺點就由於作者思想的提高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了。 艾蕪也是本時期一位具有優異成績的小說家。他的作品有：短篇集《秋收》、《荒地》，中篇《江上行》，長篇《豐饒的原野》等。《秋收》集中的作品，大都是描寫戰爭在人民生活和性格上所引起的變化，也曾得到不少讀者的好評。其中如《紗車復活的時候》反映了戰時後方由於洋貨傾銷暫時停止而農村手工業得到一度興盛時的情況。因為在作者輕快的筆調下出現的是農村中一群天真的少女，所以作品裡充溢著一種歡愉的氣氛，作者描摹生活的能力的確是很強的。但是當時國統區的農村在那樣暗無天日的統治之下，這樣歡愉的場景在人民的現實生活中恐怕是不可能出現的。用作者主觀的理想的色彩來渲染現實生活的畫幅，雖然可以看出作者當時對於抗日戰爭的衷心的讚頌，他也多少讓自己的作品離開了生活的真實。《秋收》集中好幾篇小說（例如《秋收》的寫軍民關係），都使讀者很容易產生這樣的看法。《荒地》中前三輯的小說，比較側重在黑暗統治的揭露上。作者說：「在荊棘裡面看見長不起來的殘弱果樹，在茅草裡面看見受不著陽光的稻粱，在刺藤裡面看見宛轉可憐的小花，我就不能不十分憤慨。」(20)因此，《荒地》中許多小說就比較真實地暴露了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人民的苦痛生活，而且也滲透了作者的憤怒和譴責。例如《意外》一篇就通過了兩個「窮莊稼漢子」老張和老李的意外遭遇，對國民黨禍國殃民的「役政」給予了辛辣的諷刺。 《江上行》反映的是抗日戰爭在各種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身上所引起的變化，以及他們對於戰爭所持的不同的態度。作者把他的人物安置在抗戰爆發後不久的一條航行在長江（從鎮江開往漢口）的輪船上，企圖在一種鮮明的對照之下比較集中地展示出他們的不同的性格，使讀者有所取捨。但是因為作者沒有通過富有典型意義的生活細節來對人物性格作深入的刻畫，同時，整個作品也缺乏謹嚴而完整的藝術結構，所以作者的良好的主觀意圖並沒有很好地完成。 《豐饒的原野》分上下兩部：第一部《春天》完成於抗日戰爭以前；第二部《落花時節》則是在抗戰時期寫出的。同沙汀的許多小說一樣，艾蕪的《豐饒的原野》也是取材於故鄉四川的農村生活。它細緻而生動地描畫出了在岷、沱流域的豐饒的原野上的農民的貧窮而苦難的生活，以及他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深刻的矛盾和鬥爭。在作品裡出現的是兩個不同階級的人物：以邵安娃、劉老九、趙長生為代表的農民群眾和以汪二爺、易老喜、馮七爺為代表的地主豪紳。作者沒有用直接的告白的方式來表露他對於地主階級的憎恨的感情，但是他們的種種不可告人的惡德卻很清晰地在生動具體的生活描畫裡顯示了出來。關於農民群眾，作者創造了三個不同類型的人物：軟弱屈從的邵安娃，堅決反抗的劉老九，和有著反抗和服從二重性格的趙長生。劉老九是作者所肯定和讚美的一個人物，他雖然還沒有自覺地走上集體反抗的道路，但無疑地在他的身上具有大量的覺醒的因素。在《〈春天〉改版後記》中，作者就曾經這樣說過：像劉老九這樣的性格，正是我國農民一脈相傳的優良傳統，而且在他知道了劉老九之後，「就更能懂得李自成、李秀成他們了」。對於邵安娃這個人物，作者是強烈地同情了他的不幸遭遇，而批判了他的軟弱服從的缺點的。邵安娃的悲慘的結局——投水自殺，正是這個青年農民對於像馮七爸這一類人物的沉默的反抗，但很顯然地，這不是一條正確的反抗的道路。對於趙長生的矛盾的性格和他過著的「可笑又可憐的日子」，作者是懷著批判的心情來刻畫的。這正是一部分作為小私有者的農民在沒有覺悟以前必然要有的表現。在艾蕪筆下出現的這三個不同性格的農民，作為還沒有受到工人階級的啟發和教育的舊中國農民來看，是有較大的真實性和典型意義的。 在《豐饒的原野》里，艾蕪運用了一些四川方言，這使得作品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地方色彩；但有時用得過多，也不免使作品語言的純潔性受到損害，使更多的讀者感到閱讀的困難。在表現生活時，也缺少必要的剪裁，因而故事發展的主要線索沒有得到應有的突出的描畫。這就是《豐饒的原野》一書的缺點。 巴金在本時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後兩部——《春》和《秋》。貫串在其中的仍是「那一股由愛與恨、歡樂與受苦所組織成的生活底激流」。《家》裡面對於封建社會制度的強烈憤怒和反抗的精神，仍是這兩部作品中最主要的東西。在一九三一年所寫的《〈激流〉總序》中，作者說，「我還年青，我還要活下去，我還要征服生活。」在一九四〇年寫的《秋》的序文中，作者又引書中一個人物琴的話——「並沒有一個永久的秋天。秋天過了，春天還會來的」——作為該文的結尾，而且還說：「現在我已經嗅到春天底最初的氣息了。」從這裡可以看出作者對於舊世界的憎恨和對於行將到來的光明世界的渴望與堅信。但是這個光明世界怎樣才可以到來，作者卻「不能夠明確地指出一條路來」（見《總序》）。這個缺陷的存在，仍然不能不溯源於作者當時所具有的非工人階級的世界觀。 被稱為《抗戰三部曲》的長篇小說《火》，是巴金本時期一部重要作品。在第一部的《後記》中，作者這樣說：「我寫這小說，不僅想發散我的熱情，宣洩我的悲憤，並且想鼓舞別人的勇氣，鞏固別人的信仰。我還想使人從一些簡單的青年人的活動里看出黎明中國的希望。老實說，我想寫一本宣傳的東西。」作者的愛國主義熱情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因為這部作品沒有藝術地反映出抗日時期社會中的本質的東西，作家的良好的主觀願望就未免顯得有些落空。第一部通過青年馮文淑、周欣等人的活動，展示了抗戰爆發後上海愛國青年的救亡熱情：第二部寫上海陷落後，青年馮文淑等組織戰地服務團，到農村中進行宣傳活動，並幫助農民組織游擊隊。這兩部雖然也有些現實意義，但是它沒有顯示出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地位，沒有顯示出抗日戰爭中兩條相反的路線之間的劇烈鬥爭，同時也看不見人民群眾的偉大的抗戰力量，因此，它只是對於抗日時期的社會生活和救亡活動作了一些表面的浮泛的反映，而不可能使讀者得到深刻有益的教育，像作者所預期的那樣。第三部（一名《田惠世》）寫青年馮文淑與宗教家田惠世的故事。作者滿懷崇敬和熱愛的心情描畫了田惠世這樣一個人物，著意渲染了他的「虔誠」、「善良」和「謙恭」的「偉大人格」和他對於青年們的巨大影響。作者說：「在這本小書中，我想寫一個宗教者的生與死，我還想寫一個宗教者與非宗教者間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21)其中塗抹了一些超現實的情調和色彩，也宣揚了超階級的「人類愛」和所謂「忍耐」、「犧牲」等觀點。在日本法西斯強盜步步進逼，而蔣介石反動政府正在積極反共反人民的一九四三年（第三部寫於一九四三年），這種思想和觀點，對於廣大讀者來說，是沒有什麼有益的鼓舞作用的。 老舍本時期寫有長篇小說《火葬》和短篇集《火車集》、《貧血集》。《火葬》是一部反映淪陷區人民抗日鬥爭的作品。作者的企圖是要通過它來「告訴人們，在戰爭中敷衍與怯懦怎麼恰好是自取滅亡」。可是這樣美好的願望，卻沒有挽救這部作品的失敗。作者自己曾經這樣分析過它失敗的原因：「它的失敗不在於它不應當寫戰爭，或是戰爭並無可寫，而是我對戰爭知道的太少。我的一點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蕩來蕩去，始終不能透入到水中去！」這樣的自我批評是完全正確的。但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強盜的鬥爭，是當時社會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作者說：「寫失敗了一本書事小，讓世界上最大的事輕輕溜過去才是大事。」(22)通過對於重大社會鬥爭的反映來鼓舞人民的抗日情緒，這種企圖，無疑地是值得稱讚的。兩個短篇集中的一些小說，以善於嘲諷的筆墨暴露了抗戰期間某些不合理的社會現象，也可以使讀者認識到國統區的黑暗景況。 吳組緗在上一時期就因為寫了《一千八百擔》、《天下太平》等短篇而被目為善於刻畫日趨破產的舊中國農村生活的優秀作家之一。到了本時期，作者的作品產量是不多的，但依然保持了相當高的質量。其中如短篇《鐵悶子》描寫了在國民黨軍隊一片撤退聲中一個沒有名字「逃兵」的英勇犧牲的故事，從各方面揭露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朽和罪惡（如由於軍隊中的不民主制度而引起的風紀敗壞和抗戰宣傳工作的多方面受到阻礙），同時也頌揚了在那個「逃兵」身上所蘊藏著的高貴品質；《差船》寫出了國民黨政府從南京西遷時的一片混亂景象和國民黨軍官的貪污腐化的情況，都具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量。長篇《山洪》（寫於一九四二年）最初以《鴨嘴澇》命名，是本時期的一部重要創作。主人公章三官是安徽省長江南岸一個小山村——鴨嘴澇——的一個樸質、粗野而有血性的青年農民。在戰爭剛開始的時候，他因為懼怕抽壯丁而有潛走他鄉的打算。後來由於戰爭的發展，他逐漸地感到自己與中國之間的密切的聯繫，成為了鴨嘴澇「山巴老」中最前進的一個，他決心去參加游擊隊來保衛家鄉、保衛土地。章三官的轉變過程，一般地說，描寫得比較細緻而具體。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農民的走向民族鬥爭，是與農村中的反封建地主階級的鬥爭聯繫在一起的；本書對農村封建勢力投降妥協的傾向雖然有所揭露，不過還是不夠的。民間口語的採用和通篇語言的準確而純樸，是作者創作的一貫特色。但是因為作者一九四〇年寫完本書上篇七段之後，中間中斷了一年，下篇十段是一九四二年才完成的，「情節結構，迥非原來計劃中的面目」，所以作品前後間頗有不勻稱之處，後半部似乎趕不上前半部的生動。這與作者「耽擱日久，情思不屬」(23)，是有很大關聯的。 ———————————————————— (1) 茅盾：《在反動派壓迫下鬥爭和發展的革命文藝》。 (2) 1944年，劉白羽曾出版短篇集《金英》，收在重慶東方書社發行的《東方文藝叢書》內。這些小說，後來大半收在《龍煙村紀事》中。 (3) 短篇集《金英·後記》。 (4) 在短篇集《金英》中，題名《喜子》。 (5) 短篇集《金英·後記》。 (6) 在短篇集《金英》中，題名《小騎兵》。 (7) 最初發表在《文學》8卷6期上，題名《回家》。 (8) 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 (9) 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 (10) 茅盾：《論趙樹理的小說》。 (11) 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 (12) 郭沫若：《讀了〈李家莊的變遷〉》。 (13) 周揚：《論趙樹理的創作》。 (14) 周揚：《新的人民的文藝》（第一次全國文代大會上的報告）。 (15) 周揚：《解放區短篇創作選·編者的話》。 (16) 《第一階段的故事·後記》。 (17) 沙汀：《這三年來我的創作活動》，《抗戰文藝》7卷1期。 (18) 完成於1944年5月。 (19) 上引均見《困獸記·題記》。 (20) 《荒地·序言》。 (21) 《火》第三部：《後記》。 (22) 上引均見《火葬·序》。 (23) 《鴨嘴澇·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