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九章　本時期的報告文學與散文

一　報告文學 「報告文學」，它是我們各種文學樣式中一種「年青的文學」。從世界範圍來說，它的興起是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事情。嶄新的激變著的時代，要求作家迅速地反映在今日和明日之交所發生的一切事變，要求作家真實地形象地描繪出面前的「日新月異」的客觀世界，而且也要求作家在報告社會生活中所發生的事件的時候，徑直地說出自己的見解和看法。一個好的報告文學的作者，正如同一個好的詩人和小說家一樣，它使它的讀者清楚地認識他的國家和人民，它以美好的事物和正確的思想來教育它的讀者。高爾基在《論文學》一文中說：「認識自己的國家這一件極為重要的事情，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沒有象在我國這樣迅速地並且以這樣恰當的形式發展過。『特寫作家』向千千萬萬讀者述說憑著他們自己的力量在蘇聯的廣大的幅員上面、在工人階級使用創造力量的一切地方所建立的一切。」高爾基的話說明了報告文學的重要作用和它為什麼要在蘇聯產生的原因。 在我國，報告文學的產生是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的事。在這以前，我國還沒有過報告文學，即令有些近似的作品，也還沒有被稱為報告文學，因為當時報告文學這個名稱還沒有確立起來。「九一八」事變以後，因為日本的瘋狂侵略，激起了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普遍要求，這時全國各地都展開了反帝反漢奸的愛國運動。為了及時反映這種愛國運動，給全國人民以激勵和鼓舞，在各地的一些進步報刊上逐漸出現了一些短小的報導文章。這可算是我國報告文學的萌芽時期。 在我國，報告文學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是與反帝運動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到了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局部抗戰發生，集中在上海的作家首先表示了熱烈的響應，他們除參加當時最進步的反日團體——上海民眾反日救國會，擔當一切宣傳工作外，還親自冒著炮火，出發前線，把慰勞品和宣傳品直接送到最前線的戰士手中，同時也從前線搜集了許多有關戰爭的材料回來。此外，他們也組織了慰勞隊、募捐隊，親自出發慰勞和聲援上海各日本紗廠的罷工工人。工人們的反帝罷工鬥爭也給了他們許多寶貴的材料。作家就憑著這些從實際生活中得來的材料寫成了一些翔實簡練的報導文學，把鬥爭實況告訴廣大人民。這樣，我國才真正有了大量報告文學的產生。報告文學在我國新文學中確定它的地位，成為各種文藝樣式中的一種新生的力量，應當說是從這時候開始的。 報告文學的興起，除了反帝運動的客觀現實要求而外，左翼作家聯盟的提倡也是一種極其重要的推動力量。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聯執行委員會的決議——《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中第四項「創作問題——題材，方法及形式」中，就作了如下的規定：「作品的體裁，也以簡單明了，容易為工農大眾所接受為原則。現在我們必須研究，並且批判地採用中國本有的大眾文學，西歐的報告文學，宣傳藝術，牆頭小說，大眾朗誦詩等等體裁。」為了實踐這個決議，左聯一方面展開「工農兵文藝通信員運動」，成立了工農兵通信運動委員會。另一方面，在當時唯一的文藝報導性刊物《文藝新聞》上也登載了許多比較短小的報告文學作品，第一次介紹了報告文學的初步理論，對於報告文學的發生和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一·二八」前後，報告文學的產量是比較多的，錢杏邨編的《上海事變與報告文學》，收集了當時一些報刊上的名字。正如《序言》所說：它反映了「這一事變經過的各方面的活動」，但有些篇章「階級意識上非常成問題」。此外，我們所熟悉的作家如沈端先、適夷等都寫了不少報導文章，而兩位不知名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戴淑清的《前線通信》和白葦的《牆頭三部曲》，尤為一般讀者所稱道。戴淑清曾經有過士兵的生活經驗，而白葦則長期生活在工廠里，所以他們寫的都很真切動人。 「一·二八」抗戰雖然因為蔣介石反動政府賣國投降而被迫結束，但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並沒有停止抗日救亡的反帝運動，相反地，它是更為擴大而深入了。隨著反帝運動的進展，報告文學也蓬蓬勃勃地在生長著。在「一·二八」的時候，報告文學的題材不外前線戰鬥，士兵生活和群眾活動等。到了一九三二年以後，在左聯計劃推動之下，「文藝通訊員」運動不斷有了開展，擔任通信員的除了專門文藝工作者而外，還有都市店員、工人、學生、各種薪金勞動者以及一部分農村知識分子。因此，通訊報告的題材範圍就大為擴大。這些作品，雖然很多不是直接反映群眾反日運動，但是因為當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人民生存的最大威脅，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切問題和各種現象，就莫不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有著各式各樣的直接間接的聯繫，所以這些作品，也就是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報導了日本帝國主義給中國人民所帶來的深重災害和中國人民的日益熾熱的抗日要求。一九三五年梁瑞瑜編的《活的紀錄》一書，收輯了當時在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某些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品，它們忠實地記錄下了在前進中的時代的腳步聲音。 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後，全國抗日要求更加高漲，這時的報告文學又有了更重要的發展。基希的《秘密的中國》和愛狄彌勒的《上海——冒險家的樂園》這兩部以中國事實為題材的著名外國報告文學作品，都在這一年有了中文譯本，給與了我國報告文學以很大影響。一九三六年，上海文學社請茅盾主編《中國的一日》，體例是仿照高爾基主編的《世界的一日》，要求全國作家和其他人們寫下五月二十一日一天中所見聞所經歷的職業範圍內或非職業範圍內的事件，通過這一天的報導來反映中國社會生活的全貌。正如編者當時在書前所說：「這是現中國一日的，然而也不僅限於一日的奇瑰的交響樂！……在這醜惡與聖潔，光明與黑暗交織著的『橫斷面』上，我們看出了樂觀，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眾的覺醒……」 一九三六年以來的報告文學作品，大都刊載在《大眾周刊》、《讀書生活》、《中流》、《光明》、《文學界》等刊物上。這些報告，差不多都是以反日運動為中心的。例如《光明》雜誌上所登載的報告，就有以下幾篇，夏衍的《包身工》，洪深的《天堂中的地獄》，聖旦的《岱山的漁鹽民》，陳錦波、廖英鳴的《無煙糖》，魏東明的《四個降兵》，冉幸的《在百靈廟》，空蔦的《魔窟》和翁翔的《黃魚汛》等。從這些報告之中，很顯然地可看出兩點：第一，它們之中絕大多數是描敘中國人民的反日鬥爭或是與之有關的事實，例如日帝和漢奸們在中國的一切罪惡活動，等等；第二，這些報告的作者除開極少數知名作家而外，大抵是些青年文藝工作者、學生和各種職業的青年。 刊載在《光明》創刊號上的夏衍的《包身工》，是當時最成功的一篇報告文學作品。它淋漓盡致地描寫了在上海楊樹浦福臨路「用紅磚牆嚴密地封鎖著的」東洋紗廠工房區域內「二千左右穿著襤褸而專替別人製造紗布的『豬玀』——『包身工』」的非人生活。這些「包身工」，原來都生長在農村里，她們的父母因為貧窮和飢餓，不得已將她們的身體「以一種奇妙的方式包給了叫做『帶工』的老闆」。從此，她們就永遠失去了人身自由而墮入到一種「沒有光，沒有熱，沒有溫情，沒有希望……沒有法律，沒有人道」的人間地獄的生活里。作者著重地描寫了其中一個外號「蘆柴棒」的女工的悲慘遭遇，強有力地暴露了日本資本家和與他勾結殘害工人的工頭們的令人髮指的罪行。據說，作者在寫這篇報告的時候，曾經在東洋紗廠工房區域附近生活過，對於「包身工」們的生活有一個較長時期的了解，故能描敘逼真而又充溢著強烈的感情。這篇作品，發表在日本帝國主義正在準備向我國瘋狂進攻的一九三六年，大大地加強了讀者們同仇敵愾的抗日情緒。 還應提到的是，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這也是報告文學中的優秀之作。作者通過自己在太原的所見所聞所感，揭露了反動派置民族危機於不顧，變本加厲地對人民實行法西斯統治的罪行。作品用新聞剪輯的形式，第一人稱的寫法，具現了瀰漫於太原的白色恐怖氣氛，使讀者強烈地感到，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只有冬寒，沒有春暖。它剪裁得當，筆墨明淨，言已盡而意未了，發人深思。《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出現在文藝界較為忽視反映階級鬥爭的時候，無疑地更引起了人們的重視。 報告文學，在本時期，雖然已經出現了不少的作者和作品，但一般說來，還只能算是它的萌芽生長時期。到了抗日戰爭時期，這才因為時代的激變、讀者的需求和作者們比較豐饒的生活經驗，而大大地昌盛起來。 二　散文 本時期散文方面最高的成就要算是魯迅和瞿秋白的雜文。這在前面已經作了一些必要的論述。現在要說的，是其他幾個作家的散文作品。 茅盾在本時期除致力於小說創作而外，也寫了一些散文，後來都收在《散文集》、《話匣子》和《速寫與隨筆》(1)等集中。（小說集《野薔薇》、《宿莽》中也收了一些散文。）他在一九三三年出版的《茅盾散文集》的序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從來有『小題大做』之一說。現在我們也常常看見近乎『小題大做』的文章。不過我以為隨筆之類光景是倒過來『大題小做』的。在這時代，『大題目』多得很。也有些人常在那裡『大題小做』，把天大的事說得稀鬆平常，叫大家放下一百廿四個心靜靜地去『等候五十年』。我的所謂『大題小做』不是這麼一種作法。我的意思是：大題不許大做，就只好小做做了。而這『做』字就很難。太尖銳，當然通不過；太含渾，就未免無聊；太嚴肅，就要流於呆板；而太幽默呢，又恐怕讀者以為當真是一樁笑話。所以就我自己的經驗而論，則隨筆產生的過程是第一得題難，第二做得恰好難。……不過特殊的時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而且並不是大家都象我那樣不濟事的，真真出色的『大題小做』的隨筆近來已經產生了不少。細心的讀者自然會咀嚼，不必我在這裡多說。」 「特殊的時代常常會產生特殊的文體」這句話很重要。這裡規定了茅盾散文的社會價值和藝術風格。第一，他的散文不是落在「性靈」的窠臼中的與現實無關的東西，而是對於現實的一種直接的批判；他的散文，用他自己的話說，是一種「評論體的雜感」(2)。第二，他的散文是「大題小做」的，但又不是把「天大的事說得稀鬆平常」，而是在反動統治之下，通過一種介乎「尖銳」與「含渾」、「嚴肅」與「幽默」之間的「特殊的文體」來達到自己寫作的目的。這種特點，在茅盾的散文中，越到後來越發清晰地呈露了出來。收在《散文集》中的許多文章，大都是近似「散文詩」一類的作品，作者的憤激抑悶的心情大半寄托在低徊沉鬱的文字里。《話匣子》中的散文，特別是後來刊登在《申報月刊》上的一些速寫和隨筆，對於世態的摹描和鞭撻，就日益明顯而有力了。 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和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是兩本介紹蘇聯的好書。那正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匪幫對蘇聯肆意中傷污衊的時候，這兩本書的出版，以鐵的事實粉碎了敵人的無恥讕言。魯迅在林書的序文中說： ……這一年內，也遇到了兩部不必用心戒備，居然看完了的書，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記》，一就是《蘇聯聞見錄》。……作者仿佛對朋友談天似的，不用美麗的字眼，不用巧妙的作法，平鋪直敘，說了下去，作者是平常的人，文章是平常的文章，所見所聞的蘇聯，是平平常常的地方，那人民，是平平常常的人物，所設施的正是合於人情，生活不過象了人樣，並沒有什麼稀奇古怪。倘要從中獵艷搜奇，自然免不了會失望，然而要知道一些不搽粉墨的真相，那是很好的。 而且由此也可以明白一點世界上資本主義文明國之定要進攻蘇聯的原因。工農都象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據這書裡面的記述，蘇聯實在使他們失望了。為什麼呢？因為不但共妻，殺父，裸體遊行等類的「不平常的事」，確然沒有而已，倒是有了許多極平常的事實，那就是將「宗教，家庭，財產，祖國，禮教……一切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都象糞一般拋掉，而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 魯迅的文章指出了這兩本散文著作的真正價值和特色：以樸素簡明的文字，報導了在史達林領導下，蘇聯人民的驚天動地的然而又是極平常、極切合人情的社會變革，以及他們的「堅苦，耐勞，勇敢與犧牲」的高貴品質。它們不徒揭穿了敵人對於蘇聯的惡毒誹謗，同時也給了當時正在血泊中前進的我國人民以極大鼓舞。它們和那些流連自然景物，抒寫個人胸臆的「遊記」作品，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何其芳的散文集《畫夢錄》，正如《燕泥集》和《預言》中的詩一樣，是他的「思想空靈得並不落於實地」時的產品。他「從陳舊的詩文里選擇著一些可以重新燃燒的字，使用著一些可以引起新的聯想的典故」來敘說著「一些遼遠的東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許多在人類的地圖上找不出名字的國土」。他在《扇上的雲煙》（《〈畫夢錄〉代序》）中說：「對於人生我動心的不過是它的表現。」在《夢中的道路》一文里他又將這句話作了如下的詮釋：「我是一個沒有是非之見的人。判斷一切事物，我說我喜歡或者我不喜歡。世俗所嫉惡的角色，有些人扮演起來很是精彩，我不禁佇足而傾心。顏色美好的花更需要一個美好的姿態。對於文章亦然。有時一個比喻，一個典故會突然引起我注意，至於它的含義則反與我的欣喜無關。」這些話說出了何其芳當時的人生態度和藝術傾向，也說出了散文集《畫夢錄》中十六篇文章的以華麗的詞句裝飾著空幻的悲哀的共同特色。 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另一個散文集——《刻意集》，收錄的還是何其芳在抗戰前的散文。作者在初版的序文中，已經開始向他所「有過的憂鬱的蒼白色的少年期，一個幼稚的季節」作著最後的告別了。他說：「……我不是在常態的環境裡長起來的。我完全獨自的在黑暗中用自己的手摸索著道路。感謝自己，我竟沒有在荊棘與歧路間迷失。那麼我還有什麼可追悔的呢，假如走了許多曲折的路，有過許多浪費時間的半途的徘徊？」他又說：「現實的鞭子終於會打來的，而一個人最要緊的是誠實，就是當無情的鞭子打到背上的時候應當從夢裡驚醒起來，看清它從哪裡來的，並憤怒的勇敢的開始反抗。我自己呢，雖然我並不狂妄到自以為能夠吹起一種發出巨大聲響的喇叭，也要使自己的歌唱變成鞭子還擊到這不合理的社會的背上。」《刻意集》中的散文已經是何其芳最後的憂悒的低唱了。在寫這些散文的時候，由於作者「對於中國這民族和它的社會還不大了解」，「還沒有一個進步的世界觀，人生觀」，「還不知道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所以它們不免只是已失了的青春「殘留在白紙上的過去的情感的足印」。 《還鄉雜記》，何其芳在抗戰前寫的第三個散文集子，標誌著作者寫作的一個新的天地。關於這本散文，作者說：「從前我象一個衰落時期的王國，它的版圖日趨縮小。現在我又漸漸的闊大起來，因為現在我不只是關心自己。因為看著無數的人都輾轉於饑寒死亡之中，我忘記了個人的哀樂。……當我陸續寫著，陸續讀著它們的時候，我很驚訝。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我的情感粗起來了，它們和《畫夢錄》中那些雕飾幻想的東西是多麼不同啊。」從《畫夢錄》到《還鄉雜記》，深深地刻鏤著何其芳的進步的足痕，它們說明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作家走上一條正確的創作道路，是經過了多麼艱苦又曲折的歷程。 李廣田的散文集——《畫廊集》，流露的仍然是詩集《行雲集》中的那種渾厚而又略帶憂鬱的氣息。故鄉山東的風物和兒時的記憶是作者所著意描敘的所在。他告訴我們：「說起『故鄉』兩字，總連帶地想起許多很可懷念的事物來。我的最美的夢，也就是我的幼年的故鄉之夢了。」把精神的絲縷牽著已經逝去的不再來的時光，很顯然地是對於現實的一種逃避的心情，不可避免地也給文章帶來些輕微的感傷。另一個散文集《銀狐集》中的文章漸漸地「由主觀抒寫變向客觀的描寫一方面」。它裡面的十六篇文章，很少寫自己和身邊瑣事，差不多都是寫「人」的，個人的感傷色彩逐漸消退，而對於文章中所描寫的人物（儘管他們是平凡而卑微的）則又藏著一顆深愛的心。對於客觀現實的注意，表現了作者這時思想上的改變，也為以後更遠大的發展打下了基礎。 麗尼的散文集《黃昏之獻》是一顆「漂流的心」的抒唱，低徊而憂悒的情緒迴蕩在他的美麗又深宛的文字里。作者是從個人的遭遇來開始感受這不公道的世界的，所以低徊而憂悒正是必然的後果。到了寫作《鷹之歌》和《白夜》（特別是《白夜》）的時候，從低徊而憂悒的調子中，我們就可以發見一些憤怒和希望的種子了。藝術上的開拓正說明了作者思想上的進境。但我們卻再沒有聽到作者在繼《白夜》之後的更雄渾的歌聲，他是把更多的力量用在外國文學的翻譯上了。 《海星》、《竹刀》和《囚綠記》這三本散文集成了青年詩人陸蠡遺留給我們的絕響。在抗日戰爭初期，日本法西斯強盜謀害了詩人的年輕的生命。他的散文帶著詩一樣的特質，親切而憂鬱地描繪著故鄉的山水和人物，也委宛地訴說著自己的衷曲和期待。他說：「我怕那迷幻莫測的人們的眼淚的晶珠。我怕信口開河的Fortune teller的唇邊的惡語有時竟會幻成事實。我再也不敢象從前一樣地在賣卜的攤前戲謔地隨意擲下幾個銅子。當他問我何事求卜的時候，思索一回才回答道：『我問一位遠地的哥哥的平安』，因為我愛我的哥哥。我也怕聽在我的頭頂上從寒空里投下一串烏鴉的『哇聲』。我怕聽見喪夫的鄰婦朝暮的啼哭。我歡喜看新年時在破舊黝黑的門窗上貼上大紅的楹聯，我讚美滿街的爆竹和空氣里硝磺的氣味。我也預備了紅紅綠綠的希望和吉祥的祝福，來分贈給比我年幼的和比我年長的人，願他們幸福。」(3)雖然也帶著一絲兒感愴的心情，但也可看出作者對於人間的熱愛。在《竹刀》的《後記》中，他又說：「我真再也無心去搜尋感愴的比興了，世界上應有更高貴的東西。」但就在他正要去追尋「世界上更高貴的東西」的時候，他卻只剩給我們以無窮的懷想和憤怒而永遠失去他的生命了！ 蕭紅（署名悄吟）的《商市街》和《橋》，是她的流浪生活的片斷的記錄。跟其他的作家不同，她沒有讓她的年輕的心為寂寞和憂鬱所侵蝕。她帶著一種挑戰似的反抗和輕蔑的心情面向著她眼前的生活——一種充滿著飢餓和寒冷的流浪在祖國土地上的生活。剛健輕快的氣息流轉在她的作品裡，每一篇短文就像是一幅生活的剪影。這兩本薄薄的小書，也應當是本時期散文園地上一種值得珍貴的收穫。 我們把本時期的散文，作了如上簡略的敘述。一般說來，散文的成績同本時期其他文藝樣式比較起來，它的收成是並不怎樣豐饒的。幾個青年作者的作品，很少例外地都有著憂鬱和感傷的色彩，有時還浮蕩著一種悲觀的氣息。這種現象之所以產生，一方面我們不得不歸因於作者們所處的那個苦難的時代，另一方面也應當從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不滿意於現實而又沒有摸索到正確道路這一點上來追尋它的真正根源。 ———————————————————— (1) 《速寫與隨筆》除收輯了1935年作者在《太白》和《申報月刊》上所發表的散文外，還選錄了《散文集》和《話匣子》中的一部分文章。 (2) 《速寫與隨筆·前記》。 (3) 《竹刀·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