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四章　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一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作為實際政治鬥爭方面的一個戰鬥者，也作為一個革命作家和新文學運動重要領導者之一的瞿秋白烈士，是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被國民黨匪幫在福建長汀殺害的。死的時候正當三十六歲的盛年。 瞿秋白早年文學事業，特別是他的那些著名的散文著作，我們已經作過了一些論述。這裡所要比較詳細地說及的，是他在本時期文化戰線上的戰鬥成績。當然，在本時期，瞿秋白的主要活動，仍然是在實際革命鬥爭上的；但他在文學方面的嚴肅而勤勉的工作所遺留下來的巨大成績，也依然在我國現代文學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瞿秋白在本時期，也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一個重要領導者。他從一九三一年下半年開始和左聯發生關係，並且直接參加領導工作。從這時候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末離開上海止，這兩年半時間，瞿秋白對於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做了很多有意義有價值的工作。 我們不想再談瞿秋白在倡導大眾文藝、語文改革和在思想戰線上與敵人作鬥爭時所寫的那些曉暢、鋒利的論文，因為這些，在前面已經有所引錄和敘述了。至於他在老解放區中央人民革命政府任教育部長兼管藝術局時對於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運動的推動工作，則留待下章再說。這裡所要著重談的，主要是他本時期的許多雜文，與他對俄國和蘇聯文學理論及創作的翻譯和介紹工作。 瞿秋白的雜文，尖銳、悍潑，而藝術風格上，則有著明白曉暢的特色。他對於雜文，也正同魯迅一樣，是把它當成是一種精悍而靈便的武器來使用的。他的那篇著名的《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已經對雜文的獨特的形式和作用，作了極其精到的科學分析。這篇文章，無論是在中國文藝批評發展的歷史上，或者是對魯迅雜文的正確估價上，或者是在他們兩人的交誼史上，都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獻。他說魯迅的雜文「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他的雜文也正具有這樣的特色。 瞿秋白本時期的雜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一年秋到一九三二年夏初的《北斗》月刊上，後來收在《亂彈及其他》一書中；另外還有一部分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之間所作而尚未收集的殘稿（除雜文外，還有詩和小說）。所有這些雜文，現在一併收存在《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中。作者在《亂彈（代序）》中說：「……這個年頭，總有一天什麼都要『亂』。咱們『非紳士』的『亂』不但應當發展，而且要『亂』出個道理來。於是乎，咱們不肖的下等人重新再亂彈起來，這雖然不是機關槍的亂彈，卻至少是反抗束縛的亂談。」反抗舊社會的束縛，掀開舊社會的醜態，同時也加速新社會的早日出現，這便是瞿秋白所有雜文的共同的思想和目的。 當時呈露在作者眼前的是這樣的一個中國： 天總是皺著眉頭。太陽光如果還射到地面上，那也總是稀微的淡薄的。至於月亮，那更不必說，他只是偶然露出半面，用他那慘澹的眼光看一看這罪孽的人間，這是孤兒寡婦的眼光，眼睛裡含著總算還沒有流乾的眼淚。受過不止一次封禪大典的山嶽，至少有大半截是上了天，只留一點山腳給人看：黃河，長江……據說是中國文明的父母，也不知道怎麼變了心，對於他們的親生骨肉，都擺出一副冷酷的面孔，從春天到夏天，從秋天到冬天，這樣一年年的過去，淫虐的雨，悽厲的風和肅殺的霜雪更番的來去，一點兒光明也沒有。這樣的漫漫長夜，已經二十年了。這都是一種雲在作祟。那云為什麼這樣屢次三番的摧殘光明？那雲是從什麼地方來的？這是太平洋上的大風暴吹過來的，這是大西洋上的狂飈吹過來的。還有那些模糊的血肉——榨床底下淌著的模糊的血肉蒸發出來的。那些會畫符的人——會寫借據會寫當票的人，就用這些符籙在呼召。那些吃田地的土蜘蛛——雖然死了也不過只要六尺土地葬他的貴體，可是活著總要吃住這麼二三百畝田地，——這些土蜘蛛就用屁股在吐著。那些肚裡裝著鐵心肝鐵肚腸的怪物，又豎起了一根根的煙囪在噴著。狂飆風暴吹過來的，血肉蒸發出來的，符籙呼召來的，屁股吐出來的，煙囪噴出來的，都是這種雲。這是戰雲。 難怪總是漫漫的長夜了！ 什麼時候才黎明呢？ 看那剛剛發現的虹。祈禱是沒有用的了。只有自己去做雷公公電閃娘娘。那虹發現的地方，已有了小小的雷電，打開了層層的烏雲，讓太陽重新照到紫銅色的臉。如果是驚天動地的霹靂，那才撥得開滿天的愁雲慘霧。這可只有自己做了雷公公電閃娘娘才辦得到。要使小小的雷電變成驚天動地的霹靂！ （《一種雲》） 用抒情的詩的語言，瞿秋白描繪了中國人民當時「愁雲慘霧」的生活；他憎惡眼前的「漫漫的長夜」，呼喚著陽光照臨的日子；他讚美著雷電的閃光與轟響，「要使小小的雷電變成驚天動地的霹靂」。讀過這篇雜文，一種說不出的強烈激動震撼著我們。可以這樣說，瞿秋白一生所致力的就是與「黑暗的長夜」搏鬥的艱巨工作，而他遺留下來的這些雜文（包括上一時期的）便是他進行搏鬥的一種武器。這裡，產生了他的雜文的摧枯拉朽的思想威力，同時也產生了他的雜文的不易磨滅的藝術價值。 瞿秋白的文章所批評和抨擊的社會對象是異常廣闊的。他分析了某些人的「世紀末的悲哀」；他畫出了「狗樣的英雄」和「貓樣的詩人」的可笑的嘴臉；他指出了某些人的所謂「叫醒民族的靈魂」只是「為著鞏固奴婢制度」；他暴露了反動統治者欺騙人民的「流氓把戲」——「流氓尼德」；他對那些「學著人話」、「花言巧語」的鸚哥兒式的「學者名流」們想為統治階級「救火」的苦心，給予了毀滅性的諷刺；他告訴我們：「暴風雨快來了」，「跟著就要有真正震動世界的霹靂」。 瞿秋白的雜文在對舊世界的嘲笑、暴露上，具有猛烈的威力；而它，對於新世界出生的渴望又懷著詩人的激情。瞿秋白的作為革命家和詩人的素質，統一地體現在他的雜文中了。 瞿秋白在很早時候，就開始了關於俄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的工作。他的著名史稿——《十月革命前的俄羅斯文學》(1)作於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旅俄期間，很扼要地敘述了俄國文學與俄國社會運動的關係。在這前後，他還寫過一些評介有關俄國和蘇聯文學的文章。而他的翻譯果戈理、托爾斯泰、契訶夫、高爾基的作品，則是從一九二〇年起便開始了的。這些翻譯和介紹，對於剛剛產生不久的中國新文學，沒有問題，是發生過相當巨大的影響的。 到了本時期，特別是在上海的兩年半時間裡，瞿秋白關於蘇聯文學的譯介工作，就做得更為勤勉了。這些翻譯和評介的文章，後來都收存在他的戰友——魯迅所編、校和出版的《海上述林》里。在這個期間，他翻譯了高爾基的不少作品，他編譯了許多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其中如《馬克思恩格斯和文學上的現實主義》、《恩格斯論巴勒札克》、《恩格斯和文學上的機械論》、《文藝理論家的普列哈諾夫》、《拉法格和他的文藝批評》等都是十分重要的文章），他也翻譯了列寧論托爾斯泰的文章(2)。這些著名作品，尤其是那些經典式的科學文藝理論的翻譯，適應了革命文學運動的戰鬥需要，推動和加速了它的發展。應當這樣說：瞿秋白在本時期所留下來的巨量譯著，對於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藝術的貢獻，是非常值得我們珍視的。 瞿秋白的譯筆是忠實而流暢的。在與魯迅討論翻譯的通訊里(3)，保留著他的關於翻譯的許多正確的見解。他認為「翻譯——除出能夠介紹原本的內容給中國讀者之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幫助我們創造出新的中國的現代言語」（在這裡，他對於中國語言的看法，當然是有些偏頗的）。因此，「我們對於翻譯，就不能夠不要求：絕對的正確和絕對的中國白話文」。他反對用一個「雅」打消了「信」和「達」的嚴幾道式的翻譯，又反對某些人的「寧錯而務順，毋拗而僅信」的「愚民政策」的主張，同時也不贊成有些同志提出的「寧可正確而不通順」的說法。他說：「我們在翻譯的時候，輸入新的表現法，目的就在於要使中國現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豐富。」因為瞿秋白對於翻譯有著這樣正確的理解和嚴肅不苟的工作精神，所以他的譯文，不僅在思想上，同時也在語言藝術風格上，豐富而且提高了中國新文學。 研究瞿秋白的遺著，固然應該注重那些戰鬥的雜文和科學的論著，就是他的有關外國文學的翻譯和介紹的文章，也是我們所不應該忽視的。 二　方誌敏（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方誌敏是黨的優秀的兒子，是一個為了共產主義事業而永不倦乏地工作的傑出的革命家，同時也是一個為中國人民所衷心崇敬和永誌不忘的革命烈士。在僅僅三十六歲的生命中，他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了中國工農大眾的解放事業。當他還是江西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的學生的時候，他就以滿懷的愛國主義熱情參加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隨後，他就很快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成為了中國革命的有力的宣傳者和組織者。一九二二年在上海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三年三月在江西南昌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正如他後來在回憶中所寫的：「從此，我的一切，直至我的生命都交給黨去了。」(4)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爆發，他廢寢忘食地參加和領導了南昌、九江等地的反帝鬥爭，併到各縣去組織活動，使反帝鬥爭能夠深入到廣大群眾中去。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期間，他成為了江西農民運動的一位出色的領導者，擔任了全省農民協會的常委與秘書長等職務。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潛回弋陽進行土地革命運動，建立了贛東北革命根據地。一九三〇年二月，黨調他擔任了贛東北軍委會主席；同年八月，又當選為贛東北革命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一年三月又奉調至紅十軍工作，暫代政治委員。在粉碎蔣介石的四次反革命「圍剿」中，他所領導的紅十軍建立了輝煌的戰績，受到了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獎勵。一九三三年十月，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指揮和援助之下，向我革命根據地展開了瘋狂的第五次「圍剿」。方誌敏所領導的紅十軍奉黨中央命開赴皖南，北上抗日。在皖南譚家橋戰役中，敵人以七倍於我的兵力包圍了我軍。方誌敏為保存實力計，決定返回根據地。中途被俘。在獄中，他一直堅持鬥爭，不受敵人的利誘、威脅；同時，在隨時都準備犧牲的情況下面，寫下了一些有名的散文著作。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壯烈就義，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的偉大革命精神。 更為重要和更為艱巨的實際革命鬥爭不容許方誌敏有更多的創作時間，同時也很可能有一些作品因為散佚了而沒有被保存下來，所以，現在我們所能讀到的方誌敏的作品是不多的。但是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作品中，我們依然可以親切地接觸到一個偉大革命先行者的崇高的靈魂，窺見了他所生活的那個充滿了苦難和鬥爭的時代的面影。我們受到了強烈的感動，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早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方誌敏開始獻身革命事業的時候，他就開始運用詩歌這種文學樣式來抒寫自己的燃燒著革命火焰的胸懷了。在這些被珍重保存下來的很少的詩篇(5)中，方誌敏以那樣不可調和的憎恨，詛咒了那個不公平的世界： 把快要餓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糧食挖去， 來餵自己的狗和馬； 把雪天立著的貧人底一件單衣剝下， 拋在地上踐踏； 他人的生命當膳饗； 他人的血肉當羹湯； 齧著喝著， 還覺得平平坦坦， …… （《同情心》） 這是何等深刻的揭露！在這樣力透紙背的詩句里所展示出來的，豈不是那個一去不復返了的「吃人」的舊時代的真實的畫幅！在這樣的時代里，作為一個革命者，方誌敏不能不分擔著人民的苦痛和災難，不能不和人民共同著命運和呼吸。 挖出我的心來看吧！ 我相信有鮮血淋漓， 從彼的許多傷痕中流出！ （《我的心》） 在這些詩行里流露出來的，不是屬於個人的愁苦和憤懣，而是對整箇舊時代的強有力的控訴。沒有苦心經營的藝術構思，也沒有千錘百鍊的美麗詞句，這些詩只是樸素而真實地表達了一個革命者為人民而苦痛的高尚的心靈。它是如此地感人肺腑，具有著永不朽滅的藝術生命。 而這樣的特色，是更鮮明地表現在方誌敏就義前在獄中所寫的幾篇散文中。 作為一個「共產主義的殉道者記述」的《死》，是一篇帶有自傳性質的小說。它作於一九三五年五月。這正是「死神……象一隻猛鷙的鷹一樣，正在張開它的巨爪，準備一下子就把他們四個人的生命攫了去」的時候，但是主人公祥松和他的三個同志卻以那樣不折不撓、堅毅忠貞的高大的形象，挺立在敵人和死神的面前。他們對革命的勝利前途，是那樣滿懷信心；對於敵人的卑鄙的利誘和威脅，是那樣不屑一顧；而對於那即將來臨的死亡，又是那樣毫無懼色。即使是在敵人的監牢里，他們也沒有放棄鬥爭。他們決定越獄，在「萬死中去求一生」，以便爭取更長的時間來為黨工作，祥松（還有他的三個同志）是共產黨員的光輝的形象。他們「能捨棄一切，但是不能捨棄黨，捨棄階級，捨棄革命事業」；他們「有一天生命」，就「為它們工作一天」。方誌敏在《死》中所刻繪出來的這些革命者（特別是祥松）的形象，永遠留給我們以學習和仿效的榜樣。 《獄中紀實》是一篇明淨而翔實的報導文章。它暴露了國民黨反動統治者殘害共產黨員和勞動人民的滔天罪行，也描寫了國民黨監獄中暗無天日的悲慘景象。通過對於作為社會一個角落的監獄的描畫，方誌敏揭露了整個國民黨法西斯政權的殘暴與腐朽。在文章的結尾，他發出了這樣莊嚴有力的戰鬥號召：「我們不能希望敵人的良心發現，不能希望敵人的仁慈，憐憫和改良，我們自己是有力量的，我們要用拚命戰鬥的精神，拿起槍炮去消滅賣國國民黨的黑暗統治，以便連同消滅他的黑暗監獄！」這樣的號召是足以激發人心，而且使敵人聞之膽寒的。(6) 《清貧》是一篇精悍而潑辣的短文。它十分尖銳地嘲諷了國民黨匪軍貪婪無厭的可恥可鄙的行為，也顯示了無產階級戰士的「清貧，潔白樸素」的革命本色。幽默與諷刺，是這篇短文的特色，而這也正是堅強而樂觀的無產階級的特色。因為這個階級是如此地富有戰鬥力量和勝利信心；它比起敵人來，有著無比的優越。 《可愛的中國》是一篇最值得我們珍視和學習的散文著作，同時也是一首洋溢著愛國主義熱情的優秀詩篇。對於祖國的淪肌浹髓的愛與對祖國敵人的握拳透爪的恨，是這個詩篇最深刻的主題。作者沒有廣徵博引地來說明祖國的可愛，他只是通過他自己親身的遭遇和見聞，說明了他的祖國正處在一個怎樣危險、悲慘的境地，他說「一個青年學生的愛國，真有如一個青年姑娘初戀時那樣的真純入迷」。他把他的可愛的祖國比作是自己的可愛的母親。而在方誌敏所生活的那個年代裡，我們的母親卻過著無限屈辱又悲苦的生活。於是作者，祖國的忠實的兒子，不能不發出這樣激昂慷慨的呼聲了： 聽著！朋友！母親躲到一邊去哭泣了，哭得傷心得很呀！她似乎在罵著：「難道我四萬萬的孩子，都是白生了嗎？難道他們真象著了魔的獅子，一天到晚的睡著不醒嗎？難道他們不知道自己偉大的團結力量，去與殘害母親、剝削母親的敵人鬥爭嗎？難道他們不想將母親從敵人手裡救出來，把母親也裝飾起來，成為世界上一個最出色、最美麗、最令人尊敬的母親嗎？」…… 這是多麼沉痛又多麼動人心弦的語言啊！幾十年後，我們讀著這樣的文章的時候，真不能不深深地感到作者愛國熱情的深厚，不能不回想起祖國——我們的可愛的母親——的過去的苦難的歲月，更不能不熱愛祖國的光明燦爛的今天。今天，在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正確的領導之下，祖國已經從屈辱和悲苦的境地里站立起來了！依靠黨的領導與人民的忘我的勞動，我們的母親已一天比一天地變得更為出色、更為美麗、也更令人尊敬了！這正是《可愛的中國》的作者方誌敏以及無數先烈所衷心渴望和奮力追求的理想。我們試讀： ……我們相信，中國一定有個可讚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歡歌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苦，智慧將代替了愚昧，友愛將代替了仇殺，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淒涼的荒地！這時，我們民族就可以無愧色地立在人類的面前，而生育我們的母親，也會最美麗地裝飾起來，與世界上各位母親平等的攜手了。 這真是世界上最崇高最美妙的幻想，也是文學史上最清新最動人的詩章。這是一個共產主義者站在真理的峰頂上對自己的祖國和民族作遼遠的眺望，預言著黑夜的逝去和旭日的來臨。這不是一個縹緲而空幻的懸想，而是社會發展客觀規律與樂觀進取的理想主義最緊密的結合。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它還只是一種屬於革命浪漫主義的理想，而在今天看來，它已經是我們的豐富多彩、充滿著勞動和歡樂的社會主義時代的真切寫照了。《可愛的中國》是一篇革命的政治內容和完美的藝術形式高度統一的作品，是方誌敏留下的一項十分珍貴的文學遺產。 三　柔石（一九〇一—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國民黨匪幫秘密殺害了我們的五位革命作家。柔石就是其中的一個。關於他的生平，魯迅的《柔石小傳》是一篇扼要而又翔實的記載： 柔石，原名平復，姓趙，以一九〇一年生於浙江省台州寧海縣的市門頭。前幾代都是讀書的，到他的父親，家景已不能支，只好去營小小的商業，所以他直到十歲，這才能入小學。一九一七年赴杭州，入第一師範學校；一面為杭州晨光社之一員，從事新文學運動。畢業後，在慈谿等處為小學教師，且從事創作，有短篇小說集《瘋人》一本，即在寧波出版，是為柔石作品印行之始。一九二三年赴北京，為北京大學旁聽生。 回鄉後，於一九二五年春，為鎮海中學校務主任，抵抗北洋軍閥的壓迫甚力。秋，咯血，但仍力助寧海青年，創辦寧海中學，至次年，竟得募集款項，造成校舍；一面又任教育局局長，改革全縣的教育。 一九二八年四月，鄉村發生暴動。失敗後，到處反動，較新的全被摧毀，寧海中學既遭解散，柔石也單身出走，寓居上海，研究文藝。十二月為《語絲》編輯，又與友人設立朝華社，於創作之外，並致力於紹介外國文藝，尤其是北歐，東歐的文學與版畫，出版的有《朝花》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藝苑朝華》五本。後因代售者不付書價，力不能支，遂中止。 一九三〇年春，自由運動大同盟發動，柔石為發起人之一；不久，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他也為基本構成員之一，盡力於普羅文學運動。先被選為執行委員，次任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五月間，以左聯代表的資格，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畢後，作《一個偉大的印象》一篇。(7)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被捕，由巡捕房經特別法庭移交龍華警備司令部，二月七日晚，被秘密槍決，身中十彈。 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文藝上的成績，創作有詩劇《人間的喜劇》未印，小說《舊時代之死》、《三姊妹》、《二月》、《希望》，翻譯有盧那卡爾斯基的《浮士德與城》，戈理基的《阿爾泰莫諾夫氏之事業》及《丹麥短篇小說集》等。 魯迅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中，還有很多關於柔石怎樣在貧困的環境中努力從事文藝運動的事實的敘述。總之，柔石的革命文學事業正在剛開頭的時候，他的年輕的生命就被反動派殘酷地謀害了！ 柔石遺留給我們的作品是不算太多的。但就在這不多的作品中，作者選擇了廣泛而有現實意義的題材，運用了明朗而簡練的語言；他的高度的概括能力和藝術才能，是在這些作品裡顯露著的。其中如《二月》（中篇小說）展示了現實社會一個角落裡的種種面相，刻畫了大革命前後的苦悶、憂悒而又摸索前進的青年知識分子的形象。在《二月》里，我們可以看到：「衝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沉沉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8)；而主人翁蕭澗秋，則是在「浙江大戰，甘肅地震，河南盜匪，山東水災」的動盪不寧的時代里，「風萍浪跡，跑過中國底大部分的疆土」，因為「感到生活上的厭倦」，所以終於來到這「世外桃源」的芙蓉鎮上，想呼吸一下「美麗而自然底新清空氣」的。但事實上，「世外桃源」在現實世界上卻是從未存在過的，這個「尋求安靜的青年」不能不捲入現實社會生活的漩渦中。同情與嫉妒，愛情和仇恨，謠諑和污衊，他越躲避，他越陷落在紛紜的蛛網中而不能自拔。結果他只有偷偷離開這塊並非「世外」的「桃源」，重新開始另一個人生的跋涉。雖然蕭澗秋在這一次的糾紛和失望里，並沒有窺見社會人生的真相，而他的另一次跋涉是走的怎樣的路，我們也無從得知；但是他的結局我們還是可以推測得到的：他不是在舊社會裡「變成為潤澤齒輪的油」，便要成為新社會理想的一個勇敢的播種者和墾植者。魯迅在《〈二月〉小引》中說：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崗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于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濕，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里。他極想有為，懷著熱愛，而有所顧惜，過於矜持，終於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為一小齒輪，跟著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但是，瞿曇（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睹宮女們睡態之丑，於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為是醉飽後的嘔吐。那麼，蕭君的決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雖然我還無從明白其前因，是由於氣質的本然，還是戰後的暫時的勞頓。 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便寫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於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姿態的吧？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誠如魯迅所說，當時的讀者是會從蕭澗秋所走的路途「照見自己的姿態的」；而我們卻也從他的身上，看見了舊中國一個正直的青年所遭受到的不合理的待遇，和他們在前進過程中所走的彎曲的道路。在這一點上，《二月》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和教育。 《為奴隸的母親》是柔石短篇小說中最優秀的一篇。它作於一九三〇年一月，這正是柔石的思想飛躍進展的時期。《為奴隸的母親》以它的反映社會生活中階級矛盾的深刻性和創造人物形象的真實性，顯示了作者在政治思想上和表現藝術上的巨大進步。在短短篇幅中，作者以極其精簡的筆墨，塑繪了舊中國農村的一個沒有自己名字的「婦人」。她同舊中國許多農村婦女一樣，誠樸、忠厚、順從是她們的屬性，也是她們長期苦難、屈辱生活的烙痕。作者把她放在生活的尖端上來處理，在她的身上，一個由於社會階級的矛盾而造成的家庭骨肉的悲劇被生動而沉痛地表現了出來。 「她底丈夫是一個皮販」，「有時也兼做點農作」，是一個勞動的好手；「然而境況總是不佳，債是年年積起來了」。他變成了一個吸菸、喝酒、賭錢，而且性情「非常兇狠而暴躁的男子」。他害著黃疸病，打罵他的老婆和兒子——五歲的春寶，有一次還用沸水殺死了剛生下地的女兒。因為要還債和活命，他把他的老婆，這個誠樸、忠厚的「婦人」，「出典」給三十里外的一個村子的地主家裡。「婦人」懷著刀割似地苦痛的心腸，做了地主家裡的臨時的（期限三年至五年）生兒子的機器，從過去的奴隸生活落到另一種奴隸生活里。為地主生了一個兒子，三年後又被趕回到自己的老家來，帶著一顆離開另一個兒子的眷念的心。丈夫、孩子、病和貧困，依舊地包圍著她。「沉靜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長夜，似無限地拖延著，拖延著……」 這真是舊中國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的一篇混合著血淚的生活記錄。在這裡，我們看見了一個勤勞的農民怎樣在貧困的折磨下變得暴厲而墮落，看見了地主階級的貪婪自私的面貌，同時也看見了一個「為奴隸的母親」的難堪的撕裂的心。所有這些，被作者寫得如此地細膩，如此地真實，如此地充滿著生活的原有的暗澹色彩，在好些地方，都叫我們想起魯迅的著名小說《祝福》來。 自然，這篇小說也有這樣一個缺點，就是：作者寫這篇小說的時候，中國農村革命烈火正在到處燃燒，就在作者的故鄉寧海縣，也曾發生過群眾的革命暴動。但這樣的跡象，在這篇小說中，不容易發現出來，而同時，小說中的人物又似乎缺少反抗的性格。人物性格和生活環境都缺少時代的特徵，這是這篇小說的主要缺點。也就是在這一點上，《為奴隸的母親》還沒有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高度。 不過，從《為奴隸的母親》看來，作者這時是已經開始了他的創作的新方向的。《為奴隸的母親》應該是作者從舊的現實主義邁向新的現實主義的一個起點。但剛好在起點的地方，他就為了中國的革命貢獻出自己的生命，用自己和其他同志的鮮血寫下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篇文章」了！ 四　殷夫（一九〇九—一九三一）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殉難的青年革命詩人殷夫，姓徐，名祖華，一名柏庭，常用殷夫、白莽、文雄白、沙菲、徐白、洛夫等筆名。一九〇九年生於浙江省象山縣的鄉下，被殺害時年僅二十二歲。父業醫，早逝。母親很和善，於殷夫特別關心。殷夫小時很聰明，九歲時能讀各種小說，十三四歲時開始寫詩。十九歲時到上海讀書，參加革命運動。一九二七年四月，因一個國民黨員的告密而被捕，幾被槍決，囚禁三月後釋出。旋入同濟大學讀書。一九二九年脫離學校，專心搞革命工作，特別是青年工人運動。九月在絲廠罷工中再度被捕，並被毒打，出獄後，仍致力青年工人運動，不稍懈。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開始認真寫作，尤其是詩，感情既豐厚，技術上亦漸臻精美。抒情詩投寄《奔流》等著名文學雜誌，紅色鼓動詩則投給當時秘密發行的工人運動刊物，如《列寧青年》等。除寫詩外，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這兩年中，他還寫了不少有價值的關於青年工人運動的論文，因發表時用各種筆名，故很少為世所知，一九三〇年春，參加左翼作家聯盟，為左聯的雜誌《萌芽》、《拓荒者》、《巴爾底山》等雜誌寫詩甚勤，偶然也寫些小說和隨筆。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與左聯其他幾位同志一同被捕，也同在二月七日夜，被秘密殺害於龍華警備司令部，就義時異常壯烈。(9) 殷夫的詩集，計有《孩兒塔》、《伏爾加的黑浪》、《一百〇七個》，另外還有《詩集》，裡面包括著一些譯詩。這些詩作都是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〇年寫的。這時寫作的小說、隨筆、戲曲，則收在《小母親》中。此外，尚有一些翻譯作品。殷夫這些作品，現在已經散佚不全了。但是，就在這些不多的作品中，可以很清晰地看見詩人當時的燃燒著憤怒的烈火的崇高心靈，和他的浩瀚無垠的創作才能。不過這種才能，在其剛開始萌芽生長的時候，就被一隻黑色的魔手殘暴地摧折了！ 魯迅在《〈孩兒塔〉序》(10)中說：「這《孩兒塔》的出世並非要和現在一般的詩人爭一日之長，是有別一種意義在。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魯迅的推崇，對於殷夫的詩說來，一點也沒有過分。詩人以他留給我們的不多的詩篇，全部呈獻給了混合著憤激和血淚的鬥爭。 詩人號召我們前進： 我們把旗擎高， 號兒吹震天穹， 只是，走前去呵， 我們不能不動！ （《Pionier》，德語，即「拓荒者」） 詩人歌唱了由於緊密團結所產生的集體力量： 在幽暗的油燈光中， 我們是無窮的多——合著影。 我們共同地呼吸著臭氣， 我們共同地享有一顆大的心。 （《議決》） 詩人這樣讚美了中國革命史上光榮的一頁——五卅運動： 「五卅」喲！ 立起來，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盡頭， 把你剛強的姿態投映到黃浦江口， 把你的洪鐘般的預言震動宇宙！ 今日他們的天堂， 他日他們的地獄， 今日我們的血液寫成字， 異日他們的淚水可入浴。 我是一個叛亂的開始， 我也是歷史的長子， 我是海燕， 我是時代的尖刺。 （《血字》） 詩人以暴風雨般的詩的旋律搖撼著人民的心靈，呼喚著決戰與勝利： 最高，最強，最急的音節！ 朝陽的歌曲奏著神力！ 力！力！力！大力的歌聲！ 死，勝利，決戰的赤心！ 朝陽！朝陽！朝陽！ 憧憬的旋律到頂點沸揚， 金光！金光！金光！ 手下生出了偉大翅膀， 旋律離了鍵盤， 直上，直上天空飛翔，飛翔！飛翔！ （《意識的旋律》） 殷夫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位出色的歌手。他的詩是那樣熱情噴涌地歌唱了他的時代，他的人民和鬥爭，是黎明的號角，也是戰鬥的鼓聲。在詩的急驟奔騰的旋律里，讀者聽見了革命暴風雨震撼大地的呼嘯的聲音，感到激動，感到說不出的喜愛，同時也感到說不出的對於詩人的尊敬的心情。 殷夫的作品除了大部分詩歌外，也還寫過一些隨筆和小說。這些，同他的詩歌一樣，仍然是充滿強烈的戰鬥氣氛的作品，是剝露舊社會的鋒銳的匕首，讚美革命和理想的頌歌。殷夫的二十二歲的短促的生命，將會永遠地在我國文學史上放射著異彩。 五　胡也頻（一九〇四—一九三一） 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殉難的五個革命作家之中，胡也頻是一個在多方面努力，而且具有優異的創作才能的作家。 胡也頻在少年時，家中境況並不怎麼寬裕，曾在一家金銀首飾店當過學徒，生活在責罵和欺侮里。在一九二〇年的春天，他離開故鄉，隻身來到了上海，在海軍學校（免費的）度過了一個時期的學生生活。海軍學校停辦後，他到了北京。沒有學校，也沒有工作，他流落在一些小公寓裡。窮得沒有辦法，於是跑到煙臺，去找一個在那裡做官的他的同學的哥哥，做了一個時期極不受歡迎的客人。不久，他帶著主人送他的二三十元的旅費，重又回到北京。開始跑舊書攤，讀外國作品。一九二四年，開始從事文藝活動。一九二八年春天，到上海，生活和寫作都慢慢走上了新的道路。他讀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社會科學書籍。後來又去濟南省立高中教書。成天宣傳馬克思主義與普羅文學，深得學生擁護。因受當地國民黨政府迫害，仍回上海。一九三〇年春，參加左聯，被選為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這年冬天，他在左聯的全體會上，被選為出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不久，即參加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夜被捕，二月七日晚上，同其他烈士們一起壯烈犧牲。 胡也頻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前，曾一度致力於劇本創作，更多的時間則是用在寫詩上。對於人生的詛咒和對於愛情的謳歌，是他的詩的兩個主要的主題。此外，還寫了一些短篇小說。(11) 在上海的時候，胡也頻寫得更多的是小說。最能代表他後期思想的兩篇小說——《到莫斯科去》(12)和《光明在我們的前面》，便都是他在思想上有了顯著進步，在認真學習和工作的短短間歇中爭取時間寫下來的。 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完成於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在《序》中說：「……對於我自己底以前的作品，也是深切地感到不滿的。要使我們文壇開展一種新局面，第一，我們不根本地改變過去生活，是沒有希望的。換句話說，如果獻身為新文學工作的我們，不完全棄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意識，要創造新文學是不行的。再顯明地說，如果我們不著實地抓住這鬥爭底時代的現實，也就是我們如果不深入於無產階級的社會而經歷他們的生活和體驗他們的意識，那我們的新文學是無從產生的。我自己，我希望我將來的作品能夠作為這種主張的實踐。」 《到莫斯科去》就是作者以他的作品實踐他的主張的開始。這篇小說主要地寫了這樣三個人物：一個是共產黨員施洵白，「從他身上的任何部分都隱現著一種高尚的人格」；一個是「現代新婦女中的一個特色女人」、「未來新女性的典型」——素裳女士；另一個是素裳的丈夫——徐大齊，一個從所謂「學者」出身的陰毒險狠的國民黨官僚。因為施洵白的影響，素裳逐漸地憎惡她所處的環境，有了革命的要求。他們互相愛戀著，打算一塊兒到莫斯科去。結果，因為素裳的丈夫偷看了她的日記，發見她與施洵白的關係，就用極其卑污的手段殺害了洵白，於是素裳就一個人離開北平，獨自設法到莫斯科去。 作者用豐富的熱情為我們塑繪了這樣三個人物，寫下了這樣一個故事。因為作者這時還缺少革命實踐的經驗，所以人物和故事很顯明地呈露著虛構的痕印，作品還沒有那麼飽滿而親切的生活實感。但是作者的深厚的熱情在某種程度內彌補了這個缺陷，他對於舊世界的憎恨和對於革命理想的熱愛深深地感染著我們。作為作者思想進程的一個標誌來看，也作為作者創作方向的一個新的開始來看，《到莫斯科去》都要算是一篇重要的作品。 《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完稿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它是胡也頻在緊張的實際活動當中擠出時間來寫的，也是他留給我們的最後一部作品。這部作品以五卅運動時北京市民的洶湧的反帝怒潮為背景，刻畫了青年布爾塞維克主義者劉希堅的明朗的形象，也寫出了劉希堅的愛人白華怎樣在實際鬥爭里逐漸認識了安那其主義者的真實面貌，而轉變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作品反映了無產階級的政黨怎樣堅決而正確地領導北京市民的反帝鬥爭，描繪了在那樣的大時代里的青年們的各種面影，也表現了政治與愛情、個人感情與階級意識，特別是唯心的空幻的建築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無政府主義思想與唯物的科學的建築在集體行動和紀律上的共產主義思想之間的尖銳的矛盾和衝突，而最後，則是共產主義的必然勝利。 作者把他的人物安放在生活的激流里，安放在劇烈的矛盾和鬥爭里，他們鬥爭著，行動著。因此，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具有較高的真實性，顯得比較鮮明而活躍。作品的結構也是相當綿密而自然的。比起《到莫斯科去》來，在這些點上，這部作品有了很顯著的進步。貫注在全書中的澎湃的政治熱情，對於讀者的心靈形成了一種巨大的攝取和感染的力量。 這部作品發表後，當時的批評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張秀中在《讀〈光明在我們的前面〉》(13)一文里說：「胡氏底《光明在我們的前面》是生長在五卅運動以後的文學作品中的一種新的姿態開展在讀者面前的，因了其生活內容的充實，意識的正確，技巧的熟練，無疑的，在中國文壇上是一部劃分時代的作品，表現了中國『五卅』以後的新的階段的開始，至少，它是負起了這個偉大的歷史的任務。」這部作品在當時影響之大，在這段批評中完全可以看出來。 ———————————————————— (1) 現載《瞿秋白文集》第三卷。原名《俄國文學史》。1927年經蔣光慈刪改後，作為蔣光慈著的《俄羅斯文學》之下篇出版。 (2) 翻譯論著現收在《瞿秋白文集》第四卷中，高爾基創作現收在《文集》第六卷中。 (3) 原信與魯迅回信發表在《十字街頭》的第一、第二期（1931年12月）上。後魯迅又收入《二心集》中。現載《瞿秋白文集》第三卷。 (4) 轉引自繆敏《方誌敏戰鬥的一生》第32頁。 (5) 這幾首詩，還有幾篇短文，是方誌敏同志的愛人繆敏同志搜集保存下來的，發表在《紅旗飄飄》第九集上。 (6) 《死》和《獄中紀實》，均收在工人出版社出版的《獄中紀實》一書中。 (7) 據魏金枝《柔石小傳補遺》，柔石參加中國共產黨，也是在1930年5月間。——引者注。 (8) 魯迅：《柔石作〈二月〉小引》，載《三閒集》。 (9) 有關敘述，系根據阿英寫的《殷夫小傳》。 (10) 載《且介亭雜文末編》。序文系受一個叫做史濟行的欺騙而作，實際上該書當時並未出版。事詳《續記》中。 (11) 劇本有《鬼與人心》（包括三個劇）和《別人的幸福》（包括四個獨幕劇和一個兩幕劇）。詩大都收在《詩稿》（1933年上海現代書局印行）中。小說收在《也頻小說集》（1936年大光書局印行）中。 (12) 一名《一個女性的轉變》。 (13) 現附在《胡也頻選集》（開明書店版）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