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三章　成為偉大共產主義者的魯迅

一　從革命民主主義到共產主義 關於魯迅，曾經有過一種荒謬反動的論調，以為在五四運動時期和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魯迅在思想上就已經是一個徹底的共產主義者，在文學上就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而他的思想和創作的道路是無所謂前後期之分的。這種說法之所以是荒謬反動的，是因為它忽略了作為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的魯迅的思想進展的道路，抹殺了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魯迅思想發展的重大影響，也掩蓋了魯迅的「上下求索」和要求思想改造的革命精神，因而，它也就會影響和妨礙我們對於魯迅的正確理解和學習。 魯迅在上一時期的戰鬥和探索的道路，對於舊社會的無情的批判和抨擊，和在探索歷程中所特有的彷徨苦悶的心情，前邊已經有所論述。現在要講的是，在一九二七—一九二九這幾年中間，魯迅的思想又經歷了一段極其深刻的、具有本質意義的發展過程。由於黨的教育和現實生活不斷的教訓，魯迅進一步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認識到了他過去「只信進化論的偏頗」。從此以後，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給了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革命事業，他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已經不再是從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觀點以及進化論的觀點出發，而是一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看法了；他對於中國人民大眾革命的力量和前途，已經沒有絲毫的懷疑，而是堅信「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了；因此，從這時候起，他在前期戰鬥中曾一度存在過的那種苦悶彷徨的情緒，也已經不再留有絲毫的陰影，而是因為戰鬥在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卞，而具有無限堅強的信心與力量，更加堅決地把自己的文學作品當成是中國革命的有力的宣傳鼓動的武器了。 這樣一個發展，無論是就魯迅本人，或是就中國革命文學運動前進的歷史看來，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這個期間，魯迅的思想向科學的共產主義作了偉大的躍進，他才從進化論走到了馬克思主義，從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成為了一個偉大的共產主義者。這樣一個發展，一方面標誌了作為思想家的魯迅的前後期思想本質上的變化；另一方面，也標誌了作為文學家的魯迅在創作方法上前後期的顯著不同的面貌。他成為了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的奠基人。 重視這樣一個發展，和探討這樣一個發展路徑，在我們，是完全必要的。 這裡，應當首先提到，一九二七年前後空前殘酷的階級鬥爭的事實，對魯迅的思想發展是一種非常巨大的啟示和推動的力量。這時候，「活人和死人的鬥爭，滅亡路上的階級的掙扎和新興階級領導的群眾的反抗，經過一番暴風雨的劇變而進到了新的階段」(1)，反動統治者的兇殘屠殺和在黨領導下的革命群眾的英勇鬥爭，不能不在魯迅的思想上引起深刻而巨大的變化。在這尖銳複雜的階級鬥爭實踐中，他不能不要求更正確更有效的思想武器，他不能不發見他過去「反對剝削制度的朦朧的理想，只有同著新興的社會主義的先進階級前進，才能夠實現，才能夠在偉大的鬥爭的集體之中達到真正的『個性解放』」(2)，這樣，他也就不可能不批判和救正他過去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他的某些因為沒有發見人民偉大力量而產生的懷疑苦悶的傾向，而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論的信奉者，成為一個共產主義的鬥士了。 這種思想發展的痕印，很明顯地保留在他這幾年所寫的兩本雜文——《而已集》和《三閒集》(3)中。在《而已集》的卷首《題辭》中，魯迅說他這半年「又看見了許多血和許多淚」，在「淚揩了，血消了」之後，「用鋼刀的，用軟刀的」「屠伯們逍遙復逍遙」，然而他「只有雜感而已」。在《三閒集》的《序言》中，他也說到寫作《而已集》中那些雜文時的心情，他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這裡透露的是魯迅對於反動統治者的血腥屠殺的極端憎恨和憤激的心情。在同一篇文章中，他還說過這樣的話：「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在《而已集》內的《答有恆先生》中，也說：「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時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個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這裡說的都是因為目睹了階級鬥爭的鐵的事實，而逐漸地發見了過去「只信進化論的偏頗」。而這個發見，自然是要引起魯迅在思想上的深刻的自我批評和自我鬥爭來的。因為，在魯迅，他是「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並不比解剖別人留情面」(4)。 關於這一類的話，魯迅在別的文章中還屢次提起過。總之，一九二七年後國民黨反動派對於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瘋狂屠殺，魯迅是懷著特別巨大的憤怒的。這個憤怒在魯迅思想上所引起的變化，較之一九二六年段祺瑞反動政府在北京屠殺愛國青年所引起的變化，其劇烈和深刻的程度是無法形容和比擬的。就在這一次血的教訓中，魯迅不是變得消沉和退縮了，而是「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5)，他的世界觀也就開始一個偉大的躍進了。 從進化論到階級論這樣一個躍進，體現了時代和歷史對於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的客觀要求，也說明了共產主義者的魯迅正是在中國革命的劇烈的鬥爭過程中得到鍛煉和發展的。永遠地正視現實，不斷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來適應客觀現實的要求，這正是魯迅偉大的地方。 其次，魯迅思想的這樣一個發展，是與我們黨所給予他的教育和影響分不開的。還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一九二六年他離開北京以前，在魯迅所接近的人裡面就有共產黨員；特別是李大釗同志，給了他相當深刻的影響。雖然他們兩人之間的接觸並不頻繁，但李大釗的「誠實、謙和、不多說話」和大公無私的崇高品質，已經給了魯迅很深很好的印象(6)。一九二七年在廣州中山大學的時候，與魯迅接近的也差不多全是共產黨員、共青團員，或者是傾向革命的青年積極分子。和這些優秀的共產黨員與革命青年接觸，不能不影響到魯迅當時對於社會和政治的看法。而不久，當蔣介石國民黨叛變革命，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人民的時候，這些人又以自己堅貞不屈、英勇犧牲的革命行動給了魯迅更為巨大的教育，在魯迅的思想上引起了極其深刻的變化。 在上海的最後十年，特別是當魯迅參加了左聯而且成為了左聯的主要領導人物的時候，他在思想和創作上所放射出的不滅的光輝，更是和他這時無條件地接受黨的領導，全身心地為黨和人民工作的偉大共產主義精神有不可分割的聯繫。關於這一點，馮雪峰在《黨給魯迅以力量》一文中曾經提供過不少資料，並確切地指出：「在這最後的十年，魯迅先生毫無保留地承認我們黨是唯一能夠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到勝利的黨；這信念，魯迅先生不曾有一分鐘動搖過，即使在革命遇到挫折，我們黨遇到十分困難的時候，例如紅軍主力退出江西而開始艱巨的長征的時候，又如在全國我們地下黨到處遭到破壞而國民黨法西斯特務卻特別囂張的時候。因此，在這最後十年，魯迅先生也就非常信任地接受我們黨對他的領導，承認我們黨是他應該和願意服從的唯一的領導者。由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由於我們黨對人民的忠實和革命的堅決，也由於魯迅先生自己為人類真理和中國人民革命的鬥爭的堅決，以及他對我們黨的高度的誠懇態度，在他最後這十年，他就成為我們黨在文化戰線上的一面偉大的旗幟了。」(7)黨對於魯迅的關懷愛護與魯迅對於黨的始終如一的忠誠，是魯迅後期文藝事業的不朽價值所由產生的根源。 在這裡還應當提一下瞿秋白和魯迅的關係以及他所給予魯迅的影響。據楊之華後來的回憶，當一九三三年瞿秋白住在上海日照里的時候，魯迅幾乎每天都去看他們，和瞿秋白「談論政治、時事、文藝各方面的事情，樂而忘返」。「他們兩人都丟開了個人的利益，為革命緊緊地團結在一起，肩並肩地對共同的敵人戰鬥。」(8)從以上寥寥幾句話，不難看出他們之間深厚的革命友誼和相互影響。 總之，正因為有了黨的領導和教育，所以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後能夠從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發展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也正因為有了黨的領導，所以魯迅在整個左聯時期能夠作出那樣出色的戰鬥，正如毛主席所說的，他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最後，還應當提到：魯迅在本時期思想上的巨大躍進，和因為思想上的巨大躍進而帶來的文學事業上的不朽光輝，與他的認真研究馬克思主義，和對國際無產階級——尤其是蘇聯的革命的文學理論的辛勤譯介工作，有著非常密切而不可分割的關係。 魯迅一生的文學活動，用在譯介俄羅斯和蘇聯文學上的，差不多占了他全部工作時間的四分之一。到了本時期開始的幾年，他在這方面更是勤懇而忘倦，其翻譯和介紹的數量，也較其他時期為多。這些翻譯和介紹的工作，魯迅一則是為了「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私運軍火給造反的奴隸」；二是把它當成是建立和豐富中國革命文學的必要途徑；同時，魯迅也是深刻地聯繫著自己的思想來進行自我改造的工作，而把它當成「是一種很好的發汗劑」來看待的。 很顯然，魯迅後期思想發展的動力，除了黨在各方面所給予他的領導和支持以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的血的教訓，除了他自己的堅定不移的為人民服務的意志和願望，此外，對於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和翻譯的工作，應當也是他的重要動力之一。魯迅在一九二四年前後，就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著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魯迅以進化論觀察，思考社會問題的思路因此「轟毀」。為了正確地解決現實鬥爭所提出的許多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特別是為了弄清「革命文學」論爭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問題，他熱情地、認真地學習、研究了馬克思主義。他自己在《三閒集·序言》中所說的，因為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理論和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因此糾正了他「只信進化論的偏頗」的話，就非常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這也就是說，魯迅在他思想發展的過程中，正是根據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深入地嚴格地分析自己和要求自己，即使打著自己的「傷處」，也要「忍疼」前進，這樣，才能從一個進化論的信奉者向科學的共產主義作偉大的躍進的。而這，也是作為一個不朽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學家的魯迅的偉大的地方。 總起來說，研究魯迅後期思想上和文學上的不朽的戰鬥意義，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這幾年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在這裡，清晰地刻鏤著他的思想進展的痕印。這一個進展，應當說是一個具有本質意義的進展。通過這樣一個進展，魯迅從一個進化論者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從一個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成為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在國民黨十年反動「圍剿」中，他「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他的思想進展的過程深深地反映了而且緊緊地結合了中國人民革命的曲折前進的道路，體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偉大勝利，同時也把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推向了更新更高的發展階段。 二　後期作品中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精神 魯迅在本時期所寫下的雜文著作和為數不多的歷史題材的短篇小說，帶著比前兩個時期更為巨大的光彩和價值，永遠遺給我們以戰鬥和創作的不朽典範。 在後期，魯迅是以雜文這種獨特的文學樣式為其主要戰鬥武器的。從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前止，他的雜文計有《而已集》（一九二七年在廣州和上海作，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三閒集》（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在廣州、上海作，一九三二年九月出版）、《二心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作，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南腔北調集》（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作，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偽自由書》（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間作，同年十月出版）、《准風月談》（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間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出版）、《花邊文學》（一九三四年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且介亭雜文》、《二集》、《末編》（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間作，前二集先生親自編定，末編由許廣平補編，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時出版），另外還有一部分收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遺》里。 可以看出，魯迅雜文寫得最多的幾年，正是國民黨的殘暴壓力最大的幾年，也是社會鬥爭和思想鬥爭最為劇烈的幾年。在這幾年當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遭到了反動統治者的各種迫害和摧殘，魯迅的生命也時時處在危殆當中。然而就在這樣的艱苦年代裡，他卻堅持了左聯的領導工作，以他的銳利的、光芒四射的雜文，作了舊社會的掘墓的鋤鍬，同時也預告了新社會的勝利的曙光。魯迅後期的雜文，可以說是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作品。 雖然舊中國的反動統治者曾經殘暴地剝奪了魯迅接近廣大工農群眾的可能，雖然他們想一手扼殺我們這位傑出的導師的創作生命，雖然魯迅因為失去了進行創作所必需的生活泉源，而不得不暫時地放下他的創作小說的如椽大筆來，但是魯迅卻還是非寫作不可，非戰鬥不可的。因為正在深入地發展著的中國革命形勢需要他寫，他的革命思想認識迫促他寫，而他的對於腐朽黑暗的舊中國社會制度的無比憤恨和他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暫時艱苦而到底一定要勝利的堅強信念，也在時時刻刻地要求和鼓舞他寫。於是魯迅，在左聯時期，就不得不以雜文這種文藝樣式來作為他戰鬥的主要武器；同時，他在本時期所寫的雜文，也就不能不具有他前期小說的那種真實而具體地剖析和描繪中國社會生活，反映中國革命歷史特點的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偉大特色。而且，更其重要的是，在他後期雜文中，隨處洋溢著強烈分明的階級愛憎，以及他的不怕困難、無視危險的大無畏精神，對於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年，是一種強大的教育鼓舞的力量。 魯迅後期雜文所暴露和進攻的社會對象是非常地廣泛的。他「站在無產階級與民族解放的立場，為真理和自由而鬥爭」，他「朝著他所經歷過來的腐敗的社會進攻，朝著帝國主義的惡勢力進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潑辣，又幽默，又鋒利的筆，去畫出了黑暗勢力的鬼臉，去畫出了醜惡的帝國主義的鬼臉，他簡直是一個高等的畫家」(9)。這樣，魯迅後期的雜文，便真實而具體地反映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社會生活面貌和它的最本質的特徵，並以此教育和鼓舞了中國廣大的人民。 從五四運動時期起，魯迅一直堅持了與「吃人」的統治者的鬥爭，一直以他的雜文來揭露從有階級社會以來的「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反映「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和「悲慘的弱者的呼號」，而且還要喚醒廣大青年們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這樣的工作，到了本時期，是顯得更為堅實而有力了。他主張「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他的後期雜文便切實地執行了這樣的戰鬥任務。他揭露了存在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社會裡的尖銳的矛盾和鬥爭，刻畫了反動統治者的兇殘無恥的嘴臉，同時又反映了當時中國勞動人民的苦難生活和中國革命的必然要勝利的前途。他看到：「我們的勞苦大眾歷來只被最劇烈的壓迫和榨取，連識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著宰割和滅亡。」(10)他看到：「在事實上……只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運到殺戮無產階級的槍炮。」(11)他說：「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群眾。」(12)但是他更看到：「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捨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作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樑。」(13)而且，他看出了「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同時更加堅信「無階級社會一定要出現」(14)了。在這裡，魯迅不僅指出了舊的腐朽的事物之兇殘的面貌與其必然的潰滅，更加重要的是，他也顯示了新的革命的力量之逐漸地壯大，而且必然會獲得勝利。這是他後期雜文中最顯著的特色；而這樣的一個特色，正是由於他真實而具體地反映了本時期最本質的歷史特徵而產生出來的。 魯迅到了後期，因為反動統治者剝奪了他接近工農群眾的機會而失掉了創作的生活源泉，他不得不放棄他的致力創作的願望，因此，在他後期作品中，也就不可能看到更多的具有正面典型的特質的人物形象。但是當以共產黨員和左聯會員的身分被國民黨殺害了的五位革命作家（關於他們，在下一章中將要詳細談到）第一次以他們的鮮血「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的時候，魯迅懷著巨大的哀痛和憤怒，寫下了他的不朽的哀悼和抗議的文章，而且在其中，塑造和再現了這些先烈的寧死不屈的英雄的形象，永遠示給我們以模仿和學習的崇高典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15)。魯迅在當時發表在《前哨》的《紀念戰死者專號》上而後來收在《二心集》中的著名文章——《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是我們所已經熟知的。這篇文章，真可以算是漫天黑暗中的戰鬥的號角。而他後來在一九三三年寫下的收在《南腔北調集》中的《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則更是在敘述這五位先烈的生平和遇難經過的同時，刻繪了作為共產黨員和革命作家的他們的無比高貴的品質和英勇犧牲的精神。他不僅傾吐了他的悲哀和憤怒，而且還告訴了我們，先烈流下的血跡，正是為後來者鋪下了走向勝利和光明的道路。在這篇文章最後，魯迅這樣地寫著：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棧里，他們卻是走向刑場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聲中逃在英租界，他們則早已埋在不知那裡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舊寓里，人們都睡覺了，連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憤中沉靜下去了，不料積習又從沉靜中抬起頭來，寫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寫下去，在中國的現在，還是沒有寫處的。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而現在，正是我們再說起他們、再紀念他們的時候了，魯迅的充滿革命理想和勝利信心的預言，到了今天，是完全地徹底地實現了！ 在魯迅後期雜文里，也刻畫了中國統治階級的卑賤無恥的面貌：對日本帝國主義奴顏婢膝的投降醜態。這種醜態，正好與反動統治者迫害屠殺中國勞動人民和革命群眾的猙獰面貌成為了一個強烈的對照。在《文章與題目》(16)一文中，魯迅十分尖銳地撕開了所謂「攘外必先安內」論者的最實在的思想，乃是「安內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內」和「外就是內，本無可攘」這三種無恥之尤的思想。在《「友邦驚詫」論》(17)里，魯迅對國民黨反動政府為了媚外而屠殺徒手請願的青年學生的罪行，提出了極其強烈的抗議；同時也指出了國民黨的所謂「友邦人士」，原是與日本帝國主義一夥的強盜。在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道路上，魯迅以他的鋒利的筆端，把侵略者及其奴才們的窮凶極惡、卑賤無恥的面貌揭露在中國人民大眾的面前，激發了他們對於敵人的強烈仇恨；同時，魯迅也以他的深厚的愛國主義思想感情，深深地教育了中國人民大眾，使他們知道怎樣在自己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的英明正確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為中華民族的徹底自由與解放而頑強鬥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這種崇高的推崇和評價，我們可以在魯迅後期雜文中得到完全真實的證明。 魯迅在後期，又以他的雜文表現了中國人民與當時史達林領導下的社會主義蘇聯之間的深厚友誼。他說：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是「一個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會制度從地獄底里湧現而出，幾萬萬的群眾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又說：資本主義國家之所以要進攻蘇聯，是因為「工農都象了人樣，於資本家和地主是極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殲滅了這工農大眾的模範。蘇聯愈平常，他們就愈害怕」(18)。在新、舊兩個世界的劇烈鬥爭中，他這樣鮮明地宣布了中國人民的正義的立場和態度： 帝國主義和我們，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樣利害不和我們正相反？我們的癰疽，是它們的寶貝，那麼，它們的敵人，當然是我們的朋友了。……我們反對進攻蘇聯。我們倒要打倒進攻蘇聯的惡鬼，無論它說著怎樣甜膩的話頭，裝著怎樣公正的面孔。 這才也是我們自己的生路！(19) 這種劃清敵友界限、充滿國際主義精神的思想和主張，教給了中國人民在前進的道路上，怎樣來辨別誰是自己的朋友或敵人。同時，魯迅也就以他的辛勤的工作來證實和支持了自己的主張。他對於蘇聯文藝理論和創作的大量翻譯和介紹，我們在前面已經講過了。這種翻譯和介紹，一方面以新的精神道德教育了中國廣大的讀者，並且也使中國年青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藝術，在蘇聯革命文學的灌溉與影響之下，日益滋長和壯大起來。他說： 可祝賀的，是在中俄文字之交，開始雖然比中英，中法遲，但在近十年中，兩國的絕交也好，復交也好，我們的讀者大眾卻不因此而進退；譯本的放任也好，禁壓也好，我們的讀者也決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擴大；不但雖絕交和禁壓還是如常，而且雖絕交和禁壓而更加擴大。這可見我們的讀者大眾，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勢利眼」來看俄國文學的。我們的讀者大眾，在朦朧中，早知道這偉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長出什麼東西來，而這「黑土」卻也確實生長了東西，給我們親見了：忍受，呻吟，掙扎，反抗，戰鬥，變革，戰鬥，建設，戰鬥，成功。(20) 魯迅不僅說明了「中俄兩國文字之交」的過去的發展歷史，而且也預示了「中俄兩國文字之交」的日益輝煌的將來。雖然，由於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等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使國變色，黨變修，從而破壞了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和文字之交，但是，我們堅信，這種情況決不會長期繼續下去的。 魯迅在他的後期，以他的雜文，教給了廣大青年們以正確的創作方法，告訴了他們如何重視自己的創作，搞好自己的創作，因而就進一步提高了自己創作的戰鬥的作用和效能。魯迅老早就是創作的公式主義的傾向、「洋八股」的傾向的堅決反對者。(21)他叫青年作者們「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他要青年們嚴格地對待自己的創作：「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Sketch（速寫），決不將Sketch材料拉成小說。」(22)他說：「作者寫出創作來，對於其中的事情，雖然不必親歷過，最好是經歷過。」(23)他主張：「就自己現在能寫的題材，動手來寫」，「不過選材要嚴，開掘要深。」(24)這種切實而親切的教導，不只是在當時，而且將要永遠地成為哺育青年作家們的最好養分，永遠地引導他們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道路穩步前進。 想把魯迅後期雜文作一個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在這裡是絕不可能的。以上只是一個粗略而概括的敘述。但這樣一個敘述，卻清楚地說明了一個問題：魯迅後期雜文既是真實地具體地反映了在革命發展中的社會生活和歷史特徵，同時又洋溢著革命的激情和理想，它用社會主義的思想精神給予中國廣大人民以極為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力量。 魯迅後期雜文所達到的思想上和藝術上的高度，代表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所可能達到的高度。 在後期雜文中，魯迅堅持而且體現了列寧所提出的文學的黨性原則，在中國人民與反動統治者作殊死鬥爭的時候，這些雜文發揮了無比強烈的戰鬥作用。貫串在魯迅後期全部雜文中的主要精神只有一個，就是：與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有利的，他竭力地擁護；與黨和人民革命事業有害的，他竭力地反對。他一方面「橫眉冷對千夫指」；另一方面又「俯首甘為孺子牛」。他一方面無情地揭露和打擊了在社會中遇到的種種無恥、愚昧和不合理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寫出了那些為人民和革命的利益而英勇犧牲的英雄人物的光輝燦爛的形象。他永遠以他的作品服務於黨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計其他。這就是魯迅後期雜文之所以能夠達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高度的最重要因素。 在後期雜文中，魯迅天才地繼承了而且創造性地發展了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優良傳統，並繼續發揚了他前期雜文中的革命現實主義精神。在魯迅的全部作品裡，非常突出而鮮明地體現了新、舊現實主義之間的傳承和發展的關係。而他在向古典作家學習、接受古典文學遺產這一重要工作上，也為我們提供了極其輝煌的範例。魯迅自己曾經說過：「其實『雜文』也不是現在的新貨色，是『古已有之』的。」(25)魯迅的雜文（無論前後期的）正是從我國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藝術性的古典散文傳統發展而來的。在與政治的緊密結合上，在表現人民生活的願望上，在以高度的藝術技巧反映現實矛盾和鬥爭上，也在藝術風格的堅實而樸素上，都非常顯著地證明了魯迅是如何善於接受我國古典文學中的寶貴遺產。他不但是我國古典文學的最優秀的繼承者，而且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最有天才的革新者。瞿秋白說：「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的代名詞。」這句話深刻地說明魯迅的革新的才能賦予了雜文這一文藝樣式以不朽的內容和生命。這種內容和生命，到了魯迅的晚年，是發展到更新更高的程度了。 對於魯迅雜文的深刻鑽研和勤勉學習，無論現在和將來，都是我們一件十分必需的重要工作！ 魯迅後期，除了為我們遺留下了大量輝煌的雜文外，他還寫下了收在《故事新編》（一九三六年出版）中的五篇寓言式的短篇小說：《非攻》（一九三四年八月作）、《理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採薇》、《出關》、《起死》（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這些作品同樣是魯迅後期的一種戰鬥武器，無論在主題的積極性上，在抨擊舊社會的猛勇強烈上，都是具有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品的特質的。 魯迅這五篇小說，不同於一般所說的「歷史小說」。作者在《故事新編》的《序言》中說，這些作品並不是「博考文獻，言必有據」的「歷史小說」，他只是取古代歷史上的「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所以「敘事有時也有一點舊書上的根據，有時卻不過信口開河」。這說明了：魯迅在那樣艱苦鬥爭的年代裡，原意本不在於寫古人，而只是運用「歷史小說」的「形式」，向反動統治階級和黑暗腐朽的舊社會舉起自己的投槍。革命的浪漫主義是《故事新編》最主要的特色。在這一點上，《理水》一篇具有非常明顯的代表意義。《理水》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間寫下的。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在占領了我國東北之後，想繼續侵占我國華北；全國人民在生活上日益走向貧困和飢餓；抗敵救亡成為了全國一致的呼聲。但是，國民黨反動政府對外是賣國投降，對內則是殘酷鎮壓。與此相適應，北方一部分「官場學者」又高唱把北京劃為「文化城」的無恥論調，妄想在全國陸沉的情況之下，依靠英、美帝國主義的卵翼，來苟延他們的所謂「學者生活」；這些「官場學者」，對於勞動人民是看不起的，同時也不知道在我國廣闊的土地上，廣大勞動人民正在自己的革命政黨和革命領袖的領導之下，進行著轟轟烈烈的鬥爭。《理水》這篇小說便是借用了古代歷史關於大禹治水的傳說，以那樣強烈的浪漫主義的藝術構思和表現方法把它點染成篇，一方面反映和諷刺了反動統治者及其走狗們的種種醜態，另一方面也刻繪和讚頌了勞動人民及其代表人物的過人智慧和優美品德。因此，《理水》這篇小說，就它的主題思想的積極意義和戰鬥作用的巨大猛烈來說，都應當是魯迅作品中一篇比較重要的作品。 其餘四篇：《採薇》借用伯夷、叔齊餓死首陽山的故事說明了脫離社會生活、「遺世獨立」的不可能；《非攻》以我國古代的一位革命思想家墨翟的傳說為素材，進行了對侵略主義者的嘲諷；《出關》和《起死》所批判的對象則是老、莊的虛無主義的哲學。所有這些小說，雖然多少根據了我國歷史上的一些事實和傳說，但更主要的，是它們對於現實的強有力的剝露和諷刺。同運用他的雜文一樣，魯迅運用了這些小說（雖然它為數不多）作為進攻舊社會的武器。把《故事新編》完全看成是「歷史小說」，而不注意到它與現實鬥爭的密切聯繫，那無疑地是錯誤的。 三　永恆的光輝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一起，承擔了喪失世界文化巨人——高爾基的重大悲哀和損失。在這不久之後，就在同年十月十九日，另一位世界文化巨人，中國新文學的奠基者和導師——魯迅又永遠地離開我們了。這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真是一件不可估計的損失。這正是全面抗日戰爭將要爆發的前夜，文藝界的民族統一戰線剛剛打下了初步基礎，從各方面來說，都是最需要魯迅領導的時候，但正好在這個時候，我們卻永遠失去了這位傑出的戰士和導師。全國人民立刻沉浸在巨大深沉的悲哀里。 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主席，對於魯迅的逝世，致予了沉重的悼念和崇高的敬意。毛澤東主席的名字被列在治喪委員會的名單里（此外是宋慶齡、蔡元培、沈鈞儒、茅盾等）。黨中央代表全國人民向南京國民黨政府發去了一個電報，要求國葬魯迅，並且要他們明令撤銷對於魯迅著作的禁令。這個電報沒有得到公開的發表。國民黨反動政府以派遣特務分子監視魯迅喪事的法西斯行動回答了黨的正義的聲音。對於魯迅著作的禁令，也始終未曾撤銷過。 從十月二十日起，上海數萬市民冒著國民黨迫害和拘捕的危險，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瞻仰了魯迅的遺容。二十二日下午，上海市民，帶著全中國和全世界進步人士的敬仰和哀悼，以雄偉的行列伴送著魯迅的靈柩，把他安葬在萬國公墓里。關於當時的情形，王士菁在《魯迅傳》中有著比較詳細的記載： 走在行列的先頭的，是由歐陽山、蔣牧良兩位先生以及別人交換地執掌著「魯迅先生喪儀」一幅特大的橫額。接著是輓聯隊，花圈隊，輓歌隊，遺像，靈車，家屬車，執紼者，徒步送葬者，送殯汽車。為了行進時的便利，序列有時也略有更換。 在租界區域內，巡邏在行列兩邊的是駕著卡車或是騎著大馬的外國巡捕，也有徒步的巡捕，他們耀武揚威地掛著槍。走到了中國界的虹橋路，便由黑衣白纏腿的中國警察接替了。他們的長槍也全都裝上了刺刀，短槍也掛好了把子。然而，這送喪的行列卻是鎮靜的。在這行列里，不儀是有經過戰鬥的男女工人、學生、以及文化工作者們，此外，還有鬚髮蒼白的老頭子們，也有天真純潔的小孩子們，他們心裡都明白，為什麼要向這位民族的巨人，致他們的最後的敬意。他們連綿不絕地合唱著送葬歌，歌聲在沉痛的空氣里低啞而又陰沉地流動著。在四點半鐘到達了墓地。 由蔡元培、沈鈞儒、宋慶齡、鄒韜奮、內山完造……諸位先生們作了關於安葬的演說；由上海民眾代表獻「民族魂」白地黑字的旗子一面，覆在棺上；由……巴金、黃源、歐陽山、曹白、鹿地亘……諸位先生們抬棺入穴。在一片沉重哀痛的歌聲里，魯迅的靈柩，輕輕地落進穴里。 就這樣，中國文藝界和中國人民永別了他們敬愛的作家、戰士和導師。十月十九日永遠地成為最值得我們紀念和哀悼的日子。但是，魯迅是沒有死的。他永遠活在我們心裡，活在他的不朽的戰鬥精神和文學事業里。他永遠指給我們以前進的方向和道路。 關於魯迅一生的事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如我們前面已經引錄過的，對魯迅作了最崇高也最精確的評價。毛主席在他的論著和演說中，還不止一次地論及過魯迅，而且號召我們認真努力地來學習他。毛主席教導我們：「紀念魯迅先生，首先要認識魯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國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們紀念他，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優秀的作家，而且是因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自己全部力量都獻給了革命鬥爭。」(26) 在上海文化界紀念魯迅逝世十周年的大會上，周恩來總理以《魯迅先生的立場》為題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說，告訴我們「應該站在魯迅所站的立場，朝著魯迅所走的方向，象牛一樣的為人民去努力奮鬥」。周總理說：「魯迅先生曾說：『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裡就說出了魯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魯迅先生的立場。魯迅先生最痛恨的是反動派，對於反動派所謂之『千夫所指』，我們是只有『橫眉冷對』的，不怕的，我們要『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可是對於人民，我們就要如對孺子一樣的為他們做牛，要誠誠懇懇老老實實的為人民服務。……魯迅、聞一多都是最忠實、最努力的牛，我們要學習他們的榜樣，在人民面前發誓：做人民的奴隸，受人民的指揮，做一條牛。」(27) 關於魯迅的文學事業，蕭三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28)一文中，認為在中國新文學的建立上，魯迅作了普希金對於俄國新文化所作的事業；而魯迅對於整個中國文化的貢獻則只有高爾基對於蘇聯文化的貢獻可以相比。蕭三說：「魯迅奠下了中國新文學的基礎，寫實主義的基礎。魯迅是中國新文藝的創立者和鼻祖。他的最高的藝術給予中國新文化以極大的貢獻，——在這一點上，他作了普式庚——高爾基對於俄國的新文化所作的事業。」又說：「中國的人民稱魯迅為『中國的高爾基』。的確，在世界偉大的作家中間，我們只有將魯迅比之高爾基為最適當。如同高爾基，魯迅善於恨，亦善於愛；如同高爾基，魯迅充滿著對於人民的撫愛，對於新輩、新社會的熱望；如同高爾基，魯迅奠下了中國新文學之新的基礎，領導著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生活；如同高爾基，魯迅教育了，培養了無數的青年作家；如同高爾基，魯迅是一向詞嚴義正，一絲不苟的；如同高爾基，魯迅的工作能力偉大，好學，博學，無時或懈；如同高爾基，魯迅指示了青年的道路，擎舉了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旗幟，喚醒了中國民眾齊心合力為抗日救國而前進。在高爾基死去幾個月後，又死去魯迅，這是全人類莫大的損失！」 魯迅是真正地屬於中國人民的一位最偉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但他同時又是屬於全人類的一位天才的思想家和天才的作家。他所遺留下來的輝煌的著作，不僅是中國文化的寶藏，而且也是全世界文化領域內最偉大的成績和最珍貴的收穫。蘇聯著名作家和批評家法捷耶夫這樣指出了魯迅作品的世界的意義：「魯迅的創作對於我們俄羅斯作家的親切，是除開我們祖國作家以外的其他國家作家的創作所僅能享有的那樣親切。他是和柴霍夫及高爾基並列的。我們對俄羅斯讀者愈廣泛地介紹魯迅——我們將這樣作，——那末這種對於魯迅的親切感覺在俄羅斯人民中就愈為普遍……魯迅是真正的中國作家，正因為如此，他才給全世界文學貢獻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語言富有民間的形象性。他的諷刺幽默雖然具有人類共同的性格，但也帶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點。雖然翻譯魯迅作品是非常困難的，但如果沒有這些特點，那就不成其為魯迅了。魯迅是中國文學的光榮，而且是世界文學的著名代表人物。」(29) 所有這些革命領袖、作家和蘇聯友人的文章與演說，非常扼要地總結了魯迅的戰鬥的一生，給予了他的戰鬥成績以十分恰當的評價，因而也為我們學習魯迅提供了極其明確的指示。 第一，魯迅是文學家、思想家，而且也是革命家。但他的作為文學家和思想家的特質，是統一在革命家的特質上的。他的勇猛無畏的革命精神賦予了他的思想和文學以無限的光輝。因此，魯迅一生的事業和著作，不僅為現代中國文學盡了奠基和開路的作用，同時也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有力武器和忠實記錄。 第二，魯迅的一生始終與中國人民保持了血肉相連的密切關係。他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人民的生活與願望來進行他的寫作，他的作品永久反映而且是服務於舊中國人民的充滿了苦難的生活和對革命最迫切的願望。魯迅是中國人民最忠誠的兒子。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不可磨滅和不可更代的顯著的民族特色。 第三，魯迅的一生沒有一時一刻停止過對於舊中國社會的頑強戰鬥，但也沒有一刻停止過對於自我的嚴格要求和思想鬥爭。魯迅的思想發展的道路，體現和代表了舊中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家在黨的領導和教育下通過自我改造而成為工人階級戰士的艱苦歷程。他戰鬥著，探索著，前進著。他從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獲取了力量和智慧。到了晚年，他的天才更得到了無限量的發揮，而他的文學著作也更放出了巨大的異彩。 第四，魯迅是中國古典文學現實主義傳統最優秀的繼承者，他又是外國進步文學的最勤懇的翻譯者和介紹者。他的文學著作植根於人民生活的沃壤，根須吸取著我國古代文學的泉流，枝葉承接著外國文學的雨露。他的名字應當和屈原、杜甫、曹雪芹、施耐庵等並列，他繼承而且創造性地發展了他們的寶貴的傳統。他善於學習，而又善於革新。他帶著我國「五四」以來的新文學，走進了世界文學的園地，而且以他的特異的光彩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寶庫。 魯迅是屬於中國人民的，也是屬於全世界進步人類的。魯迅的作品永恆地以日月麗天的光彩照耀在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史冊上。 魯迅永遠地指給我們以前進的方向和道路！ ———————————————————— (1)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2)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3) 《而已集》中收的是1927年的作品，《三閒集》中收的是1927年至1929年這三年的作品。 (4) 《答有恆先生》。 (5) 《而已集·〈塵影〉題辭》。 (6) 《南腔北調集·〈守常全集〉題記》。 (7) 見《論文集》第一卷，原載《文藝報》1951年第4卷第5期。 (8)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是怎樣產生的》，載《語文學習》1958年1月號。 (9) 毛澤東：《論魯迅精神》（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10) 《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11) 《二心集·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 (12) 《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 (13) 《且介亭雜文·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 (14) 《且介亭雜文·答國際文學社問》。 (15) 《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16) 載《偽自由書》。 (17) 載《二心集》。 (18) 《南腔北調集·林克多〈蘇聯聞見錄〉序》。 (19) 《南腔北調集·我們不再受騙了》。 (20) 《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21) 毛澤東同志說：「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反對黨八股》） (22) 《二心集·答北斗雜誌社問》。 (23) 《且介亭雜文二集·葉紫作〈豐收〉序》。 (24) 《二心集·關於小說題材的通訊》。 (25) 《且介亭雜文·序言》。 (26) 毛澤東：《論魯迅精神》（在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27) 演說詞見1946年10月20日上海《文匯報》。 (28) 《人物紀念》（作家出版社出版）。 (29) 法捷耶夫：《論魯迅》。譯文載1949年10月19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