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五章　本時期的戲劇與散文

一　戲劇 五四運動時期的戲劇運動，主要地是理論的探討與不同主張的爭辯，劇本創作是很少的。到了本時期，這種情況是逐漸地改變過來了。從事戲劇運動的社團和刊物增多，同時也有了較多的劇本創作。雖然在本時期劇作者當中，有不少的人專門追求作品的情節和趣味，而忽略了它的真實反映社會生活，教育觀眾與讀者的重要任務(1)；但從本時期戲劇創作的主要趨向看來，它還是承繼著五四運動時期的戰鬥傳統，在一定程度內反映了本時期日益複雜和日益尖銳地對立著的階級關係，而且也在一定程度內教育了中國人民的。 郭沫若的劇本——《三個叛逆的女性》，出版於一九二五年，同他的詩集《女神》一樣，是一部具有狂暴的叛逆精神的作品。通過關於中國歷史上三個著名女性——聶嫈、王昭君、卓文君——的故事和性格的描繪，作者進行了對於封建社會與封建道德的大膽抨擊。而這，最為鮮明突出地表現在《卓文君》一劇中。卓文君是我國歷史上一個有名的女性，她生活在古老的封建社會裡，不顧禮教的束縛，大膽地衝出了家庭的牢籠，而和司馬相如有了自由的結合。劇本以熱情橫溢的筆墨刻畫了這樣一個女性，賦予了她以強烈感人的舞台形象。從作者的想像中所虛構出來的另一人物——紅簫，也具有這樣一種性格上的特點，帶著十分動人的藝術魅力。作為反面形象出現的卓王孫和程鄭，作者也以滿腔的憎怒描摹和嘲笑了他們的趨炎附勢、道德敗壞的精神特點。卓文君、紅簫和卓王孫、程鄭之間的鬥爭所代表的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勢力和道德觀念之間的鬥爭。下面是《卓文君》中的一段對話： 卓：你這說的是什麼話？你在向什麼人說話？ 文：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是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 文：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教，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著你們自己說的話。 卓：造反了，造反了！ 文：我自認我的行為是為天下後世提倡風教的。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著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從卓文君口中說出的這些斬釘截鐵的話，正是覺悟了的中國女性對於整個封建秩序與封建禮教的反叛宣言。這個劇本發表以後，立刻引起了封建統治階級的震恐（浙江省教育會通過了一個議案，禁止中學以上的學生表演這個劇），同時也博得了廣大青年的熱烈共鳴。有人說：「《女神》放在我桌上時，偏能使我的血管膨脹而欲裂；《孤竹君之二子》和《卓文君》出世後，才能使我悲憤填膺，才能使我欲把只手殺死罪惡的人類。」(2)這種情況是不難理解的。 能否認為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是在完全」寫歷史」呢？這個問題是應該弄清楚的。作者在詩劇《孤竹君之二子》的《序話》中說；「我要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在《寫在〈三個叛逆的女性〉後面》中，作者也曾經這樣說：「卓文君的私奔相如，這在古時候是認為不道德的，就在民國的現代，有許多舊式的道德家，尤其是所謂教育家，也依然還是這樣。……我的完全是在做翻案文章。……本來她嫁的是什麼人，她寡了為什麼又回到了卓家，這些事實我在歷史上是完全不能尋到，我說她是嫁給程鄭的兒子，而且說程鄭是迷戀著她的，都是我假想出來的節目。」從這些話中，可以顯然地看出作者的原意並不在於以戲劇的形式來複述歷史上的一些故事，而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所謂「借古人的骸骨，另行吹噓些生命進去」正是這個意思），假借「歷史劇」的形式來發揮自己的見解，使自己對於舊的統治階級的憎恨和反抗，能夠巧妙地掩飾在歷史故事的外衣下面。懂得這個理由，對於劇本中的人物常常說著現代的語言，或者劇本中的故事常常與記載中的故事有些出入，我們也就一點不覺得什麼奇怪和不合理了。（這樣情況，不徒是《三個叛逆的女性》是如此，就是作者所有的歷史題材的小說和劇本也都是如此的。） 《三個叛逆的女性》有些地方很受了西洋文學特別是唯美主義文學的影響。《卓文君》結尾時紅簫殺死秦二後的獨白和《王昭君》結尾漢元帝捧著毛延壽首級時的獨白，都分明呈露著王爾德的《莎樂美》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不是很重要的；《三個叛逆的女性》最主要的地方應當是它的積極的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反帝精神主要表現在《聶嫈》一劇中，作者曾說：「沒有五卅慘劇，我的《聶嫈》的悲劇不會產生。」），和充滿在整個劇本中的動人心弦的高昂的熱情。而這一點，與詩歌《女神》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田漢是本時期我國從事戲劇工作最努力也最有成績的一個。他的努力和成績不僅表現在戲劇運動的倡導上(3)，而且也表現在劇本創作上。他在本時期創作的劇本，應該著重提到的有三個：《咖啡店之一夜》、《午飯之前》和《獲虎之夜》。他自己後來這樣敘述到寫作這些劇本時的情況：「《南國半月刊》之發刊，正當一面幫著編輯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少年中國》，一面與創造社底關係漸疏的時候。這時我對於社會運動與藝術運動持著兩元的見解。既在社會運動方面很願意為第四階級而戰，在藝術運動方面卻仍保持著多量的藝術至上主義。那時印度的詩人泰戈爾到中國來，國內文壇對於他的態度分做兩派，右翼的研究系的文士們大大的歡迎他，而左翼的文土們尤其社會運動的少年鬥士們反對歡迎他。……我對於他們的社會運動很有同情，獨至此舉甚不謂然。我覺得泰戈爾的藝術有他自己的價值，不能因為他不革命而反對他，並且覺得它們對於他太不理解了。因為這種小市民的文學見解，所以《南國半月刊》第一期有一簡單的宣言，即『欲在沈悶的中國新文壇鼓動一種清新芳烈的藝術空氣』。所謂空氣自然也是模糊的感覺，而無一定的明確的創作的意識。」(4)這一段話，對於理解田漢本時期的戲劇創作，是非常重要的。所謂「對於社會運動與藝術運動持著兩元的見解」，正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情感的因素傾向於過去，理智的因素傾向於未來」(5)的矛盾、猶豫的思想情況。而這種思想情況自然不能不影響到他本時期的劇本創作上來。 被收在《田漢戲曲集》第一集中的首篇獨幕劇《咖啡店之一夜》，並不是田漢的第一篇作品(6)，但作者卻是用它來紀念他的「劇曲創作生活的發韌」，而且認為它「事實上是比較能介紹自己的『出世作』」(7)的。這個作品創作於一九二〇年，後來曾經過重大的刪削。劇本通過咖啡店侍女白秋英被一個私鹽商的兒子李乾卿所遺棄的故事，說明了「窮人的手和闊人的手終始是握不牢的」的道理，反映出了舊社會裡所謂愛情和婚姻是建築在什麼基礎上的。這就顯示了作品的積極進步的意義。可是白秋英與青年林澤奇結為兄妹的事實，卻到底「完全是沒落的小布爾喬亞的感傷」心理的表現。雖然白秋英後來說出了「舊的是沒有什麼可留戀的，鼓起勇氣，開始新的生活罷」，但新的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而且怎樣來開始它，劇本是沒有解答的。傷感和頹廢形成了整個作品的主調。這正是一個作家在社會運動與藝術運動上抱持兩元見解，在生活上和情感上沒有與工農群眾結合時在創作上所呈露出來的必然結果。 《午飯之前》一名《姊妹》，是田漢在一九二一年寫作的一個獨幕劇本。關於這個劇本，作者在《田漢戲曲集》第一集的《自序》中的一段話，是值得我們引錄一下的：「……這作品幼稚的地方到今日念起來也使人汗顏，然而我不能舍掉它實因它畢竟含有比《獲虎之夜》較重大的社會意義。第一，寫這作品的動機是因為當時湖南軍閥趙恆惕為華實紗廠的年關鬥爭的嚴重慘殺了黃愛、龐人銓兩人。黃愛是由黃素兄的介紹剛和我做朋友的，我非常悼惜他，在這劇本中就成了那二姐所愛的紗廠男工林三哥。第二，寫這劇本的時候正是國內反宗教運動高漲的時候，贊成反對兩派爭辯甚烈，《少年中國》雜誌為著這個出了三期專號。這劇中的大姊（基督教徒）與二姊（革命女工）便體現了這個鬥爭，而結果是大姊的轉變。第三，這劇中的姊妹三個是以我們小時隨母親居長沙北門外伍家嶺時所見一張姓老太婆的三個女兒做模型的。她們母親無子，靠她們三個在該地和豐火柴公司做工為生活，她們和我們很熟，實在是我所最初接觸的近代女工。由她們才引起了我對於勞動婦女生活的興趣，雖說當時所見的還是非常的淺薄。發表在這裡是經過可能的改訂的。在趙恆惕式的屠殺，伊牧師式的欺騙還存在的中國勞動運動界，這劇本在相當好的舞台裝置與表演人材的條件下相信還有它的意義和效果。」 這一段話很清楚地說明了劇本《午飯之前》的主題思想和其中所揭示出來的社會生活中的矛盾和鬥爭。這個劇顯示作者的思想較之寫《咖啡店之一夜》時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劇中的人物因為是從實際生活中攝取得來的，所以顯得鮮明而真實。瀰漫在《咖啡店之一夜》中的傷感頹廢的情調，在這個劇本中也沒有了。劇本中的主角二姊說：「我們要拚命和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鬥爭，我們不能被人家打了右邊臉又讓左邊臉給人家去打。我們不能愛我們的敵人。」因為自己的妹妹慘遭殺害而覺悟了的大姊也說：「上帝！你奪去了我們的父親，現在又把我的姊妹拆散了嗎！我的母親這樣的好人，竟非餓死不可了嗎？上帝！不，你這惡魔，滾到地獄裡去吧。我要復仇！我要踏著她們的血前進，二妹，你的姊姊來了！」因為人物思想的發展和現實鬥爭有著密切的聯繫，所以這些話沒有空洞、概念的毛病，具有相當巨大的感染力量。 不過，這個劇本還有著下列的缺點。首先，關於劇本中的主要矛盾和鬥爭——工人階級與封建軍閥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作者沒有從正面來處理它，我們只能從人物的對話中得到關於它的一些暗示。這樣自然是不夠的。其次，劇中人物之一的林三哥應當是一個很主要的人物（作者說他是用來紀念革命烈士黃愛的），但他卻沒有得到應有的表現，他只是一個沒有登場的人物。這就使讀者和觀眾難以從劇中了解這位英雄人物的高貴的道德品質，而作品的教育意義也就不能不因之減低了。最後，這個劇本的結尾是沒有力量的，它沒有顯示出工人階級的集體力量與其必然勝利的前途來。 另一個劇本——《獲虎之夜》也是一九二一年（作者剛回國那一年）寫下的作品，發表在《南國半月刊》第二期上。這個劇本發表後，上演的地方很多。關於它，作者後來說：「我事實上有多少年也不曾重念過這個劇本了。到一九三二的現在再檢閱一過，覺得不必十分改動也可以的還算這一篇。因為儘管有幼稚的傷感的地方，而純樸的青春時代的影象還可以從作品中追尋出來，這就是使人難捨的地方了。並且這作品在題材上也接觸了婚姻與階級這一社會問題，一個浮浪兒童愛上了一個富農的女兒，在當時必然地會產生這種悲劇。在現在我們不免有些不滿的是這浮浪兒童就那麼自殺了，蓮姑娘是那麼父權底下宛轉哀啼著，不曾暗示半點光明……」(8)這是作者自己在十年後給予劇本的正確評價。《獲虎之夜》值得我們重視的地方，就是它多少從階級的觀點上接觸了青年的婚姻問題。但它的真正的缺點卻不僅在於「不曾暗示半點光明」，而是在於劇本中的傳奇色彩和傷感頹廢的情調過於濃厚了。像劇本結尾時黃大傻的一段話，就帶有一種消極的浪漫主義的情趣。 除上述三劇外，田漢在本時期還寫了《鄉愁》和《落花時節》兩個劇本。一九二五年又寫下了他的有名的劇本——《顧正紅之死》。這個劇本以五卅運動時中國工人階級英勇鬥爭的史實為題材，反映了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強烈仇恨和百折不撓的鬥爭精神，是本時期影響較大的一個作品。 洪深（一八九五—一九五五）也是我國戲劇運動史上有重大貢獻的一位倡導者和劇作家。他從小就喜歡戲劇。遠在學生時代，他就從事過劇本創作，並和勞動人民有所接觸(9)。他的劇本《趙閻王》是在一九二二年冬天寫下的。那時正是中國封建軍閥不停地進行內戰的時候，《趙閻王》這個劇本通過主要人物趙閻王的一生經歷，多多少少地暴露了軍閥的罪惡。他自己說寫這齣戲的經過是這樣的：「記得六年以前的春天，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後，我上北方去，在火車裡聽得兵士談說，吳佩孚戰勝的軍隊，將長辛店陣線上，受有微傷而不礙性命的奉軍，多數活埋了。因為奉軍身邊，都有幾十塊錢，吳軍很窮，不活埋，不能奪取奉軍的錢。我當時聽了，情感上起了極大的衝動，好幾天不能自然，後來慢慢的聯想到北方軍閥和兵士一切的罪惡。慢慢的對於受虐害的民眾發生無量的同情。慢慢的對那作惡的兵士，也會發生同情了。但我是一個從事戲劇的人，別無能力。所以只得費了幾個月的工夫，在那年冬間，完成了《趙閻王》這部劇本。」(10)可以看出，《趙閻王》這個劇本的創作，雖然有它的一定的現實基礎，但作者對於當時兵士們的生活與思想情感絲毫沒有接觸，也自然不會有什麼深刻理解。因此，趙閻王這個人物就不能不純粹是出於作者的想像和虛構。同時，作者當時創造這樣一個人物，只是想由他來說明「世上沒有所謂天生好人或天生惡人，好人惡人都是環境造成的；也沒有所謂完全好人或完全惡人，人的行為是相當複雜的；他可能在某些事情上表現得很好而在某些事情上表現得很惡，甚至在同樣事情上某些時候表現得很好而某些時候表現得很惡」(11)。這也是離開人物的階級特性而來抽象地理解人物的性格的。像這樣塑造出來的人物，他的真實性就不能不發生問題了。人物不真實是《趙閻王》最主要的失敗所在。因為人物不夠真實，所以他不可能表現出「四十年黑暗社會對於他的決定作用」，同時也不可能從劇本中得出它所「應有的結論」(12)來了。從第二幕起，作者借用了歐尼爾《瓊斯皇》中的背景和事實——如在林中轉圈，神經錯亂而見幻景，眾人擊鼓等，徒然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氣氛，減少了題材的現實意義。 本時期的戲劇創作，上述三個作家成績較好，影響較大。此外，歐陽予倩寫過兩個劇本——《回家以後》和《潑婦》，題材不外是青年的戀愛與婚姻問題。這兩個劇本，以它輕鬆的筆調和較為嚴謹的結構，也曾獲得不少人的愛好；但是缺少強烈的社會意義，給讀者和觀眾的教育是非常微弱的。歐陽予倩在劇本創作方面的成績遠不及他從事戲劇運動方面的成就。胡也頻的劇本《鬼與人心》（包含三個劇）和《別人的幸福》（包含四個獨幕劇和一個兩幕劇），都是在五卅運動後寫的。其中除了《灑了雨的蓓蕾》是屬於「人生愉快的這一面」(13)以外，其餘都是揭示人生的苦痛和悲哀的。鄭伯奇的劇本《抗爭》寫於一九二七年，其中很明顯地表現了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高昂情緒。洪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導言》中說：「十六年（一九二七）的唯一的反抗時代的戲劇，是鄭伯奇的《抗爭》。在這個劇本以前，還沒有人在戲劇里顯露出這樣直接的明白的反帝意識。」《抗爭》一劇的戰鬥意義由此可見了。 二　散文 在本時期散文作家當中，魯迅的那些不朽的雜文和散文，已經在前面介紹過了，這裡首先應當提起的是有名的散文著作——《餓鄉紀程》、《赤都心史》和許多精悍鋒利的雜文的作者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 瞿秋白的一生主要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和關於政治、社會問題的探討；而在文學事業方面也有卓著的成績。《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是他在本時期留給我們的兩本思想深刻、文筆清新的散文著作(14)。《餓鄉紀程》出版於一九二二年（出版時由作者友人改題為《新俄國遊記》）。這不是一本普通的遊記，而是一個偉大的心靈為了探索真理與祖國光明的未來而經過的一段艱苦歷程的實錄。它「著手於一九二〇年，其時著者還在哈爾濱。這篇中所寫，原為著者思想之經過；具體而論，是記『自中國至俄國』之路程，抽象而論，是記著者『自非餓鄉至餓鄉』之心程。因工作條件的困難，所以到一九二一年十月方才脫稿。此中凡路程中的見聞經過，具體事實，以及心程中的變遷起伏，思想理論，都總敘總束於此（以體裁而論為隨感錄）」(15)。 作者在書前《緒言》中敘述了他為什麼要到「餓鄉」去的原因。他說他有生以來一直住在「陰沉沉，黑魆魆，寒風刺骨，腥穢污濕的所在」，他「直到如今還不知道陽光是什麼樣的東西」。但是「陰沉沉，黑魆魆的天地間，忽然放出一線微細的光明來了」，雖然只是一線，但他相信它「必漸漸的發揚，快照遍我們的同胞，我們的兄弟。」因此，他要往「餓鄉」——「那紅艷艷光明鮮麗的所在」去，他要「為大家辟一條光明的路」。這就是瞿秋白決然暫時舍離他的祖國和人民、家庭和戰友，通過許許多多的困難，去到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唯一原因。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出，「從非餓鄉至餓鄉」的路程，同時也是一個具有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青年在偉大的十月革命的光輝照耀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思想發展的路程。 在《餓鄉紀程》中，作者寫出了「在顛危簸蕩的社會組織中破產的『士的階級』之一」的自己的家族和自己少年時代心靈中的矛盾和苦悶，寫出了反映在中國邊境城市——哈爾濱社會生活中的新舊兩黨（就是革命與反革命兩派）之間的尖銳、複雜的鬥爭；寫出了他在整個旅途中所見到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力」在人們經濟生活和社會心理上所引起的深刻變化；寫出了他初到赤都莫斯科的「深切的印象」，並堅決選擇了自己的道路：「燈塔已見，海道雖不平靜，撥准船舵，前進！前進！」一部《餓鄉紀程》，以它所反映的歷史和社會生活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成為我國現代文學史上傑出的散文名著。 《赤都心史》也是本時期一部重要的散文著作。作者在書前序文中說：「《赤都心史》將記我個人心理上之經過，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聞所見所思所感。於此時期，我任北京《晨報》通訊記者的職務；所以一切赤國的時事自有繼續的通信，一切赤國的制度另有系統的論述，不入《赤都心史》內。只有社會實際生活，參觀游談，讀書心得，冥想感會，是我心理記錄的底稿。我願意讀者得著較深切的感想，我願意作者寫出較實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筆記遊記的體裁。我願意突出個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雜集隨感錄，且要試摹『社會的畫稿』，所以凡能描寫如意的，略仿散文詩。材料的來源，都在我莫斯科生涯中。約略可以分作幾種：雜記，散文詩，『逸事』，讀書錄，參觀遊覽記。『我心靈的影和響，或者在宇宙間偶然留纖微毫忽的痕跡呵！——何況這本小小的冊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這段話很扼要地說明了《赤都心史》這部散文著作的具體內容以及它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特點。《赤都心史》的四十六則詩、文，真實地攝取了新俄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面影，同時也是作者「心弦上樂譜的記錄」。史的特色與詩的情趣，交織地構成了本書的壯麗風貌。 瞿秋白在本時期還留下了為數不多的雜文(16)。這些雜文，都是作者在一九二三年由俄歸國以後寫下的。其中有對於「狗彘食人的中國」的強烈憎恨（《最低問題》），有對於社會主義俄國的深切的眷念（《赤俄之歸途》），有關於「二七」慘案的曲折而真實的反映（《涴漫的獄中日記》），有對於「荒漠裡」的中國文學的深刻的批評（《荒漠裡》），也有對於所謂「東方文化」的辛辣的嘲諷（《豬八戒》、《鞘聲》）。這些文章，都具有強烈的巨大的戰鬥作用。 郭沫若本時期的散文，《橄欖》集中收了一部分。其中有些是介乎散文與小說之間的作品，但《路畔的薔薇》六章則全是一些美麗而清新的散文詩：有的寄託著作者個人的淒寂飄零的感懷，有的是對於逝去的青春的依戀，有的是如畫的大自然的描繪，「歡愉的音波」也時常流蕩在字裡行間。這是作者本時期生活和思想一個方面的寫照。《水平線下》是更應該受到重視的一部作品。其中收集的散文全是作者在五卅運動前後寫下的。作者在《序引》中說：「這兒是以『五卅』為分水嶺。第一部的《水平線下》是『五卅』以前一九二四年與一九二五年之交的我的私人生活及社會對於我的一種輕淡的，但很痛切的反應。……第二部的《盲腸炎》便大多是『五卅』以後的關於社會思想的論爭。……在這部書裡面具體地指示了一個intellegentia處在社會變革的時候，他應該走的路。這是一個私人的赤裸裸的方向轉換。但我們從這一個私人的變革應該可以看出他所處的社會的變革——『個』的變革只是『全』的變革的反映。鳥雀要飛躍的時候，它總要把身子放低。這兒是飛躍的準備。飛躍吧！我們飛向自由的王國！」這部作品在作者思想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從這一段話是完全可以明了了。 朱自清本時期的散文除《背影》集外，一部分收在《蹤跡》集中（第二輯）。他在《背影》的《序文》中說：「……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17)為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制，舊的散文學裡也盡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這幾句話，一方面指出了現代散文與古代散文之間的繼承和發展的關係，同時也說明了作者自己的散文的獨立特色。不同於郭沫若的散文的奔放恣肆，朱自清的散文是以清新簡約見長的；也不同於郭沫若的散文的較濃厚的外國文學的色彩，朱自清的散文是具有更顯著的民族風格的。在內容上，朱自清的散文除了一部分自敘個人經歷和感想的以外，也有一部分是戰鬥性比較明顯的。例如在《生命的價格——七毛錢》(18)一文中，他敘述了「一條最賤的生命」的故事，而且最後還不勝悲憤地說：「唉！七毛錢竟買了你的全生命——你的血肉之軀竟抵不上區區七個小銀元麼？生命真太賤了！生命真太賤了！因此想到自己的孩子的運命，真有些膽寒！錢世界裡的生命市場存在一日，都是我們孩子的危險！都是我們孩子的侮辱！您有孩子的人呀，想想看，這是誰之罪呢？這是誰之責呢？」作者的對於侮辱孩子和踐踏人類尊嚴的不合理的舊世界的憎恨是顯而易見的。又例如在《航船中的文明》一文里，作者也對於所謂的東方「精神文明」，投出了辛辣的諷刺。《背影》集中的《背影》一文，向來被稱為最好的散文，但其中顯然存在著比較濃厚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感傷情調。《旅行雜記》暴露了當時中國教育界的落後情況，《海行雜記》譏彈了帝國主義的某些罪行，是兩篇值得注意的作品。 葉紹鈞的散文集《劍鞘》和《腳步集》，具有和朱自清的散文近似的風格，樸素而凝鍊，正是它們共同的地方。作者曾說：「一個耕田的農婦或是一個悲苦的礦工的生活，比較一個紳士先生的或者充實得多，因而詩的泉也比較的豐盈。」(19)注意於生活的充實，正是作者寫作一貫的態度，而這也就保證了他的散文「決沒有虛偽浮淺的弊病」。 冰心的散文集——《寄小讀者》，是她於一九二三年秋赴美留學期間寫的書信體散文的集結。這些作品以清麗柔和的抒情筆調，謳歌大自然的「神秘」，母愛的「聖潔」和童心的美妙，在當時小資產階級知識青年讀者中有相當大的影響。然而，冰心作品中的「愛」的幻想，不僅容易把讀者引導到脫離塵世的夢境，也使作者的創作受著束縛而影響了它的遠大發展。 ———————————————————— (1) 如熊佛西、陳大悲等都是這一類型的作者。熊佛西在《戲劇與趣味》一文中說：「任何派別的劇本，只要其中蘊蓄著無窮的趣味，即是上品。」很可以代表他們的看法和主張。 (2) 見王以仁：《沫若的戲劇》。 (3) 田漢最初參加創造社，不久即因故退出，先後主編過《南國半月刊》、《南國特刊》，並先後組織和主持過南國電影劇社、上海藝術大學的文科、南國藝術學院、南國社等戲劇團體。這些刊物和團體在中國戲劇運動史上，都曾起過較大的作用。 (4) 田漢：《我們的自己批判》，《南國月刊》二卷一期。 (5) 高爾基：《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 (6) 他在《自序》中說：「我的處女作應該是《瓌珴璘與薔薇》（五幕劇，曾發表於《少年中國》），但那個作品實在太不成熟……所以只好棄置不顧了。」 (7) 《田漢戲曲集》第一集《自序》。 (8) 《田漢戲曲集》第二集《自序》。 (9) 可參閱洪深的《戲劇的人生》一文，《洪深文集》第一卷。 (10) 《洪深戲曲集》代序——《屬於一個時代的戲劇》。 (11) 《洪深選集自序》。 (12) 《洪深選集自序》。 (13) 胡也頻：《別人的幸福序》。 (14) 《餓鄉紀程》1922年9月作為《文學研究會叢書》之一，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赤都心史》1924年6月出版。現二書均收入《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第一卷中。 (15) 1921年11月23日作者在書後自志，見《文集》第1卷第92頁。 (16) 《瞿秋白文集》第一卷中收有短文二篇。第二卷中收有《文藝雜著》十二篇，其中除少數詩歌外，皆為雜文。 (17) 作者自註：「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 (18) 收在《蹤跡》集中，為《溫州的蹤跡》的第四篇。 (19) 《劍鞘》：《詩的泉源》。《劍鞘》系與俞平伯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