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三章　文學研究會、創造社的文學主張與「革命文學」的提出

一　文學研究會的主張 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一集導言》中，曾經這樣說到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的性質，他說：文學研究會這個團體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團的主張，後來也永遠不曾有過。它不象外國各時代文學上新運動初期的一些具有確定的綱領的文學會，它實在正象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個「著作同業公會」。在文學研究會的宣言(1)中，也說他們發起這個會，只有三種意思：（一）聯絡感情，（二）增進知識，（三）建立著作工會的基礎。但是文學研究會到底還是一個有共同主張的文學團體（至少大部分會員的主張是一致的），鄭振鐸說： 文學研究會活躍的時期的開始是一九二一年的春天。這時候，《小說月報》，一個已經有了十幾年的歷史的文學刊物，在文學研究會的會員們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幾乎變成了另一種全新的面目。和《小說月報》相呼應著的有附刊在上海《時事新報》的《文學旬刊》，這旬刊由鄭振鐸主編，後來刊行到四百餘期方才停刊。這兩個刊物都是鼓吹著為人生的藝術，標示著寫實主義的文學的；他們反抗無病呻吟的舊文學；反抗以文學為遊戲的鴛鴦蝴蝶派的「海派」文人們。他們是比《新青年》派更進一步的揭起了寫實主義的文學革命的旗幟的。他們不僅推翻傳統的惡習；也力拯青年們於流俗的陷溺與沈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純正的文學大道。(2) 這一段話關於文學研究會的文學主張，是說得很扼要的。文學研究會的確是繼《新青年》派之後的一個進步的文學團體。它的進步意義就在於，他們在文學思想上提出了為人生的目的和要求，而在創作方法上則提出了寫實主義（即現實主義）的主張；同時在某種程度上，給與了這二者以比較切實、具體的內容，把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向前推進了一步。他們認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而且相信文學也是一種「於人生很切要的一種工作」(3)。這在當時，是有其積極、進步的作用的。 但是文學研究會的文學主張，在我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到底提出和解決了什麼問題呢？我們現在試以茅盾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幾年中所寫的幾篇論文為代表來研究和分析一下。 茅盾（沈雁冰）是文學研究會的領導人物之一，他的創作生活開始於下一個時期（一九二八），在本時期，他是一個文學理論家和弱小民族文學的主要介紹人和翻譯者。他的文學主張，在文學研究會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個。他在本時期，先後發表了《什麼是文學》、《文學與人生》、《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社會背景與創作》等文。在這些文章里，他提出了對於文學的主張和看法。 他是反對在當時流行的頹廢主義、唯美主義和傷感主義的文學作風的。在《什麼是文學》一文中，他指出了當時一部分文學工作者如下的病態：（一）不拘小節，喜歡揮霍而又自叫窮苦，有意做成名士行徑；（二）痛罵文學的社會傾向，崇拜無用的美，崇拜天才，與古代名士並無二致；（三）一般青年的作品多含著絕望的悲觀，中國本是感傷的時代，感傷已成為社會的色彩；但青年中了感傷之毒，往往神經過敏。感傷心理與感傷作品互為循環，文學元氣就要損傷了。 在消極方面他既然是這種頹廢、感傷、唯美的文學流派的反對者，因此在積極方面，他就主張為人生的和寫實主義的文學，而且首先就指出了時代和文學的關係，特別是時代和作家的關係。在《文學與人生》中，他說： 一個時代有一個環境，就有那時代環境下的文學。環境本不是專限於物質的；當時的思想潮流，政治狀況，風俗習慣，都是那時代的環境，著作家處處暗中受著他的環境的影響，決不能夠脫離環境而獨立的。 在《社會背景與創作》中，他更進一步主張文學作品應該反映作家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生活。他說： 真的文學也只是反映時代的文學。我們現在的社會背景是怎樣的社會背景？應該產生怎樣的創作？由淺處看來，現在社會內兵荒屢見，人人感著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說是「亂世」了；反映這時代的創作應該怎樣的悲慘動人呵！如再進一層觀察，頑固守舊的老人和向新進取的青年，思想上衝突極厲害，應該有易卜生的《少年社會》和屠格涅夫的《父與子》一樣的作品來表現他；……總之，我覺得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是真文學，是於人類有關係的文學，在被迫害的國里更應該注意這社會的背景……。 沈雁冰在這裡所提出的，就不僅是文學與時代的廣泛的關係，不僅是「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了，而是說文學應該反映社會生活，已經快接觸到文學的本質的認識了。這就較之五四運動時期《新青年》的文學主張更前進了一步。從這種認識出發，所以他主張「被迫害的國里更應該注意這社會的背景」。在《自然主義與中國現代小說》一文里，他更主張「注意社會問題，愛被損害者與被侮辱者」。這是沈雁冰在當時的文學主張，也是文學研究會大部分會員的共同宣言。從這一點裡，我們可以很顯明地看得出來，在黨成立以後，社會主義思想對於我國文學運動的領導和影響，是更為顯著和重要了。革命形勢的巨大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廣泛傳播，以及早期共產黨人在《中國青年》上對文學工作者所發出的號召，是這一歷史時期文藝運動向前發展的主要推動力量。 文學既與時代背景和社會生活有如此密切的關係，所以作家就不能不注意文學的社會效果。沈雁冰認為「新文學作品重在讀者所受的影響，對於社會的影響，不將個人意見顯出自己文才」(4)。這種見解也不只是沈雁冰個人的見解，而是文學研究會許多人共同的見解。耿濟之在《前夜》的《序》中，就說：「文學一方面描寫現實的社會和人生，他方面從所描寫的裡面表現出作者的理想。其結果：社會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進步，而造成新的社會和新的人生。這才是真正文學的效用。」——文學不只是反映社會和人生，而且要改進社會和人生，這樣，就快把文學的效果提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了。 但是文學怎樣來發揮它的社會效果呢？沈雁冰在《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一文中就積極主張提倡「激勵民氣的文藝」。他認為「文學不僅是供給煩悶的人們去解悶，逃避現實的人們去陶醉；文學是有激勵人心的積極性的。尤其在我們這時代，我們希望能夠擔當喚醒民眾而給他們力量的重大責任。」他又引巴比塞的話說：「和現實人生脫離關係的懸空的文學，現在已經成為死的東西；現代的活文學一定是附著於現實人生的，以促進眼前的人生為目的了。」 以上是沈雁冰個人對於文學的見解和主張，同時也是文學研究會大部分會員共同的見解和主張。這些主張是屬於現實主義的，而且其中含有比較顯著的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繼承和發展了五四時代文學革命的現實主義傳統，認識了文學和時代的關係，把文學的思想內容和教育作用，看得非常重要。於是進一步以文藝為鬥爭的武器，暴露和抨擊了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在當時起了相當巨大的進步作用。不過他們雖然指出了文學和時代的關係，但沒有認識到文學的階級的本質，作家的創作是它的階級存在的反映；他們雖然肯定了文學的社會效果，但沒有指出文學在階級鬥爭上所起的作用；他們批判了舊的不合理的社會，但是沒有明確地指出新的光明的未來。所有這些，都是本時期還不可能得到解決的問題，須待下一個時期來解決的。 最後，我們還要敘述一下沈雁冰對於翻譯和介紹西洋文學的見解。他在這方面的見解，同樣是可以代表文學研究會大部分會員的見解的。他在《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一文中，關於西洋文學的介紹翻譯，提出了兩點意見：（一）介紹或翻譯西洋作品，應該藝術與思想並重，而思想更應注意；因此，（二）介紹或翻譯西洋文學應加選擇，「如漫不經意的介紹過來，委實是太不經濟的事」。這種見解，就在現在看來，也還是非常允當的。文學研究會的翻譯工作做得很有成績，給了中國新文學以良好影響，與這種正確慎重的對於翻譯工作的見解是很有關係的。 二　創造社的主張 關於與文學研究會同時存在然而有著不同文學主張的創造社，向來都以為他們是主張「為藝術的藝術」，是提倡浪漫主義的文藝運動的；而對於浪漫主義，又僅從它的消極的、頹廢的、逃避現實的一方面來理解。因此，對於創造社的主張和創作在當時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未免估計得十分不夠，甚至於有人認為創造社的主張浪漫主義，是完全代表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而創造社這個文學團體則是肯定地屬於資產階級性的(5)。這種看法，無疑問地，不是公允、正確的。 如果要對創造社的文學活動在現代文學歷史上所起的作用，作一個正確的估計和分析，我想有三個問題首先得弄清楚。第一，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並不是什麼互相排斥的兩種水火不相容的文藝思想。浪漫主義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區別，而積極的浪漫主義，在精神上則是與現實主義相通而且二者是常常結合在一起的。高爾基說：「在浪漫主義中，我們必須區別出兩個完全不同的傾向。一個是被動的浪漫主義——粉飾現實，努力使人與現實相妥協，或使人避開現實，在自己內心世界中作無益的躲匿，使人沉溺於『人生命運之謎』、愛、死等思想中，把人牽引到不能用『思辨』直觀所能解決，而必須由科學來解決的謎里。積極的浪漫主義，則企圖強固人們對生活的意志，在人們的心中，喚醒對現實及現實的一切壓迫的反抗心。」他又說：「優秀的藝術家中，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常常結合在一起的。」(6)我們對於創造社所倡導的浪漫主義，就應該根據這樣一個準則來考察和評述。第二，創造社的文學主張，並不是十分統一、一致的，即使是同一作家在同一時期所寫的文章，甚至於在同一篇文章中，都有這種情況。他們一方面主張「藝術的本身無所謂目的」，但同時又強調文學的「時代的使命」；一方面認為文學上所應該追求的是「美」與「全」，同時又主張「藝術之社會的意義」；他們有時候難免露出一點逃避現實的思想，但更多的是對於不合理的現實的抗擊和叛逆。這就說明了在創造社的文學主張中，積極的、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義是其主要的一面，而這種浪漫主義的精神，則是植根於現實生活之上，而且服務於和推動了當時的正在迅速地發展著的革命運動的。第三，創造社的文學主張，有前後期的區別。萌芽於本時期的「革命文學」運動的口號，是後期創造社所提出的。這一方面是在黨領導下愈來愈擴大的勝利的革命形勢和戰無不勝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和鼓舞了這一群小資產階級的作家；但另一方面，也是前期創造社文學主張中的積極的浪漫主義精神，在勝利地進展著的革命現實中發展的必然結果。因此，我們對於創造社前期主張中的反抗的叛逆的精神和由它所發生的文學上和社會上的巨大影響，就不能不予以足夠的重視，並給以恰當而平允的評斷。 一九二五年二月郭沫若在他的創作集——《塔》的前面，寫下了如下幾句話： 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頭，象這樣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懷古的幽思，怕沒有再來顧我的機會了。 啊，青春喲！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喲！我在這兒和你告別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遲，離別你得太速，但我現在也無法挽留你了。 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 這幾句話，是郭沫若在他到宜興去(7)調查了戰績，和慘酷的現實有了比較深入的接觸以後所寫下的，對於個人的青春的「浪漫時期」的訣別，雖然懷著低徊、悵戀的情緒，但也有著非常堅決的意志。同時，他後來在《郭沫若選集》的《自序》(8)中，也說：「我在一九二四年的春夏之交，便下了兩個月的苦工夫，通過日本河上肇博士的著作《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來研究馬克思主義。這書我把它翻譯了。它對於我有很大的幫助，使我的思想分了質，而且定型化了。我自此以後便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是郭沫若個人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同時也是整個創造社文學思想和文學主張向前發展的一個重要關鍵。關於「革命文學」的提出和開展，下節當作較詳細的敘述，這裡僅就早期創造社〈也就是一九二五年以前的創造社）的文學主張評敘一下。 早期創造社的重要文學論文，計有郭沫若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文藝之社會的使命》，成仿吾的《新文學之使命》、《藝術之社會的意義》、《寫實主義與庸俗主義》，郁達夫的《藝術與國家》、《文學上的階級鬥爭》等篇。我們現在就根據這幾篇文章來談。 在早期創造社的文學理論中是不是有著否認文藝是一種社會現象，把文藝看做是一種脫離社會生活的作家內心活動的表現這樣一種主張呢？在上述幾篇文章中，我們是可以找到這樣的主張的。郭沫若在《文藝之社會的使命》(9)中就曾經講到「藝術的本身是無所謂目的」，他說：「文藝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藝術家內心之智慧的表現。詩人寫出一篇詩，音樂家譜出一個曲，畫家繪成一幅畫，都是他們天才的自然流露：如一陣春風吹過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沒有所謂目的。」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中也說：「文學上的創作，本來只要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麼預定的目的。」又說：「如果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那麼藝術與人生便兩方都不能干涉我們，而我們的創作便可以不至為它們的奴隸。」還說：「文學既是我們內心的活動之一種，所以我們最好是把內心的自然的要求作它的原動力。」所有這些說法，都是認為文學僅僅是由作家的內心活動所產生的，都是作家天才的自然流露，除此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產生它的依據和根源，同時也沒有別的什麼目的和用途了。 此外，在上述的文章中，我們是不是可以找到這樣的論調——一個作家除了追求藝術上的「美」與「全」，此外，便沒有而且不應該有更高更大的職責和任務了呢？這樣的論調，我們也是可以找到的。成仿吾在《新文學之使命》中說：「至少我覺得除去二切功利的打算，專求文學的全Perfection與美Beauty有值得我們終身從事的價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種美的文學，縱或它沒有什麼可以教我們，而它可給我們的美的快感與慰安，這些美的快感與慰安對於我們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們是不能不承認的。……我們要追求文學的全！我們要實現文學的美！」郁達夫在《藝術與國家》中也說：「我雖不同唯美主義者那麼持論的偏激，但我卻承認美的追求是藝術的核心。自然的美，人體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壯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情素，便是藝術的主要成分。」這些說法，也都是忽視了作品的最主要的東西——思想內容，而把它的藝術形式的「全」與「美」的價值強調到不應有的高度上來了。 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在早期創造社的文學主張中，是包含著「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在內的。這種主張，自然是錯誤的，而且顯然地是受了歐美資產階級的「藝術至上」文學思想的影響。但當時，創造社在中國提出這樣的文學主張，不是沒有它的主觀上和客觀上的原因的：（一）當時中國正處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雙重壓迫之下，而封建主義的壓迫更為一般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深切地感覺到，因此，所謂伸張個性與本著內心的活動來從事創作，便成為他們最初的覺醒和要求，而這種覺醒和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著反封建主義的意義和作用；（二）當時的中國，內戰頻仍，封建地主階級與買辦資產階級的黑暗勢力到處橫行，弄得民不聊生，社會的精神道德，日趨墮落，真是一個所謂「醜化了的國家」，這般小資產階級的作家，一時沒有找到正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途徑，於是想用藝術的力量來提高人們的精神，來「使個人的內在的生活美化」，所以「覺得要挽救我們中國，藝術的運動是決不可少的事情」(10)，這樣，就不能不強調藝術的「全」與「美」了；（三）創造社的人們大半都是日本留學生，他們在國外所接觸到的，差不多都是歐美資本主義的文學思想，自然受了很深影響，而這種影響，也就不可能不帶到自己的文學主張中來。 但是那時的中國社會，既沒有為創造社的人們準備著「象牙之塔」，「他們依然是在社會的桎梏之下呻吟著的『時代兒』」，黨領導下的群眾革命運動和日益廣泛傳播的馬克思主義不能不給他們以深刻的影響和教育。所以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不能不更多地而且是更主要地「顯示出他們對於時代和社會的熱切的關心」(11)，顯示出他們的積極的、反抗的浪漫主義精神。而這種精神是同時存在於上述幾篇文章中的。 在成仿吾的《新文學之使命》一文中，除了「把內心的自然的要求」當作是文學的原動力和「追求藝術的『全』與『美』」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而外，他也曾這樣提到文學與時代的關係，而且還強調了文學家應當有意識地去表現時代，應當擔負起「一種重大的使命」。他說： 我們是時代潮流中的一泡。我們所創造出來的東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時代的彩色。然而我們不當止於無意識地為時代排演，我們要進而把住時代，有意識地將它表現出來。我們的時代，它的生活，它的思想，我們要用強有力的方法表現出來，使一般的人對於自己的生活也有一種回想的機會與評判的可能。所以我們第一對於現代負有一種重大的使命。 這樣，文學就不僅是文學家「內心活動的結果」，不是「無所謂目的」，而是文學家應當有意識地以文藝來表現時代，使一般人從文藝作品的閱讀中去回想和評判自己的生活。這是文學家的重大使命，同時也是他從事文學事業的重大目的。文學家應該怎樣才能擔負起這種使命、達到這種目的呢？成仿吾接著又說： 現代的生活，它的樣式，它的內容，我們要取嚴肅的態度，加以精密的觀察與公正的批評，對於它的不公的組織與因襲的罪惡，我們要加以嚴厲的聲討。 ……一個文學家，愛慕之情要比人強，憎惡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學是時代的良心，文學家便應當是良心的戰士，在我們這種良心病了的社會，文學家尤其是任重而道遠。 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弱肉強食，有強權無公理的時代，一個良心枯萎，廉恥喪盡的時代，一個競於物利，冷酷殘忍的時代，我們的社會的組織，既與這樣的時代相宜，我們的教育又是虛有其表，所以文學家在這一方面的使命，不僅是重大，而且是獨任的。我們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搖搖的激震。 對於時代的虛偽與它的罪孽，我們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們要是真與善的勇士，猶如我們是美的傳道者。 我們的時代已經被虛偽，罪孽與醜惡充斥了！生命已經在濁氣之中窒息了！打破這現狀是新文學家的天職！ 成仿吾這幾段文章，雖然沒有找出時代的病根到底是什麼（他說社會組織與時代相宜，而不知道那樣的時代正是那樣的社會組織所造成的），但他對於那個充斥著虛偽、罪孽與醜惡的時代，已經是深惡痛絕，而且大聲疾呼，要以文藝的猛烈的炮火來轟擊它了。這種主張，正是創造社文學主張的根本精神所在，我們無論如何不該忽視它的。在這幾段話中，更重要的是，成仿吾指出來了兩點：第一，反映現代的生活（包括它的樣式和內容），一個文學家須要採取嚴肅的態度，對於生活應該「加以精密的觀察與公正的批評」；第二，他指出了「文學是時代的良心」（這種說法當然是比較含混籠統的），而一個文學家應該有過人的鮮明的愛、憎。這樣的主張，和文學研究會的主張，就沒有根本的差異和距離了。 郭沫若在《文藝之社會的使命》中一方面認為藝術是作家「天才的流露」，但同時也認為「藝術有統一群眾的感情使趨向於同一目標的能力」。在《我們的文學新運動》中，他更這樣首先指出了中國人民當時的悲慘境遇： 中國的政治生涯幾乎到了破產的地位。野獸般的武人之專橫，沒廉恥的政客之蠢動，貪婪的外來資本家之壓迫，把我們中華民族的血淚排抑成黃河揚子江一樣的赤流。 我們暴露於戰亂的慘禍之下，我們受著資本主義這條毒龍的巨爪的蹂弄。我們渴望著平和，我們景慕著理想，我們喘求著生命之泉。 他說中國社會這樣的現狀，指給了文學家們兩條道路：一條是「不染於污泥，遁隱山林，與自然為友而為人生之逃避者」；另一條是「徹底奮鬥，做個赳赳的人生之戰士，與醜惡的社會交綏」。前一條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他們的精神則教他們擇取了後一條道路，而且「在目下渾沌之中，要先從破壞做起」，他們的精神也因之「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而進發出下列有力的呼聲來： 我們反抗資本主義的毒龍。 我們反抗不以個性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們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們反抗藩籬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們反抗由上種種所派生出的文學上的情趣。 我們反抗盛容那種情趣的奴隸根性的文學。 我們的運動要在文學之中爆發出無產階級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們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彈來打破這毒龍的魔宮。 郭沫若這篇文章，是在一九二三年五月間寫的，發表在《創造周報》第三期上。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我們試想，當時封建軍閥的統治，是多麼殘暴、嚴酷；在那樣的情況之下，發出如此激烈反抗的呼聲，需要何等的勇氣與毅力！而同時，又在當時的社會上發生了如何巨大深刻的影響！在同期的《創造周報》上，郁達夫還發表了《文學上的階級鬥爭》一文，更「把對現實懷著的不滿的心思，和對社會感得的熱烈的反抗，都描寫在紙上」了。這篇文章，雖然只是一些熱情的、空洞的呼喊，而且其中還包含了許多不正確的觀念，但他提起了研究馬克思的學說，提起了偉大的俄國人已經創建了「莊嚴偉大的泊洛來塔利亞Proletariat的王國」，提起了「二十世紀的文學上的階級鬥爭，幾乎要同社會實際的階級鬥爭取一致的行動」，而且，在文章的最後，還「學了馬克斯和恩及耳思Engels的態度，大聲疾呼的說」： 世界上受苦的無產階級者， 在文學上社會上被壓迫的同志， 凡對有權有產階級的走狗對敵的文人， 我們大家不可不團結起來， 結成一個世界共同的階級，百屈不撓的來實現我們的理想！ 我確信「未來是我們的所有」。 郭沫若、郁達夫兩人的文章，沒有疑問，已經是後來「革命文學」運動倡導的前奏了。這樣的對於社會和文學的認識和主張，正是創造社的積極的、反抗的浪漫主義精神的發展所必然要達到的結果。這些文章，都是在一九二三年五月間所寫的。這時候，中國工人階級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開展和堅持了對於反動統治階級的英勇的鬥爭——「二七運動」，表示了工人階級組織力量和革命積極性的迅速增長，因而也大大提高了工人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在全國人民中的政治威信。時代的暴風雨已經向這一群苦悶、彷徨然而富有反抗精神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們作著有力的召喚，而黨也通過了《中國青年》上的許多重要論文對這些作家們指示了文學運動的正確的方向和途徑。因此，創造社就逐漸地批判和揚棄了他們的消極的、頹廢的、唯美主義的一面，而發揚了他們的積極的、創造的、反抗的精神，以至於要求文學藝術有意識地為無產階級的政治鬥爭服務。這在我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上說來，實在是一個可喜的重要進展。 三　「革命文學」的提出 從以上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無論是魯迅也好，文學研究會也好，或者是創造社也好，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革命文學思想的萌芽都已經在發生著了。一九二五年九月，創造社創辦《洪水》半月刊，郭沫若在上面一連發表了幾篇有關社會思想、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如《盲腸炎與資本主義》、《共產與共管》、《新國家的創造》等文），一九二六年三月《創造月刊》刊行，到了五月（第三期），郭沫若發表了《革命與文學》，同時在《洪水》（第十六期）上發表了《文藝家的覺悟》；接著成仿吾在《創造月刊》（第四期）上發表了《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響應和支持了郭沫若的主張。「革命文學」的口號，就正式地被提了出來。 與此同時，蔣光慈在《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無產階級革命與文化》，一九二五年在《覺悟》新年號上發表過《現代中國與革命文學》，並且在一九二四年辦過一個《春雷周刊》，專門提倡革命文學。可見革命文學的提倡，這時已經是許多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們在時代暴風雨和革命理論的教育、啟示之後共同的要求和主張了。 「革命文學」的提出，標誌著我國新文學運動歷史上的一個重要進展。瞿秋白說：「新興階級的文藝思想，往往經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的轉變，而開始形成起來，然後逐漸的動員勞動民眾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隊伍，克服過去的『因襲的重擔』，同時，擴大同路人的陣線。……創造社的轉變，太陽社的出現，只在這方面講來，是有客觀上的革命意義的。」(12)「革命文學」的口號提出來以後不久，北伐戰爭開始，很多作家都去參加實際的革命運動去了，沒有展開討論。「革命文學」形成為一種廣泛的文藝運動，是下一個時期的事。 但是「革命文學」口號對當時的文學運動還是發生了深刻影響的。通過「革命文學」口號的提出，他們首先批判了早期創造社的脫離現實生活、強調個性自由、以及崇尚天才的不正確的文藝觀點。郭沫若在《文藝家的覺悟》中說：「在現代的社會沒有什麼個性，沒有什麼自由好講，講什麼個性，講什麼自由的人，可以說就是在替第三階級說話。……你要主張你的個性，你要主張你的自由，那請你先把阻礙你的個性，阻礙你的自由的人打倒。而且你同時也要不阻礙別人的個性，不阻礙別人的自由，不然你就要被人打倒。象這樣要人人能夠徹底主張自己的個性，人人能夠徹底主張自己的自由，這在有產的社會裡面是不能辦到的。那末，朋友，你既是有反抗精神的人，那自然會和我走在一道。我們只得暫時犧牲了自己的個性和自由去為大眾人的個性和自由請命了。」在《革命與文學》中，他說：「大凡的人以為文學是天才的作品，所以能夠轉移社會。這樣的話太神秘了，我是不敢附和的。」又說：「徹底的個人的自由，在現代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你們不要以為多飲得兩杯酒便是甚麼浪漫的精神，多做得幾句歪詩便是甚麼天才的作者。」——郭沫若的這些話，雖然只是就當時文藝界一般不正確的傾向而言，實際上是把包括他個人在內的早期創造社的文藝思想一塊兒批判了的。 其次，是「革命文學」這個口號，已經初步地具有了實際內容，而這個內容是由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學的特性所決定的。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中說，「每逢革命的時期，在一個社會裡面，至少是有兩個階級的對立。有兩個階級對立在這兒，一個要維持它素來的勢力，一個要推翻它。在這樣的時候，一個階級當然有一個階級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個階級說話。你假如是站在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反對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贊成革命。你是反對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學，是替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這樣的文學當然和革命不兩立，當然也要被革命家輕視和否認的。你假如是贊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來的文學或者你所欣賞』的文學，自然是革命的文學，是替被壓迫階級說話的文學；這樣的文學自然會成為革命的前驅，自然會在革命時期產生黃金時代了。」又說：「為我們所要求的革命文學，其內容與形式是很明了的。凡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而且同時是反抗浪漫主義的便是革命文學。……無產階級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學家點醒出來，無產階級的苦悶要望革命文學家實寫出來。要這樣才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學。」在《文藝家的覺悟》中，他更明白地說出了自己的主張：「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在這幾段話里，如僅僅說「表同情於無產階級」，如對於浪漫主義的無區別的否定，自然是不正確的地方；但他到底是從文藝的階級的本質來劃分革命與反革命文藝的界限的，而且把當時所要求的革命文學的實際內容也初步地（當然還是籠統而概念地）提出來了。「形式上是寫實主義」、「內容上是社會主義」，這也就是說革命文學應當是真實地、具體地反映現實生活，應當以社會主義的思想教育廣大人民了。這種提法，一方面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文學作家們在大革命浪潮中最初的覺醒，同時也是我國從「五四」以來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繼續前進的新文學的一個重大發展。 革命文學既然包含了如此重要的內容，所以擺在作家面前的，就不能不是以工農大眾為主要的對象和作家怎樣參加工農兵的實際鬥爭生活的問題。這一問題，在一九二三年鄧中夏等同志在《中國青年》上所發表的文章中，就開始被接觸到了。在《貢獻於新詩人之前》一文中，鄧中夏就指出「新詩人須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而秋士在《告研究文學的青年》中，更主張文學家們應該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中，更這樣對青年們說：「你們要把自己的生活堅實起來，你們要把文藝的主潮認定！應該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革命的漩渦中去，你們要曉得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我們的要求已經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時代昭告著我們，我們努力著向前猛進！」——這裡初步接觸到的實質上就是為群眾與如何為群眾的問題。對於這些問題，他們僅僅是接觸到了，正確解決的方法，在當時是沒有也不可能提出來的。就是到了下一個時期，這些問題也同樣沒有得到很好的合理解決。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才在理論上解決了這些問題。 在提出革命文學的幾篇文章中，除了不可能解決上述問題外，還對革命文學作了一些不正確的理解。例如郭沫若在《革命與文學》中說「文學的本質是始於感情終於感情的」，又認為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轉移社會」，是由於「人類的氣質是各有不同的」，「文學家只是神經過敏的一種特殊的人物罷了」；又例如成仿吾在《革命文學與它的永遠性》中說：「革命文學究不過在一般文學之外，多有一種特別有感動力的熱情」，而且竟由此得出下列的公式來：（真摯的人生）+（審美的形式）+（熱情）＝（永遠的革命文學）。這些地方，都表明倡導初期對革命文學還存在著一些錯誤的理解。 ———————————————————— (1) 載《小說月報》第12卷第1期。 (2) 見《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導言》。 (3) 見《文學研究會宣言》。 (4) 見《什麼是文學》。 (5) 王豐園：《中國新文學運動述評》。 (6) 高爾基：《我的文學修養》，載《文學論集》。 (7) 郭沫若有《到宜興去》一文，載《水平線下》。 (8) 1950年10月作。 (9) 系1923年5月在上海大學的講演詞。 (10) 郭沫若：《文藝之社會的使命》。 (11) 鄭伯奇：《〈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導言》。 (12)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