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二章　在戰鬥中前進的魯迅

一　戰鬥的特色和歷程 當一九二六年短篇小說集《彷徨》出版的時候，魯迅引錄了《離騷》中的兩節詩作為它卷首的題詞：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魯迅選擇這兩節詩作為《彷徨》的題詞，很顯然地是含有深刻寓意的。這兩節詩不只是魯迅在寫作《彷徨》集中那些小說時心境的寫照，同時也異常恰當地說明了魯迅本時期思想上和創作上的獨特精神。在本時期，魯迅一方面以更加頑強的姿態，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繼續執行著思想戰線上反帝反封建的戰鬥任務，另一方面，他又在不停地作著「無情地解剖自己」(1)的工作，探索著個人的戰鬥力量與中國人民大眾的革命主力緊密結合的正確道路。在本時期，探索與戰鬥，在魯迅，是一個密切而不能分割的實踐的整體：他是一面戰鬥，一面探索；在戰鬥中探索，同時也在探索中戰鬥的。這是魯迅本時期戰鬥歷程上最主要的特色，我們對於魯迅本時期文學事業的研究和探討的工作，也就是以這樣一個特色作為重要線索來進行的。 上一個時期（五四運動時期）由三種知識分子所組成的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到了本時期，開始逐步地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五四運動時期作為新文化運動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本時期，開始公開地妥協投降，倒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懷抱里了。表面上，他們雖然還披著所謂「五四化」的外衣，而實質上，他們已經完全是五四運動時期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可恥的背叛者了。這種分裂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鬥爭的過程。而這個鬥爭，在當時，是有著它的長期性和複雜性的，同時，它又是與中國人民本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激烈鬥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在這個長期而複雜的分裂的也是鬥爭的過程中，魯迅始終是站在思想戰線前哨上的一個不屈不撓的戰士，始終是在運用文藝武器來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其走卒們的長期而艱巨的工作。因為「揭穿這些卑劣，懦怯，無恥，虛偽而又殘酷的劊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戰鬥之中不可少的陣線」(2)，所以，魯迅在本時期的著作，就不僅對於中國新文學發展的歷史，而且對於中國人民革命的歷史，都有著不可磨滅的重大的意義。 但是魯迅在本時期執行的戰鬥任務，又是和他的不斷的自我批判和堅苦探索的精神始終結合在一起的。我們在前面曾經提到，五四運動時期的魯迅，在思想上主要地是一個進化論者，而他所致力的，則是對於中國「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工作；同時，我們也指出了，魯迅的創作方法，在其開始創作的時候，就是現實主義的。他的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使他不能不正視舊中國的血淋淋的現實，不能不要求他全面地本質地揭露舊中國社會的日益尖銳地對立著的階級關係。在他的早期創作里，社會的病苦是被揭露了的，但是指出怎樣來療救這個病苦，也就是在作品裡更明確具體地指示中國社會向前邁進的方向，他的進化論的宇宙觀是給予了他以很大限制的。這是一種情況。此外，離開了正確的科學的階級觀點，而來抽象地進行對於所謂「國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會陷入這樣的結果——往往把統治階級的罪惡和被統治的人民因黑暗腐朽的社會制度而形成的某些病態和缺點，統統都歸納到「國民性」的問題上來，因此，反不容易看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所可能掀起甚至於已經掀起來了的人民群眾的「轉移乾坤」的偉大力量，而產生一種「懷疑群眾的傾向」，認為自己是在「孤軍作戰」，使思想上蒙上一層苦悶、徬徨的暗影。這又是一種情況。 這種情況，在魯迅上一時期，本來是已經存在著的，但並不怎樣顯著。到了本時期，因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因為燃燒在魯迅內心的日益強烈的革命要求，思想中的矛盾和鬥爭，在魯迅身上，就越來越顯著了。為了使自己更清晰地看見中國社會發展的前途，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夠發揮出更多更大的效力，於是魯迅在本時期，就不能不在與各種各色的敵人艱苦鬥爭的同時，不斷地探索著中國歷史前進的方向和動力，探索著個人的戰鬥力量與中國人民革命的主力相結合一致的途徑。這樣，他在本時期的戰鬥中，就從來沒有停止過探索，而探索也就是為了更好地戰鬥。戰鬥和探索，正是本時期魯迅文學事業上的最大特色。因為有了本時期長期探索的基礎，所以一九二七年以後的魯迅，受到了黨的教育和幫助，在中國革命形勢深入發展的客觀要求之下，認真地深入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進一步地進行了自我批判和思想鬥爭，「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3)，而且宣言：「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4) 以上我們指出了魯迅本時期戰鬥的特色，下面簡略地敘述一下他本時期戰鬥的歷程。 五四運動以後，「捲土重來」的國際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一方面加緊了它們的強盜式的掠奪，另一方面又因為它們之間的越來越尖銳的利益衝突，於是各自培養一個封建軍閥作為它們剝削和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而且在幕後操縱這些軍閥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頻繁不已的內戰。北京在這時成了這些軍閥們爭奪的場所。而叭兒狗式的文人們又各自仗著槍桿和指揮刀的威風，到處狺狺狂吠，想在文化思想上為他們的主子們盡一些把守門戶的職責。這時候的北京，較之過去是更加烏煙瘴氣了。但是魯迅就在這烏煙瘴氣的局面下，從不休止地與各種反動勢力進行著一種無比激烈的韌性戰鬥，以他的許多優秀作品——特別是他的雜文和小說——顯示了中國人民對於黑暗腐朽的舊社會的有力的反抗和抨擊。 從一九二〇年起，魯迅就開始在北京各大專學校兼課，與廣大青年們保持了生活上和思想上密切的接觸，在文藝理論和創作方面給了廣大青年們以正確具體的指導，把中國的新文藝運動推向了更深入更遠大的階段。這時候的魯迅，的確成了「青年叛徒的領袖」，是李大釗以外，最為青年們所熱烈愛戴的思想領導者。一九二三年，包括著《狂人日記》、《故鄉》、《阿Q正傳》這些不朽作品的短篇小說集——《吶喊》出版了。《吶喊》的出現給了中國文藝界以巨大的震動，它奠定了中國新文學的鞏固基礎。在同年和第二年（一九二四）先後印出的兩卷《中國小說史略》，是我國研究和整理古典文學的一部具有典範性的重要著作。從一九二四年起，他開始在《語絲》上發表他的許多精悍、犀利的雜文。散文詩集《野草》中的許多作品，也是在這時候開始寫作，而且陸續地在《語絲》上發表的。也就在這一年，魯迅開始寫作那些後來收集在《彷徨》中的許多有名的小說，在各個不同的方面無情地剖析和剝露了舊中國社會的黑暗和陰鬱的面貌。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魯迅把他的匕首似的雜文，投向了屠殺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者，認為「我們就早該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償血』」，同時主張要「設法增長國民的實力，還要永遠這樣的幹下去」(5)。這一年，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魯迅提出了他的強硬的抗議，以他的正義的同情，支持和鼓舞了青年們的鬥爭情緒，而且揭穿了那些污衊青年的「正人君子」們的卑鄙齷齪的醜態。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開槍屠殺了大批徒手請願的青年們，魯迅以極端憤激的心情指出了這是一件「不但在禽獸中所未曾見，便是在人類中也極少有的」殘虐陰狠的行為(6)。因為魯迅在這一連串的鬥爭中，始終是一個英勇無畏的鬥士，以實際行動支援和加強了中國人民的戰鬥力量，於是反動派的迫害就越來越嚴重了。「三一八」慘案後，魯迅一直避難在北京的幾個外國醫院裡，五月間才回到寓所，到了八月底，終於不能不離開北京而到廈門大學去教書了。當時的廈門大學，買辦文化思想是非常濃厚的，人物各式俱有，也是烏煙瘴氣的地方。到了第二年（一九二七）一月，魯迅就辭職往廣州中山大學了。廣州那時雖然是北伐革命戰爭的根據地，但由於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蔣介石陰謀叛變革命，奪取政權，在一九二六年就發動了「廣州政變」，以打擊共產黨，限制革命的發展，到了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他更公開在上海和廣州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大舉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魯迅這時在廣州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但他還是冒著危險去出席中山大學的系主任會議，設法營救被捕的青年學生。因為營救無效，於是他就憤而辭去學校職務，於十月間離開廣州，來到了上海。從此以後，魯迅一直沒有離開過上海。下一個時期的魯迅，達到了他的生命中更高、更光輝的境界，而他在革命陣地上作為思想鬥士和文學作家的戰鬥實績，較之五四運動時期和本時期，也就更加卓越和偉大了。 二　戰鬥的武器之一——雜文 魯迅本時期的雜文著作，計有：《熱風》和《墳》中的一部分、《華蓋集》、《華蓋集續編》，還有一部分收在《集外集》中。從量上說，不徒較之五四運動時期大為增加，而且也超過了他本時期他種著作的數量；在質方面說，則這些雜文的戰鬥作用，較之本時期魯迅的其他著作，也顯得更為犀利，更為精悍。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歷史上，也在中國人民爭取自由與解放的鬥爭歷史上，這些雜文，都將要放射著永不熄滅的光耀。 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瞿秋白對於當時以鄙視不屑的態度，稱魯迅為「雜感專家」的「蚊子蒼蠅」之類的人物，給與了非常有力的回答，同時，也非常正確地分析和解答了魯迅為什麼要大量地寫作雜文的真正原因。瞿秋白說： 魯迅在最近十五年來(7)，斷斷續續的寫過許多論文和雜感，尤其是雜感來得多。於是有人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做「雜感專家」。「專」在「雜」里者，顯然含有鄙視的意思。可是，正因為一些蚊子蒼蠅討厭他的雜感，這種文體就證明了自己的戰鬥的意義。魯迅的雜感其實是一種「社會論文」——戰鬥的「阜利通」（feuilleton）。誰要是想一想這將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這種文體發生的原因。急遽的劇烈的社會鬥爭，使作家不能夠從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鎔鑄到創作里去，表現在具體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時，殘酷的強暴的壓力，又不容許作家的言論採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幫助他用藝術的形式來表現他的政治立場，他的深刻的對於社會的觀察，他的熱烈的對於民眾鬥爭的同情。不但這樣，這裡反映著「五四」以來中國的思想鬥爭的歷史。雜感這種文體，將要因為魯迅而變成文藝性的論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詞。自然，這不能夠代替創作，然而它的特點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應社會上的日常事變。 這就把魯迅在本時期雜文產量豐富的原因很清楚地為我們解答出來了：本時期急遽劇烈的社會鬥爭，已經沒有更多的充裕時間使魯迅能夠專門地從事於創作，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鑄到那些不朽的典型和形象里了。為了更靈便地「制強敵的死命」，則短小犀利的雜文正是一種非常恰當有效的形式。魯迅自己就這麼說過：「也有人勸我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並非不知道創作之可貴。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裡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還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飛沙走石，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即使被沙礫打得遍身粗糙，頭破血流，而時時撫摩自己的凝血，覺得若有花紋，也未必不及跟著中國的文士們去陪莎士比亞吃黃油麵包之有趣。」(8)這就是現實主義者的魯迅為什麼要寫雜文的真正原因。而同時，因為他的雜文更直接更迅速地反應了社會上的日常事變，具現了作者的真實的憤怒和叫喊，擔負了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戰鬥任務，所以這些雜文又必然永遠地閃耀著革命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燦爛光輝。 在本時期的雜文中，魯迅繼續進行著與封建復古主義者的戰鬥。本時期的封建復古主義者（例如「甲寅」派的章士釗），不只是封建地主階級在文化思想上的代言人，而且也是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權力上的代理人。同時，本時期的封建復古主義者已經不再象上一個時期的勢單力薄了，那些披著歐化外衣的洋紳士們（例如陳源即西瀅），在這時早已經和封建復古者串通一氣，此唱彼和，來反對新文學運動了。因此，魯迅在本時期與封建復古主義者的戰鬥就顯得更為艱苦，而戰鬥的意義也就更為巨大了。在《答KS君》一文中，魯迅這樣鋒利地戳穿了封建復古主義者的可憐面目，宣布了復古運動氣絕的訃聞： 你這樣注意於《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時，我想，大約章士釗還不過熟讀了幾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剝，看去還近於清通。至於這一回，卻大大地退步了。關於內容的事且不說，即以文章論，就比先前不通得多，連成語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況」之類。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後來又念了幾篇駢文，沒有融化，而急於撏扯，所以弄得文字龐雜，有如泥漿混著沙礫一樣。即如他那《停辦女子師範大學呈文》中有雲，「釗念兒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為政而人人悅之亦無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筆了。但比起何栻《齊姜醉遣晉公子賦》的「公子固翩翩絕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來，就顯得字句和聲調都怎樣陋弱可哂。何拭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釗的文章更於何處討生活呢？況且，前載公文，接著就是通信，精神雖然是自己廣告性的半官報，形式卻成了公報尺牘合璧了。我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實在沒有過這樣滑稽體式的著作。這種東西，用處只有一種，就是可以藉此看看社會的暗角落裡，有著怎樣灰色的人們，以為現在是攀附顯現的時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來開口。至於別的用處，我委實至今還想不出來。倘說這是復古運動的代表，那可是只見得復古派的可憐，不過以此當作訃聞，公布文言文的氣絕罷了。 這種文章，真是所謂「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9)。魯迅之所以這麼堅決地反對復古，主要地還是為了要革新，為了要使新的正在發展著的東西來代替那些舊的腐朽了的東西，而封建復古主義者卻正好是要使舊的腐朽了的東西來妨害和扼殺新的發展著的東西。因為這樣，所以魯迅要堅決反對復古，堅決主張「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0)。 除了反對封建復古主義者的鬥爭而外，還有反對洋奴買辦文化思想的鬥爭。這兩種鬥爭原來是聯繫在一起的。帝國主義的奴才們與封建勢力互相勾結，互相依存，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一個特點。「中國的原始積累式的商業資本，在鄉村之中和封建統治的地主有一種特別形式的結合。中國的軍閥和一切殘酷無情搶劫民眾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國這種特別形式的結合的上層建築。帝國主義和它們所有的一切財政上軍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國維持並且推動這些封建殘餘以及它們的全部軍閥官僚的上層建築，使它們歐化，又使它們守舊。」(11)這就是這兩種反動力量——歐化的與復古的——在中國互相勾結依附的最實質的原因。而與這兩種反動力量的堅決鬥爭，也就自然地成了魯迅本時期雜文中的兩種不可分割的內容。當「現代評論」派的陳西瀅在他的《閒話》中這樣地來誹謗中國人民——「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的時候，魯迅就指出，這是在「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同時給予了他以嚴厲的呵斥：「這樣的中國人，呸！呸！！！」(12)當「詩哲」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說「打倒帝國主義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的時候，魯迅就提出了這樣的疑問：「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13)特別是當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反動政府屠殺了大批徒手請願的青年，而它的走狗——「現代評論」派的論客們卻說這些青年是「自蹈死地」，而且說「群眾領袖應負道義上的責任」的時候，魯迅在他的雜文中對於這種兇殘和無恥的現象更表現了絕大的憤怒，而對於那些從容就義的死難青年，則奉獻了他的最大的哀痛和崇敬。 魯迅為「三一八」慘案所寫的許多雜文，是我們研究魯迅思想發展歷史不可少的重要材料。經過了這一次混和著青年的鮮血和「正人君子」們的「流言」的戰鬥之後，魯迅在思想上是有了顯著的發展，而他的混凝著憤怒和戰鬥的作品，也更加閃耀著悍利、晶瑩的光彩了。就在慘案發生的當天，他寫了如下的名句： 如果中國還不至於滅亡，則已往的史實示教過我們，將來的事便要大出於屠殺者的意料之外——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 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 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14) 在四月二日，魯迅又寫下了他的深刻感人的不朽名篇——《紀念劉和珍君》。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對死難者之一的劉和珍，這樣表示著他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在文章的最後，又說：「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在這些文句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面對著漫天的黑暗和青年們的血痕，魯迅的戰鬥意志是更加高昂，更加猛勇了。 然而，魯迅的偉大，不徒表現為對敵鬥爭中鬥志的高昂，態度的勇猛，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善於在鬥爭中學習，總結出階級鬥爭的寶貴經驗與教訓，不斷地提高了鬥爭的自覺程度和鬥爭藝術。比如在「三一八」慘案這次有計劃的大規模的屠殺中，魯迅不僅對屠殺者提出了他的強硬的抗議，也不僅對死者奉獻了他的深沉的悲哀，他還從中汲取了極其寶貴的經驗教訓，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壕塹戰」的戰鬥方法。他說：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然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我對於這回的犧牲者，非常覺得哀傷。 但願這樣的請願，從此停止就好。 又說： 至於現在似的發明了許多火器的時代，交兵就都用壕塹戰。這並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在戰士不多的地方，這生命就愈寶貴。所謂寶貴者，並非「珍藏於家」，乃是要以小本錢換得極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須買賣相當。…… 這回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15) 魯迅提示出來的這種戰鬥方法，毫無疑問，對於中國人民當時正在進行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是非常寶貴而重要的。 魯迅的許多雜文，是長期實際的階級鬥爭經驗的深刻總結。本時期的這類雜文中，最值得提出的自然要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前後，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鬥爭出現了高潮。十一月，北洋軍閥政府頭子段祺瑞被迫躲到天津，聲言要下野；教育總長章士釗也被迫下台。當時尚混跡於進步文化陣營的資產階級文人周作人和林語堂，就大肆叫嚷「費厄潑賴」，鼓吹「對於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16)，胡說「打落水狗也是不大好的事」，「有點無聊，卑劣」(17)。魯迅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這篇光輝論文中，堅決駁斥了這種有害的騙人的論調，指出「狗性總是不大會改變的」，堅決主張「打落水狗」，對敵人決不「姑息」和「寬容」，並且深刻揭露了所謂「費厄潑賴」精神亦即中庸之道的反動本質，也無情地戳穿了胡適、陳源一類叭兒狗的無恥面目。這篇文章深刻地總結了長期的階級鬥爭，特別是辛亥革命以來血的經驗教訓。正如魯迅自己所說：「這雖然不是我的血所寫，卻是見了我的同輩和比我年幼的青年們的血而寫的。」(18)文章發表後不久，段祺瑞反動政府製造「三一八」慘案的血的事實，以及中國革命的長期實踐，都充分證明了魯迅所提出的「痛打落水狗」這一對敵鬥爭的重要原則的科學性和深刻性。魯迅關於階級鬥爭經驗和戰鬥方法的總結的許多雜文，無疑地是我國革命歷史和文學歷史上極其珍貴的文獻和成績，是我們所應該特別重視，格外認真地來探討和學習的。 雖然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來的，本時期魯迅的思想仍是以進化論為其根柢的，而他在本時期對於中國人民的將來和前途，還只能「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但作為一個真正的勇士，他沒有一天停止過為實現這個「微茫的希望」而進行的艱苦戰鬥；而且這個「微茫的希望」，在他的心目中，卻又是一種不可搖撼、不可變更的理想和信念。他在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的毀校周年紀念會上的演說詞中，曾經以這個理想和信念來教育和鼓舞年青的一代。他說： 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19) 就是為了這個光明的將來，魯迅不吝惜他生命中的一切來與暗夜肉搏；也就是為了這個光明的將來，魯迅無情地解剖著自己，批判著自己，從先進的蘇聯文學的榜樣里，探索著中國新文藝和自己向將來邁進的正確道路。他說：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著，開拓著自己的生活，唱著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為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為沒有革命。(20) 可以知道：在親歷了統治階級的兇殘暴行和它的奴才們的無恥讕言之後，魯迅對於山崩地塌般的革命的大波有著怎樣熱烈的嚮往之情，而同時，他也就帶著異常明確的信念在這兩段話中把他對於日益迫近的革命暴風雨的預感顯示給廣大的讀者了。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出，魯迅的主觀的戰鬥力量和中國人民革命的戰鬥主力是在逐漸地靠攏以至於結合一致了。我們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奠基者和導師，是在我們黨所領導的革命鬥爭與群眾運動的激盪鼓舞之下，在他的長期戰鬥和探索的歷程之中，不斷地剖析中國社會，也不斷地剖析自己，堅實而牢靠地一步步地走向他的思想上和文學上的最崇高的峰頂的。 從魯迅本時期所寫的幾本雜文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出了他在各方面鬥爭的輝煌的實績，同時也看出了他的艱苦而頑強的探索的精神。這樣一個歷程，是他達到下一個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成為共產主義文化巨人那樣的偉大成就，所必須經歷的一個路程。誰要是不注意這樣一個發展的過程，而認為在五四運動時期和本時期的魯迅就已經在思想上是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文學上也已經是一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者，自然是錯誤了的；但如果認為魯迅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以前、也就是在五四運動時期和本時期的一切戰鬥成績，都無關緊要，不足重視，毫無疑問，這種看法也是錯誤的。 魯迅本時期的雜文，在表現藝術上具有著如下的三個特色；自然，這些特色，無一不是與它的高度的思想內容密切聯繫，而且主要地是從它的思想內容得到生命和光彩的。 首先應該提到的是它的刻劃人物形象的特色。我們曾經說過，魯迅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善於塑造人物形象的巨匠之一；但他不徒是在小說中，而且是在雜文中，也同樣具有著這樣一個鮮明的特色。在他的雜文中，往往著墨不多，在淡淡的幾筆中就勾繪出了某些人物的醜惡嘴臉；同時，因為他是「砭錮弊常取類型」(21)的，所以刻繪出來的某些個別人物的形象，又往往具有廣泛的典型意義。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就提到它這樣的一個特點：「現在的讀者往往以為《華蓋集》正續編里的雜感，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經不大知道陳西瀅等類人物的履歷，所以不覺得很大的興趣。其實，不但陳西瀅，就是章土釗（孤桐）等類的姓名，在魯迅的雜感里，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就是認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他們個人的履歷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們這種『媚態的貓』，『比它主人更嚴厲的狗』，『吸人的血還要預先哼哼地發一陣議論的蟻子』，『嗡嗡地鬧了半天，停下來舐一點油汗，還要拉上一點蠅矢的蒼蠅』……到現在還活著，活著！」這段話，一方面非常具體地說明了魯迅雜文的刻劃形象的特色，同時也把怎樣來讀魯迅雜文的方法指示給我們了。 魯迅雜文的第二個特色，是它的烈火似的諷刺的鋒鋩。他說：「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國，我的筆要算較為尖刻的，說話有時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們怎樣地用了公理正義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號，溫良敦厚的假臉，流言公論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無刀無筆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沒有這筆，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訴無門的一個；我覺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於使麒麟皮下露出馬腳。」(22)他的雜文為什麼常常那樣不留情面，而且顯得非常「尖刻」，其道理，我們從這段話中可以完全明白了。魯迅之所以要運用諷刺，正因為社會上有必須諷刺的東西。他的諷刺的鋒鐠，是對準著整個不合理的舊社會制度和反動統治階級的。「他所諷刺的是社會，社會不變，這諷刺就跟著存在。」(23)在魯迅，他的強烈分明的愛憎常常使他不能容忍社會上一切邪惡和不合理的現象（提起他的嫉惡如仇的不妥協的精神，我們很容易記起他的有名的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來），因此，他就不能不予以毀滅性的諷刺，使「麒麟皮下的馬腳」暴露在中國人民的面前。這是魯迅之所以「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24)的真正原因，而這也就構成了他的雜文的最顯著的特色。 語言的凝鍊和悍潑，是魯迅雜文的第三個特色。魯迅的每一篇雜女，都是針對當時的時事而發出的意見和議論，既具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又包含著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而這些，都是通過凝鍊又悍潑的語言表現出來的。因此，對於敵人來說，他們是那樣鋒利有力，往往擊中要害，而制強敵的死命；對於廣大讀者來說，則富有啟發和教育的力量。魯迅在浩如煙海的詞彙中，選擇了那最能表情達意的語詞來準確、鮮明而又生動地表現他的戰鬥的思想內容，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一絲不苟的創作態度，但更重要的是，顯示了他對於社會生活的無比敏銳的洞察能力和對於生活真理的堅持和保衛的戰鬥者的高貴品質。魯迅本時期雜文之所以能夠出色地完成歷史所交託給他的政治任務，而且永遠值得我們珍視和學習，原因決不是偶然的。 三　戰鬥的武器之二——小說 魯迅本時期的創作小說，仍同五四運動時期一樣，都是短篇的，計有收在《吶喊》集中的五篇：《端午節》、《白光》（均作於一九二二年六月）、《兔和貓》、《鴨的喜劇》、《社戲》（均作於一九二二年十月）；收在《故事新編》中的三篇：《補天》（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作）(25)、《奔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作）和《鑄劍》（一九二七年四月作）；以及收在《彷徨》集中的全部共十一篇（一九二四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作）。在這豐收的創作小說中，自然是《彷徨》集中的作品更能集中地代表魯迅本時期的思想和戰鬥的特色。 《彷徨》出版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自選集自序》中，魯迅曾經這樣提到《彷徨》集中的小說：「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得到較齊整的材料，則還是做短篇小說，只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鬥的意氣卻冷得不少。新的戰友在那裡呢？我想，這是很不好的。於是集印了這時期的十一篇作品，謂之《彷徨》，願以後不再這模樣。——『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段話對寫作《彷徨》時的戰鬥與探索的心情和《彷徨》集中小說的特點，都是分析得十分正確的。在這裡，我們只就《彷徨》集中五篇特別重要的作品——《祝福》、《在酒樓上》、《孤獨者》、《傷逝》和《離婚》進行一些分析，藉以理解魯迅在本時期揭露和剖析中國社會的現實主義的創作特點。 這五篇小說，依據它們的題材，大致可以分成兩組：一組是《祝福》、《離婚》和《傷逝》，是從各個不同的生活角度來反映當時中國社會的婦女問題的；另一組是《在酒樓上》和《孤獨者》，是對於那些屈服和跌落在舊社會現實生活的深淵中的知識分子的描寫。這兩組作品有一個共同的地方，就是通過許多不同階層的不幸人物，來反映和剝穿舊中國統治階級的兇殘和腐朽的面貌，滲透著作者對於製造廣大人民的災禍和苦難的舊社會制度的極端憤怒和憎惡。 《祝福》是魯迅繼《阿Q正傳》之後的一篇特別有力的作品，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遺產之一。在這篇小說中，魯迅非常精細而深刻地刻畫了祥林嫂這樣一個樸質、勤勞而且十分善良的農村婦女的形象，通過對於她的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一生的描繪，把舊中國婦女在封建地主階級統治之下的非人生活，全部地、真實地揭露在廣大讀者的面前。在這篇小說中，魯迅的驚人的思想才能與藝術才能異常完滿地表現了出來。 故事是簡單又平凡的：祥林嫂在她大約二十六七歲的年紀，死了比她小十歲的「當家人」之後，就做了「一個講理學的老監生」——魯四老爺家的女工。雖然魯四老爺當她來的時候，因為她是寡婦而皺過眉頭，但她到底以她的「食物不論，力氣是不惜的」的優點，博得了魯四老爺全家的滿意。可是不久，當她到河邊淘米的時候卻被她婆家來的人拖進白篷船里，到家後以八十千的代價賣給了深山墺里的一戶人家。到了年底她生了一個孩子，男人有的是力氣，會做活，房子又是自家的，她似乎是交了好運了。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約是過了兩三年之後），她又頰上消失血色，眼角帶著淚痕，再度在魯四老爺皺眉不滿的情況之下，做了魯宅的女工。原來她的第二個丈夫斷送在傷寒病上，而她的小孩又給狼銜去了。第二次到魯四老爺家，情況與前一次大不相同：她自己是手腳不及以前靈活，臉上終日失去笑影，而魯四老爺又因為她再嫁是敗壞風俗，祭祀時候不許她沾手，魯鎮的人們也對她冷冰冰的，並且把她額上的疤痕作為嘲笑的資料。於是她的精神和肉體就開始加速地崩潰和衰頹下去。為了避免死後到陰司時兩個死鬼男人爭她，而閻羅大主要把她鋸開來分給他們的苦痛，於是她花了大錢十二千，到鎮西頭的土地廟捐了一條門檻，當作她的替身，給千人踏，萬人跨，來贖罪免苦。回來後，她自以為從此卸去恥辱的重擔，神氣很舒暢，眼光也分外有神了，但是當冬至祭祖時節，魯四嬸裝好祭品，和阿牛將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的時候，卻又意外地遭受到輕蔑和阻攔了； 「你放著罷，祥林嫂！」四嬸慌忙大聲說。 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縮手，臉色同時變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燭台，只是失神的站著。直到四叔上香的時候，教她走開，她才走開。這一回她的變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連精神也更不濟了。而且很膽怯，不獨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見人，雖是自己的主人，也總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遊行的小鼠；否則呆坐著，直是一個木偶人。不半年，頭髮也花白起來了，記性尤其壞，甚而至於常常忘卻了去淘米。 這樣一來，魯四老爺家當然不再雇用她了。於是她只好在飢餓困苦的乞丐生活中，肩負著有無地獄的精神重擔，悄悄地死在魯鎮萬家鞭炮的一片新年祝福聲里。 就是這麼一個簡單而平凡的故事，卻集中地具體地反映了瀰漫著封建統治勢力的舊中國農村的整個面影，表現了舊中國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的可怖的悲慘命運。毛澤東同志在其重要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指出：「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又說：「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祝福》的主題思想，正是要反映和暴露中國農民——特別是農村婦女在這四種權力束縛下的非人生活和悲慘命運，把這種生活和命運展示在廣大人民的面前。對於這一點，《祝福》這篇小說是完全地做到了。從人們日常習見的平凡事跡，揭示了不平凡的真理，通過一個不幸人物的一生，體現了大多數人的共同遭遇；於是《祝福》這篇小說就以其思想上絕大的深度和廣度，確立了它在我們文學史上罕與倫比的不朽的地位。 魯迅的具有絕大廣度和深度的思想，是體現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的。在《祝福》中，塑造祥林嫂這樣一個人物，魯迅傾注了他對人民苦難熱烈共鳴的崇高感情。對於這個「比勤快的男人還勤快」的農村女性，魯迅用了極其簡要然而又極其精細的筆致描述了她一生的路程，對於她性格中的某些主要的東西，作了非常突出而鮮明的刻繪。他不僅刻畫了她的樸質、勤勞和善良，而且還表現了她的倔強和在她的思想里逐漸生長起來的反抗的要求。祥林嫂這個形象在讀者面前是如此明確而真實，帶有著一種無法抗拒的感人力量。 與塑造祥林嫂這個人物的同時，魯迅也刻劃了另一個人物——魯四老爺。（當然也寫了另一個幫工柳媽，但柳媽的思想實際上是受了魯四老爺之流人物的思想的影響，她的嘲弄祥林嫂，只能說是由於愚昧和無知。）在小說的開頭，魯迅就通過作品中的「我」在魯家所得的印象，勾畫出了魯四老爺的可憎的思想面貌；隨後又在每一個決定性的場合，寫出了他的殺人不見血的假道學的嘴臉。魯四老爺所代表的權力，正是舊中國支配人民命運——特別是農民命運的四種權力中的基幹。魯迅是用了祥林嫂這個人物的不幸和死亡，來作為以魯四老爺為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之必須推翻和消滅的有力證明的。 《傷逝》是魯迅作品中唯一的以青年男女的戀愛生活為題材的小說。表現方法也比較特別，它不是魯迅所慣用的那種冷靜刻劃的方法，而代之以激越的抒情的筆調。在這篇小說中，魯迅異常尖銳地提出了中國近代社會生活中一項重要的問題：中國的婦女要怎樣才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我們說《祝福》中祥林嫂的遭遇說明了勤樸善良然而無知的舊中國農村婦女的必然命運，那麼，《傷逝》中的子君，就為我們證明了另外一點：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社會裡，一個具有近代知識而又勇敢無畏的城市知識婦女，如果她所要求的僅僅是個人性愛自由的權利，即令靠了她的掙扎與奮鬥，也依然沖不出舊社會的網羅，依然得不到個人的自由和幸福。 恩格斯曾經這樣說過：「我們從過去的社會關係中繼承下來的兩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並不是婦女在經濟上受壓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結果。」又說：「結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滅了資本主義生產和它所造成的財產關係，從而把今日對選擇配偶還有巨大影響的一切派生的經濟考慮消除以後，才能普遍實現。」(26)魯迅的《傷逝》就以涓生和子君——特別是子君的不幸結局，做了恩格斯這兩段話的具體有力的實證。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 子君就是這樣一個具有覺醒意識，要求和爭取個人戀愛自由的女性，她的呼聲正說明了她的堅決無畏的意志。而他們——涓生和子君——也真的爭取到了一段「最為幸福、也是最為忙碌的時光」。他們以「驕傲和反抗」回答了「在路上時時遇到的探索、譏笑、猥褻和輕蔑的眼光」。在吉兆胡同一所小屋的兩間南屋裡，他們有過許多「寧靜而幸福的夜」。顯然，魯迅對青年男女主人公反叛封建的精神是同情的。但是，「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而他們「卻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而且，也因為了愛，社會竟完全斬斷了他們維持日常生活的一切經濟來源。於是這樣的愛，就不能不逐漸地褪色、冰冷，而子君卻也只有垂翅回到她所曾經決然離開的她的父親的「家」，「負著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著所謂人生的路」，而且，終於「在無愛的人間死滅了」。 寫這樣一個故事，魯迅是懷著悲憤的激情的。這個故事很清楚地告訴了我們，在舊的社會制度和秩序沒有被徹底推翻以前，也就是在婦女沒有取得在政治經濟上和男子完全平等的權利以前，希圖以「個人奮鬥」衝出封建家庭及整個社會的牢籠，去孤立地追求所謂「戀愛自由」，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同時，它也就告訴了我們，如果要獲得真正的自由戀愛的幸福，除了用劇烈的集體的戰鬥推翻舊中國的統治秩序，就再沒第二條道路可走這樣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傷逝》所表達的這一主題思想，較之於當時許多描寫婚姻自由和婦女解放問題的同類作品所肯定和宣揚的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的思想，無疑是深遠得多，也實際得多。 其實，《傷逝》這篇小說的主題思想，在魯迅思想中是早已孕育著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魯迅就以《娜拉走後怎樣》(27)為題，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文藝會作過講演，指示過作為中國的娜拉的真正出路。他說： ……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匹小鳥，則籠子裡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又說：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裡，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 魯迅這兩段話，雖然說他還不知道婦女的經濟權柄如何才可以取得，但是它已經接觸到婦女問題中最根本的問題了。根本問題如果不用劇烈的戰鬥來解決，則其他問題是無法解決的。這正是小說《傷逝》所要說明的主要思想。此外，對於涓生和子君的沉溺於「盲目的愛」而「全盤疏忽」了「別的人生的要義」，小說也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這樣的愛，只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種脫離實際的空想，它使人忘卻了現實里的戰鬥而拘囚在狹小空虛的天地里，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愛情本身的破滅。由於飽和著作者對於舊社會制度的憎恨和對於子君的混合著惋惜和同情的譴責，這樣的思想是特別清楚有力地表現出來了。 《離婚》中的愛姑代表了另一個類型的農村婦女，她帶著毫無懼色的反叛姿態出現在瀰漫著封建統治力量的暗無天日的世界裡。她的身上透露了中國農民對於封建地主階級的反抗的火光。 「我倒並不貪圖回到那邊去，八三哥！」愛姑忿忿地昂起頭，說，「我是賭氣。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婦，就不要我，事情有這麼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幫兒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樣？難道和知縣大老爺換帖，就不說人話了麼？……」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總要鬧得他們家敗人亡！……」 但是愛姑雖然倔強，到底是「孤掌難鳴」的。「打官司打到府里，難道官府就不會問問七大人麼？」「公婆說『走！』就得走。莫說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這樣。」愛姑和他的兄弟又有什麼辦法呢！於是： 她打了一個寒噤，連忙住口，因為她看見七大人忽然兩眼向上一翻，圓臉一仰，細長鬍子圍著的嘴裡同時發出一種高大搖曳的聲音來了。 「來兮！」七大人說。 她覺得心臟一停，接著便突突地亂跳，似乎大勢已去，局面都變了；仿佛失足掉在水裡一般，但又知道這實在是自己錯。 立刻進來一個藍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對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象一根木棍。 全客廳里是「鴉雀無聲」。七大人將嘴一動，但誰也聽不清說什麼。然而那男人，卻已經聽到了，而且這命令的力量仿佛又已鑽進了他的骨髓里，將身子牽了兩牽，「毛骨聳然」似的；一面答應道—— 「是。」他倒退了幾步，才翻身走出去。 這真是一段「驚心動魄」的文章，它把舊社會裡封建地主階級的威風，真是描寫得「淋漓盡致」了。在這樣的一種「局面」之下，愛姑除了「後悔」，除了「專聽七大人吩咐」，另外還有別的什麼辦法呢？愛姑是失敗了的。她只想到用個人的力量來反抗整個封建社會的統治秩序，而且她還幻想著象七大人之類的人物會來「主持公道」，這就是她失敗的根源。不過，從愛姑身上，讀者到底是看見中國農村婦女新的一代反抗的萌芽了。只有出現了這種新型的勇敢的女性，而且有了工人階級和它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整個推翻舊的統治力量和秩序，中國的祥林嫂們、子君們和愛姑們才有可能免於災難和死亡，中國的婦女才有可能得到徹底的自由和解放。這一條道路，在魯迅本時期小說中雖然還不能夠明白地指出來，但他卻以小說中人物的註定的死亡和失敗，為我們證明了只有這一條道路才是中國婦女和中國人民的唯一的正確道路。 《在酒樓上》和《孤獨者》，是兩篇以知識分子為題材的小說。字裡行間流露著作者本時期所特有的那種憤激和苦悶的心情，但也不缺少對於整個社會的辛辣諷刺和對於跌倒在生活面前的人們的深切惋惜。同本時期作者的其他小說（例如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三篇）一樣，這兩篇小說都以它的主人翁的跌落和失敗顯示了重大而深刻的社會意義。 《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曾經是這麼一個知識分子：他很有些反抗和改革封建社會的理想，他「到城隍廟裡去拔掉神象的鬍子」，而且喜歡「議論些改革中國的方法」，但是後來卻為了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費，不得不拋棄往日的願望，而到一個人家去教「子曰詩云」了；他的行動也「變得格外迂緩，很不象當年敏捷精悍的呂緯甫了」。他帶著一點嘲弄和苦痛的心情，這樣地說到重來S城的他自己：「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麼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原來是一位「出外遊學的學生」，「是『吃洋教』的『新黨』」，「所以從村人看來，他確是一個異類」。他本來在S城的一個中學堂當歷史教員，因為常常「發些沒有顧忌的言論」，於是「漸漸地，小報上有匿名人來攻擊他，學界上也常有關於他的流言」，而最後是「被校長辭退了」。接著是長久的失業，是生活的窮困和精神的荒涼。他（同他死去的祖母一樣）「親手造成孤獨，又放在嘴裡去咀嚼」。但為了「得活幾天」，用他的話說——「偏要為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於是他躬行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而「做了杜師長的顧問」了。於是在他的客廳里出現了「新的賓客，新的饋贈，新的頌揚，新的鑽營，新的磕頭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噁心，新的失眠和吐血……」，而他的生命也就消亡在這樣的生活里了。 魯迅懷著巨大的憤怒為我們描寫的這兩個知識分子，他們曾經具有過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們所特有的覺醒意識，他們想以個人的力量來反抗封建社會的愚妄和血腥的統治。然而舊的統治卻是一個根深蒂固的東西，只有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力量才可能來推翻它，個人式的反抗是絲毫無能為力的。這就註定了這兩篇小說中的主人翁的必然失敗的命運。他們在反動勢力的強大壓力下，由孤身掙扎而至於絕望、悲觀、動搖。呂緯甫變成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生活旁觀者，隨波逐流地向舊勢力妥協了；魏連殳則以玩世不恭，自暴自棄的態度，來排遣他所感覺到的精神上的寂寞和空虛。然而，這寂寞和空虛到底又是無法徹底排遣的，假如他們還不曾完全麻木的話；有時候，表面的熱鬧和繁華反而會釀成更大更深的寂寞和空虛，於是死亡就不可避免地來結束了他們的「真的失敗」了的命運。在這裡，魏連殳走完了他的「孤獨者」的人生路程，而呂緯甫，如果他不改弦更張、重新有所抉擇，他也會達到同一的終點。魏連殳和呂緯甫的生活道路，從客觀上不是可以讓人們看出什麼才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真正出路嗎？不徹底投身於人民大眾的翻天覆地的革命鬥爭的洪流，不在思想和感情上與工農群眾有著真正的結合，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是毫無疑問地會一事無成的。當然，本時期的魯迅在思想認識上還沒有達到如此的高度（他正在探索這一條道路），因此他的小說還不可能通過對於積極的正面的人物（這種人物，在當時是已經出現了的）的描寫，來明確地反映出這樣一個真理，而且，還隨時流露出作者當時在「上下求索」的歷程中所產生的寂寞和憤激的心情來。但是魯迅刻劃了這些跌落在冷酷的現實生活里的人物，用他們的失敗和不幸控訴了舊社會的殺人不見血的罪惡，也教給了青年們應該以別的更正確、更有效的方法來進行戰鬥。 魯迅本時期的小說，在表現技巧方面說，較之五四運動時期是更加成熟和圓融了。這主要地表現在下面兩點上：（一）外國小說影響的顯著的痕印這時已逐漸消失，中國古典現實主義作品的優良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的繼承和發揚；（二）在刻劃人物方面，心理的刻繪更為複雜而細緻，因而也更能顯示出典型人物（他們是被安置在典型環境中的）的性格的發展。通過這些小說，我們看見了魯迅目光如炬地洞察生活的卓越識力，看見了他塑繪典型形象的巨大藝術才能，同時也親切地感受到了他永不疲倦地與舊社會鬥爭的革命精神。《彷徨》集中這些小說，將永遠地受到新中國讀者的熱烈愛好。 四　戰鬥的武器之三——散文詩、散文 散文詩集——《野草》，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間的作品，其中除卷首《題詞》外，共收散文詩二十三篇。雖然只是薄薄的一本集子，但它卻具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在這本集子裡，魯迅以他的沉鬱、優美的筆調，抒寫了他在本時期探索和戰鬥的歷程上所特有的那種思想和感情。（過去也有人——例如劉半農——寫過散文詩，但把散文詩這種文學樣式提到如此高度的，卻只有魯迅。） 寫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的《過客》，是《野草》集中具有代表意義的一篇作品。它不只流露了魯迅本時期彷徨、寂寞和苦悶的心情，但更重要的，也表現了魯迅本時期頑強不屈的戰鬥意志。作品中的「困頓倔強」的過客應當就是魯迅本人的寫照，而作品中的「荒涼破敗」的背景也應當就是病態中國社會的縮影。這個過客強烈地憎恨他從那裡走過來的地方，那裡「沒一處沒有名目，沒一處沒有地主，沒一處沒有驅逐和牢籠，沒一處沒有皮面的笑容，沒一處沒有眶外的眼淚」。他「憎惡他們」，他決「不迴轉去」。他「不願意喝無論誰的血」。從他還能記得的時候起，他「就在這麼走，要走到一個地方去，這地方就在前面」。「前面是怎麼樣一個所在」，過客是不大清楚的，而且，在這時的過客看來，他是「支著等身的竹杖」，「只一個人」在走著這樣的路途的，所以也就不免流露出一些孤獨和寂寞的感覺來。但是過客是不肯停留的，他沒法休息下來，因為前面還有一種聲音在催促他，叫喊他。多謝了老翁和女孩的勸告，他終於「昂了頭，奮然向西走去」了。 《過客》中的深刻寓意，經過了如上敘述，是很清楚地呈現在我們的眼前了。從《過客》里，我們可以看得到魯迅對於封建地主階級所統治的社會，是多麼深惡痛絕；而他的不舍晝夜的探索前進的精神，又是如何地堅決、頑強！在前面催促、召喚著他的聲音，除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人民爭取自由和解放的呼聲，還能夠是什麼呢！不管自己是否完全成為「散兵游勇」，魯迅是依然「偏要留幾片鐵甲在身上」，堅持著他的永不休止的韌性戰鬥的。這就是《過客》一文所包含的主要精神。 而這樣的戰鬥精神，在他的另一篇作品——《這樣的戰士》里，是表現得更為鮮明和突出的： 要有這樣的一種戰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州土人而背著雪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備如中國綠營兵而卻佩著盒子炮。他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拿著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 他走進無物之陣，所遇見的都對他一式點頭。他知道這點頭就是敵人的武器，是殺人不見血的武器，許多戰士都在此滅亡，正如炮彈一般，使猛士無所用其力。 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 但他舉起了投槍。 當時的作者魯迅，就正是「這樣的戰士」；而他的那些無比鋒利的雜文，不正就是那一擲中的，致敵於死命的「投槍」嗎？不僅不屈服在敵人的槍彈和刀尖的有形淫威之下，而且也不屈服在敵人的點頭問好式的無形武器的面前，不肯一時一刻放棄自己的戰鬥任務，這正是魯迅不屈不撓的偉大戰鬥精神的真實體現。但是，因為在「這樣的戰士」的身上還沒有顯示出人民的集體的力量，他所進行的依然是個人的戰鬥而不是群眾的排山倒海的革命運動，所以「他終於不是戰士，但無物之物則是勝者」。在這裡，我們讀出了魯迅當時的寂寞和苦痛的心情，也看出了他對於具有強大革命威力的集體鬥爭生活的渴切想望與要求。 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寫的《淡淡的血痕中》，是為「記念幾個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而寫的一首不朽的詩篇，我們是可以拿它來和《紀念劉和珍君》等那些同時寫下的文章一起來讀的。在這首詩的最後，魯迅這樣歌頌了「叛逆的猛士」： 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迭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 造物主，怯弱者，羞慚了，於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 這樣的猛士才算是真的猛士，因為他「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還「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這樣的猛士，除了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武器的無產階級戰土而外，誰還能有這麼洞徹的識見和使天地變色的猛烈威力呢！這樣的猛士，正是魯迅日夜在探索著和嚮往著的，而最後，待到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因而使自己的戰鬥力量與中國人民革命主力相結合一致的時候，魯迅也終於成為這樣的猛士了。 當然，我們這麼地評述《野草》，並不是說《野草》中就完全沒有流露魯迅當時寂寞和苦痛的心情的文章，那是有的，而且它的數量並不少。但是我們認為，這種寂寞和苦痛的心情的產生，正是由於：（一）這時魯迅還沒有成為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還不能很清楚地望見中國社會發展的正確趨向；（二）他還不知道自己的戰鬥與當時正在迅速進行著的人民革命運動在客觀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認為他是在「孤軍作戰」，是「荷戟彷徨」的「一卒」；（三）在「六面碰壁」的情況下面，他發現了他舊有的思想武器——進化論——已無力解決中國社會最根本的問題，而新的科學的思想武器又暫時還沒有取得。因為這樣，所以魯迅在當時不能不具有著苦痛、寂寞甚至於感到虛空的情緒，而這種情緒，也很自然地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特別是散文詩集《野草》中來。當時「整個中國正沸騰在大矛盾，大分裂中，魯迅的苦痛是與整個時代相關連著的。這不是引導向退嬰萎縮的失敗主義者的心情，恰恰相反，倒是向前跨進更大一步的新生因素，雖然裡面包含著悲觀絕望的成分。魯迅的偉大就在於他能夠通過大悲觀而走向真實的大希望，通過絕望而開始去學習『別種方法的戰鬥』」(28)。而這也就構成了散文詩集——《野草》的不朽價值。 文字的沉鬱和精煉，是《野草》的一個顯著的藝術特色。但也有好幾篇文字比較隱晦，主旨不易為讀者所理解。而這是與魯迅寫作這些散文詩時的險惡處境大有關係的。魯迅自己曾經說過：「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僅僅是隨時的小感想。因為那時難於直說，所以有時措辭就很含糊了。」(29)從這幾句話，不難窺見《野草》中某些文章之所以寫得比較難懂的原因。 散文集——《朝華夕拾》，共收散文十篇，是魯迅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和廈門兩地的作品(30)。魯迅在卷首《小引》中說：「我有一時，曾經屢次憶起兒時在故鄉所吃的蔬果：菱角、羅漢豆、茭白、香瓜。凡這些，都是極其鮮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鄉的蠱惑。後來，我在久別之後嘗到了，也不過如此，惟獨在記憶上，還有舊來的意味留存。……這十篇就是從記憶中抄出的，與實際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現在只記得是這樣。」這十篇追憶少年時代生活的作品，文筆是優美的，每篇都晶瑩如珠玉；在追敘父親、保姆、師友的同時，也滲透著作者偉大的愛、憎，閃爍著反封建主義的鋒鋩。如在《阿長與山海經》里，寫出了他的保姆阿長的樸厚、仁慈的心靈；在《二十四孝圖》里，一方面給予自己和同窗小友們的枯寂的童年以「一個悲哀的弔唁」，另外，又對於那些「以不情為倫紀，誣衊了古人，教壞了後人」的宣揚封建倫理觀念的拙劣的圖畫，投出了無情的毀滅性的諷刺；在《父親的病》里，控訴了某些愚蒙、迷信和欺詐的醫生的罪行，也敘述了作者所曾經走過的顛困的生活道路，在《范愛農》里，作者更用滿腔的憤怒和同情描繪了一個倔強的、不容於舊社會的不幸人物的一生。總起來說，收在《朝華夕拾》中的十篇散文，決不是那些帶著不健康的惆悵情調，專門在回憶里咀嚼著過去的生命的作品，它們仍然「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31)。在《朝華夕拾》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得見魯迅一貫的戰鬥的意氣和精神。作為現實主義文學大師的魯迅，是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肯離開充滿了災難和鬥爭的舊中國的社會生活來進行創作的。 ———————————————————— (1) 《墳·寫在〈墳〉後面》，1926年11月作。 (2)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3)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4) 《二心集·序言》。 (5) 《華蓋集·忽然想到（十）》。 (6) 《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7) 《序言》作於1933年4月，從1918年發表《狂人日記》算起，恰為15年。——引者注。 (8) 《華蓋集·題記》。 (9) 《墳·寫在〈墳〉後面》。 (10) 《華蓋集·忽然想到（六）》。 (11)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引史達林語。 (12) 《華蓋集·並非閒話（二）》。 (13) 《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徐志摩的話見於他介紹羅曼·羅蘭的文章（《晨報副鐫》一二九九）中，故魯迅云云。 (14) 《華蓋集續編·無花的薔薇之二》。 (15) 《華蓋集續編·空談》。 (16) 林語堂：《插論語絲的文體——穩健，罵人，及費厄潑賴》，載《語絲》第57期。 (17) 周作人：《失題》，載《語絲》第56期。 (18) 《墳·寫在〈墳〉後面》。 (19) 《華蓋集續編·記談話》（培良記）。 (20) 《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之二》。 (21) 《〈偽自由書〉前記》。 (22) 《華蓋集續編·我還不能帶住》。 (23) 《偽自由書·從諷刺到幽默》。 (24) 《兩地書·一二》。 (25) 原名《不周山》，收在《吶喊》集中，第二版時抽出，改題《補天》，編入《故事新編》。 (2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 (27) 載《墳》。 (28) 胡繩：《魯迅思想發展的道路》，載《大眾文藝叢刊》之《批評論文選集》。 (29) 《二心集·〈野草〉英文譯本序》。 (30) 原發表於《莽原》半月刊，1928年9月北京未名社初版。 (31) 《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