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一章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國內形勢與文學概況

一　黨成立後的國內形勢 本時期包括從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至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前的這一段時間。 從五四運動起，中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便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它把中國革命擴大成為無產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同時它又「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1)。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革命中一件無比重要的歷史事實。它標誌著中國工人階級的日益強盛與壯大，標誌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要求的日益迫切，同時也標誌著中國革命形勢的更新更高的發展。它在中國社會各方面都引起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本時期的文學運動，在黨的領導和影響之下，承繼了五四運動時期的革命傳統，一方面反映了這個急遽變化的社會生活，同時也在一定程度內推動和加速了這個變化。本時期的文學運動是較之五四運動時期更為擴大和深入了。 黨成立後國內形勢的發展是這樣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國家又捲土重來，重新對中國進行了比戰前更為瘋狂的掠奪；特別是美、英、日三帝國主義更把中國當成了角逐、宰割的對象。它們各自在中國利用一部分封建軍閥作為它們的爪牙，進行頻仍不已的內戰，以遂其掠奪和宰割中國人民的野蠻血腥的企圖。於是中國人民——特別是廣大的勞動人民——日益陷於水深火熱的生活之中。 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工人階級在五四運動中得到政治鬥爭的鍛煉與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已經形成了一支強大的覺醒了的獨立政治力量。在本時期的開始，出現了完全新式的、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行動指南的、統一的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從此以後，中國工人階級更其英勇堅強地領導著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把中國的革命形勢推向了更高更新的階段。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員大罷工揭開了中國工人階級反帝鬥爭的新的一頁。一九二三年的「二七運動」，更是中國工人階級反帝反軍閥的偉大政治運動。在「二七運動」中，中國工人階級顯示了它的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特性，而且從此走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一九二四年，在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很快地加速了中國革命的步伐。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在全國各地激起了反帝反軍閥的洶湧怒潮，為一九二六年的北伐戰爭奠下了勝利的基礎。但是由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不敢依靠正在興起的工農群眾，對國民黨中的地主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採取了妥協讓步的方法，以致反動力量日益猖狂。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國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背叛革命，大舉屠殺革命的共產黨員和工農群眾，中國革命受到了第一次大挫折，而轉入到一個更艱苦、更深入地發展的新的階段。——這是本時期革命形勢發展的大概情形。 根據以上簡略的敘述，我們明白了以下幾點：（一）第一次大戰後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互相勾結的結果，造成了中國社會空前的混亂局面，中國人民的生活日益加深地陷入貧困和飢餓的狀態，因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更加強烈、更加迫切了；（二）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後，中國革命因為有了英明正確的領導，發展得特別迅速；黨成立後所訂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綱，是以工人和農民為骨幹的，而在本時期的最初，則是主要地由工人階級以自己的英勇行動來喚醒和領導著廣大的人民；（三）黨建立了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統一戰線，這個統一戰線具體表現為中國共產黨和孫中山領導下的中國國民黨的合作。因為共產黨的正確領導和各地群眾運動蓬勃開展的結果，所以北伐戰爭能夠取得勝利；但是由於陳獨秀的錯誤領導和蔣介石的陰謀叛變、篡奪革命果實，所以中國革命才受到第一次的挫折，而轉到另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二　本時期文學運動的特點 本時期的文學運動反映了它所由產生的社會基礎，打上了時代的深刻烙印，它較之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有著更新的發展和特點。 首先，我們所應該注意到的，是這時期的文學運動，已不同於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運動：它不但是受到廣泛意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領導，而且受到了具體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學理論的影響和領導了。黨在成立後不久，就開始注意到整十革命事業中有機組成部分的文學事業，要求革命的文學事業為革命的政治運動服務。幾位早期的共產黨人如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等，在《中國青年》(2)上對當時的文學工作者提出了一些正確的意見和號召。對於當時日益擴張和深入著的文學運動，這些意見和號召起了重要的作用，對於後來「革命文學」的提出和展開無疑地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貢獻於新詩人之前》（《中國青年》第十期）一文中，鄧中夏提出了他的關於文學的見解和主張。他說： 我們承認人們是有感情的動物。我們承認革命固是因生活壓迫而不能不起的經濟的政治的奮鬥，但是儆醒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自覺，和鼓吹人們使他們有革命的勇氣，卻不能不首先要激動他們的感情。激動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說，或仗論文，然而文學卻是最有效用的工具。 這種對於文學的看法和對於文學為革命服務的要求，是從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出發的。他們認識到：在階級社會裡，文學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是某一社會集團和階級為某種理想和生活方式而進行鬥爭的特殊手段和工具。因此，他們要求文學成為為革命服務的有效工具。他們主張詩人和作家必須擔負起如下的創作任務：「第一，須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須多作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詩人須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他們批判了當時流行的「為藝術而藝術」和「為人生而藝術」的兩種不同的文學主張（自然對於這兩種主張的批判是不同程度的），指出了「少數遨遊於高山流水之間，或躺在沙發上，閉著眼睛謳歌愛和美」，或者「有意於解決社會問題」，但很少反映「中國現在這種說不出的痛苦，難堪的人生」的詩人和作家們的不正確的創作傾向(3)。他們反對象八股一樣無用的，不能激發國民精神以有助於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運動的文學，公開地宣稱：「現在的新文學若是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於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自然應當受一般人的尊敬；倘若這種文學終不過如八股一樣無用，或者還要生些更壞的影響，我們正不必問它有什麼文學上的價值，我們應當象反對八股一樣地反對它。」(4)他們主張以工、農、兵的利益為基礎結成文藝界的統一戰線。他們認為：「現在還沒有進煤窯的文學家」，「是文學家的恥辱」。他們指出：「『雅人』是真文學家的仇敵，真俗人才是真文學家」(5)。他們要求青年作家們「誠心去尋實際運動的路徑，腳踏實地一步一步走下去」(6)，在實際運動中「去涵養自己的人格和思想」(7)。 本時期的文學運動，應該說就是在這種初步的馬克思主義文學主張的領導和影響之下展開和深入的。對於當時從事新文學運動的文學團體——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這些文章曾經發生過深刻的影響。文學研究會的主持人沈雁冰在這些文章發表後不久，就寫過《讀代英的八股》一文(8)，而創造社在這時所寫的比較重要的論文（如郭沫若的《我們的文學新運動》），也分明地呈現著這種影響的痕印。當時許多愛好文藝的青年受到了這樣的啟示和號召，也通過不同的途徑漸漸地走到革命的道路上來。而「革命文學」思想的萌芽，始於一九二三年，固然還有著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但與早期共產黨人所提出來的這些文學主張應該是有密切關係的。 其次，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是，新文學運動發展到了本時期，它的陣營發生了一次分化。在前面我們已經提到，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學運動是一次統一戰線的運動。這個統一戰線是由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三部分人組成的。由於國際帝國主義「捲土重來」後的加緊侵略與國內封建軍閥的瘋狂內戰，加深了中國人民的苦痛和貧困，也加強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中國社會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日益複雜和尖銳起來，於是這個統一戰線，到本時期開始，就勢所必然地發生了第一次分化。 分化的情況是這樣的： 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學陣營中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到了本時期，差不多都已成為實際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了，他們較之前一個時期是更為進步和更加革命化了。他們之中只有少數的人還兼顧到文學運動方面，例如瞿秋白和上面提到的鄧中夏、惲代英等。 作為運動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了本時期，因為運動日益深化，鬥爭日益尖銳，大部分都與敵人妥協，作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們的可恥的辯護者了。例如胡適一面主張「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以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研究和介紹；另外又提出「整理國故」的口號，想把青年們拉往故紙堆中去。又例如《西瀅閒話》的作者陳源表面上裝出和平中正的樣子，實際跟在國內外的主子後面，對於進步力量作種種可恥的污衊。又例如「詩人」徐志摩則乾脆認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是猜忌與分裂的現象」，對中國人民的反帝運動極盡污衊破壞的能事。這些人到了本時期，事實上都成了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成了新文學運動中的反動和後退的力量了。 本時期堅持新文學運動，在不同的戰鬥道路上繼續前進的，主要地是許多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作家。這些作家在這樣一個充滿苦痛和災難的時代里感到苦悶和不安，但黨成立後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群眾運動的蓬勃展開，也給了他們以很大的激勵和鼓舞。他們不肯投靠污濁黑暗的舊勢力，他們的革命要求是很強烈的，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一面戰鬥，一面前進。他們有的主張藝術是為人生的，作家應該著眼社會的病苦，應該描寫社會的黑暗，同情被壓迫的人物；有的「本著內心的要求」，在作品裡訴說著自己和廣大人民的不幸和苦痛。他們的主張雖然不同，但是同樣地堅持了新文學，發展了新文學，並以文藝為戰鬥武器，攻擊了舊社會的黑暗統治。而在最後，這些不同的見解和主張終於統一到「革命文學」的共同要求上來。沒有疑問，他們在社會主義思想的傳播方面，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提倡方面，是立下了不小功勞的。 最後，我們還可以看到，本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在文學思想鬥爭方面，較之五四運動時期也有了顯著的不同和發展，它已經不只是與封建復古主義者作鬥爭，而是有著更深刻更豐富的內容了。 封建復古主義者並未放棄他們對於封建文學的保衛工作。繼林琴南和「學衡派」之後，封建勢力在文化上的代表章士釗（他那時是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在一九二五年創辦了《甲寅周刊》，集中力量反對新文學。雖然這時候白話文的地位已經完全確定，文言白話之爭事實上已近尾聲，但是打倒《甲寅周刊》「這隻攔路虎」的工作仍然是必要的，因為它不只是一個有關文字形式的論爭，而是有著與封建勢力作鬥爭的重要意義的。這是鬥爭的一個方面。 此外，與洋奴買辦文化思想作鬥爭，也是本時期文學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方面。魯迅與「現代評論派」的鬥爭，就是屬於這一種性質的。「魯迅當時反對這些歐化紳士的戰鬥，雖然隱蔽在個別的甚至私人的問題之下，然而這種戰鬥的原則上的意義，越到後來就越發明顯了。統治者不能夠完全只靠大炮機關槍，一定需要某種『意識代表』。這些代表們的虛偽和戲法是無窮的。暴露這些『做戲的虛無主義者』，也就必須有持久的韌性的鬥爭。」(9)這是鬥爭的另一個方面。 還有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作家和團體中，也有著比較持久的爭論。這主要是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論爭。論爭中雖然存在著一些門戶私見，但也代表著各種不同文藝思想的鬥爭，主要的是「為人生而藝術」的文藝思想與「為藝術而藝術」的文藝思想之間的鬥爭。這兩種文藝思想雖然在當時都有其產生的社會基礎，但苦難的中國既沒有所謂的「象牙之塔」，則專求文學上的「美」與「全」，也就成為不可能的事實了。這種論爭，正反映了當時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對於時代的感受及其對於文學的不同理解。到了一九二六年，創造社提出了「革命文學」的口號，彼此間仍然不免有著紛歧的意見。這又是本時期文學思想鬥爭的第三個方面。 總觀本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可分前後兩期：在五卅運動以前是摸索前進的時期；在五卅運動以後，因為黨所領導的群眾運動與革命浪潮的激盪，許多重要作家，如魯迅、郭沫若、茅盾等都先後參加了革命行列，到了一九二六年，郭沫若發表了《革命與文學》一文，「革命文學」的思想才由萌芽狀態而逐漸普遍起來。我們的新文學運動也就開始向下一個時期——「左翼十年」時期——進軍了。 三　本時期的文學團體 在五四運動時期，沒有純粹文藝性質的團體，也沒有純粹文藝性質的刊物。即以《新青年》而論，它那時自然是新文學運動的主要陣地，但它究竟是一個綜合性的刊物，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很少是專門從事文學工作的。到了本時期，情形就顯著地不同了：文學社團逐漸多了起來，文藝刊物象雨後春筍一般在全國各地紛紛出現了，新文學創作和翻譯書籍的出版也日漸增多了。據統計；這時在全國範圍內，大大小小的文藝團體先後共計有一百多個；出版的文藝刊物，大小包括在內，約在三百種以上；創作和翻譯的單行本也約在千種以上。我們可以從這一點看出當時新文學運動發展的情況來。 下面簡略地介紹一下當時幾個比較著名的文學團體： 在本時期，承繼著《新青年》的戰鬥傳統，第一個出現的文學團體是文學研究會。該會以一九二一年一月正式成立於北京。發起人有沈雁冰、鄭振鐸、葉紹鈞、朱希祖、耿濟之、瞿世英、王統照、郭紹虞、孫伏園、許地山等十二人。一九二一年文學研究會接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10)，由沈雁冰（茅盾）主編。這個已有十幾年歷史的刊物，這時才得到了全部的革新。同年五月，由沈雁冰、葉聖陶、謝六逸、鄭振鐸等成立上海分會，並發行《文學旬刊》，最初附在《時事新報》上，自八十一期起改為周刊，半獨立發行，但仍附於《時事新報》上。自一百七十二期起（一九二五年五月）收歸獨立發行，由開明書局出版。第八捲起，改在遠東書店刊行。第九捲起，再獨立發行，一直出到九卷四號。一共出了四百多期。此外還有《詩刊》一種，於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創刊，主持人是朱自清、鄭振鐸、葉紹鈞、俞平伯、劉延陵等，由中華書局出版。出到二卷二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停刊。文學研究會的工作，除發刊定期刊物外，還編印了文學叢書。在新文學運動上的影響很大。單就翻譯言，他們翻譯了俄國、法國及北歐的名著，介紹了托爾斯泰、屠格涅夫、高爾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這些給與當時和後來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 在本時期，有著與文學研究會不同的文藝主張，給與了當時文藝界和青年知識分子以巨大影響的是創造社。該社在一九二一年夏天成立，主持人是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鄭伯奇、陶晶孫、田漢等。先在泰東書局出版《創造社叢書》(11)。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創造季刊》（一九二四年一月停刊）。一九二三年五月出版《創造周報》（一九二四年五月停刊）。同年七月又在《中華新報》上出《創造日》，一共出了一百期。一九二五年，創造社主持人紛紛南下，參加革命行列。一九二六年春郁達夫回上海，又主編《創造月刊》，提倡「革命文學」，這已是創造社的後期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創造社被國民黨查封。創造社的人們以後大半都參加了左翼作家聯盟，有了更遠大的發展。 語絲社、未名社和莽原社都是由魯迅所領導或支持的文學團體。語絲社於一九二四年成立，出版《語絲周刊》，撰稿人除魯迅外，尚有錢玄同、劉半農等。作者的意見和態度各不相同，但他們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12)的態度卻是相同的。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後，語絲社的人們因為革命暴風雨的呼喚，有的更加猛勇前進（如魯迅），有的卻躲避畏縮，成了時代的絆腳石了（如周作人）。未名社是因魯迅所主編的《未名叢刊》而得名的。一九二四年魯迅為北新書局主編兩種叢書：一為《烏合叢書》，專收創作；一為《未名叢刊》，專收翻譯。《未名叢刊》後由韋素園、李霽野、曹靖華等接辦，未名社就是這樣成立的。魯迅在《憶韋素園君》(13)一文中說：「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但是，願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卻是大家一致的。」未名社在魯迅的領導下，翻譯和出版了許多俄國和蘇聯的文學書籍，給與了中國新文學以巨大影響。莽原社是一九二五年四月成立的，出版《莽原周刊》，附於《京報》印行，由第五期起，改為半月刊，由未名社印行。《莽原》作者有韋素園、李霽野、韋叢蕪、高長虹、尚鉞等。一九二六年魯迅因受北洋政府迫害離京，《莽原》遂停刊。後來高長虹等另組狂飆社，以「超人」自居，宣傳尼采思想，提倡「狂飆運動」，並且攻擊魯迅，但不久也就沒有聲息了。 在戲劇運動方面，本時期成立的團體發生較大影響的，有民眾戲劇社。該社於一九二一年五月由沈雁冰、鄭振鐸、陳大悲、歐陽予倩、汪仲賢、熊佛西等十三人發起組織。在宣言中這樣說明他們的主張和態度：「當看戲是消閒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戲院在現代社會中確是占著重要的地位，是推動社會前進的一個輪子，又是搜尋社會病根的X光鏡；他又是一塊正直無私的反射鏡，一國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這面大鏡子裡反照出來，不得一毫遁形。這種樣的戲院正是中國目前所未曾有，而我們不量能力薄弱，想努力創造的。」他們出有一種月刊——《戲劇》(14)，一共出了十期，介紹新的戲劇理論和藝術，對我國戲劇運動的開展，起過比較大的推動作用。 本時期的文藝團體很多，上面所舉出的僅僅是幾個有過比較重大影響的，其餘的我們便不在這裡一一列舉了。 ———————————————————— (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2) 當時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刊物，由惲代英主編。 (3) 秋士：《告研究文學的青年》，載《中國青年》1923年11月第5期。 (4) 惲代英：《八股》，載《中國青年》1923年12月第8期。 (5) 秋士：《告研究文學的青年》，載《中國青年》1923年11月第5期。 (6) 秋士：《告研究文學的青年》，載《中國青年》1923年11月第5期。 (7) 遠定：《詩人與詩》，載《中國青年》1924年2月第17期。 (8) 《文學周報》第101期。 (9)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10) 《小說月報》創刊於1909年（清宣統二年），1921年革新（自十二捲起），卷首有《革新宣言》。十二捲起由沈雁冰主編，十四捲起由鄭振鐸主編。至1932年，因「一二八」事變停刊。 (11) 共收四個集子：郭沫若的《女神》、郁達夫的《沉淪》、郭沫若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鄭伯奇翻譯的《魯森堡之一夜》。 (12) 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載《三閒集》。 (13) 載《且介亭雜文》。 (14) 1921年創刊，中華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