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二章　文學革命的實績

——魯迅早期的創作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這是對魯迅終生事業的最崇高也最恰當的評價。魯迅以一八八一年誕生於浙江紹興縣城的一個日就衰落的「士大夫階級」家庭里。幼年時和農村小孩的交往，使他在很早時候就與中國的勞動人民有了比較密切的聯繫。十三歲後，「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境地，又叫他看見了「世人的真面目」。因為父親的病死和「日本維新是大半發端於西方醫學的事實」，二十二歲（一九〇二）到日本後，「學籍列在日本一個鄉間的醫學專門學校里」。當日俄戰爭的時候，他在影片中忽然會見了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於是想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1)；所以第一要著，是在用文藝來改變他們的精神。從此以後，他就放棄了醫學研究工作，決定把文藝當成是自己的終身事業，而且就開始運用文藝這項武器來向封建社會的黑暗頑固的堡壘進攻了。這樣的一個決定，對於魯迅本人和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說來，都是非常地重要的。在最早的論文裡，他竭力介紹和讚揚了那些「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的富有革命精神的詩人們(2)，尖銳地批判了那些「掩自利之惡名，以福群之令譽」的維護垂死封建統治的改良主義者和洋務主義者們(3)。另外，他還從事於外國文學——偏重俄國、東歐、北歐的文學——的翻譯和介紹的工作，出版了《域外小說集》（一九〇九年）。雖然在當時，魯迅的思想在基本上還是屬於民主主義的，但他的為人民的利益與自己的理想而堅決戰鬥的意志與鋒芒，已經很清楚地顯露出來了。他在一九一一年所寫的短篇小說《懷舊》(4)，就愛憎分明地刻畫了兩類人物：一類是封建地主階級（如何墟三大人，金耀宗）及其利益的維護者（如禿先生），一類是屬於被壓迫階層的窮苦人民（如王叟、李嫗）。對於前者，他無情地剝露和嘲笑了他們的醜惡的本質；對於後者，則生動地揭示了他們的善良和質樸的靈魂。以簡括、洗鍊的筆墨深刻完整地塑繪出人物的精神面貌，這原是魯迅作品的最大特色。而這種特色，在《懷舊》這篇小說中就得到比較充分的顯露了。到了五四運動時期，魯迅是作為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和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鬥士出現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戰線上的。他的戰鬥實績，主要地表現在小說的創作上；在這時期，他是以小說為主要的戰鬥武器，「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他在這時期寫下的許多小說，成了中國新文學的第一座紀念碑，永遠在我國和世界文學史上閃耀著不滅的光芒。 魯迅以自己的創作小說揭開了現代中國文學歷史的嶄新一頁。他在五四運動時期的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作於一九一八年四月，發表在同年五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後來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他這樣地說到那時的情況： 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後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當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開始出版的時候，卻全部是文言的。蘇曼殊的創作小說，陳嘏和劉半農的翻譯小說，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發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後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所以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只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裡發表了創作的短篇小說的，是魯迅。從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陸續的出現了，算是顯示了「文學革命」的實績，又因那時的認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狂人日記》的出現，標誌著魯迅創作事業的偉大開端，也標誌著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偉大開端。一九一八年是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二年，也是五四運動發生的前一年。中國人民為解放自己而鬥爭的決定時期快來臨了，文化上的革命運動也已經開始了。歷史向作家提出了新的任務。《狂人日記》擔負了這個任務，以深切的表現和特別的格式，在青年讀者中燃起了熊熊的反封建主義的火焰。 《狂人日記》借一個精神病患者的自白，揭露出封建社會裡「人吃人」的悲慘事實，來反對封建社會的腐朽的傳統和因襲的罪惡。這一主題思想與新文化運動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數人民在吃人社會裡被少數人所吃掉的這一悲慘事實，是魯迅的偉大心靈所不能容忍的。魯迅的一生完全呈獻給了推翻吃人社會的這一莊嚴神聖的事業，而《狂人日記》便是他最初向吃人社會投出的致命一擊。後來在一九二五年所寫的《燈下漫筆》中，他這樣說：「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他看到了「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於是他希望大家起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狂人日記》形象地、真實地揭露了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制度吃人的本質，體現了中國人民反封建的正義要求。魯迅是屬於中國人民的偉大作家，《狂人日記》是屬於中國人民的偉大作品。 《狂人日記》對於封建社會的抨擊是異常地猛烈的： 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來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 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這真是非常深刻的暴露。舊社會的統治者正是以表面的「仁義道德」來掩蓋吃人的本質。他們全都具有著「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魯迅揭露社會矛盾的才能是如何地驚人。魯迅曾說，他的這篇小說「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卻比果戈理的憂憤深廣」(5)。這深廣的憂憤，全部地表現在魯迅對於整個封建社會制度的不可調和的憤恨，和對於生活在這種古老的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的廣大人民的無限熱愛和同情上。 尤其應該指出來的是，魯迅在《狂人日記》中，不僅對於吃人的現存制度表示了強烈的憤怒，同時，對於未來的新的社會也透露了無限的希望和憧憬。「你們要曉得將來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在這一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我們的導師和先驅者在五四運動時期思想認識上所已經達到了的高度，而且他也就開始以這種美好的理想給予了廣大讀者以深刻的啟示和教育。在小說的最後，魯迅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這呼聲是強大的，是足以震撼廣大讀者的心靈的。 《狂人日記》只是十三則不記月日的日記，但人物，情節和主題思想表現得十分鮮明，十分完整。這一方面說明魯迅的創作承繼了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的嚴謹、洗鍊的特色，而且給了它以創造性的發展；同時，《狂人日記》這個標題是采自俄國作家果戈理在一八三四年所寫的一篇小說的篇名，這也說明了俄羅斯現實主義文學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新文學運動，而把這種重要影響首先帶到中國文學上來的，正是我們最偉大的現實主義大師——魯迅。 接著《狂人日記》，魯迅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寫下了他的第二篇小說——《孔乙己》。這依然是一篇暴露封建社會罪惡的作品。主人公孔乙己是辛亥革命前後受封建地主迫害的貧苦知識分子的典型。他無能而怯懦，有著不少的缺點，但他是善良的。這篇小說以同情的筆調，在短短的篇幅里刻劃了這麼一個「站著喝酒而穿長衫的」、「滿口之乎者也」的不幸的人物。通過這個人物，魯迅猛烈地抨擊了冷酷無情的封建社會和在封建社會裡橫行霸道的丁舉人之類的地主豪紳。它的描寫手法是非常地經濟的，結構異常緊湊，字裡行間瀰漫著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冷郁陰暗的氣氛，感人力量是十分強烈的。 《藥》是魯迅的第三篇小說。它寫在一九一九年的四月間。在這篇小說里，魯迅一方面譴責了群眾的吃人血治病的落後愚昧的迷信思想，另一方面也寫下了為民族解放而犧牲的革命志士。故事是這樣的：茶館老闆華老栓因為兒子小栓生肺病，據說人血可以作為治療的藥劑，於是出錢購買浸染了人血的饅頭。而這血卻是犧牲了的革命者夏瑜所流的。患肺病的小栓後來自然是死了，而當夏瑜的母親來憑弔兒子的荒冢的時候，卻在墳頭上發現了不知是誰送來的一個花環。 從《藥》這篇小說，我們更可以看出魯迅的深廣的憂憤。革命者用自己的血和生命來拯救民族的危亡和災難，但迷信落後的群眾卻用革命者的血染的「人血饅頭」來醫治兒子的肺病。作品接觸了民主革命必須啟發群眾覺悟的重大問題，反映出尚未覺悟的群眾與革命先驅者之間存在著可悲的隔閡。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把這樣的悲劇寫下來，作為對於革命者的崇敬的獻禮，同時也沉痛地揭露了群眾的愚昧落後的迷信思想（自然也抨擊了那造成群眾愚昧落後的封建社會制度）。這在魯迅，是不勝其苦痛憤激之情的。 然而魯迅對於中華民族的解放鬥爭，是並未失去信心的。對於夏瑜，魯迅雖然沒有從正面來表現他的堅貞不屈的革命意志和英雄事跡，但從劊子手康大叔的話里，卻也非常清晰地呈露出了一個為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獻身的革命者的感人的形象。他「關在牢里，還要勸牢頭造反」。當他因為對紅眼睛阿義宣傳革命而遭到毒打時，他想到的不是自身的痛苦，而是可憐紅眼睛阿義的無知。象這樣的人物，在廣大群眾還沒有覺醒的時候，他雖然沒有獲得人們的理解和支持，但這樣的時間是不會過於長久的。所以在故事的最後，魯迅終於用了在夏瑜墳上出現的花環，來暗示人民群眾的逐漸覺醒和中國革命日益廣闊的前途。他曾經這樣提到當時進行創作的情況，他說： 在我自己，本以為現在是已經並非一個切迫而不能已於言的人了，但或者也還未能忘懷於當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罷，所以有時候仍不免吶喊幾聲，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馳的猛士，使他不憚於前驅。至於我的喊聲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顧及的；但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里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6) 魯迅雖然認為在夏瑜墳上添上一個花環，是用的「曲筆」，是「聽將令」，「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但他後來又曾經這樣講到他的小說：「這些也可以說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又說：「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調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這些確可算作那時的『革命文學』」(7)。這些都很確實地說明了：在夏瑜墳上添上花環，正是魯迅自己當時對革命前途的認識；而同時，也是真實地：具體地反映了革命發展中的現實生活的。革命的理想和現實生活的密切結合，正是一切偉大藝術創作的最基本的特色。 據說，作品中的革命者夏瑜，魯迅是用來影射秋瑾的。秋瑾是紹興人，她被殺在一九〇七年，那時魯迅正留學日本，很可能給他思想上以強烈的激動。因此，當魯迅從事創作的時候，用夏瑜這樣一個名字來暗地紀念這位為革命而犧牲的志士，是完全可能的事。但我們不能說小說里夏瑜的故事就是寫的秋瑾的真實事跡。 在小說《明天》（作於一九二〇年六月）里，魯迅刻繪了像單四嫂子這樣一個女性：她守寡，生活在愚昧和無助里，受盡了人間的愚弄和凌辱，結果是送掉了自己的唯一愛子（寶兒）的幼小的生命。通過這篇小說，魯迅對舊社會又投下了沉重的一擊。 作於同年七月的《一件小事》，是魯迅在五四運動時期對於中國勞動人民的一首熱烈的讚歌。作品寫一個知識分子在一件極其微小的事件上，發現了勞動人民的崇高品質，因而對自己的知識分子的自大與自私心理作了深刻無情的批判。當車夫扶著跌倒的女人，向巡警分駐所的大門走去的時候，作品這樣寫道：「我這時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須仰視才見。而且他對於我，漸漸的又幾乎變成一種威壓，甚而至於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在故事最後，又說：「……這一件小事，卻總是浮在我眼前，有時反更分明，教我慚愧，催我自新，並且增長我的勇氣和希望。」作品中的「我」，雖然不能看作就是作者自己，但作品所表現出來的這種對勞動人民的熱情的嚮往和深刻嚴峻的自我批評的精神，正是偉大的魯迅和中國勞動人民結合的堅實基礎。相信「只有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的我們的導師，在其開始創作的時候，就從中國勞動人民的身上吸取戰鬥的勇氣和對於戰鬥前途的希望和信心了。 《故鄉》（作於一九二一年一月）是一篇反映舊中國農民生活的作品，字裡行間流露著作者對於廣大農民的深厚感情。在這篇作品裡，魯迅塑造了閏土這樣一個勤勞、樸質然而為貧困所折磨的舊中國農民的典型人物。他一方面用回憶中的閏土和眼前的閏土前後迥異的形象，具體地說明了農民在封建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下的慘痛、陰鬱的生活，顯示了作者對於封建社會制度的強烈憤恨；但另一方面，魯迅又在作品裡，透露了他對於「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新的生活的希望和嚮往之情。他寫道： 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象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 自然，這種「新的生活」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在《故鄉》里，魯迅是並沒有也不可能明確地告訴我們的；但魯迅卻確實地告訴了我們，這種「新的生活」經過了許多人繼續不斷的奮鬥，是一定會要實現的。「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這句話里，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對於光明的未來有著怎樣堅強樂觀的信念。「五四」新文學的一個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起來。魯迅的作品是這一時代精神最傑出的代表。 《阿Q正傳》是魯迅最偉大的一篇作品，也是現代中國文學史和世界文學史上聳立的一座豐碑。這篇小說完成於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的二月間，但在小說第一章（序）中，魯迅說：「我要給阿Q做正傳，已經不止一兩年了」，足見它的醞釀和孕育，是在很早前就開始了的。《阿Q正傳》，應當說是高度地表現了魯迅前期思想特點和藝術特點的。 在《阿Q正傳》里，魯迅創造了阿Q這樣一個有名的典型人物。阿Q是舊中國農村里一個流浪的僱農，他的性格被塑造得十分真實而具體，他以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展示在讀者的眼前。關於阿Q這個人物所體現出來的深刻的歷史社會意義，周揚作了十分透闢的分析：「幾千年來，農民被封建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迷信觀念以及農村的各種保守落後習慣所層層束縛，不解脫這些束縛，農民是不能夠徹底翻身的。而作為啟蒙主義者的魯迅所最感痛心的是封建統治者對農民的精神上的奴役，正是這種奴役造成了農民的精神麻木狀態或行動起來時的盲目性和自發性。他在他的關於農民的小說，特別是傑出的、著名的《阿Q正傳》中，最深刻地、集中地批判了農民的消極的、落後的、不覺悟的方面。辛亥革命沒有給農民以真正的利益，沒有依靠農民，啟發他們的覺悟性和積極性，引導他們走上革命的道路，這就註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敗。在這裡，魯迅對於農民的弱點方面的批評，同時也正是對於辛亥革命的一個嚴正的歷史的評判。魯迅把占我國人口最大多數的農民的精神上的弱點也是當作國民性的弱點來批判的，他要求國民性的改革。當然這些弱點是不能代表我們民族性格的真正的特點的。……農民的不覺悟，不團結，都是封建統治者所造成的，這種情形是魯迅所深切了解的，因而也就是他所最感痛心的。」(8)周揚在這一段話中所概括地指出來的，正是魯迅在《阿Q正傳》中所要反映而且已經完滿地反映了出來的幾個主要的方面。 魯迅運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把阿Q這樣一個典型性格，安置在典型的環境裡面來刻畫。通過阿Q這個人物和他在未莊裡的一切社會關係和社會生活，魯迅十分深刻地、具體地反映了舊中國農村社會的階級關係和辛亥革命前後整個中國社會的面影。在《阿Q正傳》中，魯迅十分卓越地表現了舊中國農村里尖銳地對立著的階級關係，而且在人物的塑造上，也充分地體現了作者的強烈的正義的愛憎。他刻繪了阿Q、王胡和小D們一群。飽受剝削和損害的舊中國農民的形象，也塑造了像趙太爺、錢太爺、假洋鬼子之流的地主階級的人物。魯迅對於阿Q的態度和對於趙太爺、錢太爺一流人物的態度有著絕大的不同。對於阿Q，魯迅指出來的是他由於地主階級的統治而造成的愚昧和落後，是他的精神上的某些個弱點；對於趙太爺、錢太爺和假洋鬼子們，指出來的則是他們的殘忍、狡猾和卑賤的自私。對於阿Q，魯迅是譴責的，但在譴責里滿含著溫情和希望，是想「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而對於趙太爺、錢太爺和假洋鬼子們，則是無情的暴露，深惡痛絕的討伐，是要給以毀滅性的打擊，而「毫不可惜它的潰滅」。指出這一點是非常地重要的。這是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者在面向了舊社會血淋淋的現實之後，在對現實生活作過不斷的探索和剖析之後；所必然地要具有的看法和態度。基於這個看法和態度，魯迅在《阿Q正傳》中，除了通過阿Q和其他人物形象批判了中國「國民性」的共同弱點外，他還給我們暴露了舊中國農村的暗無天日的真實，提出了一連串的亟待解決的農民問題。而在這一點上，《阿Q正傳》是達到了異常驚人的深廣程度的。 對於蘊藏在中國農民身上的強烈的革命要求和力量，我們從阿Q身上也可以感觸得出來。阿Q對於來臨在他面前的這個革命，很顯然地還缺乏真正明確的理解，但從自己的不合理的生活遭遇和切身感受里，他是那樣樸素而簡單地理解了這個革命，而且迫切地需要著這個革命。他是這樣想的：「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阿Q的這個想法，對於辛亥革命前後的中國農民來說，是有著很深刻的典型意義的。但由於中國近百年的特定歷史條件，中國資產階級是沒有可能擔負起領導農民革命的歷史任務的；因此，在辛亥革命時，這一股蘊藏在農民身上的強大的革命力量就不可能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一方面既沒有堅強正確的領導，另一方面，又得不到廣大農民的參加和支持，辛亥革命就不得不悲慘地失敗了。阿Q的始而「革命」，繼而「不准革命」，終於是不明不白地把性命送在把總和舉人老爺手裡，這一悲慘的事實，異常鮮明地反映出了辛亥革命時期的真實情況及這次革命的失敗原因。歷史證明：只有在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中國農民的潛在的革命力量才能夠充分地發揮出來，中國的農民才能夠永遠地從屈辱、卑賤、睏乏的生活里翻過身來，成為自由、富裕和幸福的人民。魯迅在《阿Q正傳》中對於辛亥革命的嚴正批判，使我們重新深刻地認識了這樣一個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 《阿Q正傳》在藝術技巧——特別是在塑造典型和運用語言方面，有著極為卓越的成就，達到了世界現實主義文學的最高峰頂。自然，魯迅不是一個「藝術至上」論者，他不是離開生活，離開作品的思想內容，而來孤立地、本末顛倒地講究藝術技巧的；他的注重藝術技巧，是從生活的真實性和歷史的具體性的基礎上出發的。因此，《阿Q正傳》就能夠集中地、生動地反映出他所處的歷史時代的生活的全部真實性，具有無可比擬的說服和感染的力量。在《阿Q正傳》中，魯迅塑造了阿Q這樣一個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從阿Q這個人物身上，從他的思想和言行中，不僅展示出了性格上的顯著特徵，而且具現了使性格形成和發展的典型的社會生活環境。《阿Q正傳》在這一方面，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永遠不朽的典範。 《阿Q正傳》的語言，具有著非常準確、明了和簡潔的特色。魯迅是從來不能容忍文學語言中的一切蕪雜混亂和冗長拖沓等惡劣現象的。他運用和提煉了人民口頭的語言，同時從古代作家和外國作家的作品中採用了恰當的、適用的詞彙，這樣來構成和豐富自己的文學語言。在人物對話方面，他十分注意每一個人物不同的階級地位、個性特點和時間、環境的限制與區別，使讀者「看了對話，便好象目睹了說話的那些人」。這種情形，在《阿Q正傳》中是如此，在其他的作品中（包括他的許多小說和雜文）也全都如此的。魯迅正是我國文學史上善於運用語言的一個最傑出的巨匠。 總起來說，收在《吶喊》里的魯迅的早期創作，不只是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不朽的傑作，也是世界文學寶庫中稀有的偉大作品。當我國新文學運動還正在倡導、發軔的時候，我們就有了這樣在思想內容上和在藝術形式上都已經達到異常卓越、成熟的境界的作品，來作為我們前進途中的鼓舞和範例，這實在是我國現代文學的一件最值得誇耀的事。魯迅早期的創作，以反對封建主義為它的主要內容，作品的題材多半取自舊中國的農村或是封建勢力很大的城鎮，人物主要是些「不幸的小人物」——農民和小市民。通過這些作品，魯迅給予了舊中國社會以無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抨擊，但也經常地透露出作者對於新的社會和新的生活的熱望和信心，鼓舞了廣大青年為未來而戰鬥的勇氣。這些特色，一方面使魯迅不同於歐洲十九世紀的那些舊的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家；另一方面，也就預示了魯迅向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方向發展的更寬廣的前途。 魯迅而外，本時期的小說作者，還有《新潮》上的一群。這些作者，除歐陽予倩後來致力於劇本的創作，和葉紹鈞在小說上更有著遠大的發展，我們將在下面敘述外，其他如俞平伯、楊振聲後來就沒有寫小說了；汪敬熙後來在《現代評論》上還發表過小說，而且還在一九二五年選印過一本《雪夜》，但又以為自己的作品「並無什麼批評人生的意義」，而忘卻本時期的戰鬥精神了；至於羅家倫，則又極端墮落，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了。這些人在本時期的作品，「技術是幼稚的，往往留存著舊小說上的寫法和語調，而且平鋪直敘，一瀉無餘；或者過於巧合，在一剎時中，在一個人上，會聚集了一切難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是這時的作者們，沒有一個以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9) 關於這些作家，我們在這裡就不再加論述了。 ———————————————————— (1) 上引均見《吶喊·自序》。 (2) 《墳·摩羅詩力說》，1907年作。 (3) 《墳·文化偏至論》，1907年作。 (4) 載《集外集拾遺》。 (5) 《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 (6) 《吶喊·自序》。 (7) 《南腔北調集·〈自選集〉自序》。 (8) 周揚：《發揚「五四」文學革命的戰鬥傳統》。 (9) 《且介亭雜文二集·〈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