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第一章　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

一　新文化運動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 在一九一九年發生的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它標誌著中國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在「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構成了中國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從五四運動起，中國的革命就已經不是舊民主主義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了。 在「五四」以前，中國的革命，無論是政治上的或者是文化上的，都是由中國資產階級所領導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之內的，是屬於舊的世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1)。這個革命，它雖然在一定時間內和一定程度上也把中國的歷史向前推進了一步，在中國人民的民主革命思想的覺醒上做了一部分啟蒙工作，但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所特有的軟弱性和狹隘性的限制，它不可能把這個革命引向勝利和成功。因此，在「五四」以前，舊民主主義的政治革命是失敗了的，舊民主主義的文化革命也是失敗了的。 在「五四」以後，中國的革命，就不再是由中國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而是由中國無產階級所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了。這個革命，是「屬於新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範疇，而在革命的陣線上說來，則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2)。近三十多年來，中國歷史上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是以五四運動為其起點的。這個革命，是在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和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指導之下進行的，所以它能夠獲得偉大的勝利：在政治革命上是完全勝利了的，在文化革命上也是完全勝利了的。這是我們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毛主席說：「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而文化革命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並為它們服務的」。(3)由此可見，從五四運動時期開始的中國新文化運動（包括新文學運動），是中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運動的一種表現形式，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是「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的(4)。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發生於五四運動前夜，以《新青年》雜誌為主要陣地而逐漸擴展開來。它提出了「民主」和「科學」的口號。它「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5)。它在思想上為五四運動作了一番醞釀和準備的工作；而同時，當五四運動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以後，它就和五四運動的主流匯合，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思想戰線上有力的一翼了。 新文化運動在其開始的時候既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五四運動思想戰線上的有力的一翼，它和五四運動就必然地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此，發生五四運動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也就必然地是產生新文化運動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 五四運動是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之上發生的： 第一，五四運動是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四—一九一八）之後，而且直接地受到它的影響的。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就逐漸地變成了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中國人民日益加甚地走入貧困和悲慘的生活境地，反帝反封建成為了中國人民的普遍的、一致的要求。特別是中國廣大的農民，為了擺脫自己身上雙重的鎖鏈，從一八四〇年以來，他們曾經舉行過無數次大小規模的革命運動，向帝國主義顯示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加速了封建統治階級的崩潰。這樣一支強大的革命隊伍，如果得到正確堅強的領導，一定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6)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是一個先天不足的胎兒，它依賴帝國主義，同時也害怕群眾的力量，它沒有能力擔負起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因此，中國近百年歷史上的舊民主主義革命，就不可能得到勝利、得到成功。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為了重分世界和搶奪勢力範圍而進行的一次不義的戰爭，所有帝國主義國家都先後捲入了戰爭漩渦，暫時放鬆和減輕了對於中國的侵略。這樣，中國的民族工業就得到了一個「千載一時」的發展的好機會。中國的紡織工業、麵粉工業和絲織業各方面，暫時都呈露出欣欣向榮的景象。伴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一度迅速發展，中國現代無產階級（它比中國的資產階級有著更悠久的歷史）也就空前地強盛和壯大起來了。當時雖然沒有精確統計，但一般估計產業工人大約有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之多。他們「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7)。中國無產階級不僅具有一般工人階級所共有的優秀品質，即與先進的大生產相聯繫，因而具有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大公無私，是最有遠大前途的革命階級；而且，還由於身受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三重壓迫和剝削，因而特別富於對一切剝削者壓迫者的反抗性，在革命鬥爭中比任何階級都特別堅決和徹底。歷史證明：只有這樣的階級才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由於自己的長成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中國無產階級很快地變成了一個覺醒了的獨立的政治力量，成為了中國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真正領導者。因為有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堅強領導，所以五四運動能夠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嶄新姿態出現在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運動的歷史上，能夠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開端。 第二，五四運動又是發生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一七）之後，而且也是直接地受到了它的偉大影響的。史達林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十月革命和民族問題》一文中，曾經這樣明確地指出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他說： 十月革命的偉大的世界意義主要在於： （一）它擴大了民族的問題範圍，使民族問題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壓迫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 （二）它給這一解放開闢了廣泛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這就大大地促進了西方和東方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他們匯總到勝利的反帝國主義鬥爭的巨流中去； （三）它從而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建成了一條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新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史達林這一段話，為我們說明了俄國十月革命給與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的巨大影響。他在同一年所作的《不要忘記東方》一文中，更具體指出：「俄國革命第一個喚起了東方被壓迫民族去反對帝國主義。波斯、印度、中國的代表蘇維埃的成立是東方工人和農民從數百年來的沉睡中醒過來的鮮明標誌。」這樣，就把十月革命和東方各被壓迫民族——特別是中華民族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之間的密不可分的關係，更明確地告訴我們了。十月革命展開了人類歷史的一個新的時代。 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史達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 這一段話，就更其明確地指出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與我國五四運動之間的密切關係。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在中國人民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之後，才能夠勝利地產生和展開的。在五四運動以後，馬克思列寧主義照亮了中國人民革命的道路，中國革命便成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成了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支強大的同盟軍。 俄國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上，特別是在新文學運動上，更可以顯明地看得出來。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導師——魯迅，在其早年的文學活動里，就與俄國文學發生了非常密切的關係。他自己說：「那時就知道了俄國文學是我們的導師和朋友。……我們豈不知道那時的大俄羅斯帝國也正在侵略中國，然而從文學裡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兩種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他接著說：「從現在看來，這是誰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時，卻是一個大發現，正不亞於古人的發見了火的可以照暗夜，煮東西。」(8)魯迅的這段文章是在一九三二年寫下的，而文中所說的「那時」卻是指的十九世紀末的情況。在這裡，就完全可以看出，俄國的進步文學給予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如何地源遠流長了。 為了說明俄國和蘇聯文學對五四運動時期中國新文學的深刻影響，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高爾基的作品在中國翻譯的歷史和其為廣大讀者所愛好的情況，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下面引錄戈寶權的《高爾基作品中譯本編目》(9)前《引言》中的兩段話： 茅盾先生在《高爾基和中國文壇》一文中，曾經這樣寫道：「高爾基對中國文壇影響之大，只要舉一點就可以明白：外國作家的作品譯成中文，其數量之多，且往往一書有兩三種的譯本，沒有第二個人是超過了高爾基的。三十年前，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高爾基的作品就被介紹過來了。搶譯高爾基，成為風尚；從日文重譯，從英文、法文、德文，乃至世界語重譯。……高爾基的作品之所以能在中國受到廣大讀者的愛好，是因為它抨擊了黑暗，指示了光明，它雖然是為俄國人民而呼喊，但在中國讀者（不但是中國，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亦同具此感）看來，覺得都是自己心裡要說的話。而這實在也不足怪，因為真理只有一個。」 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就不難看出高爾基的作品當年即在中國普遍流行的情況。 高爾基的作品，遠在清末就被介紹到中國來，據寒峰在《中譯高爾基作品編目》（見《光明》第一卷第二號，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版）中說：高爾基的作品之被譯為中文，「大約是始於周國賢一九一七年之譯《大義》（The Traitor's Mother），後來胡適之譯《他的情人》。」但後來《時代周刊》第二十四期（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五日）中所發表的《高爾基與中國》一文（未署名），又指出遠在一九〇七年時，就有人譯過高爾基的《憂患餘生》，直到現在為止，這也許是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高爾基作品的中譯了。這篇最早的中譯，出自吳檮之手，是根據長谷川二葉亭的日譯重譯的，載《東方雜誌》第四年第一期，題名為種族小說：《憂患餘生》，原名《猶太人之浮生》，其實這就是《該隱》（Kaин）的中譯。…… 從上面所引的兩段文字，我們可以知道：高爾基的作品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就已被介紹到中國來了，而且到了新文化運動開始以後，中譯本就一天天地多了起來。高爾基用他對於黑暗的反抗和對於光明的熱愛，也就是用生活的真理教育了中國的讀者。這樣，我們不就很清楚地看到以高爾基為代表的俄國進步文學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深刻影響了嗎！經過了震撼全世界的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範圍日益擴大，中國人民就不只是從俄國和蘇聯文學得到憤怒和反抗的啟示，而且還要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來從事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了。以新文學運動為其主要內容的新文化運動，發生在五四運動的前夜，這原因是絲毫不難理解的。 以上我們說明了一下新文化運動所由產生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也就是說明了新文化運動的產生，正是由於中國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了顯著的重要變化，而俄國的十月革命又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緣故。這個運動與五四運動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它是伴隨著五四運動一同展開和深入的。當五四愛國運動掀起以後，新文化運動就和它合了流，獲得了廣大的群眾基礎，在全國各地澎湃地發展起來。刊物除《新青年》外，北京有《新潮》、《每周評論》、《新生活》，上海有《星期評論》，湖南有《湘江評論》（毛澤東同志主編），成都有《星期日》等，都是鼓吹新文化的刊物。有人估計，在一九一九年這一年中，全國刊行的白話報當在四百種以上。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就可以想見了。 二　統一戰線和領導思想 這個聲勢浩大、威力猛烈的新文化運動，它是由哪些人物所領導的？同時，又是一種什麼樣的思想把這個運動引向高漲和勝利的呢？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文化革命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並為它們服務的。在中國，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樣，有一個統一戰線。」又說：「五四運動時期雖然還沒有中國共產黨，但是已經有了大批的贊成俄國革命的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 毛澤東同志的這些論斷，為我們說明了下面一系列重要問題：（一）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是一個統一戰線的運動，統一戰線由三部分人組成：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二）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只是新文化運動中的右翼，並不是什麼「主將」或「領導」；（三）因此，新文化運動的領導思想，也就不能不是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思想。 當時具有初步共戶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以李大釗為傑出的代表人物。李大釗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的導師和先驅者，也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最早的傳布者。在新文化運動時期，他在《新青年》上發表過許多文章，成為運動中最有影響的領導者。遠在一九一六年，他就在二卷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過一篇題作《青春》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他說： 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於世者，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 又說： 青年之自覺，一在衝決過去歷史之網羅，破壞陳腐學說之囹圄，勿令殭屍枯骨，束縛現在活潑潑地之我，進而縱現在青春之我，撲殺過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禪讓明日青春之我。……進前而勿顧後，背黑暗而向光明，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創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類，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李大釗這篇文章，雖然還沒有具體地指出再生的青春中國是一種什麼樣的國家，但新興階級所特有的那種勇猛創造、堅強樂觀的精神已洋溢在字裡行間了。除開《青春》這篇文章外，《新青年》的三卷二期（一九一七年四月）上有他的《青年與老人》一文，四卷四期（一九一八年四月）上有他的《今》一文。這些文章都是中國革命史上的重要文獻，從其中我們可以看出中國革命的先驅者早期初步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來。 當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協約國帝國主義國家（包括它們的鷹犬——中國反動政府）高呼慶祝的時候，李大釗又在《新青年》（五卷五期）上發表《庶民的勝利》（演說詞）和《Bolshevism的勝利》兩篇文章。在《庶民的勝利》中，他說： 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社會革命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在《Bolshevism的勝利》中，他又說： 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託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Bolshevism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二十世紀新潮流的勝利。 沒有問題，李大釗這兩篇十分卓越的文章，是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觀察和分析問題的。他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正在歡呼慶祝的時候，指出了社會主義也就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必然的勝利，他認為俄國十月革命是「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強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這種思想是五四運動前夜的最革命、最先進的思想。這種思想的影響是非常地巨大的（中國反動政府曾經為了這兩篇文章下令逮捕刊物的主編人），它推動和領導了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除此以外，在流傳到現在的不多的幾篇有關文學的文章中，也顯露了李大釗對於文學藝術某些問題的正確見解。例如在《什麼是新文學？》一文中，他就認為「剛是用白話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學」；他說，「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這也是當時最先進的文學思想，對於當時的文學運動，無疑地起了很大的指導作用。在這以後，李大釗經常地發表介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章。一九一九年五月《新青年》（六卷五期）出版「馬克思研究號」，他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是中國系統地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最早的文章。 毛澤東同志是當時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又一個傑出的代表。一九一八年，他在湖南長沙倡導和組織了革命團體「新民學會」，一九一九年，創辦了革命刊物《湘江評論》。他所發表的《民眾的大聯合》等論文，闡述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觀點，熱情地歌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同志的革命活動，為傳播馬克思主義，促進革命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以及鼓舞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久，《共產黨宣言》的最初的中譯本也出版了。中國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從此就一天比一天地多了起來，在思想上和幹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以上我們說明了共產主義思想是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運動的領導思想，介紹了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最傑出、最優秀的代表人物。正是因為有了這樣人物和這樣思想的領導，中國新文化運動才能以雷霆萬鈞的力量反對和摧毀封建文化而取得輝煌巨大的勝利。 在五四運動時期，與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並肩作戰，而且發揮了勇猛精悍的戰鬥力量的，是當時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以魯迅為最傑出的代表人物。正如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中所指出的：「魯迅在『五四』前的思想，進化論和個性主義還是他的基本。他熱烈的希望著青年，他勇猛的襲擊著宗法社會的殭屍統治，要求個性的解放。」魯迅在熱切地追求救國救民的真理的過程中，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看到了「新世紀的曙光」(10)，看到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因而自覺地遵奉「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以嶄新的戰鬥姿態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偉大鬥爭。這樣，從「五四」前夜開始的魯迅的文學活動，無論是他的小說或雜感，就都呈現出那種前所未有的堅強的戰鬥氣勢和力量。在整個五四運動時期，魯迅的作品強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和腐敗，打擊了封建復古主義者的國粹主義思想，成為了新文化運動中一支最強大的力量。 除了魯迅外，陳獨秀在五四運動時期也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在這個時期內，陳獨秀是一個急進的民主主義者，他高張著文學革命的大旗，在與封建文化的鬥爭中，態度是比較堅決的，因此，對新文化運動也起過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 作為新文化運動右翼的是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代表人物是胡適。當時，胡適作為統一戰線中的一個盟員，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向封建舊文化進攻的一分力量，起過一點作用。但是，胡適的思想，一方面，始終嚴格地受著中國資產階級所特有的軟弱妥協的性格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深受美國資產階級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的影響。因此，他根本就不可能有堅決的反封建的思想和行動；他那時的文學主張也始終停留在改良主義的範圍內，而且不久，他就從新文化陣營里分裂出去，逐漸地站到反動方面去了。 這裡簡略地敘述了一下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包括新文學）運動的統一戰線和領導思想。這個統一戰線是有著它的缺點的：它的組成部分還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和農民參加。但由於新文化運動是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影響之下發生的，又是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的領導之下進行的，所以它就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而且是決定性的因素；同時，也就能夠「以新的裝束和新的武器，聯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軍，擺開了自己的陣勢，向著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展開了英勇的進攻」(11)，在五四運動時期形成了一個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文化革命。 三　文學革命的倡導及其主要內容 一九一五年九月，正當袁世凱利用「籌安會」進行帝制宣傳時，《青年雜誌》（第二捲起改名《新青年》）創刊。它高舉反封建的旗幟，批判舊禮教，打倒「孔家店」，猛烈地攻擊專制政治和封建道德，宣傳民主政治，介紹西方的思想文化，提出了「擁護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即民主和科學的口號，並且指出：「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那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12)以《新青年》為主要陣地的新文化運動，在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同時，也必然要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因此，文學革命運動，作為反對封建文化的一項重要內容，在當時便跟民主和科學的運動一同發生和發展起來。 一九一五年底，陳獨秀即在《新青年》倡導文學改革，主張中國文藝「今後當趨向寫實主義」，以「挽今日浮華頹敗之惡風」(13)。一九一六年十月，胡適在《寄陳獨秀》信中表示贊同，並首次公開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及具體的「八事」： 年來思慮觀察所得，以為今日欲言文學革命，須從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陳套語。 三曰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 五曰須講求文法之結構。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無病之呻吟。 七曰不摹仿古人。語語須有個我在。 八曰須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14) 第二年一月，胡適又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一文，將上述「八事」逐一論證發揮；但也明白宣言他的主張只是「文學改良」，意見也僅是「芻議」，態度十分軟懦。後來他曾半遮半掩地承認是「膽子變小了」，「所以此文標題但稱『文學改良芻議』，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學革命』的旗子」。(15) 當時勇敢地高張著文學革命的旗幟的是陳獨秀。一九一七年二月，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正式地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和比較鮮明的主張。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在這篇文章里，陳獨秀雖然只提出了「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社會文學」三個口號，關於這三個口號所包含的具體內容並沒有予以充分的詳細的說明；但是他的態度和主張，到底要比胡適堅決得多，鮮明得多。第一，他觸及到了文學的思想內容。他認為舊文學的內容是「目光不越帝王權貴、神仙鬼怪，及其個人之窮通利達，所謂宇宙，所謂人生，所謂社會，舉非其構思所及」。因此，他把文學革新同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政治革新聯繫起來，認為「今欲革新政治，勢不得不革新盤踞於運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學」。這種見解，較之專注重文字形式的革新的改良主義者們，是前進了一步。第二，他的戰鬥精神是比較地旺盛的。他認為在文學改革「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這一點上，「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16)。這種堅決的態度，也實在不是那種「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17)的改良主義者胡適所能夠趕得上的。 陳獨秀及胡適的文章發表以後，劉半農、錢玄同等人撰文響應，攻擊「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新青年》又陸續刊載有關文學革命的通信，逐步展開了熱烈的爭辯和討論。接著，魯迅、郭沫若和其他作者們又以其具有新的內容和新的形式的作品，充實和豐富了文學革命的實際內容，構成了中國新文學發展歷史上最優良的革命傳統。 文學革命的具體內容大致包含下列三個主要方面： 第一，它是以反對封建主義為其主要內容的；而在中國，由於歷史的特殊規定，反對封建主義與反對帝國主義是沒有方法可以分割開來的，所以實際上，它又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為其主要內容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五四運動時期思想革命的口號是科學和民主，這個口號正反映了中國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而文學革命之所以要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則主要地是因為新文學是反映科學和民主的要求，而舊文學（封建主義的文學）則是反映封建的舊倫理和舊政治的。封建思想正是科學和民主的死敵。錢玄同在《〈嘗試集〉序》里說： 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里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並沒有什麼一定的格式。對於那些腐臭的舊文學，應該極端驅除，淘汰淨盡，才能使新基礎穩固。 這裡所說的「階級制度」，指的就是封建社會裡的等級制度，而舊文章中的「野蠻款式」則正是反映這種野蠻的等級制度的。在同一篇文章中，他曾把這個意思說得非常清楚。他說中國的語言、文字之所以相去很遠，不能夠「言文一致」，原因之一就在於：「那獨夫民賊，最喜歡擺架子。無論什麼事情，總要和平民兩樣，才可以使他那野蠻的體制尊崇起來；象那吃的，穿的，住的，和妻妾的等級，僕役的數目，都要定得不近人情，並且決不許他人效法。對於文字方面，也用這個主義……」因此，文學革命就「要用質樸的文章，去剷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由此可見，五四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提倡白話，反對文言，是與反封建主義的根本精神緊密地聯繫著的。錢玄同在「五四」初期，態度是頗為勇猛積極的。他在這時期的許多文章，都透露了一種比較堅決的反封建主義的精神。但可惜後來就離開了文學革命的戰線，躲向故紙堆里去了。 當時以犀利無比的筆鋒，給予封建宗法社會和封建復古主義者以無情暴露和抨擊的，是魯迅。他在本時期所寫的許多小說和雜感，無不體現著很強烈的反封建主義的戰鬥精神。關於他的小說，詳細評敘，打算留在下章；這裡只談談他在本時期寫下的雜感。他在《熱風·題記》中說：「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指一九一八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總起來說，魯迅在五四運動時期所寫下的《隨感錄》中的短評，都是以反對封建主義的「殭屍統治」為其主要任務的。 下面引錄《現在的屠殺者》（隨感錄五十七）一文說明魯迅在當時的反封建主義的精神： 高雅的人說，「白話鄙俚淺陋，不值識者一哂之者也。」 中國不識字的人，單會講話，「鄙俚淺陋」，不必說了。「因為自己不通，所以提倡白話，以自文其陋」如我輩的人，正是「鄙俚淺陋」，也不在話下了。最可嘆的是幾位雅人，也還不能如《鏡花緣》里說的君子國的酒保一般，滿口「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菜要一碟乎，兩碟乎」的終日高雅，卻只能在呻吟古文時，顯出高古品格；一到講話，便依然是「鄙俚淺陋」的白話了。四萬萬中國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竟至總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憐煞人。 做了人類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現代人，吸著現在的空氣，卻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語言，侮蔑盡現在，這都是「現在的屠殺者」。殺了「現在」，也便殺了「將來」。——將來是子孫的時代。 「朽腐的名教」就是封建主義的思想；「僵死的語言」，就是那已不合民眾需要了的文言，而這些正是封建統治階級用來屠殺「現在」、屠殺「將來」的主要工具。要用「四萬萬中國人嘴裡發出來的聲音」來寫文章，便是要打倒「朽腐的名教」和「僵死的語言」，而這也就是向那屠殺「現在」和「將來」的封建統治階級宣戰。 與封建主義作鬥爭，以文藝服務於人民和社會的利益，是魯迅畢生的重大工作，而這種工作，他在五四前後便開始了，而且一開始就表現得那樣的堅決和猛烈。這種堅決、猛烈的反封建主義的精神，便是文學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 這裡，我們還要說明兩點：一、如我們前面所已經指出的，封建主義乃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堅固的「牆腳」，對於封建主義的攻擊，也正是在搖撼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基礎。反封建主義的鬥爭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原是緊密地聯繫著，無法分割開來的。這是現代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也是文學革命的歷史特點。二、我們還必須看到，這種反封建主義精神之所以能夠如此猛烈、堅決，顯然地是受了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深刻影響的。魯迅是如此，整個文學革命運動也是如此。例如在《熱風》中，魯迅曾講過這樣的話：「看看別國（按指蘇聯），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18)魯迅和整個文學革命運動那種堅決、猛烈地反封建主義的精神，正是從十月革命給予人類社會的「新世紀的曙光」的照耀中所獲得的。 第二，文學革命又是以文藝大眾化的最初傾向為其重要內容的。文學革命的重要口號是提倡白話文，而且在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勝利。但我們應當這樣理解：白話文的提倡是反映了（在某種程度內）中國人民對於文藝的迫切要求的。它是文藝大眾化運動的一個起點，也可以說是文藝大眾化的最初傾向。 文學革命既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它就不可能不要求廣大的讀者，不可能不要求把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帶到更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去。這就規定了新的文學首先在思想內容上，因而也在表現形式上，應該具有著一定程度的大眾化傾向。正是在這一點上，提倡白話文和爭取白話文的徹底勝利，才有其重大的意義。 這一點，也可以從魯迅本時期文藝活動上得到非常清楚的說明。魯迅這時對於文藝的理解和在創作實踐上都充分地代表了文學革命的這一正確的傾向。他說他之所以要提倡文藝運動，原因是要改變國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19)。可以看到，魯迅開始創作的動機就是為了要喚醒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意識，要把文藝當成宣傳教育的有力武器。因此，他的創作在思想內容上就反映了當時廣大人民的革命要求，而在表現工具和表現形式上也都是服務於這樣一個崇高的創作目的的。 本時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也有些是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為農民抗議的。這也表明文學革命時期的文藝作品在思想內容上的大眾化傾向。而那時大家所努力提倡的白話文，也就是在文字形式上適應這一要求和傾向的。這是文學革命的另一個重要內容。 自然，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文藝大眾化，僅僅是一個最初的傾向，是一個起點，並不是說文學革命時期所提倡的白話文，就已經是大眾化的文藝了。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指出：五四運動的缺點，「在只限於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文化運動，「當時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這是整個五四運動的缺點，自然也是文學革命運動的缺點。這樣的缺點，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還是難以避免的。當時中國共產黨還沒有成立，缺少堅強正確的領導，政治上的革命運動和文化上的革命運動都還沒有擴展到工農群眾中去，知識分子在生活上和思想感情上都還不可能與工農群眾結合起來，這樣，一個廣泛的為工農群眾服務的文藝大眾化運動，自然是不可能發生的。 第三，文學革命時期的文學是以現實主義為其主要的創作方法，而且是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結合在一起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是有著悠久歷史的我國文學的最優良的傳統，而這正是我國勞動人民樸素、勤勞的性格和豐富、大膽的幻想在文藝領域內的反映。文學革命便是這種優良文學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同時，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文學革命是適應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而產生出來的一種運動，它又是在俄國十月革命和世界進步文學——特別是俄國和蘇聯文學——的影響之下，在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之下發生和發展的。因此，作為文學革命實績的文學創作，就不能不包含著社會主義的因素，不能不以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為其主要的方法。 這一點在魯迅和郭沫若本時期的創作特色上，可以分明地看得出來。魯迅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他曾經這樣提到他開始創作小說時的動機：「……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20)這就決定了他要面向著舊社會的血淋淋的現實，而且還要用高度的現實主義藝術方法把它真實地描畫下來，作為向舊中國統治者進攻的主要武器。但在他真實地揭露不幸人們的病苦的同時，他又熱情洋溢地宣揚了中國人民對於未來生活的美好理想和願望。他在本時期所寫的作品，一方面真實地、具體地反映了農民與封建地主階級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尖銳的矛盾，同時也指出了（雖然是不很明確的）中國人民向將來邁進的道路，具有著較為強烈的革命的浪漫主義的因素。 郭沫若是中國的第一位新詩人。他以他的激情的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開闢了中國詩歌的新的廣闊的道路。他在本時期所寫的著名的詩集《女神》中，以那樣高昂的響徹雲霄的聲音咒詛了那象「屠場」和「囚牢」一般的舊世界，歌頌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他祈求太陽把他「全部的生命照成道鮮紅的血流」，他說「新中華的改造正賴吾曹」。他的熱情是那樣噴涌，他的想像是那樣蔥蘢，而他的筆調又是那樣的奔放不羈。革命的浪漫主義是郭沫若詩歌的主要傾向。但是郭沫若的詩歌又包含了很顯著的現實主義的因素。它是那樣真實地反映了五四運動時期中國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和在封建軍閥宰割下的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 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是兩種互相對立而又統一的創作傾向。現實主義離開了浪漫主義，往往會陷於自然主義的泥坑；而浪漫主義如果不和現實主義相結合，也就難免產生浮誇和空喊的結果。在文學史上，真正偉大作家的作品，常常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結合在一起的。魯迅和郭沫若在五四運動時期的作品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以上簡略地說明了一下五四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主要內容的三個方面，同時這也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最優良的戰鬥傳統。這三個方面是互相聯繫著，不可分割的。「五四」文學革命「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第一次真正偉大的革命。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這個文學革命，也就沒有我們今天人民的文學藝術運動」(21)。但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革命，也有缺點或消極因素。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中說： 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同志所指出來的這個缺點，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文學革命運動中，特別表現為一般人對於中國舊文學的全盤否定和對於外國文學的全盤肯定。那時期，對我國古典文學中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是認識得很不夠的，還不能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批判地繼承我國的古典文學遺產，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而另外，對於外國文學中的各種流派和各種形式，又往往不問其是否適合我國文學的需要，不加分別地予以介紹和翻譯。這種形上學的和形式主義的觀點、方法，對於我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自然是產生了不良影響的。 四　文學改良主義者的主張 關於「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中的消極因素，我們還需要對胡適的改良主義思想和文學主張，作一些必要的歷史的分析和批判。 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攻擊舊文化。一九一八年六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專號」，譯載了挪威劇作家易卜生的劇本《娜拉》（至第三幕）、《國民之敵》和《小愛友夫》（各第一幕）；胡適發表了《易卜生主義》一文，借介紹易卜生的劇作和思想，攻擊舊社會的法律、宗教、道德及家庭、婚姻等問題，提倡個性解放，鼓吹寫實主義，在當時的知識界影響頗大，對於反對封建主義文化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自然，我們也應當指出，其中介紹和宣揚的個性解放和極端個人主義的思想，在青年思想上也有不良影響，而且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愈到後來就愈加消極反動了。至於胡適提倡白話，主張「文學改良」，在當時的影響也比較大。但是，胡適畢竟是新文化運動中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代表。中國資產階級所固有的軟弱性、妥協性，在胡適身上有突出的表現，使他早在文學革命的倡導時期，就顯明地暴露出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面貌；他所提出的「文學改良」的主張，也大多是拘限在形式主義和改良主義範圍之內的一些貨色。 後來，胡適卻竟然「不辭汗顏」地自吹自捧，把自己說成是文學革命運動的領導者。他說： 至於我們幾個發難的人，我們也不用太妄自菲薄，把一切都歸到那「最後之因」。陸象山說得最好：「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靜，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白話文的局面，若沒有「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至少也得遲出現二三十年。這是我們可以自信的。(22) 我們且不提他如何荒謬地將「白話文的局面」來代表整個文學革命，也不提他如何錯誤地過高估計了個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我們只舉出這位自命文學革命的「發難者」在文學革命運動當中所提出來的主張，來看看他的「不用妄自菲薄」的根據到底是什麼。 前面已經指出，胡適在一九一七年一月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一文中，根本不敢提文學革命，而且一再表明自己「末學不文，何足以言此？」連提出「文學改良」也深恐「矯枉過正」，要請別人來「匡糾是正之」。這就充分表明胡適的改良主義是何等地軟弱無力了。 胡適的文學改良主義所包含的內容，歸納起來就是所謂「國語的文學」。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里說：「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並說這是他的「根本主張」。應該怎樣來實行呢？胡適說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創造。通篇大談了一通「白話文字」的工具和「文學的方法」以後，結尾說： 工具用得純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創造中國的新文學。至於創造新文學是怎樣一回事，我可不配開口了。我以為現在的中國，還沒有做到實行預備創造新文學的地步，盡可不必空談創造的方法和創造的手段，我們現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兩步預備的工夫罷！ 可見胡適的所謂「文學改良」也好，「國語的文學」也好，只不過是文字工具的改革和文學方法的改進罷了，完全是一種諱言文學思想內容的形式主義論調。 胡適關於文學形式改良的主張，主要地見於他的所謂「八不主義」中。「八不主義」原為「八事」，最初在他的《寄陳獨秀》信中提出，《文學改良芻議》里仍為「八事」，僅文字和排列有些變動，以後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里始改為「八不」。「八不主義」中，「不作言之無物的文字」，「不作無病呻吟的文字」和「不摹仿古人」三條，據胡適自己說，「都是文學內容的問題」(23)。在這三條中最主要的要算是第一條——「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所謂「物」指的是思想和感情，但到底是那一個階級的思想感情，他卻沒有指出來。抽去文學的階級的、社會的內容，標榜文學的「超階級」，也是資產階級慣於玩弄的一種鬼把戲。現在我們專來看看他在「改良」文學形式上的主張：（一）主張「不用典」，但他又把典分成廣狹二義，廣義之典不算是典，「可用可不用」，狹義之典，他雖主張不用，但又說「工者偶一用之，未為不可」。這樣的主張，正如李何林在《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中所說的，「直把『不用典』變成為不是反對用典，反而主張用典了」。（二）他一面主張「文須廢駢，詩須廢律」，但一面又說，「即不能廢此兩者，亦當視為文學末技而已，非講求之急務也」。這樣又輕輕地取消了自己的主張。（三）胡適是主張白話文學即所謂「國語文學」的，但這個國語文學卻僅僅是「不避俗話俗字」(24)。可見他的「八不主義」也是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 胡適的形式主義的文學改良主張，是以他的「歷史進化論」的思想為基礎的。他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說：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進化之公理也。……吾輩以歷史進化之眼光觀之，決不可謂古人之文學皆勝於今人也。……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云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除了這段文字外，胡適還有一篇《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認為「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這些文章宣揚的都是文學形式的歷史進化論。大家知道，胡適在提倡美國資產階級哲學家杜威的實用主義的同時，又標榜所謂的「歷史的態度」的。據他說，這種「歷史的態度」，是來自達爾文的進化論。但他恰好閹割了進化論這一科學學說的革命的進步的精神，把它歪曲為一種庸俗的進化論，用來支持和散播他的改良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思想。「歷史進化」的原動力是什麼，「歷史進化」應該朝著什麼方向前進，他是完全懵然無知的，所以他對於文學「進化」的看法，就不能不專從形式上著眼。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這些文學在胡適眼中就只成了一些不同的形式與體裁而已。至於文學與時代真正的關係，胡適不僅沒有絲毫了解，而且還處心積慮地加以歪曲和掩蓋。從這樣庸俗的進化論出發，所以胡適便不能不歪曲歷史，把文學的「歷史進化」只表面地理解成為形式工具的變異和革新。他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說：「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歐洲各國的文學革命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也正是從這庸俗的進化論出發，胡適歪曲「五四」文學革命運動，胡說「這一次的文學革命的主要意義實在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25)，而抹煞掉文學革命反對封建主義的戰鬥的思想內容。 其實，胡適這種「歷史進化論」的思想，遠在戊戌政變的時候，黃遵憲等（他們也是一些改良主義者）就已經提出過(26)。胡適的見解實在沒有超出他們多少。但是必須指出：在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黃遵憲等的見解，顯然還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意義，而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這種改良主義的思想，就只能是和以社會主義思想為領導的文化革命相敵對的了。 隨著革命的深入發展，新文化運動的統一戰線開始分化。當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五四運動走向高潮的時候，胡適於一九一九年七月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挑起了「問題與主義」的論爭，企圖阻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一九二〇年底又在《新青年》內部挑起分裂，認為「《新青年》色採過於鮮明」，提出要「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聲明不談政治」，妄圖改變《新青年》的方向(27)。這些，都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李大釗、魯迅等人的抵制和駁斥。隨後，胡適便退出了《新青年》，另辦《努力周報》、《國學季刊》，鼓吹「整理國故」，提倡「好政府主義」，一步步地完全投入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懷抱，成了無恥的買辦文人和民族敗類。 五　與封建復古主義者的鬥爭 文學革命不是沒有經過鬥爭就能獲得勝利的。當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在政治上還握有統治權力的時候，當帝國主義還在通過中國的封建統治階級來進行對中國廣大人民的殘酷掠奪的時候，封建士大夫階級在思想陣線上是一定要堅守著復古保守的溝壘，反對科學和民主，反對文學上的一切改革主張的。於是，文學革命陣營，以當時三種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為基礎，展開了一次對封建復古主義者的鬥爭。 封建復古主義者曾經採用了種種不同的方式來進行顛覆文學革命的活動：有的人以輕蔑不屑的態度來對付新文學，想讓新文學在沉默的窒息中死亡下去(28)；有的人以折衷調和的姿態出現，想把文學革命引向死路上去(29)；有的人出版刊物，作擁護古典文學的運動(30)；也有的人挺身而出，對文學革命運動肆意謾罵，或托為小說，以泄個人的「幽憤」。但是這些反對都沒有發生絲毫效果，文學革命運動反而日益蓬勃地開展著。 在當時，第一個跳出來，以衛道自任，反對新文學的是林紓。 林紓（琴南）先在《新申報》上發表了兩篇小說——《妖夢》和《荊生》，痛罵當時提倡白話文學的人。在《荊生》中，他幻想有一個「偉丈夫」如荊生者能夠出來以武力消滅新文學運動。林紓寫這篇小說是「大有深意」的，小說中的「偉丈夫」荊生，指的就是當時安福系的軍閥徐樹錚(31)。他希望當時的封建軍閥能夠興起「文字獄」來，把提倡新文學運動的人物一網打盡。封建復古主義者如何仇視新文學運動，從這裡我們可以完全看到了。 「荊生將軍」們在當時雖然擁有武力，但是他們也害怕人民的力量。他們的所謂「國務會議」雖然通過了「取締新思想」的議案，但是新思想卻仍然如火如茶地擴大著。這正是林紓輩所痛心疾首的事。在這篇小說的附論中，他說：「如此混濁世界，亦但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荊生！」荊生不可得，於是只好由林紓本人親自出馬了。他先作過一篇《論古文之不當廢》，後來又作《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這兩篇文章都沒有說出什麼道理來。在《論古文之不當廢》中，他說： 知拉丁之不可廢，則馬、班、韓、柳亦自有其不宜廢者。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則嗜古者之痼也。 在《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中，他更不勝感喟地說： 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 這簡直就是當時復古主義者的無可奈何的哀鳴了。 林紓反對新文學的文章，最有名的要算是他的《致蔡鶴卿太史書》。這書原文很長，這裡只舉出他的四點主要意見：（一）孔孟不可復，倫常不可鏟，西人文字中亦未見有違忤五常之語。——這是針對著新文化運動反對舊禮教的口號而發的。（二）若雲死文字有礙新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這是說古文與科學可以並行不悖。（三）如用土語為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據此，則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為教授矣。——這是反對白話文，認為「引車賣漿之徒」所操的語言不能夠用來寫文章。（四）《水滸》、《紅樓》作者均為博覽群書之人，非讀破萬卷書，不能為古文，亦不能為白話。——這是說要做白話，也須要多讀古書，多做古文，與他說的「古文者白話之根柢，無古文安有白話」的話是同一個意思。 蔡元培的答書主要地只申辯了兩件事：（一）在北京大學中並無復孔孟、鏟倫常之說，《新青年》雜誌中偶有對於孔子學說之批評，然亦對於「孔教會」等托孔子學說以攻擊新學說者而發，初非直接與孔子為敵；（二）當時提倡白話文的人均「博極群書」，「能作古文」，「文筆之古奧非淺學者所能解」。這種答覆當然顯得軟弱無力；但是，在當時軍閥政府殘暴統治、禁錮言論的環境下，蔡元培以北京大學校長的地位，能公開聲明並實行「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32)，對於新思潮的傳播和文學革命的發展，起了庇蔭與促進的作用，這是應該充分肯定的。 在當時給復古主義者以堅決答覆的，要算是魯迅。他在一九一八年發表的《隨感錄三十五》中就這樣有力地駁斥了那些主張復古的國粹主義者：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嘆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嘆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這就是給予林紓之流的最扼要也最堅決的答覆；而這答覆的理由，正是建築在魯迅的愛國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基礎之上的。在《隨感錄》的另一則（四十七）中，魯迅還這樣非常形象地說明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道理：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麼；用顯微鏡一照，卻看見刻著一篇行書的《蘭亭序》。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為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卻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著古典；現在兩位既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卻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的工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麼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這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卻是一碗飯；水夫挑來用水濕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濕土裡的水：那可真要支撐不住了。 魯迅的這段話，不用說，也正是對林紓之流的人物說的，他們正好是「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這樣的答覆才真是致敵死命的一擊。同時從這段話里，我們更可以看出魯迅具有何等卓越的識力。他認為白話文就是中國廣大人民所日常用的語言，而那種「高古品格」的古文，卻只是少數所謂有本領學問的人才能做，能懂的東西。這樣才算真正理解了白話文的價值和提倡白話文的重大意義。這樣的見解與胡適輩的形式主義的見解是迥然不同的。 除魯迅外，當時陳獨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中，關於「鏟倫常、復孔孟」的話，也作過強硬的答覆： 這幾條罪案（指破壞孔教、禮法、國粹、貞節……等），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禮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志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外，還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志，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這種答覆也是比較理直氣壯的。林紓之流自然是無話可說，只好說「吾輩已老，不能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了。 繼林紓之後，主張古文，反對白話文的還有「學衡派」。 《學衡》雜誌出版於一九二二年一月，其中堅人物為胡先驌、梅光迪、吳宓諸人。在《學衡》雜誌出版之前（一九一九年），胡先驌輔就寫過一篇《中國文學改良論》詆毀新文學運動。後來在《學衡》上，梅光迪發表了《評提倡新文化者》、《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吳宓發表了《論新文化運動》等幾篇文章。他們的論點不外下列幾個：（一）反文學進化論——梅光迪在《評提倡新文化者》中說：「文學進化至難言者。西國名家多斥文學進化論為流俗之錯誤。而吾國人乃迷信之。……一若後派必優於前派。後派興而前派即絕跡者。然此稍讀西洋文學史。稍聞西洋名家諸論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國人童無知。顛倒是非如是乎。」（二）白話不能代替文言——胡先驌在《中國文學改良論》里說：「用白話以敘說高深之理想，最難剴切簡明」。又說，「詩家必不能盡用白話，征諸中外皆然。……且無論何人，必不能以俗語填詞」。（三）語文不應合一——胡先驌在《中國文學改良論》中說：「語言若與文字合而為一，則語言變而文字亦隨之而變。……向使以白話為文，隨時變遷，宋元之文，已不可讀，況秦漢魏晉乎。」（四）主模仿——吳宓在《論新文化運動》中說：「文章成於模仿。古今之大作者，其幼時率皆力效前人，節節規撫，初僅形似，繼則神似，其後逐漸變化，始能自出心裁，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 「學衡派」反對新文學的重要論點，不外以上四個。他們以「學貫中西」來自我標榜，其實都是一些代表封建思想的文人，所以他們的理論與林紓的只是大同小異；他們又都是西洋留學生，所以在他們的文章里，除了地道的封建思想以外，還摭拾了一些外國陳腐的論調。除此以外，實在再沒有別的東西了。關於他們，魯迅曾有過這樣的評斷： 總之，諸公掊擊新文化而張皇舊學問，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為一種主張。可惜的是於舊學並無門徑，並主張也還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國粹的知己，則國粹更要慚惶煞人！「衡」了一頓，僅僅「衡」出了自己的銖兩來，於新文化無傷，於國粹也差得遠。(33) 這種估價，對於「學衡派」真算得是精確允當了。 本時期的文學論爭，基本上是白話文與文言文的論爭。它是在中國人民反對封建文化和封建的士大夫維護封建文化的劇烈鬥爭之中產生的。這些封建復古主義者雖然在論爭中沒有顯示出多大的力量，但他們的態度是相當頑強的。他們不願封建文化從此「壽終正寢」，因此起而以「衛道」自任，起而作最後的努力。但是歷史的發展是不留情面的，經過了五四運動浪濤的撞擊，封建文化之在中國，也正如封建統治力量之在中國一樣，逐漸地走向沒落和滅亡，已經成了不可避免的命運了。因此，這些封建復古主義者為保衛封建文化所付出的氣力，是沒有得到多大效果的；他們的言論，只能算是中國封建文化垂死前的掙扎罷了。 ———————————————————— (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2)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3)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4)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5)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6) 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7)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8) 魯迅：《南腔北調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9) 羅果夫、戈寶權合編：《高爾基研究年刊》（1947年）。 (10) 《熱風·隨感錄五十九·聖武》。 (11)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2) 陳獨秀：《本志罪案之答辯書》。 (13) 見《青年雜誌》第一卷第四號《通訊》。 (14) 載《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 (15) 胡適：《逼上梁山·四十自述》的一章，錄自《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16) 陳獨秀：《答胡適之》，錄自《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17) 胡適：《寄陳獨秀》（1917年4月9日），錄自《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18) 《熱風·隨感錄五十九·聖武》。 (19) 《吶喊·自序》。 (20) 《南腔北調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21) 周揚：《發揚「五四」文學革命的戰鬥傳統》，載《人民文學》1954年5月號。 (22)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 (23)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 (24) 見胡適的《白話解》。 (25) 胡適：《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導言》。 (26) 可參閱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卅二《學術志》記日本文學。 (27) 見胡適一九二〇年底答陳獨秀書及次年一月致李大釗、魯迅等人的信。 (28) 《嚴復書札》六十四：「革命時代，學說萬千；然而施之人間，優者自存，劣者自敗，雖千陳獨秀，萬胡適、錢玄同，豈能劫持其柄，則亦如春鳥秋蟲，聽其自鳴自止可耳。林琴南輩與之較論，亦可笑也。」 (29) 如曾毅、方宗岳等在《新青年》上的主張。 (30) 黃侃和北大一部分主張復古的學生創辦《國故》。 (31) 見阮無名《新文學初期的禁書》，載《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 (32) 蔡元堵：《答林琴南書》。 (33) 《熱風·估學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