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史初稿 · 緒論

一 在階級社會的任何時代里被寫下來的歷史書籍，都是一定階級給予過去時代的社會制度、社會生活和社會思想的一種敘述、解釋和總結，裡面貫串著這一階級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體現著這一階級在這一時代的特定的、具體的歷史要求：維護什麼和反對什麼。毫無疑問，在任何時代被寫下來的歷史書籍，都是階級鬥爭的產物，都是為某一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務的。 在過去的時代里，我們也曾有過一些公正的、有才能的歷史學家，他們所敘述、解釋和總結出來的歷史事實比較地接近於歷史真實；但從現在所有的大部分歷史記載說來，我們過去任何時代的歷史是很少得到公允合理的看待和處理的。統治階級及其御用的歷史學家們曾經使用多種多樣的手段和方法來竄改與歪曲歷史的真實面貌，以求符合於本階級的強暴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過去，由統治階級及其御用的歷史學家們所寫下來的歷史書籍是大大地違背了歷史的真實，違背了歷史發展的規律和道路的。 這種情形，在關於文學史的寫作方面，也是毫無例外地存在過的。 舊中國的統治者們是充分地懂得文藝的武器作用的。他們不僅橫暴地長期地掠奪過廣大勞動人民的物質財富，而且也橫暴地長期地掠奪過廣大勞動人民的精神財富。他們長期地占有文學藝術，同時也長期地歪曲和篡改過中國文學藝術歷史的真實情況，抹煞了廣大勞動人民在文學藝術方面的光輝的創造和成就；而且更其重要的是，抹煞了廣大勞動人民運用文藝武器與統治階級進行堅決鬥爭的歷史事實。 資產階級的論客們就曾經這樣歪曲過我國新文學運動的真實歷史。他們有的把從五四運動時期開始的新文學運動說成是明朝「公安派」和「竟陵派」的繼承或「復活」，企圖把我們的從古典現實主義文學中創造性地發展出來的，具有社會主義因素而且繼續沿著這個方向猛勇前進的革命的新文學，與封建時代的文人學士們的「風雅」、「性靈」等腐朽思想混為一談(1)。有的認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是「以市民為盟主的」，「是市民社會突起了以後的，積累了幾百年的世界進步文藝傳統底一個新拓的支流」(2)，妄圖否認我國新文學運動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影響之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這個鐵的事實，否認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聯文學對我國新文藝的巨大深刻的影響。他們還有的把新文學運動說成僅僅是文字工具上和形式上的一種改良或革新運動，而抹煞了新的文學形式所表現出來的新的思想內容與新文學在我國革命史上所發生的巨大的武器作用(3)。他們這樣塗抹和曲解新文學歷史的真實情況，不僅由於他們對於文學歷史的無知，而且也因為他們具有這樣一個難以告人的目的和企圖：多方篡改歷史的真實面貌，來維護舊中國統治者的利益，為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服務。 但是在目前，我們已經不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運用科學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從事於中國新文學運動歷史的研究和探討的工作了。由於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正確領導，中國革命獲得了偉大的勝利，廣大勞動人民已經成了我們國家的主人，也成了文學藝術的真正的主人。我們在政治和經濟上推翻了舊的反動統治力量，在思想認識上也逐漸擺脫舊的影響，能夠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作為觀察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有力武器了。應該指出的是，一九四〇年毛澤東同志的偉大論著《新民主主義論》的發表和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發表，使得我們整理和研究新文學歷史的工作有了極其明確的理論指導。而在一九五三年九月間召開的中國文學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歷史評價」問題的討論和總結，又使得我們從事中國新文學歷史研究工作的人們得到了許多非常有益的啟示。同時，在這裡，我們還應該著重地指出，解放十年來，我國文藝界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面，經歷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在文藝思想戰線上也展開了兩種思想和兩條道路的鬥爭。文學史上的許多大是大非辨清了；我們的思想認識提高了，眼睛擦亮了，視野擴大了，我們比較能夠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美學原則來闡述文學歷史事實，評價作家作品，和探討文學歷史的發展道路了。這一切，都為文學史的研究工作準備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我們必須明確這樣一個目的：廓清一切蒙蔽文學歷史真實的謬論邪說，闡明文學歷史的發展規律，使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產生、發展和它在中國革命運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這些真實的歷史事實，能夠呈現在讀者的面前。 因此，中國新文學史必須擔負起如下幾個任務。 第一，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受了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在共產主義思想的啟示和領導之下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嶄新的、革命的文學運動。從其開始的時候（五四運動時期）起，它就是徹底地反帝、反封建的。而到了後來（左聯時期），則是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之下，在共產主義者魯迅的指導之下，公開地宣稱「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4)的。魯迅說：「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衊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裡，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5)由此可見，中國新文學運動是在舊中國反動統治者的血腥迫害之下，經過了許多先驅者的英勇的鬥爭和犧牲，才能夠成長和壯大起來的。這種艱巨的鬥爭一直繼續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在這以前，一直是與反動統治者進行堅決鬥爭的歷史。因此，敘述五四以來許多先驅者使用文藝武器——有時候是呈獻血和生命——與統治階級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的實況，便成了新文學史所必須擔負的首要任務。 第二，與敘述先驅者們英勇鬥爭的史實的同時，還要總結新文學運動各個歷史時期的戰鬥經驗，指出新文學運動四十年來所走過的道路，明確今後文學發展的方向——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更堅決地實踐毛澤東同志所指示給我們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文藝思想。四十年來，新文學運動，不是沒有經過劇烈的思想鬥爭，就可以一帆風順地發展和旺盛起來的。這種劇烈的鬥爭，有時是朝向各種反動的和唯心的文藝思想，是一種敵對的鬥爭。例如五四運動時期對於封建復古主義者的鬥爭，左聯時期對於「新月派」、「民族主義文學」和「第三種人」的鬥爭，以及抗日戰爭時期對於托派王實味的鬥爭等等都是。但在革命文學的內部也不是沒有鬥爭的，這些鬥爭有時雖然不免夾雜了些宗派和門戶的私見，但也包含了相當重要的原則性的意義，有重新加以研究和總結的必要。這種情形，在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的論爭，以及「左聯」成立前創造社和太陽社一度把批判的矛頭指向魯迅和茅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把各個歷史時期的戰鬥的史實和經驗，加以正確的敘述和總結，就可以使在新的現實和新的任務下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前進的新文學取得更多的豐富經驗，得到更健康、更迅速的進步和發展。這便是新文學史所應該擔負的第二個任務。 第三，恩格斯曾經這樣說過：「每一個時代的哲學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驅者傳給它而它便由以出發的特定的思想資料作為前提。」(6)恩格斯的這段話，對「作為分工的一個特定的領域」的文學說來，也是完全適用的。一種文學思潮的產生和發展，某些文學作品的出現和繁榮，除了它「是經濟高漲的結果」而外，它又是在「該領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條件的範圍內」才顯現出來的。這就是說，文學的歷史有它的領域本身的傳承的關係，有它本身所特有的發展的規律。而這種關係和規律是我們研究文學歷史所不應該忽視的。在前面已經提到，具有社會主義因素的五四運動時期的新文學是從我國古典現實主義文學中創造性地發展出來的；而後來各個歷史時期日益蓬勃地進展的革命文學，則又是在它過去已有的基礎上，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而一天比一天地趨於成熟和日臻完整的。沒有問題，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正是從理論上和創作上承繼和接受了我國過去的優良文學傳統，而且是創造性地發展和發揚了它的。因此，擺在新文學史面前的第三個任務，就不能不是全面地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個歷史時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指出其優點和缺點，說明他們之間的繼承的和互相影響的關係。而這樣，也就是使今天日益發展和上升的社會主義的文學能夠得到十分有益的借鑑與滋養，幫助今天的作家創作出更多更優秀的作品來。 以上是研究新文學史的目的和任務。 二 為了使正在開始的新文學史研究工作能夠達到預期的效果，能夠完成它所應該完成的任務，有幾個重要的基本觀念是我們在敘述文學運動的歷史以前所必須弄明確的。 首先，必須搞清楚這樣一個問題：怎樣的文學才是我們所說的新文學？它在思想內容上和藝術形式上具有著哪些和舊文學基本不同的地方？它的最本質的主要特徵是什麼？——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非得首先解決它不可。 形式主義者們是從這些方面來理解這個問題的：他們把問題的重點放在文學的工具和形式方面，以為凡是用白話文（或叫做語體文）寫作出來的作品就是新文學；而用文言文（或叫做古文）寫出來的東西則是舊文學。五四運動時期新文化運動的右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是這樣簡單而表面地來看待新文學的。他們因為從中國資產階級的先天裡所帶來的軟弱和妥協的根性，使他們不肯也不敢觸及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的實質，於是只好把表現工具的差異當成是區別新、舊文學的唯一標準，而完全忽略（或者說是有意掩蓋）了更重要的一面——工具所表現的文學的思想內容。自然，我們也不否認表現工具是很重要的，從五四運動時期起白話文的普遍流行，也應該是新文學運動的重要收穫之一。但是，不要忘記了，在文學作品中更重要的是文字這個工具所表達出來的作家的思想情感和他對於現實生活的認識，也就是作品的思想內容；而作為表現工具的語言文字則是嚴格地服從著作品內容的支配和要求的。形式主義者們的這一看法，無疑地是一種捨本逐末的非常錯誤的看法，只能把我們對於新文學的理解引導到錯誤道路上去。 除了以表現工具的不同來區別文學的新舊這一錯誤觀念外，形式主義者們還單純地從文學的表現形式上來區分文學的新與舊。他們以為利用新形式（他們指的是從西歐搬運來的形式）來寫作的就是新文學，而利用中國的舊有形式來寫作的則是舊文學。他們所看到的僅僅是單純的、脫離了思想內容的藝術形式，而新、舊藝術形式之間是並無任何繼承和發展的關係的。他們的錯誤表現在以下幾點上：第一，他們不懂得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是有機的統一的關係，而且這個統一的決定因素是內容——內容決定形式。他們妄想把文學的內容與形式機械地割裂開來，而且把形式的重要性駕凌在思想內容上面。這正好說明了他們，形式主義者們，對於文學藝術的知識是如何地貧乏，如何地淺薄。第二，把從西歐資產階級國家硬搬過來的文學形式，當成是我國新文學的唯一形式，而不管我國文學的特殊傳統，不管我國人民對這種外來的形式是否喜聞樂見，這正反映了一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盲目崇拜西洋的心理。第三，他們不懂得新的文學形式正是從舊的形式中發展出來的。魯迅說：「舊形式是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7)正好闡明了文學的新、舊形式之間的科學的辯證的關係。這個道理，是形式主義者們所完全不能了解的。 我們對於新文學的理解與以上所提到的形式主義的看法是絲毫沒有共同之處的。我們知道：「文學是社會的階級和集團底意識形態——情感、意見、企圖和希望——之形象化的表現」，而它又「是這種或那種思想底宣傳之最普遍和有效的方法」(8)；文學的形式是經常地決定於文學的內容的。因此，新、舊文學的劃分決不能單純地以作家所運用的表現工具和藝術形式作為標準，而是應該以那作為文學的決定性的東西——思想內容——為劃分標準的。當然，新的思想內容，也是不可能不要求新的表現形式的。 五四以後的新文學與過去時代的文學究竟有著什麼本質上的不同之點呢？我們是這樣來理解和回答這個問題的：因為在五四運動時期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和激盪之下發生的，它屬於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一部分。而從五四運動時期開始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則從來就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以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姿態出現在中國革命思想戰線的最前線上的；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則又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我們黨以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人民的強有力的思想武器。這是一個方面。另外，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既然為無產階級所領導，屬於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由於其都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緣故，就都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並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9)。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五四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有力的一翼，因此，它也就不可能不在思想內容上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而在創作方法上則也不可能不是沿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的。 總起來說，我們所說的新文學，實質上就是指的那種符合於中國人民的革命利益，反帝反封建、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而且是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不斷地向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前進的文學。 緊接著新、舊文學劃分標準而來的，便是新文學史上的「敵、我」和「主、從」的劃分問題。必須在新文學史的研究工作中，劃清敵、我，分別主、從。這一問題，已經因為上一問題的解決，而比較容易解決了。 關於如何劃清敵、我界限問題，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一輝煌的論著中已經很明確地指示給我們了：「誠然，為著剝削者壓迫者的文藝是有的。文藝是為地主階級的，這是封建主義的文藝。中國封建時代統治階級的文學藝術，就是這種東西。直到今天，這種文藝在中國還有頗大的勢力。文藝是為資產階級的，這是資產階級的文藝。象魯迅所批評的梁實秋一類人，他們雖然在口頭上提出什麼文藝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實際上是主張資產階級的文藝，反對無產階級的文藝的。文藝是為帝國主義者的，周作人、張資平這批人就是這樣，這叫做漢奸文藝。在我們，文藝不是為上述種種人，而是為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東西，不可能屬於人民大眾。新文化中的新文學新藝術，自然也是這樣。」 在新文學史的研究工作中，我們就要遵照毛主席這一英明剴切的指示來劃分敵、我的界限。凡是為人民的作家，就是「我」，就要給他們以主要的地位和篇幅，指出他們作品中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的成就（自然，也要指出歷史和時代所給予他們的限制），敘述和評價他們在文藝戰線上的戰鬥的實績，號召大家更好地學習他們，繼承他們。凡是為著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反人民的作家就是「敵」，就要給他們的作品以無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他們思想的反動性，不把我們主要的篇幅花在他們身上。 為人民的，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文藝思想，是我國新文學運動當中一切進步作家和作品的共同傾向，我們所有的好作家和好作品都是屬於這一個範疇的。那些反人民的，為帝國主義和其他反動階級的利益服務的作家和作品，只是新文學運動歷史上的幾股反動的逆流，而且是很快地就被時代的洪流所淹沒了的。我們就以此作為新文學史劃分敵、我界限的標準。 還有分別主、從的問題。我們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向是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發展的方向，但是不是說從五四以來——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一切具有進步傾向的文學作品都是屬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呢？很顯然不是這樣的。在一些為人民的，也就是反帝反封建的作家當中，由於思想和生活的限制，他們有的還不可能很快地就接受和掌握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在他們的作品中還不可能預示出中國人民革命力量的必然的勝利，還不能以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鼓舞廣大的讀者。但是他們正視了而且在作品中反映了舊的不合理的現實，暴露和譴責了舊中國統治者的罪行，在一定程度內有助於中國革命的進展。他們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支有力的同盟軍。在全國解放的勝利形勢下，他們受到了黨的教育與培養，認真地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深入工農兵的鬥爭生活，也很快地走上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正確道路。沒有疑問，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是我國新文學運動的主流，它的發展和壯大的道路將是我們敘述新文學歷史的主要線索；而其他具有進步傾向的作家和作品，則是這個主流的一支同盟的力量，而且最終將匯合到主流中來。這就是我們新文學運動歷史上的主、從問題。 最後，還必須把對於魯迅的研究工作提到我們新文學史研究工作的首要地位上來。 魯迅的文學活動貫串了中國新文學史的很長一段時間，而且在他逝世以後，他所留下的不朽的遺著，也仍然照耀著新文學運動前進的道路。從一九一八年起，魯迅就以他的光芒萬丈的作品——《狂人日記》——揭開了中國新文學運動歷史的第一頁。他的在內容上是愛國主義的，在創作方法上是現實主義的作品，開闢了中國新文學向前發展的道路。他的「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10)的發展道路，和他在各個時期運用雜文這個犀利的武器來進行「韌性戰鬥」的輝煌業績，都曾經是中國新文學向前進軍的嘹亮的號角，是中國人民的教育者和鼓舞者。 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經給魯迅以非常崇高的評價。他說：「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又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但是我們過去對於魯迅的研究工作是做得非常不夠的。他所留下的一份寶貴而豐富的遺產，我們還沒有很好地去探索並接受下來。對於他一生所經歷過的戰鬥的道路，也還缺少系統的科學的分析。這樣，一方面妨害了我們很好地學習魯迅，同時，對於整個新文學史的整理、研究的工作，自然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因此，比較仔細而全面地研究這位先驅者和導師的卓越的戰鬥業績，探索他的鍥而不捨的前進的道路，學習他的勇猛而堅韌的戰鬥精神，便成了研究中國新文學史所必須從事而且應當首先從事的工作。 以上是我們研究中國新文學史所必須具有的三個基本觀念。具備了這三個基本觀念，才有可能正確地理解新文學史上的許多問題，才有可能很好地總結各個時期文藝戰線上的鬥爭經驗，也才可能批判地接受近四十年來的寶貴的文學遺產，進一步豐富和提高我們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工作。 三 新文學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劃分也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我們是否能夠正確地敘述、解釋和總結新文學的歷史，與我們是否能夠恰當地劃分它的各個歷史時期有很密切的關係。在前面已經講過，作為社會意識形態或上層建築的文學，有它自己的內在的發展規律；但另一方面，這種特殊的內在的發展規律，又和文學所由產生的社會基礎和時代背景不可分割地聯繫著。因為「上層建築是由基礎產生的」，而且，「上層建築一出現後，就要成為極大的積極力量，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11)。這是一切上層建築——不管它是法律、政治、宗教或是哲學、文學、藝術——的共同的性質，毫無例外。因此，文學歷史的分期，就不能不以社會發展的歷史為主要依據，自然也應該考慮文學本身的內在的發展規律。 如所周知，中國的新文學運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有機的部分，它的發生和發展是與整個革命運動的發生和發展相一致的。所以，中國新文學史上各個時期的劃分，就應該主要依據中國革命史各個歷史時期的劃分來進行。這樣的分期，才符合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實際，才能夠科學地說明新文學歷史上所發生的許多問題。 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從五四運動時期起，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大致可以分成五個時期：五四運動時期、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即左聯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從整個歷史進程來看，又可以劃成兩個階段，即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前是一個階段，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又是一個階段。毛澤東同志的天才的論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這兩個階段劃分的顯著的里程碑。從這一偉大論著發表以後，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學運動，因為有了正確的指導方針，得到了空前巨大的發展。這一點是應該特別指出的。下面是新文學運動五個時期的發展概況： 第一個時期是五四運動時期——包括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的這一段時間。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始時期，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萌芽時期。在這時期里，國內的和國際的新的形勢向中國人民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在中國工人階級的領導之下進行徹底的不妥協的反帝反封建運動。於是一個包括著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線形成了。「五四運動在文化方面的口號，是要求民主和科學，但是五四運動中的左翼，因受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而具有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的革命知識分子，卻同時傳布了中國必須實現社會主義的觀點，傳布了必須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觀點。」(12)在文學上這時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向封建復古主義者展開了劇烈的鬥爭。魯迅的許多短篇小說（後來收在《吶喊》中）和郭沫若《女神》集中的詩歌，深刻地暴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舊中國社會的腐朽黑暗，以高度的愛國主義思想和對於光明的將來的肯定和期望，教育了廣大的讀者。魯迅在這時期寫下的雜感——《隨感錄》，向那些「現在的屠殺者」投出了銳利的致命的一擊。各種新的文學形式在開始產生和成長著。 第二個時期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包括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這一段時間。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開展和深入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逐漸發展的時期。在這時期里，中國革命的堅強正確的領導者、中國工人階級的政黨——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黨的成立標誌著中國革命形勢的巨大發展，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影響的迅速擴大，同時也標誌著中國新文學運動的進一步的開展和深入。新文學運動的陣營發生了第一次分化，作為運動右翼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投向了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懷抱，走向了反動的道路。魯迅在這時期，對於舊中國統治者所提出的抗議和抨擊，仍然是很猛烈的。他在不停的戰鬥中探索著前進的道路。寫實主義的文學研究會和浪漫主義的創造社同時並存著，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而後來都統一在「革命文學」這一共同的要求和口號上。 第三個時期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包括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年的這一段時間。這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空前高漲的時期，也是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迅速發展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中國革命遭受了第一次的挫折，但仍繼續深入地發展著。在黨的領導之下，領導新文學運動的革命作家的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了。以上海為中心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成為了中國革命運動中有力的一翼。魯迅從一個革命民主主義者發展成為一個堅強的共產主義戰士，成為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最偉大的導師。他在本時期寫下的近十本雜文，為中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打下了鞏固的基礎，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在與各種反動思想的劇烈鬥爭中，他的犀利精悍的筆鋒，掃開了革命文學前進道路上的障礙。其他作家們的產品的質量也顯著地提高了。我們有了像《子夜》這樣規模巨大的作品。報告文學也開始蓬勃地產生著。在這時期里，中國文學界和中國人民一起，承擔了喪失魯迅的無比重大的損失。由於中國人民一致的抗日要求和黨的正確號召，文學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地成立了。 第四個時期是抗日戰爭時期——包括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的這一段時間。在這時期里，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堅決主張和人民的一致要求，全國規模的抗日戰爭爆發了。這個戰爭，在黨的正確領導之下，在艱苦的環境中堅持了八年之久，終於獲得了全面的最後的勝利。抗戰期間，為了團結文藝界一切抗日力量，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全國文協」），這是一次廣泛的文藝界的統一戰線。雖然當時因為強調了團結而忽略了批評和鬥爭，但就其主要傾向來說，本時期的文藝運動仍是在黨的領導之下，是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其主流的。文藝界有過「下鄉」、「入伍」的運動，展開過關於大眾化問題和民族形式問題的論爭；對於「抗戰無關論」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腐朽的文藝思想進行過鬥爭。在一九四二年，毛澤東同志發表了他的天才的論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正確地圓滿地解決了中國新文學運動史上許多不曾解決的重要問題，向作家們提出了極其輝煌、完整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綱領。從此以後，中國新文學運動跨進了一個嶄新的年代。群眾性的文藝運動熱火朝天地展開著。在長期的實際鬥爭中，作家們改造了自己，也豐富了自己，創造出了許多能夠反映社會生活，鼓舞和推動革命鬥爭，而又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作品。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趙樹理的《李有才板話》和《李家莊的變遷》，就是其中優秀的例子。國統區作家們的作品，在爭取民族戰爭的勝利與為民主自由而進行的長期鬥爭中，也發揮了巨大的戰鬥作用。 第五個時期是解放戰爭時期——包括從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這一段時間。在這時期里，中國人民在黨和毛主席的英明、正確的領導之下，經歷了三年的解放戰爭，在大陸上消滅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反動勢力，擺脫了近百年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悲慘生活，成為了自己國家的真正主人。中國新文學運動，遵循著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示的為工農兵服務的正確方向，繼續向前飛躍地進展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創作上，我們有了比上一時期更為豐盛的收穫：周立波的《暴風驟雨》，以及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等，真實具體地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社會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和鬥爭——在廣大農村中所進行的翻天覆地的偉大變革，顯示了人民革命的日益廣闊與日益輝耀的勝利前途。這是我國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勝利，也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偉大勝利。 從以上各個時期文學發展的歷史看來，可以很清楚地認識到兩點：第一，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是始終地在中國共產黨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領導和影響之下，伴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進展而逐步地生長和壯大起來的，它反映了各個歷史時期的人民的生活、願望和他們在黨的領導之下所進行的劇烈的革命鬥爭；因此，第二，中國新文學的歷史，也就不能不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生和發展的歷史。 四十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新文學，正如我們的整個革命事業一樣，是一種不可戰勝的力量。在我國民主革命時期，它曾經是我們黨的革命事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團結人民，打擊敵人方面，做了許多工作，發揮了巨大的戰鬥作用。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作家的作品，是那樣光芒萬丈地輝耀了現代中國的文學史冊。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後，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在黨和毛主席的關懷和教導下面，同我們整個社會主義事業一樣，也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偉大勝利。今天，新的時代生活向文學藝術提出了新的歷史任務：以更多更好的、既具有革命的思想內容又具有完美的藝術形式的文藝作品來滿足人民群眾的日益高漲的文化要求，以社會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廣大人民，並把我們的社會主義文學推向一個更新更高的發展階段。這就要求我們繼續遵循黨和毛主席所指示的文藝方向，堅定不移地以文學藝術服務於無產階級的政治，在深入工農群眾生活的過程中徹底改造自己，清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的影響和流毒；同時，還要根據毛主席所指示的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創造出深刻反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因此，總結五四以來新文學的歷史經驗，更好地繼承和發揚五四以來的革命文學的戰鬥傳統，就成了我們一項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務。我們的文學事業是有著無限光輝燦爛的前途的。我們的作家應該無愧於「人類靈魂工程師」這個崇高的稱號。 ———————————————————— (1) 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2) 胡風：《論民族形式問題》。 (3) 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 (4) 《左翼作家聯盟理論綱領》。 (5) 《二心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 (6)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 (7) 《且介亭雜文·論「舊形式的採用」》。 (8) 高爾基：《〈俄國文學史〉序言》，載《蘇聯的文學》第96頁，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版。 (9)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10)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 (11) 史達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12) 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