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文學的源流 · 第五講 文學革命運動

清末政治的變動所給予文學的影響 梁任公和文學改革的關係 白話作品的出現 《新青年》雜誌的刊行和文學革命問題的提出 舊勢力的恐怖和掙扎 文學革命運動和明末新文學運動根本精神之所以相同 用白話的理由 清末文學方面的情形，就是前兩次所講到的那樣子，現在再加一總括的敘述： 第一，八股文在政治方面已被打倒，考試時已經不再作八股文而改作策論了。其在社會方面，影響卻依舊很大，甚至，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消失。 第二，在乾隆嘉慶兩朝達到全盛時期的漢學，到清末的俞曲園也起了變化，他不但弄詞章，而且弄小說，而且在《春在堂全集》中的文字，有的像李笠翁，有的像金聖歎，有的像鄭板橋和袁子才。於是，被章實齋罵倒的公安派，又得以復活在漢學家的手裡。 第三，主張文道混合的桐城派，這時也起了變化，嚴復出而譯述西洋的科學和哲學方面的著作，林紓則譯述文學方面的。雖則嚴復的譯文被章太炎先生罵為有八股調；林紓譯述的動機是在於西洋文學有時和《左傳》《史記》中的筆法相合；然而在其思想和態度方面，總已有了不少的改變。 第四，這時候的民間小說，比較低級的東西，也在照舊發達。其作品有《孽海花》等。 受了桐城派的影響，在這變動局面中演了一個主要角色的是梁任公。他是一位研究經學而在文章方面是喜歡桐城派的。當時他所主編的刊物，先後有《時務報》《新民叢報》《清議報》和《新小說》等等，在那時的影響都很大。不過，他是從政治方面起來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治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學運動的關係也較為異樣。 自從甲午年（1894）中國敗於日本之後，中間經過了戊戌政變（1898），以至於庚子年的八國聯軍（1900），這幾年間是清代政治上起大變動的開始時期。梁任公是戊戌政變的主要人物，他從事於政治的改革運動，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學方面。在《新民叢報》內有很多的文學作品。不過那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學，而是來自偏路的，和林紓所譯的小說不同。他是想藉文學的感化力作手段，而達到其改良中國政治和中國社會的目的的。這意見，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可以看出。因此他所刊載的小說多是些「政治小說」，如講匈牙利和希臘的政治改革的小說《經國美談》等是。《新小說》內所登載的，比較價值大些，但也都是以改良社會為目標的，如科學小說《海底旅行》，政治小說《新羅馬傳奇》、《新中國未來記》和其它的偵探小說之類。這是他在文學運動以前的工作。 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大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聖歎為一起，而又從中翻陳出新的。這也可算他的特別工作之一。在我年小時候，也受了他的非常大的影響，讀他的《飲冰室文集》、《自由書》、《中國魂》等書，都非常有興趣。他的文章，如他自己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講，是「筆鋒常帶情感」，因而影響社會的力量更加大。 他曾作過一篇《羅蘭夫人傳》。在那篇傳文中，他將法國革命後歐洲所起的大變化，都歸功於羅蘭夫人身上。其中有幾句是：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崙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黎，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 因這幾句話，竟使後來一位投考的人，在論到拿破崙時頗驚異於拿破崙和梅特涅既屬一母所生之兄弟何以又有那樣不同的性格。從這段笑話中，也可見得他給予社會上的影響是如何之大了。 就這樣，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會為目的，而影響所及，也給予文學革命運動以很大的助力。 在這時候，曾有一種白話文字出現，如《白話報》，白話叢書等，不過和現在的白話文不同，那不是白話文學，而只是因為想要變法，要使一般國民都認識些文字，看看報紙，對國家政治都可明了一點，所以認為用白話寫文章可得到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為那時候的白話和現在的白話文有兩點不相同： 第一，現在的白話文，是「話怎樣說便怎樣寫」。那時候卻是由八股白話，有一本《女誡注釋》，是那時候的白話叢書之一，序文的起頭是這樣： 「梅侶做成了《女誡》的注釋，請吳芙做序，吳芙就提起筆來寫道，從古以來，女人有名氣的極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當中的孔夫子，《女誡》是女人最要緊念的書……」 又後序云： 「華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侶做的曹大家《女誡注釋》，嘆一口氣說道，唉，我如今想起中國的女子，真沒有再比他可憐的了……」 這仍然是古文裡的格調，可見那時的白話，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後，又作白話寫出來的。 第二，是態度的不同——現在我們作文的態度是一元的，就是：無論對什麼人，作什麼事，無論是著書或隨便的寫一張字條兒，一律都用白話。而以前的態度則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話寫，只是為一般沒有學識的平民和工人才寫白話的。因為那時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東西都用古文，則一般人對報紙仍看不懂，對政府的命令也仍將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所以只好用白話。但如寫正經的文章或著書時，當然還是作古文的。因而我們可以說，在那時候，古文是為「老爺」用的，白話是為「聽差」用的。 總之，那時候的白話，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變的餘波之一，和後來的白話文可說是沒有多大關係的。 不過那時候的白話作品，也給了我們一種好處：使我們看出了古文之無聊。同樣的東西，若用古文寫，因其形式可作掩飾，還不易看清它的缺陷，但用白話一寫，即顯得空空洞洞沒有內容了。 這樣看來，自甲午戰後，不但中國的政治上發生了極大的變動，即在文學方面，也正在時時動搖，處處變化，正好像是上一個時代的結尾，下一個時代的開端。新的時代所以還不能即時產生者，則是如《三國演義》上所說的「萬事齊備，只欠東風」。 所謂「東風」在這裡卻正應改作「西風」，即是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國初年，那些東西已漸漸輸入得很多，於是而文學革命的主張便正式地提出來了。 民國四五年間，有一種《青年雜誌》發行出來，編輯者為陳獨秀，這雜誌的性質是和後來商務印書館的《學生雜誌》差不多的，後來，又改名為「新青年」。及至蔡孑民作了北大校長，他請陳獨秀作了文科學長，但《新青年》雜誌仍由陳編輯，這是民國六年的事。其時胡適之尚在美國，他由美國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學革命的意見。但那時的意見還很簡單，只是想將文體改變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話，別的再沒有高深的道理。當時他們的文章也還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後錢玄同劉半農參加進去，「文學運動」「白話文學」等等旗幟口號才明顯地提了出來。接著又有了胡適之的「八不主義」，也即是復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只不過又加多了西洋的科學哲學各方面的思想，遂使兩次運動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則仍無多大差異處——這是我們已經屢次講到的了。 對此次文學革命運動起而反對的，是前次已經講過的嚴復和林紓等人。西洋的科學哲學和文學，本是由於他們的介紹才得輸入中國的，而參加文學革命運動的人們，也大都受過他們的影響。當時林譯的小說，由最早的《茶花女遺事》到後來的《十字軍英雄記》和《黑太子南征錄》，我就沒有不讀過的。那麼，他們為什麼又反動起來呢？那是他們有載道的觀念之故。嚴林都十分聰明，他們看出了文學運動的危險將不限於文學方面的改革，其結果勢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動搖不可。所以怕極了便出而反對。林紓有一封很長的信，致蔡孑民先生，登在當時的《公言報》上，在那封信上他說明了這次文學運動將使中國人不能讀中國古書，將使中國的倫常道德一齊動搖等危險，而為之擔憂。 關於這次運動的情形，沒有詳細講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獨秀文存》和《胡適文存》，便可看得出他們所主張的是什麼。錢玄同和劉半農先生的文章沒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學評論》王世棟編，新文化書社出版內可以找到，這是最便當的一部書，所有當時關於文學革命這問題的重要文章，主張改革和反對改革的兩方面的論戰文字，通都收進裡面去了。 我已屢次地說過，今次的文學運動，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學運動完全相同，對此，我覺得還須加以解釋：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學革命運動者主張用白話，明末的文學運動者並沒有如此的主張，他們的文章依舊是用古文寫作，何以二者會相同呢？我以為：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的。這意見和胡適之先生的有些不同。胡先生以為所以要用白話的理由是： （1）文學向來是向著白話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許多障礙，所以直到現在才入了正軌，以後即永遠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話是活的。 對於他的理由中的第（1）項，在第二講中我已經說過：我的意見是以為中國的文學一向並沒有一定的目標和方向，有如一條河，只要遇到阻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變化，再遇到即再變。所以，如有人以為詩言志太無聊，則文學即轉入「載道」的路，如再有人以為「載道」太無聊，則即再轉而入於「言志」的路。現在雖是白話，雖是走著言志的路子，以後也仍然要有變化，雖則未必再變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卻許是必得對於人生和社會有好處的才行，而這樣則又是「載道」的了。 對於其理由中的第（2）項，我以為古文和白話並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幾年前，曾有過一樁笑話：那時章士釗以為古文比白話文好，於是以「二桃殺三士」為例，他說這句話要用白話寫出則必變為「兩個桃子，害死了三個讀書人」，豈不太麻煩麼？在這裡，首先他是將「三士」講錯了：「二桃殺三士」為諸葛亮《梁父吟》中的一句，其來源是《晏子春秋》裡邊所講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原系三位遊俠之士，並非「三個讀書人」。其次，我以為這句話就是白話而不是古文。例如在我們講話時說「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說「兩個桃子」，「三士」亦然。殺字更不能說是古文。現在所作的白話文內，除了「呢」「吧」「麼」等字比較新一些外，其餘的幾乎都是古字，如「月」字從甲骨文字時代就有，算是一個極古的字了，然而它卻的確沒有死。再如「粵若稽古帝堯」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只是由於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不能說是由於這幾個字是古字的緣故，現在，這句子中的幾個字，還都時常被我們應用，那麼，怎能算是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法而不同，其古與不古，死與活，在文字的本身並沒有明了的界限。即在胡適之先生，他從唐代的詩中提出一部份認為是白話文學，而其取捨卻沒有很分明的一條線。即此可知古文白話很難分，其死活更難定。因此，我以為現在用白話，並不是因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1）因為要言志，所以用白話。——我們寫文章是想將我們的思想和感情表達出來的，能夠將思想和感情多寫出一分，文章的藝術分子即加增一分，寫出得愈多便愈好。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談話不同，他們的談話是以不發表意見為目的的，總是愈說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我們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儘可能地多寫出來，則其最好的辦法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話怎麼說，就怎麼寫」，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才可以「獨抒性靈」。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們得到他生病的電報之後，即趕到東車站搭車到天津，又改乘輪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我們若用白話將這件事如實地記載出來，則可以看得出這是用最快的走法前去。從這裡，我們和那位朋友間的密切關係，也自然可以看得出來。若用古文記載，勢將怎麼也說不對：「得到電報」一句，用周秦諸子或桐城派的寫法都寫不出來，因「電報」二字找不到古文來代替，若說接到「信」，則給人的印象很小，顯不出這事情的緊要來。「東車站」也沒有適當的古文可以代替，若用「東驛」，意思便不一樣，因當時驛站間的交通是用驛馬。「火車」「輪船」等等名詞也都如此。所以，對於這件事情的敘述，應用古雅的文字不但達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時間方面也將弄得不與事實相符。又如現在的「大學」若寫作古代的「成均」和「國子監」，則其所給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對。從這些簡單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達現在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們都知道，作戰的目的是要消滅敵人而不要為敵人所消滅，因此，選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須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槍炮，只有射擊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現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劍。不過萬一有人還能以青龍偃月刀與機關槍相敵，能夠以青龍偃月刀發生比機關槍更大的效力，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萬一有人能夠作到呢，則青龍偃月刀在現在也仍不妨一用的。文學上的古文也如此，現在並非一定不准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了地寫出他的思想和感情，較諸用白話文字還能表現得更多更好，則也大可不必用白話的，然而誰敢說他能夠這樣做呢？ 傳達思想和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語言，用顏色，用音樂或文字都可以，本無任何限制。我自己是不懂音樂的，但據我想來，對於傳達思想和感情，也許那是一種最便當，效力最大的東西吧，用言語傳達就比較難，用文字寫出更難。譬如我們有時候非常高興，高興的原因卻有很多：有時因為考試成績好，有時因為發了財，有時又因為戀愛的成功等等，假如對這種種事件都只用「高興」的字樣去形容，則各種高興間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這樣便是不得要領。所以，將我們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樣完全描繪出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既很不容易而到底還想將它們的原面目儘量地保存在文字當中，結果遂不能不用最近於語言的白話。這是現在所以用白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張，原也是同一綱領——同是從「言志」的主張中生出來的必然結果。唯在明末還沒想到用白話，所以只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達其思想感情而已。 向來還有一種誤解，以為寫古文難，寫白話容易。據我的經驗說卻不如是：寫古文較之寫白話容易得多，而寫白話則有時實是自討苦吃。我常說，如有人想跟我學作白話文，一兩年內實難保其必有成績；如學古文，則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學好。因為教古文，只須從古文中選出百來篇形式不同格調不同的作為標本，讓學生去熟讀即可。有如學唱歌，只須多記住幾種曲譜：如國歌，進行曲之類，以後即可按譜填詞。文章讀得多了，等作文時即可找一篇格調相合的套上，如作壽序作祭文等，通可用這種辦法。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們也作三段，五段則也五段。這樣則教者只對學者加以監督，使學者去讀去套，另外並不須再教什麼。這種辦法，並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作古文的人們，的確就是應用這辦法的，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這樣主張過，但難處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將死者全生平的歷史都寫進去，有時則限於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那時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適屨了。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內容，古文中可以沒有這東西，而白話文缺少了內容便作不成。白話文有如口袋，裝進什麼東西去都可以，但不能任何東西不裝。而且無論裝進什麼，原物的形狀都可以顯現得出來。古文有如一隻箱子，只能裝方的東西，圓東西則盛不下，而最好還是讓它空著，任何東西都不裝。大抵在無話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譬如遠道接得一位親屬寫來的信，覺得對他講什麼都不好，然而又必須回覆他，在這樣的時候，若寫白話，簡單的幾句便可完事，當然是不相宜的，若用古文，則可以套用舊調，雖則空洞無物，但八行書准可寫滿。 （2）因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變動，所以須用白話。——假如思想還和以前相同，則可仍用古文寫作，文章的形式是沒有改革的必要的。現在呢，由於西洋思想的輸入，人們對於政治、經濟、道德等的觀念，和對於人生、社會的見解，都和從前不同了。應用這新的觀點去觀察一切，遂對一切問題又都有了新的意見要說要寫。然而舊的皮囊盛不下新的東西，新的思想必須用新的文體以傳達出來，因而便非用白話不可了。 現在有許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雖用白話，但乍看來其形式很平常，其態度也和舊時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舊時的文人卻絕不相同。他已受過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過了科學的洗禮，所以他對於生死，對於父子，夫婦等問題的意見，都異於從前很多。在民國以前的人們，甚至於現在的戴季陶張繼等人，他們的思想和見地，都不和我們相同，按張戴的思想講，他們還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現在的青年，都懂得了進化論，習過了生物學，受過了科學的訓練，所以儘管寫些關於花木、山水、吃酒一類的東西，題目和從前相似，而內容則前後絕不相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