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與西方 [1] [2]

——評《中國問題》 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紐約：世紀出版公司，1922年 在訪問中國前，羅素先生曾經在俄國待過。當他在伏爾加河乘船旅行時，他意識到了「我們西方人心理上的疾病是多麼嚴重」——那時，布爾什維克甚至正在努力把這種心理強加在本質上屬於亞洲人的人身上。這一疾病源於過剩的精力及其合理化。「我們的工業主義，我們的軍事主義，我們對進步的熱愛，我們對傳教的熱情，我們的帝國主義，我們對控制和組織的激情，所有這一切都源於活動的欲望的過剩。」伏爾加河遊船上的同伴「喧囂，爭吵，滿是各種各樣膚淺的理論」，對一切隨意加以解釋。然而，其中一個同伴危在旦夕，而且「我們的一切都死一般沉寂，像天空一樣深不可測」。看起來似乎無人有閒暇來傾聽這樣的沉寂，然而，他的召喚對我來說是如此堅定，以至於使我對宣傳家的高談闊論和信息靈通之士提供的信息變得充耳不聞了。 一天晚上，毫無意義的口頭爭論仍在繼續。船隻停了下來，羅素先生上了岸，在沉寂中，他發現： 有一群陌生人在沙灘上……閃爍的火光點亮了野蠻人粗糙的帶有鬍鬚的臉頰，強壯的、富有耐心的原始人婦女，以及與他們的父母一樣動作緩慢和安靜的孩子們……對於我來說，他們似乎代表了典型的俄國人的精神，不善言辭，出於絕望而變得遲鈍，沒有被一小部分西方化的人所注意到，這些人組成了進步派別和反動派別……我被他們富有耐心的沉寂所感染，在整個愜意和熟悉的理智交談過程中，我的心中仍保留著一些孤獨的和無法言喻的東西。最後，我開始感受到，所有的政治都是由一些猙獰的邪惡所激發的，出於口袋中的金錢或權力或理論，教育那些精力充沛、足智多謀的人去折磨那些順從的人們……我不時聽到悲傷的歌曲，或者巴拉萊卡琴時隱時現的音樂聲；但是，音樂聲與俄羅斯大草原上驚人的沉寂交織在一起，使我感受到一種可怕的心生狐疑的悲痛。在這種悲痛中，西方精神的無望逐漸變成了悲涼。正是在這樣一種心境下，我出發去中國尋找新的希望。 這一段不僅僅給出了羅素在中國經歷的背景，本書正是這一經歷的成果；也象徵了中國的問題，在羅素看來，這些問題變成了我們西方文明的問題。那些喧囂的、教條主義的、獨斷的、自鳴得意的和富有煽動力的遊客，是徑直走向毀滅的西方精神。中國是本性上徘徊不去的沉寂、寧靜——或許是懶散的，但靈魂也是平靜的——富有包容心，擁有未被破壞的直覺上的與自然的共鳴，有能力從簡單的事情中獲得安慰和幸福。對生活和死亡都心安理得，因為他們沒有受到西方自我本位的腐蝕。 當然，本書不僅僅是對這一哲學論題的一種解釋，是對導致遠東當前局勢的歷史力量和歷史因素相當清晰和精練的解釋，並且伴有對當前情況的分析。這個報告補充了他的個人經歷，其中包括對第二手資料審慎而加以鑑別的運用。於是，在我看來，本書是最近寫就的將西方讀者與遠東問題聯繫起來的眾多圖書中最富有啟發意義的一本（從信息和評論的角度看）。這本書中所做的工作是如此傑出，以至於事實上只有那些通過自己的個人經歷認識到已經克服的諸多困難的人，才能感受到它的傑出。 但是，那些從本書中獲取信息的人，如果沒有在幾乎每一頁上發現上面引用的段落中迴響的音符時隱時現的重疊，將會錯失本書主要的深遠意義。在「工業化以及我們中大部分人所經受的高壓」下，我們已經丟失了中國人依然保有的「本能的幸福和生活的愉悅」。「我們的繁榮只能通過對較弱的各國的壓迫和剝削才能實現，而他們僅僅通過自己的美德和努力來獲得他們所享有的任何東西……通過珍視進步和效率，我們已經獲得了權力和財富；通過忽略他們，中國人，直到我們給他們帶來煩惱，整體上獲得了一個和平的存在，以及一種充滿愉悅的生活……中國人已經發現並且在許多世紀踐行了這樣一種生活方式，如果這種生活方式能被全世界人民所採納，它將給世界人民帶來幸福。而我們歐洲人沒有。我們的生活方式要求鬥爭、剝削、永不停息的改變，以及不滿和破壞。」應該補充一點，美國是歐洲最壞時的情況，因為它就是在使用能量和效率方面，以及因改宗而變得極不寬容方面處於巔峰狀態的歐洲。還有一種自鳴得意和令人費解的自以為是，這些東西在歐洲正開始崩塌。美國表現出了機械論視角的極致，「某種同樣在帝國主義、布爾什維克思想以及基督教青年會中存在的東西……美國也表現出將人視作原材料的習慣，需要經由我們科學的操作而變成符合我們幻想的東西……以犧牲知覺為代價來發展意志」。相信控制，相信違反自然的生活，相信與自己的視角和信條對話的有利條件，這些都是中國文化倖免的事情。 敏銳的中國人也許首先會承認羅素先生將他們的文明理想化了，忽視了其缺點而誇大了它的長處。中國往往變成了一個閃亮的天使，以便表現出西方文明的陰暗。中國人的美德被視作一根鞭子，用以鞭打自鳴得意的西方人的後背。然而，我並不把這個事實看作是一種嚴重的缺陷。因為我自己在中國的經歷，使我相信羅素先生只是指出了中國存在長處的方面，儘管他在靈魂深處是反對西方的愚蠢的，他對於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言過其實了。關於西方需要停下腳步向東方學習的緊迫性，我發現自己和羅素先生的見解並不衝突。我認為，需要指出的問題在其他地方。羅素先生所採用的方法，允許他對中國的外部問題，或者說政治和經濟問題，作出簡明扼要的闡釋。這種在一個晦暗不明的世界中出現的簡明性必定總是接近於反諷，正如它對於羅素先生那樣。當然，正是西方掠奪性的能量本身以及對日本的影響，製造了中國當前的政治問題和工業問題。羅素先生以其一絲不苟的精神和他慣常的選擇和刪除的藝術，將這種狀況向每個拭目以待的人描述出來了。 然而，中國內部的問題，即它的文化和制度的轉變，看來羅素先生幾乎沒有觸及。事實上，他提到了中國家庭體系的最壞結果、中國傳統中缺乏科學，以及他們的冷酷無情。然而，羅素先生似乎滿足於對它們置之不理。對此，他評論道，它們給中國帶來的一系列後果還沒有像西方人的心智缺陷給西方帶來的後果那麼悲慘。這點或許是非常正確的；對於只對西方感興趣的人來說，這點已經足夠了。然而，我沒有看到，這對中國人來說的確存在的中國問題有什麼幫助。對中國最深層問題的感受，正如這些問題在那些思想深邃的中國人的意識中存在著的那樣，人們在羅素先生的文字中是看不到的。作為一名稱職的歐洲人，或許他感興趣的主要是歐洲的文化，以及歐洲不得不從亞洲那裡學習到的東西；相反，令人吃驚和震撼的是，對世界上最古老、最濃厚和最廣泛的文明的內部重構並沒有吸引他的注意力。 因為羅素先生沒有做的事情——在他自己看來，已經做得很好了——而與他爭吵是冒昧的。但是，世界需要一幅最精彩的戲劇的圖景，這一齣戲劇正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上演；有時候，我認為最精彩的同時也是最困難的戲劇，導向對人類歷史既已見證的任何事情作出結論，儘管除了中國，可能沒有人能給予世界這一圖景。與西方的接觸，在中國引起了一種再度覺醒的躁動、一次真正的文藝復興。我很少遇到這樣的中國人，他帶著對從事掠奪和侵略的西方強加給他們的不正義和野蠻的問題的感受，帶著他對西方物質主義、民族主義和自以為是的個人主義的感受，沒有滿嘴感激的心情承認因西方的影響所產生的覺醒——這種覺醒對於阻止古老文化中好的東西進一步墮落似乎是必要的，對於一種新的更豐富的生活也是必要的。在我看來，終極的「中國問題」關涉在當前的激變中什麼將會勝出：西方嚴厲的和破壞性的影響，還是由與西方的交往所激發的對於中國文化的內部重塑？ （王巧貞 譯 汪堂家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5卷，第179—182頁。 [2] 首次發表於《日晷》（Dial ），第74期（1923年），第193—1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