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美國與中國人的教育 [1] [2]

如今身在我們國家、曾經是1918年北京學生抗議的積極領導者之一的一位中國學生最近提醒我說，中國官方代表團在華盛頓的言行促使他反思中國的高等教育。或者不如說，他認為他們的行為是中國教育某些側面的一個反映。他認為，這個代表團在完成它的使命方面完全失敗。他認識到中國的種種條件以及美國政治的危局——或者說，美國代表們所認為的危局——與中國在達成目標上的失敗有很大的關係。但是，他說，中國代表團還應該為另一種失敗負責：在華盛頓，沒有人對中國人目前的國民情緒作出有代表性的陳述。人們可以同意一些實際的失敗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對於沒能成功地表達中國人當前的積極態度只能有一種解釋，這種解釋就在代表們並不勝任代表工作的那些特點中。 到這裡為止，他關於時局的見解都是對中國人來說才具有重要而實際的利害關係的。對美國人而言，它只引起那些對中國抱有同情並渴望看到其正當願望得到恰當表達的人們的關注。但是，他關於中國人的高等教育所援引的這個事實——如果它真的是一個事實——卻與我們密切相關。代表團的三名成員接受的都是美國人的教育；其中兩人在赴美深造之前，是在美國人為中國所辦的教會學校中學習的，而這兩個人——代表團中的外交官們——的行事風格最得不到中國國內和在我們國家的中國人的滿意評價。第三名成員，在預備教育階段未曾在教會主辦的學校里就讀的那一位，被看作是最接近代表當今中國的那一位。那麼，這名學生領袖所作出的教育方面的結論就是：美國人的教會教育即使在它最優秀的畢業生身上，也沒能培養出獨立而充滿活力的思想與性格。毋寧說，它造就了一類馴順的知識分子，他把這種類型稱為奴隸式的。 沒有必要對他的前提及其結論在文字上的正確性不容置疑地加以確認。人們可以很容易地否定他的前提，或者認為它們分量過輕而不足以支撐結論。非中國人中對目前處境了解到足以下判斷的程度的人並不多，而我也不把自己算在能夠下判斷的這些少數人之列。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得到正面的確認。目前所討論的這種見解，表達了在中國人們廣泛地持有並且為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的一種信念。它包含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分。它暗示著今日「青年中國」（Young China）的態度， [3] 這種態度不同於諸如［J.O.P.］濮蘭德先生等人著作中所描繪的少年中國的態度。如果說就其本人而言，濮蘭德先生不算重要；那麼，至少就其作為一個明確的在中國的外國人階層的代言人而言，他是重要的，而這些人在提供關於中國的信息以及形成外國人的意見方面是最有影響力的人。 濮蘭德學派所談論的少年中國由一群在外國受教育的人組成，華盛頓會議官方代表團的兩名外交官就是他們的典型代表。從這個角度來看的少年中國，指的是懷著西方的、通常是美國的先入之見投身內政或外交政治，並且試圖把西方的、通常是美國的政治觀念與方法強加於中國的人。他們失敗了，悲劇性地失敗了。據說，這是因為，他們的觀念與方法同中國人年久難考的傳統與習俗以及根深蒂固的種族特性內在地不適應——「年久難考」、「過時已久」以及「種族的」是這一派外國評論家關於中國的文字口號。這種失敗可以上溯到傳教士們善意的努力，由於把異族的思想方式與政治行為方式偷偷塞進中國的無知企圖，他們把事情搞得一塌糊塗。連同這種對少年中國及其外國贊助者的譴責一起到來的，還有對一切想要把中國的政體變成共和制並改變其文化的企圖的譴責。 我並不清楚在何種程度上，這幅描繪真實地呈現出一個少年中國的形象。但是，中國的各種事情變化迅速，所以今日的青年中國肯定已經與這幅描繪毫無共同之處了。目前的青年中國決意要給中國文化帶來一個真正的轉變——有時是與過去的革命性的斷裂，但無論如何是一個轉變。它是民主的，但它的民主是社會的與工業的；對政治行為少有信任，對政體的改變缺乏興趣，除了這些改變或許能夠自然而然地反映思考習慣的改變之外。它對傳教的努力少有同情，不是因為這些努力代表著西方，而是因為人們相信它們並 不 代表中國需要從西方接受的東西，即科學方法與擴張性的自由，以及研究、批評與行動的獨立。因此就有了先前所引用的評論，關於中國的外交在華盛頓失敗的原因及其根源，即美國人在中國所進行的教育中存在的弱點。 雖然試圖給國家帶來一個轉變，但青年中國派的人從來就不曾想要一個西方化了的中國、一個重複和模仿歐洲或美國的中國。他們想要的是西方的知識和西方的方法，這些知識和方法本身能夠得到獨立的運用，用來發展和維持一個是其本身而不是其他什麼東西的複製品的中國。他們真誠地感激任何一個外國人，只要這個人提供了他們認為能在這個過程中助一臂之力的東西。他們深切地痛恨任何以屈尊的態度堅持西方制度、將其作為應該謙卑地接受和順從地複製的模式的努力，無論是政治的、宗教的還是教育的。他們敏銳地意識到，以思想的創新與獨立為代價的模仿精神一直是中國倒退的主要原因，而他們並不設法去改換模式，他們意在轉變精神。 人們從當今青年中國的代表們嘴裡聽到的，沒有什麼比「教育是使中國復興的唯一手段」這個觀點更加頻繁的了，沒有哪個別的話題如此頻繁地得到他們的討論。他們對改變傳統家庭體系、拋棄黷武精神、推廣地方自治有著極大的興趣，但討論總是回到教育，回到教師們和學生們，這是推進其他改革的中樞。這個事實使美國對中國教育的性質與影響這個問題超出了學術興趣的範圍。在對中國教育進行實際的拓展和革新方面所遇到的各種困難，是完全無法克服的。討論常常以進入一個死胡同告終：沒有教育，中國就不可能有政治改革；但是，只要軍人和腐敗的官員們出於自身利益的動機而挪用資金和反對學校，學校就不可能有任何發展。這裡有著一部頭等悲劇的一切素材。離開了教育問題，在華盛頓所做的和沒有做的事是不那麼重要的。它使美國的影響這個問題活了起來。在美國，存在著一種巨大而不斷增長的對中國的博愛關注。它表現為支持各種教育方案以及慷慨的資金援助；它在任何主要方面都不是由經濟上的盤算、對商業利潤的期待，也不是由政治上的權宜之計推動的；它主要是由宗教上的考慮推動的；它是好意的，但這些意圖並不總是能在觀念或實行中得到顯明。有人告訴我，在中國的美國教會學校，很大程度上簡單地移用了美國學校的課程大綱和美國人的「科目」設置，但這個人既不是一個心懷不滿的外國人，也不是一個嫉妒的仇外的中國人；而且這些學校產生的，不是能夠在不依賴他人的中國的基礎上發展本國各個行業方面成為領導者的畢業生，而是產生這樣的人，當他們進入產業界後，就在由外國人掌管的各種行業中占據一個從屬的職位，這尤其是因為他們在英語方面的訓練。這樣一來，在這種陳述和本文開頭所引述的關於養成依賴性的、奴隸式的精神與性格的陳述之間就不存在區別了。而積極參與教育工作的傳教士，是其始作俑者。美國在中國人的教育方面的影響，除了訓練商業、政治和宗教方面的買辦之外，應當有更好的事情可做。 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鼓勵那些由美國人管理的、正在試圖辦得更好的學校，使他們的教學大綱和方法適應中國環境的人擺脫如今從保守派那裡遇到的瑣碎抗議和嫌言怨語。在中國存在著這樣一些學校，在那裡，中國教員的工資水平、社會地位以及人事方面的重要性與外國人處在同一水平上。讓那些不僅僅把博愛作為愛管閒事或自私自利的幌子的心懷博愛者選擇這樣的學校來施加幫助吧。如今，一個特別基金項目名下的數百萬美元正被花在中國，用於改變靈魂；它們僅僅到了那些具有最獨斷和保守的神學見解的人手裡，並且這些資金被用來壓制開明思想的生存空間，以及使自由派的學校在經濟拮据的同時名聲敗壞，知道這些的人並不多。無論從哪種觀點來看，這都是一樁可恥的交易，應該用一種慷慨而明智的生意來取代它。中國不需要美國學校的複製品，但它確實需要擁有外國資助並且有部分人員是訓練有素的外國人這樣的學校；這些外國人有能力理解中國人的需要，在努力滿足這些需要時機警、靈活，富有同情心。 不過，主要的事情當然必須在專門屬於中國人的學校里進行。這些學校的人員構成主要是中國人，並完全由中國人來管理。我們不是要對傳教士們吹毛求疵，而是應該記住，他們過去一直是僅有的一些有著足夠強大的動力在中國的教育上投入積極興趣的人。如今似乎應該是時候了，應該有某些有財力的人，他們獨立於宗教考慮的社會與人性關懷能夠在建立本地學校中表現出來。撇開別的不說，這些學校需要現代的實驗室和圖書館，以及一流的訓練有素的老師，他們能夠訓練中國人迅速地學會應用社會技藝與自然科學及數學科學中最好的那些方法。這樣的人不僅能夠訓練學生，而且能夠訓練尚未完全勝任且苦於缺乏思想接觸的較年輕的教師。懷著這種精神去中國，並且除了他們的知識、方法和技能以外，不想「兜售」什麼東西的一流人士將會獲得好評。在美國的某些地方，一定存在著能夠出錢的有財力的人，以及能夠懷著這種精神出力的有知識的人。他們的工作不會為了美國的威望或貿易而做，但卻會為了這個煩惱的世界而做，中國和美國都是這個世界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建立一個由養成了獨立思想與性格的男男女女所組成的中國，就不會有像如今煩擾著我們的那種遠東「問題」了；也就沒有必要舉行會議討論——和掩飾——「太平洋問題」了。到那時，美國在中國教育方面的影響就會完全是一件真正的好事，而不是一件模糊可疑的幸事（blessing）了。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99—203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30期（1922年），第15—17頁；重刊於《人物與事件》，第1卷，第303—309頁，以「美國與中國」（America and China）為標題。 [3] 本句中的「青年中國」與濮蘭德等人所說的「少年中國」，原文都是Young China；但杜威想要通過這個詞表達的，是一種不同於濮蘭德等人關於中國和中國人的見解。因此，譯者將其譯成「青年中國」以示區別，下文不再一一標明原文，讀者可根據上下文自行判斷。——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