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像中國人那樣思考 [1] [2]

切斯特頓（Chesterton） [3] 有一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一個人的哲學是與這個人有關的最重要的東西。為了說明這一點，他舉例說，對一個女房東而言，了解一個自稱要當房客的人的生活哲學比了解他的經濟狀況更加重要，後者也許決定了他的支付能力，但前者決定了他願意說真話還是說謊，以及他是否願意按契約辦事。最近故去的摩根（Morgan）先生 [4] 曾在華盛頓說，他在經營銀行業時，把更多的重要性放在申請人的為人信用而不是他們提供的物質保證上，他的話引起了很大的關注。切斯特頓和摩根的話證明，我們在戰時開始習慣於稱為不可稱量之物——剛毅、持久、忠誠、信義——相對於如此實實在在以至於可以被計數和稱量的那些東西的重要性。 在這一方面，適用於個人的道理同樣適用於民族。各國帶到正在進行的華盛頓談判中來的精神，它們會繼續執行會議的各項決議的那種精神，比決議的條文更加重要。那些不認真看待這次會議的人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不相信有關各個政府背後的良好信念。他們以為，談判只不過是一系列為著特殊利益而進行的討價還價和策略手腕的一個虛偽的掩蓋；而本著和平、公正與人道而作出的聲明，只不過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好處而進行秘密欺詐的傳統道具的一部分。簡言之，他們不信任現有各國政府背後的哲學。 如果再深入一些，我們就會意識到許多衝突與摩擦的來源都植根於一個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不同民族有著深深滲透於他們各種習慣之中的不同哲學。他們無法理解對方，他們相互誤解。假定國家之間所有困難的原因都是經濟性的，這種做法如今很時髦；把注意力放到這些經濟原因上並且看看能做些什麼來調整它，這是很有用的。但是，如果沒有合適的氛圍條件，由經濟競爭和衝突所引起的摩擦是不會碰撞出戰爭的火苗來的。使國際爭端火藥味十足的那種氛圍，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誤解的產物，這些誤解的源頭在不同的生活哲學之中。 如果我們想要採取措施來抑制這種氛圍，來賦予它防止國際關係過於緊張的一些要素，那麼，我們必須從努力真誠地了解對方的生活哲學開始。在東方民族和西方民族之間，存在的困難最大。歐洲各民族和美洲各民族之間在精神氣質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即使英國人和美國人之間的生活哲學不相像的程度，也比人們通常所認為的大得多。但是，所有這些差異跟西方文明和亞洲文明之間的差異，即這些文明孕育出的哲學的差異一比較，就顯得無足輕重了。確保相互理解與尊重有多難，相應地，對雙方來說，製造懷疑與恐懼就有多容易。當時機成熟時，這些東西就會滑向仇恨。 目前人們共有的信念——太平洋將會變成世界下一個巨大災難的舞台，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衝突是註定的這種宿命論般的信念，是使相互理解變得不可能的那條深深的、潛藏著的裂縫的一個真實表現。但我們不是試圖通過相互理解，努力去縮小這條裂縫，卻反而談論著超出人力控制範圍的各種力量之間的一種無法抑制的衝突，要不就是談論為了控制中國的和熱帶地區的自然資源而進行的競爭。我不會看輕這場競爭的危險，但認為它如此巨大以至於使太平洋地區成為一場無法避免的戰爭的舞台，這是可笑的。如果我們成功地真正理解了對方，那麼，為著共同目標的某種方式的合作就能建立起來。如果我們忽視那些根本的誤解在創造一種充滿火藥味的氛圍中所扮演的角色，那麼，任何旨在減輕經濟上摩擦的措施和結果，都可能被證明為如此膚淺，以至早晚要失敗。 誤解如此危險的原因之一，即像個人一樣，各個民族也都傾向於從自己思考和感覺的習慣出發來評判對方。威爾斯先生最近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他說，日本人出於馴服和順從，傾向於高估英國政府控制英國民眾的情緒和行為的能力；而英國人，出於相反的習慣，傾向於誇大日本民眾的情緒對日本統治階層所具有的支配力。他作出的實際應用是關於英日同盟一事的。這個同盟可能會迫於公眾情緒的壓力而瓦解，日本人趨向於忽視這一事實，這種情緒會在日本人與美國人有牴觸的情況下，令政府無法將它付諸實施。另一方面，英國人則容易忽視這個同盟的危險，因為他們想像在危機的情況下，日本的統治階層會聽從一種警覺而明智的公眾輿論。 由於把我們如果做了對方民族已經做出的行為而可能具有的動機和目標強加到對方民族頭上，並因而產生誤解，這種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說，日本人的外交是以東京為中心的，幾乎是受東京支配著的。我們的外交相對來說，比較鬆散。相應地，如果在這個東方國家的一個美國領事做出任何行為，哪怕只是或多或少根據他本人的心意發表一次演說，日本人就會自然而然地推想，他是在隱晦地根據來自華盛頓的實行某項國家政策的命令而行事。另一方面，美國人則容易忽視日本外交的緊密和連續。或者，當意識到外交中的某些令人不快的結果時，他們把它看作是一個突然的背叛性的襲擊，而不是一系列步驟的頂峰；從日本人的觀點來看，這些步驟已經得到了接受和認可，哪怕只是潛在地。然後又輪到日本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 這樣的小事和其他可以提一下的小事，如果逐個來看的話，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們的總體效應，無論如何不是微不足道的細節。最終的結果是相互不信任，猜疑，畏懼。這樣一類插曲表明了，每個國家更好地理解其他國家的心理非常重要。國家之間通過貿易、信件、電報的物質交流手段，一直比心理和道德交流的機構超前得多。在長達數千年的孤立之後，東方和西方被拋入了緊密的政治和商業接觸之中。在處於分離狀態的那段時間裡，地球的每一邊都衍生出它自己獨特的思想方式和感覺方式。無怪乎在這種情況下，東方和西方的接觸主要是物質方面的、經濟上的。它是一種偶然，是由蒸汽和電力機械的發明所帶來的一個副產品；並且，像任何偶然那樣，它最終可能變成一場災難。 有許多實際的問題，除非把更大的背景納入考慮範圍，否則就無法得到理解或適當的對待。為什麼中國人面臨在外國人看來似乎有亡國之危的處境，卻如此從容淡定？當他們的國家在內部四分五裂、在外部受到威脅時，他們怎麼能保持如此的平靜？他們的態度是一種麻木的無動於衷，還是一種愚蠢的熟視無睹呢？或者，它是對西方人急於得到結果時忽略了的那些深層現實的信念的一種標誌？這隻要與外交談判，包括華盛頓會議上進行的那些談判有關，中國的謹慎觀望策略——從一種西方觀點來看，他們的觀望已經超過了警覺所需的程度——是否暗示著對他們命運的無動於衷，或者是使他們無力應對它的那種虛弱？或者，這是他們正在指望各種緩慢變化的力量的作用最終使事情如他們所願的證據？這類問題的正確答案肯定，至少與會議的具體決議一樣重要；從長遠來看，它更加重要，因為它將支配這些決議執行的方式。 這裡又碰到了中國對各種現代工業方法、機械、鐵路和大規模生產的持久而頑強的抵抗，以及除非迫於某個外國勢力的壓力，否則就不願開放它的國家的傾向這個問題。這種拒絕，和一些外國人對利用中國的自然資源和在它數以百萬計龐大的人口中找到市場的渴望聯繫起來看，是中國許多最棘手的困難的來源。一個問題自然而然地產生了：為什麼中國不曾帶頭開發自己的資源呢？為什麼它不曾像美國那樣搶先借用外國資本，而把政治控制權和大部分經濟控制權保留在自己手中呢？它的情況是不是愚蠢的惰性，對舊事物一種乏味而頑固的持守，僅僅因為那是舊有的呢？或者，這是否顯示出某種更加深刻的東西，一種明智的、即使在很大程度上無意識的反感，反對承認那些對中國文明的整個精神有敵意的力量呢？ 對這些問題的正確回答，會在許多具體的實際問題的處理上造成很大的不同。如果事實是中國盲目而遲鈍，那麼，一個由許多國家組成的某種經濟-政治性質的銀行團就大有可為，它將把現代工業體系強加於中國，為了中國本身的利益克服它的頑固，不允許感傷的考慮過多地擋道。但是，如果在中國文明中有某種非常有價值的東西，並且如果工業主義像在西方那樣，是對中國文明中最深刻和最好的東西的一個威脅，那麼，實際答案就相當不一樣了。也許有那麼一天，歷史學家會說，中國的情況為一種深刻的本能給出了證據。也許他們會說，中國拒絕西方的機器生產工業制度的引入，直到這個世界和其自身都能控制它的運作為止，這對世界和中國來說都是比較好的。如果是這樣，那麼中國目前暫時攪在其中的這一團亂麻，對最終結果的獲得來說，將不會是一個太大的代價。只有那些完全滿意於目前的資本體系運作的人，才能獨斷地否認這種可能性。 提出這些問題比回答它們容易得多。但是，對中國文明和其中表達的生活哲學的了解，起碼可以使這些問題更加實際和恰當。在中國人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態度中，有兩種主要的生活哲學緊密相聯——老子的和孔子的，也許還應當加上第三種——佛陀的。但後者不是土生土長的，而前兩者是。雖然沒人可以否認，佛教從印度的傳入給中國的藝術和思想帶來了巨大的促進，但最終它的影響似乎已經被道家學說和儒家學說加以重塑了。 老子的訓導並未以儒家學堂的方式成為經典的和官方的。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得到了一個強烈的印象，即從根本上來說，它對這個 民族 的影響超過了儒家學說的影響，因為人們接受儒家學說的方式帶有它的意味。這裡不是對老子的訓導作系統闡述的地方，而且這對我們的目標來說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然相對於人的優先地位的學說，以及從中得出的結論，即無為的學說。因為積極的作為和努力奮鬥很可能僅僅是對自然的一種干擾。無為的觀念幾乎無法加以闡明和解釋；它只能被人感覺到。它不完全是沒有行動；它是道德行為的一種規則，是關於積極的耐心、忍耐、堅持，讓自然有時間去做它自己的事情的一種學說。通過退讓來征服是它的座右銘。自然的作用會適時地使人為的忙亂和人類的經營歸於虛無。讓驕傲和雄心勃勃的人去忙吧，他們最終一定會被自己製造出來的人為的一團亂麻給絆住。 在這個觀點中，沒有什麼東西是中國獨有的。但是，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民族如此浸透著它的各種結果。它存在於他們的放任自流、滿足、寬容、和平、幽默和樂天的生活態度的根源處；也存在於他們的宿命論的根源處。老子的訓導一直很有影響力，因為它們表達了與中國人的脾性和生活習慣相一致的某種東西。中國是農耕的、農業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事實。但是，雖然我們知道這一點，卻忘了他們的農業有多麼長久和多麼穩定。當我們思考這一點時，一個美國農學家寫的一本書——《四十個世紀的農民》（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顯得非常有意義。其他民族也曾經一度是農民，但他們用自己的方法使地力枯竭並走向衰落，或者他們轉而從事其他行當，這些行當在重要性方面代替了農作。但是，中國人一直繼續耕地、耕地、耕地，即便是像在中國北方那樣，要克服巨大的困難；而他們的土地仍舊是多產的，也許就像它一直以來那樣多產。 這是一個無與倫比的人類成就。它有助於解釋中國人的保守，他們對自然放任無為的尊重和對人類挖空心思製造出來的那些匆忙的人工製品的蔑視。他們的頭腦充滿著與自然過程的聯繫，其程度就像他們的身體適於農作的程度一樣深。他們是保守的，因為幾千年以來，他們一直在保存著自然的各種資源，耐心而頑強地呵護著、維持著。在西方人動手開發且最後荒廢了土地的同時，他們一直在保存著它。這些結果在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心理上都刻下了印跡。中國人已經學會了等待緩慢自然的過程得來的結果。他們無法使勁硬幹，因為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不能加以強迫。在匆忙僅僅意味著對你自己的煩擾，並且到頭來要麼從自然中一無所獲，要麼干擾了它的過程並因此阻礙了自然的收穫的情形下，為什麼要急急忙忙呢？ 這並不是說，在這種態度中除了好東西別無其他。優點與缺陷，長處與弱點，是互相伴隨的。西方人的宿命論採取的形式是相信，既然將要發生的事一定會發生，那麼我們現在最好走我們自己的路。它好像是戰壕里的士兵的宿命論。東方人的宿命論更多地指向現在而不是未來。為什麼要做任何事，為什麼要嘗試，為什麼要花費精力去改變狀況呢？無為很容易變成消極的順從，保守很容易變成對如此一成不變以至於成為「自然的」那些定規的頑固依賴，變成對變化的畏懼和厭惡。 但是，這意味著中國人的生活哲學包含著對人類文化一個非常有價值的貢獻，而且是匆匆忙忙的、急不可耐的、過於忙碌和焦慮的西方非常需要的一種貢獻。這也意味著——而這會顯得是更加「實際」的一點——這種生活哲學在中國人頭腦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除非我們把它納入考慮範圍，否則就無法理解他們處理政治與社會問題的方式。而如果我們不理解這個，就將既無法在政治中也無法在商業中，明智而成功地處理這些問題。為了取得成功，為了在我們與中國人的關係中獲得任何有價值的東西，我們必須充分考慮他們的觀點來認識時間的重要。我們必須給他們時間，然後給他們更多的時間；在給他們時間的同時，我們自己也必須利用好時間。 老子的訓導是從中國人生活的深處生髮出來的，而反過來又影響著那種生活。實際效果中的很大一部分，當被個體的農民領會時，與普遍理論是沒有關聯的。對於一種處於抽象狀態的哲學，農民是不會認識或懂得的。它是通過許多迷信活動和泥土占卜實踐與他聯繫在一起的。儘管如此，甚至迷信活動也與對自然的一種普遍態度聯繫在一起。最廣泛最有影響力的習俗是所謂的 風水 ，可以從字面上翻譯成「wind-water」。對風水的相信，是對與土地有關的某些神秘影響的一種信念。死者，祖宗的精神，以及活著的家族的興旺，都依靠這些力量的有利運作。這些力量很容易受到攪擾，這樣，它們的平衡和順利運行就受到了干擾。早些時候，這種信念是引入鐵路的障礙；而如今，它仍舊是開新礦方面和一般而言引入新的工業力量的強大障礙。 把這整個信念作為一種粗糙的迷信，這種迷信既在思想上低級，又對進步不利，這樣來把它打發掉是很容易的。但是，使這種學說顯得合理也是很容易的。這樣，人們就能在其中看到一種信念，相信土地和它的力量屬於整個世代相傳的人類，過去的世代和將來的世代。目前的一代是這個家族和種族、祖宗和後代的承托者。因此，對土地的開發必須為了整個世代相傳的利益而受到規約。這種合理化在這個方向上徹底的程度，與在另一個方向上把中國人的泥土占卜體系看成是低級迷信的這種觀點旗鼓相當。但是，風水學說至少是那種對自然的虔誠的一個引人注目的展示，而且既是保守的力量又是保存的力量。 儒家學說的總體觀點與道家學說正好相反。它強調藝術、文化、人性、學習和道德努力的重要。因此，自然地，這種學說影響著學者和上層階層，就像道家學說在老百姓中傳播的程度那樣。儘管如此，在許多方面，儒家學說的實際效果和道家學說是相似的。通過反覆勸導，把先人的經典文學作為智慧的源泉來尊重，為保守主義提供了思想上的理由。通過把道德的和思想的力量看作優先於生理的力量而加以頌揚，它教人耐心地漠視最後一定會被理性挫敗的軍事與政治力量的展示。 它創造出了對孔夫子（the teacher）的特別尊重，相信他對生活的持久影響力就像學生學到的東西一樣。這是中國人生活的一個顯著特點，也有助於說明中國人更傾向於依靠和平的理性而不是喧嚷的武力來平息事端。有哪一個別的民族如此持久地相信，孔夫子的影響最終是一切社會力量中最有力的嗎？有哪些其他國家的英雄們是道德教師，而不是超自然事物的揭示者、僧侶、將軍、政治家？ 雖然儒家學說在上等人和官吏階層中特別有作用，但是其最終效果已經與老子的影響融合在一起，創造出了一種對政治明確的蔑視和對西方意義上所理解的統治的反感。對道家學說的信奉者來說，統治是非自然的，是人對自然的常規運作的干擾。皇帝們，即使是韃靼人和滿人這些異族，都不得不屈服於這種確信。他們通過接受民眾的信念，通過給予皇帝一種神秘的意義來說服民眾。皇帝是老百姓尊崇的天的一個代理人。 皇帝並不統治。他通過 不 統治，通過不干擾真正的統治體系——民眾的習俗來治理；這些習俗如此久遠，在農業中與自然的運作結合得如此緊密，以至於其本身也好像自然的運作一樣。進獻給皇帝的貢品與其說是一種政治意義上的徵稅，不如說是對他所具有的自然和道德力量的忠誠的表達。如果自然運行不靈了，如果饑荒和洪水一再發生，如果他的要求成了橫徵暴斂，官吏們不再像民眾的父母一樣，那麼，這些就是他不再代表天的標誌。而民眾在公正與仁慈的秩序恢復之前的一段時間裡，就成了天的代表。據孟子（他強調儒家學說比較具有民主色彩的一面）說，在這種情況下，民眾不但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去推翻統治者。 對於大多用西方術語寫下的關於中國人的哲學的這些特點，人們會痛苦地意識到它們的不準確。但即便如此，它們還是說明了為什麼中國人在這些事件的結果面前保持著如此的自信，儘管有那麼多的結果是令人沮喪的。中國經歷了許多這樣的時期而倖存下來。只要經過一小段時間，國民的力量，就是說，道德的和思想的力量，就會重新確立起來，民眾穩固的勤奮就會再一次成為主導。即使現在處在一種會把任何西方國家拋入混亂的處境中，人口的數量還是在穩步地增長。 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無疑面臨著一種新的境況。我們不能有把握地認為，因為它以前總是能征服它的征服者們，所以這一次它一定也能這樣。從前的征服者們是除了在軍力和戰術方面，在其他所有方面都劣於它的一些人。如今與之打交道的，是在自然科學及其在工業和商業應用方面優於它的一些民族。通過經濟滲透來征服中國，這是與直接的軍事征服非常不同的一回事，這會把它的國民降格成為有著優越的軍事資源撐腰的外國資本家們工作的無產者。儘管如此，中國古老的自信的理由還沒有被完全動搖。 人們常說，中國是以使野蠻人相互嘲弄來把他們玩得團團轉這條古老的準則來處理其國際關係的。這個事實有時激發一種狂熱的願望，使所有國家想聯手把自己共同的意志強加於中國。為某一個外國服務的宣傳家們經常提醒美國人，要注意中國對美國的態度的表達。他們說，這些只不過是基於那條古老準則的策略的又一個例子；並且，如果它成功了，那麼，中國會帶著一個平靜超脫的微笑再次回到它的常態中去，並且忘掉它對美國的好感。這種觀點，從最壞的角度來看，暗示著列強之間想要基於物質利益形成一個穩固的聯合體的方式存在的困難。它意味著列強之間關於中國所結成的唯一一種長久的聯合，只能基於道德基礎。為反對中國而形成的一個兇惡的聯合，不久就會帶來結盟國家之間互相針對對方的兇惡政策。如果這種政策被推行，而且，作為國家之間爭奪的一個結果，中國自己恢復過來了，那麼，它將有權為道德力量對物質力量的優勢再一次得到了證明而露出微笑。 最後，對於中國人的生活哲學的理解，不僅對明智地處理與中國有關的問題來說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對其他國家來說也有巨大的價值。並不僅僅是中國，而是整個世界都處在變換與動盪之中。心理學家們談到「投射」，自己被激怒的人總是去惹別人。這條原則可以應用於社會心理。各個國家如今正在把他們自己的種種麻煩和不安「投射」到中國身上，結果很容易導致魯莽和有欠考慮的行為。採納中國人的平靜與耐心，願意僅僅採取像裁軍和廢除特權這樣非常有必要的措施，然後靜待時間來調整目前令人頭疼的局面，這會產生一種神奇的療效。因為說中國的那些困難突然變成了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威脅，這並不是事實。說西方國家處於把自己的麻煩聚集起來向中國傾瀉的危險之中，這才是事實。東方的哲學從來不曾像在目前的危機中那樣，為西方所急需。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90—198頁。 [2] 首次發表於《亞洲》，第22卷（1922年），第7—10、78—79頁；重刊於《人物與事件》，第1卷，第199—210頁，以「中國人的生活哲學」（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Life）為標題。 [3] 切斯特頓（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國作家、文學評論家及神學家。——譯者 [4] 摩根（J.P.Morgan，1837—1913），美國著名銀行家、金融巨頭。——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