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的新文化 [1] [2]

一位中國朋友為我總結了外國對中國影響的各個階段，我受惠於他如此之多，以至於他完全有理由說我對他進行了思想上的偷竊。最初，人們認為，西方力量的秘密在於新式的軍事裝備。依據傳統，以前的神祇都是從海浪中產生或騎著一匹白馬到來的，一切有序的力量必定與某位神祇相關；而如今，「基督騎著一發炮彈」來到了中國。這不是一個文學的說法，而是普通人原原本本的信念。於是，一個兵工廠在上海成立了，然後製造了炮艦。這些槍都打不響，或者自己爆炸了。軍艦都在中日戰爭 [3] 中被日本海軍擊沉了。 隨後，中國的弱小被歸結為其過時的統治形式。改革要通過政治手段來進行。在同樣短的一段時間內花同樣少的力氣，建立了一個共和國，而不是一支海軍，但這個共和國幾乎同樣不成功。在這一時期，有些外國人關於中國改革的觀念形成了他們的看法，自此以後，他們的見解不曾改變過。他們給這場政治運動貼上「少年中國」的標籤，並且一直固守著這個觀念。與此同時，中國人的思想卻發生了變化；這場運動的代表以及他們的後繼者，現在幾乎成為一個舊時代化石般的遺物了。這個時期距今還不到十年，但是撇開事物不談，中國各種思想的變化是如此迅速，以至於人們不得不努力跟上——而不幸的是，許多外國人並沒有作出努力去跟上變化的腳步。 第三個階段是依賴技術改良的階段。無論如何，西方的大炮與海軍裝備來自應用科學，來自工程技術，所以西方文明的顯著特徵，那有待於模仿的特徵，被認為既不是軍事的，也不是政治的，而是經濟的。建築工程師與機械工程師成了這個國家的救星；鐵路和工廠，蒸汽與電力，將使這個古老的國家在與新興國家的競爭中不相上下。但不知怎麼的，這個運動遇上各種各樣的障礙；進步緩慢；它帶來新的危險與罪惡。 很快，一波道德改革的浪潮來臨了。人們組建起成千上萬的社團來醫治各種各樣的罪惡，這是反纏足社團、反鴉片運動、反賭博協會、重塑舊的教育體系以及諸如此類事物的時代。雖然基督教的影響是這些改革發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它們中的絕大多數是以一種儒家復興的形式進行的。 接著，人們產生了一種信念，認為各種深層的觀念必須得到改變，民主是一件關於各種信念、關於生活觀點、關於思想習慣的事情，而不僅僅是統治形式的問題。顯然，民主要求普遍教育，也就是學校教育普及所有人，還要求從識字到某些與公民和社會行為有關的科目的學習都有一個改變。傳統上認為書寫下來的東西必須用數百年前的詞彙、格式以及受人珍視的，一種與當今的口頭語言幾乎沒有什麼關聯的語言表達。但是，除非書面語言得到簡化，變得更加明白易懂，否則，大眾就無法理解這種語言。人們用來說話的語言必須同時被用來書寫，以使現代的想法得到恰當的表達。舊式學校的一位學者在杭州這箇舊文化的中心之一對我強調說，因為缺少繁冗造作的書寫方式的規範，過去近百年中，在中國不知有多少有價值的想法由於人們認為無法被人所知而失傳了。於是，在大約兩年前，興起了所謂的文學革命（literary revolution）——這是一個努力，試圖用通俗語言來寫作與發表文章，同時也使中國讀者熟悉現代西方文學潮流中特有的東西，從自由體詩到托馬斯·哈代、蕭伯納、易卜生與梅特林克。我知道，有一個學校批評它的外籍文學教師不夠入時，因為他講授莎士比亞與狄更斯，而他們想聽H·G·威爾斯和斯特林堡！他們甚至建議他休假回國去補補課！他們說，他已經變得過於「中國化」和保守了。 內容和想法的問題很快就變得比語言和體例的問題更加重要了。各種新的觀點與古老的建制針鋒相對，家庭體系受到徹底的批評，而這不僅源於傳統西方家庭生活的觀點，而且源於《玩偶之家》，以及最強烈的西方激進思想。社會主義文學，無政府主義，馬克思和克魯泡特金（Kropotkin），像野火一樣在讀書人的圈子裡蔓延開來。托爾斯泰也許成為人們讀得最多的外國作家。由此形成一個新的公式：中國必須通過一場建立在觀念變革基礎上的社會變革而得到改變。政治革命是一個失敗，因為它是外在的、形式上的，它觸及了社會行為的機制，但並未影響到生活的構想，正是生活構想實際上控制著社會。 而現在有跡象表明，下一個階段將會是對科學方法感興趣的階段。人們認識到，技術以及應用科學的其他分支依賴於一種作為思想、觀察、記錄、批判、實驗、判斷和推理方法的科學。這個觀點的根據是：西方的真正優勢不是建立在任何西方特有的、有待於借鑑和模仿的東西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種普遍的東西之上，這種東西是一種研究與檢驗知識的方法；西方偶然發現了它，並早於東方幾個世紀開始使用它。 這較後的一些觀點，隱含於可以在字面上從中文翻譯為「新文化運動」的這場運動之中。具體從實踐上來說，它與始於1919年5月4日的學生起義相聯繫。一些外國人認為，後者僅僅是一場新形式的政治運動，中國的政客和保守人士使他們確信這一信念；而那些人中的大多數，毫無疑問，也相信它純粹是一場政治運動。任何具有文化和社會本質的東西，離他們自己的生活和理想過於遙遠，以至於難以設想。然而，雖然它的外在表現是針對一群腐敗政客的，雖然它是由中國在凡爾賽的要求的失敗，以及由於那些政客為了既得利益向日本作出的承諾所激發，但在更深刻的方面，它是一場抗議，反對一切政客，反對進一步依賴任何政治來作為社會改革的直接手段。領導這場運動的教師和作家們抓住一切機會教導說：中國的新生必須通過其他手段，任何根本的政治改革目前在中國都是不可能的；而當它來臨時，它會作為以社會的、非政治的方式實現的思想變革的自然結果而到來。如今，中國高等學校的學生群體中為數眾多的人，實際上正發誓保證遠離擔任公職的生活。毫無疑問，許多人會在未來的日子中半途而廢，他們將無法抵禦安逸生活與權力的誘惑。但是，反政治的成見已經相當牢固地樹立起來了。 雖然這個速寫匆忙而淺顯，它卻暗示著一些評論意見。首先，這場運動雖然是由外國條約激發的，這只不過是說，歸根到底，它是由與非常現代的世界之間的條約所激發的，但它已經變得越來越具有中國特點了。五四運動是由中國學生們直接發動的，不僅沒有歸國留學生的鼓動，而且與他們的建議是相反的。它是自發的和本土性的。語言改革的運動少了外國的影響幾乎沒法開始，但從本質上說，它是一場由中國人為了特定於中國的目的而進行的運動，並且在中國歷史上有過先例。附帶的倡導拼音書寫的運動主要是受傳教士的鼓勵，所以人們在西方報紙上較多地看到關於它的消息。即使這場反政治運動，以及對改革要以科學與社會變革為條件的信念，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向中國思維模式的回歸，是一種古老的中國觀念的恢復，以及對該觀念的力量並未窮盡和終結於儒家的確信。現在進行這場運動，必須適應新的情況，即使這涉及對儒家形式的信念與行為的拋棄。這場改革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它顯示出從表面到根本的持續進展。 剛才作出的評論是從最好的方面來看這場運動，從它的精神方面。從它所獲得的具體結果的觀點出發，這些評論無疑對它的發展作了理想化的描述。每箇舊的階段都給它留下了一層沉積；「少年中國」至多不過是個含混不清的詞。它把各個描述過的階段——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技術的、文學的、社會的等等——中大量的代表都堆積在一起，形成一個單獨的東西。通過從這些層次中的每一層中選取某些個體，我們可以不無道理地對「少年中國」進行任何一種指責。換言之，不同派別間自然存在著混淆、不確定、相互批評和敵意。數年前歸國的留學生大多反對目前的反政治運動和文學革命，他們中的許多人仍然停留在國家主義階段，希望在軍隊和政府中發生某種奇蹟般的變化。更多人顯然處於技術階段，相信如果他們能夠獲得工程方面的工作，他們使自己接受訓練為的就是這個，那麼，中國就會開始改變——就像它在某種程度上確實無疑會變化那樣。 還必須再作出一個區分。雖然開化了的日本人和像大隈侯爵這樣的政治家們，長期以來一直宣稱日本有權利、有義務領導中國，並成為把西方文明引入亞洲（包括印度，他們把那裡的英國人看作是外來干涉者）的中介，但在這些方面，恰恰很少有美國人認真看待中國對日本的依賴。我見到一些論現代中國教育發展的書籍都未曾提到日本，而把中國教育體系的革新歸結為美國的影響，給人造成的印象似乎它是模仿美國通行的學校體制建立起來的。事實上，它在制度上是整個兒照搬了日本的體系，而日本的體系，隨著西方影響的進入，是建立在德國體系之基礎上的，再加上從法國的中央集權中借來的一些要素。我到訪過九個省份，並且見過高等學校集中的那些省會城市中的教育領導者。只有兩個城市——北京和南京，在官辦學校中，西方的直接影響開始趕上日本，無論在方法方面還是在人員方面。談論歸國留學生而沒能區分那些從日本回來的人和從歐美回來的人，這會混淆討論所涉及的所有事情。 這麼說不是要批評受過日本訓練的歸國留學生。我相信，儘管在他們與其他在海外受教育的中國學生之間存在著極其激烈的競爭（部分是由於迫在眉睫的「飯碗」問題），大量受過日本訓練的留學生正在根據他們的想法為中國盡其所能地出力。也有為數不少的例外，因為他們中間包括一些政客和軍人，那些人在過去幾年一直禍害著中國；也正是那些人，招致了目前大規模地對日本以及日貨的普遍抵制。 關鍵的是：從西方本身而來的西方觀念和經由日本傳來的西方觀念是兩種如此不同的東西，以至於當兩派的代表如同濮蘭德先生經常做的那樣，在「少年中國」的名稱之下被混為一談時只會發生混淆。俄國對日本的失敗 [4] ，引發了一陣任何西方國家都無法企及的崇拜日本的風潮。那裡有另一個東方民族，使用著漢字並且從中國衍生出它的文明，它征服了以強大的俄國面目出現的西方這個可怕的對手。無怪乎，成千上萬的人湧向日本去求學，大多數改革家都是從日本取來他們的模式的。迄今為止，建立了這個共和國的大多數革命派的領導者，都是日本人或者將日本作為避難地長期居住，並且如同從未吸收過西方文化那樣吸收日本的文化。無論如何，滿清王朝的命運是註定了的。在革命 [5] 前整整五十年的時候，如果外國援助沒有來支持這個王朝，太平天國起義可能就把它了結了。導致它最終毀滅的直接原因，是俄國對日本的失敗。歷史上的相似情形是日本對德川幕府（Tokugawa shogunate）的廢黜，以及明治維新（the imperial restoration）。從歷史上說，通過一個偶然事件，中國發生了變化，結果產生了一個共和國。它的主要目標，除了擺脫一個外族王朝的統治之外，就是像日本所進行的現代化那樣，對中國進行現代化。在這一階段，「少年中國」意味著日本化了的中國。 新的領導者們所帶來的是經過日本利用的西方觀念，而實際上，這意味的不是一種新文化，而是為了舊文化的利益而對西方技術作軍事、技術和管理事務上的利用。日本人顯然不斷真誠地教導說，西方文明在本質上是物質性的，而東方文化則在基礎和目標方面是理想性的和精神性的。他們認為，西方僅僅是通過大炮和機械取得了暫時的優勢，因此必須通過採用它本身的裝備來對抗它，而古老的東方觀念和理念則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在日本求學的大多數中國人，懷著牢牢紮根在他們腦中的關於西方文明的物質性和技術性本質的觀念回到了中國。它符合他們關於自己的優越性的假想，這種假想是所有先前的東西方接觸中的一個令人驚奇的共同特徵。中國需要從美國和歐洲那裡學習的全部東西，就是技術科學及其應用。 因此，「少年中國」是一個充滿歧義而意義多變的詞。在那些被西方作家們通常冠以這個名稱的東西中間，有著一切種類相互衝突的理想。但是，如今有兩點作為目前處境的積極主導特徵表現了出來：一是對文化方面的改革作為其他改革的前提的需求；二是領導權回歸那些在態度方面特別傾向於中國的人的一種趨勢，以此來針對那些引進與照搬外國方法的人，無論從西方還是從日本。 這兩個特點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中國人領導權的回歸如何與對中國習俗和思想習慣的攻擊相一致呢？它如何與這樣一種意識相符，即意識到西方優勢的真正來源不在外部技術，而在思想與道德問題呢？好吧，歷史從來就不是邏輯的，許多在邏輯上矛盾的運動在實踐上卻是有效的。但是，只要存在答案，這個答案必定是在一個我們隱約提到過的事實中被發現的，即思想與道德因素的優越性超過所有其他因素的觀念，本身就是一個中國本土的觀念。它與認為能夠通過引進槍炮和工廠以及技術管理的改良來獲得拯救的觀念相比，中國味兒濃得多；這也意味著中國國民生活中的真正失敗是道德和思想上的。它隱含著一個對各種新思維方式的要求。某些新的領導者也許會斷言說，他們通過抨擊儒家思想——就像他們經常做的那樣——比那些固守儒家思想的人更忠實於儒家。因為他們會說，孔夫子那裡真正的觀念、有活力的觀念，是對理念、知識的首要性的信念，以及對傳播這些理念的教育之影響力的信念。但是，如今僵化為儒教的這些觀念無法適應現代的情況。中國國民生活的失敗，證明了根據孔教本身的標準，它們是無效的；而儒家教育已經成為貴族式的，是為了少數人的。因此需要一種新文化，西方思想中的精華在這種文化中應自由地得到吸納——但是要適應中國的情況，作為手段被用來建立一種重新煥發青春的中國文化。 這個方案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對許多人來說，它似乎比從西方那裡借鑑具體裝備的企圖來得自命不凡與希望渺茫得多。對於在這片土地上的許多外國人而言，它看上去顯然是從中國改革的正道的一個偏離，而他們認為，這條正道就是對基督教的接受。但是，它與基督教的關係證明了這裡給出的說明：它的某些領導者非基督教的程度，像他們反儒教的程度一樣；他們並不攻擊基督教，而只是對它漠不關心。其他一些人，尤其是從事積極教育工作的人，是基督徒。但我發現，這些人普遍地不僅對基督教的派別和教義毫不關心，而且對基督教除了社會方面之外的其他事情都熟視無睹。他們甚至不願費心去自稱為宗教信仰方面的自由派人士。他們是從這樣一個角度來接近基督教的，以至於他們對信仰上的保守與自由的區別漠不關心。實際上，他們聲稱自己有權去發展一種非常中國化的基督教。雖然建立一個獨立的中國教會的運動才剛剛起步，這在未來很有可能是一個重要的特徵。 如果誰要說無論受了新文化運動影響的學生和教師有多大數量，他們都充分意識到了剛剛解釋過的它背後的哲學，那麼，這是愚蠢的。這種意識還僅僅局限於一小群領導者之間；對大多數人來說，這場運動更多的是一種感情而不是一個理念。它還伴隨著誇大與混淆、智慧與胡言亂語的不加消化的混合，這是如此雄心勃勃的運動在早期階段一個無可避免的標誌。通過對在這個名頭下發表的各種著作進行一個聰明的摘抄，人們不難看出，整個兒這場運動就如同西方科學與思想中各個毫不相干的觀點和雜七雜八的片斷缺乏批判眼光和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的混合那樣荒唐，甚至還不到半生不熟的程度。或者也可以對這些著作進行這樣一種摘抄，來表示它對社會、對世界的和平是有危害的。關注這場運動的日本作家們，通常把它看作是一種具有顛覆性的極端主義，並把它歸結為布爾什維主義者的宣傳。但是，在我到訪過的九個省份，並沒有找到俄國的直接影響的蛛絲馬跡。俄國的騷動固然間接地作為一種酵素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遠遠不及世界大戰的影響，甚至不及威爾遜總統的民主與自決觀點的影響。這是因為，雖然新文化運動毫不關心在當今中國可以禮貌地稱為共和國的東西，但它是由民主理念熱情鼓動起來的，並且是以這樣的前提開始的，即民主能夠在政治上實現之前，必須首先在教育與工業中實現。至於專門意義上的布爾什維主義，在中國既無準備又無傾向。但是，我們可以設想，軍事上的紊亂、鎮壓與腐敗如果繼續下去直至觸及農民的話，那麼將產生一種由反叛造成的混亂，現存秩序的擁護者肯定會給這種混亂貼上布爾什維主義的標籤。 在五四運動之後，中國各地的學生聯合會紛紛開始創辦雜誌。重要的是，在反對腐敗賣國官僚並抵制日本人的這場反抗如此高漲的時刻，這些話題在學生刊物中卻只占據次要的位置。這些刊物是用 白話 ，也就是我們提到過的通俗語言來寫作的，並且熱情提倡白話的使用。它們的內容是要求教育變革、對家庭體制的抨擊、對社會主義的討論、對民主觀念的討論、對各種類型的烏托邦的討論，比如把孩子從家長身邊帶走並把他們交給公共權威來教導，廢除國家政府甚至地方政府，以及使中國回到一種自治公社（communes）的狀態。在發酵的過程中，自然會冒出許多氣泡來。由於缺乏具體的經驗背景，學生們認為所有的想法和建議都是類似的，只要它們是新的而且涉及對舊習俗和傳統的拋棄。 在一個著名的地方城市中，一個師範學校里的教師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一起，提倡把自由戀愛作為家庭體制的補救和替代；提倡對兒童進行公共指導，廢除私有財產；提倡把學生推選教師作為民主的形式，把考試作為專制的一個殘餘而加以廢除。由於這些文章是用通俗語言寫的，一個警覺的地方長官受到這鍋沸水發出的響聲的驚嚇，關閉了這所學校，並寫信給北京，要求通過法律來禁止以後使用通俗語言。但是，一些官員還算有足夠的常識，他們說，如果這樣，那麼，危險的思想會用古老的文言文來書寫，於是也就必須相應地禁止文言文了。實際上，這些觀點只不過是在任何國家的學生辯論俱樂部里都會提出的那些想法而已。雖然如此，它們是重要的徵兆並潛在地包含一種威脅，不是對社會安寧的威脅，而是針對那些通過現存秩序中的罪惡來撈取好處的人。重要的是，在我的全部見聞中，還沒有發現這些極端主義者中哪個人是在美國或英國受的教育。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在中國受的教育，只會說和寫中文，他們能夠輕鬆地從古老的中國著作和傳說中為他們的極端想法引經據典。少數的例外是在法國受教育的那些學生，他們吸取了來自法國大革命的一些觀念，認為這些觀念符合中國人的無政府主義氣質。 去年春天在南京，一些學生好心地為我開列了一份刊物清單，這些刊物大多數是在先前的一年半里創辦的，用來推廣新文化的要義。對這些刊物的名稱和宗旨所作的匆匆一閱，確證了剛才所說的話。作為這些學生的喉舌的一份刊物，為整個使命定下了基調，它的名字叫做《青年與社會》（Youth and Society ），其座右銘有著中國式遣詞造句的平衡：「讓社會煥發青春，讓青年參與社會」。《曙光》 [6] （The Dawn ）、《社會新聲》（New Voice of Society ）、《新我》（The New Individual ）、《國民》（The Citizen ）、《暖流》（The Warm Tide ）、《少年中國》（Young China ）、《少年世界》（The Young World ）、《新群》（The New Group ）、《新生命》（The New Life ）、《向上》（Upward ）、《建設》（Construction ）、《工讀》（Learning and Labor ）以及《唯真》（Truth ），是這些刊物典型的名稱。而在這些刊物所宣稱的目標中，幾乎清一色是這樣的詞句，像「從結構上和社會上改革國家與社會」；「研究社會」；「研究社會與經濟問題，引進新觀念」；「把新思想介紹給國民，在促進本國工業的同時提高國民素質」——這最後一種說法，當然是抵制運動的一個回聲；「喚醒勞動者，改革社會」——這是一份名為《救國》（Save the Country ）的雜誌的宗旨；「推進新文化，促進思考和純粹科學」；「給學習帶來一種進步，以使研究與批評的觀念應用於社會改革」；「研究社會，引進西方觀念」；「用科學思想來改革社會」；「向世界介紹新思想，並以一種樂觀但具有批判性的態度來對待社會的改造」。當然，儘管所有這些刊物都雄心勃勃，它們中的許多是曇花一現；但它們對這場運動的精神的展現，是任何其他東西都難以企及的。如果不提諸如《新婦女》（The New Woman ）這樣的刊物，這種列舉就是不完整的，這份刊物的目標是「喚起婦女作為改革社會的一種手段」；還有《女界鍾》（The Woman 's Bell ），它的目標是「教育婦女並使她們能夠參與社會進步」。事實上，把所有這些刊物作為一個整體來看，討論得最多的三個話題是家庭體制的改革、婦女的解放以及工人問題，這些問題都與教育改革相關。三份繼續發揮著重大影響並因此特別成為新文化運動喉舌的主要刊物，是《青年》（Youth ）、《復興》（The Renaissance ）和《解放與改造》（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 我們一定不能總結說整個這場運動是文字上和理論上的，因為在中國歷史上，受過教育的青年第一次投身於我們在國內稱為社會服務的事業中去了。 我認為大多數外國人都是懷著一種先入之見來看待中國的，認為中國在根本上是保守的，對變化是反感的。保守主義在那裡毫無疑問是存在的，但同時存在的還有對變化的偏愛。而情況的變化是如此之快，以至於讓人看花了眼。教師們抱怨學生「狂傲的」不服從——這在中國不是一個新鮮的抱怨了，在這裡，學生們根據他們自己的規矩，具有讓從自由的美國來的訪客深深不安的特權。教師們還抱怨思想的多變，使學生們滿腔熱情地奔向一個新事物，然而僅僅數月之後便失去興趣，轉向某種更新的事物。這種症狀很能說明學校之外的境況，真是令人遺憾；但它是一種普遍的轉型狀態的真正證據，這種狀態伴隨著猶豫不決、舉棋不定，以及向新奇刺激敞開懷抱之類在這個階段必定會表現出來的現象。另一方面，存在著一種興趣上的成熟，遠遠超過了同齡的美國學生所表現出來的程度。高中的男女學生們嚴肅而認真地傾聽一些講座，這些講座的主題在美國學校里只會製造出由於厭倦而產生的喋喋不休之聲。存在著一種對各種觀念的渴求——我確信，這種渴求的程度超過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青年對任何現有東西的追求。目前，對各種觀念的激情超過了取得知識來支撐這些觀念的堅持，但它為對知識與科學方法的不斷增強的渴望提供了一種非同尋常的活力。這意味著知識不是被作為一種技術裝備或文化約定俗成的標誌來掌握的，而是為了在社會上加以應用。如果中國任何一所高等學校的學生被問及他們為什麼要學習某一門具體課程時，大多數人會回答：「為了幫助我們的國家」，或者「為了促進社會改革」。除去許多人作此回答所懷有的那種淺薄，剩下的仍有一種對未來抱有希望的牢固基礎。 在中國度過幾個月之後，一個訪客會發誓說，如果他是個明智的人，就再也不會放任自己隨便作預言了。因為預言無疑更多的是根據希望或恐懼，而不是根據恰當事實作出的。然而，肉體是軟弱的，並且喜歡根據未來給當下作判斷。其結果，觀察者會陷入他自己所棄絕的缺陷之中——我也曾偶爾犯此錯誤——這導致他立刻失敗。儘管如此，游移於預言的薄薄的但令人興奮的冰層與確鑿事實的安全而乏味的大地之間，人們可以斷言，儘管有著各種不成熟與搖擺不定之處，新文化運動對中國未來的希望提供了最牢靠的基礎之一。它無法取代更好的交通手段——鐵路與公路——沒有這些，這個國家無法統一起來，因而就不會強大；但是，在中國也存在對統一起來的精神的需求，而如若沒有這場新的思想運動，則是不可能達到的。精神統一起來後看重過去或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現代思想產生共鳴，這會帶來很大的不同。一個根據日本成功採納過的方案統一起來的中國，其孤立程度將至少像日本所成為的那樣，並且對世界的威脅更大。中國需要學校；它需要，並且是急需普遍的初等教育。但是，這些學校里教什麼，以及它們的精神和目標是什麼，這將會帶來很大的不同——正如德國和日本的普遍教育都證明的那樣。 受過教育的中國青年無法永遠放棄他們對直接政治行為的興趣，他們的注意力應當比以前更多地投向具體實際的經濟問題，投向貨幣改革、公共財政以及稅收問題，投向外國貸款和銀行團。有人發現，在受過國外教育的學生執教的學校里，理論政治經濟學的講授所根據的是基於競爭、機器化生產和資本主義積累這種假設的書本，這和周圍的工業情況完全不搭調——它完全是地方性的，按照習俗用手工來進行，並面向一個靜態的市場——就像月球天文學一樣。或者人們發現，興趣集中在社會主義之上，即使並不面臨財富分配問題（除了計算官僚的掠奪），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問題卻很突出。但是，中國畢竟處在工業革命的早期階段，並且，如果它不想重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經歷，連同勞資衝突的一切罪惡與危險、壓榨人的行業、童工和女工、資方的壓迫和工人的怠工；如果它想要從世界上其他地方在19世紀的經歷中學到點東西的話，那麼，它就必須有所準備地面對這個問題。當根據實際情況的要求用到現實中時，即使是對當前狀況最誇張的推斷，其作為預備性的技能也被證明是完全無用的。 中國面臨著一個選擇，要麼在使世界和自身同時不得安寧中滅亡，要麼在一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裡集思想、科學、工業、政治與宗教方面的進步於一身，這在世界其他地方是花費了數個世紀的時間才完成的。它無法像美國一樣，在留有許多活動餘地的條件下進行改變，而必須在一種充滿傳統、迷信以及人口的文明中變化。少年中國，尤其是最年少之中國（Youngest China），顯示出了對這個事實的領會。有那麼一些時候，當我接觸到這場運動中最好的部分並受到它鼓舞的時候，我願意預言說，它將會繼續進行下去，並且在帶著它自己的問題繼續下去的同時，給這個世界帶來具有新的永久價值的事物。另一些時候，在接觸到境況中較陰暗的那些方面之後，我懷疑這場運動的支持者們會不會完全失去信心而悲觀地投降。這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有些人放棄努力，轉而利用糟糕的處境來為自己謀利。最終，人們會回到普通人的清醒、勤奮、根本的頑強上來，這些品質已經渡過先前的許多難關。如果這些品質根據如此不可抗拒又令人不安地把自身強加於中國之上的現代世界的要求與情況而得到調整，那麼，它們將幫助中國渡過這一個難關。新文化運動是一種努力的一個重要階段，這種努力將提供中國正迫切需要的引導。 （趙協真 譯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96—106頁。 [2] 首次發表於《亞洲》，第21卷（1921年），第581—586、642頁；重刊於《人物與事件》，第1卷，第270—284頁。 [3] 指1895年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譯者 [4] 指發生於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的結果。——譯者 [5] 指1911年推翻滿清帝國、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譯者 [6] 新文化運動期間，中國各地創辦了大量傳播新思想的報刊、讀物，名稱類同者頗多。杜威轉譯的刊物名稱，究竟對應哪本中文刊物，已難考證。我們盡力譯出，並附原英文名稱，以待方家考源辨正。——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