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老中國與新中國 [1] [2]

在這個星球上——現實中的星球，而不是紙面文字所說的星球——存在著一個其人口幾乎占全世界居民六分之一的國家，這個國家的歷史綿延四千年之久。地球上找不到任何一個其他地方能表現出一種如此具有連續性和穩固性的記錄。儘管如此，它的歷史卻並不是一個單調或停滯的故事。在它的連續性內部，至少有著與17世紀以前兩千年間的歐洲歷史一樣的多樣性與變化。一流的發明、手工藝、哲學、詩歌與繪畫裝點著這個國家的文明。在任何其他時代和其他地方，除了基督教會的推行和神學的支持以外，道德觀念沒有像這個國家那樣廣泛普及過。在一千多年以前，這個國家把道德習俗、文學、藝術以及文明的各種要素帶給了如今位列現代國家「五巨頭」（Great Five）之一的鄰國。在農作領域之外，它的社會等級從來就不是非常有效的；除了極少數例外，它的統治者們腐朽而無能。但不管怎麼說，它對付過來了，它持續下來了。它以如此微乎其微的統治維持著自身，無政府主義者們竟然沒有把它作為在一種無政府的基礎上能做些什麼的典型例子，這真是令人驚奇。然而，它是在孤立隔絕的狀態中維持下來的，海洋、沙漠與高山把它圍了起來；它自給自足，在一種由孤立狀態所孕育的優越的想像之下自滿自得。但最終，工業革命使它的屏障失去了作用，蒸汽與電力消除了距離，這個國家發現自己面對各種完全無法對付的力量。數個世紀以來的虛弱不再僅僅是國內的小事了，它們是從內部毀滅的一個威脅，以及對來自外部的帝國群狼的一個招引。與各種新力量的接觸，使一切積聚起來的缺陷和腐敗公然地展現出來，而與此同時，一種新的、組織得較好的文明帶來了種種新的罪惡新奇而又難以抗拒的誘惑。 在描寫這個國家——中國——如其事實上那樣，面對迄今為止一切文明所遇到的情況中最困難的重建問題時，濮蘭德先生選擇了一小群個體作為從個人來說要對它大多數災殃負責的人。他選擇這群人來承擔他稱為「少年中國」（Young China）的這種責任的重擔，尤其是那些經受了西方教育破壞作用的人。面對所有罪惡，濮蘭德先生有一種萬靈藥，那就是國際範圍內對政府財政（finance）的外國控制。 就任何一個對眼下的處境有些許了解並稍有社會想像力的人而言，這種生硬的論斷使對濮蘭德先生的任何詳細答覆都成為多餘，雖然本文在行文過程中有必要指出某些具體的錯誤論斷。然而，一個對中國的轉變與轉型問題中各要素的獨立分析，就它本身來說，是非常值得做的。僅就理智上的推想，以及用於研究與推測、探究與思考的場景來說，今天的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即使處於重建的陣痛中的歐洲也不算——能等同於中國的情況。歷史沒有記錄下任何可以類比的東西——一個古老、巨大、獨特、排外、自足的文明能夠再一次誕生嗎？它必須進行改制，不然就無法延續下去。儘管如此，它必須面對各種完全異於它的事實與力量來完成這一改制，這些事實與力量有物理的、政治的、產業的、思想的和精神的，這些力量全部是陌生的、未曾有過先例。其中有許多——具有進攻性敵意的——是由那些試圖靠中國的衰敗來養肥自己的人所引導的。它的過去，傳統習俗中的許多東西，實際上都在給它試圖應付新情況的努力拖後腿。它在中國每一個試圖使自己振作起來去完成任務的努力方面，都設置了巨大的障礙，以至於一個又一個可嘉的努力成為徒勞。在舊的秩序中有許多好東西，就像在嘗試性的新秩序中有許多好東西一樣。但是，不僅存在著一種物理的神秘作用，而且存在著一種社會的神秘作用，各種本身是好的要素據此產生出爆炸性的或有毒的化合物。 人們可以反覆搜尋歷史來描繪一種如此吸引人的處境，它使旁觀者在希望與恐懼之間不斷搖擺，並對每個尋求解決之道的努力擺出一副令人費解的面孔。人們時常會回想起小時候猜的中國謎題，其相互交織的各部分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似乎在藐視每一個試圖把它們構成連貫一致的整體的努力。存在著一種線索、一種解開那些謎題的方法，並且或許存在著一種有待我們去發現的導向目前這個巨大謎題的成功解開的方式。無怪乎在中國，無論一群人在哪裡聚集起來，他們偏愛的室內運動都是「拯救中國」。但是隨後，不管與此同時還是在不同的場合，把從樂觀主義到悲觀主義整個地想過一遍以後，心地誠實的人就把它作為一個遠遠超過他們智力範圍的問題而放棄了。「 如果 這樣」和「 如果 那樣」是最後的詞句。許多人都有他們偏愛的「如果」： 如果 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從來就不曾有過，即使是在絕對主義的鼎盛時期； 如果 有正直的官員們——這要追溯到堯舜的神話時代。而現在又有了一個新的「如果」， 如果 可惡的歸國學生停止製造麻煩，並且中國的財政管理能夠由新的像羅伯特·赫德爵士 [3] 和理察·丁恩爵士（Sir Richard Dane）一樣的人重新組織起來，那麼一切都會好的。效法鹽稅改革（the Salt Gabelle）的模式對中國進行改制，一切麻煩就全都消失了。 但是，重組、轉型、老與新的統一的任務在複雜程度方面是如此龐雜，以至於任何對將來的整體預測和簡單的補救措施都不值得在此花費筆墨。確定的東西是很少的，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都將給世界的其餘部分帶來劇烈的影響，以至於無人敢對此無動於衷。必須進行大量殊途同歸的冒險和試驗，世界上沒有哪種處境更適合於確證對「萬靈藥」和整體方法的不信任了。所要進行的變動遍及一切方面，其中許多是外部的、技術上的，是管理上的變更，也即現代管理方法的採用。在某些令人失望的時刻，人們可以描繪從一種單純的算術和現代會計審計體系角度出發來考慮所能獲得的巨大好處。但是，除非中國被扯得四分五裂，甚至比它的鄰國日本如今在精神上被扯碎的程度更甚，否則，思想、信念和對世界看法的改變必須進行，必須創造一種新的精神。而所有外部管理上的變更，無論在政府中還是在產業中，其最重要而持久的結果將會是它們對一種新精神和新道德的產生所發生的影響。 在必需的外部變更之中，有一個是在公共財政方面。正是中國政府自身的不稱職，加上一些外國的貪婪和另一些外國的愚蠢，使其無可救藥地依賴於外國貸款，這些貸款積累產生利息的負擔，而這個負擔又只有通過新的貸款來對付。在中國某些地區內不缺少財富，但國內的安全保障是如此脆弱，以至於除非處於外國政府的保護之下，否則，商人是不會拿他們的錢財去投資的。富有的官員們也不會去投資，因為他們是通過投資外國貸款來獲得財富的——那些錢落進了他們自己的腰包。國際控制不僅僅作為一種確保中國資本用於中國的手段是必要的；其必要性還在於，它是唯一能夠阻止中國因特許權體系和勢力範圍以及把自然資源抵押給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而發生進一步的分裂的手段。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觀察者，都不會對這些事實存有疑義。 但即使從表面來看，把這個確保國際財政控制的計劃看作與中國的學生運動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傾向相對立，也是沒有道理的。相反，只要這個計劃是依據中國發展的利益而不是外國金融寡頭的利益制訂出來的，那麼，在向他們的國人解釋這個計劃方面的領導者必定來自這場運動。拉蒙特先生也許像濮蘭德先生一樣關心銀行團的成功，他發現，根據中國的情況，為了消除誤解與達成合作，值得給中國學生和他們的教師中的領導者充足的時間。公道地說，在中國，關於這個方案還存在許多疑義。但是，任何公平的人都會承認，中國與外國銀行家的金融貿易先前的歷史有助於促進密蘇里態度（the Missouri attitude）。濮蘭德先生對日本影響的完全否認和他最近的著作中表現出來的偏見，必須以其充分的意義來得到接受。但是，把中國人對銀行團的反對歸於學生運動，並不聲不響地忽略日本人的各種機構勾結中國的腐敗政客和報紙而在中國搞的非常規戰鬥——一場直到1920年11月還在進行的戰鬥——恰恰是引起人們懷疑的那種舉動。拉蒙特先生關於反對銀行團的宣傳的本質所說的話是如此充分明晰，以至於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這一點不可能存有疑義。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不要存有誤解。濮蘭德先生對中國政客提出的腐敗和搞陰謀詭計的指責，以及他關於中國國內衝突的典型派系特點，以及背後原則的缺乏和對地位與權力——實際上，是對金錢——的貪婪所作的這些論斷是基本常識，是關於局面的陳詞濫調。如果他在穿越一些沿海城鎮的匆忙旅行中不是只待幾個星期的話，他本來可以為比他如今所描繪的更加陰暗和令人沮喪得多的圖景找到材料。比如，官方的圈子裡關於目前嚴重饑荒情況的態度，其令人作嘔的程度已經無法衡量。冷漠和無動於衷與壓榨聯合，為了地位和聲望而耍的手腕與從饑民那裡獲利和盤剝結合在一起，黑心的官僚們從勤懇老實的農民那裡霸占土地，以必須運送有比沒有更糟的士兵為由，拒絕提供車輛去運載慈善人士提供的糧食——這是一些突出的事實。問題不在於這些事實，而在於它們的原因和補救的辦法。 儘管濮蘭德先生急於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即這種情況在某種程度上是由於「少年中國」，但即使是他，也無法避免承認所有這些都與中國官僚階層的傳統相符。無論情況是否比滿人統治的那段不幸的日子更糟，或者只不過像那時一樣糟，這都不可能以獨斷的方式來說清。許多人認為，它們變得更糟了。另一些人認為，更大罪惡的出現是由這個事實引起的，即某種程度的宣傳已經入侵中國，並在這個糞坑裡瞎攪和，放出更多的臭氣。不過，在許多方面，現代商業環境提供了許多新的機遇，而官僚們毫不遲疑地抓住新的機會，從舊的資源中撈油水。事實是，事情的狀況是如此糟糕，以至難以想像它會變得更糟。 它構成了重組的問題，即我們提到過的那個從老到新的轉型問題的一個部分，一個相當可觀的部分。當老中國被拋入不是由中國的任何一群人，而是由在中國毫無意識與準備的情況下控制了它的那些新的世界力量所造成的局面之中，將會發生什麼，它提供了一個驚人的例子。以前，陰謀和腐敗僅僅在國內範圍影響中國，如今它們危及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存在——正如腐敗的政治家們在兩年之中向日本借款兩億美元的記錄所清晰表明的那樣，這筆借款沒有收到任何公共收益，並且是以巨大的資源作為回報抵押為代價的。但關鍵的是，這樁罪惡是由老中國而非新中國引起的，老中國不知羞恥地在新機遇的食槽里打滾。 像濮蘭德先生關於「少年中國」所作出的論斷那樣，如今控制著政府的觀點氣喘吁吁地說著：「軍閥政府主要是由昨日的少年中國所組成的」；「在1911年帝制（the Dragon Throne）倒台以後開始發展的民主政治這個新遊戲中，是受過教育的階層中的那些強人爬到了最高處……而在當今中國，真正的問題是如何來限制 這些 督軍（Tuchuns）的權力和貪婪。」事實是如今，在中國沒有一個督軍對西方知識哪怕有一星半點兒的了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連中國的舊式教育也沒受過。出任總督的一位老式學者拒絕採用「督軍」這個頭銜；中華民國名義上的領導者是一個舊官吏，他曾為滿清政府服務。西方讀者幾乎難以意識到他在新制度下的執政與中國人生活的基本倫理是多麼相悖，這種倫理斷定，僕人在主子被推翻或奪位的情況下應該徹底歸隱，如果他不把他的忠誠發揮到自殺的地步的話。另一位顯赫的領導者以前是山東的一個魚販；一位督軍以前是個旅館招待；另一位以前是花邊商；還有一位，濮蘭德先生作為中國所需要的那類強人而過度吹捧的那一位，以前是個土匪。這些人中的某些甚至無法讀懂中文或寫一個漢字。這些督軍就是濮蘭德先生所謂的受過教育的強人。 說這些事情，不是用來為歸國學生或「少年中國」——無論這指的會是什麼——作辯護的，不是用來為中國目前狀況的罪惡開脫的。它們甚至可能使情況顯得比濮蘭德先生描繪的更糟。這麼說，是因為它們是事實，而且是指示著當今中國面臨的真正問題的本質和嚴肅程度的一些事實，這個問題是：使老中國適應新的情勢，創造出除了在最零散的意義之外尚不存在的東西——一個少年中國。而考慮到這一點之後來陳述「少年中國」一詞的真正起源，應當不會出錯。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是有意模仿了馬志尼的青年義大利黨（Young Italy Party）。正如後者努力去創造一個新的義大利一樣，那些圍繞著「少年中國」的名義攜起手來的人們所肯定的不是少年中國的存在，而是老中國重新煥發青春的必要性，除非中國本身要消失。而且，雖然迄今為止，他們的努力尚未取得成功，過去的每一天都表明他們對情況的判斷是正確的。 財政管理不當，給中國造成了拖後腿的效果，關於這點所說的一切都是正確的。公共稅收的流失就其本身而言，已經是個嚴重問題了；但是，與鼓勵出售與轉讓中國的自然資源給對中國不僅有經濟企圖還有政治企圖的外國人相比較，這還算是一樁較輕的罪惡。而這就是在已經去世的袁世凱——那個中國近來的政治家中「最強大、最有能力和最英明的人」——的追隨者、門徒和副官們的直接庇護之下所發生的事！與拖正當的工業、商業和鐵路發展的後腿比起來，這還算是比較輕的；拖後腿是由不負責任的官僚，為了獲取更多的金錢而開徵各種稅收引起的。與從官吏階層蔓延到商人階層的腐敗比起來，這還算是比較輕的，這些商人與政府之間有生意往來，而且受到一種相似的對金錢的貪婪和在獲取上不擇手段的態度的薰染，這是一種如此嚴重的罪惡，以至於如果它繼續下去，「中國人的話像契約一樣可靠」這句古老的諺語就要變得名不符實了。和毫無軍紀的士兵的數量成倍增長相比，這還算是比較輕的，這些士兵扮演著搜刮錢財的幫手的角色，養成了各種惡習，諸如遊手好閒，趁火打劫，掠奪北方的大部分農業勞力，在所到之處傳播性病，以及僅用一紙臨時公告就從士兵搖身一變而成為土匪，再以同樣的途徑變回來。 在中國，沒有哪一位有識之士相信財政管理的改革能夠從內部出發來推行。某種國際的外國財政控制不僅是財政上的必需，而且是政治的、工業的和道德的必需。沒有一位美國的自由人士會反對這個方案本身，只要他是明智的。但是，如果他是明智的，那麼，他會最仔細地考察那些條款並堅持真正的正義與誠實。最近，一個財政部長剛好在結算日之前借了筆錢。信用是差得一塌糊塗啦，真是天曉得！但是，這個部長和他的朋友們組建起了銀行，從中以80%的利率借錢來償還他們先前所竊取的錢財的利息。然後，為了確保利息會不斷地被支付，他們把這些票據賣給了一家外國人的（不是日本人的）銀行，這家銀行擁有外國政府的支持。這個故事顯示出財政監管的必要，也指出了外國金融家們在利潤豐厚的時候也不反對參與不乾不淨的交易。 對細心的讀者來說，濮蘭德先生自己回答和反駁了他自己。因此，當他偶爾忘了對事實加以修飾時，他說：「看來似乎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目前的大多數無能為力和危險不是由它自己的錯誤引起的，而是由西方列強一下子製造出來的一種新局面引起的。」以類似的方式，他對「較為古老而明智的首領」、舊官吏和商人們作了充滿同情的描繪，說他們確實渴望外國財政控制的加強，但受到學生群體把他們的隱秘渴望大聲公之於眾的威脅，這種描繪在他對舊官吏於目前情況下的壯大進行實際描繪時得到了充分顧及。在濮蘭德先生為傾聽中國人的深層聲音而在北京度過的那三四天裡，某些被稱作「舊交通系」（Old Communications Clique） [4] 的金融家們沒有控制局面。他們在與外國人的交談中，通常都對國際監管之下的中國財政與鐵路系統的統一表現出巨大的熱情。這是一個用來結黨的方便武器。毫無疑問，濮蘭德先生聽過他們的談論了。如果這些人屬於學生階層，他可能早就產生了懷疑。但既然他們屬於老中國，那麼，他就對他們所說的照單全收。他們中的一些人現在正掌有實權，並秘密地用一切手段，封堵他們曾經聲稱偏愛而如今若去實現則有可能以犧牲他們為代價的那條途徑。 所有這些話都不是為了與濮蘭德先生進行個人的爭辯，而是因為它與特定情勢的關係。對銀行團方案的成功來說，沒有什麼比基於一種信念的行動對它而言更加致命了，這種信念就是：現存官僚體系中有影響的部分會有人真誠地支持一種剝奪它的金錢與權力的措施，而嚮往一個新中國的精神領袖們必然反對這個方案。 濮蘭德先生如此隨意地拿來反對學生運動的這些指責，正是安福系（the Anfu stripe） [5] 的官僚們用來使北京氣氛緊張的這些報道，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官僚集團很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它深知這場愛國運動首先是衝著它來的，它也熟諳精明的中國政客用傳播這些報道來給它的腐朽統治的潛在威脅者抹黑的一切手段。濮蘭德先生並不是唯一一個從這些報道的表面價值來看待它們的外國人，儘管充分了解他們的腐敗和極不可靠，他仍然在這件事情上相信了他們，因為他們符合他先前就有的偏見。雖然這場新的運動是由從未走出中國的學生們發起的，但濮蘭德先生對情況的了解是如此膚淺，以至於他把這場新的學生運動與他先前了解並咒罵過的歸國留學生的運動等同起來。因此，他輕易地成為了他在其他場合曾慷慨激昂地加以揭露的那些陰謀詭計的犧牲品。 他對這場新的學生運動的缺乏了解可以用下面的事實來衡量，他說，少年中國的「憤慨從來未曾公開指向大城市和地方官員不斷增長的貪婪」。實際情況是，目前這場學生運動正是伴隨著對這些官員的抗議開始於去年五月四日，並以內閣中三個最腐敗成員的解職而告終。如果北京和其他地方的軍隊（包括大城市的和農村的）不曾使監獄塞滿學生，用武力粗暴關閉他們的機構，監視他們的每一項活動，派 特務 混跡於他們的每一個層面，並肆無忌憚地賄賂收買他們當中意志較弱的人，那麼，這場運動本來可以走得更遠。濮蘭德先生津津有味地引用的那個傳聞，即某一派政客給天津學生聯合會（the Student Union of Tientsin）高達20萬美金的錢來幫助他們在運動中對抗北京的官僚，至少證明了當濮蘭德先生說學生們從未求助於他們本國的官員時，他了解得更準確。但實際上，這僅僅是當權官僚為了詆毀這場運動而散布的許多故事中的一個。相對於傳聞的「書面的證據」——濮蘭德先生已經看見過了——是由這群官僚作為他們遊戲的一個部分而偽造出來的。這並不意味著在野黨中的政客不曾試圖利用這場運動，學生們不曾有過錯誤，或者他們完全擺脫了這些腐敗的因素。但是，從整體來說，考慮到參與者們缺乏經驗的程度，這場運動井然有序得令人驚奇，並且表現出了一種預示著良好前景的組織能力。 這些事實與實際情況相關。有了銀行團的幫助，加上其他改革，學生們就會有力量來抵抗官僚集團的積極阻力和（更加危險的）消極阻力。他們的愛國熱情很容易被喚起並採取一種負面的形式，尤其是看到外國勢力過去在中國進行掠奪的情況下。但是，他們是中國國內對來自目前的「政府」體系的種種弊病有著充分警覺的那個有自我意識的階層，他們是現有和潛在官僚的天然的和公開的敵人。在目前這個階段之前，他們就已經看到中國官僚利用外國人的貪慾，利用他們的無知以及對眼前利益的渴望來危害這個國家。他們已經看到這一點，即各種純屬中性的外國行業過去曾被用來作為幌子，以掩蓋對中國資源和主權的貪婪侵蝕。他們一般是通情達理的，除非哪一個新方案是由官僚來操作（對這些人的詭計，他們了解得比任何外國人更清楚），成為鞏固自己權力與財產的新手段，同時又增加了中國的束縛。 然而，他們也清楚，處境是多麼令人絕望；而且，他們對美國人的領導地位抱有一種對其他外國力量所不具有的信念。他們擔心，就像以前的一些情況一樣，當付諸行動時，美國人的精力和智慧會趕不上他們的善意。他們擔心，美國人的領導權會成為名義的而不是實際的；他們擔心，由於中國的腐敗官僚與非中立的外國財團勾結起來形成的力量作用，美國人的想法會被某些東西「糊弄」。因此，目前情形下最實際的事就是要花些力氣，不僅用來保證美國人的想法確實主宰銀行團，而且要儘可能努力讓公眾輿論的精神領袖們明白這是事實。像濮蘭德先生的言語那樣過激言辭的害處，在於它們掩蓋了這個事實；並且，通過依賴恰恰是不可信任的那個部分，對唯一能夠用來在中國產生一種有認同感的公眾輿論的那個部分進行妖魔化，它們妨礙了整個運動的成功。不斷增強的公眾輿論支持，對一場不僅僅止於表面和外部的改革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但是，雖然財政管理方面的改革不可或缺，並且只有通過為期數年的外國控制才能進行，但這只是使老中國變成一個適應現代環境的中國所需的眾多因素中的一個。新中國不是一時的時髦玩意兒，也不是一些無見識的熱心人士的作品。除非中國朽敗下去，而且，它正在腐爛的軀體將要最終成為世界和平的一個威脅，否則這就是一個必然。認為僅僅通過引進西方經濟，中國就能得到「拯救」，同時保留它的舊道德、老觀念、古老的儒家精神——或者說，真正的儒家精神已經僵化成為的那個東西——以及舊的家庭體系，這種觀點是感傷的理想主義最具烏托邦色彩的想法。經濟與財政改革，除非伴隨著新的文化理念、倫理，以及家庭生活（這些構成如今所謂學生運動的這場運動的真實意義）的成長，否則就如同隔靴搔癢。它會彌補一些罪惡，又創造出另一些罪惡。從其本身來看，它是一個有價值的實際措施。但是，如果把它用作一根棍子來打擊男女老少對新信念、新觀點、新的思想方法、新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一句話，對一個新的年輕的中國的渴望，那麼，這真是荒唐透頂的事情。 若干年以前，有許多中國人真心地認為，中國所經受的那些罪惡和威脅著它的那些危險是由滿清王朝的統治所引起的，而且能夠通過引進一種共和制的政府形式來加以補救。毫無疑問，其中一些人是從自身利益的動機來支持這個變革的。如果不存在這樣的人，那麼，中國人與西方人之間的差異就比我所認為的更大。但是，在為數眾多的共和人士中間，它是一個真誠的信念，產生於希望和缺乏經驗。這是一件應當寄予同情而不應當加以嘲笑的事情。如今，認為現存的種種罪惡是由共和引起的，並且歡迎君主統治回歸的人比甚至舊時的共和人士人數更多——人數之眾，正如20年前認為趕走外國人將會治癒一切罪惡，並嘗試用義和團這種萬靈藥的人那樣多。如果他們作出任何企圖恢復君主統治的舉動，那麼，這些人會如其他嘗試各種萬靈藥的人一樣失望。但是，對於仍在尋求一種包治百病之藥，並且說「引進外國的國際財政控制，然後一切都會好的」的有經驗的西方人，我們說什麼好呢？這樣的人令人對外國教育的價值產生懷疑，這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在中國，有一個人數相當可觀的外國人階層，尤其是在各個對外口岸和政治中心，他們與老中國有著明顯的聯繫。其原因很複雜，一方面，他們意識到了老中國的種種美德；但另一方面，他們潛意識地憑藉著它的虛弱來為自己的舒適與便利服務。這些人一般不贊成傳教士和外國教育家們的各種行為，這通常不是因為他們在理論上反對基督教，而是因為各種新觀念的引入會攪亂他們讚揚和藉以獲利的那些東西。他們也看到，各種新的罪惡正在進入中國，以及一些古老的美德正在衰敗。由於缺乏足夠的社會與歷史把握力去追溯這些變化，直到其源頭，並且了解它們在社會轉型時期里是如何不可避免，他們把一切分崩離析都歸結為由傳教士和歸國留學生帶來的外國知識和觀念的影響。實際上，他們想要的是：在文化與道德方面，讓老中國保持原樣；它有它的各種缺陷，但也有各種穩固的美德，如果雜草被連根拔起，那麼，這些果實也會被毀掉。只在商業與物質方面改變中國，給它鐵路、工場、電報、經過改良的幣制、良好的財政管理這些好處；給它西方文明的外部技術而不觸及西方文明，一切都會好的。 這種廣為流行的觀點既膚淺又似是而非。一個僅僅在工業方面的變革是否令人嚮往，這不值得爭論，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即便從抽象層面上來說，它是令人嚮往的；在感情上，它也是烏托邦式的，儘管它自稱符合嚴格的商業事實。是什麼在真正地從根基上削弱作為老中國基礎的家庭體系呢？是歸國學生的教導嗎？一小群人選擇他們的生活伴侶，由此打破家長權威的渴望；渴望有受過教育的女性來作他們的妻子，由此通過改變婦女的傳統地位來變革中國嗎？不。這些事情最多只是徵候，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恰恰是工業革命產生的現代方法。愚蠢的人們想要引進它們，卻夢想著不觸動舊的體制。鐵路與工廠系統正在從根基上削弱家庭體系。即使每一個學生都發誓永遠保持沉默，這些東西也將繼續發揮作用。 浙江省有一個村莊，它是一個現實中而不是虛構的村莊。三十代人以來，同一些家族一直在那裡繁衍生息。他們一直是維持農耕、手藝以及社會秩序與和平的主導精神力量。小鎮曾經是古老的、受人尊敬的，是閒適的學者與文人聚集的中心。過去，那裡幾乎沒有貧窮，非常繁榮。如今，祖先們的居所和祠堂則是一派荒涼景象。昔日的領袖們如今不在那裡，而正是他們的存在確保著光明、秩序與福祇。農耕正在被荒廢；即使是教育，也呈現倒退，如果不說在數量上至少在質量上；底層人民的生活比以前更加辛勞混亂，而且更加窮困。這是歸國學生的影響嗎？不多不少，正像新英格蘭的某些地方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相似的一種衰敗那樣。 這個城鎮沒有鐵路或工場，但它離廣州和上海的路程並不遙遠。一些相對有能力、有闖勁的人，古老家族體系的牢固性的代表，都遷移到有更多活力和機遇的地方去了。這個人在北京，那個人在上海，另一個人在漢口。一些人在教書，一些人在銀行工作，一些人對國際貿易感興趣，一些人熱衷於發展棉紡廠。他們正干起新行當，建立新關係，在新的地方組建新的家庭。要對下面這種觀點保持耐心是件困難的事，這種觀點認為，工業革命能夠來到中國而不與此同時帶來如同它帶給歐洲那樣深遠的政治、道德、國內與國際的變革。歐洲有「啟蒙」的18世紀，有它對舊事物的衝擊，又具有顛覆性的思想與行為，而中國正在開始擁有它的變革世紀，這牽涉到對甚至是好的事物的摧毀，以及對新的好的事物的引進。對於那些面對無可避免的轉型，只想到寥寥幾個個人，並把所有指責都歸到那幾個人的個人信念與活動上的人，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呢？ 即使是極度的保守派，也幾乎難以指望引進鐵路和現代工業的機械技術，而同時防止科學觀念與方法的引入。數周以前發生過一次月全食。人們用敲鑼打鼓放鞭炮的通常儀式來防止天狗把月亮吞了。哪怕只學過初步地理知識的小男孩和小女孩們，對他們長輩的這些行為是什麼樣的態度呢？他們是很正常的年輕人，會喜歡這種熱熱鬧鬧的場面，但他們從這種儀式中幾乎沒學到祖先的任何智慧與信念。小男孩如果不是在學校里，就是在現代商鋪里學到了一點起碼的化學知識。他對鬼怪的信念，在感情和思想上與他的祖先的崇拜相聯，一定會受到一些改變；而隨著這種改變，他變得不那麼嚴格地遵循傳統的道德準則了。 這些事情都只是一些端倪。但是，它們不僅與所謂學生運動的整個話題相關，而且甚至與像外國財政控制這樣的實際細節有關係。沒有必要去試圖評估正在發生的這些變化各自的好處與壞處。我們知道，伴隨著這個轉變、伴隨著舊的規條與準則的鬆懈，存在著各種罪惡與危險，這就足矣。如果改革方案局限於財政與經濟措施，那麼可能只會增加這些罪惡與危險。財政改革只有伴隨著像中國的學生運動所熱切關注的那樣一個思想與文化上的更新，才能補救這些罪惡和危險，並且通過在真正的進步那一邊重重地加碼而構成平衡。 國際控制下的財政重組會省下巨額金錢，這些資金將主要投向鐵路與公路以及工場和工廠。如果有誰幻想著在毋庸置疑的益處之下，不會有各種新的罪惡的產生，不會有舊聯繫的進一步鬆懈，那麼，這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樂觀主義。只有一出輕喜劇才適合於那樣一些人的主題，他們說「恢復老中國」；然後，當被問及如何去做的時候，回答說「通過建造鐵路和引進工廠」。傳統家族體系的衰敗將會加快。隨著工廠的推廣，兩性之間的道德觀念將會繼續下降，對古老的東西與習俗的尊重將會減弱，對金錢的愛好將會獲得新的表達機會。人們會丟掉主要的舊道德約束，這些約束來自一輩子處於家族和宗族成員間接在場之下的生活狀態。在他們面前，每一個個人行為都是公開的，而且這些人不斷施加著認可與譴責的壓力。就業的困難會增加，童工已經在增多，而且壓力正在迫使婦女們從家中走出來工作。傳統上有著緊密個人聯繫的勞工與僱主，將在思想與感情上分離。所有這些情況，都一定會隨著有效的國際控制與財政管理的改革以及相應的資金分流到新的流通及生產部門中而到來。 當然，這些新的罪惡並不構成各種新的巨大益處的阻礙，或者為放鬆財政改革的努力提供任何根據。但是，它們暗示那些完全依賴財政改革措施的方案是完全不可靠的，即使以充分的智慧、中立與誠實來實施這些方案也罷——而情況肯定不會是這樣。它們暗示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們，那些對社會的、國內的以及思想的轉變感興趣的人，雖然身處一切迷惑、舉棋不定和無法避免的錯誤之中，還是比那些建議他們放著老中國的道德與文化方面不管而把精力投向技術改進的外國批評家們高明。在此，我們得出了真正的學生運動——更確切地說，關於新文化運動的背景，關於它的目標與方法的幾點說明，將是我下一篇文章的內容。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83—95頁。 [2] 首次發表於《亞洲》，第21卷（1921年），第445—450、454、456頁；重刊於《人物與事件》，第1卷，第255—269頁，以「少年中國與老年中國」為題。 [3] 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英國人，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一職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長期居留北京，參與晚清多項政治及外交活動。——譯者 [4] 交通系是中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一個政治派系。其中，「舊交通系」主要是由曾負責清朝鐵路、航運、郵政、通信和銀行事業建設，後任袁世凱政府秘書長的梁士詒多年培植髮展起來的，有別於以曹汝霖為首的「新交通系」，後者是五四運動直接針對的鬥爭對象。——譯者 [5] 安福系指的是「安福俱樂部」的成員。安福俱樂部是中華民國初年的一個政治組織，由皖系軍閥段祺瑞的親信徐樹錚籌建，成立於1918年3月8日。安福是北京西城區一條胡同的名稱，因皖系軍閥政治俱樂部場所設在該胡同，故稱為「安福俱樂部」。該俱樂部實際上相當於一個政黨，操縱了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議員選舉，故該屆國會稱為安福國會。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直系取勝之後控制了北京，段祺瑞辭職；8月，安福國會解散，安福俱樂部也隨之解散。——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