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是什麼阻礙了中國 [1] [2]

一個人在中國待的時間越久，對什麼阻礙了中國這個問題印象就越深，而且越是難以回答。在中國的朋友對這個問題給出的每一條答案中都有「如果」；而這個「如果」，通常只是重述了解答這個問題的困難。 最常聽到的評論，可能是最膚淺的，「如果我們有一個穩定的政府，我們就可以做這個，做那個。」但是，為什麼沒有一個穩定的政府呢？其缺失更像是一個結果而非原因。這個國家仍然處於分裂之中，北方和南方都有他們自己的政府，而且相互之間爭吵不休。但是，每一位中國朋友都會告訴你：這個國家是統一的，雖然政府是分裂的。而你能夠體驗到的所有事情，都印證著這個說法。為什麼人們不實現他們的感受與意願呢？日本的陰謀和干涉是一個明顯的答案。但是，這樣你又被給予了一個後果、一個症狀而不是一個原因。還有一些人會告訴你，困難的原因是缺乏組織上的能力與經驗。這個答案就深入一些了，但它仍然需要解釋。在某類組織上，中國人的經驗與能力，就像他們在行會和村莊自治的長期歷史中所顯示的那樣。為什麼他們不能展示出至少像日本人那樣的組織能力呢？日本人只是到最近才從封建主義中掙扎出來，還帶有反對組織的所有個人猜疑、嫉妒與階級分裂等封建主義殘餘。而且，沒有一個了解中國人的人會相信困難是智力上的（intellectual），認為中國人民不具備成功的組織所需要的聰明才智。 說（就如常常據說）中國人不能更系統、更迅速地進步，因為他們是一個保守的民族，這顯然是在用另外的詞語重複需要解釋的東西。毫無疑問，他們是保守的。然而，他們的歷史卻不像我們在錯誤的教科書上所接受的那樣，是一個停滯不前的歷史，而是社會性的，充滿了朝代更替。他們在他們的時代中嘗試了許多試驗。若干世紀以前，他們有一位政治家勸導皇帝致力於把王國改造成某種接近於現代社會主義的東西，但那是沒有蒸汽機和電的社會主義。中國經歷了像任何歐洲國家一樣多的蠻族入侵。它的延續和對入侵者的吸收，反駁了它的惰性與保守的說法。沒有一個其保守主義來自於純粹常規、來自於想像力的缺乏和心靈的僵化的國家，能夠像中國那樣延續和擴展其文明。經驗表明，中國人是柔和的、溫順的、隨和的，是善於適應的——既不是僵化的，也不是呆板的。 也許會讓西方讀者感到吃驚，以為這是一個玩笑。但不止一個中國朋友明確地對我說，日本人才是真正保守的。他們舉證說，日本經歷了那麼多的歷史變遷，卻仍然墨守一種原始的神權政治。他們還舉例說，一千年以前，日本人從中國借鑑了他們當前的服飾、屋內布置，以及坐睡在蓆子上的習慣；中國則改變了好幾次，朝著實用的方向，朝著以手段適應於需要的方向不斷變化。中國的烹飪法就是一例，毫無疑問，在世界上，它在用來製造食物的材料上的變化是最為豐富的，在其組合上也是最豐富的。學術分析可能會輕視衣、食、住和裝飾方面的論據。但是，當一個人注意到在運用於日常生活和工藝上的過程和器具中的多變性與靈活性時，他會確信，中國人的心靈天生就是善於觀察和適應力強的。但是，看上去似乎無須為這個問題勞神。針對中國人，有許多指責，但沒有一個人說他們愚蠢。他們毋庸置疑的保守性是某種需要被解釋的東西，而不是對任何東西的解釋。 對這個秘密是否存在一個單一的解答，是很值得懷疑的。當然，現在的觀察者提供不了最終的答案。但是，我非常確定，有一個事實必須被納入考慮而且能夠解釋許多事情。無可爭辯，中國人的許多精神特徵是一個長期持續的、非凡的人口密度的產物。心理學家發現了，或者說創造了一種「大眾心理學」來解釋人們在群體中的行動方式，如處在一個私刑治人的情景下的那個群體。他們沒有探究，一直與許多人保持親密接觸而生活在群體之中的生活方式對心靈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若干年前，一位生活在檀香山中國人中的美國教師告訴我，如果中國人獲得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原創力，他們將會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我不知道，即使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如果在受到周圍人持續不斷的監督這樣的狀況下生活幾個世紀以後，他們是否還能夠發展或者保持住那股原創力？中國人的思考習慣是：在想要做什麼事情之前，先考慮「面子」的問題。也許在他們看來，考慮一件新事情的時候，躊躇三思對於創造來說更加重要。在中國，如果說有獨居或者孤獨的話，只存在於一些退隱山郊野外的和尚那裡；除非親眼看到相反的證據，我相信，即使中國的和尚也是社群性的，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群。直到引入迅捷的交通之前，很少有中國人喜歡那種在陌生人群中可能帶來的孤獨感。想像一下，所有可自由活動的場所都被去除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面對著同樣的人（相互之間很熟悉）生活著，當新的光芒照到中國人的保守主義上的時候，將會怎麼樣呢？ 有一位長期居住在中國的英國作者曾寫過一本書，書中除了許多圖片事件、流言蜚語之外，就是對青年中國的長篇惡罵——就是反對那些熱衷於引進西方各種制度、發明和方法的中國人。他的論證方法非常簡單：中國遭受人多之患，大量的人口只是生活在生存邊緣。一次洪災，一場讓人喪失能力的瘟疫，一個季節的壞天氣，就會把百萬計的人拋到生死存亡的邊緣，從而維持生態的平衡。但是，長期的繁榮導致了過多的人口，過多的人口又通過叛亂、內戰、屠殺以及朝代的更替來得到釋放。中國的歷史就是，而且必然是這樣的連續循環。同時，儒家思想、祖先崇拜、家庭和宗族組織讓中國文明完整地延續下來。而這，正是青年中國要消解的，它會剝奪中國的道德基礎。由於它不能改變生存競爭的基本事實，青年中國為這個國家就提不出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邏輯不緊密，結論就沒有說服力。但這是一個好的例子，表明外國人是如何被這樣一種觀點所感染的：在中國，未來的事情必然與它們過去的差不多，任何想要改變它的努力都會使事情更糟。以我的經驗，大多數長期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都在某種程度上有這樣的看法。你會聽到有人鄭重其事地警告你：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不過，第二天你會從某個中國朋友那裡得知，它正在被做，而且天沒有塌下來。與中國的年輕一代相比，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更加儒家化——持有一種模糊的信念，認為孔子提出一種缺少了它，中國就不能存續的東西。一些年之後，有些外國人會發現，自己著迷於這種使人們緊密地群居生活在一起的文明的厚重感和親和感。他們擔心，如果觸其一縷，整體就會瓦解；並相信，讓他們順其自然，才是安全的。最近從美國來的年輕的美國教師和社會工作者告訴我：傳教士中的長者們不斷地告誡他們，要收斂他們的創新熱情；告訴他們說，隨著他們變老，變得更明智，他們就會學會保守。據報道，大多數英國老居民對革命沒有同情心，還哀悼君主制度的日子；並且，把日益增多的惡的現象當作中國一直是這樣的、必須一直這樣下去的證據。 假如有這麼多擁有盎格魯-撒克遜人注重創造傳統（與中國傳統相反）的外國人，對中國的態度是這個樣子，那麼，對於那些幼年生長於濃厚的內生文明中的人，情形應該是什麼樣的呢？自己活著並讓別人活著，是對擁擠狀況的反應。如果事情是相對幸運的，就滿足於現狀；如果事情變壞了，就忍受它們而不是冒著讓事情惡化的風險進行干預。自由主義學說盛行於西方國家，是因為放任政策被認為可以鼓勵個人的熱情和事業心。而自由放任的信條在中國得以盛行，則是因為任何人所表現出的任何非凡能力或功績都會導致不幸的後果。不要無事生非，這是普世智慧。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如果不是按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而組織起來，任何革新都會打破這艘社會之船的平衡。 改革者甚至沒有遭遇到明顯的尖銳抵抗。如果遭遇到，他可能會被激發起進一步努力的鬥志，然而他就這麼被窒息了。拖延變成為一種藝術。在最近舉行的一次國民教育大會上，一位持官方立場的歸國留學生提倡公立中學（相當於我們的高中）聯合辦學。他是經過認真而成熟的考慮提出來的。中國飽受缺乏受教育婦女之苦，資金也短缺。有效的事情是要讓女孩進入現有的學校，但這個提議是一項激進的改革。然而，它沒有遭到反對，一個贊成的決議及時地通過了。但與此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這只是出於對提議者的禮貌，不要指望這個決議會付諸實施。這就是許多提出來的社會改革提案的命運，它們沒有遭到抵制，而只是被淹沒了。中國並不停滯，它是在吸收；它採取懶散不理的態度（讓所有的力量都失去耐心），直到不再有拉它的繩子。 就像一個人的弱點一樣，一個民族的弱點就是他們諸品質的缺陷。諸惡與諸德性不會相隔很遠，它們是彼此的反面。中國人相信自己是世界上最文雅的民族，這個信念可能是對的。與之相比，西方即使最好的行為方式也常常顯得粗魯、過分或者做作。日本人在個人交往中的溫和無與倫比。不過，他們是從中國學到禮節的，此外還從中國學到了其他許多東西，而且還保持了某種形式的、需要培養的技藝。在中國，久遠的時代薰陶，使得交往形式看起來不再像是形式的了。無論地位高低，都平易近人，相互之間不顯拘束。即使是科學權威，也願意相信，他們前代的行為特徵會被後代遺傳下來。在大多數艱難的條件下，愉悅而滿意都是良好的行為舉止的一部分；沒有嚴苛，更不用說陰沉與狂熱（我們平常會把它們與斯多葛主義 [3] 或者宿命論相關聯）。在這裡，自我控制也不活躍，仿佛違背了自我控制與困難之間的正相關關係。人們對於命運只是付諸一笑，或許一句俏皮話，沒有愁眉苦臉，更沒有豪言壯語。如此的謙恭和愉悅，毫無疑問，是人們長期持續地面對面地群體生存的結果。一個厚重文明的、不間斷的影響讓人覺得，摩擦和抱怨只會增加生活的負擔。禮貌和愜意是讓私下交往保持持續親密關係的潤滑劑。環境只允許兩個選擇：要麼是無情的競爭，拼了命的戰爭；要麼是悠閒的和平。中國人選擇了後者，把它看作是其邏輯上的必然結論。 然而，在面對面的直接交往中，個人為他人考慮，體諒他人，與在西方世界裡被認為是無情的殘酷和對他人缺乏主動幫助的行為並不完全矛盾。有一天，在北京的大街上，一輛馬車撞倒了一個行人，但馬車沒有注意就搖晃過去了。那個被撞的人受了重傷，當時沒有一個經過者採取行動去幫助他；所有人都徑直從旁邊經過，最後還是幾個外國人救助了他。幾個月前，白雷（Baillie）先生在滿洲受到強盜襲擊，現場的其他人不僅不援手，反而都跑到一邊閉眼不見，以免被召喚作證。這個事件更進一步的要點是：白雷先生把中國貧窮可憐的人從擁擠的地方帶到滿洲來，這裡有充足的土地，他們大大地改善了生活條件。這些閉眼不見的人可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而他們就是白雷先生援助過的人，他們是私人朋友。 這並不是說中國人的習慣性禮貌是不真誠的。我從未聽說中國人被指責為偽善，雖然我聽說過許多對他們不願意把事情做到底的更尖刻批評。我從沒有看到任何一個人認為真誠的友好不是中國人的一個主要特點。但是，在一個馬爾薩斯的（Malthusian）人口理論得到完全證明的地方，友好要發展到主動解救苦難的地步就極其困難了。人口的進一步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更加嚴酷，主動的仁慈是不大會占據主要角色的。相反，當災禍、洪水或者饑荒奪走成千上萬的人口後，對於生存者來說，就有更多的空氣呼吸，更多的土地耕種，斯多葛主義的同情不難獲得。一個感興趣於保護動物不受殘害的外國人，在經受許多挫折之後，滿懷希望遇到一個佛教和尚。這個外國人認為，普遍憐憫的學說可以為人們接受他的思想鋪平道路。然而，他的思想遭到了冷遇；他被告知，當動物被虐待時，它們僅僅是在為其前世的罪過而受苦，而這是人干預不了的。這樣的佛教只是宣揚了宿命論，是一種對周圍環境的普遍的自然反應。 東方人缺乏主動的同情與救濟的大多數特徵，在傳教士們看來，這是由於異教教義之故，但似乎還有一個更簡單的解釋。另一方面，西方慈善機構發出呼籲，在最近的抗洪工作中，傳教士與基督教青年會（Y.M.C.A.）工人肩負起極大的重任。受災地區的中國人對之前的傳教一直保持平心靜氣，不為所動；但在災後，對傳教士們表現出的友善印象深刻，以至於非常感激，於是湧入教堂。教堂被迫對人們進行篩選審查，以免人滿為患，這就不是「熱烈歡迎」了。人們被傳教士們所展示出來的前所未有的同情和幫助深深打動。據可信的權威來源，山西的長官 [4] ——中國最受尊敬的省級長官——說，在腹股溝腺炎瘟疫爆發以前，他一直認為西方文明之好只是在於船堅炮利；但是，醫生們、教師們和傳教士們冒著自己生命危險的無私奉獻，讓他相信西方文明之好還有另一方面。 忽視別人的事情與缺乏有組織的救濟有著同樣的根源。不管做什麼事情，都是承擔著一份責任。幫助那個被撞倒的人，不只是多花費一點點時間的事情；那些助人的人可能會惹禍上身，可能會被指責為同謀。在中國，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不要惹火燒身，禍從口出，這是生活的法則。對與自己不直接相關的事情的漠不關心，只是過分考慮個人關係的一個側面。在考慮個人關係的地方，每一件事情所指向的至高主張，都是立即去掩飾過失，而不是基於客觀後果來進行調整。「面子」（face）的影響比外在事實的後果更加重要。例如，一個政府學校接受私人饋贈，這是與禮節相牴觸的，將會導致政府丟「面子」。北京一所學校的校長最近說，他將接受饋贈，他願意為學校和國家的利益犧牲自己的「面子」。這是一個西方人能夠相信的更真誠的犧牲。 當人們生活在一起而彼此不能離開時，現象——就是說，對其他人產生的印象——變得與實在一樣重要了，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話。這就是說，外交活動中所潛藏的後果看來並不比當下的談判行為更重要，當下的談判會努力避免當前的麻煩並體面地遵守所有適宜的禮節。當逃避和拖延不再讓人滿意時，屈服並接受對方的粗暴無禮，比失去自己的「面子」更好。日本人對這個特性的了解，相當好地解釋了他們對中國的外交策略，即強硬外交。對中國人的任何讓步，都會讓他們覺得你害怕他們，他們立刻就變得傲慢起來，並得寸進尺——這在日本討論中國事務的報紙上是一個共識。迄今為止，就與官員打交道而論，看來日本人的方法很明智，收穫頗豐。他們的失敗之處，是在廣大的人民中激起了一股巨大的憎恨的浪潮。 總之，擁擠的人口培養出了那些心理習慣，就如俗諺所說，這些習慣讓單個中國人變得友善、令人愉快，而所組成的集體卻令人厭惡。改革與試驗遭到挫折，不是因為缺乏智慧，而是因為智慧對於可能導致的錯誤的過度敏感、過度關心會引來麻煩。「遠離麻煩」，變成了（行動中的）指導原則。在與前總統孫逸仙一起愉快度過的一個晚上，他提出了關於與日本的快速發展相比中國的變化顯得緩慢的理論。就像中國古諺所說，「知易行難」。孫先生這樣解釋，中國人把這個諺語記到了心裡。中國人不行動，是因為他們害怕犯錯；他們想在事先得到保證，不會有任何失敗或者嚴重的麻煩才行動。而另一方面，日本人認識到，行動比認知容易得多。他們相信得必大於失，於是採取行動，前進，做事情，而不考慮錯誤與失敗。我傾向於認為那個古老的智者 [5] 是有影響的，因為他的教導得到了曾經是親近厚重的環境的證實。 只有那些膚淺的人會認為，為不幸的事找到原因就是為它們找藉口。任何事情，都要在產生其後果的基礎上進行判斷，而不是按照解釋其存在的原因來進行判斷。但是，如果原因如所描述的那樣的話，忠告、勸誡和鼓吹都會於事無補。條件的變化、環境的轉變是必須的。這不能通過減少人口數量而發生，雖然在青年中國中，有一些人正在通過宣揚計劃生育而衝擊著古老的中國。能夠深刻影響環境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引入現代工業方法。利用現在尚未接觸到的能源與資源所產生的效果，與擴大生存環境是一樣的。以中國尚未使用的資源為基礎的礦業、鐵路和製造業，將會為那些不冒帶來「麻煩」的風險就不能得到利用的熱情開闢一條新的出路。現代生產與商業非個人的和間接的後果將會產生一些新的習慣，它們將減弱「面子」的重要性，而增加事實的客觀後果的重要性。隨著財富與建設性工具的增加，人們會找到這樣的道路，把個人的親切、持久的友善和好心情轉變成社會服務的通衢（general channel）。 （劉華初 譯 馬榮 校訂 劉放桐 審定）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2卷，第41—47頁。 [2] 首次發表於《亞洲》，第20卷（1920年），第373—377頁；後來以「中國人的社會習俗」（Chinese Social Habits）為題，再次發表於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第1卷，第211—221頁。 [3] Stoic，現在也有翻譯成斯多亞主義。——譯者 [4] 指的是閻錫山。——譯者 [5] 杜威大概是指說諺語「知易行難」的古人。其實，沒有明確證據表明存在這麼一位古人，這個諺語可能是流傳下來的集體智慧。——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