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的國民情感 [1] [2]

一個西方人有可能理解中國人的政治心理學嗎？沒有關於中國歷史形成的習俗制度的先驗知識，那肯定是不會理解的，因為制度塑造心靈的習慣，而不是心靈塑造社會的習慣。西方人依據民族國家模式構成的觀念，依據其主權以及明確地履行著特殊功能的政治、司法、行政和管理等機構去看待所有的政治問題。我們甚至要改造歷史，以適應這一模式。我們已把歐洲的發展視為正常的政治進化的一種必備標準。我們相信，從野蠻到文明的整個發展必須遵循此類過程，經歷相似的階段。當我們發現有些社會與這一標準不合，便滿不在乎地把它們當作反常社會、落後狀態的遺留物或者缺乏政治能力的表現而打發走了。用這種預設的概念去理解中國的制度和觀念，它便經常被作為拙劣的活計、作為抑制發展的個例而被拋棄。然而，從實際情況看，它們標誌著在一個特殊方向上的超常發展，只是由於我們對這類東西極不熟悉而把它們看作是令人絕望的政治上的一片混亂和整體墮落，或者看作是惹人注目的發現物，而它碰巧竟是一套並非在神啟中被賜予的高級的倫理規範。 試圖按西方的觀念解讀中國人的制度，早在我們剛開始接觸時便導致了理解和行動上的失敗。舉一個例子，在早期交往中，那些在朝鮮沿海地區遭遇海難的西方水手對他們的待遇有理由提出抗議。外交部門知道朝鮮和中國之間存在著某種朝貢關係，如同霍爾寇伯（Holcombe）已指出的，他們把這種關係解釋為依附關係。他們認為，這種關係是封建宗主國和附屬國之間存在的關係，於是要求中國採取相應的行動。當中國否認其權限，他們便認為，這要麼等於宣布中止所有的關係，要麼是採用獨特手法存心玩弄的一招騙術，為的是逃避應有的責任。他們沒有可資說明這種關係的先例，在這種關係中，一方是真正的附庸，它卻可以保持教化的勸導的性質。西方國家與北京朝廷打交道的整個早期歷史，充滿著類似的誤解。這裡存在著一位毋庸置疑的君主。這種君主制甚至是專制型的，不存在西方人心目中熟知的那種有關憲政和代議機構的任何核查標準。所以，一切內外政治主權的特性統由朝廷來說明。可是，這裡構想出的再次是一種無先例可循的王朝統治，它把原始的對於進貢—徵調的絕對控制和某種道德主義、教化、勸勉性質的權威捏合在一起。當我們從這類外觀出發，深入到它們的形成條件，我們發現，只有按那種在其歷史進化中發揮著作用的制度和觀念，才能對中國有所了解。 中國歷史形成的政治心理學的中心要素，就是其對於我們與國家、與政府相聯繫的所有一切表現出的那種極度的冷漠之感。人們有時不免會疑惑，為什麼那種持和平主義的逍遙自得的無政府主義者沒有抓住中國來作為驗證他們理論效用的範例。其中的理由或許在於，要是為積極地廢除政府的問題操心，他們就不可能揣想出一種只應對政府抱以極度冷感的無政府主義。或者說，他們同樣被民眾那種混同於極端的自由自在和變幻不定的無政府主義給誤導了，而不會想到這種無政府主義與造成中國停滯的狀況是有關係的。 根據文獻記載，下述詩句出自語言文字誕生以來最古老的一首詩——一首從農夫口中吟出的詩： 鑿井而飲， 耕田而食， 帝力於我何有哉！ 如同過去多少個世紀一樣，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業社會。這個社會裡的農夫，為了他們自己的耕作、溫飽、婚喪嫁娶而忙活。就像過去一樣，他們自己料理自己的事，皇帝或總統的權力擴及不到他們那裡。地方大員們來了又去，為了他們追名逐利的瑣碎的謀劃而奔忙。他們管不到占人口大多數的農夫，後者唯一能夠知道的統治形式就是自然，就是自古已有的四季變化的法則，就是生與死、播種和收穫、水患和疫病的性命攸關的規律。他們最常引用的箴言是這樣一句話：「天高皇帝遠。」言下之意，土地才可以相親相依，家庭和村莊才是貼近人的。 古伯察先生（E.R.Huc）說過一件事，那是發生在1851年的事，然而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漫長歷史的任何時期都會發生。皇帝駕崩後不久，有一次，他與幾位賓客在路邊的一家茶館喝茶。此時，他儘量想讓大家一起來議論政治的前景和各種可能的情況，但枉費了心機。雖然他使出各種巧妙的手段，但總沒有人響應。最後，有一位中國人答道：「聽我說，朋友，為什麼你要這麼心焦神疲地對這些事兒妄加猜度呢？國家的事自有那班官員去打理，他們就是干那事兒的，讓他們去掙他們的銀子得了。我們要是用那些和我們毫不相干的事來折騰自己，不就成了個傻子？想去鼓搗那沒有結果的政治的買賣，那才是個大傻瓜蛋呢！」這則軼事往下又提到，「『說得好極了』，他的其餘同伴叫喚起來。隨之，他們向我們比劃了一下，意思是我們的茶快要涼了，我們的煙也快抽沒了。」國家、政府涉及的是一樁特殊的買賣和交易，比起大多數人操持的日常事務，並不令人感興趣，也並不重要。可是，對那些擅長此道的人來說，它倒也不失為一份能夠生利的差事；讓他們去挑起那副擔子吧。與此同時，不光婚禮喪葬、春播秋收這些老百姓生活的固有之事，就是對一杯茶和一斗煙的社交性善意提醒，也比國家事務來得重要。 如果人們對政府的事漠不關心，那麼，政府——用西方的術語，我們稱之為國家，是會作出報答的。從理論上說，它成了天的代表，所以占有了地，也就是土地；並且成了土地豐產象徵性的原因，它對國家的繁榮施加有益的父親般的影響。事實上，就像天自身一樣，政府高高在上。在較早的時期，天也許會直接干預人類事務，但在往後更長久的歲月里，它依然冷漠超然，滿足於很久以前確立的那種關係，只是在發生巨大危機時才對人類事務進行干預。除了很好地體現在習俗中的幾種目的以外，中央政府與老百姓的生活毫不相干。它是朝廷，它的威嚴、顯貴、儀禮和消遣的形式不能不維持著。這種生活的物質一面，需要有物質和貨幣的供給。理想的生活，統治王朝的榮耀和至高無上，可以象徵性、儀式性地得到滿足，正如鬼神已學會滿足於象徵的貨幣、奴僕、牲畜和糧食。這時，政府的首要物質功能就成了受納或以實物或以貨幣形式供奉的土地出產物。這種貢賦並不沉重，並且長久相沿的習俗把這種貢賦轉化成了自然的正常秩序的一部分，雖然說像自然的收成和其他現象一樣，它也會突如其來地變得起伏不定。道德和禮儀的統治通過朝廷的輔臣、地方大員、專使和其他各類官吏予以實施，他們代表朝廷，他們用極其文靜的風格向老百姓傳遞各種訓令和勸誡，以此顯示出天的代表為了他們的道德品行一如既往的善意的掛念。這些道德品行反過來，成了國家繁榮和帝國穩定的源泉。這些官員花錢顯擺具有一定象徵意義的光宗耀祖的生活，但稅賦被習俗限制在一定範圍內；作為通例，它的負擔並不很重。痛苦便儘可能地讓有錢人來承受，以便達到既對可能的競爭對手的勢力進行打壓、又不至引起老百姓不滿的雙重目的。如果對古老中國的政治理論作一追究，有可能看到某種始源性神權統治的復活。但即便與歐洲自然神論最為盛行的年代相比，中國的上帝或者天顯得更為疏遠，它以一般的仁慈的照看為滿足。它的地位帶有缺席者的性質。代表天的朝廷也甘願模仿「天」的那種對生活的瑣碎事務不聞不問的性質。 結果從所有的實際目的來看，各個省份都成了一個獨立王國，它們由大量叫做村莊的小共和國組成。1900年，一位英國作家依據長期居留獲得的個人經驗信筆寫道：「中國的十八個省份，每一個本身就是個完整的國家。各個省有自己的陸軍、海軍、稅制和它自己的社會慣例。只是在與鹽的貿易和海軍相關的問題上，某些擁有特許權的地區彼此間不得不聽從帝國那麼一丁點兒的調控。」這些獨立的單位，在傳統上稱之為省。但正如引文中表明的，除了沒有傳承的國君世系外，它們可以被叫做公國。中國甚至不是一個邦聯，從西方歷史賦予下述詞語的意思上看，它更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或者是一個帝國。 我們再次碰上了沒有先例可供對這樣的境況加以詮釋和理解的情形。我們了解到的是這樣一個帝國：它們聽任地方上的習俗自主其事，並以徵稅、進貢和索取戰利品而自得。但它們是一種軍事力量，並總是處於不穩定的平衡狀態之中。它們從不曾與地方上的習俗交融成一體，使之成為已確立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並能夠對軍事力量進行調配。然而，中國制訂出一種出色的保持靜態平衡的謀略——一種歷史上已知的最為穩定的謀略。中國的政治生活基本上一直沒有受到干擾，雖然說一些王朝被民眾的造反推翻；這類造反正像間或有的水患和疫病一樣，本身就是天或者自然的確定秩序的一部分。這類危機無論多麼令人不安或者帶有毀滅性，都有其自然的原因，所以是適宜的、正常的。生活的條理不會發生變化，它持續地展示出同一種樣態。平衡出自人類，出自內部，出自道德，不是靠外界的壓力和武力維持的東西。中國的執政機關是一個被精確計算過的個人和集體的壓力系統，是一個將各種主張和產出效果、各種實驗以彼此間取得極佳平衡的方式加以吸收、敲打和「擠壓」的系統；當某個要求顯得過分以至召來同等的反作用力，這個系統就能看到該要求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行的，是有產出效果的。早在伊薩克·牛頓爵士（Isaac Newton）的時代以前，中國就在政治、法律的領域給出了證明，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而方向則相反。它舉例說明了人類交往各個方面的運行原理。這樣的社會系統示意著一種高度的文明狀態，它幾乎自然而然地造就出了溫文爾雅的人物，因為禮貌的本質，或者說文明的本質，就是那種有意識地與他人相處的本領；就是對他人的期待、要求和權利的覺知；就是覺知到他人能對某個人施壓，而同時意識到那個人又會在多大程度上對他人相應地還以顏色。正是在沒被他人打擾的那段時間裡，中國人以無與倫比的精確性思索出了社會方程式中所有的複雜因素。他們的社會演算法、社會微積分學超過了其他任何地方現存的相關學問。這個事實，也唯有這個事實，導致了中國有文字記載歷史以來幾乎延續四千年之久的那種忍耐力。 接著，外部種種帶有全新性質的新生勢力崛起了。它們前所未聞，對此沒有社會演算法的規則可援。嚴格來說，它們是非人化的，是那種怪異的無法預料的物質勢力——戰艦、大炮、鐵路、陌生的機器和化學品。中國起先仍不屑一顧，它想起了過去年代裡試圖衝破它的體制的無數次劫難和侵略，並想到它們如何通過吸收同化而被懾服，它們如何逐漸匯入那種使中國得以形成起來的調適、請求、讓步、妥協和交流的模式。但事實變得越來越明顯，老的公式不敷運用，這股徹底的新生勢力被引了進來；並且愈加明顯的是，這股新的勢不可擋的動原和力量，本身就是用以構成很不尋常的社會政治秩序的工具和設計。中國文明碰上了一種組織得與中國不一樣的文明，中國成了一個民族國家。有關這種接觸的後果，在占據著今日中國的每一個內外問題中都被人們所提及。 有一則傳聞是這麼說的：一名中國的士大夫要求一位外國人向他解釋日本向中國提出賠償要求的性質和意義，這項要求源於日本因朝鮮問題發動的一場成功的戰爭。聽完解釋後，他略為思酌了一下，便以一種滿意的口吻評論說：「不錯，這是滿人的事，此事與我們無關。讓他們而不是我們來賠付這筆錢。」這段評論表明的，顯然不僅僅是前面已談到的那種對於政治異乎尋常的冷漠，而且顯露著一種異乎尋常的政治愚念。然而，只有依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才會把它看作是植入心靈的愚念；從中國人的習俗觀點來看，這個評論明智通達，因為與外國的關係屬於帝國朝廷處理的事。這類關係造成的費用，當然要由朝廷掏錢來支付。在已確立的徵稅和歲入制度中，通過對外國進口貨物徵收關稅累積的資金統歸帝國國庫。朝廷如何花這筆錢，不干任何人的事。邏輯的結論是：任何借貸項目同樣也是統治王朝專管的事。這個邏輯當然不錯，但它以過去為憑，以不再有效的前提為憑。繼日本人提出賠償後，又發生了義和團釀成的賠款。收入制度的整體平衡被打亂了。帝國長期維持的收支的平衡被摧毀了。然而，要使已確立的稅收制度發生任何根本性的改變，在實踐上是不可能的；迫於形勢的需要，以任何直接或唐突的方式對其作出改變完全沒有可能，這種改變會使整個社會制度陷入無序的狀態。 甚至那種被迫引出的變化也導致人們對滿清王朝大為不滿，這使它被推翻了。不光在各個地方，人們能感受到對於明顯增加的稅收的對立態度；不光是說對習俗的干涉，這種習俗自遠古時代以來便對強索和抵制的遊戲劃定了界線；徵稅牢不可破地關聯著帝國朝廷與眾不同的特權，這一點再怎麼往樂觀方面想，也不太受人喜愛。增加的稅收與官僚階級的「榨取」同樣有著固定的聯繫，與腐敗形影不離。確切說來，這種腐敗如果保持在某個百分比的限度內，不算是腐敗；但如果超出這個百分比，它就不可容忍了。這個足以應付所有內部不測事件的國內徵稅系統，在面對外部引發的危機時便不夠靈活。人們不得不求助外國的貸款。補救加重了病情。它為來自外部越來越多的干涉提供了機會；它得到的恰好是那種對外國勢力成倍增加的依賴性，這些國家是麻煩的始因。於是，與外國勢力接觸的結果，使整個國內的平衡逐漸被打破了。中國歷史形成的政治體系若不經歷一場徹底轉化，是不可能恢復這種平衡的。它必須以某種樣式使自身國家化，以便符合它與其他那些按國家形態組織起來的人們開展交往時訴諸的條件。稅收和歲入事情上的真相，涉及的幾乎就是中國人生活之方方面面的真相，公共財政問題不過是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而已。 人們還就中國人是否具備對國家的忠誠、是否具有愛國主義作過討論。在這方面，我們那些含有其慣常意義的語詞同樣誤導了我們。觀其字面意思，「國家」（nation）一詞一開始就繫於對這個字眼所作的推衍，因此它含有共同體的意思，中國人當然同屬一個國家；但在其獲得的歷史含義上，國家意味著一群生活在一定政治組織中的人，這群人宣稱或擁有對某一片土地某種集中形式的主權。這卻是中國人不曾做過的事，而在面對外國的苛刻要求時又不能不學做此事。這件事與他們社會的慣性和動力不合，他們以迅捷而複雜的方式在數個世紀的調適中學做此事。愛國主義表示對國家的熱愛。就眷戀他們的土地、他們的故土這層意思上看，中國人也許是所有已知民族中最愛國的人了。這種愛也許不如日本人那麼急切，不如波蘭人那麼熱烈，但它與生活的每一個細節環環相扣。它作為生活一種不易打破的習慣，並不怎麼表現為是一種情感、一種意識的事實。對土地和出生地的眷戀與有效組織起來對國家效忠是十分不同的事情，後者不是從日常生活和交往習慣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政治現實，而是通過政治手段構成的政治現實。人們習慣於試圖逃離這樣的窘境，即這裡存在著對國家自發的、遍布的無爭議的愛，可在這樣的愛中又看不到那種熟悉的公共精神和政治民族主義的顯示。說中國人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自豪感，就像西方人對他們的愛國主義表現出的那樣，真正來看，情況很難說是這樣。他們的旗幟可以作證，中國人視他們自己由五大民族而非單一民族組成。就某種真實的感覺而言，中國人對種族和種族差別深表冷淡，他們並不像歐洲人和日本人那樣感染上人種學的病毒。滿清王朝是異族的統治，這一事實促進了國民革命；然而，這一反對的理由在過去兩百多年裡未見起到什麼作用，只是在與西方接觸後喚起了民族主義的感情，它才成了有意義的東西。中國人富有的是生活的共同體，是一種文明統一體的感覺，是那種自古以來一直延續著的習俗和理想的感覺。他們從未離棄用他們生存的全部材料織成的整幅圖樣。成為一個中國人，並不是成為某個種族之人，也不是對某個民族國家表示效忠，而是以某種方式與無數的他者分享感情和思想；基於長期建立起來的調適和交往模式，這類分享伴隨著無盡的記憶和期望。 這種意識正是在這樣的程度上變成了忠誠和愛國主義，即它轉換成了我們所能辨別的、依循我們所熟悉的那種模式的民族國家的觀念。這樣的國家擁有陸軍和海軍，擁有按時徵稅和公共財政系統，擁有立法、司法和行政組織系統，擁有相對於中央權力的所有附屬地方權力的設置，以及我們熟悉的所有其他體現主權的設置。由一種傳統的感情轉變成民族主義並非輕而易舉，於是人們為它附加了一個對象；這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不存在的對象，是一個信仰的而非洞察到的對象。 鑒於此，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感情便帶上了一種排外的色彩。儘管出現了排外的義和團運動和其他暴力抗議，值得懷疑的是，這類舉動是否表明存在著對外國人的強烈敵意。人們的揣測是，中國人毋寧說非常寬容。他們到處運用的是溫和的你我兩便的政策。他們的一貫態度是對外人不關心，而不是採取咄咄逼人的攻勢。但情況是，他們走的這條只有他們能夠以此顯示其獻身於他們自己文明的道路是消極的。正是外人在干擾這個文明。中國人缺少用以抵抗外國侵犯、國家賴以生存的積極工具。於是，人們會說，他們對自己習俗的忠誠，勢必採取襲擊外國居民這樣反常混亂的形式。有少數人認為，義和團的日子還會重現。中國人是聰明的，他們知道用這樣的手段來保持自己的力量是沒有希望的。然而，這也是真的，即他們的民族感情會被喚起，並且更容易集中到抵制和反抗外國的目的，而不是用於建設性的目的。 在中國最近的國際關係中，可找到說明這一事實的很好的例子。很少有人懷疑，政府正式訓示它出席凡爾賽和平會議的代表簽署和約，事實上承認了日本人擁有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然而，民族情感猛烈爆發了。如果日本準備把一股新的足以壓倒老的地方分治主義的民族精神煽動起來，那它就不能繼續以有效的方式來實現其圖謀了。民眾使事態脫離了政府的控制。他們向巴黎發電報、向北京通電、舉行群眾集會和公開辯論，最後學生進行了罷課，一些大城市的商會團體又進行了罷市。他們以此清楚地表明，國人的感情會將那些參與簽約的人視為叛徒。這是有關中國的生存狀態和民族感情之力的一次給人非凡印象的展示。說它給人深刻的印象，因為它沒有藉助有組織的政府力量展開活動，並且確實對盤根錯節的親日本的官僚階級進行了抵制。如果在什麼地方還會有人懷疑中國人愛國主義的力量和普遍存在，那麼，這一示威就是一個決定性的、使人信服的教訓。但是，它造成外國人對這種感情進行恫嚇的巨大危機。日本在最近兩年對中國幹的事，也許人們要花一代人以上的時間才能辦成。當阻止簽訂出賣中國權利的條約的直接任務得到落實後，人們的感情便減退了。也許它仍然同樣的強烈，但失去了方向上的確定性。為建設性的國家政策作出實際決定所需要的外部手段與確立的思想習慣仍然是不完全的。 每個人都知道，外國侵犯中國的主要工具是財政手段。俄國首先想到利用銀行和鐵路的征服政策，其他國家也摻和了進來。日本以它慣有的警覺態度，看到了問題的核心所在，並以慣有的精力按其覺知行事。資金問題在中國任何積極的國家政策中仍顯得極為重要。儘管中國有資金來關顧它自身的發展，它的資金比它已使用的要多些，但喜好私營化的習俗使老百姓不願向政府借這筆錢。對官員們的能力和誠實缺乏信任強化了另一種影響，該影響不利於擴展為了公共需要的國內信用。很清楚，國際銀團向中國大量貸款，簽訂這種貸款協議不用向任何特定國家讓渡特別關稅優惠和勢力範圍作為回報，這是一個明確的解決辦法。但是，要使人們對這件事喚起任何廣泛的興趣卻極其困難。反之，某些利益集團藉此煽動對立卻相對比較容易。它們只會不停地說，這是個有利於外國勢力完全制服中國的舉動，民族感情便沿著消極的方向被鼓動起來。一種替代方案即由列強分別貸款的方案，事實上就是日本聲稱的以獲得特定權利和特權作為回報的方案，還未見有人提出，卻變得更加明朗化了。民眾相信以自由放任、聽天由命的政策來應付銀根緊縮，而不是舉全國之力制定出某種全盤性的計劃，後者由於關聯到涉入其中的組織，會使外國影響的事實變得明顯起來。由於慣以零敲碎打的方式來對付障礙和危險，以絕妙的技巧在一種力量和另一種力量之間玩弄平衡，舉國上下那種對未知的東西全然感到畏懼的情緒可以在人們針對大型組織的態度上覺察出來。而由於組織是屬於外國國家主義的一部分這個事實，使之顯得特別令人懼怕。誰能責備中國以其過去的經驗對外國的影響抱有的這種看法呢？如今還有某個小宗派幾乎是振振有詞地在說，與其讓青島成為國際殖民地，還不如讓日本占有它為好。 形勢已到了危急關頭。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那種對外國組織抱有愈益迫近的恐懼足以在近期將統一全國鐵路的計劃挫敗。最終，這個計劃將意味著在中國單獨的控制下形成大規模的國有體制。而在目前，它還容納著某種程度的國際控制。外國對維持分割的範圍感興趣，這自然使它們彼此間產生敵意。它們最簡便的活動方式不是造成公開的對立，而是通過國內代理人展開秘密活動，基於中國全民性的恐懼而從現存的事態中獲益。這股勢力已經在著手攻擊計劃中的國際性協議，並有可能使之破產。事實上，它們差不多肯定成功地使這項協議受到了耽擱，直到它成為一件可怕的必辦之事。然而，這一點看來幾乎是自明的：要是中國依賴外國的貸款，那麼，與那些只能以專門的租借地和對戰略要地的控制（這些要地的戰略意義不僅是經濟上的，而且體現在政治和軍事方面）作為回報才會放款的單個、分散的列強相比，它求助於已同意放棄各種特權的列強的聯合貸款要好得多，後者會用它們的資金把整個中國建設起來。乍看起來，這一點似乎極不合理，即中國寧願繼續維持一種體制，或者缺少體制，這把它逼到了現在的關口，而這是極不合理的。但是，我們需要理解，中國現在達到了強烈的民族感情的沸點，並處在一個能夠有把握像一個國家那樣行事的地位。感情就是感情，人們能相對容易地喚起一種民族抱負或者全民性的恐懼。要使任何可操作的全面的或建設性的計劃取得同意，並確信能取得整個國家的理解則不太容易。理由很明顯，不存在什麼國家機制、國家機關去提供理解的材料，並為那種持續的信念和信任提供基礎。一方面是強烈的民族情感，另一方面卻不存在或者缺乏國家的活動渠道和機關，這兩種情形的結合正描繪出今日中國在國內外發現的它所面臨的窘境。 尤為重要的是，美國應當以同情的態度來理解這一情況。目前，特別是在官場之外，正涌動著一股親美的情感暖流。這中間好像涉入了日本人的詭計，這是真的。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遍流行的反日情緒的一種反彈。無論如何，它總是民族的感情，而不是一種民族的思想。它在將來仍會受到種種勢力的支配，這些勢力總會以有別于思想的方式操縱感情，把它造成一種波動起伏的事件。美國基於過去的歷史和經濟利益反對瓜分中國的政策，無論是公開的還是採用對勢力範圍和特殊利益進行劃分的手段。就中國對待我們的感情而言，這全然是有好處的。正如在鐵路一體化和聯合資金援助的事例中表明的，中國同樣期待有組織的國際幫助。這類政策如果顧及慣常的體面和善意，它會使中國快速得到建設，並使它走向能夠擺脫外國控制的目標。但出於剛才作過解釋的理由，中國會表現出猶豫、反對和遲緩。可以想像到它會完全停止不前，寧可繼續玩弄讓一個國家與另一個國家相爭的策略而全然不顧這一事實，即在現時，這將意味著增強日本人的控制。至關重要的是：美國要理解這種態度的原因，並耐心、執著地推行其政策，而不是因「忘恩負義」而被情緒上的一陣強烈厭惡搞得搖擺不定。因為我們的主動示好和計劃沒有得到直接由衷的贊同，便收縮和撤銷我方的積極利益，這只會讓那些在中國謀取特權和私利的國家占到便宜；這些國家基於這樣的誘因，並且由於對中國人的政治能力缺少信心，在它們的頭腦中總是存有造成最後瓜分和征服的計劃。我們需要認識到，正因為中國人具備極大的政治能力，國家的轉向是一個艱巨而緩慢的問題。因為這種能力是沿著既定路徑行進的能力，而這條路徑與切合當前形勢的路徑方向是相反的。這將使人懷著理智上的同情記住這一點：中國還沒有在現代政治民族主義的道路上足夠地向前推進。在這裡，人們的民族情感真摯而強烈，但表達民族思想和行動的確定機制還處在初期的形成階段。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80—190頁。 [2] 首次發表於《亞洲》，第19期（1919年），第1237—1242頁；重印於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第1卷，第222—236頁，標題是「中國國民情感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