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心靈的轉化 [1] [2]

現代中國的發端始自那樁血腥事件——義和團的造反。這場騷亂的爆發清楚地表明，古老中國所做的顯著努力不能不永遠地牽扯到不受歡迎的侵略者，於是它也許會輕車熟路地返回到其自足狀態。這一結論明顯地表示著它承認，古老的中國或者說中國從今往後的生活，註定要或者說必然會籠罩在西方生活的力量——思想、道德、經濟、金融、政治的力量之下。中國用它慣有的耐心，開始使自己去適應無法規避的東西，但在這類場合，需要的不只是某種善於忍耐的被動性。中國在1900年知道了它不能不作一番自我調整，以適應西方人各種活動所強加的要求。自那以後的每一年，它不斷地懂得，這種調整隻有靠對自己長久保持的習俗再作某種調整才能達到；它必須改變自己的歷史意識，而不僅僅是某些實踐方式。20年過去了，這場好戲看來沒有取得什麼進展。中國似乎經歷著一段步履維艱的時刻。這齣在中國舞台上演的戲劇，其主要劇情顯然已在一大堆缺少開展、高潮和情節的變幻無常的事件和刺激中走失了。 但是，懷有一顆適應西方快節奏的心靈的外國詮釋者也來觀看這場戲了。他盼望通過這場戲，能看到那種在電影樣式中無從展現的東西。他對中國以這樣規模上演的歷史還不習慣。當他匆忙得出結論，說什麼事也沒做，或竟不如說雖然每天都在發生新的意想不到的事，但一切就像是一種漫無目標的循環運動。他忘記了20年只是它那經歷了四千年之久的歷史的一瞬間。一種歷時四千年之久進化了的文明，一種緩慢演進的將每一種當時碰到的阻礙吸附消融的文明，一種自身內部容納著累積經驗的無數褶皺的文明，它在新的進程中能很快找到自己的位置嗎？我們不假思索地談論著和平問題的重要性，就是一名學生也會引證西沃德（William H.Seward） [3] 、海約翰（John Hay） [4] 和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 [5] ，但我們會想到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嗎？我們是那種關心流淌之河的表面景色的人嗎？不，真正的和平問題是對中國的心靈加以轉化的問題，是地球上最為古老難解的文明自己來再造那種與巨大的外部影響力相適應的新形式的能力問題。 各種類比，尤其當它們變得顯然如此，正如它們很久以前在自然科學中已被證明的那樣，它們在政治思維領域也會帶有欺騙性。在其對西方的觀念和制度的反應方面，對中國的未來與關於日本的記錄進行的誘人比較是要誤導人的。蕞爾小島和廣袤大陸的規模之不同，使得它們之間不可能存在相似之處。中國興起於兩千年前的封建制度，與此同時並沒有成為我們熟悉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日本的崛起緣於它對西方世界的開放，所以其內部條件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外部壓力使它確立了一種（點綴著某些制度上的裝飾品）絕對國家的形式；這種國家形式從表面上看，與從近代歐洲封建制度的演進中產生的那些國家十分相像。日本很容易發展成一個擁有統一的行政體制和軍事防衛手段的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而中國則很難做到這一點。更為根本的不同點，在於民族心理方面。一千多年前，日本通過朝鮮從中國文明中拿來了一些東西，並且基本還保留著日本特色。在過去60年里，它接納了西方文明中的一些東西。然而，大多數抱有日本情懷的作家和思想家會告訴你：日本的心靈沒有被西方化，雖然它全盤引進了西方科學、工業、管理、戰爭和外交上的方法手段；它引進它們，是出於增強自己的傳統政策之抗衡能力的慎重考慮。它對此表示感謝，但並不準備承認西方方法的優越性，這類先進的方法一直是用來維持本質上優越於外國的東方理念的地位的。這在外國人看來，或許就是那種經常與日本相聯繫的自負的證據，但反駁起來也很容易：歐洲人對於優越性的自以為是，難道不比偏見的自負更甚嗎？在看待所有事情上，日本人生活中體現出來的這種兩重性，將傳統目的和道德取向與外國的技能和專業知識這類外在物結合起來的做法，可用來說明人們在與當代日本的接觸中屢見不鮮的那種口是心非的印象。 值得懷疑的是，這種二元論，這種表里生活的不一致，還會保持多久。可是，它那份與西方文明關係的成績單顯示的卻是一帆風順的成功。這樣的事情恰好不會在中國發生。它的文明是演進的，不是引進的。它沒有成功引進的巨大本領。它的問題是轉化的問題，是發自內部的轉化的問題。有教養的中國人肯定會告訴你：如果你想使中國完好無損地復活，你就要去日本——而日本人也會同樣跟你這麼敘說一番，雖然是帶有點不同的口氣和意思。一個來訪者會對這樣的事實感到吃驚：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國，人們在公共建築物和學校內到處可以看到古代儒家學者的語錄，特別是那類體現極端保守思想和威權思想的語錄。中國因為它的落後、它的混亂、它的虛弱，如今與日本相比，更為西方的當代思想所滲透。有一個事實帶有某種意義：在日本，散布威爾遜總統有關戰爭的演說是被法律禁止的；而在中國，這些演說卻在過去兩年里成了暢銷作品。日本把保持它從處於歷史鼎盛時代的中國那裡取來的觀念並保護它不變質看作是日本得以強盛的原因，關於這一點有許多話可說；而中國的衰敗，恰好是由於它讓那些外國的而且是建設性的思想觀念滲入進來，這也是真的。在此，我並不關心如何去否認這一點。無論如何，它說明了我的命題：中國必須走一條截然不同於日本的路。 要麼是衰敗和解體，要麼就是徹底的內部轉化，這裡不存在為了直接的實踐目的而對西方的外在方法的採用，因為中國的精英們不想沿著這樣的方向走。 日本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對這樣的情形不甚了了的外國人幾乎不會意識到，特別是日俄戰爭後，中國採用日本的管理和教育方法已到了怎樣的程度；但這一點也已很明顯，這類方法的作用並非是它們在日本所起到的那種作用。眼下中國的大部分思想和道德危機，要歸結為對中國人生活中這類因素作出的反應。無疑，從表面上看，當下直接的政治運動增強著這種反應，但在這層外表下醞釀著的卻是知識分子一般的激動情緒以及那種信念：中國不能求助於日本式的西方化版本，而要走進給予西方道德和思想以靈感的泉源。這樣的求索並不是為了獲得自己往後用來仿造的模式，而是為了獲得藉此可用來更新自己制度的觀念和思想的本錢。 民族的自大、民族的虛榮是被外人看作高深莫測的東西。只要我們表現出我們的自傲和自尊就夠了。那些外國人對我們自己珍愛的生活方式，要麼抱之以荒唐的態度，要麼給人以對此嗤之以鼻或用心險惡的印象。但對這樣的事情進行概括是令人生疑的，人們會對日本和中國的群體自我意識之間存在的某種差異感到吃驚。這種差異或許可從他們某些絕非少見的互相之間傳來傳去的評論中得到暗示。一個日本人會告訴你，中國人不在乎別人怎樣看待自己。一個中國人則會說，日本人沒有「面子」意識。這兩種批評都好像顯得十分詭秘。但是，這類說明卻使人想到，中國人的自滿有著更深的根基，所以並不表現得那麼劇烈。它是固有的，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它並不需要用特殊的事例加以斷定。只要中國人保持他們對自己原本的判斷，他們便保住了自己的榮譽和面子，其他人的想法無關緊要。另一方面，像日本那樣去「借」，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羞辱，這好像是一種缺乏內在源頭的自供狀。日本僱傭外國專家，它的興趣在於結果，所以會讓他們放手去干，直到學得了他們不得不給的東西。中國僱傭外國專家，往往有禮貌地把他們擱置起來。這裡的差異，是看待西方生活之態度上的那種差異。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日本飛速進步和中國貧窮落後的原因。日本人很自然地將自己置於西方觀察者加以注視的地位，他強烈地意識到旁觀者對其不時看到的東西作出的批評，他嘗試去改變這類事物以滿足那位外國觀察者的要求。他對他的民族理想深深地感到驕傲。中國人很少關心外國人會對他們看到的東西作何想法，他甚至會把他的家醜興高采烈地拿來供來訪者觀賞。這種態度中包含的自滿和自負，極大地妨礙了中國的進步。它造成了對古老傳統持有的保守主義偏見，以及中國文明在所有方面對於外國蠻夷文明生而有之的優越性的信仰。同時，它也產生了難以在日本遇見的某種客觀批評和自我分析的力量。一個有教養的中國人，會以一種無與倫比的冷靜的客觀性對自己國家的風俗習慣進行剖析。我想，這裡的基本理由正在於同樣的民族自豪感。他生活於其中的制度也許並不能很好地避免批評，但這些制度的創建者本質上是無懈可擊的。他們創造了制度，當他們有時間對它進行考慮，將會創造某些新的能更好適應現代生活條件的制度。無論當前的事態多麼令人絕望，中國人對他們國家最終結局的信心，使人想到一個美國人對他自己國家飽含的那種相似的信念。 讓我們返回到我們的主要論點。中國在借用西方的城市管理、公共衛生、稅收、教育、製造之手段方面的遲緩松垮，是與它通過與西方文明的接觸對自身制度造成一種徹底轉化的那種努力相互兼容的。在這種再造過程中，它會做到「恰適」而不僅僅是「拿來」。它會設法去洞悉之所以造成西方進步的那些原理、觀念和理智，並通過對新生的活潑的民族心靈的運用而達到對自己的拯救。這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時間是這一行動至關重要的因素。正因為這項任務是要造成一種內部的變換而不是外表的調整，實施這項任務將耗費很長時間。那些正在挾持中國、謀劃著使其國土解體的無處不在的勢力，那些渴望控制中國的政策、掠奪中國的自然資源以服務其自身利益的勢力，它們會讓這樣的正常進化進行下去嗎？它們會伸出援手，還是入侵、挑釁、轉移視線或橫加阻撓，直到無人可知的那場悲劇性災難達到最終的高潮？所有這些，正構成了如今上演的這齣宏偉戲劇的基本要素。 中國向西方表露的那種讓人摸不著頭腦的「神秘」特性，可說是夠真實的了，但這似乎並不能歸結於任何乖僻的幽暗玄妙的心理學。在中國認識的人性好像示意那是不尋常的人，如果人們可以這樣說的話。這些人為數甚多，並且也是可加以評點的人，而不是隱身人。但是，中國的社會心靈、政治心靈已有幾個世紀隸屬於那種不僅對現在的西方人習慣上顯得陌生，而且歷史上沒有先例的制度。無論是我們的政治科學還是歷史，都不能提供對中國制度之甚具特色的現象進行理解的分類系統。這一事實使不諳中國心靈作用方式的外國人感到不可思議，並使人們用矛盾的語彙對如此眾多的事物進行描述。這一文明本身不會是矛盾的，但就其自身是自我一致的這點而言，它含有與西方生活尖銳對立的東西。於是，便存在我們必定沒有抓住的那種中介形式、政治上失落的環節；它們顯得模糊不清，因為我們沒有用以對它們進行定義和詮釋的比較形式。自然，中國心靈按其對習俗慣例的思考來看，本質上與我們對它們所作的思考無異。我們只是忘記了我們是按深植的以至習以為常的習慣和傳統來對其進行思考的；我們想像我們是在用純而又純的心靈進行思考。如果把心靈習慣看作是心靈規範，我們便發現了那種並不適合稱之為病態、神秘而狡猾的思維方式，就能找到只有通過對社會前身和環境的研究後才能進行心靈操作的要點。這個道理對於理解像中國這樣的古老文明，是事先便明擺在那裡的事。我們不能不去理解信仰和傳統以便理解行動，我們又不能不去理解歷史的制度以便理解信仰。 很明顯，朝鮮問題幾乎成了亞洲許多最為緊迫的對外政治的中心問題。霍爾寇伯（C.Holcombe）先生已告訴我們，那種形成西方國家處理朝鮮問題基礎的誤解如何在早先年代使問題變得複雜起來。這些國家知道，朝鮮保持著對中國某種依附性質的關係。它們想當然地以為，這是西方熟悉的那種宗主國與附屬國的關係。當中國拒絕稟其權威承擔起對朝鮮某些請求必加照管的責任，西方國家便認為中國要麼是不誠實，要麼就是放棄了所有政治管轄權。但這裡存在著真正的附屬關係，它是一種勸導、說教、祖孫般類型的關係。它超出了西方由其先例和理解形成的視界。西方與北京朝廷的早期外交關係，也是一份充滿類似誤解的記錄。所有的地方都展示著對中國表示忠誠的標識，甚至對暴虐的君主權力表示效忠的標識。所以，若涉及各個省份發生的事，它們自然會賦予北京「政府」以如同歐洲形成的那種君主制的所有屬性。這是說（除了某些已完備地建立起來的稅收關係以及攤派勞役外），與中國大部分地方主要保持著儀式上和勸勉督促關係的中央政府是無所不能的。在對中國制度生活的幾乎每一個細節進行思考時，這些大而無當的誤解層出不窮。人們必須如其所是地加以理解，不能把它翻譯成那種疏異的政治形態學的類別化的語言。 中國在引進鐵路時不得不克服許多困難，或許這是最為人所知的中國事件。它之所以再被提起，是因為它足以成為下述事實的一個典型釋例，即思想和道德上的東西是造成東西方接觸的主要障礙。反對引進鐵路並非事關尋常的保守主義，並非事關因它是新的所以要把它當作新東西來反對的那種茫然呆滯。中國人具備正常含義上的好奇心，也許這種好奇心甚而超出那種從新事物中獲得某種好處的正常的實踐含義，假使這種新事物不與傳統信仰造成衝突的話。難題本身表現為要在一座座墳墓間為鐵路辟出一條確定無礙的通道，這些四處散落的墳墓在西方人的眼中顯得雜亂無章；但從中國人的觀點看，它們坐落的位置是極其科學的，驚擾了它們就是打亂了會影響到健康和收成的環境作用系統的平衡。並且，墓葬之地是祖先崇拜儀式的中心，也是民眾組織活動的中心。這則信口說出的故事表明，我們要多麼完整地來看待思想和道德的力量，它們是多麼完整地嵌入生活的結構。沒有民族心靈的轉換，我們無從設想中國會伴隨著與西方的交往大踏步地向前邁進。 對中國大眾心理學中無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因素所作的某種匆忙的概括工作，會對完成中國復興的任務產生極大的影響。但是，在個體性格方面，一個民族的優點與其缺點之間的距離只有一步之遙。我們這樣說，或許還不致引起爭議，那就是中國通過成為現代世界的真正成員而重獲新生的期許取決於它養成民主生活和思想的習慣。這又以我們提出的另一個陳述為條件：這一民主的特殊性質，同樣構成了中國在面對一個期待、騷動和貪婪的世界時進行改造的巨大障礙。因為當中國在思想和道德上擁有一種家長制的民主時，它缺少一種特殊官能，而只有憑藉這一官能才能在國際或國內範圍有效地保持民主。中國面臨著兩難的處境，這種處境的嚴重性怎樣誇大都不為過。它那常見的權力分散的習慣，它那離心離德的地方主義，所有這些都對它成為一個國家性質的實體造成了掣肘。這樣的國家實體有它必備的公共財政制度、完好的公共秩序、國防、法律和外交。它那源遠流長的傳統，它那堅不可摧的思維和感情方式，它那本質上的民主精神，所有這些都已在各個地方、各個村落以及周邊鄰邦遍地開花。我們現在中國看到的，正好是缺乏地方形制的相應轉化（或更適當表達的話，就是未能體現出地方的民主精神向著整個國家範圍擴展）的那種強加的民族國家形式：軍閥集團統治著名義上的共和國，維持這個共和國部分要靠出賣國家資產和權力換得的貸款，部分則靠著與地方上那些擁兵自重的首領所做的交易。對槍桿子的控制，使這些首領能夠對豐潤的行業和財富實施敲詐。事實上，我們如果靜態地、冰封般地來看這個國家，那麼，它用新形式的罪惡再現了老的專制統治的罪惡，這隻有靠釋放具有美好前途的民眾力量才能找到出路。但是，問題仍然在於要把這些力量組織起來，使它們發揮作用，為它們創造一個常規的運作通道。 直到今天，西方思想仍把自己限制在比較明顯、比較結構化問題的因素上。這自然是西方政治生活中一些最為熟悉不過的問題，諸如權力的調整和中央政府對地方和地區政府部門的權威、政府中行政權和立法權的關係問題、對法律程序的修正，以及通過法律取消任意的個人的決策權等。但這類問題畢竟只是症狀、結果。要想藉此入手對中國進行再造，好比要靠著熟練地耍弄戲法來解決一項工程問題。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讓民主精神在缺少階級的情況下歷史地顯現出來。那種在社會和國民中普遍存在的平等意識，那種通過道德而不是物質的力量——就是說，通過教誨、勸導和公共輿論而不是通過明確的法律手段——對個人和團體取得的控制，應能為自身找到一種組織化的表達方式。我再重複一遍，由於傳統形成的信仰以及行動的習慣，問題顯得異乎尋常的困難。這些在中國轉化過程中必定會產生的力量，是反對對整個國家進行組織的。舉一個明顯的例子，要在當代世界上使自己作為一個國家站立在其他國家面前，中國即需要具備一個國家金融、國家稅收體系。但是，建立這樣一種體系的努力不僅徒勞無功，而且不得不遭遇壁壘森嚴的地方徵稅程序；這些徵稅程序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去干預它們可能就意味著中央政府被推翻。實施另一種稅制需要國家的官能運轉起來，而這種運轉又依賴國家的公共收入制度。這是一個有關謬誤循環的絕佳的例子，它困擾著中國所有走捷徑的制度改革。它又表明，發展必須是自內部而來的轉化性生長。它既不是外部強加的東西，也不是靠著對外國種種資源的挪用。 有很多人，包括數量上十分驚人的中國人以及外國人，他們認為，中國只有經歷一個由外國人監護和託管的時期，才能邁開步子並行走自如。一個相鄰島國的某些人士在勤勉地培植這種感覺，而中國也作出了某種明確無誤的反應。雖說這類觀點如果沒有不適當地用刺刀來加以力挺，它所引起的反應也許會小得多。另有一些人則盼望西方的民主制或者國聯來實施監護的責任。我們也許要擱置這樣的問題，即在當今的世界上，是否還存在足夠公正的理智來擔當這份監管的工作。假設我們自己只限於去說：要成功地成為這樣一個監護人，只有努力去刺激、鼓勵和促進那股通過內部發生作用的民主勢力，那麼，我們倒還能做到言之有物。由於這是一項幾乎完全涉及思想和道德方面的任務，假設中國有一個能夠防止外部分裂圖謀的成長的保證期，那麼監護並非必要。在為中國提供 暫時 （ ad interim ）保護方面，大有必要的是，來自國際社會的充分的正直態度和開明的自利。它也許仍會變得一團糟，然後會堅定地站立起來，並自由地向前行進。唯一的危害之事就在於低估這項任務的嚴肅性。 我已說過，日本的演化提供的並非是一個尚屬正確的先例，存在的問題比進入現代歐洲時的封建制變化還要複雜。因為中世紀的歐洲，並不存在類似中國這種意義上的文明化過程。在中國，人們並不能找到容納著人們的深厚感情和深刻思想的那些風物形製造成的惰性和壓力。何況，歐洲的變遷可以自定時間來自行完成，中國卻要面對急躁、多變的西方世界來完成這種變革。如果說這會帶來助力，那它同樣造成了一個貪吃的胃口。對一個外出漫遊中四處搜尋浪漫生動景致的人來說，中國看上去好似一幅令人掃興的圖畫。然而，要是用心靈的眼睛去觀察，那麼，它處處顯示出現在正上演著一部極富吸引力的大戲。 （馬迅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1卷，第172—179頁。 [2] 首次發表於《亞洲》，第19期（1919年），第1103—1108頁；重印於約瑟夫·拉特納編，《人物與事件》，第1卷，第285—295頁。 [3] 西沃德（1801—1872），美國國務卿。美國內戰前輝格黨和共和黨內反對奴隸制的領袖，國務卿任內從俄國買進阿拉斯加。——譯者 [4] 海約翰（1838—1905），美國國務卿。曾任林肯總統私人秘書，參加結束美西戰爭的巴黎和平談判，主張對華實行門戶開放政策，提出各國在中國享有平等貿易權利。——譯者 [5] 塔夫脫（1857—1930），美國第二十七任總統。他在總統任內建立郵政儲蓄體系，推行反托拉斯法，實行金元外交政策。——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