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與孫中山先生同桌晚餐 [1]

昨晚，當我與中國前任總統孫中山先生同桌晚餐時，我發現他竟是位哲學家。他目前已寫好一本書，即將付印。內容是說明中國之積弱完全是由於將中國古代一位哲人的思想——「知易行難」——根植於心的緣故。結果必然的是，他們不喜歡做任何實際的工作，而只希望求得理論上的通盤了解。但同時的日本人，甚至在茫然不自知的情況下已擴充了自己的軍備；而中國人卻凡事都深怕自己的行動會導致什麼錯誤的結果，所以他寫了一本書來向他的國人證明「知難行易」的事實。 此地所有熱心的美國人都希望上議院將拒絕《巴黎和約》，因為事實上它等於幫助日本完成了傾覆整個中國的宿願。關於這次的會談，我將告訴你兩件事：日本在中國的武裝部隊已比她本土的多二十三師。日本在許多方面幾乎已在指揮中國，而她對滿洲地區的統治權也已完全掌握。他們甚至向中國強行借用二億銀圓，以為擴充軍備之用；並言定中國在二十年中每月須付出兩百萬銀圓。日本估計戰爭會延長到1921年或1922年，所以打算與德成立攻守同盟，日本供應其訓練的中國軍隊，德國則以其在中國所有的特權與殖民地為回報。為了證明他們彼此的真誠與信賴，德國已將其在中國境內所強占的土地全部給了日本。而英國則與日本簽訂秘密協定，承認日後和平時，日本將承繼所有德國在中國的既有特權。這些全是侵略主義者，他們自認在侵占他國的利益與主權上都有足夠的伎倆而密商協談不已，其中有些已是眾所周知的，如軍隊的數目，兩億圓的借款。但我認為斷然拒絕這些由秘密協商與秘密外交所成立的條約是應該的。另一方面來說，我認為只有一個真具誠意的國際聯盟才能解除整個西方的緊張形勢。而這點，此時確比在美國本土看來更為重要。歐洲的外交政策幾乎完全是空談的，當然它的性質也影響了美國。英國是凡對有關印度的事都要插上一腳，他們全是姑息主義、順應時勢的樂天派，而彼此之間又時起爭端，只有日本，靜待時機攝取她的目的物。 我依然相信日本有許多坦誠的人民正在從事於自由主義的活動，但他們缺少道德上的勇氣。那些最具智慧的自由主義者，對於事實的真相幾乎與我們一樣無知，但他們卻清楚應繼續保持這種無知的狀態，以配合其偉大的愛國熱忱，這當然是一種很容易糾正的觀念，但基於歐洲這許多強權分割的實例，他們的這種做法也不過是出於一種自衛而已。 （王運如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夫婦：《中國書簡》，王運如譯，台北：地平線出版社，1970年版，第11—12頁。標題系編者加。此信寫於1919年5月13日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