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南遊心影 [1]

今天承貴校自治會請我來講演，得和諸君相晤於一堂，真是非常榮幸。今天的講題是「南遊心影」，就是我此次南遊閩粵各地的感想。 此次南遊感想中的第一樣，就是中國交通的不便。當我初到上海時，便感受這種痛苦。原來自上海至廈門，中間有一段海程，是要坐輪船的。方我在北京未動身之先，已經將路費及一切應用的物品，都料理妥當。哪知到上海時，由上海至福建的輪船已經開了。不得已，在上海等了幾天，但還是找不著相當的船隻。我此次南下，乃是赴廈門大學校長鄧芝園先生之約，所以更是格外著急。因此，也曾打過電報往該校，請鄧先生將日期延緩。到了後來，才算打聽著一隻往香港的船，因乘之前往。這隻船又是外國的，我並不是不愛中國，但是為勢所迫，實在是沒有別的好辦法。我說過這話並不是不能忍受這種困難，我的意思是想教中國人聽了這話，曉得中國交通不便的情況和害處。我們由這裡就可知道中國有許多省份所以和它省時常斷絕的原因，大半是由於交通事業之不發達。因為交通的事業，不外海陸兩種，這兩種在中國都不十分發達，海路尤其多受制於外國政府之下，故以福建這麼大的臨海省份，而與其他通商口岸，多不相聯絡。前曾聞有人擬造一鐵道，直達福建內地，此路若成，其造福於往來行旅，必非淺顯，可惜又以財政困難中輟。但是，財政不過其主要原因，此外還有一種足以牽制此路建築的進行，使它不能成功的，就是沒有工人。工人所以少的緣故有二：（一）工人近來多往南洋去了；（二）沿路駐紮之軍人多與工人為難。 由福建到廣東，也有一樁事足以證明中國交通的不便。什麼事？廣東一省向來是和外洋交通的，但是凡貨物上海船，其始必將貨物先用小船運至香港，然後才可上船。而外來貨物之欲至廣州者，也必先在香港換次小船，而後始能達廣州。有此兩種困難，以至中國與外洋的交通不得充分的發達。考由香港至廣州所以必需更換小船的緣故，因為珠江入海的地方河身太淺，不能容巨大的船舶駛行所致。但是據工程師測量、調查結果的報告，若能將廣州附近河身略加疏浚，這種換船的麻煩就可免除，至所需之款，也只數百萬而已。若然，則廣州將來可變成今日之香港，而今日之香港則將變為登山臨水的遊玩地了。 大家知道，粵漢鐵路之建築，到現在已經十幾年了。現在從漢口至長沙中間，已經可以通行，廣州以北，也已築成好幾百里，只有長沙以南一帶，還沒有築就。他日此路若能告厥成功，不難使揚子江流域和嶺南各處互相聯絡。 交通不便的影響，不唯使旅客有行路難之嘆，並且及於政治上、工業和智識等項。何以言之？福建因為三面環山，和內地隔絕的緣故，所有的言語異常的複雜，並且難懂。他們——福建人——所說的話，不獨外省人聽不來，就是本省內這縣和那縣，甚至於甲村和乙村所說的話，也有差別。所以我們至該處講演，必要用兩個翻譯，一個翻成北京話，一個翻成福建話。要是交通不這樣阻塞，言語比較的普通一點，何致如此。 交通不便對於知識重要的影響，可分為兩項：第一項就是內地人不能知道外處的情形，同時外處的人也不明了內地的狀況。即如我在福建時，對於北京教育運動的情況，就異常隔膜。福州是福建的通商口岸，又是省會，尚且如此，其他鄉僻之地，更是不用說了。他們對於內地消息的隔膜，不獨普通人如此，我也時常向常讀新聞的人打聽，他們也不十分曉得。這都是交通阻塞，消息不靈通所致，怎麼能怪他們？因而此地的人雖是對於國事異常的熱心，卻只知竭力去謀本地的利益。第二項就是教育。該地受過教育的人只能讀文言的作品，而不能讀白話的。現在傳播新文化的出版物，大半以國語文為唯一之工具，該地的人因為不能讀白話的作品，所以對於新文化的內容，也不能徹底的明白，以致各學校所授的國文，還是古文為主。又該地各校，比較完善的，就是教會所辦的。因為他們覺得若能通英文，就可用英文和外省能通英文的人談話，交換知識。中國人與中國人相晤，倒用起外國語來互通情愫，不是樁可奇怪的事嗎？ 我此次南遊對於教育的感想，可分為兩方面：（一）樂觀，（二）悲觀。 （一）樂觀方面的事，就以我所往的廈門大學來證明。該校校董，原是一個商人，因為他覺得自己沒有受過高等教育，是一件恨事。所以不惜捐出他的財產，來創辦這個大學。不但如此，他在未辦大學以前，也曾在本城附近，辦過小學、中學和女子師範。這次興辦大學，又允許捐款三十年，這不是教育界很可喜的事嗎？他的高義自是可風，但是我之所以讚美他的緣故，並不是因為他捨得捐錢，為的是他藉此辦學的事所表示出來的愛國心和重視教育的誠意。我不是說這個大學能造就許多人才，我是說他以百萬之家產竟能做出這樣事情，其他比他還要富裕的人，也不難有所觀感，聞風興起。有人說這個大學在開辦之初，很有些困難和不完全的地方；但要曉得以一人血汗所得的代價，來做這樣大的事業，困難和不完全的地方之發現，是難免的，是不足奇怪的。 （二）吾對於教育發生悲觀的感想的緣故，就是該省各校近幾年來，不但沒有進步，甚至於不及從前。何以證之？前幾年福州學校和學生的數目，都比現在多幾倍。這種情況之造成，並非無人上學，乃是教會所設的學校和所收的學生的數目日益增廣所致。但是這也不是該地做父兄的愛把子弟送入教會學校，或是做子弟的愛入教會學校，實在是由於不得已。要是官辦的學校能對於教授上、管理上負點責任，也未嘗不可戰勝教會學校，不過為政治和經濟所限制，不能按照目的做去罷了。因為這種關係——政治經濟的限制——所以官立學校多半停辦，學生不得不入教會學校。豈獨福建如此，安徽、武昌、北京何莫不然。良以他們的大宗款項多用於軍政，以至教育的經費不但不能保留原有的數目，還要時時裁減。那麼教育事業怎樣能發達？據各省的情況觀察，軍費與教育費的比較，差不多成八與一，至二十與一之比例，倘有人能將它調查清楚製成個比較表，也是樁很有趣的事。這是我南遊感想中最深而又最大的。總之，中國自軍政日益擴充以來，教育、實業都不得按照它們的相當的程序發展。諸君中若有能將各省的軍費和教育費的數目，加番精密的考察、研究，造成有系統的表，發散於全國，真是一樁極愛國的事業。 但是以上所說的，不過是偶然的事實，最足證教育費受軍費影響的，就是中國現在有兩個不能並立的大勢力。是什麼？一個是教育——知識界，一個是軍人。這兩個勢力相反的程度，已達到「有彼則無此」，「有此則無彼」的地步。 廣州軍政府的教育事業，也正在進行之中，但卻有很可喜的現象。換句話說，廣東的行政機關要是能延長下去，中國教育前途或許有點希望。因為廣州的地方官現在已經劃出一個區域，調查該區屆入學年齡的兒童的確數，將要實行強迫教育，做他處的模範。這一區中又分為三部分，按次可以遍行廣州全城。 第二樁可喜的事，就是南方多私立的學校——一族所立的——差不多占學校數目三分之二。雖說它們所授的功課，是中國的舊文字，但是廣東的教育長官能利用它們，聯絡它們，改良它們。 二者之外廣州教育長官又有一個計劃。什麼計劃？就是擬設一種新式的高小和中學。他所注重的地方，全在學校自身組織物完善，俾畢業的生徒縱不能升入大學，而有相當的技能可以謀生，這類學校，自是以實業、工業為主。 我並不是說，以別省份對於教育事業簡直沒有一點計劃，他們也是有計劃的，不過他們的計劃是紙上談兵，無裨於實在罷了。所以要想中國教育前途些微有點發展，只可望之於廣東政府。 政府方面也有許多足以使我發生感想的地方，不過我是個外國人，以外國人而談中國的政治，很有些不方便的地方，所以從略。關於這種——政治——感想，我也曾做了一篇文章登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上，但是這篇文章是給外國人看的，不是給中國人看的。因為外國有許多人對於中國的政治，都不十分了解，所以我特地報告給他們。 最後有句要說的話，就是廣東政府的一切設施，都是極誠懇地想著為人民造幸福。 還有一種感想，並且是大家應當知道的，就是由南方傳到北方的新聞多半是不可靠的，我們看的時候，應當具種特別的見解去觀察。因新聞界傳出一種消息，其中往往含有別的用意，不儘是可信的。 南方的風景也很多可資人遊覽的，我想世界各地的風景，必有一處和廣東相似的。該地的風景大概屬於海岸附近居民的生活，和在輪船上所見的漁船。這些漁夫們那種凌波駕浪、勇敢、冒險的態度，不但可稱為好水手，就是他們那技能，也是叫我們佩服。我到廣州的時候，正是陽曆五月間。這個月的第一個禮拜，差不多天天都有極繁盛的大會。5月1號是勞工紀念日，又值孫文即大總統位之時，尤其是特別熱鬧，與會的有五千多人，街上是人山人海的，不獨是本省的人都來觀這盛典，就是由外省來的，也不在少數。2號是1911年為革命死難的黃花崗七十二傑的紀念日。4號是前年北京學界為外交問題而起種種示威運動，南方學界群起響應的紀念日。7號是國恥紀念日。 我此次南遊還有一個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國人對於美國人的感情異常的好。無論各處的風俗習慣怎樣不同，而其對待美國人的誠懇，卻是一樣的。這個感想能令我永遠不忘。 （淑蘭筆記，《晨報》，1921年6月17、18、19日） * * * [1] 袁剛、孫家祥、任丙強編：《民治主義與現代社會——杜威在華講演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639—64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