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廣州印象 [1] [2]

因為去南方作講座的關係，我們在5月的第一個星期來到廣州。那一個星期被各種周年紀念和慶典活動排滿了。首先是周日的「五一」勞工遊行；緊接著是「五四」運動（兩年前發生在北京的學生運動）兩周年紀念、孫逸仙就任大總統典禮、向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十年前的革命先驅——紀念碑的獻辭，還有國恥日——即接受「二十一條」的日子——的常規活動。從旅遊觀光者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奇妙的星期；即使下著雨，依然色彩繽紛。這是個不尋常的機會，讓我們親眼見證這裡的民氣。此外，我們還有機會同大部分新運動的領導人交談，包括政治領導、行政領導以及知識領袖。這些交談都不是正式訪問，談的內容都無意發表。但或許正因為這樣，他們倒更能給出中肯的見解。總而言之，和我來廣州時的先入之見相比，所有這些事件和談話都給了我截然不同的印象；因此，我很樂意滿足《遠東每周評論》（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編輯的要求來談談我的印象。 第一個值得注意的印象來自當地的外國人，他們的角度比較客觀，也有機會獲得真切的經驗。據我了解，他們幾乎不約而同地對北方占主導地位的態度心懷怨恨。他們說，我們被各種利益集團灌的迷魂湯誤導了；據他們所知，自治政府和省政府幾乎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政府。很多人甚至說，他們認為，在中國，只有這裡的政府考慮的是大家的福利而非攫取權力、利益；而且，政府的主導者們不光有好的意圖，而且具備現代眼界，在管理公共事務方面訓練有素。這一證詞確實令人印象深刻。它令我們願意對原有的偏見作出修正，而不是僅僅懷著這樣的感覺看待現狀，即仿佛廣州是在中國最需要統一的時候加劇了中國的分裂。 於是我們就可以想像，先前的信念和偏見是由怎樣的信息造成的。由此就能得出個印象——這已經不僅僅是印象，而是對事實的感知了。當前南北關係中的困難，很大一部分是由於信息匱乏或信息歪曲造成的。香港的英文報紙致力於當地新聞和宗主國的新聞。對於中國整體，他們近乎一無所知，除了從近鄰廣州獲取一點點消息——儘管每天有兩趟火車，很多船舶彼此溝通。廣州的英文報紙則更關注北京，而且擁有涌尾通道；但它們畢竟是中文報紙，沒有直接的電報溝通渠道。新聞起碼是兩周前的。舉例來說，關於北京教師罷工的狀況，廣州就無法獲得任何確切的消息。當我通過閱讀北方的報紙來思考南方的新聞時，這情形也好不了多少：信息的 量 固然不足，而質則更差；偶爾也有電報信息，但是由於宣傳的需要，它們往往被歪曲了。 大體上講，我想說的是：北方的每一位讀者在閱讀來自廣州的「新聞」報道時，都必須保持警惕。它們中的絕大部分是純宣傳，這宣傳的源頭有兩個：第一個，當然是出於北京政府的利益；第二個則出自英國。孫逸仙及他最親密的追隨者們反英已經很久了。倘若英國當局能夠對廣州的政治發展採取公正無私的態度，那麼，他們也只不過是做到起碼的人道。不過，他們確實存在動機，要讓《卡塞爾煤礦合約》中的廣州省政府喪失名譽；這一合約是與先前的廣西軍閥簽下的，而當今政府之所以認可它，是出於極度的誠懇、公益心和智慧。對於香港那強大的財政和政治利益而言，搞垮現政府，恢復腐敗、低效、無能的舊體制，是直接有利可圖的事情。當我們閱讀所有來自香港的關於廣州的「新聞」，都必須記得上述事實。 舉個例子。我回去後不久，在一份較為公正的北京英文報紙上讀到一篇文章，直指廣州政府。它的主要反對觀點之一，是恢復賭博稅。毫無疑問，作者相信他寫的是真的。但說實在的，很難從中找到基於事實展開的論點。不光沒有賭博稅，而且在中國，恐怕沒有哪個城市的麻將聲會比廣州少。先前的政府不僅把所有徵得到的稅收全部裝進了腰包，而且懷揣著18個月的稅收捲款而逃。財政是現狀的癥結所在，大部分中國政府肯定都會考慮到這一點；這是事關生死存亡的問題，其目的證明了手段的合法性。可是，當今的省政府卻非常英勇地放棄了800萬年稅，為了把民眾從賭博及行政上的腐化墮落中拯救出來。認識省長陳炯明的人，都不會相信他會允許恢復這一稅收。外國人會寬容地對待向罌粟種植業徵稅的行為，因為這樣，督軍就有錢供養士兵、維持秩序了——那麼，即便把賭博作為公共資金來源，也是可以原諒的。 剛好在今天，我又看到了另一個曲解的例子。 有一份報紙報道了廣州勞工的動盪，說廣州技工在為確立八小時工作日努力。對於大部分國家來說，勞工要求保障八小時工作日是合法的，甚至是值得讚揚的。但是，在誇大了廣州的勞工動盪程度之後，這篇新聞報道把這次運動和廣州政府的「布爾什維克」傾向聯繫在了一起。此等手段，顯然意在讓粗心大意的讀者產生反對政府的偏激情緒。從某種意義上說，陳炯明省長和孫逸仙博士的執政確有社會主義因素，因為他們希望自然資源、基礎工業為政府所有，否則，它們在私人掌握中會傾向於壟斷。這裡包括了兩重目標：為人民守護這些事物，為政府創造稅收。如果說這樣的嘗試是布爾什維克式的，那麼，羅斯福在美國進行的保護運動也是一樣。與此同時，當局也認識到，為了全省的發展，外國資本是需要的；他們歡迎沒有政治企圖的資本家來，只要他們願意在合理利益的基礎上真誠合作。 我在此強調信息的扭曲和流傳，因為在我看來，這就是理解事態的關鍵。倘若新聞報道的這一特徵沒有改變，那麼，遠方的人們就無法對新政府作出明智的判斷，無論是贊同還是反對。不過，我還想簡要地列舉一下新的省政府及自治政府正在進行的改革。消滅賭博，廢除賭博稅，這個上文已經說過；還有繼續進行城市現代化，加強城市的物流便捷度；任用訓練有素的執政者在現代形式——大體上說，即美國式的委任制——上創建自治政府，這在中國獨一無二；建立明確而可操作的計劃，讓公眾能夠參與地方政府，部分通過個人投票，部分通過行會選舉——後者被反對者宣揚為「蘇維埃式」；在全省進行行政職位和文職官員的全面改革，其中包括一套用於培訓文職官員的學校計劃；建立公共健康衛生部，負責者為中國在公共健康方面最有素養的人之一；成立由受過教育培訓的人組成的教育委員會，他們夜以繼日地為改進城市和全省範圍內的學校操勞——在以往五年的軍國主義統治下，公共教育顯著地倒退。對於廣州的普通基礎教育，已經有了明確的計劃，女孩和男孩一樣都得完成三個階段；計劃已開始在選定區域進行試驗；此外，還有大學計劃，以及在全省建立工業學校的計劃。以上及其他可能被提及的改革都是省內的、地方性的。它們喚起的是人們對陳炯明省長及其追隨者的同情與支持，而與孫博士領導下的所謂新國民政府相距較遠。關於孫和陳之間實際摩擦的報道固然有所誇大，但這一點不是秘密：許多孫的支持者——甚至效忠孫博士的人——都並不信服那建國方略中構思的步驟；很多人認為，這樣操作的時機尚未降臨。作為一名訪問者，無須比當地人更有自信、更投入感情；因此關於新政府，我只想說一點。 即便是那些並非熱忱支持這次運動的人，也提出了一個頗難回應的論點。他們說，這裡有個驚人的矛盾：一方面是北方外國人的觀點，另一方面是反對南方國民政府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其立場是北方政府代表了中國的統一體，而南方政府在倡導分裂。他們指出，北方及整個國家都缺乏統一領導，而在很大程度上說，他們並沒有製造分裂而僅僅是針對已有的分裂來採取行動。他們指出，北方的外文報刊對北京持續不斷的譴責，針對其軍國主義體制，針對其放任軍閥上下其手；這些軍閥們一直在彼此爭吵，因此即便是北京政府的支持者也很容易預言戰爭不可避免。他們指出這樣一個事實：北京政府要想維持自身——統一中國什麼的姑且不論——唯一的希望就在於藉助軍國主義力量，而這是被全世界譴責的。於是，他們這樣發問：從外交關係的視角去縱容、支持這麼個政府，並將它理想化；而從國內視角來看這個政府堪稱腐化、低效且崇尚武力——此等做法究竟如何自洽？我承認，我個人沒法回答這個問題。實際情形確實令人苦笑：報紙上的文章一面在嚴厲地抨擊北京政府，說它毫無希望；一面又譴責南方政府不以「統一」為念，服從北方政府的領導。 簡而言之，對於每一個對中國抱有好意的人而言，廣州的地方政府、省政府有資格被寄予厚望。最起碼，對此持仁慈的中立態度不無裨益。因此，我不認可北方政府用武力壓制南方政府的企圖。即便它能成功，也並不意味著統一。廣東只會再一次被廣西那野蠻的軍事力量——和他們相比，安福派都算得上秀才了——吞併。如果孫氏政府不能對當今中國的經濟有所作為，那麼，它會被自己的重量壓垮。等著看吧！倘若在廣東的引領下，南方能湧現出大量好的地方自治政府，那麼假以時日，他們自然會結成同盟，這是中國真正統一的開始——不是紙面上的統一，也不是屈服於武力的統一。 （李宏昀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17卷，第23—26頁。 [2] 首次發表於《遠東每周評論》（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第17期（1921年6月11日），第64—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