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真正的中國危機 [1] [2]

我應該強調標題中的「 真正 」二字。顯而易見的危機充斥著每天的報紙：外國人被殺，房屋遭洗劫，安全受到威脅，以至於外國人都被集中到幾個港口，並被警告離開這個國家，離開戰爭的混亂與內戰的殘暴。但是，在我們聽到的所有謠言、傳聞與事實中，有鑑別力的人經常會注意到這樣一個信號：中國正在經歷著一場真正的危機。整個隱藏的宣傳意圖——有時是公開的——是反對民族主義運動和勢力的。而北方的勢力總是輕易地讓人失望。這是為什麼呢？ 要了解實際情況，最直接的方法是問：如果撤退的山東軍隊（它的指揮官之前是個土匪）確實進行了殺人和洗劫，新聞的基調會是什麼？答案是：這些事情一定會被掩蓋，它們會被看成內戰的不幸伴隨物；並且人們會說，敗軍在撤退時往往亂來。無疑，正當的賠償要求會向北京政府提出。但上海和倫敦不會請求美國協調干涉和封鎖中國港口。換言之，不會有人吵著要我們幫廣東人反對北方人。就像之前的新聞都帶有反對民族主義者的色彩一樣，新聞也會傾向利於北方人的一面。我無法想像，任何了解中國所發生的事件的人會否認這一說法。 再問一次，為什麼呢？這一報道新聞的雙重方法意義何在呢？如果北京政府真正能夠代表團結而完整的中國去反對不法叛亂分子，那麼採取這種雙重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北京有一個穩定的政府，能夠維持一般的權威，並擁有道德和法律權威，那麼這樣的區別對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北方軍隊大體上更守紀律，舉止更為有序，那麼這樣做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眾所周知，上述每一條假設都與事實相反。 多年來，北京政府一直都是一個盲目的生物，被每一個掌權的軍閥所控制。同許多人一樣，我見過掌權的總統和內閣先大聲訓斥某個將軍，宣布他是叛徒，懸賞他的頭顱；幾個星期以後，又全部收回，並頒布同樣的法令來反對那些請求他們作出第一個公告的將軍們。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驚訝：我剛到北京的時候，我們的公使雷恩什（Reinsch）先生告訴我，沒有外國勢力的承認，北京政府的壽命實際上不會超過一個月。我沒住多久就確信，他所揭示的並不是什麼秘密。對整個國家來說，北京政府並沒有權威性。它的支持者為了自己的目的而截留了收入，籌募並支持自己的軍隊以供自己使用。並且，這種現象在有組織的反抗北京的起義出現之前就早已存在了。 不，下面這個簡單的事實可以解釋我們所接收到的新聞基調與傾向：民族主義政府代表著一個民族運動，而在現在的情況下，任何一個民族運動都註定是反對外國的，也就是反對外國公民因為舊條約而享受的特權。在漢口和上海這樣的商業和工業中心，大量的外國人都反對所謂的廣東人革命，這不足為奇。我們不能完全用嚴格的經濟理由來解釋他們的這種反對。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並不大，但是在大的中心，在傳教士的圈子之外，美國人一般分享著英國居民的感受，這些感受在外國人俱樂部中聚集和興盛。大多數記者在這些俱樂部中吸收各種思想，收集他們的新聞。中國人的整個生活模式已經同建立在單邊特權的舊政權之下的各種情況緊密聯繫在一起了。看到一個舊的、看似穩固的秩序從根基上被動搖， 確實是 令人不安的。這就是在中國所發生的，這才是真正的危機。從「國家」這個詞的現代意義上來說，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國家。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為了更好地看待事物，需要大量的鎮靜、洞見和同情心。那些直接受新秩序建立影響的人自然只會認為，這是一種被不守規矩的精神所鼓動的排外表現。但是，下面這一點非常重要：站得遠一點的人會認識到，這種排外只是一個偉大的內部革命的外在表現。一個有4億人口、占據一洲疆域的民族不可能不經歷巨大的陣痛，就從一個中世紀集成體轉變為一個現代國家。這一轉變準備了10年，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明顯的高潮。處於這個國家中的我們，除非記住這個事實，否則就不會理解中國所發生的事情。 有一天，我收到一個美國人的私人來信，他在中國的一所教會機構教書。他的家和個人物品遭到了洗劫，他的職業生涯被打斷，他的生活也許不得不重新開始。然而他寫道：「民族主義分子最終是對的。我們所有在中國的外國人都無法脫離一種舊的秩序，而一個新的、進步的中國一定要消除這種秩序。對此，我們不能尖刻，因為在他們急於摧毀這一結構的時候，他們並不能區分出那些支撐這一結構的人。」我們不可能期望所有遭受苦難的人都能有這樣的大度和遠見，然而我們這些沒有遭受苦難的人應該知道這些話表達了整個問題的本質。我所說的，不過是放大了他的說法。 我不想給讀者留下這樣的印象，即民族主義力量的一次勝利，即便是占領北京，就能完成這一轉變。將中國變成一個現代國家的全部任務，要由幾代人來完成。然而，我們正在見證這一轉變中戲劇性和關鍵的一幕，這一幕如果成功，將會標誌世界歷史進程一個明確的轉折。歷史上幾乎沒有可以與之相比的事件，在我們的時代可以說沒有，即便是世界大戰也無法與之相比。我們已經習慣了地方主義和種族歧視，因此，這樣的聲明在聰明人看來也許是愚蠢的。但是我懷疑，在膚淺的泡沫與喧囂之下，大多數偉大的歷史變化在其同時代人的眼中都是晦暗模糊的。我們認識亞洲處在我們的世界之外，我們很難認識到那裡發生的任何具有偉大重要性的變化。但是當這些變化產生了後果，並被置於歷史的視角當中，重建亞洲最古老和最多數民族的生活至少會具有像歐洲脫離中世紀後進入現代文化那樣的意義。而下面這些問題——這一變化給幾千個外國人所擁有的特權帶來的影響、英國對印度的控制，以及其他當下顯著的方面——都可以作為一本書中的章節。用長遠的眼光來看當代的事件並不容易。但如果沒有這樣的眼光，我們只會將中國的事件視為單純的喧譁與騷動以及激情的混雜體。這一結果不但在理智上是不幸的，而且在實際上也是危險的，因為它標誌著一種傾向；基於這種傾向，種族、膚色的偏見與有意的宣傳進行著災難性的運作。我們對於中國的歷史性同情有被破壞的危險；並且，由於誤解引起的情緒高漲，中國未來的不幸事件會將我們拖向支持歐洲的、同我們的傳統和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 （孫寧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3卷，第152—1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