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市場？ [1] [2]

如果它不是一個事實，而且是那種多少為人熟知的事實，目前在北京召開的嚴肅的秘密會議 [3] 就是不可思議的。所有「合理的政治科學」的公認準則就是國家主權；在實踐中，沒有哪個政治獨立的階段比控制稅收和徵收關稅的權利更加謹慎地受到捍衛了，不管是為了歲入，還是為了培育方興未艾的產業。在北京開會的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三個民主國家——大英帝國、美國和法國的代表，各方都宣稱無條件地相信獨立的國家自治的權利。此外，還有對於帶有「國際主義」的任何事情的普遍存在的敵意。難道「紅色」國際主義者以及紅色政權不是一種威脅嗎？從這些前提出發，人們幾乎不會得出結論說，北京會議算作是為了參與管理中國的一次國際會議；它為自己妄取了主權國家一種最重要的職能，即確定對於外國商品的關稅；而且，它對中國就其自己的事務而言的公開的願望和目的，沒有任何進一步退讓的想法。而為了避免嚴重的麻煩，它發現必須作出退讓。 把注意力聚焦在政治理論和實踐之間如此臭名昭著的不一致上面，毫無疑問，是相當空洞的。然而，它可能是一種引導美國民眾直觀地看到中國情景的方式；並且他們認識到，美國的國家部門很快將不得不在如下兩者之間作出決定：它是否會繼續參與管理中國的內部事務，或者是否有勇氣和動力採取行動，不但以純粹民主的方式，而且以一種體面的方式採取行動，以允許中國政府進行金融上的自治？沒有理由懷疑國家部門善良的情感；就所有的可能性而言，它被中國理解為是好的，而且表現出來的善良意願不是偽善的偽裝。但是，這個部門受到了先例、慣例的影響，受到了更容易害怕對其他國家缺少禮貌而非對中國缺乏公正的外交禮節的影響。而且，它還直接暴露在來自希望為了自己的錢袋子而讓中國對外國商品的關稅保持在最低點的商業利益的直接且有力的影響之下。希望一般的公眾積極地關切將要作出的決策，而且會對國家部門施加比私人利益和隱秘的群體在相反方向上施加的壓力更大的壓力，敦促國家部門以一種公正的、人道的和民主的方式行事，這有些過分嗎？就他們在這件事上的責任，向一般公眾發表演講是徒勞的；它已經厭倦了外部責任，而且希望不被打擾。但是，帶著所有可能的強調作如下的斷言，不會有什麼傷害，即在當前的中國，美國人正在接受審判；而且美國人所持的對於關稅自主的態度，將在很多年中決定中國人對我們所持的態度。我們宣稱的對中國的善良意願是真誠的嗎？我們聲稱的比鼓動其他國家更大的公正無私是真的嗎？或者，它們是形式主義、多愁善感和妄自尊大的言論的結合嗎？這些是大部分中國人心中所想的問題。可以說，美國人民應對關稅問題的方式，會在未來一代決定中國人民對於一般的西方文明，尤其是對於美國的觀念和制度的道德和政治上的調整。 更不用說民主國家——它們自身是相當民族主義的，而且大部分情況下沉迷於保護性的關稅——對於中國內部事務不合法的干預立場，是由於歷史上的原因逐漸發展起來的；而且，這一直被容忍著，直到它變得為人熟知，且成為一種既得利益。最初，中國人漠不關心，幾乎可以正確地說，中國政府邀請了這種干預。過去，它不完全起壞的作用；有相當的好處源於這樣的干預。如果幫助管理個別國家的國際會議是常規，而且不局限於如此弱小，以至於他們可以安全地插手國家的特例的話，那麼，繼續在中國的實踐可能還有些話可以說。但過去不是當前，而且就所有關乎自己處理自己的事務而言，當前的中國正在下決心與過去徹底決裂。危險在於，外交家不會面對現實，不會正視這一變化的程度，而只會敷衍和妥協，會屈服於細枝末節，會盡其所能地無所作為，並寄希望於未來的事件使他們免於受到逃避問題的懲罰。就國際會議採取具體的和確定的方式看來，是朝向恢復中國關稅自主的方向行動，而不是在某個模糊不清的未來，那時，中國政府的一切都會好起來；而且在具體情況下的一個具體日期，中國的公眾意見將會迫使中國政府公然地對抗大國權力，恢復關稅自主，那就為時不遠了。站在底線來看這件事，把必需的事情變成一種好事；而且通過預知事件贏得公正和明智行動的聲譽，是最好不過了。 據了解，大國允許中國徵收百分之十或百分之十五的關稅。據報道，日本在第一次會議上，主動同意提高到百分之十二點五，這引起了震驚。試圖全面評論這種形勢，人們感到非常無助。如果想像力會發揮作用，而且想像召集一個類似的會議來發表對法國或義大利或美國，甚至一個三流的歐洲大國的事務的看法，就沒有必要做任何評論了；對於一個覺醒了的中國的憤慨和怨恨的感知，以及對給出其持續增長的原因的認識，將會使我們慎重地對待這件事。但是，正在考察的不只是中國將被允許徵收的關稅的數量，還有替中國決定如何用這些錢。有一種傳言說，日本同意美國提議召開一次會議，這得到了一個默許的保障，即美國將加入進來，敦促附加的資金被用來償還日本的西原借款。 [4] 這個傳言很可能是錯誤的——但其中有一點事實的成分。毋庸置疑，中國必須履行它的外部責任。但是，要考慮到下面的事實，即這些借款是在這樣一個時期簽訂的，當時安福親日派在北京掌權，而且被普遍視為中國向國外利益的背叛；顯然，這次會議的聲譽不會因為任何這樣的提議而提高。而且，這種情況表明當前外國勢力每一次妄稱為中國決定其內部事務所伴隨的危險。就中國對額外的資金的使用所作的某些決策，和某些其他的決策相比，將不那麼不受歡迎。但是去作決策，去強迫服從決策的任何企圖，不只是在當前中國金融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是合法建議的企圖，將確定無疑地會製造麻煩，而不是緩解令人焦頭爛額的局勢。 認為在當前的世界狀況下，國家已不能再做曾經作為當然之事和不受懲罰做過的那類事情，是老生常談了。而這個老生常談的事實，卻是中國處境的本質。唯一的問題是：它勉強地被承認，而且在麻煩突然爆發之後，通過向它屈服而被承認，還是它的全部潛能立刻被全心全意地承認？如果美國展現出妥協、延遲、走一步退一步、逃避的傾向，展現出依靠與當前的狀況不相干的古老的解決方案的傾向，正如大國之間的形勢最好的情況下也足夠艱難了，事情預先就失敗了。如果它引領了一個明確的和徹底的政策，其中，中國的金融自主是一個重要的特徵，那麼，一定有把握實現某些確定的事情。 美國的公眾應該記住：沒有甚至被稱為國家的榮譽和聲譽生死攸關的問題，而只有既得利益。降到最低層次來說，美國公民要作出判斷的問題是：他們是否希望美國政府的權力被用於以犧牲中國以及中美之間的友好關係為代價來推動一小撮製造業者、商人、代銷商和出口商的金錢利益？毋庸置疑，在國內，他們都是熱情支持高關稅的人，但卻想通過保持低的關稅率來保留廉價的商品和對中國市場的輕鬆占有。說到底，這就是在北京召開的莊嚴和神聖的國際會議所關心的事情。儘管事實是用許多重要但卻毫不相干的事務來粉飾這一根本性的工作，但這是可能的。問題足夠簡單了，以至於甚至厭倦了國外問題和對外政策的人也能迅速而有效地發表意見。我們希望中國像一個自由和自尊的人應該被對待的那樣被對待，還是作為一個為了少數人的金錢利益而傾倒商品的市場來被對待？ （王巧貞 譯）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第148—151頁。 [2] 首次發表於《新共和》，第44期（1925年11月11日），第298—299頁。 [3] 指1925年10月26日在北京召開的「關稅特別會議」。——譯者 [4] 1917年至1918年間，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簽訂的一系列公開和秘密借款的總稱。——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