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靈的轉化 · 中國與裁軍 [1] [2]

我誠摯地答應了《中國學生月報》（Chinese Students ' Monthly ）的編輯要我為即將召開的太平洋會議說幾句的要求，這是因為，我很高興能有一個機會來表達我對中國的關切，而不是因為除了大家已經知道並成為討論話題之外，還要補充其他什麼東西。相當明顯，這次會議面臨的困難將是巨大的。在美國、英國和日本，都有一些人認為限制軍備是最重要的，通過引入對諸如在遠東地區政策的衝突這樣一個煩人問題的討論而使困難變得更複雜，是不明智的。另外一些人（我比較贊同這些人的）認為，這些政策的調整是基本問題，即使大幅削減軍備，也無法在實質上改善國際關係，雖然這樣也許可以減輕稅收的負擔；他們認為，如果在這些政策上達成一個最終解決，軍備競賽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消除；而一旦相互懷疑和恐懼的根源得以消除，每個國家傾向於和平的國內情緒和輿論將會促進和解。在每個國家，許多人以普林斯頓·希本（President Hibben）校長很恰當地稱為「犬儒的悲觀主義」的眼光來看待整個事情。其中一些人受到《凡爾賽和約》後的幻滅感的影響，相信每個國家都會通過擴張來取得自己想要的東西，而不相信代表目前政治秩序的外交官們會獲得任何建設性的成就。然後，還有那些經濟上的極端主義者認為，列強之間的敵對是現存資本主義體系的必然表現；只要資本主義很強勢，那麼，要想尋求任何實質的改善都是荒唐的。 對公眾情緒的這種區分創造出了一種氛圍，加大了得出一個明確結論的困難。然而，我這麼寫卻不是助長絕望，而是暗示這次會議可能成功的一個方向。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的方向。這次會議一個附帶的產物，也許比獲得的任何直接結果更有價值，我指的是達到一種對遠東局面更好的理解和更多的了解。儘管有這樣一個事實，即這個世界由於戰爭的過度緊張遭受著道德疲勞，但我還是相信，一種新的社會意識正在每個國家中漸漸成形。這是一種新型的自由的跨國界的思想，而這種新的意識將對每個國家在國際上的行為產生越來越多的影響。 沒有必要列舉覺醒了的美國公眾輿論與前幾年相比如何看待與中國相關的每一件事。我的愛國熱情還沒有高漲到去推斷這種覺醒採取了對自己國家或者長遠來看對中國有好處的形式。不幸的是，其中一些主要是消極的，伴隨著把日本作為經濟上和海軍方面的潛在對手而產生的敵意與恐懼以及懷疑。但是，像大多數美國人一樣，我也認為，這是對中國人的真正關心，是對他們的同情以及一種願望的產物；這種願望就是：希望他們能有一個機會獨立於外部干涉來完成他們自己註定要做的事，而在過去，外部干涉一直是世界上的強國與中國的接觸中如此令人不快的一個特徵。如今，這種對中國公平的更加敏感的感覺不僅限於美國，也在英國迅速發展；而且，一旦戰爭熱情的平息容許大不列顛復歸政治自由主義，它就會變得更加明確。在日本，越來越多的人對過去的對華政策感到不快，希望加以修正。它相對於以帝國軍令部（Imperial General Staff）為代表的那些勢力的力量來說，是無序的和幾乎完全無力的。但是，這種感覺存在著，尤其在比較年輕的這代人中正持續壯大著。 那麼，會議提供的一個重要機會就是啟發每個國家的情緒和輿論，並在某種程度上使之固定下來。即使在日本，與會議有關的一種令人高興的意見也提出要把所有東西攤到桌面上來。我們可以稱之為會議的教育效果的那種效果，那種使事態問題明朗化的間接效果，從長遠來看，或許會超過會議在它直接針對的目標方面所獲得的實際成功。我這麼說並不是要貶低這些直接目標的重要性，也不是因為我認為它在這些目標上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其實，強調事情的這個側面出於兩個動機：其他更有能力的人會討論直接的陸軍、海軍和政治問題，而這個教育方面很容易被忽略掉；而且，在我看來，事情的這個方面也是中國學生群體最為自然的關切，並且是表明他們的影響對這次會議而言最有用的地方。近來，世界上已經有了太多的宣傳鼓譟，而如果我寫出任何文字來助長這種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的東西，那麼我將感到非常抱歉。但是，中國學生有了一個機會去幫助這個世界（至少幫助這個世界的美國部分）更好地理解中國的國內外的困難和問題，並以一種確切的方式培養一種對普遍而言的弱國以及具體而言的中國是公平的國際正義政策的同情理解。有一些人認為，我們對中國的新興趣是因為美國想要取代其他國家在那裡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我希望這不是真的。我不相信這是真的。但是，如果存在任何這樣的危險，那麼，這次會議為中國學生提供了一個機會來表達中國各種獨立發展和自我決定的權利，這些權利要求擺脫聲稱出於好意的干預和監護，以及公然出於敵意的干涉。 （趙協真 譯 莫偉民 校） * * * [1] 此文選自《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第135—137頁。 [2] 首次發表於《中國學生月報》，第17期（1921年），第16—17頁。